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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依钊/南方朔、郑愁予与聂华苓随达达的马蹄声而去（下）

前文提要：我与这三位国际知名作家，因《花踪》文学奖而结识。他们无私推动世界华文文学，令我始终心怀感念。怀缅他们，悠然心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之思。（三）经历三生三世的聂华苓 2009年，聂华苓以其著作《三生三世》及终身成就，荣获第五届“花踪”世界华文文学奖。《三生三世》是她的自传。她描述自己从1925至2011年，这86年间的三段人生、三个时代与三个空间的记忆，让读者窥见一位重要作家曲折动人的一生。她曾说：“我是一棵树。根在大陆。干在台湾。枝叶在爱荷华。” 文学评论家李欧梵于颁奖礼上，代表18位终身评审发表评语时指出，“花踪”世界华文文学奖有一主要条件，即入选者近十年须有创作，而聂华苓已逾八十高龄，仍能写出《三生三世》这部巨著。李欧梵的另一身分，是聂华苓小女儿、艺术家王晓蓝的前夫。他说，尽管聂华苓是前岳母，但在其心目中，她永远是岳母。评审过程中，他将《三生三世》阅览三遍，其中描述与母亲的情节，更令他感动落泪。“我读到《三生三世》第一句就感动不已。‘母亲’这个角色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几乎超越父亲的地位，而华苓笔下的母亲，生动得无以复加。” 另一位评委陈思和亦给予极高评价：“聂华苓一生命运都与中华民族的苦难与政治斗争相联，但她成功实现了超越，达到一种尽善尽美的境界。……最终到了美国，与诗人安格尔结合后，她拥有自由的环境，却不忘两岸的分离与苦难，开始破冰的工作。他们邀请两岸作家进行文学交流，建立文学乌托邦的理想主义，沟通了华文作家与世界的交流途径。这也是一种超越，超越了华文与世界的界限。我想，聂华苓的‘超越’，或许真正代表了世界华文的精神，成为世界华文文学领空上一面高高飘扬的旗帜。” 聂华苓最为世人所称道的，是她与丈夫保罗．安格尔共同创办的“国际写作计划”。他们将自由的藤蔓抛向一百多个国家、上千名作家，尤其是极权统治下的异议分子，邀请他们至爱荷华进行创作与交流。在冷战与戒严的年代，国际写作计画提供的平台，是台湾作家得以与世界及各华文圈作家交流的桃花源。许多受邀作家，后来皆在文学界占有一席之地。1976年，聂华苓与丈夫被三百余位作家联名推荐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1981年，两人共同获颁美国五十州州长授予的文学、艺术杰出贡献奖。聂华苓本人，亦被誉为“世界文学组织之母”。我初见聂华苓，是在1993年。当年邀请她担任第二届“花踪”文学奖决审。该届评审中，除她之外，尚有三位旅美作家──郑愁予、於梨华与陈若曦。那时，聂华苓的夫婿保罗．安格尔逝世已两年，她仍深陷丧夫之痛。 “花踪”颁奖礼后，我陪同几位作家赴各地演讲。心思细腻的郑愁予提醒我，需特别关照聂华苓。因此，在马期间，我尽可能陪伴在侧，却感觉她虽身在，魂却似已远飏，满心满眼尽是安格尔的影子。一路上，她不断向我述说安格尔的故事。几位旅美作家心疼她，便提议众人同往普吉岛散心。入住酒店后，作家们多往沙滩享受日光，唯她独留房中。我亦在房内写稿。忽然内线电话响起，聂华苓邀我至她房间。走进室内，只见桌上铺满安格尔的照片与资料，我脑海顿时浮现李清照的“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眼泪夺眶而出，急忙转身，以衣袖迅速拭干。 1995年第三届“花踪”文学奖，再度邀请聂华苓担任决审。或许是岁月冲淡了悲伤，又或许因她锺爱的高信疆与蒋勋亦同任评审——两位台湾作家敬她护她如亲姐。据高信疆所言，他半夜失眠时，常会拨越洋电话与聂华苓聊天（太平洋彼岸正是白昼）。她的心境较两年前开朗许多。 1996年，我趁赴纽约出差之便，转机至爱荷华探访聂华苓，在她的鹿园红楼住了三天两夜。抵达当日下午，她驾车载我参观爱荷华大学校园内她曾工作之处，以及麦迪逊桥。电影《麦迪逊之桥》即在此取景。我总觉得，电影里那句经典对白——“总有那么一个人，已消失在生命里，却一直住在你心底”——正是聂华苓与丈夫爱情的贴切写照。次日清晨，聂华苓带着酒与鲜花，领我至安格尔墓前。她深情凝视墓碑上的肖像，静静献花、奠酒，说自己每日早晨都会来此陪伴安格尔。午后，她坐于摇椅上，回忆与丈夫的过往。她说，这摇椅是当年两人同游印度时，丈夫看中却舍不得买的。“后来我瞒着他，悄悄回到那家店买下，托运回鹿园。如今这摇椅，成了我思念Paul的依托。以后你在旅途上若遇见心爱之物，当即买下吧，以免留下遗憾……” 在红楼的三日，目光所及，尽是安格尔的照片；而聂华苓的话题，也总围绕着安格尔。我深深感到，安格尔的灵魂从未远去，仍环绕在她身边，占据了她全部的心灵。回马后，我仍与她保持电邮往来，知她已开始在安格尔为她购置的奶黄色长书桌上书写回忆录。我明白，这于她是一种自我疗愈。直至某日，她不再回信。我心怀不安地询问旅美作家张错，方知她已失忆。张错安慰我，有蓝蓝（聂华苓小女儿王晓蓝）的女儿悉心照料。天涯海角，唯能遥遥为她祈福。 2025年10月20日，99岁的聂华苓辞世。愿她在另一时空，与安格尔再续前缘。相关文章：萧依钊/南方朔、郑愁予与聂华苓随达达的马蹄声而去（上）

