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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

4星期前
若说谢冰莹之于太平华联中学,那么霹雳女子中学,则应当属于翠园。 翠园,原名彭士驎,1922年生于湖南长沙——那片人文荟萃之地,岳麓书院亦在此间。1946年,她考入广州文法学院新闻系,后转入中文系深造。当时文学院院长为顾颉刚,师资尚有潘重规、佘雪曼等名家,都是她的老师。这段求学经历奠下扎实文学基础,也影响了她日后对诗词书画与中华文化的热爱与投入。 翠园于1950年代初南来,定居怡保。初抵当地,她亟欲寻得一份教职,便直接走进学校求职。据她回忆,当时怡保育才中学与霹雳女子中学同属一个董事会,她于是先到育才拜见校长蔡任平。蔡校长是广东梅县人,日本明治大学医学系肄业,战前已南来育才任教,其后执掌校务34年,是育才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校长。蔡校长见过翠园后,指示她再去拜访霹雳女校的林玮校长。 当时林玮兼管霹雳女子中学与女子小学两校。翠园后来回忆:“女小的校舍是借用大伯公庙旁的空屋,办公室设在庙前的戏台上,简陋非常。”(《校里乾坤》)战后各地华校正处复建,办学条件艰苦可想而知。翠园抵埗不久,即投入华校建设。1951年1月,她正式收到聘书,聘期至同年12月。不久林玮辞职回中国,教务主任姚奋南暂代校务。1954年,教育部督学团到校视察,锺敏璋督学建议女中应由女性出任校长,翠园即彭士驎校长,正式接任霹雳女子中学,直至1978年退休,掌校前后28年。 我对彭士驎校长的认识,源于她以笔名“翠园”写下的一本本散文随笔。早在退休前,她已规划写作方向。此后二十余年,她持续在报章开设专栏,笔耕不辍。那些不过千言的短章,看似清淡从容,却沉淀着岁月累积的人生经验与思想灵光。 翠园共出版了8本散文集,包括《夜窗闲话》(1975)、《书灯絮语》(1987)、《缘在山中》(1991)、《校里乾坤》(1993)、《珍藏偶记》(1995)、《徘徊画廊》(1997)、《翠园小品文》(1997)以及《晚晴幽草》(2005)。后期几本由她儿子梁欐祥协助编辑出版,采用小开本,篇幅简短,翻阅轻便。书中多为千字随笔,却层层展开她一生行旅与心境:从湖南童年记忆,抗战岁月,到广州、香港,再至马来亚定居,以及她半生的教学生涯。 此外,她执掌霹雳女子中学28年,对华文教育的观察与思考,亦时时见诸笔端。翠园亦与友人创立“扶风诗社”(注册未获批准,后易名“山城”),并参与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霹雳联委会、马来西亚书艺协会、霹雳文艺研究会、怡保山城诗社、嘉应会馆妇女组等多个文艺团体。教育、写作、绘画、园艺、诗词、书法,无一不倾注心力,悉心经营。或许正因如此,她的散文小品总流露出一位女性知识分子的识见与修养,尤其是她对日常事物的真实感受与独到主张,弥足珍贵。放眼今日马华文坛,已很少再见这种知性与感性兼具的文字。翠园的散文随笔,读来历久弥新。 一个随夫南迁的女性,能够在异乡站稳岗位,自需过人的坚韧与耐力。谈及当年南渡,翠园曾回忆,她乘意大利邮轮先抵新加坡,再辗转来到怡保。1954年,她接任校长时,年仅31岁,几乎没有任何校务管理经验。初到之时,她既不谙马来语,也不熟悉英语,却必须周旋教育局与董事会,处理校务往来,逐渐应对自如。霹雳女子中学在她任内经历改制、迁校、新校舍兴建,教学设备逐步完善,学校规模日渐扩大。 翠园一生与文坛友人往来密切,情谊深厚。从多部散文集可见,为她作序者包括香港作家东瑞、黄润岳、永乐多斯,以及继程法师、陈郁菲校长等人。晚年的自传性散文《晚晴幽草》尤为动人,书中收入两位儿子、媳妇与孙子的纪念文字,情真意切。