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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朔

前文提要:我与这三位国际知名作家,因《花踪》文学奖而结识。他们无私推动世界华文文学,令我始终心怀感念。怀缅他们,悠然心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之思。 (三)经历三生三世的聂华苓 2009年,聂华苓以其著作《三生三世》及终身成就,荣获第五届“花踪”世界华文文学奖。 《三生三世》是她的自传。她描述自己从1925至2011年,这86年间的三段人生、三个时代与三个空间的记忆,让读者窥见一位重要作家曲折动人的一生。她曾说:“我是一棵树。根在大陆。干在台湾。枝叶在爱荷华。” 文学评论家李欧梵于颁奖礼上,代表18位终身评审发表评语时指出,“花踪”世界华文文学奖有一主要条件,即入选者近十年须有创作,而聂华苓已逾八十高龄,仍能写出《三生三世》这部巨著。 李欧梵的另一身分,是聂华苓小女儿、艺术家王晓蓝的前夫。他说,尽管聂华苓是前岳母,但在其心目中,她永远是岳母。评审过程中,他将《三生三世》阅览三遍,其中描述与母亲的情节,更令他感动落泪。“我读到《三生三世》第一句就感动不已。‘母亲’这个角色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几乎超越父亲的地位,而华苓笔下的母亲,生动得无以复加。” 另一位评委陈思和亦给予极高评价:“聂华苓一生命运都与中华民族的苦难与政治斗争相联,但她成功实现了超越,达到一种尽善尽美的境界。……最终到了美国,与诗人安格尔结合后,她拥有自由的环境,却不忘两岸的分离与苦难,开始破冰的工作。他们邀请两岸作家进行文学交流,建立文学乌托邦的理想主义,沟通了华文作家与世界的交流途径。这也是一种超越,超越了华文与世界的界限。我想,聂华苓的‘超越’,或许真正代表了世界华文的精神,成为世界华文文学领空上一面高高飘扬的旗帜。” 聂华苓最为世人所称道的,是她与丈夫保罗.安格尔共同创办的“国际写作计划”。他们将自由的藤蔓抛向一百多个国家、上千名作家,尤其是极权统治下的异议分子,邀请他们至爱荷华进行创作与交流。在冷战与戒严的年代,国际写作计画提供的平台,是台湾作家得以与世界及各华文圈作家交流的桃花源。许多受邀作家,后来皆在文学界占有一席之地。1976年,聂华苓与丈夫被三百余位作家联名推荐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1981年,两人共同获颁美国五十州州长授予的文学、艺术杰出贡献奖。聂华苓本人,亦被誉为“世界文学组织之母”。 我初见聂华苓,是在1993年。当年邀请她担任第二届“花踪”文学奖决审。该届评审中,除她之外,尚有三位旅美作家──郑愁予、於梨华与陈若曦。 那时,聂华苓的夫婿保罗.安格尔逝世已两年,她仍深陷丧夫之痛。 “花踪”颁奖礼后,我陪同几位作家赴各地演讲。心思细腻的郑愁予提醒我,需特别关照聂华苓。因此,在马期间,我尽可能陪伴在侧,却感觉她虽身在,魂却似已远飏,满心满眼尽是安格尔的影子。一路上,她不断向我述说安格尔的故事。几位旅美作家心疼她,便提议众人同往普吉岛散心。入住酒店后,作家们多往沙滩享受日光,唯她独留房中。我亦在房内写稿。忽然内线电话响起,聂华苓邀我至她房间。走进室内,只见桌上铺满安格尔的照片与资料,我脑海顿时浮现李清照的“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眼泪夺眶而出,急忙转身,以衣袖迅速拭干。 1995年第三届“花踪”文学奖,再度邀请聂华苓担任决审。或许是岁月冲淡了悲伤,又或许因她锺爱的高信疆与蒋勋亦同任评审——两位台湾作家敬她护她如亲姐。据高信疆所言,他半夜失眠时,常会拨越洋电话与聂华苓聊天(太平洋彼岸正是白昼)。她的心境较两年前开朗许多。 1996年,我趁赴纽约出差之便,转机至爱荷华探访聂华苓,在她的鹿园红楼住了三天两夜。