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终容易被“做成了什么”及“留下些什么”之类的问题缠上。《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1959年3月10日条记载，胡适对胡颂平说，他原打算从阳历元旦起写年谱，到阴历除夕完成，终究未能实行。胡适应酬不断，计划未竟，不意味岁月虚掷。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人生偶有不足，他坦然视之。
我们习惯按阳历年来安排生活节奏，一年终了，回顾得失，顺势对未来有所期许。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在阳历年与农历年之间，保留宽缓时间感。阳历元旦说“新年快乐”，农历新年亦复如此，不像中国，元旦与春节泾渭分明。阳历年总结时若仍留遗憾，尚有农历年作为缓冲，让人再作整理与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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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阳历年将尽时，常会收到新日历，准备迎新送旧。事务缠身的人，还会为自己准备新记事本，将重要约会和会议预先记下，以免临时疏漏。
有写日记习惯的人，对时间流逝尤为敏感，更换新本子时，即是岁月轮替讯号。唐德刚在《胡适杂忆》指出，胡适持续一生、不曾忘记记录自己，完整保存生活轨迹。他初到胡适纽约寓所，见到胡适日记簿，大吃一惊。
胡适日记是准备留给后人看的，他“所用的清一色的红封皮日记簿，也是当时美国出版最名贵的一种”。唐德刚自嘲是“胡迷”，受老师影响，从此“做了该日记印刷公司的长期顾客。”他回忆胡适时补上一笔：“自己的书架上居然堆满了二十七本同样名贵的日记本子。”
文人之中日记可读者不少，胡适是其一，可惜我没有写日记习惯，2008年至2013年属例外。那5年我在高教部事情密集，行程紧凑，出席的活动、宴会以及所见之人，我以极简方式写上，不涉感想，说是流水账亦无不可。
其余年份零星断续，近年几乎不留记录，但是日子并非空白，每月三篇专栏文字是岁月留下的其中痕迹，撰文心情我一清二楚。去年，我在阳历年至农历年前后筛选文章，两个月后出版《雨雪霏霏》和《隐山隐市》，今年我在同样时间选稿，准备出版散文集《多年无尘》。
文学是最后归宿
连续两年在阳历年至农历新年之间进行整理工作，与胡适当年拟定年谱计划心境多少相通。每一本书出版，都是为人生留下可供回望线索。根乎学问，本乎性情，与文字相处，从不令人疲惫。恍然之间，我仿佛又看见自己初入马大中文系时身影。
张爱玲在《红楼梦魇》自序中说，十来岁时，《红楼梦》和《金瓶梅》于她是一切泉源，尤其是《红楼梦》：“偶遇拂逆，事无大小，只要‘详’一会《红楼梦》就好了。”有书解忧，自是幸事。年轻时我能消遣时光的方式有限，书籍对我的意义同样重大。张爱玲的话，让我想起中学彷徨不定的日子。只不过如今已过仅靠几本书便可解忧的年纪，但读书依然必要，至少在面对纷扰时，能从书中领悟到许多深刻而超然的应对方式。
如何解忧是人生考验。心态若正，总能寻得出路，身旁亦不乏可资凭借的精神资源。不必慌张，一切都有从飘摇朝向稳定的可能。性格既已形成，不妨自我审视一番，依内在诉求继续前行。苏格拉底有一次与斐德若相约外出，行至雅典城外一处河湾，忽然赞叹美丽景致。斐德若惊讶他宛如异乡游客的表情，问道：“难道从未出过城？”苏格拉底回答：“确实如此，我是一个好学的人，田园草木不能教我什么，于我无益，真正让我学到东西的，是城邦里的人。”
与其说苏格拉底“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不如说他有专注的领域，看待问题有自己的切入点，人生从来就不是数学题，不是只有一个标准答案。
读大半辈子书，文学还是最好归宿。学问之大，我只占一隅，纵然范围有限，仍可在古今之间穿行。读书本来就环环相扣，书籍替我开辟一条有意义道路，悠悠岁月里，知识的吸收有时循序安排，有时随缘而至。兜兜转转，表面看似脉络分明，实则夹杂着几分难以言说的诡秘：所遇之人、所经之事，事先有谁能完全预测？谁又能笃定自己终将通向何处？
“泛泛杨舟，载沉载浮。既见君子，我心则休。”这是《诗经·小雅·菁菁者莪》中句子，朱熹解释说：“载沉载浮，以比未见君子而心不定也。休者，休休然，言安定也”，唯有见到所期盼的人，内心方能安定。这里的“君子”，可释为国君、情人，亦可视为智者，端赖读者之需。
我独坐书房，游思于古人与今人之间。所谓“既见君子”，并非一定要遇见谁，生活中家人及朋友是我最实际依靠，而此刻我躺坐椅上，心中所念“君子”，却是隐藏在书本里，散发灵光的古今名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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