4月前

萧依钊/南方朔、郑愁予与聂华苓随达达的马蹄声而去（上）

2025年，我经历了一场又一场的告别。这一年离世的，除了几位长辈与好友，还有三位文坛老友──聂华苓、南方朔与郑愁予。他们接连凋零，带走了一整个世代的记忆。我与这三位国际知名作家，因《花踪》文学奖而结识。他们无私推动世界华文文学，令我始终心怀感念。怀缅他们，悠然心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之思。（一）是过客，也是归人的郑愁予诗人郑愁予与马来西亚的文学缘，始于“花踪”文学奖。 1993年，郑愁予应邀担任第二届“花踪”文学奖决审委员。我对每一位愿意远赴我们这个边缘小国担任评审或演讲的作家，皆心存感念。为此，我悄悄背熟了他的名作〈错误〉：“我打江南走过／那等在季节里的容颜如莲花的开落／东风不来，三月的柳絮不飞／你底心如小小寂寞的城／恰若青石的街道向晚／跫音不响，三月的春帷不揭／你底心是小小的窗扉紧掩／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 一日早晨，与郑愁予闲谈，提起这首凄婉含蓄的诗，探问其创作缘由。他说，抗日战争时期，父亲受军训后即派赴湖北前线，年幼的他随母亲流亡，亲眼目睹战乱带来的伤亡与痛苦。1984年，身处江南的他，陪母亲上街时听见战马蹄声，唤起了童年记忆。他将这份战争与离散的苦难体验艺术化，以母亲为原型，写下这首刻画思妇期盼归人终成空幻的“美丽的错误”。郑愁予的骨子里，蕴含着中国传统人文精神与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正因如此，他能将中国传统意识与西方现代派表现技巧，结合得浑然天成。〈错误〉被一些评论家誉为“现代抒情诗的绝唱”。然而郑愁予却认为，〈衣钵〉才是其所有抒情诗里最重要的一首。他说：“ 〈衣钵〉与时代有关，与我个人情操和历史都有牵连，那是对历史负责的一首长诗。” 评论家常将郑愁予的诗风归类为婉约派，称他为“浪子诗人”。郑愁予却说，自己生命的核心是无常观与任侠情怀，诗作皆围绕这两大主题。“推动我作诗的力量，就是佛家说的‘无常观’。所谓‘任侠精神’也从无常观而来。无常观可以带出‘觉’、‘醒’、‘悟’。” 自认未曾深研佛法的他解释，其“无常观”仅是借用佛教名词诠释人生现象。“ 无常观是一种宇宙观，正因感悟人生无常，才衍生悲悯心与任侠情怀。若一味贪求，人生只会愈加痛苦。” 2011年，我再度邀请郑愁予担任第十一届“花踪”新诗奖决审委员。接机时，他赠我诗集《寂寞的人坐着看花》。纵使行程紧凑，我仍抽空翻阅，感觉其诗风已有转变。诗人除了表达深沉苦闷的家国之思，对生活与自然的体悟也更为深刻，蕴含道家的豁达与佛家的禅机。 2014年，郑愁予应邀参加吉隆坡国际书展。讲座结束后，他透过主办方大众书局约我见面，并赠我一瓶金门高粱酒。提着那瓶酒，我心中满是感动：一位年近八十的长者，得花多大心神，才能让这瓶酒在旅程中安然无恙。郑愁予于2009年落籍金门，出任金门大学终身荣誉讲座教授，将自身诗名与金门文化推广相结合，故乐以金门高粱酒赠友。 2017年，郑愁予应马来亚大学中文系之邀，至文学院演讲。若我没记错，彼时他已是东海大学终身荣誉讲座教授暨驻校诗人。讲座后，他与我在马大附近的餐厅餐叙，天南地北聊了许久。他提到，大学对他礼遇有加，唯不包膳食，宿舍附近又无餐馆，吃饭成了难题，时常随意敷衍。这次见面，我感到他较以往明显憔悴衰老，步履亦有些蹒跚。心想，或许是营养不良导致健康走下坡。他需要一位私人助理，像出国演讲这般远行，应有人从旁打点。告别后，我曾将他的情况反映给其好友诗人张错与焦桐。当时张错自美国赴台，任台北医学大学讲座教授及人文艺术中心主任。我们相约，若去台北，便三人一同拜访郑愁予。然而那几年正值多事之秋，我终未能成行，徒留遗憾。倒是张错与焦桐，都曾与郑愁予相聚。 2020年，郑愁予返美治病。2025年6月13日，91岁的诗人逝世。达达的马蹄声，自此渐行渐远。（二）永远的反对派南方朔马来西亚的知识分子，对南方朔之名当不陌生。他是台湾知名的批判型公共知识分子、评论家，以新闻、文化评论与时事政论为志业，毕生勤奋笔耕，启蒙无数年轻学子。其最为人称道者，乃是“为台湾人读书”。他一日之中，大半时间用于读书写作，据说每日阅读约15本书，经史子集，包罗万象，因而学识渊博。每逢世界发生大事，媒体皆寻他分析评论，而他从未让人失望。 1997年，经报界前辈高信疆穿针引线，我认识了本名王杏庆的南方朔。邀请他担任《Newswire》特约时事专栏作者，未料他连稿酬都未问，便爽快应允。他连续撰写十年，精辟论见广受好评。曾有好几位政治领袖与评论作者告诉我，南方朔的专栏是他们必读的，借此了解国际与两岸时局。《Newswire》亦曾三度邀请南方朔来马，担任“花踪”文学奖评审，并赴东西马各大城市演讲。接触日多，我与他结下深厚友谊。每次到台北，我总设法挪出时间与他相见，聆听他对时局的高见。他生活简朴，每次总是乘捷运前来，相约在捷运站出口碰面。南方朔年轻时积极参与社会运动；即使年岁渐增，无法再上街抗议，仍透过文字批判时势。我必须承认，其新闻信念──“永远的反对派”──对我影响至深。他主张：“在民主社会里，权力需要制衡。媒体不应是政府或资本的附庸，而须持续站在权力的对立面，代表人民，保持批判，成为公共领域中监督、质疑与平衡权力的力量。媒体若失去批判与监督，只剩歌功颂德，便会沦为宣传工具，民主也将空洞化。” 南方朔评论的基本思想，是“同情弱势者与少数群体”。2004年应邀来马公开演讲期间，他接受我的专访，阐述其理念：“人的行为、信仰，任何文化层面的事物，皆有‘同’与‘不同’。因有‘同’与‘不同’，故必有‘多数与少数’。然而人有一种先天自然的心理：当众人都与我‘相同’，便觉安心；看见他人与我‘不同’，则易生惧怕、厌恶，甚至轻视。我们常将这种惧怕、厌恶、轻视，解释为一种道德。因此，当多数面对少数，常视后者为落后、下流、野蛮。走在街上，若见一人衣着与我等不同，较自由奔放，便可能认为其下流。此种心态，造就了社会的不容忍与偏见。我认为，‘包容’的价值，比由多数决定的‘自由民主’价值更为高尚。” 他认为，越好的文明越能体现包容体贴、尊重、照顾及理解少数者。基于这个信念，他一直捍卫同性恋者、身心障碍者和边缘青少年等少数者的权利。在当前是非颠倒、纷扰不断的世界，尤其是在极端分子煽动仇恨情绪的社会，南方朔这番同情与包容少数群体的话语，更显得铿锵有力。（续读下篇）相关文章：萧依钊/南方朔、郑愁予与聂华苓随达达的马蹄声而去（下）

