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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鸿

1星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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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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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李天葆】陈志鸿/流水三十年:忆李天葆(上) 前文提要:“斜签”二字被无辜划圈。这是古典常用词,《红楼梦》也用过,何来问题之有?一时,我们只能同声共叹,下一个世代似乎不太接触老祖宗的文学遗产。显然,他一直嗜用“斜签着身子”,不爱写“侧着身子”,往后也有文稿作“斜欠”。 我们都嗜读红楼(他喜欢戚序石印本),领受过曹公教诲,却未必知道自己始终活在预言的完成之中。一来到第六十三回寿怡红群芳开夜宴,往后就是一片不可逆挽的下坡颓势,盛宴长棚终究要慢慢拆;只是,火灭之前,有时会有猛然一亮的时刻,才完全归于寂灭。同期有个夜晚,不知谁为首,家里来了他,还有祝快乐,淑芳,翎龙,就一起席地而坐。二十多年后的12月13日凌晨四点多起身,刷了一下手机,便见夜猫子翎龙一点多传来的WhatsApp短讯,上写“听说李天葆走了”。一时,记忆再次点燃山顶房子的灯火,最亮的那晚又回来了,只是当日吃些什么,谈些什么,早已随风归尘,不由记忆了。翎龙说“记忆不牢靠”,我却一直记得这批稀客,他们来过我的生命。 那时,我又何其失策(已经是事后之明),介绍了一些新朋友给他。还是,我早已不堪重担,只想有人分担聆听的角色?很多年以后,人生已经渐渐坐四望五时,偶尔读到给Samuel Beckett立传的作者回忆录,我才惊觉这位诺赏大作家是如何掌控人际关系,他坚决不让不同的朋友圈彼此交叠认识,以杜绝飞短流长。他更知道自己麾下的亲友,不论对内对外总会彼此争宠,以宣告自己才是了解他的代言人;他甚至设法阻拦传记家私自接触亲友,只许一部分人受访,以对外呈现他要世人看到的公共形象。我拜师太迟,还有用吗? 友情渐归淡出,要是归咎于第三方从中作梗,岂不掉入张爱玲对爱情分手的嘲讽(分手者,往往都怪第三者)?人与人之间相交,总有一段仿佛不设限且看不到尽头的蜜月期,必须自行去发现期限的长短,才不会错失打牢基础的良机。在对彼此的好奇消散之前,总要建立更为坚固的共识,那段缘分才不会蒙受时间的冲塌,而沦为过眼的沙上楼阁。显然,我不是他心目中的忠实听众,太容易面露不耐烦,更糟糕的是,眼前并没有一面实体的明镜(我只有模糊的想像之镜,还有对方难辨的表情)可藏好质疑的表情,我已经露馅了。 倾诉者要的始终是聆听,是认可,我却常常觉得当事人的性格处事,得为人生际遇负上相当的责任;不然,我则不小心皱眉,怀疑入耳的语言夸大受伤程度,轻伤已经被语调拔高为重伤;更何况,听多了当事人对别人的嘲讽之后,有时我竟然渴望说话者可以尝试有份超脱人生苦海的自嘲。这样,似乎苛求于人吧? 有一次,刷到刘德华访谈,他说不相信朋友,朋友都是盲目的。偏偏,有时盲目的无条件支持,就是为友所需的条件之一,显然我一味只顾着把持自己的冷静,不愿意跟对方一起沉溺(他跳了下去,我却只肯岸上观),没有去扮演好称职的朋友。更何况,只将自己定位为朋友时,就会忘我地说些不中听的话语,对他的写作提出建议,更是胆大妄为,如今回想方知,真的失敬了。我竟然忘记再亲近的友谊底下,始终埋伏着一层前辈与后辈的位阶,我凭什么僭越,对他的写作进言?他不在了,我跟朋友说,张爱玲尚且有褪色的晚期风格(late style,那是始于Edward Said遗著的说法),李天葆是一味艳绝到底,拿着同样一把旗帜,站到最后成为一座可贵的纪念牌。他绝不迁就迎合讨好,也不愿意背负任何评论者的期待,更不曾想要证明自己可以称霸,他并不需要用名利填补自卑的无底洞;他只写字,沉溺,怀旧,告别了。 (四) 回归神交之初,只剩文字天地可以寄寓。名为〈虚幻也是一种存在〉的访谈刊登以后,我读《蕉风》他写的杂文,便自甘对号入座,领受他对我的散文的暗讽;〈腿〉获奖以后,偶尔瞄到他的文字,是用上“变态”二字形容,我心里只轻轻一笑:过去听过许多故事的人,终归有一天也得轮流被摆上台,成为别人口中的故事主角,这不就很自然的常理吗?只要大家开心就好,年纪都不小了。透过专栏独有的特权,偶尔我也尝试遥相回应一下,知道有时“敌人”比“朋友”更亲近,他一定有在观察我的动向,我愿意这么想。那无声有字的沟通始终断断续续维系着,直到我的所有报章专栏结束为止,才是真正的告别。 2009年,获知他以笔名“宋宣影”,凭着〈指环巷九号电话情事〉获得台湾时报文学奖,我为他高兴。光靠报章微薄的稿酬一篇篇执笔,不足以维持日常开销,患有脚疾的他可能需要一笔庞大的奖金;那时,新婚养家的人,岂会不知金钱重要?国家亏待他,并不承认马华文学是国家文学的一部分,文学盲或如吴冠中所谓的“美盲”的社会没有提供太多资源支援作家的创作,台湾文学奖始终是唯一可以尝试的外援,那是最有尊严的争取,却还得靠几分机运。