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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我经历了一场又一场的告别。
这一年离世的，除了几位长辈与好友，还有三位文坛老友──聂华苓、南方朔与郑愁予。他们接连凋零，带走了一整个世代的记忆。
我与这三位国际知名作家，因《花踪》文学奖而结识。他们无私推动世界华文文学，令我始终心怀感念。怀缅他们，悠然心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之思。
（一）是过客，也是归人的郑愁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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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郑愁予与马来西亚的文学缘，始于“花踪”文学奖。
1993年，郑愁予应邀担任第二届“花踪”文学奖决审委员。我对每一位愿意远赴我们这个边缘小国担任评审或演讲的作家，皆心存感念。为此，我悄悄背熟了他的名作〈错误〉：“我打江南走过／那等在季节里的容颜如莲花的开落／东风不来，三月的柳絮不飞／你底心如小小寂寞的城／恰若青石的街道向晚／跫音不响，三月的春帷不揭／你底心是小小的窗扉紧掩／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
一日早晨，与郑愁予闲谈，提起这首凄婉含蓄的诗，探问其创作缘由。他说，抗日战争时期，父亲受军训后即派赴湖北前线，年幼的他随母亲流亡，亲眼目睹战乱带来的伤亡与痛苦。1984年，身处江南的他，陪母亲上街时听见战马蹄声，唤起了童年记忆。他将这份战争与离散的苦难体验艺术化，以母亲为原型，写下这首刻画思妇期盼归人终成空幻的“美丽的错误”。
郑愁予的骨子里，蕴含着中国传统人文精神与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正因如此，他能将中国传统意识与西方现代派表现技巧，结合得浑然天成。
〈错误〉被一些评论家誉为“现代抒情诗的绝唱”。然而郑愁予却认为，〈衣钵〉才是其所有抒情诗里最重要的一首。他说：“ 〈衣钵〉与时代有关，与我个人情操和历史都有牵连，那是对历史负责的一首长诗。”
评论家常将郑愁予的诗风归类为婉约派，称他为“浪子诗人”。郑愁予却说，自己生命的核心是无常观与任侠情怀，诗作皆围绕这两大主题。“推动我作诗的力量，就是佛家说的‘无常观’。所谓‘任侠精神’也从无常观而来。无常观可以带出‘觉’、‘醒’、‘悟’。”
自认未曾深研佛法的他解释，其“无常观”仅是借用佛教名词诠释人生现象。“ 无常观是一种宇宙观，正因感悟人生无常，才衍生悲悯心与任侠情怀。若一味贪求，人生只会愈加痛苦。”
2011年，我再度邀请郑愁予担任第十一届“花踪”新诗奖决审委员。接机时，他赠我诗集《寂寞的人坐着看花》。纵使行程紧凑，我仍抽空翻阅，感觉其诗风已有转变。诗人除了表达深沉苦闷的家国之思，对生活与自然的体悟也更为深刻，蕴含道家的豁达与佛家的禅机。
2014年，郑愁予应邀参加吉隆坡国际书展。讲座结束后，他透过主办方大众书局约我见面，并赠我一瓶金门高粱酒。提着那瓶酒，我心中满是感动：一位年近八十的长者，得花多大心神，才能让这瓶酒在旅程中安然无恙。郑愁予于2009年落籍金门，出任金门大学终身荣誉讲座教授，将自身诗名与金门文化推广相结合，故乐以金门高粱酒赠友。
2017年，郑愁予应马来亚大学中文系之邀，至文学院演讲。若我没记错，彼时他已是东海大学终身荣誉讲座教授暨驻校诗人。讲座后，他与我在马大附近的餐厅餐叙，天南地北聊了许久。他提到，大学对他礼遇有加，唯不包膳食，宿舍附近又无餐馆，吃饭成了难题，时常随意敷衍。这次见面，我感到他较以往明显憔悴衰老，步履亦有些蹒跚。
心想，或许是营养不良导致健康走下坡。他需要一位私人助理，像出国演讲这般远行，应有人从旁打点。
告别后，我曾将他的情况反映给其好友诗人张错与焦桐。当时张错自美国赴台，任台北医学大学讲座教授及人文艺术中心主任。我们相约，若去台北，便三人一同拜访郑愁予。然而那几年正值多事之秋，我终未能成行，徒留遗憾。倒是张错与焦桐，都曾与郑愁予相聚。
2020年，郑愁予返美治病。2025年6月13日，91岁的诗人逝世。达达的马蹄声，自此渐行渐远。
（二）永远的反对派南方朔
马来西亚的知识分子，对南方朔之名当不陌生。
他是台湾知名的批判型公共知识分子、评论家，以新闻、文化评论与时事政论为志业，毕生勤奋笔耕，启蒙无数年轻学子。其最为人称道者，乃是“为台湾人读书”。他一日之中，大半时间用于读书写作，据说每日阅读约15本书，经史子集，包罗万象，因而学识渊博。每逢世界发生大事，媒体皆寻他分析评论，而他从未让人失望。
1997年，经报界前辈高信疆穿针引线，我认识了本名王杏庆的南方朔。邀请他担任《Newswire》特约时事专栏作者，未料他连稿酬都未问，便爽快应允。他连续撰写十年，精辟论见广受好评。曾有好几位政治领袖与评论作者告诉我，南方朔的专栏是他们必读的，借此了解国际与两岸时局。《Newswire》亦曾三度邀请南方朔来马，担任“花踪”文学奖评审，并赴东西马各大城市演讲。
接触日多，我与他结下深厚友谊。每次到台北，我总设法挪出时间与他相见，聆听他对时局的高见。他生活简朴，每次总是乘捷运前来，相约在捷运站出口碰面。
南方朔年轻时积极参与社会运动；即使年岁渐增，无法再上街抗议，仍透过文字批判时势。我必须承认，其新闻信念──“永远的反对派”──对我影响至深。他主张：“在民主社会里，权力需要制衡。媒体不应是政府或资本的附庸，而须持续站在权力的对立面，代表人民，保持批判，成为公共领域中监督、质疑与平衡权力的力量。媒体若失去批判与监督，只剩歌功颂德，便会沦为宣传工具，民主也将空洞化。”
南方朔评论的基本思想，是“同情弱势者与少数群体”。2004年应邀来马公开演讲期间，他接受我的专访，阐述其理念：“人的行为、信仰，任何文化层面的事物，皆有‘同’与‘不同’。因有‘同’与‘不同’，故必有‘多数与少数’。然而人有一种先天自然的心理：当众人都与我‘相同’，便觉安心；看见他人与我‘不同’，则易生惧怕、厌恶，甚至轻视。我们常将这种惧怕、厌恶、轻视，解释为一种道德。因此，当多数面对少数，常视后者为落后、下流、野蛮。走在街上，若见一人衣着与我等不同，较自由奔放，便可能认为其下流。此种心态，造就了社会的不容忍与偏见。我认为，‘包容’的价值，比由多数决定的‘自由民主’价值更为高尚。”
他认为，越好的文明越能体现包容体贴、尊重、照顾及理解少数者。基于这个信念，他一直捍卫同性恋者、身心障碍者和边缘青少年等少数者的权利。
在当前是非颠倒、纷扰不断的世界，尤其是在极端分子煽动仇恨情绪的社会，南方朔这番同情与包容少数群体的话语，更显得铿锵有力。（续读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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