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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

我的文学启蒙老师,是增江中学华文学会的顾问——郑秋萍老师。十多年以后,我回头才发现,是她在我的文学之路还没站稳的时候,用一种几乎看不见的坚持,在那条路上点亮了一盏小小的灯。 那几年,增江国中华文学会很活跃,常常举办各种文学活动和讲座。郑老师也是在其中一场写作讲座里发掘了我和其他同学。后来,她不懈地带我们参与各种写作比赛和文学营活动,把我们这些还懵懂的学生,一次又一次带到马华文学的现场。 2006年我在某个全国现代诗比赛中获得优秀奖。她也邀了我妈妈当监护人,一起到颁奖仪式的会场见证我的光辉时刻。到达场地之前,我记得那里的冷气马力十足,穿着单薄白衣衬衫配蓝色校裙的我因为冷风而不住发抖。 后来,我们经过购物广场,刚好看见有一个区域摆放各种颜色的冷衣。她停下脚步,陪同我妈妈一起选了一件暖黄色的长袖外套。衣服的布质柔软,而且厚度足够让我在冷气太强时保暖。当我穿上这件外套,终于不用再为室内的温度紧绷发抖后,我最记得的是老师对着我妈妈微笑点头,带着安心的感觉。 又过了几年,妈妈尝试在巴刹开一个小档口,售卖素食的椰浆饭和一些粉面。身为长女的我,必须凌晨5点半就开始帮她把食物和其他东西搬到档口,也为光临的顾客舀上菜肴和主食,装进一个个小小的便当盒里。那时才十四五岁的我,第一次这样走到外面的世界。 她早知道我会继续写 后来,郑老师来了。她不知道这是我妈妈的档口。她只是看见一个可以买到素食早餐的地方。我一眼就认出她,心里猛地亮了一下,很礼貌地叫她:“老师!你要点什么?” 她抬头看我,说:“嗯,是呀。你妈妈在这里卖素食,这样方便多了。” 她点了什么,我已经忘记。只记得自己忽然变得很紧张,手心出汗,想要表现得好一点,却在舀食物时不断出错,让饭菜从便当盒边缘漏出来。那双手好像突然不再听话。 我有点尴尬地对老师笑。她只是微微点头,付了钱,拿着食物转身离开。 后来,她没有再来。 我们家里还没有电脑。我所有的稿子都是一篇一篇用手写在纸上,再交给老师,由她安排人帮忙打进电脑的。那些文字要先经过我的手,再通过别人敲击键盘,才能走进比赛的世界里。 有一次,我因为写得太急,字迹变得潦草。老师把稿子退还给我,提醒我要重新誊写一份清楚的。她说,这样不只是为了不要给负责打字的人增加负担,也是为了应付将来SPM的写作卷。那种考试,很看重字是否端正,是否能让人愿意读下去。 她说这些的时候语气很平静,那不是责备,而是一种把我当成“会继续写下去的人”看待。 过了不久,我中五毕业了。我开始拥有了自己的笔记本,很常在网络上继续书写我的小说和散文,也偶尔通过脸书看看老师和同学们的近况。有一天,我看见一向很少更新的郑老师发了一则贴文。 她说自己在医院,正和家人一起面对癌症,希望大家不要打电话询问,也不需要来探望,让她和家人安静地走完这段过程。如果她离开了这个世界,也希望不要被打扰。 我心里酸了一下。在中学向来比较孤僻的我,也没有老师的联系方式,这种后知后觉的无能为力让我很难受。但她已经说得那么清楚了,我只能把那份想靠近的冲动悄悄收回心里。 没过多久,她离世的消息由家人通过她的脸书发布出来。那一刻,我感觉我的世界空了一下。我的文学领路人,她离开了这个世界。遵从她的意愿,我没有去打听,也没有去打扰。我能做的,只是把自己的脸书头像换成一片黑暗,为她做一次属于我的道别。
2小时前
2026年4月我在康涅狄格州沃特伯里小镇住了10天。临行前,朋友问此行落脚何处,我对沃特伯里一无所知,也无心做功课,只知道它离纽约一个多小时车程,我干脆说去纽约。纽约,很多朋友到过。他们听后点头,没有附加问题。 10天里,我三次进入纽约。严格说,两次。第三次是飞回吉隆坡,前往肯尼迪机场途中,在法拉盛唐人街停留两个小时,吃了一顿简单的港式晚餐,不算专门进城。 1964年,24岁的杨牧到爱荷华大学攻读硕士。第二年暑假,像许多中国留学生一样,他涌进纽约找暑期工。张惠菁在《杨牧》中写,当地学生带着他们沿唐人街一家家餐馆问工,无非是端盘子、洗碗、打杂。