抵达当日下午,她驾车载我参观爱荷华大学校园内她曾工作之处,以及麦迪逊桥。电影《麦迪逊之桥》即在此取景。我总觉得,电影里那句经典对白——“总有那么一个人,已消失在生命里,却一直住在你心底”——正是聂华苓与丈夫爱情的贴切写照。 次日清晨,聂华苓带着酒与鲜花,领我至安格尔墓前。她深情凝视墓碑上的肖像,静静献花、奠酒,说自己每日早晨都会来此陪伴安格尔。 午后,她坐于摇椅上,回忆与丈夫的过往。她说,这摇椅是当年两人同游印度时,丈夫看中却舍不得买的。“后来我瞒着他,悄悄回到那家店买下,托运回鹿园。如今这摇椅,成了我思念Paul的依托。以后你在旅途上若遇见心爱之物,当即买下吧,以免留下遗憾……” 在红楼的三日,目光所及,尽是安格尔的照片;而聂华苓的话题,也总围绕着安格尔。我深深感到,安格尔的灵魂从未远去,仍环绕在她身边,占据了她全部的心灵。 回马后,我仍与她保持电邮往来,知她已开始在安格尔为她购置的奶黄色长书桌上书写回忆录。我明白,这于她是一种自我疗愈。 直至某日,她不再回信。我心怀不安地询问旅美作家张错,方知她已失忆。张错安慰我,有蓝蓝(聂华苓小女儿王晓蓝)的女儿悉心照料。天涯海角,唯能遥遥为她祈福。 2025年10月20日,99岁的聂华苓辞世。愿她在另一时空,与安格尔再续前缘。 相关文章: 萧依钊/南方朔、郑愁予与聂华苓 随达达的马蹄声而去(上)
4月前
2025年,我经历了一场又一场的告别。 这一年离世的,除了几位长辈与好友,还有三位文坛老友──聂华苓、南方朔与郑愁予。他们接连凋零,带走了一整个世代的记忆。 我与这三位国际知名作家,因《花踪》文学奖而结识。他们无私推动世界华文文学,令我始终心怀感念。怀缅他们,悠然心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之思。 (一)是过客,也是归人的郑愁予 诗人郑愁予与马来西亚的文学缘,始于“花踪”文学奖。 1993年,郑愁予应邀担任第二届“花踪”文学奖决审委员。我对每一位愿意远赴我们这个边缘小国担任评审或演讲的作家,皆心存感念。为此,我悄悄背熟了他的名作〈错误〉:“我打江南走过/那等在季节里的容颜如莲花的开落/东风不来,三月的柳絮不飞/你底心如小小寂寞的城/恰若青石的街道向晚/跫音不响,三月的春帷不揭/你底心是小小的窗扉紧掩/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 一日早晨,与郑愁予闲谈,提起这首凄婉含蓄的诗,探问其创作缘由。他说,抗日战争时期,父亲受军训后即派赴湖北前线,年幼的他随母亲流亡,亲眼目睹战乱带来的伤亡与痛苦。1984年,身处江南的他,陪母亲上街时听见战马蹄声,唤起了童年记忆。他将这份战争与离散的苦难体验艺术化,以母亲为原型,写下这首刻画思妇期盼归人终成空幻的“美丽的错误”。 郑愁予的骨子里,蕴含着中国传统人文精神与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正因如此,他能将中国传统意识与西方现代派表现技巧,结合得浑然天成。 〈错误〉被一些评论家誉为“现代抒情诗的绝唱”。然而郑愁予却认为,〈衣钵〉才是其所有抒情诗里最重要的一首。他说:“ 〈衣钵〉与时代有关,与我个人情操和历史都有牵连,那是对历史负责的一首长诗。” 评论家常将郑愁予的诗风归类为婉约派,称他为“浪子诗人”。郑愁予却说,自己生命的核心是无常观与任侠情怀,诗作皆围绕这两大主题。“推动我作诗的力量,就是佛家说的‘无常观’。所谓‘任侠精神’也从无常观而来。无常观可以带出‘觉’、‘醒’、‘悟’。” 自认未曾深研佛法的他解释,其“无常观”仅是借用佛教名词诠释人生现象。“ 无常观是一种宇宙观,正因感悟人生无常,才衍生悲悯心与任侠情怀。若一味贪求,人生只会愈加痛苦。” 2011年,我再度邀请郑愁予担任第十一届“花踪”新诗奖决审委员。接机时,他赠我诗集《寂寞的人坐着看花》。纵使行程紧凑,我仍抽空翻阅,感觉其诗风已有转变。诗人除了表达深沉苦闷的家国之思,对生活与自然的体悟也更为深刻,蕴含道家的豁达与佛家的禅机。 2014年,郑愁予应邀参加吉隆坡国际书展。