孙子自幼向她请益书法,深受熏陶,也写得一手好字。 后来在怡保培南独立中学掌校35年的陈郁菲校长,1952年仍是霹雳女子中学15岁学生。她忆及翠园初入课堂:微烫短发,黑丝眼镜,一袭旗袍,带着湖南口音,举止极端雅。学生们当面称她“彭先生”,私下则唤作“南岛李丽华”。 永乐多斯亦提到,其家族三代人与翠园情谊深厚。她生产时,翠园特地从怡保赶往医院探访,并称她“宽容谦和,不断进取,勇敢温柔兼备,做一个自己快乐,也为他人带来快乐的女性”。 相关文章: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李天葆驶向吉隆坡的慢船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都门梦忆李天葆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住进郁达夫书房的李晓音
3月前
2025年,我经历了一场又一场的告别。 这一年离世的,除了几位长辈与好友,还有三位文坛老友──聂华苓、南方朔与郑愁予。他们接连凋零,带走了一整个世代的记忆。 我与这三位国际知名作家,因《花踪》文学奖而结识。他们无私推动世界华文文学,令我始终心怀感念。怀缅他们,悠然心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之思。 (一)是过客,也是归人的郑愁予 诗人郑愁予与马来西亚的文学缘,始于“花踪”文学奖。 1993年,郑愁予应邀担任第二届“花踪”文学奖决审委员。我对每一位愿意远赴我们这个边缘小国担任评审或演讲的作家,皆心存感念。为此,我悄悄背熟了他的名作〈错误〉:“我打江南走过/那等在季节里的容颜如莲花的开落/东风不来,三月的柳絮不飞/你底心如小小寂寞的城/恰若青石的街道向晚/跫音不响,三月的春帷不揭/你底心是小小的窗扉紧掩/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 一日早晨,与郑愁予闲谈,提起这首凄婉含蓄的诗,探问其创作缘由。他说,抗日战争时期,父亲受军训后即派赴湖北前线,年幼的他随母亲流亡,亲眼目睹战乱带来的伤亡与痛苦。1984年,身处江南的他,陪母亲上街时听见战马蹄声,唤起了童年记忆。他将这份战争与离散的苦难体验艺术化,以母亲为原型,写下这首刻画思妇期盼归人终成空幻的“美丽的错误”。 郑愁予的骨子里,蕴含着中国传统人文精神与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正因如此,他能将中国传统意识与西方现代派表现技巧,结合得浑然天成。 〈错误〉被一些评论家誉为“现代抒情诗的绝唱”。然而郑愁予却认为,〈衣钵〉才是其所有抒情诗里最重要的一首。他说:“ 〈衣钵〉与时代有关,与我个人情操和历史都有牵连,那是对历史负责的一首长诗。” 评论家常将郑愁予的诗风归类为婉约派,称他为“浪子诗人”。郑愁予却说,自己生命的核心是无常观与任侠情怀,诗作皆围绕这两大主题。“推动我作诗的力量,就是佛家说的‘无常观’。所谓‘任侠精神’也从无常观而来。无常观可以带出‘觉’、‘醒’、‘悟’。” 自认未曾深研佛法的他解释,其“无常观”仅是借用佛教名词诠释人生现象。“ 无常观是一种宇宙观,正因感悟人生无常,才衍生悲悯心与任侠情怀。若一味贪求,人生只会愈加痛苦。” 2011年,我再度邀请郑愁予担任第十一届“花踪”新诗奖决审委员。接机时,他赠我诗集《寂寞的人坐着看花》。纵使行程紧凑,我仍抽空翻阅,感觉其诗风已有转变。诗人除了表达深沉苦闷的家国之思,对生活与自然的体悟也更为深刻,蕴含道家的豁达与佛家的禅机。 2014年,郑愁予应邀参加吉隆坡国际书展。讲座结束后,他透过主办方大众书局约我见面,并赠我一瓶金门高粱酒。