4月前

Newswire基金会助学计划今年41.6万助208贫户

Newswire基金会在12月下旬第10次发放特别生活援助金2000令吉给“情在人间”助学计划下的贫困学生家庭。基金会今年拨出41万6000令吉，捐助208个申请的贫困学生家庭。

6月前

丹斯里张晓卿爵士逝世｜萧依钊：“他致力消除东西马隔阂心系家乡文学”

前任世华媒体集团执行董事兼集团总编辑、现任Newswire基金会副主席萧依钊指出，老社长丹斯里张晓卿爵士对促进东西马人民交流和了解以及推动东马文学发展方面贡献良多。

7月前

“水灾献温情”赈灾义诊行动|萧依钊：没被安排住疏散中心 “边境水灾黎被遗忘了”

Newswire基金会副主席萧依钊呼吁政府各单位和民间社团及慈善组织，关注水灾时受困家中以及没有入住水灾疏散中心的灾黎。

2年前

爱满天下送暖到北马吉玻200清寒生获助学金物资

“你们要记得，全马各地有很多人在关心你们，只是送上杯水车薪的资助，没办法为你们改变太多，但是正因为爱满天下，所以特别送暖到北马。”

2年前

【惜福惜缘】千年的镌刻高僧负重护法的悲心/萧依钊（终身义工）

朋友知道我向往佛教古迹文物，推荐我看国学大师叶曼讲述北京房山县云居寺石经的视频。叶老的话拨动了我的心弦，顿时生起了“有一天要去参访云居寺”的念头。叶曼（1914—2017）曾亲近南怀谨，两者皆是现代少数将儒、道、佛融汇贯通的国学大师。上世纪80年代，叶老在斯里兰卡出席世界佛教友谊会盛会时，与原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相遇，朴老当时告诉她，北京西南郊云居寺藏经洞有1万4200件石刻《大藏经》经文，经板长30华里。可惜，云居寺已在二战期间毁于日本飞机的轰炸。 1988年，叶老第一次去北京就直往云居寺。由于经历了战火之苦，加上年久失修，云居寺破败不堪。当年呈现在叶老眼前的，是一片断壁残垣，还有一尊被炸掉了3根指头的药师佛像，她情不自禁地跪在佛像前哭泣。有人问她为何哭泣，她说：“现在开了路，我都需要人搀扶才能爬上山；当年的山没有路，石经山山路崎岖陡峭，1000年来，几千个和尚，刻了两部大藏经，填满了9个山洞的石块是怎么运上来的呢？静琬法师一个人，一辈子没下山，刻完了一个洞，用泥封起来，多大的愿力啊！我太感动了！” 筹32万美金重建她在药师佛前发愿要重建云居寺，于是她奔波于台湾、香港、美国、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地讲云居寺的故事，整整募捐一年，筹集到32万美元，交给了中国政府，这笔钱为云居寺的重建创造了条件，使千年古刹恢复了原貌。房山石经有“北京敦煌”的美誉，敦煌借塑像、壁画呈现佛教艺术辉煌的一面；房山石经则以佛经镌刻为后世留下觉者智慧，而其因缘体现了佛教弘法利他的精神。石经缘起于对法难的忧患意识。房山佛经镌刻，始于隋末唐初。当时是一个政权更替、民不聊生的动荡时期，并且经历了魏太武时期和周武帝时期的两次灭佛。在末法思想及两次灭佛的经纬下，静琬法师为了继承其师慧思法师的遗愿，立愿在房山崖壁石刻经文，希望圣教长传。静琬法师于刻凿的《华严经》题记中说道：“此经为未来佛法难时，拟充经本。世若有经，愿勿辄开。”后来唐、辽、金和明等不同朝代，许多僧人受其护法精神感召前仆后继，达千余年之久。目前已整理出来的碑件共计14万278片，合佛教典论3400余卷。我对生长于北京（现于吉隆坡同善医院行医）的殷立荣医师谈起云居寺石刻。她告诉我，30年前，她在大学时期曾和同学去过云居寺，当时游客稀少，忽然传来诵经声，备感震撼。听了她的话，我更神往之。没想到福慧国际慈善基金和中西文化艺术发展协会，竟然把云居寺石经博物馆具代表性的43件不同朝代的石经、木经和纸经带来吉隆坡公开免费展出。他们与中国文化中心（吉隆坡）、紫藤集团于2024年7月26日至8月10日联手在吉隆坡Menara KEN TTDI（M楼）举办“中华文化奇迹·北京房山云居寺历史文化展”。我喜出望外，拉了好几位祝福文化义工一同前去参观。我们亲眼看到了石板经、拓片原拓、龙藏木板经、纸经实物，还在现场工作人员指导下学习龙藏木板经拓印。当然我还是想亲临北京石经山，在苍茫天地中，缅怀历代高僧大德们“不忍圣教衰，不忍众生苦”的慈悲精神。

2年前

萧依钊 / 文化之旅，从庙宇走向人间净土