不久,受邀写篇关于老吉隆坡的小论文,我重读一遍他所有结集的散文小说,需要考证“指环巷”的马来路名时,问了富都半山芭长大的艺婉不果,便夜里跟妻驱车入城,由着回忆指路,重返了昔日曾跟友人送他回家的路巷。是的,指环巷是Lorong Chin Chin的音译名,却已经昇华为可以隐喻小说意涵的地名。那是一次夜里的仰望,只是,他当时还住楼上吗? 忽忽又过去几年,社交媒体一诞生,人人可以寻亲访友,再续前缘,天涯已经是咫尺。脸书几度浮现他的大头照,我多番犹豫,终究没有主动加友,我们之间有太多的共同朋友,不时会转贴他的动向,我知道山东画报出版社帮他出版过一些书,也看见他出席一些文学活动,今年初还北访槟岛见梅淑贞大姐,那就够了。直到他羽化后,才发现网络世界如此之不可靠,总有疏漏之处:原来,2014年,他还曾在台湾出版小说集《浮艳志》,已经绝版了。依稀记得吉隆坡诚品还有(台湾早已绝版的)《绮罗香》存货,用手机Apps一查,便下城要了一册。回家一翻,列于卷首者竟是那篇〈雌雄窃盗前传〉,其余小说都曾收录于大将出版的《民间传奇》,我以为里边的文字都流丽之极,是他二三十岁便以华彩挥写而出的巅峰之作。 连续数日,我又重当了一回单纯的小读者,由着往事一幕幕随后跟来,一起梦回尚未踏出小岛的时光。那是高中午后,学校下课了,缘梯登上李国专楼图书馆。里边有个“大图书馆之中的小图书馆”,那是校内华文学会自行创设的小图书馆,只占出入口处右边的一个小角落,就一排U字矮木柜的藏书而已。平时,木门都上锁,不设透明的玻璃门,必须一格格打开,方知里边有何宝藏。这一日,就在其中一柜,那个昔日的少年无意之中瞥见薄薄一册书脊,尝试抽出一看,封面竟作仕女图,上题《桃红秋千记》。拿起来一读,却是惊讶:这是哪个年代的人?是马来西亚作家吗? 那是多么遥远的最初,先由文字结缘,就在小岛与都门之间牵起一道无形的长线。隔着30年时间长河,回忆再度帮忙擦亮我们昔日青稚的面目,那时我正年少,他也还年轻,刚刚登坛几年。生命,我一直以为它会再安排一次的会晤,像2006年美食广场椅桌间的不期而遇,就在我们老得可以心平气和相对时。那么,未来或许可以改写过去,曾有的纠葛或会随着时日而渐渐化解。不,如今只剩一把声音说,都给过了美好时刻,都给过了机会,往后就只剩下感激。 相关文章: 【悼念李天葆】陈志鸿/流水三十年:忆李天葆(上) 【悼念李天葆】林方伟/不是这样,不是这样的 【悼念李天葆】龚万辉/天葆遗事
5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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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最后一次我只是耳闻,别人嘴里呼之欲出,分明有个他。那是2024年,城中一场对谈开始前,有饭局暖身,一张长方桌坐有男宾四名女客三位,其中一位大姐派头的女媒体人说着兴起,不禁公然提起昔日有位男作家初入行当记者,被派往会馆采访活动,回到报社洋洋洒洒写上千字,却只形容会馆建筑而已。女媒体人笑盈盈说了一半,目光却斜射过来,要我接招(还是,坐斜对角的我心虚?)毕竟,我曾跟她话中的“男作家”做过一次很长的访谈,就登载于文坛皆知的《蕉风》。那一刻,心里闪过一丝惊悚,有一把声音说:大叔,那是等你掉入的陷阱,别自作聪明说出名字。 席间有报界文坛前辈,岂会不知道女报人话中所指?大家只听而不语,一个区区后辈要是当场抖出“李天葆”三字,就会透露一件事:他曾告诉过我这一件事。午饭已成一局心理博弈,我的沉默究竟是自保,还是尝试维护我们昔日的交谊? 那时,跟李天葆(是的,我一直连名带姓喊他)不通音问,已经快20年。最后一次偶遇,是陷入感情泥沼的2006年,订了机票准备赴英伦力挽狂澜,却还几番踌躇,城中可慰藉迷失的书魂处,终究只有双峰塔下的纪伊国屋。不想,在同一层的四楼美食广场,我手拿托盘觅位要吃午餐时,就碰上了也穿梭于桌椅之间的李天葆,两人狭路避无可避,只能尴尬挤出一笑:都已经有好些日子没联系了。我力邀同桌,他才肯坐下。聊起自身近况,我竟然要他扮演爱情信箱主持人,妄想从中听出一丝希冀,他却直言说,男女分手不一样,男人总是说说,还有回头的时候,女人是经过了一番忍耐,最后就会决绝,不会再回头了。从来,书写女性他最专长,我能不相信他所言吗?沉思了一下,终究得振作起来,照例问候了一下他的近况,却又引爆一肚子老调的意难平,说到激愤时,依旧金刚怒目。往常的无措又回来了,我知道不能即时吐语扑火;一时,更不宜离桌,只能坐等那把怒火慢慢熄灭,才告退。一个生命濒临巨大转折者,早已无心借出双耳,心里只剩一念:他还是老样子,没变。 往后接近20年,我们真的不曾再会?不。2009年婚后几年过去,有一回再逛纪伊国屋,难得踏入书价太高的小中文部,隔着几排书架认出前方有个熟悉的背影,我站住不动,想了几下,终究没有趋前相认,只转身退回属于安全区的英文部,那里有更大的书海可供掩护。那回,是最后一次单方面的遇见(还是,过去的日子他也曾这样见过我?)。过去,属于我们的过去,只能隔着相当的距离维持,不想再惊动了。 (二) 跟他走得较近时,是20世纪初头几年。前程未明,大学刚毕业就在母系暂且啃书,念起那后来渐渐成为鸡肋的硕士。当时,在一栋山坡排屋楼上租个无窗小房,终日只有阴暗与闷热,入夜十分难眠;幸亏白昼其他房客都上班,可以独占楼下通风光明的大厅摆桌堆书,靠写作、补习和讲座维生。 某次,跟已故陈雪风同台讲座后,才发现台下赫然有个李天葆,便趁机当面致谢,他曾颁给我一个几千块的小说首奖。