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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

3星期前
我房间的书柜里头摆放着许多没用完的笔记本。不,准确来说是“半途而废”的日记本。在我还是小学生的时候“日记”是一门功课,有着固定的格式。簿子的左上角写上星期,中间是年月日,右边是阴晴。老师吩咐我们把每天发生的事情记录下来,每周一上交。发回来的簿子上偶尔会有班主任留下的,红红的金玉良言。那时的我常常在撒谎与坦诚之间进退两难。一来是对老师的不信任,二来是因为我的日子实在过得很无趣,很单调。谁会想要阅读无聊的日子呢?因此对于十一二岁的我来说,日记就是待检阅的功课,内容应该生动有趣,言语规范,不该是平淡的,使人提不起兴趣的日常。 小学的贩卖部里常常会购入新颖的小玩意,最火红的莫过于“密码书”了,两个巴掌大小的尺寸,书本的边缘有着9个突起的按钮,分别对应着不同的数字,密码由4个数字组成,以贴纸的形式粘在书的背面。有些权力一旦拥有,就食不知味,例如隐私。初尝权力滋味不懂得收敛,难免会情不自禁地反复使用来加以确认。因此笔记本哪怕上了锁也会在四下无人的时候,悄咪咪地打开交给好友阅读,臭屁地说:我只允许你看哦,只有你! 我们各自阅读对方的“密码书”,迫不及待地吞咽秘密,小心翼翼地了解彼此。然而“密码书”用得久了,那反复使用的四个按钮早已不堪重负,还没按呢,就已松动下陷。世上大抵没有永远的秘密。 十几岁,正是叛逆的年纪。年轻的心,如同冰糖葫芦外的糯米纸——轻轻一捏就碎;如同炮仗,一点就炸。那是一个妄图与父母谈判的年纪,在这样孤立无援的时候很容易遇到惊艳的人。我买了一本崭新的笔记本,写起了酸甜味的“暗恋日记”。“在时间与人群快速流动的场地,我总能精准锁定你,心跳总比大脑更快一步。”“今天集合的时候没看到你,心底就起了雨。”“我决定在来临的运动会找你合照,大概率会退缩,可你要毕业了,青春只有一次!” 诸如此类的文字,满是青春的轻伤与酸涩。那本笔记本是独属于我的,上了锁的伊甸园,是我对自己极致的剖析。我从未如此认真地,言无不尽地,事无巨细地,记录着自己的感受。 老派学生的招魂法器 一页页的琐碎言语记录着不善言辞的我。如今我重温这本笔记,嘴角不禁上扬。书的最后一页写着:“暗恋是一个人的兵荒马乱。”哪怕脸庞早已被时间冲刷模糊,日记里的细节依旧鲜明,仿佛置身于那段怦然心动的岁月。 待我再长大一些,笔记本的作用就如其名,记录笔记。高中忙着备战SPM,报名了各种补习班,又恰逢病毒横行,政府的一纸通告使青春褪了色。接近半年的时间,我守在电脑前上网课,旁边一定摆放着一本笔记本,上面是零碎的笔记和搞怪的插画。为了考获好成绩,我还专门去搜索学霸们是如何记笔记的,第一步就是得有各式各样的荧光笔和中性笔。对了,还有一本某T品牌的笔记本。太复杂了,反正我也不是什么学霸,我当即拿了没用过的作业本凑合凑合。我想那样的笔记本即使没上锁,也没人愿意翻阅。 到了大学,几乎人手一架笔记本电脑或者平板。我亦有一架,常用来写作业和上网课。可我还是喜欢在课堂上掏出我的笔记本和铅笔盒。放眼望去,像我这样老派的学生,已经不多了。罢了,至少停电的时候,我的脸上不会泛起幽幽蓝光。记得有一回上课,老师看见我掏出中学的旧簿子做笔记,感慨地说:“你还真是个念旧的人。”实则不然。只是那段中学时光,是我智力的巅峰;而如今,是我饭量的巅峰。于是这本簿子,就成了某种“招魂法器”,用来召唤当年的灵光助阵。其实,我的定力并不强。电子产品的诱惑太多,滑一下屏幕就能逃离无聊的课堂。也许这才是我迟迟不肯换掉旧簿子的真正原因——不是念旧,而是害怕自己忘了曾经那种专注、那种单纯地为了一个目标而埋头苦干的模样。我仍执拗地认为,用铅笔书写的手感,是智能笔无法取代的;也仍执拗地觉得,手写的文字,总有一份独特的温度。幼时,母亲拿着“藤条”守在身旁监督我写字,我仍是一个笔画也不敢写错。 手写是习惯。曾经多少个日夜匍匐在案,用着体温把油笔捂热,憋着一股气地和时间较劲。空间寂静得只剩下书写的声音与命运的叹息。我喜欢可视化的一切,厚厚的练习纸与笔记本是我的安全感,笔在我手下,未来亦是。在这瞬息万变的年代,总得留着些痕迹,证明我来过。我所使用过的笔记本足以拼凑成一个零碎的我。每每翻阅回去,又重新了解自己一点,这何尝不是一种“我与我周旋久”呢?人们常说字如其人,我却不见得。我记录课堂笔记的字体较为整齐,记录情绪用的是狂草,无话可说就会留下小图画。那些线条、笔画与随手的潦草,恰恰组成了比任何文字都更真实的我。平板会有电量不足与内存告急的时候,只有笔记本能够纵容我的随心所欲,不会要求我写标题,字体下不会有蓝色的波浪号,不需要联网,允许我的天马行空……我是一个慢热的人,待回过神来,有些习惯早已融入骨血。