我想出版这本书的原因，是近日时感“世事无常”，这自然是年岁渐长的缘故，也是学佛以后的一大感悟。。书中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有谁能保证不会有消逝的一天？或天灾人祸、或人为刻意、或大时代使然…… 这是一趟文化之旅。我想借由马来西亚这片热土上的寺院宫庙，带领读者走过百年来的族群文化，走过宗教信仰的成形与发展脉络。过去由于新闻工作的缘故，我常到中、港、台三地参访，也常接待访马的海外学者和作家。大中华地区的寺院宫庙历史，动辄上千年、少则数百年；马来西亚华人寺庙的样式格局，大都承袭汉传建筑风格，且相比之下，庙龄也极为年轻。因此，在接待过程中，我清楚地意识到对于海外学者而言，我们寺庙的历史和文化底蕴仍浅。个人认为，这些寺庙是我们先祖南来以后氤氲而成的文化密码，亦是正信佛教在民间得以落足的桩柱。因此，无论如何我们本身都得先走过一趟，才算是对自身文化有所认识。如何定位“旅程”路线，成了我构思这本书时的首要工作。如以史实记录的角度，自然是钜细靡遗、翔实完整为主，但如此一来不免显得清冷，让旅人步履愈渐沉重。有鉴于此，我忍痛删去了过于细节的史料，将文字定调成知性之余又不失温度，冀盼它不止是日后探究历史时的索引，同时也可以让普罗大众感受到阅读的乐趣。另一个我想出版这本书的原因，是近日时感“世事无常”，这自然是年岁渐长的缘故，也是学佛以后的一大感悟。对于身边许多习以为常的人、事、物，我们总难以想像和意识到他们终有消失的一日。书中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有谁能保证不会有消逝的一天？或天灾人祸、或人为刻意、或大时代使然……我想至少有些文字记录，对于后世而言还是好的。或许这样的言论，会让人觉得我杞人忧天或过于消极，但历史上多少千年古迹都因为政治因素而被破坏殆尽？世事无常，原就是不变的法则。 2010年杪，台湾二鱼文化出版社出版了《北京伽蓝记》，出版社的两位主事人——知名作家焦桐，以及他当时还健在的夫人谢秀丽——都是我好友，于是送了我一本。伽蓝是梵语，意指寺院，有礼赞的意象。我们都知道现代出版业的艰难，介绍北京寺院这类题材俨然不会是大众考量。我在他们身上，看见了肩负推广文化使命的毅力，敬佩之余，也更自觉责无旁贷。《北京伽蓝记》的作者是永芸法师。永芸法师是佛光山星云大师的弟子，是我极看重的好友。我景仰她的才学，更钦佩她柔弱身子底下所蕴藏的强大与坚韧。她著有好些佛教散文集：《佛法其实很简单》、《过关，因为有禅心》等。2008年，她到北京语言大学做访问学者期间，利用课余时间，跑了许多在北京的寺庙进行实地探访，并将考察与研究的成果整理成《北京伽蓝记》。永芸法师说，她并不是想为自己留名，只是热切地想为佛教留下一点时代的印迹，期待百年后，有人看到这些印迹，也发起菩提心，继续承接。每每翻看这本书时，我都彷如看见永芸法师的背影，看著她的足印一个一个踏留在我前方，引领著我往前，也警醒著我，必须得往前。然而整理寺院宫庙的历史文字，这项工作自是不容易的。祖辈南来时，想必怀揣著许多不安——与大自然的搏斗、陌生的土壤与环境、语言的障碍和文化的隔阂——信仰，成了他们的护身符。长时间以来，所建立的膜拜场所，从小小的神龛到宏伟的庙宇，可说是不胜枚举。本书为了兼顾宗教发展这一领域，我们选择了以正信佛教为主的寺院，当然当中很多寺院依然保有神道系统，毕竟“神佛习合”已深入在东南亚的民间信仰里，已是无可避免的现象。本书虽从民间信仰的角度切入，但不难发现正信佛教的传入也多从这些庙宇开始。我们可从槟城广福宫观音亭、极乐寺、马六甲青云亭等寺院，看见汉传佛教当年如何传入马来半岛；从吉隆坡十五碑锡兰佛寺以及马来半岛北部多座泰式佛寺，得知上座部佛教如何在这片土地落地生根；从怡保的光炽岩寺，找到藏传佛教进入马来西亚的历史痕迹。马来西亚其中一个特别之处，是佛教三大传承都发展蓬勃，历史的梳理自然也就大有可观了（文章摘录自《云水印迹——马来西亚寺庙的文化密码》序文）。编按：祝福文化基金会和佛光文化出版社将联合于12月30日（星期六）下午5时在八打灵佛光文教中心大殿举行新书《云水印迹——马来西亚寺庙的文化密码》推介礼。询问电话：佛光文化 03-78776878 或whatsapp 祝福文化基金会 016-678 5022