餐馆老板态度粗暴,杨牧很快断定,自己待不下去。 他在〈赫德逊河的浮光〉中记纽约印象:“陌生的城市,熟悉的恐怖,20世纪西方文明的代言者,美和丑的熔炉,罪的温床,永恒的心脏。”离开时,他回望河口港湾和自由神像,觉得“海水悠悠,不禁出奇地脆弱了起来”,两周盘桓,“指点出许多生命的悲凉。”杨牧没有爱上纽约,却让我对纽约有相对感性的印象。 胡适信心备受打击 让我不断走近纽约的,却是胡适。杨牧有一句我一直记得的话:“百老汇一百十六街附近,早年的留学生住在有厅有房的公寓里,挥霍他们按月支领的庚子赔款……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的长阶,犹沉闷地流动着前一代学子的阴影。” 那一代留学生里名气最大的是胡适。一百多年前,24岁的胡适由康奈尔大学转入哥伦比亚大学。他对哥大有期待。他在康奈尔5年,“大学中虽有贤豪,然何其寥寥也?哈佛与哥伦比亚似较胜”。在哥大,他成为杜威的学生,真正信服实验主义。他说实验主义是他做学问的思想基础,《先秦名学史》、《中国哲学史》,乃至文学革命的主张,都深受其影响,连《尝试集》这个书名,也带着实验主义的意味。 胡适后来搬到哈芬大道29号,与卢锡荣同住。公寓离哥大不远,环境幽静,窗口可以望见赫贞江。有一天中午,他坐在窗前吃午饭。窗外树林间,一对黄蝴蝶飞起,一只忽然远去,另一只盘旋片刻,才慢慢飞去寻找同伴。那一瞬间,他心中生出难以言喻的寂寞。这一幕化作中国新诗史上一首著名的小诗: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 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 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诗原题〈朋友〉,后改为〈蝴蝶〉,收入《尝试集》卷首。多年后胡适在《四十自述》透露写诗心情,“朋友”二字藏着背景。文学革命酝酿期,留美同学多反对白话诗,梅光迪尤烈,说白话文只适合写小说和戏剧,他指出胡适的白话诗只是“白话”而非“诗”,缺了含蓄与暗示。文学革命尚未开始,胡适已经站在风口浪尖。 将〈蝴蝶〉放在当时的时空里读,轻易就能触及诗中孤单。胡适的信心备受打击。〈文学改良刍议〉登在《留美学生季报》上,反响不大,后来他寄给陈独秀,刊于1917年1月号的《新青年》。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声援,两篇檄文掀起新文化运动的浪头。 我的博士论文研究胡适,站到哥大校门口时,心中藏着读来的故事。写论文时,我曾想过是否专程到纽约查阅资料,后来觉得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和总图书馆的馆藏已够用,便打消念头。 读本科时,我和同学几乎把《中国现代小说史》翻得卷了边,其作者夏志清当时就在哥大任教。后来研究胡适,又无数次读到他在哥大的行迹。这座校园,我十分熟悉,只是一直停留在纸上。 唐德刚在《胡适杂忆》中说,有人替胡适画了一幅油画像,送给哥大中文图书馆。结果被收进地下室烂书堆,1962年迁入新大楼后,地方宽敞,四壁空空,接管图书馆的唐德刚坚持将它挂在阅览室,他说“这是今日海外唯一的一张挂出来的胡适油画像了”。 我在书上看过几回胡适油画像,想见真迹。但没有提前申请访客证,未能进入校园,想想也就算了,画中人的眼睛不会追问来者是谁。更何况我已经先后游览过普林斯顿、耶鲁及哈佛,四缺一,还好。 在哥大校门口拍了照,然后步行15分钟,把剩下的时间给中央公园。散步时心情平静,不过是抱着打卡心态,年纪大了有好处,不会斤斤计较景点,没能参观哥大,我知道自己不会觉得遗憾。
1天前