所幸,他还记得几年前(1997年,我刚念大一)曾评审那篇名为〈生态〉的小说,是我老家槟州政府的小说征文比赛,同届获奖者还有当时身在意大利深造美术的赵少杰,我后来结婚时的伴郎。热络地唱和了几封电邮,李天葆便登门送我散文集《红鱼戏琉璃》(附有一纸勘误表)和《红灯閙语》,小说集《民间传奇》和《南洋遗事》(他递来之前,还说:这本印得不好,字体模糊)。后来,絮絮然聊起时代曲,一旦知道我酷爱李香兰和白光,便委托金河长青书店抄录两张白光CD,里边附有百代唱片公司不曾收录的歌曲;知道我写过以白蛇传为蓝本的〈伞与塔之间〉,他借我李香兰主演的《白夫人的妖恋》DVD。 有一回,获赠薄薄一册《绅士淑女图》,只听他说,你可以看一下这个。不识货者拿在手上端详半天,最后只好问:东方蝃蝀是谁?他无比惊讶,哎呦,他模仿过张爱玲,还被张爱玲讽刺过。细查方知,典出于张爱玲〈名必也正乎〉一文:“他发表他的处女作的时候用的是臧孙蝃蝀的名字,在××杂志投稿的时候他叫冥蒂,又叫白泊,又叫目莲,樱渊也是他,有人说断黛也是他。在××报上他叫东方髦只,编妇女刊物的时候他暂时女性化起来,改名商烟婵,又叫姽。” 我能以什么还礼?手上恰好有几册张爱玲小说英译本,一册是孔慧怡(Eva Hung)编辑的Traces of Love and other stories,另两册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的The Rice Sprout Song(《秧歌》)和The Rouge of the North(《怨女》前身),他说,你留着吧,我是不看英文的。我深知不会重读第二次,张爱玲的英语太枯淡,远远不比驾驭双语的纳博科夫别具丰彩,就硬塞了给他,仿佛要他承认是头号张迷。他是照单全收张爱玲所有作品,我曾说《秧歌》不好,《赤地之恋》只有半部可观,《半生缘》有点老套。不,他定定看住我,笑着说,全都好。 谈起三岛由纪夫,年少慕名翻阅数册,我直说不喜欢,他反问,你看过《丰饶之海》四部曲,还有他那些散文吗?那倒没有,他说起小说中的美少年如何几度轮回转世,一度还投胎作泰国公主(这岂不像我喜欢的吴尔芙《奥兰多》?),腋下有三枚黑痣可供辨认,引起了我莫大的兴趣,绘影绘声的说书人成功推书了。赴八打灵观音亭图书馆借阅繁体版《春雪》《奔马》《黎明寺》,独欠最后一册《天人五衰》,久久未能一窥四部曲的结局,最终才从学林购获简体版补憾。一度,动念要写篇“李天葆与三岛由纪夫”,做了一些准备功夫,终究未能成篇。 当时,学界有人撰文戏称“张冠李戴”,排比类似的描写,以此论断。从学术研讨会归来的黄昏,他气得脸都胀红,我把论文拿过来一看,说:文字只是皮相,尚未切中要害,朱天文尚且有些张爱玲的句子滑入笔尖。如有相似,张李二人(其实,还有白先勇)都有“嫦娥爱少年”的叙述模式,是其一;“曾经沧海难为水”, 难忘最初(错过)的爱,也是另一常见反复出现的叙述模式:但,人物塑造并不全然一个模样。旁边有位朋友听后,打趣笑说,你这样说,是要救李天葆,还是要害李天葆? 李天葆年少即成名,何须一个区区后辈搭救,他自有他可以站稳脚的地方:本来,在文学史上就没有百分之百相似的作家——哪怕具有师承影响关系。看得出相似,往往比看得见差异容易操作太多;要辨别其中钜细的差异(如,张爱玲笔下的女人都精打爱情算盘,李天葆的爱情飞蛾却只会奋不顾身),必须精读双方的文本,勤加追溯作者的丰富阅历,才能做出较为公允的论断。光是一个民国摩登上海孕育的张爱玲,绝对成就不了马来西亚诞生的李天葆,两人背后还共享庞大的明清鸳蝴小说传统,犹待有心人细加对读解码;之如港大出身的张爱玲背后,另有一个仅识汉字者较为生疏的英国文学传统(从兰姆,奥斯丁,劳伦斯,赫胥黎,王尔德,萧伯纳……),那是成就张爱玲幽默尖诮的源泉。 远在初识时,我便惊讶于他的坦露胸怀。甫见,他就细数生平所挨受的种种嘲弄,不管生活,文坛,职场都身陷四面楚歌,仿佛全无立锥之地。话中夹杂人物花名之多,我常常要问,那是谁啊?一再借出双耳,有时听得头昏耳震,只想喊卡终止;有时,则不免惊叹于眼前人如此伶俐聪敏,凡事入口即活灵活现。听见金句连发时,我总是事后总结一句,写下来,你一定要写下来,那就是魏晋风度,一部《世说新语》了。可是,有些嘲讽诉诸文字即失分寸,用以形容小说人物更容易流于扁平,我曾暗叹,〈蕙风楼鬼话〉的一部分写坏了,对人物嘲讽得太过分(此中有我们皆熟悉的朋友)。扮演了听众好一些日子,始知要心惊:万一他日交恶,我该怎么办? 那时,他已经遭受巨大变故多年,有家不能轻易归得,只有在外挨磨至夜深才能偷偷潜返。我们总是送他到邻近地铁站,好辗转赶搭末班火车回遥远的万挠。望着那独自走远的身影,心里只想到:那是沦落红尘的布袋和尚,以文字度人。白昼课后踏出他执教鞭的独中校园,吉隆坡便是他遭受贬谪的闹市。他或会找家快餐店买位置爬格子,或钻入网吧回电邮;有时人累,索性买张戏票入场午睡。有一回周六约见于茨厂街,薄暮中才逛一半,他说你在这里等一下,便混入人海半晌才折返眼前,手上已经拿着一份《南洋商报》,他急忙卷起放入背包。想了一下,我才回神过来:是的,夜报有他周日的专栏,他应该有剪报收藏的习惯吧。那时,他在《Newswire》发表〈雌雄窃盗前传〉,将一个“偷”字演绎至极致,我拟了一篇短评投稿助兴。听他说有一部长篇压箱已久,尚未公诸于世,只有一叠稿纸的面目,我自告奋勇要帮忙电脑打字。他支支吾吾,说字体太潦草了,一再推绝。