提着那瓶酒,我心中满是感动:一位年近八十的长者,得花多大心神,才能让这瓶酒在旅程中安然无恙。郑愁予于2009年落籍金门,出任金门大学终身荣誉讲座教授,将自身诗名与金门文化推广相结合,故乐以金门高粱酒赠友。 2017年,郑愁予应马来亚大学中文系之邀,至文学院演讲。若我没记错,彼时他已是东海大学终身荣誉讲座教授暨驻校诗人。讲座后,他与我在马大附近的餐厅餐叙,天南地北聊了许久。他提到,大学对他礼遇有加,唯不包膳食,宿舍附近又无餐馆,吃饭成了难题,时常随意敷衍。这次见面,我感到他较以往明显憔悴衰老,步履亦有些蹒跚。 心想,或许是营养不良导致健康走下坡。他需要一位私人助理,像出国演讲这般远行,应有人从旁打点。 告别后,我曾将他的情况反映给其好友诗人张错与焦桐。当时张错自美国赴台,任台北医学大学讲座教授及人文艺术中心主任。我们相约,若去台北,便三人一同拜访郑愁予。然而那几年正值多事之秋,我终未能成行,徒留遗憾。倒是张错与焦桐,都曾与郑愁予相聚。 2020年,郑愁予返美治病。2025年6月13日,91岁的诗人逝世。达达的马蹄声,自此渐行渐远。 (二)永远的反对派南方朔 马来西亚的知识分子,对南方朔之名当不陌生。 他是台湾知名的批判型公共知识分子、评论家,以新闻、文化评论与时事政论为志业,毕生勤奋笔耕,启蒙无数年轻学子。其最为人称道者,乃是“为台湾人读书”。他一日之中,大半时间用于读书写作,据说每日阅读约15本书,经史子集,包罗万象,因而学识渊博。每逢世界发生大事,媒体皆寻他分析评论,而他从未让人失望。 1997年,经报界前辈高信疆穿针引线,我认识了本名王杏庆的南方朔。邀请他担任《Newswire》特约时事专栏作者,未料他连稿酬都未问,便爽快应允。他连续撰写十年,精辟论见广受好评。曾有好几位政治领袖与评论作者告诉我,南方朔的专栏是他们必读的,借此了解国际与两岸时局。《Newswire》亦曾三度邀请南方朔来马,担任“花踪”文学奖评审,并赴东西马各大城市演讲。 接触日多,我与他结下深厚友谊。每次到台北,我总设法挪出时间与他相见,聆听他对时局的高见。他生活简朴,每次总是乘捷运前来,相约在捷运站出口碰面。 南方朔年轻时积极参与社会运动;即使年岁渐增,无法再上街抗议,仍透过文字批判时势。我必须承认,其新闻信念──“永远的反对派”──对我影响至深。他主张:“在民主社会里,权力需要制衡。媒体不应是政府或资本的附庸,而须持续站在权力的对立面,代表人民,保持批判,成为公共领域中监督、质疑与平衡权力的力量。媒体若失去批判与监督,只剩歌功颂德,便会沦为宣传工具,民主也将空洞化。” 南方朔评论的基本思想,是“同情弱势者与少数群体”。2004年应邀来马公开演讲期间,他接受我的专访,阐述其理念:“人的行为、信仰,任何文化层面的事物,皆有‘同’与‘不同’。因有‘同’与‘不同’,故必有‘多数与少数’。然而人有一种先天自然的心理:当众人都与我‘相同’,便觉安心;看见他人与我‘不同’,则易生惧怕、厌恶,甚至轻视。我们常将这种惧怕、厌恶、轻视,解释为一种道德。因此,当多数面对少数,常视后者为落后、下流、野蛮。走在街上,若见一人衣着与我等不同,较自由奔放,便可能认为其下流。此种心态,造就了社会的不容忍与偏见。我认为,‘包容’的价值,比由多数决定的‘自由民主’价值更为高尚。” 他认为,越好的文明越能体现包容体贴、尊重、照顾及理解少数者。基于这个信念,他一直捍卫同性恋者、身心障碍者和边缘青少年等少数者的权利。 在当前是非颠倒、纷扰不断的世界,尤其是在极端分子煽动仇恨情绪的社会,南方朔这番同情与包容少数群体的话语,更显得铿锵有力。(续读下篇) 相关文章: 萧依钊/南方朔、郑愁予与聂华苓 随达达的马蹄声而去(下)
4月前