3月前
1952年1月1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回想去年的成绩,实在太惭愧。长文只写了三篇……短文也不多。”他逐一列出文章题目,均以英文撰写。又提及那一年为汪振寰被拘禁一事写了三封信,不仅促成保释,也间接引发军法与司法界线的讨论,甚至掀起《自由中国》是否享有言论自由的舆论争议。 自1948年12月15日被蒋介石从北京接到南京后,胡适深知国民党在中国的气数已尽,他即将离去,流放美国。1949年1月1日,他在日记说他“在南京作逃兵,作难民,已十七日”。 元旦是新年,春节也是新年。胡适习惯称前者为阳历元旦,后者为旧历元旦。他不讲究仪式,却也不刻意避俗。拜年与否皆可,也不强求必须和家人一起,节日的重要性可随时空而变。日记中完全不提节俗的情形亦屡见不鲜。1949年1月29日春节,他未记日记,仅附上一份无署名与日期的剪报,刊载中共公布的战犯名单,被圈点者包括蒋介石、李宗仁、陈诚、白崇禧、宋子文、宋美龄等四十余人。两天后,他记“取得出国护照的签证”。 1950年1月1日胡适谈读《朱子语类》心得,没有迎新送旧情绪。1950年2月17日春节,他在芝加哥行政官员俱乐部演讲,题为“处于悲伤中的中国”。1951年1月1日,他提傅斯年之死和王徵被烧伤,使他“今年过年最不愉快”。 1952年1月27日春节,没有留言,日记夹剪报,内容为他对中国同胞的广播。记者以他的第一句话“我是北京大学的胡适”当标题,并将“恭喜恭喜,恭喜大家”等吉利话收入报道。他称国际形势对反共复国运动有利,因为自由世界已认清共产主义征服世界的企图,在美国领导与援助下形成共同防御力量。他说自由的中国需要自由的世界,“自由的世界当然也需要一个自由的中国”。他要大家相信:“今年一定比去年好,新年一定比旧年好。” 面向世界向前走 内心可以疲惫,但是不可消沉。不正面不乐观,未来如何继续?世界不会因为吉利话而改变方向,但是会因为积极的态度而让日子延续。胡适不让自己空闲,爱谈生命的意义,有一分热便发一分光。1952年11月18日他从纽约飞台湾,停留70天。他的学生胡颂平编著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1953年1月1日条,记他在立法院、监察院制宪国代举行“公布宪法六周年纪念”的茶会上,发表长篇演说。称“在岛上住了很久,不要养成岛上的小气派,要把气魄放大,眼光放广”,他希望台湾同胞面向全国,面向4亿5000万广大民众,也面向世界。 1954年1月1日和和2月3日春节皆无日记。1955年1月1日见访客后,他读《郑板桥全集》,并抄录〈家书〉中的话:“总是读书要有特识。依样葫芦,无有是处。而特识又不外乎至情至理。歪扭乱窜,无有是处。”1月24日注明“旧历乙未元旦”,自述“水泻八九次”,病中完成狄百瑞英译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书评。1956年2月12日春节在芝加哥,除夕应华侨理事会之邀于新年餐会演讲,题为〈终将有一个自由的中国〉。1956年底赴加州讲学,1957年1月1日在洛杉矶,与赵元任夫妇共进午餐,下午“睡了三个多钟头”。1957年1月31日春节在医院,除夕大吐血入院,确诊溃疡,当日“全不记得”。 1958年4月10日回台湾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后,生活渐趋热闹。1959年1月1日日记空白,《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补记他参加总统府团拜。两天后中央研究院团拜,他提出“新年的决议案是个汉学中心问题”,希望汉学中心“在台湾,将来仍在大陆。”1959年2月8日春节,人在台北,他记“早上有拜年的客人多批”。 《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记1960年1月1日上午10时他赴中山堂参加开国纪念与元旦团拜。