直到几年后的2006年,我才跟一般读者一样,终于得窥《盛世天光》由台湾麦田出版。至于谁帮这位终生几乎手写的小说家长篇打字,我一直期待有心人挺身解谜。 (三) 租约一满,速速然搬离火炉小房,我却搬到更高的另一座山坡上,那是传说江湖老大自建的独栋三层楼房,格局仿香港山顶豪宅,依足风水格局。台基下建有不设门的车库,却用来堆满剩余建材,有一度还任由我的老摩托停泊。从基座算起,我住跟几位学生合租的二楼单位,访客得爬上屋旁至少三四十级的楼梯,才能敲门或敲窗(没有门铃)通报。他去世后,我才乍然惊觉:当时只道寻常,从未感谢过岁月的允许,年轻健壮的他才能挺着庞大的身子一层层爬登而上,就为了来新村跟小他7岁的小弟相聚。 2002年某个下午,他来我家以后神色凝重,说,我想借你的地方做一件事。我说,没问题啊,他随后从背包拿出一叠纸,趴在冰冷的云石地认真看起来。我房有一桌二椅,客厅也不乏一桌数椅,就是全屋找不出一张沙发,实在招待不周。突然,他抬头说,你看一下,这两个字有什么问题?那是后来台湾一方出版的《槟榔艳》校对稿,“斜签”二字被无辜划圈。这是古典常用词,《红楼梦》也用过,何来问题之有?一时,我们只能同声共叹,下一个世代似乎不太接触老祖宗的文学遗产。显然,他一直嗜用“斜签着身子”,不爱写“侧着身子”,往后也有文稿作“斜欠”。(1月6日续) 相关文章: 【悼念李天葆】陈志鸿/流水三十年:忆李天葆(下) 【悼念李天葆】林方伟/不是这样,不是这样的 【悼念李天葆】龚万辉/天葆遗事 【悼念李天葆】林健文/瑰丽的南洋遗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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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五雨夜,城里的文艺好友齐聚“青楼”,共赴一场与文字的约会。   Newswire活力副刊【读家】年度选书,每年都会票选十大文学类与十大非文学类书籍,盘点大马出版业界整年努力的成果。这是【读家】年度选书首次举办实体榜单揭晓活动,于1月3日在Newswire总社惬意展开。现场聚集出版业者、作家、活力副刊专栏作者等近80人在“灯下碰杯”,温馨氛围佐有美酒、陶土、给文字的告白,以及媒体人的殷殷心切。 ◢郭清江:深度阅读,须回到纸本 世华媒体(马来西亚)集团总编辑郭清江致开场辞时,透露他对当前阅读风气的深深感慨。 “今天每个人都把时间耗在手机上,父母也把教育责任交给手机,缺乏亲子交流。这对整体社会发展影响颇大。”他始终认为,手机只适合浅阅读,若要达成深度阅读,我们终须回到纸本,回到书籍,回到报章。以新闻事件为例,“在网络阅读,常常都是社媒平台推送内容,我们被动接受。而报章经过整理,在不受手机干扰下,从第一行读到最后一行,我们能够很好地消化,最重要是它能激发我们思考一个课题的对与错,协助我们成长。” 郭清江鼓励家长多让孩子接触报纸,缓解网络资讯爆炸带来的焦虑和抑郁,“科技很重要,我们要拥抱科技,与此同时也要回到真正的阅读,因为阅读真的很重要。” ◢孙德俊:继续阅读创作,保有判断力 以《AI时代2053》获选【读家】2024年度十大非文学类书籍的科技人孙德俊,在台上述说感言时,也发出相似的呼吁。“我在书里提到,使用AI(人工智能)有两种人,一种人会因为 过于依赖AI而降智,但我相信在场的人不一样,因为我们使用AI后依然会继续阅读,继续创作,保有判断力,这很重要。” 其他作家也有他们的关怀。 ◢陈志鸿:一起书写小历史! 以《昔日儿童皆长大:槟岛乔治市男孩的故事》入选十大文学类书籍的作家陈志鸿,当天才从法国巴黎回国,顶着时差赴约的他在台上表示,曾担心书写小地方意义不大,“但我希望抛砖引玉,可以的话,大家也把自己的成长记忆写成书,因为每个小历史加起来就是一个大历史。” ◢赖昭宏:出版两周就二刷 大体志愿者兼志工赖昭宏,透过《伤痛的祝福》一书记录大体捐赠者家属自述,入选十大非文学类书籍。“这是我的经历,是关于生死,关于照顾者,关于临终,关于丧亲。这本书出版短短两周就二刷,很难得,谢谢大家支持。”——足以证明阅读确是一种必需,我们终能在文字与书籍里,找到安放自己的角落。 入榜【读家】2024年度选书的20名作者,皆能捧回一个由灶窑坊赞助的柴烧杯。 ◢凌庆安:泥土和文字的共同点 灶窑坊创办人凌庆安说,“每烧一批杯子,要用6吨的柴,”身处不消几块钱就能购得漂亮杯子的闹市,“柴烧杯的价值在于,我们都是用心制作,我们使用的都是马来西亚的陶泥。当大家在跟文字谈恋爱,我也在和我的泥土谈恋爱,我想我们有一点点相像。”土色的柴烧杯并不发亮,一如文字的雕琢并无光彩可言,却给人一种温朴的踏实感。 人群聚散有时,走出外头早已没有风雨,清澈的夜空有点点星光。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静下心来阅读,期待2025年大马出版品持续如星灿烂。 相关文章: 【2024读家选书(上):文学类】《活力副刊》编辑室选书,来了! 【2024读家选书(中):文学类】《活力副刊》编辑室选书,来了! 【2024读家选书(下):印象篇】 ❶流散、回溯❷变变变❸“地方性”再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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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按:同往年一样,我们也请了几位年轻作者写下本地中文出版的印象文,作为你的选书参考。 