2年前

【培福惜福】佛光山上，依然山花灿烂/萧依钊（八打灵再也）

觉诚法师对我说：“师父还在说法。师父一直在给我们上课……”

3年前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太平华联的谢冰莹和尊孔的张荃

萧依钊主编的《杏坛芳草——永远的邢广生》从另外一个阅读角度而言，除了为邢广生老师立传，也让我们看到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篇章的演进与形成。这些华校里许许多多可敬可贵的文化播种者，无疑是马来西亚文教建设的推手。邢老师与众多知交的交往点滴，让我们见识了为人师者的待人处世之道。书中有一篇文章写邢广生和谢冰莹以及张荃之间的情谊互动，深深吸引我。中国现代作家谢冰莹，与苏雪林、冰心、丁玲等五四时期作家齐名。1930年，她前往日本留学，却因为参与抗日活动被捕入狱，并在狱中惨遭极刑。是年，她的代表作《一个女兵的自传》出版，名声大噪。那年，谢冰莹才30岁。作为中国第一位女兵作家，她矢志为国捐躯，她的《从军日记》是在炮灰战地完成的。谢冰莹裹小脚，绝食以求上学堂，被母亲逼婚，三段婚姻，女儿“小号兵”在文化大革命被活活打死，诸等人生历练使得谢冰莹成为中国现代作家深具传奇性的人物。谢冰莹前半生的故事和她的作品，牵动不少马华读者，邢广生老师是其一。她是通过古典诗词作家张荃与这位文学偶像相识的。1951年，张荃与丈夫陈恺比谢冰莹先抵达马来亚，并先后任教于麻坡中化中学、怡保霹雳女中、吉隆坡尊孔中学，包括在马来亚大学担任中文系讲师。跟当时许多南来马来西亚华校教学的学人一样，他们丰富的学养、谦和的品性，滋养了一代学子。张荃，祖籍广东揭阳，1911年生于北平，外祖父是桐城派古文大家姚梓芳先生，她本身则师从词学家夏承焘，专攻诗词。在马来亚教学期间，她写了好几篇在地游记如〈彭亨山中杂写四篇〉。刚离世的马来西亚历史学家李业霖先生于1955年在尊孔中学毕业，即坦言曾受教于张荃门下。张荃在马来西亚出版的《中国女文学家的故事》目前也收存在新纪元的李业霖书库。该书当年由麻坡中化校友赞助，同为中化中学校友兼马来西亚著名儿童文学家马汉，亦曾撰文特意推介。谢冰莹比张荃年长5年，她们先在台湾相识，却相知于马来西亚。1947年，张荃应聘到台湾省立师范学院（今为台湾师范大学）任教，就在这时候，认识了同时期到该校的谢冰莹。1950年代，两人先后抵达马来亚。张荃约于1953年从麻坡北上吉隆坡，谢冰莹则于1957年应姚文训校长之邀到太平华联中学出任华文课主任。自那时起，谢冰莹、张荃和邢广生，三位来自当时名校的华文老师不时凑在一块交流。张荃教学的最后一站是马来亚大学中文系，1959年，她最终难抵病魔在吉隆坡离世。彼时马来亚独立不久，华校师资力量尚且不足，这批南来执教的老师，实为当时莘莘学子注入中华文化传播的养分。谢冰莹除了在太平华联教学之外，积极投身当地的文艺活动，她在《文学周报》举办的文艺营上演讲，还给《蕉风》投稿，写小说，也写散文和游记。毕业于太平华联的马华小说家梁园，当年即受教于谢冰莹；曾任教于怡保霹雳女子中学的散文家翠园，也曾撰文纪念她和谢冰莹之间的交往。她对谢冰莹三年零一个月在太平教学的生活记述详尽，“太平既有山有水，复有风光明媚的太平湖，加上这一位已心仪已久的作家，差不多每一个周末我和家人都驰车去太平与她畅晤。”（1980年5月15日《南洋商报·商余》）这些南来马来西亚华校教书的作家学人，尽管在地时间不长，却带来深远影响。邢广生和谢冰莹缔造了40年之久的半生情缘，《杏坛芳草——永远的邢广生》一书公开了她们之间的三封私函，其中一封写于1964年，当时谢冰莹右手受伤，改用左手写信，潦草难辨的字迹上写着：“这封信你最好保存，将来我往西天以后，你可常拿出来看，也只有你配接受我这封长信，哎，可怜我已写了三小时了！” 谢冰莹的南洋书写何止留下迷人的太平湖，还有一段终究牵肠挂肚的南洋情缘啊。