我一直不能忘记35年前的那杯咖啡,一杯很普通的咖啡,但却是那么的香淳而且带着可口的苦感,还有更多无法用文字和语言形容的感觉。我嗜咖啡如命,曾经喝过很多咖啡,也曾经在不同的国家喝咖啡,也曾经和很多朋友喝咖啡,但那杯咖啡的味道和感觉就是不同。我还记得当时的情景,是我独饮那杯咖啡,而泡咖啡的人则是坐在旁边和蔼可亲的和我谈话。这一情景再也不会出现了,因为泡那杯咖啡的人在25年前离开了我们,这25年来我一直没有忘记那杯咖啡的味道和感觉,也没有忘记那位泡咖啡的人,没有忘记我们之间那共同思想意识形态的真挚情感。 35年前的一个下午我有事走进了国民大学,走到离图书馆不远的国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办公室,迎接我的是一位中年朋友,他满脸阳光灿烂地邀请我坐下,然后他走向另一个角落,不久他端着一杯咖啡乌放在我面前。“来,来,saudara Chong喝杯咖啡吧!要一些饼干吗?”他的话语声宏亮,你会感觉到他是一个坚定和很有信心的人,而且他平易近人,一丁点架子都没有。我当时还不知道他是国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我曾经和他见过几次面,那是在人民党政策讨论会上。我们都互称saudara,saudara在马来文是兄弟或同志的意思。我回想起当年我们和人民党的同志,朋友互称saudara时是多么地亲切和真挚。 那位泡咖啡的人就是在学术界享有盛名的Profesor Dr. Ishak Shari。Ishak Shari于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国际著名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深造,该学院培养不少进步学者和公共知识分子。Ishak Shari于1972年进入国民大学担任经济系助理讲师。1980年升任为副教授,1991再升任为发展经济学领域的教授。在大学行政管理方面,他在1974年就担任统计经济学系主任,然后在1988至1990担任经济学院院长。与此同时他还担任了好几个重要的行政职位。他于1997年担任了马来西亚和国际研究学院(Institut Kajian Malaysia dan Antarabangsa简称IKMAS)院长一直到2001年。IKMAS在他的领导下培养了不少有开阔视野的年轻学者和研究者。该学院至今仍延续着Ishak Shari的理念和精神。 失去了一位真挚的朋友 Ishak Shari在大学时期就关注社会正义、社会发展、贫穷问题、贫富悬殊、城乡差异等。他进入大学以后参与学术和行政工作的同时,也积极参与大学和学术以外的社会活动。他参与了马来西亚社会科学学会、马来西亚人民党、社会分析学会等团体组织,关心社会大众,特别是工人阶级的命运。他强调学术和知识分子必须走入社会底下层。他是一位进步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一切以人民为本,人民为先。 Ishak Shari于2001年6月30日突然因病去世,享年53岁,正值壮年。朋友们无不惋惜。我当时正在台北出席一个文化论坛,无法出席他的葬礼,深感无奈和遗憾。Ishak Shari的离去不仅仅是马来西亚社会和学术界的一个重大损失,而且是国际学术界的重大损失。我们都失去了一位真诚,真挚,谦虚的朋友。Ishak Shari是一位非常乐观的人,朋友们常常见到他开怀哈哈大笑,久而久之朋友们都叫Ishak ha ha ha。但从此再也听不到他的笑声了。奈何。 我再也喝不到像那杯一样香淳可口和无限感觉的咖啡了,尽管35年来我一直在寻找和尝试,但就是没有那个味道和那个感觉。那以后每当朋友来访,我都很乐意地为他们泡上一杯咖啡,为的是希望有一天,他们其中有一人会告诉我他喝的那杯咖啡感觉及味道和35年前那杯咖啡一样。
1年前