1961年1月1日胡适同样赴总统府团拜,并代表国科会发表首届科技人员出国进修名单。回到南港办公室后,和李济夫妇午餐,考古学家李济因眼病及糖尿在台大医院住院一个月,“今天出来舒散舒散,气色很好”。1961年2月15日春节在家写信又写文章,半夜完成〈跋红楼梦书录〉。 1962年1月1日胡适住院,他致张凝文信称因心脏病“已住了五个星期”。2月5日春节,他记“来拜年的朋友很多,约有八九十人”,但“多数人知道我尚未完全复原,只留名片,或签名而去。”年初四胡适和江冬秀赴蒋介石饭局。胡颂平说宋美龄“送胡夫人一些年糕咸肉,也带回来了。” 那是胡适最后一次过年。
4月前
年终容易被“做成了什么”及“留下些什么”之类的问题缠上。《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1959年3月10日条记载,胡适对胡颂平说,他原打算从阳历元旦起写年谱,到阴历除夕完成,终究未能实行。胡适应酬不断,计划未竟,不意味岁月虚掷。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人生偶有不足,他坦然视之。 我们习惯按阳历年来安排生活节奏,一年终了,回顾得失,顺势对未来有所期许。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在阳历年与农历年之间,保留宽缓时间感。阳历元旦说“新年快乐”,农历新年亦复如此,不像中国,元旦与春节泾渭分明。阳历年总结时若仍留遗憾,尚有农历年作为缓冲,让人再作整理与期待。 从前阳历年将尽时,常会收到新日历,准备迎新送旧。事务缠身的人,还会为自己准备新记事本,将重要约会和会议预先记下,以免临时疏漏。 有写日记习惯的人,对时间流逝尤为敏感,更换新本子时,即是岁月轮替讯号。唐德刚在《胡适杂忆》指出,胡适持续一生、不曾忘记记录自己,完整保存生活轨迹。他初到胡适纽约寓所,见到胡适日记簿,大吃一惊。 胡适日记是准备留给后人看的,他“所用的清一色的红封皮日记簿,也是当时美国出版最名贵的一种”。唐德刚自嘲是“胡迷”,受老师影响,从此“做了该日记印刷公司的长期顾客。”他回忆胡适时补上一笔:“自己的书架上居然堆满了二十七本同样名贵的日记本子。” 文人之中日记可读者不少,胡适是其一,可惜我没有写日记习惯,2008年至2013年属例外。那5年我在高教部事情密集,行程紧凑,出席的活动、宴会以及所见之人,我以极简方式写上,不涉感想,说是流水账亦无不可。 其余年份零星断续,近年几乎不留记录,但是日子并非空白,每月三篇专栏文字是岁月留下的其中痕迹,撰文心情我一清二楚。去年,我在阳历年至农历年前后筛选文章,两个月后出版《雨雪霏霏》和《隐山隐市》,今年我在同样时间选稿,准备出版散文集《多年无尘》。 文学是最后归宿 连续两年在阳历年至农历新年之间进行整理工作,与胡适当年拟定年谱计划心境多少相通。每一本书出版,都是为人生留下可供回望线索。根乎学问,本乎性情,与文字相处,从不令人疲惫。恍然之间,我仿佛又看见自己初入马大中文系时身影。 张爱玲在《红楼梦魇》自序中说,十来岁时,《红楼梦》和《金瓶梅》于她是一切泉源,尤其是《红楼梦》:“偶遇拂逆,事无大小,只要‘详’一会《红楼梦》就好了。”有书解忧,自是幸事。年轻时我能消遣时光的方式有限,书籍对我的意义同样重大。张爱玲的话,让我想起中学彷徨不定的日子。只不过如今已过仅靠几本书便可解忧的年纪,但读书依然必要,至少在面对纷扰时,能从书中领悟到许多深刻而超然的应对方式。 如何解忧是人生考验。心态若正,总能寻得出路,身旁亦不乏可资凭借的精神资源。不必慌张,一切都有从飘摇朝向稳定的可能。性格既已形成,不妨自我审视一番,依内在诉求继续前行。苏格拉底有一次与斐德若相约外出,行至雅典城外一处河湾,忽然赞叹美丽景致。斐德若惊讶他宛如异乡游客的表情,问道:“难道从未出过城?”苏格拉底回答:“确实如此,我是一个好学的人,田园草木不能教我什么,于我无益,真正让我学到东西的,是城邦里的人。” 与其说苏格拉底“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不如说他有专注的领域,看待问题有自己的切入点,人生从来就不是数学题,不是只有一个标准答案。 读大半辈子书,文学还是最好归宿。学问之大,我只占一隅,纵然范围有限,仍可在古今之间穿行。