流散、回溯:马华故乡与身份的再思考 文:李婷欣(台大中国文学研究所) 在现代化浪潮推动之下,迁徙与游走成为常态。“故乡”书写逐渐超越对原生地的情感依恋,转向一种回望的本能,与文化再现的实践。2024年“读家选书”(文学类)多部作品以多重视角探讨“故乡”,展现层次丰富的叙事形态。在“空间”—“时间”双重迁徙背景中,个体的回溯映射出历史进程的一部分。而多代写作者在叙述中展开对话,使“故乡”成为马华文学演进的重要纽带。这些作品以多样的文学地景,承载着对成长记忆、离乡情愁与身分思考的深刻书写,构筑了丰富而复杂的文化图景。 故乡书写必要性 海凡以其马共游击队经验,透过《落香》在二岛之间穿梭书写,将生态观察融入文本,描绘雨林共生的自然景象。上次写胶林生话,这次写沙巴管理油棕园的岁月,冰谷在《荒野惊奇:冰谷自传II》透过奇谈形式串联荒野记忆,从在“风下之乡”五年的“拓荒史”,重新审视故乡与身分的复杂关系。 故乡的书写因个体记忆的差异而呈现多样性,同时在反复的书写中逐渐形塑新的文化意义与认知。以槟岛为例,陈志鸿的《昔日儿童皆长大:槟岛乔治市男孩的故事》谈关于自身游走各地,但无论所见为何,“终究是从槟岛人的目光出发。”;梅淑贞在《游花园》对乔治市过度观光化的变迁提出批判,写道:“我是归人,不是走马看花的过客……” 这些文本不仅捕捉地方变迁,亦重塑个体与城市的情感联系。 麦留芳自传性散文《流水滚石》写了新/马两地的流金岁月,也聚焦于霹雳北部一带:槟岛、霹雳玲珑、怡保街巷,勾勒出故乡的时空延续性。牛油小生的《写给未来情人的足球指南》虽采博物式叙述视角,仍不脱新山作为故乡符码的影响。故乡书写或许并非刻意为之,却常成为自我定位的深刻倒影,折射出个体记忆与文化认同的复杂交织。 从土地至故乡——马华文学的“故乡” 书写,不仅重新诠释个人与土地的联系,更为未来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一种更开放、更多元的想像。马尼尼为在台,以另外的视角批判地解构传统意义上的“故乡”。《故乡无用》再现了乡土与现代性的矛盾张力:因肉身在他乡而长期受压抑的乡愁,游子逐渐失落——“我这一代人很多离开了就再也没回来过。”乡愁在流散中被压抑,最终化为身分迷失的征象。这一书写反映出马华文学在时代洪流中的流散与重构,亦突显其对故乡议题的当代省思。 以书页为介质,马华文学在流散与重构中不断探索身分与文化的多元样貌。或许,我们能进一步追问:当代马华文学中的关于地域/故乡书写,究竟是一种纯粹的怀旧回望、讲古,还是一场对身分与文化的持续重构?在流散/定居的交织中,我们如何避免将故乡过度理想化,而是以更深度的视角回应其复杂性?这些未竟的问题,或许正是马华文学未来持续需要寻找的。 变变变! 文:叶福炎(东海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 在整理完2024年的马华出版品并贴在个人脸书后,陈静宜留言问:“今年的出版品较往年蓬勃吗?”以出版本数来看的话,过去一年的整体出版包括再版、再刷以及新版,大致上仍维持在既有的水平之上。不过,若分别从文类、内容及出版的版图来看,它们有着不同面向的倾斜。 从文学类的书单中,这一年可以说是资深作家的盛年。从年初由有人出版社推出一套7册的《梅淑贞文选》,一直到年末以冰谷第二本自传《荒野惊奇》,颇有前后呼应、文学定调的意味。只是,这一年甚少能见新人的出现。在个人所知的范围内,只有3位诗人,包括骆俊廷《大寒以后》、覃勓温《夕惕斋诗稿》以及章楷治《凋零与丰收:致芬妮》。或许,单从一年来看无法判准文学生态的现象,但不失为一记录。 不过,从内容层面来看,这一年马华文学是以儿少时光、家乡为书写主题。有别过往都围绕在政治记忆的文学书写,如此写作的集体改变现象,也是值得关注的。这几年来,许多马华作家都在谈论个人的写作如何摆脱马华的既定印象。我想,过去一年的文学出版提供了不少的思考点。毕竟,马华文学从来就不是铁板一块,而是极具生机蓬勃的多元及多样态发展。 另一方面,其实我们也能在非文学类的书单中,发现有关于华人与政治论述的减少。在过去一年里,最印象深刻的两本,即是祝家丰《政治发展和民主化征程》和冯垂华《街头的共同体》。当然,马华出版中常见的宗教讨论、地方史撰写,仍是非文学类主流常见的内容。它或已成为一种特定的出版类型,而这也涉及马华出版生产链的课题。 过去,我一直都在关注普及大众的出版品。它不仅占了出版市场很高的比例,也是拉动出版业很重要的存在。现阶段来说,它一直正在积极成长中。陈静宜对饮食文化的讨论、赖昭宏以大体老师家属的自白、陈亚才对印裔社群及宗教的介绍——这一类的大众书写相当重要,也是从阅读进入思考的重要媒介。 总的来说,过去一年的马华出版市场并未有令人惊艳的作品。若要细数种种可能的原因,我想可归纳为以下两个,即书籍出版也开始走向分众化,出版社能明确提供读者他们在阅读上的需求;另外,整体出版市场的版图处在一个变动的状态,或许出版社也在重新调整自身的策略和定位。 无论如何,这一年来的改变也只是个过渡。我相信,不久将来就能见新的版图出现。而在可见的未来里,整体的马华出版品必然是朝向多元的发展,也将在读者与市场的主导下,带起不一样的出版市场。2025年会是一个新的起点! 