3年前

安焕然教授.边缘评论的初衷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的关怀点和阅读比较杂的原由，也因为这个博杂而通达，写边缘评论也同时让我的学术研究撰写论文有了更多跨视域的角度和研究课题，学术研究与专栏评论相辅相成，做人看事也不断在提醒自己凡事不好单元定格。

3年前

【惜缘惜福】老虎出山山民恐慌／萧依钊（吉隆坡）

虎年降临，很多人都寄望虎年带来好运，虎挟雄风来。投资者更希望猛虎出山，虎气冲天。在马来西亚半岛，老虎真的是出山了，却不是猛虎，而是因为自然栖息地被破坏，被迫下山觅食的饿虎。 2022年1月7日早上，吉兰丹州话望生县比海乡绍村的59岁原住民阿聂阿隆在住屋后面被一只老虎咬死。纷纷赶来的村民向老虎投掷长矛，其中一根长矛击中老虎的脸部，老虎负伤逃走。数小时后，野生动物保护局派出的一支小队赶至原住民村围捕老虎时，老虎又再发难攻击其他们，情急之下，执法员开枪将老虎击毙。二十多年来一直关怀和帮助原住民的苏广成牧师与阿聂阿隆相识，听到死讯，扼腕痛惜。“这位原住民兄弟在妻子逝世后，独自抚养6名孩子。” 他说：“绍村有31户人家，141人口。自去年12月中开始，就有3只老虎在比海乡附近现踪了。原住民养的许多狗都被这3只老虎咬噬吞吃，令那一带的乡民人心惶惶，不敢进森林寻找食物，也不敢去修补被水冲断的木桥和坍塌的山路，多个村落与外界隔绝。一个月了，执法人员未能捕抓到这3只老虎。” “1月中，等到连日大雨终于停了，洪水退了，河道比较浅了，我们的志工赶忙驾驶四驱车涉水攀山，送粮食到绍村。挨饿的村民非常激动，奔走相告。我们的志工曾去慰问阿隆的亲人。过后我们把村里的11名孩子载出山上学。” 1月11日，话望生县的另一个村子也出现虎踪。有人见到两只老虎在巴拉村原住民小学学生宿舍围篱外面出没，并拍摄到老虎的照片。1月19日，警察普通行动大队派出笫三营驻守比海乡，以捕抓老虎。这个营又名先奴伊族营，熟悉森林环境。其实，这并非话望生县第一次发生老虎袭击原住民事件。2021年7月，就曾有一位走路回家的原住民被老虎袭击。苏牧师说，不只老虎，其它猛兽也曾袭击原住民。2019年12月，森巴迪村村长胡辛被野熊袭击，他仅靠手上的一把巴冷刀，跟大熊搏斗。幸好其他村民听到他的呐喊，赶来相救，才幸免于难。他的右脚和左手都被撕咬到重伤，在医院医治了六个多月才康复，右脚却落下了残疾。最近苏牧师去探望胡辛村长，劫后余生的他和家人非常感恩。森林被滥伐，是人类共同的问题。全球森林面积正以每年减少730万公顷的速度消失。人类对大自然的任意破坏，已造成许多动植物绝种的遗憾。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Greenpeace）指出：“迅速的森林砍伐和栖息地丧失，意味着老虎等野生物种被迫与人类更紧密接触，最终被杀害。” 近十年来，吉兰丹州年年发生的大水灾以及猛兽频频出现在原住民村，与原始森林被大量砍伐脱离不了因果关系。伊斯兰党执政的吉兰丹州是马来西亚唯一不承认原住民对原生习俗土地拥有权的州。保护剩下的原始雨林 2019年1月18日，希盟政府执政时期的总检察长汤米．汤姆斯代表联邦政府入禀哥打峇鲁市高等法庭，起诉吉兰丹州政府、吉兰丹土地与矿物局局长、吉兰丹林业局局长和5家私人公司侵犯原住民习俗地。诉讼受益人是原住民。汤米当时说，诉讼是基于吉兰丹州政府发出伐木准证予私人公司，任由他们以重型机械砍伐树木，尔后运出森林。遭受破坏的森林地，被用以种植榴梿树和橡胶树。吉兰丹政府在发出伐木准证前，不曾咨询特米亚族（Temiar）原住民的意见，也没给予他们任何赔偿。此举已剥夺了特米亚原住民的祖传土地，且严重污染、侵蚀和破坏了先波（Pos Simpor）原住民区的生态系统。这是马来西亚自独立以来，联邦政府首次为原住民所采取的诉讼行动。可是哥打峇鲁市高庭以“法庭无权直接或间接，向任何政府发出禁止令”为由，将该案驳回。目前因为威胁原住民的生命安全而被追捕的老虎是“马来亚虎”。马来亚虎是马来西亚国徽上的护盾兽，是国家象征之一。它象征了马来西亚人民的勇敢与毅力。在争取国家独立时期，全国拥有3000只马来亚虎。如今，马来西亚最具标志性的老虎却被国际保护自然联盟（IUCN）列为濒危动物，据估计，现只剩约150只。森林被滥砍滥伐，造成水土破坏、气候变迁、生态链失衡、物种灭绝，依靠狩猎小动物和采集野菜野果为生的原住民首当其冲，传统的食物资源渐失。若要拯救马来亚虎、马来熊、大象、红毛猩猩等珍贵物种和原住民生活环境，我们必须完整保护剩下的原始雨林。在这虎年，我们不应止于空洞的吉祥祝词，让我们采取实际有效的行动去制止森林受破坏，拯救老虎等野生动植物，及维护原住民生存权！其实这也是在维护我们子孙后代未来的自然环境。