读书本来就环环相扣,书籍替我开辟一条有意义道路,悠悠岁月里,知识的吸收有时循序安排,有时随缘而至。兜兜转转,表面看似脉络分明,实则夹杂着几分难以言说的诡秘:所遇之人、所经之事,事先有谁能完全预测?谁又能笃定自己终将通向何处? “泛泛杨舟,载沉载浮。既见君子,我心则休。”这是《诗经·小雅·菁菁者莪》中句子,朱熹解释说:“载沉载浮,以比未见君子而心不定也。休者,休休然,言安定也”,唯有见到所期盼的人,内心方能安定。这里的“君子”,可释为国君、情人,亦可视为智者,端赖读者之需。 我独坐书房,游思于古人与今人之间。所谓“既见君子”,并非一定要遇见谁,生活中家人及朋友是我最实际依靠,而此刻我躺坐椅上,心中所念“君子”,却是隐藏在书本里,散发灵光的古今名士。
4月前
5月前
为了学习如何加强诗歌朗诵以及演讲的技巧,本就计划驱车到外地上课。恰巧碰上工作日,从山上下到上课地点必须开上至少3个小时的车程,所以必须提早离开,赶在日落前到达目的地。我迅速写上学生必须要在代课老师进班时完成的功课,拎起书包转身就走。 通常,我会布置跟写作有关的课业,学生在一个小时内写一篇日记,题材不拘、字数没限制,只要做到“我手写我心”便可。当然,我自己也会写上日记,上华文课时会将之展示并大声朗读给孩子们听,分享在生活当中我认为有趣的人事物,甚至连小苍蝇也可以成为写作素材。 好不容易赶上课程,心里始终惦记着小不点们。点开手机输入文字,询问同事这群小不点在班上有没有好好地完成功课。其实不需要过问,大概能猜出他们在班上的情况——手里虽握着笔,嘴上却是叽叽喳喳说个不停……那画面如此清晰,唉……我这就是在想念这些时而可爱时而气人的孩子们。 多少,有点迫不及待想看看他们写的日记。 周末结束了,又迎来上班的日子。熟悉的作业本放在办公桌上。顾不上肩上沉重的书包,手快速地翻阅那些日记本。一目十行的本事是这3年来带着孩子们写作后所练就的。总的来说,写的都是跟我这个班主任相关。 岂有此理!说好一人写的一篇文章,这些家伙居然一人只写了一段! 上面满是“温馨提醒”,要顺着他们写好的排序阅读。 《戚老师去……流浪……了》(开头) ……戚老师去……又去流浪了。还不告诉我们原因。不过,还好这次没带XX一起去流浪,还好,还好…… 我明明提醒了他们我不在呀!这金鱼般的记性,实在是展现得淋漓尽致! 《戚老师去…流浪……了》(内容一) 戚老师还给我们写日记……写不完就必须在道德课继续写……不!我们得赶快写!这是为了节省时间,好让我们在道德课的时候玩耍! 如此的直接,我这个老师瞬间无言。果然,孩子是天生的游戏家。 《戚老师去…流浪……了》(内容二) 戚老师以前还说过,那是她最后一次去流浪,但是今天她还是去流浪了。唉……今天是别的老师代课,不好玩。如果戚老师不去流浪就好了。 金鱼记性大集合 天哪!读到这里,才意识到我压根没教过他们“流浪”这个词……我到底是什么时候说那是我最后一次流浪呢?现在可是轮到我脑袋旋转个不停…… 《戚老师又在外面流浪》(内容三) 老师竟然又去流浪了!难道老师去参加读书会?还是去考试?希望老师这是最后一次出去流浪。 班里的“金鱼”可真是不少。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我没这样教过他们以接龙的方式写作…… 《戚老师又来流浪了》(内容四) 唉……为什么戚老师又去流浪呢?而且到现在也没和我们说,真不喜欢! 我发誓,我是有说过我到外地上课的……这群孩子,到底上课时耳朵是不是收了起来? 《戚老师去……流浪……了》(结尾) 如果戚老师再去流浪,我们就抓着戚老师的脚,不给老师去! 我的脚可不是那么轻的…… 读过了这几篇让人哭笑不得的“接龙日记”,还真的忘了我应该先把书包放下的。 那肩包的沉重感回来了,但心里,是挺暖的。
5月前