南洋岛屿的“地方性”再发现 文:潘舜怡(马华文学与文化研究者) 回顾2024年,以“南洋”、“马来半岛”及“东南亚群岛”等区域性和地方性视角为主题的马华文学作品,似乎再次掀起了一股热潮。在影视方面,廖克发的一部时长5个小时的纪录片《由岛至岛》,反思二战期间,日军、台籍日本兵、东南亚华人,尤其是新马印尼华人之间的历史创伤遗绪,试图重新梳理南洋岛屿的战争网络以及庶民叙事。此片获得2024年台北电影奖百万首奖、金马奖最佳纪录片等奖项,备受瞩目。而在印刷出版方面,也“由此地至彼地”,出现了不少聚焦探讨南洋不同区域的地方文化、宗教信仰、文学地理、小镇历史的叙事,散发着关于马华岛屿/地方书写的魅力。 首先在北马部分,三可马凯丽的《乔治市的老店铺》带领读者进入槟岛乔治市,通过栩栩如生的建筑插画,叙说城镇老街、小巷的小铺故事,展现槟岛老建筑的生活美学气息。此外,陈志鸿的《昔日儿童皆长大:槟岛乔治市男孩的故事》,则以散文笔触,回忆在乔治市生活的童年往事。本散文集透露了作者对于祖父母、父母、亲友的抒情叙事,让读者感受属于槟岛小孩在市镇成长的记忆“温度”。 转移至中马部分,朱宗贤的《霹雳地方掌故》引领读者进入霹雳州的各个县市,从教育、经济发展、新村、医疗、饮食、宗教、小镇老街等面向,探讨该区华社的文化记忆。本书内容巨细靡遗,娓娓道来,尽现霹雳华人生活的地方风情。至于白伟权的《拜别唐山:在马来半岛异域重生》,则回到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的历史现场,考察拿律地区的华人史,当中牵涉了华人苦力移民、矿工的社会日常,谈及地方瘟疫、会党帮派斗争、华人经商群体的盘根错节,打开了离散华人于南洋“重生”的史迹剖析。 至于廖文辉编的《居銮老街的社区建构与发展作用》,则是本年度南马社区观察的代表作。本书属于学术研究作品集,书中收入了9篇关于柔佛居銮的华人社区建筑老街、教育、华人领袖、家族企业等探讨。另外,廖文辉的《马来西亚闽南宗族资料汇编》以及安焕然的《海洋与南洋:海南人的历史与文化》,分别考察了移居南洋的闽南、海南华人群体,讨论他们的宗族史、精神文化史,从学术研究角度进入对华人“由岛至岛”流动的历史叩问。 有趣的是,留台作家兼画家马尼尼为似乎“背道而行”。她的小说《故乡无用》叙述的是一个20世纪从中国移居至马来西亚落地生根后,所产出的“无用”的家庭故事——叙述卖咖啡营生的“阿公”以及14名儿女如何面对疾病、死亡、迷信,思考原乡平凡“无用”的反讽性。而本书为第24届台北文学年金获选作品之一。 整体而言,本年度关于南洋的“地方性”书写题材丰富,内容多元,无论从文学或者非文学类的出版读物而言,均发现作者们对华社地方的大历史与小叙事的关怀与想像。 相关文章: 【2024读家选书(上):非文学类】《活力副刊》编辑室选书,来了! 【2024读家选书(中):非文学类】《活力副刊》编辑室选书,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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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对故乡有怎样的记忆?是充满市井人情的小巷、儿时嬉戏的老街?《昔日儿童皆长大》、《隆情岁月》、《温暖琐碎生活在南边》,从不同角落勾勒出地方书写的独特风貌。就让我们在这篇文章里,跟着3位作家的笔触,重温属于他们,也属于我们的故乡故事。 逛书局看见陈志鸿的《昔日儿童皆长大》(以下简称《昔日》)、李系德的《隆情岁月》与蔡兴隆的《温暖琐碎生活在南边》(以下简称《南边》)齐整并列,势成北马、中马、南马三地的在地书写。除了地方特色、风土民情,由于作者出生时代相异,读者亦能借他们的书写重温这些地方的往日掠影。 陈志鸿的《昔日》围绕“童年,家族,乔治市”而写,自传性质较强,以故乡乔治市作为据点,梳理自我与家庭史,带我们见证上个世纪的华人,大都出生在大家庭,作者谓之:“那是一张编得太紧密的家族邻里关系,到处碰见亲戚,到处都是监视。”这类亲戚间品头论足的氛围,曾让作者活得十分压抑。篇幅颇长的家族书写,同时聚焦了父母之间的可爱互动、与亲生哥哥关系不亲的原因、及至其他亲戚的生命佚事。 《隆情岁月》的作者李系德出生于1951年,以白描手法重塑记忆中的吉隆坡,那些地方同样热热闹闹——比如作者出生的榕明茶室楼上,那里“‘七十二家房客’般有许多板房,房客各有一些花样百出的怪异行为”;小小单位蕉赖路522B曾经围聚着他与一众媒体人,聊天吹水听歌打麻将;圣淘沙花园公寓,是作者与聚少离多的大姐相聚话旧的所在。 《南边》的地方书写企图没有前述两本来得强,它所回顾的时态,也相对近期。蔡兴隆,人称蔡老板,在居銮经营On The Road Café,定期举办文艺活动,给地方捎来文学星光。蔡老板建构文学上的居銮,〈小城之心〉回忆起这方水土曾经是黄锦树、廖宏强、锺怡雯的发迹之地。他笔下的On The Road Café富有人气,洋溢文人风采,一如其同乡学弟谢明成笑言,这家café,因为曾接引李永平、黎紫书、曾翎龙、龚万辉、许裕全等大咖文人,就快成为“龙门客栈”。 ◢镌刻地方的繁荣与变迁 心理学有个奇妙现象名曰“门口效应”(The Doorway Effect),当我们穿过门口从一个环境进入另一个环境,会突然忘记了原本想做的事情。