1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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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夜访吸血鬼》里头,记者莫里用了一个晚上来采访吸血鬼路易斯,并在他的故事中了解许多关于吸血鬼的点滴,同时更看见了吸血鬼人性化的一面。 身为新闻工作者,若上不了战场,能有类似的经验也是可贵的。于是,没多考虑我便答应了来自罗马尼亚的陌生邀请,自费前往吸血鬼故乡采访自称是吸血鬼后裔的神秘受访者。 几天相处下来,我始终无法确定对方是不是吸血鬼,倒是造访罗马尼亚期间,我看见了不一样的“吸血鬼”,甚至有比吸血鬼更可怕的存在… … 暴君总统 屠杀百姓遗臭万年 当朋友得知我将飞往罗马尼亚时,大家都不晓得当地就是吸血鬼始祖德古拉的故乡,然而在罗马尼亚历史中还有比德古拉原型人物弗拉德三世更血腥残暴的,那就“暴君总统”齐奥塞斯库。讽刺的是,首都布加勒斯特最大景区却是他打造出来的。 这名罗马尼亚首任总统以专制高压手段来领导国家,如,成立秘密警察来监督市民、为了控制言论自由,每台打字机都得向警方申请执照、坏了也不能私自处理。为了紧缩国内消费来快速付清外债,他下令压缩国内消费,省出消费品来出口换取外汇用以偿付外债,甚至每天用几小时电、多少瓦都立法规定。 宫殿装潢奢华糜烂 更奇葩的是,为提高综合国力,塞斯库实施了禁止堕胎政策,然后还强制规定每个家庭至少生四胎,甚至禁止离婚。然而,当时该国根本没有足够医疗资源来应对婴儿激增,结果引发大规模的婴儿死亡事件。“新生育政策”落实一年后,当地婴儿死亡率就增长了145.6%。不仅如此,据悉,当时许多妇女因无法忍受而偷渡到邻国,结果却惨遭军队射杀。 这还不止,当国家经济不景之际,他却大兴土木,出动约10万人,耗资了近18亿美金打造自己的“人民宫”,罔顾民众正处于饥寒交迫中。 墓园埋着许多故事等你发掘…… “这笔数字放在现今相等于140亿令吉。”邀请我到访的男子如此说道。我不确定这数字怎么算出来的,倒是清楚知道我花了3小时也走不完这巨大雄伟的建筑。 宫殿大楼共分为16层,地上12层,地下4层,内有千多个房间,大得一天也走不完。宫殿外观采用大理石和上等木材打造,极其雄伟壮观,内部装潢更是奢华糜烂,完全看不出是在人民水深火热之下打造。 当年塞斯库为打造这工程,除了把山夷平,也拆除国家档案馆、修道院,工厂和医院,几乎整个旧城都拆了,近4万人被迫搬离。 不过,随着他日益跋扈,民愤高涨、党内越加看不下去,连军人也开始不满,于是联手将他推翻。最终,他和妻子埃列娜被控包括“大量屠杀人民”“破坏国家经济”“用秘密警察对付百姓”等5项罪,判处枪决。据悉,当年他屠杀的百姓多达6万人。 “说他是恶魔,没有罗马尼亚人会反对。”男子如此说道。但,我没有附和。 残暴统治下,齐奥塞斯库自然是遗臭万年的,但他好大喜功所留下的宫殿,如今则成了现在罗马尼亚的主要景区,甚至成为当地最重要地标。 这也是为何,我没询问当地人是否为该建筑感到骄傲,因为这个问题可能挑起他们的神经,或触碰当年某段不堪过往,更重要的是,我不确定50年或100年后,罗马尼亚人会否为该建筑而“明白”了塞斯库。一如,现在罗马尼亚人接受了弗拉德三世那样。 贝鲁公墓 窥探出罗马尼亚的百年缩影 除了“人民宫”,我个人最喜欢的布加勒斯特景点莫过于“贝鲁公墓”(Bellu Cemetery)。是的,是坟场,而且我还去了3次。 之所以会爱上它,除了因为本身向来喜欢欧式墓园外,你还能通过这个墓园窥探出罗马尼亚的百年缩影。在这个被誉为“文人最后胡同”的公墓长眠着许多诗人、学者、作家、剧作家、音乐家、演员、艺术家、哲学家等。他们的形象有的被雕塑出来,栩栩如生,让人不禁多拍几张照片;有的以文字带出逝者背景,有的更以生平解说二维码来重点介绍,让民众可以进一步认识这些伟人。 