这张椭圆长形云石桌置于饭厅以来,就注定要兼当我的工作台。用餐通常只占用右半边桌面,左边的空间成为我二十多年来的住家“办事处”。 我坐在面向内墙壁的椅子,椅面木框围着的是冰凉的云石,即使没冷气,久坐也不觉得热。工作台上,当然要摆放处理事务需要用到的东西,尤其是文具。四方笔筒里圆珠笔黑、蓝、红各一支,还有2B铅笔、短尺、麦克笔、涂改液。透明的小碟子中,则装有橡皮擦、曲别针、铅笔刨等。长方形的硬纸盒内有小笔记本和眼镜盒,而花盆型小木夹供竖起备忘录,提醒待办事项。桌上还放着每天晚上要写的日记本及一两本随时可以翻阅的书籍。一个盛满白开水的杯子是不可少的,投入劳作不忘润喉解渴。近来桌面还添加了一小罐自烤的坚果,偶尔可取几颗咀嚼提神。 工作台这空间是我在家时呆蛮长时间的地方,不管白天黑夜。还在职场时,这里主要是我批改作文或试卷以及处理校务的地方。接近政府大考时,几个及格边缘的学生就会被请来这里坐坐,恶补学习上的不足。去年退休后,以上工作都没了,此处瞬间变成笔耕的好地方。有年龄的人都爱怀旧忆往,如今终于有闲情在草稿纸上诉衷情。完成手写初稿后,再打入电脑,之后再反复重阅修改。若想分享的篇章获得副刊编辑的共鸣,那完稿的快乐就翻倍啦!我偶尔也会参与一些线上课程。时间到,手提电脑放上台面,接好电线,备好笔记本,那又是另一个愉悦的学习时光。 岁月静好的小天地 有时,这个工作台要兼裁缝的细活儿。家人的衣物若有破损,我就坐在原处,或缝纽扣,或剪出裂口大小的布块,再拿去缝纫机车。近日,我还为外甥女的小宝贝缝制了小抱枕与抱枕套。只要把桌上的物品稍推开一边,就可腾出空间,摊开布匹,开始测量与裁剪工作。在这老地方劳作已成为日常习惯,整理文件、填写资料、回复手机信息、阅读书刊或电子报、做笔记等,就此一处,不做他想。 一日将尽,临睡前,我打开日记本,向它报告当天生活的点滴与思绪。倚靠椅背,稍抬头,就可看到木橱上与工作台相伴多年的盐晶灯。它散发出柔和的橘黄色光晕,打造平静舒适的氛围。旁边一瓶摘自庭院的万年青,生气勃勃,增添了讨喜的绿意。视线移至正对面壁上的一幅水墨画,好友相赠的画作与题字,呼应了这个空间的意境——岁月静好。
7月前
近年来,越来越多年轻人在面对情绪困扰、压力累积,或与自我价值感拉扯时,选择了最极端的方式离开这个世界。新闻里时常看到——初中生遭霸凌却无人伸援手、小学生因压力轻生、女学生遭性骚扰却不敢揭发……这些事件令人心痛,也令人反思:在这个信息爆炸、人人焦虑的时代,孩子们的心,正飘浮在没有安全感的风中。 作为母亲,这些新闻格外让我不安。我有个正值青春期的儿子,升上初中一年级后,生活里多了许多新挑战——同侪冲突、课业压力、对爱情的懵懂。他每天放学回家,我都会花时间倾听他说今天在学校发生了什么。但老实说,有时候当他不断重复说着某个同学、某个老师的事时,我也会下意识地“耳朵关掉”。 可就在我快失去耐心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当年的我,不也就是那个渴望被听见、却常常找不到出口的孩子吗? 青春期的我,内心常常被一种说不清的恐惧和无力感困住。当我试着开口,得到的响应却常是:“你想太多了”、“小孩子不要胡思乱想”。没有人真正愿意倾听我内心的那些困惑与悲伤。久而久之,我学会把话收进心里。但那些话还是需要出口,于是我开始写日记、写信给自己。 我把烦恼写下,把委屈写下,把梦想也写下。那些文字没有人看,但它们一天天陪着我,像一种内在的对话,也像是自我陪伴的仪式。每次写完,情绪就像退潮一样,安静下来。直到长大,我才知道,原来这样的行为,是有名称的——书写疗愈。 后来我读到“认知书写疗法”这个概念:当我们将脑中纠结不清的思绪写下来,会更清楚知道“这件事对我造成了什么影响”,也更能释放那些压在心头上的情绪。它不只是抒发,而是梳理与重建。 听见孩子,爱就在这里 那时我才明白——“解铃还须系铃人”这句话的意义。原来,解开心结的,也往往是那个愿意诚实看见自己、倾听自己的人。 如今我依然保持书写的习惯,在心需要倾听时写一写。当世界太吵的时候,文字可以成为我心中的定海神针。 我想,我们的孩子也是一样的。有时候,他们不是想要一个解方,只是想要一个倾诉的出口,一个能安心做自己的空间。而如果我们没能及时接住他们的话语,那些话语就会变成心里的石头,日积月累,可能压垮一个正成长但脆弱的灵魂。 所以,当孩子反复说一件看似琐碎的事时,我会提醒自己:倾听,就是最初也是最关键的爱。 有时候,孩子只是想告诉你今天在学校吃了什么、跟谁吵架了、画了一张他自己都看不懂的图。那些大人眼中“不重要”的事,对孩子来说,却可能是一整天最想分享的心事。 如果你正忙着,也可以请孩子写下来:“你想告诉我的话,先写给我,我会回信给你。” 或许,这会变成你们之间最珍贵的对话日记。 在这个短影音、快节奏的网络时代,大人们推崇效率、结果、表现,我们却忘了:我们是人类,是情感的动物。我们不只有思考的大脑,还有一头情感丰富的小象,它也需要被看见、被照顾、被好好地聆听。 大人们,工作永远做不完的,但孩子的童年和我们的心灵,等得了吗?