大脑根据情境来对记忆进行分区,反过来说,空间替我们记住了一段回忆。 《隆情岁月》的吉隆坡在岁月辗转中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书中谈起很多地方轶事,读者通过李系德的追忆,了解Desa Petaling缘何取名大城堡、Jalan Hang Lekir原名为Cecil Street、苏丹街附近的鬼仔巷、榴梿巷、烟铲巷等小巷的历史背景……齐克果:“生命要往前看,却要向后才能理解。”当我们理所当然地穿梭今时今日雪隆区的大街小巷,这一本书能让我们慢下步伐,从层层掩映的历史迷雾中,照见隆城的旧日光彩。 当然所谓的过去,也不尽然只是光彩而已。李系德拾忆五一三那一夜,半山芭的大华戏院正播放着《负心的人》,而他则到金华戏院看《窗》,书中以第一人称记载当年的险象环生:“戏还未放映完戏院就开门放所有的观众出去了,我还蒙查查,不知大马发生了种族冲突暴乱,失魂落魄随着人群乱闯赶回家去。走到半路,就听到身后响起连串机关枪声!真的是险死还生,执番条命!”作者也耳闻当夜,他的嫂嫂娘家所有人都逃到默迪卡体育场的看台避难,而嫂嫂妹夫还在逃命路上遇见暴徒翻车烧车,所幸求救镇暴队才捡回一条命。全书写得不多,但这些记叙无疑是历史的证言之一。 那些被时代淘汰,被今人遗忘名字的旧地,通过作者的文字逐一回归鲜明。套一句作者的话来说:“五十年来的沧海桑田变化,简直变到连佢阿妈都不认得出了!”曾在网上看过一系列摄影作品,将不同时代,同一个地方同一个角度的相片,通过技术加工、重叠,起到古今对照的效果。如果以这种形象思维阅读《隆情岁月》,我们可以看到如今的IKEA与MyTown是Cochrane Road School未搬迁前的原址;星光熠熠的Pavilion以前是广艺戏院(戏院的英语招牌正好也是Pavilion);Concorde Hotel原名是Merlin Hotel,改名后竟然迎来天王巨星迈克·杰克逊;半山芭监狱拥有世界上最长的壁画,从高处可以摄得男囚犯露天集体洗澡的“肉照”,如今监狱成为LaLaport购物广场,李系德笑称——会不会有“阴魂不散”的隐忧呢? 镜头转向北马,陈志鸿又是如何在《昔日》描述岛上的往日景象呢? 善于写生的陈志鸿,通过仿若细笔画的笔触,重新布置记忆现场,让读者重回岛上那些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战前老屋—— 那老印务厂是屋身深长的战前老店屋,屋里有一条乍看显得陡峭的长梯,却又充满仁慈的考量,中间设有仿佛休息站的平台,让人可以稍微停步一下,再爬未竟的梯程。手沿着楼梯扶手上去,一路都是精致的宝藏栏杆,到了楼上的L字栏杆,都还不忘应该坚持着一份庄重典雅。楼上共有三四间房间,他们只用挂有布帘的一房,一个安有一张单人沙发跟一张双人沙发的小偏厅。跨过屋尾一道门槛,那是有遮棚的阳台,附有厕所浴室,还有一个小厨房,里边有一张原形云石饭桌(这是后来记忆才补上的物件),她去世的16年后,我造访于姨婆家惊见古雅的一桌,就听她马上说,这是从姨婆家搬过来的。 ◢浓郁喧闹的市井气息 学者杨彩杰为香港作家黄可伟《伪双城绘图志》写的序中提到:“时代步伐下,人和事不可避免地急速转变,甚至消失,用怀旧把这些消逝之物放置在记忆之中,这可以是一种抵抗。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那句:记忆,就是一种抵抗。而且,怀旧不仅仅是记住了那些消逝之物,它还让人们从过去之中汲取温暖而坚强的人性力量,以此作为对城市文明及其衍生出来的价值观之反拨。” 在地书写的意义之一,便是通过成长经验与环境的紧密扣连,让未来读者想像往日的生活场景。 《昔日》回顾了许多在地事件,比如1983年光大失火;同时也聊到从前的社会风气。作者形容,80年代的槟岛,毒品与私会党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从前,在德顺律的童年,我妈喊了一声,快关窗关门,即知外头又是私会党械斗了。风雨过后,可以开门验收街上车窗被砸碎多少。” 〈一日五餐的市民〉则生动刻画槟岛的美食文化——一个T字路口,往右转有咖喱面、炒粿条、曼煎糕;左转则有炒果角与粿条汤。作者以古鉴今,对庶民文化的改变提出观察,认为以前一条街就能承载一个人所有的生活需求,如今的社会则是“将家居工作购物三分化,让自己在不同时段出现在不同空间里边”,所以人们需要一直开车,少了童年的市井气息。 这3本书的作者当中,以李系德的资历最老,我们从他的分享中回到上个世纪,窥探首都人的娱乐生活。那年代的电影院公告是用毛笔书写的,而夜总会竟然可以请来邓丽君、梅艳芳、谭咏麟、费玉清等巨星。读到南苑可以观赏脱衣舞,或是看马来舞娘跳Ronggeng舞时,难免要感慨社会风气日趋保守。 George Eliot(乔治·艾略特)曾经写过:“如果我们没有在童年时与大地共处,我们不可能如此深深爱着这片土地。”书写土地者因为生于斯,长于斯而对一片土地爱得更加深沉,想要穷尽文字之记叙能力,留住一座城。然而,当一条老街被迫让路给发展工程,就像传统文化逐步被肤浅的娱乐消遣所取代,除了回味,我们还能替一个地方展望什么样的未来? 台湾有河book店长曾在槟城的某个讲座说过:“如果你不知道要开怎样的书店,不如先想想你要在哪里开。”一个地方总是需要一家书店的,《南边》的蔡老板经营的正是这等文化事业,On The Road Café除了卖蛋糕与咖啡,同时也卖书,举办艺文活动比如“南边有光在居銮”与“居銮起风了”。 