此外,这里也长埋着不少政治人物、外交官、评论员、军人、建筑师,以及许多和我一样的新闻从业员。走一趟贝鲁公墓,你几乎可以了解整个罗马尼亚近300年的事迹,而只要你有兴趣探寻里头的故事,那可是一天也收集不完的。 我在这里就看到与弗拉德同属瓦拉几亚人的著名诗人雷纳吉达·瓦卡雷斯库(1740-1797)的墓碑。这名集历史学者、外交官、语言学家等多身分的文人,不仅对罗马尼亚语做出规范,更是该国第一本印刷书的作者。 从小以神童姿态活跃在学术界与文坛的尤丽亚·哈斯德(1869-1888)也将自己的18岁永恒在这里。由于她对罗马尼亚文坛的贡献极大,因此成为重点游览墓园之一。另外,以头像立碑的就是罗马尼亚著名喜剧演员托马卡拉圭,这名在1977年大地震中丧命的演员留下许多喜剧,但最后自己却以悲剧,来为罗马尼亚的历史性地震做注脚。 百姓十分尊重知识分子 不阴森吗?坦白说,一个人造访确实还是害怕的,尤其一些地方偏僻幽暗,我还真的不敢一个人走过去。所以,第一天傍晚走不完后,隔天我选择中午继续寻找故事,试图借助中午艳阳来驱赶心中的幽灵,但我始终走不完。第三天清晨出发,但人烟稀少,我在一些较深入的地方还是却步了。若下回人多,而你又是喜欢故事的朋友,我想,我们一定可以走上一整天。 这里不仅以另一种方式让你快速地了解这个国家,更通过另一种角度让你了解这里的人。因为若一个墓园能对社会有贡献的人物报以如此敬意,你会发现,其实罗马尼亚人十分尊重知识分子,而他们某程度来说也是感恩的。 更重要的是,因为这些伟人以及他们的过去,罗马尼亚人的“今天”才不至于那么空洞,也不会如此苍白。而这,就是为何邀请我来这里的男子强烈建议我造访这墓园的原因。 吸血鬼真的怕大蒜吗? 看到这儿,你可能会好奇,邀请我来的男子究竟是谁? 其实他是我认识多年的网友,见我经常写游记,所以邀请我来书写他的故乡。与弗拉德同样出生在锡吉什瓦拉的他,总爱自称“吸血鬼”后裔,不过,就算他真的是活了几百年的吸血鬼,我也不晓得。倒是他和我分享了许多关于吸血鬼的点滴,让我对罗马尼亚有了另一角度的认识,而吸血鬼的形象也变得更立体了。 首先,吸血鬼怕十字架是个矛盾题。若吸血鬼真的存在,那这个物种在天主教或基督教出现前的克星是什么?说到底,纯粹是《德古拉》小说中吸血鬼与基督为敌,才延伸出“吸血鬼怕十字架”这种伪概念。 至于吸血鬼爱吸血,据说是当年欧洲黑死病纵横,许多因病晕厥的人往往会被立即封棺。而当他们在棺木里苏醒后便只能拼命挣扎,最终惨死在里头。偶尔一些尸体在搬运过程中从棺木里跌出来后,被发现七孔流血,所以就被认为是吸血鬼。 “那么吸血鬼真的怕大蒜和银制品吗? ”这问题,我当然也不放过。但,他的答复科学得来却又没正面回答。 他解释,当年人们发现家中挂有蒜头,或经常吃蒜头的人都不会染上黑死病。经过长时间以讹传讹,最终社会的集体思维认定了蒜头以及同样具备杀菌功效的银器,都能对付吸血鬼。 也有说,吸血鬼其实是狂犬病。因为病患总怕光,病发时呈现的状态犹如丧尸般。再来,病患怕水更对应了吸血鬼怕牧师洒圣水一事,同时也抬高宗教师地位,当时社会是乐此不疲的。 罗马尼亚人 目无表情却热心善良 世上有没有吸血鬼我不确定,但在罗马尼亚这个吉普赛人大本营中,我确实见到许多怪异的人。 因为历史使然,布加勒斯特街道上有着许多流浪汉,其中又以吉普赛人居多。流浪汉我不担心,倒是好莱坞惊悚片经常妖魔化吉普赛老妇,让我对围着头巾、满脸皱纹,手持串珠念念有词的她们有些心里发毛。尤其在空荡荡的地铁站,但凡遇到叫卖的吉普赛老妇时,我都会下意识地加快脚步,生怕不“帮衬”的话会被诅咒。 好吧,我承认这是极具歧视的刻板印象。好莱坞成功了,我却糟透了,因为怪异的不见得就是吉普赛人,我就在这里遇到许多精神恍惚人。其中,在多哈飞往罗马尼亚的飞机上,坐我隔壁的罗马尼亚女子一直和我强调吸毒的畅快与自由;在首都,我也曾看到流浪汉在公园暗巷吸食类似毒品的东西。