8月前
家庭主妇的工作台,大都是在厨房吧。若是兴趣如八爪鱼的斜杠妇女,劳作的地方更广。最能完整代表我当下劳作状态的,就是楼下的客厅角落处,一年盛载一次团圆乐的大桌子。 《原子习惯》一书中,不是有提及,要建立一个好习惯,要把提示或物件放在显眼处,增加习惯的可见度么?于是乎,昔日收在旮旯的缝纫机得露脸。因为,隔三差五,会有理智派取出几条长裤说要改短、女儿们的裤带松了、还有我飘忽不定的头风降临,要当临时服装设计师改衣服。 两张椅子也不得闲,挂着改造衣物后留下的碎布和缝纫工具。偶尔灵感敲门或要测试缝纫机时,能取来当试验品。挂在椅背的旧衣物,宛如一双电眼。它镇日盯着我,似在催我赶快为它换一身新装。有些真的就在两三天内,全都旧衣变新衣,我也乐得一身轻。 丹麦黄油饼干铁盒里,装有五颜六色的棉线和针插。压在上头的青色自制百宝袋里,虽说是一片狼藉的文具,却总能找到我想要的物品。圆柱形罐子内的马尼拉卡,是一路来土师傅乱画的服装设计图。 摩卡色的日记袋内,是我的手写日记、情绪日记和笔盒。每早等两个瓜换衣和吃早餐的缝隙,我能以笔留住每日的期许、日常琐事的反省等。压在底下则是需要归还二手书店的书籍,就怕自己有地方就塞的习惯,导致书籍最终不知去向。 善用零碎时光做尽想做的事 而长方形篮子装着的包裹袋中,放着信纸信封,让兴起便写信的我,随时提笔就给人去信一封。几本书皆是待看的书籍,这样就能在吃饱走路消食之际,读精神粮食来减少滑手机的罪恶感。 照顾女儿也是我的工作。篮子里的发带、迷你发夹、小桶里的木梳、搓灰圆饼、电动铅笔刨、挂在椅背的校服,通通为她们所有。上学日待她们一切准备就绪,即坐在椅子上让我为她们绑发夹发,方可安心上学。 林林总总的防蚊油、湿疹药膏和茶树油都聚集在圆形塑胶盒中。事因长女属惹蚊体质;幼女则在今年4月湿疹大暴发,为抵抗顽固的湿疹军队,那些药膏和乳液竟也堆成小山丘。腾出的空位,亦是孩子做功课的书桌。乌黑的铅笔印、粘腻的浆糊、扫不完的橡皮屑,皆昭示着她们努力的痕迹。但也因如此,它顿时化身为杂物台了。 我还有另一个工作台,是楼上老公的电脑桌。我仅寄居在他的电脑来产文。拥有理工男思维的他,物品的摆放位置都经过思考和精心设计,追求优化程序,以提高工作效率。那是我向往,却无法保持的状态。 所以,他常念我,为何能接受自己在乱成一团的地方工作?我告诉他,你试看收拾一秒,下一秒即刻会“生”出东西来。往往,主人还并非本人才悲催。八爪鱼的工作台上,处处匿藏着我的生活缩影。他人攒钱,我攒的是,零碎时光中,做自己的自由。
8月前
9月前
9月前
当林雪虹有意识地揭开其所见的月光——也就是她所创造的私密领域,邀请大家一起来阅读之际,文学(性)就在此刻发生了。 除了《林门郑氏》,林雪虹今年初还出版了一本日记形式的散文作品《别处的月光》。故此,这也形成了一个明显的对比:前者是长篇散文(或非虚构写作),后者是更为私密且本就不预设读者的记录形式。这或多或少也带来个疑问:当我们在读一个人的日记——尤其是部文学作品时,我们读的究竟是什么? 日记的文学性在哪里? 实际上,《别处的月光》并没有特别为此书定调,它就是一部日记作品。在阅读过程中,我们明确能知其采取的是近似日记的格式,而且同书名的篇章〈别处的月光〉谈论着“旅居的意义”——亦作为封底的文案,为此书找到了一个意义框架:“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待上一段时间”的记录与写作。关于这一点,从开篇〈河畔的圣诞集市〉到终篇〈圣诞节没有圣诞树〉的前后呼应,已是最好的证明。 回到一开始的疑问,当我们在读《别处的月光》的时候,会读到的是一部作者旅居北方(中国北京)的生活写作。但是,这无法解释它如何作为一部(狭义上的)文学作品。或者说,它的文学性在哪里?篇幅所限,简单以个人读来深有共鸣的其中一篇〈没有房子的人〉来讨论与说明。 如题所示,这是一篇讲述“我(们)”没有自己房子的文字。从一开始因洁癖而期待想像的房子,再到各自父亲的烦恼与价值观,以及生活周遭的人如何看待房子;这些日常碎片与记忆,经由“房子”为关键词串起来,看似在讨论“家”与“房”,却是以文字织出了“我(们)”的世界观与所处社会的各种交叠——人类生存所需、家庭传承、资产阶级、现代投资、自由向往等等。最终,作者所阐述“无房可归”无疑是当代人的一种焦虑,但也像是在回应伍尔夫《自己的房间》的宣言。 跟《林门郑氏》的差异 从生活中的人、事、物出发,以及作者为其铺陈编织的社会关系与位置,借以思考、反刍或是留下疑问——这是《别处的月光》的反身性。当林雪虹有意识地揭开其所见的月光——也就是她所创造的私密领域,邀请大家一起来阅读之际,文学(性)就在此刻发生了。只不过,在读过《林门郑氏》后阅读《别处的月光》,总能察觉两本书的文字与声腔差异。或许,这也是一种文学(性)上的体现。 哪怕不熟知书中的地景、世故与经历,书中每一篇的末段与终句,都是异乡人共同/通的思绪与反刍。我喜欢〈那永恒的脸孔〉写的最后一句:“试图从中寻找一点点足以指向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暗示或启示”,也是《别处的月光》想要让我们读到的。 更多文章: 【马华独立国】叶福炎 / 她的名字是郑锦  