人到中年的他开始思考自己与世界的关系:“如何描述一座和伴侣和孩子日夜生活栖息热爱的小城,也就是在描述我和这世界的关系了。”因此,他的文字承载的,更多是他对目前生活与居銮这座小镇的热爱。他39岁迁回居銮,就是为了“老茶室的小食手艺、新村巴刹的人声鼎沸、各类社区文艺活动的蓬勃”。 他对居銮这座小镇始终保持展望向前的姿态,所以继续深耕这里的文艺气息,以期“让散落四处的星子趁机回来小城一趟呢,回来触碰小城的心灵脉动,或仅仅只是回来向比我们更年轻的孩子们,说一则远方的故事,也行。” ◢我们都背着故乡上路 或许我们都得离开,但正如香港作家叶梓诵读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后所感:“原来不论我们走到哪里,也躲不过这件事,我们总得要从原初的城市出发,总得将她与游经的城市并置,从对比中看出差异,才了解新的城市,新的故乡。”我们终究逃不过家庭,逃不过故乡在我们身上投射的阴影。陈志鸿离乡多年之后感叹:“我终究活在陈家的传统里边,所有的反抗只是迂回的回归。” 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回来,或是敢于回来,因为近乡情怯,无法接受毕生珍爱的旧城终将面目全非。少小离家老大回,故乡成他乡,一切都不一样了,更叫人伤感的是,我们彻底与这片土地断绝连系,就像陈志鸿母亲离岛多年后回到乔治市点了卤面,吃后竟然腹泻。 所以,故乡书写是不是恋乡者凝定旧城风貌的重要手段之一?好似那个由马哈迪1987年埋在The Mall的时光胶囊,一百年后重新挖出来,其中信息对当代的人们还有意义吗?在时光的轮转中,其所回顾的内容会否与现实有所出入? 关于这些问题,想起王盛弘早就写过——我想到记忆,记忆也像雪佛,终究要坍塌,毁灭,消融于无迹,我却用我的文字,不知靡费地为它妆点璎珞,为它打造佛龛,为它起建院寺,到最后,雪佛不见了,只剩下文字,文字取代了雪佛,成为记忆本身。 相关文章: 【马华读立国】王晋恒 / 愤怒的权力 · 复仇的正义 文创新商机/王晋恒(双溪大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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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辗转的告别”就写了小时候和二姑女儿阿美因大人世故的告别——“不知何时开始,我们不再混在一起了”,但是再次告别却已是故人向世人宣告,“我已经走了”。在一个槟城男孩的自传中,告别总会不断上演,而《昔日》写作自身本就是种悼念与追忆。 由于个人研究兴趣的转变,近来从过往的文学研究转向非虚构写作的讨论,于是开始考察、探讨这一类写作光谱的两端,以及它所涵纳的范围有哪些。其中一端,即是自传文学。什么样的作品才能被归为“自传文学”?法国学者菲力浦·勒热讷认为,它必须符合以下3点:❶作品的语言是叙事并以散文体为形式;❷主题内容所探讨的是个人生活和个性历史;❸作者与文中的叙事者、人物是同为一个人。 今年,有人出版社推出陈志鸿《昔日儿童皆长大》(下称《昔日》)即是自传文学,而这也是作者第一部在马来西亚出版的作品。相较于林春美忆往槟岛的散文、杜忠全的槟城地方志以及陈政欣说一个大山脚的故事,《昔日》却是在马华文学中,相对少见有系统对自我与家乡的叙事。而且,这也更贴近先前马华作协在《复始之地》一书,所欲讨论“乡土”概念:“启动新的出发,寻回失去的故乡味道,承接这些新故事的发现。” 《昔日》的编排,虽是按时间(从出生到长大)和空间(从自家到乔治市)上渐进排序,不过哪怕单篇抽出来阅读,也不影响作者于每一篇专注谈论某人、某事、某地。例如“一辈子都合穿的乳名”不仅谈的是自己小名的意义由来,也把这看似普遍多数人可能会有的经历,讲述成是一种家族的传承与纪念。自传文学的写作往往会牵动读者的回想与反思,是一个双向互动的阅读体验。 然而如此精练书写,也能见于其他的篇章,还有善用歧义的一语双关。“一场辗转的告别”就写了小时候和二姑女儿阿美因大人世故的告别——“不知何时开始,我们不再混在一起了”,但是再次告别却已是故人向世人宣告,“我已经走了”。在一个槟城男孩的自传中,告别总会不断上演,而《昔日》写作自身本就是种悼念与追忆。尤其,那些已历经不同时差的面貌与关系,只能如此让它凝固。 在〈后记〉中,陈志鸿写道“回忆这东西自有它的癖性,往往一呼百应,一旦记起一件事,又会马上牵出下一件来”,可这不就是书写的意义吗?碎片记忆需要经由缝纫(即书写),才能把人生的种种经历,编织成一个记忆的网络,让它得以现形与安放。可是,“槟岛之于一个四十六岁的人来说,还有什么意思?”而我们又为何要读一个离家近四分之一世纪的男子,他所写的自传与家乡呢? 我会这么说:一个人的生命经历不会只是个体的,而是整个社会的。文字凝固或赋形了社会记忆,它会成为一段过往历史、思想遗产,留待后人哪天在时光缝隙中,追忆并思考那些种种“我(们)—集体—社会”的经历。 相关文章: 金睿瑜 / 回望岛屿的童眸 农夫/昔日儿童皆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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