讲座结束后,他透过主办方大众书局约我见面,并赠我一瓶金门高粱酒。提着那瓶酒,我心中满是感动:一位年近八十的长者,得花多大心神,才能让这瓶酒在旅程中安然无恙。郑愁予于2009年落籍金门,出任金门大学终身荣誉讲座教授,将自身诗名与金门文化推广相结合,故乐以金门高粱酒赠友。 2017年,郑愁予应马来亚大学中文系之邀,至文学院演讲。若我没记错,彼时他已是东海大学终身荣誉讲座教授暨驻校诗人。讲座后,他与我在马大附近的餐厅餐叙,天南地北聊了许久。他提到,大学对他礼遇有加,唯不包膳食,宿舍附近又无餐馆,吃饭成了难题,时常随意敷衍。这次见面,我感到他较以往明显憔悴衰老,步履亦有些蹒跚。 心想,或许是营养不良导致健康走下坡。他需要一位私人助理,像出国演讲这般远行,应有人从旁打点。 告别后,我曾将他的情况反映给其好友诗人张错与焦桐。当时张错自美国赴台,任台北医学大学讲座教授及人文艺术中心主任。我们相约,若去台北,便三人一同拜访郑愁予。然而那几年正值多事之秋,我终未能成行,徒留遗憾。倒是张错与焦桐,都曾与郑愁予相聚。 2020年,郑愁予返美治病。2025年6月13日,91岁的诗人逝世。达达的马蹄声,自此渐行渐远。 (二)永远的反对派南方朔 马来西亚的知识分子,对南方朔之名当不陌生。 他是台湾知名的批判型公共知识分子、评论家,以新闻、文化评论与时事政论为志业,毕生勤奋笔耕,启蒙无数年轻学子。其最为人称道者,乃是“为台湾人读书”。他一日之中,大半时间用于读书写作,据说每日阅读约15本书,经史子集,包罗万象,因而学识渊博。每逢世界发生大事,媒体皆寻他分析评论,而他从未让人失望。 1997年,经报界前辈高信疆穿针引线,我认识了本名王杏庆的南方朔。邀请他担任《Newswire》特约时事专栏作者,未料他连稿酬都未问,便爽快应允。他连续撰写十年,精辟论见广受好评。曾有好几位政治领袖与评论作者告诉我,南方朔的专栏是他们必读的,借此了解国际与两岸时局。《Newswire》亦曾三度邀请南方朔来马,担任“花踪”文学奖评审,并赴东西马各大城市演讲。 接触日多,我与他结下深厚友谊。每次到台北,我总设法挪出时间与他相见,聆听他对时局的高见。他生活简朴,每次总是乘捷运前来,相约在捷运站出口碰面。 南方朔年轻时积极参与社会运动;即使年岁渐增,无法再上街抗议,仍透过文字批判时势。我必须承认,其新闻信念──“永远的反对派”──对我影响至深。他主张:“在民主社会里,权力需要制衡。媒体不应是政府或资本的附庸,而须持续站在权力的对立面,代表人民,保持批判,成为公共领域中监督、质疑与平衡权力的力量。媒体若失去批判与监督,只剩歌功颂德,便会沦为宣传工具,民主也将空洞化。” 南方朔评论的基本思想,是“同情弱势者与少数群体”。2004年应邀来马公开演讲期间,他接受我的专访,阐述其理念:“人的行为、信仰,任何文化层面的事物,皆有‘同’与‘不同’。因有‘同’与‘不同’,故必有‘多数与少数’。然而人有一种先天自然的心理:当众人都与我‘相同’,便觉安心;看见他人与我‘不同’,则易生惧怕、厌恶,甚至轻视。我们常将这种惧怕、厌恶、轻视,解释为一种道德。因此,当多数面对少数,常视后者为落后、下流、野蛮。走在街上,若见一人衣着与我等不同,较自由奔放,便可能认为其下流。此种心态,造就了社会的不容忍与偏见。我认为,‘包容’的价值,比由多数决定的‘自由民主’价值更为高尚。” 他认为,越好的文明越能体现包容体贴、尊重、照顾及理解少数者。基于这个信念,他一直捍卫同性恋者、身心障碍者和边缘青少年等少数者的权利。 在当前是非颠倒、纷扰不断的世界,尤其是在极端分子煽动仇恨情绪的社会,南方朔这番同情与包容少数群体的话语,更显得铿锵有力。(续读下篇) 相关文章: 萧依钊/南方朔、郑愁予与聂华苓 随达达的马蹄声而去(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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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