4年前

【惜缘惜福】地震过去6年了，尼泊尔孩子好吗？/萧依钊（吉隆坡）

2015年，喜马拉雅山南麓的尼泊尔发生7.8级大地震，山河变色，伤亡惨重，震惊世界，各国的援助和志工纷纷涌入。强震过后，Newswire基金会、佛光会和基督教世界外展会立即联手到尼泊尔赈灾。这是我第一次踏足有“众神的国度”美誉的尼泊尔，但映入眼帘的却是满目疮痍——损毁的古庙、坍塌的楼房、断裂的道路…… 当地义工带领我们巡视几个受到重创的灾区后，我们决定捐资重建两所学校的课室及两个偏远山村里倒塌的住屋。第二年，我和佛光山的几位法师重访灾区视察重建工程。我们筹建的校舍民房已经落成，受惠者自然欣喜，但仍有很多灾民无力重建家园，路旁堆满瓦砾，许多学生依然在简陋的帐棚上课。当地义工从法师那里知悉我参与的另一个基金会——祝福文化基金会有一个助学计划，在一些国家和地区捐助贫困孩子上学，即来找我陈情：地震造成许多孩子失去父亲或母亲，或家园毁坏，如果没人援助他们，他们就得辍学……他们希望祝福文化基金会能援助这些孩子。这样的要求，应该没有人会忍心拒绝。祝福文化基金会应承每年通过当地民间组织捐助百多名贫困学生上学。从此，祝福文化基金会与这高山古国结下了不解之缘。帮助他们上学求知识 2019年，为了让“祝福使者”们亲自去尼泊尔探访他们捐助的学生，我们组织了“祝福文化尼泊尔探访团”。50位“祝福使者”探访了学校、城市边缘的贫民区、古老的寺庙……可惜由于连日暴雨，山路被砂石流冲毁，我们租的四轮驱动车无法深入山区，祝福使者们无缘探访住在偏乡的学生的家，只能请学生及他们的长辈步行到公路旁来相会，送上我们从马来西亚带去的礼物和红包。(www.bestwishes.com.my对当时的情况有详细的报导。) 这两年冠病疫情肆虐，国界封锁，主要靠旅游观光业的尼泊尔经济受到打击，我一直在惦念尼泊尔的孩子们，他们近况如何？还有继续上学吗？于是委托当地义工去探访我们捐助的一些孩子，义工的报告令人心酸：由于各种因素，尼泊尔灾后重建之路走得缓慢，以致平民生活苦不堪言。孩子们的情况未有明显的改善。有的孩子仍住在灾后临时用锌片和木板盖的简陋棚子里，有的住在用木头支撑着墙壁防止倒塌的残破危房……他们的父母没能力让孩子过上温饱的生活。义工的报告中还附上了其中几位孩子的情况和照片：爱斯德尔，13岁父亲已过世，母女三人住在铁皮屋。母亲平日替人家打扫房子，赚取微薄的工资。有时母亲生病不能出去工作，她们一家就没钱买饭吃。爱丽莎，11岁父亲已过世。母亲在餐馆打散工，养活4个孩子。一家人住在租来的破房子，挣扎求生。爱斯冰，6岁父亲抛弃了她们母女，幸好一个慈善组织帮助她的母亲开了一间小茶档谋生。母女俩住铁皮屋。小沙弥尼艾迪雅，11岁在被父亲抛弃后，艾迪雅的母亲带着她和姐姐投靠寺院，其母在寺院当义工，她和姐姐从小受戒出家。莉斯玛，13岁莉斯玛一家是南部山区的乡民。地震摧毁了他们的家园后，至今仍靠临时的铁皮屋遮挡风雨。一家五人挤在一间卧房。双亲的工作和收入不稳定，所以他们常过着有一顿没一顿的生活。凝视着一张张女孩的照片，她们的相貌深深烙印在我脑海中。我忖思着疫情过后，一定要再组团去看望她们。夜里，尼泊尔女孩走入了我梦里：清澈的河水，起伏的山峦，蓝天白云下，白色佛塔旁的风马旗飘扬，一个女孩站在高坡上的帐棚前面拼命向我招手，我一步一步的踩着上山的路，仿佛漫长，却又近在咫尺，下一个瞬间我醒转了过来……我躺在床上回忆梦里的女孩：她是尼泊尔无数需要帮助的女孩之一。如果我们向这些孩子伸出援手，帮助他们上学求知识，他们的命运就可能改变。