我还看到两个邋遢男子像是做着交易,相视对望后还向我示意,邀请一起加入,吓得我拔腿就走。 在巴士上,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一直和我啰里叭嗦地讲了一堆他对社会的不满,以及旁人如何排挤他。他甚至还问我是否觉得他精神有问题。我来不及作答,邻座中年男子就按住了我大腿,示意我不要回应,然后轻声在我耳边说“别回答,他不正常”。 待年轻人下车后,中年男子才告诉我这年轻人吸毒吸到脑子坏了。我无法理解是什么让这个前社会主义国家出现如此情况,然而,中年男子只淡淡地说“世界变了,社会坏了”。 但,罗马尼亚真的没好人?不是的。我就在火车上遇到送我饮料的老妇,哪怕我们语言不通,但她仍竭尽所能地确保我在对的月台下车。 下雨的街道上,我也遇到主动叫我上巴士的司机大叔。尽管我口袋还有钱,但他就是坚持不收费,送我到下一站后再牵着我的手带我到另一辆巴士那,嘱咐同事一定要把我送到站。我不会罗语,他英文不好,但,那一刻我们很靠近。 在迷路时,我也遇到为我带路的老奶奶;在不确定哪些地方值得前往时,蛋糕店老板娘生意也不做就为我查巴士行程。我们鸡同鸭讲,但笑容已是共同语言,而善良与亲切也早已跨越语言隔阂与国籍藩篱。 作为吸血鬼故乡,作为每隔几百年就出现暴君的罗马尼亚,这里的“行尸走肉”并不亚于其他国家,但更多的,是热心善良的罗马尼亚人。只是他们都不苟言笑,目无表情得宛如一个个艳阳下的吸血鬼。 ​
2年前
《欧游心影录》是梁启超于一战结束后与同好游历欧洲写下的所闻所思。文章最初发表于1920上海《时事新报》,之后收入《饮冰室合集》作了删改,易名《欧游心影录节录》(《心影录》),我书架上保存的就是这一本,也是当年读研时期游访欧洲后回来买下的。那时候我对这类知识分子的知性散文谈不上喜欢,这年纪重读,心底却是一湖涟漪。 首先让人心旌荡漾的是梁启超这样一个民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和情感。他饱满的情感,让这本忧心忡忡的游记多年以后读着仍难掩对那个“觉醒年代”的激动。梁启超在〈“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一文说过:“诸君读我的近二十年来的文章,便知道我自己的人生观是拿两样事情做基础:一,‘责任心’,二,‘兴味’。……我是感情最富的人,我对于我的感情都不肯压抑,听其尽量发展。发展的结果常常得意外的调和。”这是1921年他在北京高校的演讲,欧游回来以后,他的文字和思想更有灵光了。 《心影录》记录了梁启超偕同青年才俊蒋方震、丁文江、张君劢等七人于1918年12月底乘船,从上海启程前往欧洲的考察心得。这时欧战结束不久,中国是战胜国,举国无不欢欣,梁启超忧心却保持冷静,他挂虑的自然是国家的切身利益。这趟旅程对已步入中年的梁启超而言,可以说“换了一个新生命了”(《心影录》)。那时他当然不知道,生命原来已来到最后的10年。 1919年双十节的第二天,他们一行人已从意大利经过瑞士,回到巴黎的白鲁威公寓。这里离巴黎市中心不过20分钟的火车,但之前4个月以来的舟车劳顿让梁启超动极思静起来,他在寓所看到的景色都属于极冷的色系——“小小几间朴素楼房,倒有个很大的院落,杂花丰树,楚楚可人”,“到得我来时,那天地肃杀之气,已是到处弥满”,“还有些树上的叶,虽然还赖在那里挣他残命,却都带一种沉忧凄断之色,向风中战抖抖的作响,诉说他魂惊望绝。” 但梁启超别无二心,只有一件功课,即正襟危坐,抖搂起精神,专心致志为这一年游历所得奋笔疾书,《心影录》就是在白鲁威这座“深山道院”写就的。 1919年的梁启超已47岁,当时写下的这部游记已可窥见他可贵的人生历练和生命抱负。我刻意再翻查他途径南洋这一章。