10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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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2025年,南方大学学院庆祝创校50周年记念。南方大学学院前身为新山寛柔专科班,1975年,首创专科班商学系,次年增设专科班马来学系。我是在1976年考入专科班马来学系,开始为期3年的马来文专科教育,并在1978年毕业,成为寛柔马来学系第一届毕业生。 时逢创校50年记念,母校发出公函,要我写下50年前的点点滴滴,为《今日南方》第五十期“南方轶事,半世纪荣光”专栏留下当年的回忆文章。人生几何50年,幸好我有写日记的习惯,连忙找出当年3年期间,共写下了7本日记簿,其中一本还用了寛柔中学为封面的作文簿,才能将我几乎流失的记忆重现眼前。 南方大学学院学务处副学务长陈鸣诤博士,特地从新山前来吉隆坡,为我口述历史做了2个小时的访谈。此访谈激发起我3年在专科班马来学系的回忆,其中的片段对我囯初期民办高等教育历史、寛柔人前瞻远见、新山华社对宽柔学村贡献,都写在我当年的日记里,作为饮水思源,受惠于专科班马来学系培裁成才的恩惠,我有一股冲动,想除了口述历史之外,也应该借母校50周年纪念,写一写当年我们是如此奋艰走过来的。 我是成长在上世纪70年代,乃是我国华社教育历史上,华人子弟面对升学海内外最艰难时期。 1974年,我在永平华文独立中学高三毕业,许多同班同学到台湾、日本深造。家庭经济条件好的家庭,可以选择西方英美等囯家深造。我家庭经济条件不好,想在国内升学。我决定选择刚刚在1969年成立不久的拉曼学院,从家乡永平特别包租一辆德士到吉隆坡拉曼学院办公室,只带着高三毕业文凭(我是高中毕业后第二年,才参加1975年第一届独中统一考试 ),结果在拉曼学院秘书处柜台,被通知该学院只能接受拥有MCE( the Malaysian Certificate of Education,马来西亚教育文凭,1976年改为The Sijil Pelajaran Malaysia ,SPM 迄今),不接受独中高三毕业文凭。我只记得当时是绝望之极,除了出囯,根本没有任何本地的高校可以接受独中生。 被拒入学还不怀恨在心 也许是当年第一选择深造的是拉曼学院,虽然不获接受入学,我之后对拉曼学院拥有特殊复杂的感情,让我有机缘在2013年初,协助拉曼学院升格为拉曼大学学院的幕后工作上,贡献出我的力量,情感上确是期待拉曼学院可以感激我这位被拒入学,还不怀恨在心,反而落力协助发展的努力。我的贡献是安排时任拉曼学院校长拿督陈泽却博士、校友会代表等人到新山拜会时任高教部长拿督斯里卡立诺丁,最终获得批准升格为大学学院。 被拉曼学院拒绝入学的我,在从吉隆坡回程途中,发奋图强对自己说,必须不放弃升学的机会,我立刻报名新山圣若瑟私立中学(Sekolah Menengah Persendirian Saint Joseph, Johor Bahru)就读,决定报考MCE。1975年,我理头苦干一年,在私立英文中学期间,1975年11月29日,我从《Newswire》上阅读到宽柔专科班马来学系召生的新闻,决定在12月2日到寛柔中学报考,先见到事务处杨钖坤先生,他正忙着处理明年初一新生报名事务,看到学生与家长排长龙踊跃报名,对宽中的第一印象肃然起敬。 杨先生在百忙中还带我见负责报名专科班的教务主任张拔川老师,张老师对我说:“董事部与校方都尽力而为,希望能开办此国专班,不过报名人数还不踊跃,连你一共大约30名,学校目标是40人,只能到时再做决定。不过,希望你能在12月5日到校参加入学考试。” 1975年12月5日,我从早上8点30分至下午4点,参加了第一次马来西亚华社创办的马来学系专科班入学考试,考试分4个考卷,马来文考卷须写作150至170字数,马来文法及看文作答、改正词句。英文考卷只需写300字作文。华文作文题目是:“我为什么选修马来文学?”,我写了800字。最后是马来口试,第一次看到二位恩师张瑞发老师及陈育青老师面试我,当天的日记是这么形容他们二人:“一位是矮肥的老师,语音却是像马来人的腔调,那一位老师蓄着长胡须,真样子只不过三十几岁罢了,却这么老成! ” 一个星期后被通知为备取生,不久之后获通知录取,在发给我的入学通知书中,列明第一年的主修科为马来语文、马来古典文学、马来语法、英文。副修为初级演讲学、马来西亚史地、语言学概论、书信及翻译。选修为初级爪夷文、华文应用文、英文打字。 当时,我觉的学费稍为贵一点,每学期180元,一年3个学期共540元。在日记中我写道:“不过听说学校当局开办此班预算开支还亏本,那我还苛求什么!说来说去,都是求学读书,我对自己却要苛求才是。”1976年1月5日开学,正式开启我人生另一新天地。 现在历史往后看,新山寛柔中学董事长郭鹤尧及校长黄继翔所领导的董教成员,也许没有预到,他们当年在中学开办专科班之举,开创了我国华社民办高等教育的先河,我就是在此华人子弟非常艰难在囯内深造的环境下,搭上了此历史列车,开启我人生在推动各族语文翻译、民族交化交流、马中文学互译、高校技职教育、出版经典翻译著作等领域上,奋力前行迄今。对于先辈们为教育事业奉献一生,我都铭记在心。