4年前

【惜缘惜福】在风雨中挣扎前行的移工/萧依钊（吉隆坡）

7月，“白旗”在全国各地飘扬。面临困境的平民，在家门口挂上白旗，寻求援助。但在这片土地上，有这么一群人，纵使走投无路，也不敢“挂白旗”求救，他们怕因此而惹祸上身，因为他们是移工，他们中有很多是没有合法居留证件的。／１／生活勇士瑪麗莎一天，接到菲律宾籍移工玛丽莎的求助电话：“我和我的朋友们仍然找不到工作，没有人要请我们做工，本地人见到我们像见到鬼一样，怕我们传染Covid。你能再给我们米粮吗？我们实在没有办法了，才向你开口。” 玛丽莎是代表和她同住巴生市某老街区的“难姐难妹”们求助的。这些移工原在附近的几所学校食堂、大排档及茶店当临时工，洗碗碟、洗菜、捧餐、打扫卫生……，工资以工时计算，从早到晚一天可赚50令吉左右。政府实行封锁政策后，这些移工失去了工作，坐困愁城。我带着歉意告诉玛丽莎：“政府禁止跨县，我现在无法送粮食给你们，非常抱歉！目前有些公司和团体响应“白旗”运动，我会将有关资讯传给你，请你向他们求助。” 过了两天，玛丽莎泄气地告诉我，她打了电话给这些公司和团体，但得到答覆是：“已经派完了”“你那儿不在我们的行动范围内”“我们只发给大马公民”…… 我上网搜寻，看到有组织或个人声称，会在加油站摆放免费便当，任由公众带走。建议她去碰碰运气。结果她驾车兜了一小时，才找到有免费便当的加油站，但一人只限取一盒，她无法帮其他朋友领取。在这期间，玛丽莎一直在想尽办法解困。她曾尝试卖椰浆饭。她烹煮了20包椰浆饭，在街区摆卖，一包3令吉。可是“我只卖出了3包，我的朋友都要我免费送给他们。到了傍晚只好把饭都送出去，血本无归。” 但她摆摊卖饭的举动引起了一位好心的华裔女子注意，这位女子拿出300令吉，150令吉当作她的酬劳，要她用150令吉买食材煮100包椰浆饭送给附近的贫民。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女子后来又给了她两次钱，每次皆300令吉，并留下话说：“我以后还会给钱你，请你送饭。” 玛丽莎不断打电话询问认识的本地人，要不要请她上门做钟点清洁工。终于有一女商人请她到邻县的住宅做清洁工。可她途中遇到警察检查站…… 当她陈述她的遭遇时，一度哽咽，即使铁打的心也会涌起阵阵酸楚，我对她说：“目前巴生县疫情严峻。你等我打了第二剂疫苗两周后，有足够的免疫力时，我一定送米粮给你和你的朋友。” 玛丽莎的人生哲学是“God help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上帝只救自救者），不管生活如何困难，她永不放弃。对这样的生活勇士，我愿意扶她一把。／2／緬甸移工海外孤兒雪州的巴生市是全马工商活动最繁忙的港口城市，这里造就了许多富商，也招募了很多移工。疫情暴发后，巴生一直是全国疫情最严峻的地区，每天都有移工感染病毒及不治逝世。巴生市郊的贫民区，聚居着许多缅籍移工。21岁的阿蒙和5位同郷好友在这里租了一间廉价屋，月租400令吉。他们都在附近的工厂当电工，并非正式雇员，工资以日计，约60令吉。工厂停工后，他们已经几个月没收入了。家住巴生的义工来吉认识阿蒙和他的朋友，当他知道我要到巴生去送粮食给菲律宾和印尼籍的移工们时，即对我说，这些缅籍客工也许比玛丽莎的朋友更需要援助。其实我是特别同情缅籍客工的。他们除了因贫困而出外谋生之外，当中有许多人其实是为了逃避战乱和政治迫害才偷渡来到马来西亚的。现在他们的祖国被军人夺权、暴行频仍，疫情迅速恶化，归家之路己断。他们的处境，比起我们华人祖辈当年“海外孤儿”的境地更为悲惨。阿蒙和他的同乡一见到我、来吉、义工晓君3人，以及一辆满载着米粮的货车出现时，便赶忙走了出来，七手八脚的帮助卸货，也帮助把要捐给另一群菲律宾和印尼籍客工的米粮扛去玛丽莎的车里。我试图和阿蒙他们攀谈，可惜他们只懂得讲几句简单的马来语，正在发愁时，救星来了——在难民学校教英语的女教师鲁莲充当我们的翻译。她告诉我们，她和来领取米粮的26位客工都是缅甸西部山区的钦族人。钦族是缅甸的第七大民族，约有100万人。钦族先民约在公元2世纪从中国内陆南迁至缅甸，几经辗转流徙，最后定居于西北部山区的钦邦。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钦族人多改信基督教。因此，在巴生的钦族人都是基督徒。他们都是因为逃避战乱偷渡进来马来西亚的，幸好在教会志工的帮助下，他们获得了联合国难民署所发予的难民证。鲁莲说，这几个月来，曾有一教会组织和两个民间组织派发米粮给他们，但都是一次性的，而且没有像这次祝福文化基金会所派发的物资那么多。“你们显然很有诚意。”她说。鲁莲表达了移工们的焦虑心情：“当前的世界让我们感到不安。我们不断听到同郷染病逝世，我们害怕被遣送，我们担心家乡亲人的安全。谁也无法预测灾难明天会不会降临到自己身上！” 有的移工来了多年，在这里成家生子。看到他们的孩子，不由联想到8月19日在喀布尔机场，绝望恐慌的阿富汗母亲们把自己的孩子扔过铁丝网，乞求英国军人把他们带到安全地方的悲惨画面。愿这些缅甸孩子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5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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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9月大地震后，重建工作百废待兴，大马慈善组织赴印尼苏拉威西伸出援手……...

8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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