一行人抵达南洋时,还在槟城植物园赏荷,热带气候,汗如雨下。“想起来人类受环境的支配,真是利害,你不顺应他,你能够存活吗?现时国内大多数人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所怀的思想,岂不都是穿着大毛游历新加坡吗?”面对那个动辄得咎的混乱时局,人人自危,你若稍不调适自己,随时可被时代洪流淹没。 当时马来亚仍是英属殖民地,梁启超来时所见处处都是南洋华侨,“新加坡、槟榔屿一带,除了一面英国国旗外,简直和广东、福建的热闹市镇毫无差别。”开矿采锡、种树胶、卖杂货,什么猪仔都有,不过是为了寻觅一方天地。梁启超一行人当时乘搭两艘船分道出发,他和蒋方震、刘崇杰、张君劢及杨维新同船。他们已有一段时日未远航,这趟远游,一为自身学问,二为国家外交,于公于私,犹如天降大任。船上的日子,但看昼夜天际,却丝毫不浪费一点时间,友人论学,志同道合,心中最在意就是中国人/华侨安身立命的课题。 那一年,梁任公途径新加坡和槟城,中国人这时已下南洋许久。他们是否该赚了钱回去报国,还是留守彼邦另开一寸方圆之地,这道选择题还在心中盘旋。对于过番客,梁任公寄予厚望,《心影录》如此写着他多年前的话—— “我敢信我们中华民国,不久定要建设起来。至于南洋新国,也是民族自决的一条正路,海外侨民文化较稚,还须内地人助他开发。从前也有过些人设法劝导华侨赞助国内运动,这个固然是好。但国内的事,还应该国内人多负些义务,华侨却有他自己应做的事。什么事呢?还是那句老话,‘我住在这地方,就要管这地方的事。因为和我有利害关系。’我想我们青年,若是哪位有兴致,去传播这种思想,拿来做终身事业,倒是男儿报国一件大事哩。” 若是梁任公在天有灵,他对我住在这地方的子子孙孙也该是由衷欣慰的。
3年前
3年前
  上天下海的交通、先进的医疗保健、完善的水电排污系统,现代人衣食住行方方面面都在享用着科技发达的成果,为什么物理学大师费曼会说“这个不科学的年代!”呢? 何谓科学?费曼提出科学的3个层次:追根究底的方法(科学精神),追根究底而来的发现(知识),以及如何应用这些发现(科技)。 科学精神是科学研究的驱动力。能够背一堆科学名词、方程式和知识,成为给出标准答案得高分的应试机器,并不代表懂得科学。一般人会以为科学代表绝对真理,殊不知科学精神的内核,其实是“存疑”和“不确定性”。存疑才会追根究底,反复验证;不确定才会保持继续深究的可能性。实验、观察和数据才是验证理论的指标,绝非任何权威可以判定对错。承认无知不可耻,保持“我知道我不确定”反倒是知识分子了解世界所该保持的谦敬态度。科学对未知领域探险的态度是现代文明发展的支柱,解放了人类自由发展的潜能。无数科学发现和技术革新影响社会、经济和政治产生质变。可是有的独裁政权进行思想钳制,干预和规范科研范围,这种一言堂终将会扼杀创新的想法。 这本演说合集也以他一贯风趣幽默的方式探讨了科学与宗教、科学与社会,以及科学与哲学的严肃省思。其他话题如选举、玄学、奇迹、外星人、种族主义、太空探险和军事等等,读者可以跟随大师用科学态度来洞察这些议题。 回到文章开篇的问题:相对中古历史的神权时代,万事万物都是神的旨意,费曼认为现代人在世间的生活与追寻,反而不是凡事都必要扯上“科学”,这个不科学的年代也非坏事。 【眼界大开的科普小品(版主的话)+(一)】颜祺轩 / 读外科医生的手记 【眼界大开的科普小品(二)】郑义燊 / 他们是垃圾天使! 【眼界大开的科普小品(三)】彼得石 / 为什么这个年代不科学? 【眼界大开的科普小品(四)】许蓓琦 / 请将夜间睡眠列优先 【眼界大开的科普小品(五)】陈晓满 / 复杂的21世纪
4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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