1年前
1965年3月4日苏雪林搭车到萧姓医馆,之前被风湿困扰,这回嗅觉有麻烦。“虽鼻子不如耳目重要,然香臭不闻,食物无味,究竟不便,且不闻花草之香,尤为可惜。”她在三天前提疗程,当时“施艾灸鼻子及左耳各三针”。她说“左耳本无病,但耳鸣已十余年,总之满耳虫声,幸在外而不在内,否则人将发疯。”六十七岁,这里小痛,那里不舒服,她说“年老之人远适异土,非其所宜”。 在南洋大学,谈得来的朋友不多,孟瑶是一位,袁行恕是另一位。她记1964年12月22日在槟城演讲,孟瑶滔滔不绝二小时,“所讲材料甚多,亦有见地,始知孟瑶不但能写,学力亦甚佳也。”她说孟瑶是奇才,“是个天才横溢著作等身的作家,她学问的修养也渊深莫测。” 我念本科时读过孟瑶的《中国小说史》,信手写下与她有关段落。1966年1月10日苏雪林形容即将离开南大的孟瑶“是把寸阴当宝的人”,不喜应酬,但是二人谈得来,常借办公室聊天,彼此推荐好看电影。 苏雪林比孟瑶大多,糊涂事成正比。1965年5月21日二人受邀到马六甲演讲,车行十里后,孟瑶提护照,“余已忘此事,乃开车返,取得护照已耽搁一刻钟。”1965年12月6日孟瑶赠《中国戏曲史》:“灯下看了数页,资料搜集果然丰富,教书两年,而能成此书,实属不易。” 孟瑶是良友。1964年12月18日苏雪林把小说〈观音禅院〉给孟瑶看,“彼云不可发表。”小说明显骂刘心皇,当年笔战惊动官方。既已远离故土,不愉快事应丢脑后,这是孟瑶之意。但是《蕉风》催稿,“无文以应,不胜焦灼”,决定发表。 日记不是给人看的,什么时候抽烟,什么时候喝酒,对人喜恶、读什么书,看什么电影,都有记录,无法入睡时吃安眠药,也有标明。胸闷手颤、目力愈衰、突感头痛、精神不振、浑身无力,年老力衰都是私事,信笔记下。1965年6月16日记“右臂现虽不痛,然总觉麻木不仁,意者余此臂将在死前化为无用乎”,不过是年迈的正常牢骚。 少应酬才是正道 1965年9月11日她“下午睡起,看报、胡混一阵,中心烦躁,有若发狂者”,于是拜访陈家解闷。真正目的是找陈致平夫人袁行恕聊天。袁行恕患心脏病,1965年4月上旬抵达新加坡,第一次见袁行恕时有日记:她“甚爱南大环境,久居或可痊愈。” 苏雪林喜欢绘画,花不少时间在这个领域,但是更佩服袁行恕天分。“其画之工夫已与邵幼轩无甚轩轾”,1965年11月11日提陈家招待晚餐,始知袁行恕也是烹调名手,“多才多艺,世所罕见”,她爱听袁行恕讲战时逃难故事,又说其女儿琼瑶让人刮目相看,原来是遗传。1964年2月1日大年除夕,她独自一人迎新送旧。第二次在新加坡过年不再如此,她到陈家吃年饭,袁行恕准备“许多肴馔”。 “一灯红接混茫前,不奈卮言夜涌泉。世事沧桑心事定,才人老去例逃禅。”红灯一盏映照在混沌迷茫的前方,难以应付这夜晚如泉水般涌出的无边言语。经历沧桑变幻,内心逐渐平静下来。才华横溢的人终将老去,最好的归宿应该是出世修禅。这是苏雪林所集龚自珍诗句大意,古人所恨所爱和今人相差不远。将心比心,何怕寂寞来袭? 苏雪林和学生互动不多,但是有几位学生名字常被提及,出现最频密的是陈碧美。不只经常帮忙到图书馆邮局拿信,也陪她外出看电影。她常和陈碧美下棋,输赢次数都记录。其中1965年3月8日说“今日下棋,碧美动肝火,二人殊不悦,想下次不来扰我矣。”不来扰是一时之见。陈碧美喜欢这位特立独行的老师。 也仅是几位学生,少应酬才是正道。1964年10月4日记“孟瑶带了四位南大中文系毕业女生及一助教来看我,谈了一阵别去,又有朱周二男生(皆三年级)来访,一谈竟谈了两小时。南洋学生甚热情,不甚注重时间观念。” 1964年11月10日晚记“林明水、陈顾成二生来访,殷殷问分数,南洋学生对分数如此看重,亦内地及台湾所无也。”林明水即孟沙,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第五、六届主席,2020年11月过世。他的《流金岁月》收〈云南园情牵梦回〉,文章从复办南大视角切入,没有提中文系老师,附录中〈孟沙生平年表〉说他“1961年进入新加坡南洋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至1964年毕业,成绩不俗,在同系三十六名毕业生中,名列第四。”印证苏雪林的话没错。我记下来,纯粹觉得有趣。
1年前
1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