书虫之间流传一句名言,没读过的书,都是新书。书海浩瀚,大家常有好书太多,时间太少之憾。一般人没空紧盯新书资讯,有时难免与好书相见恨晚。阅读终究是自己的事,没有比赛,无须考试。早早阅读很好,稍晚阅读也不错,读到自己喜欢的书都是福气。 据说书读完写下读后感,有助于理解内容,促进思考和深度阅读。于是很多人鼓励大家写读后感,一来自我学习,再者便于分享。我原本信以为真。 不过,之前翻到一篇旧作,多年前从图书馆借来《书中谜》的读后感,书末女主角萝丝玛莉收到19岁生日的礼物是一本书,昔日我卖关子未说书名,如今却怎么都想不起来。幸而阅读社团的书友卧虎藏龙,告知是莎士比亚《暴风雨》。我反复阅读旧文,依稀记得书中提及梅尔维尔和《白鲸记》,而梅尔维尔某件手稿,是推动情节发展的关键,不过现在怎么也想不起来相关细节。 曾经阅读终究忘记 至少《书中谜》我还记得梅尔维尔。后来看到二十多年前所写,不知为何没发表的柯慈(中国译名库切)《少年时》读后感,讶异不解。平日我多写短文,这篇却超过两千字,既然写了这么长,照理我当时应该很喜欢或深受触动,可是读了几次,依然未能呼唤对《少年时》的印象。既然对书的内容毫无印象,修改无从下手,可是全文太过冗长,干脆删除拉杂的第一段。 以旧文看来,《少年时》是南非少年约翰19岁至24岁的心路历程,被视为柯慈自传色彩浓厚的小说。约翰主修数学却热爱文学,不时吐出一堆文豪的名字,展示他的文学品味,惟不够博学的读者或许感受不深。大学毕业为了追求作家梦想,约翰只身前往伦敦。他不满意不够美好的南非,却又无法融入全心拥抱的伦敦,身分认同深深困扰约翰。约翰的生活少有欢愉片段,感情亦接连挫折。诸多困顿并未启发约翰文思,好不容易写出的作品苍白造作,后来只能面对空白的稿纸发呆。为了稻粱谋,他至电脑公司上班,不适应繁琐无趣的工作,又不甘于只是无足轻重的螺丝钉,无从发挥展现自己的能力才华,几经挣扎不得不辞职。可是没多少,约翰又去了另一家更小的电脑公司,被迫离开文化中心伦敦。奋斗多年,约翰似乎距离文学梦越来越远…… 柯慈曾获得两次布克奖、诺贝尔文学奖,向来被视为南非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代表作《耻辱》,惟柯慈近年已迁居澳洲。昔日柯慈获得多项重要文学奖,或与国际关注南非政经情势有关,现今南非各式发展不如预期,国际影响力相对边缘,也连带影响世人对南非文学的兴趣,尤其柯慈的南非白人看法,多少带着殖民者视角,不太符合南非成为黑人国家的政治正确。无论如何柯慈确实是优秀作家,然而他被国际文坛看重与没落,多少与政治因素有关,并非单纯以作品评价。 记忆实在奇妙。旧文让我确定自己读过《书中谜》、《少年时》,可是如今缺乏印象,读过的书仍是新书,看来之前的阅读似乎有点无谓。或因我心底不大喜欢这两本书,心灵未受触动,即使曾写下读后感,终究还是记不住。
4天前
5天前
3年前,我在季风带购入吴明益最新小说《海风酒店》。新书甫出炙手可热,我满怀阅读的雄心,以为很快就能走进这座由花莲的天空、山与海、巨人神话及现实环境议题构筑的世界。不料在日复一日的教学与论文写作之间,它终究沦为床头读物,只能在睡前翻几页。于是3年来,我始终在巨人的肩膀与阳具之间徘徊,迟迟走不进巨人的心。直至今年5月,诚品书店于30日及31日举办两场吴明益讲座。喜逢台湾文学盛会,我终于腾出一段完整而专注的时间,重新拾起始终未能读完的《海风酒店》。 讲座那天,我带上这本厚实的小说,在长途巴士与凌乱的捷运站线之间偷空猎读。搭乘巴士,讲究轻便,向来在出远门前从书架抽取一本轻巧的小书,唯独这次例外。第一场的讲题是“台湾文学与世界文学获得的教养与启发”。海报上的吴明益严肃,接近我从《家离水边那么近》中所感受到的苦行僧形象,不知道台上的作者原来那么轻松和有趣。 不知道的还有,原来《复眼人》是向梅尔维尔的《白鲸记》致敬。吴明益现场找来他的著作,向大家展示。你们看,鲸鱼浮出海面头顶的这部分,是不是很像。后知后觉的读者(我)才恍然。《白鲸记》读起来啰里啰嗦,但没有想到有人会这样写。因为喜欢电影《Toto the Hero》,台湾翻译成《托托小英雄》,小说里的人物就叫托托。《单车失窃记》灵感来源自意大利电影《The Bicycle Thief》,故事讲述一名父亲为了工作需要,买了一辆脚踏车,为买脚踏车,他必须拿出家里的棉被去典当。故事没有直接跟你说二战后的罗马贫民生活如何的苦,但通过一个典当库塞满棉被的震撼画面来告诉你。《苦雨之地》的意象取自于美国自然作家Mary Austin的《The Land of Little Rain》,苦雨可以是雨多,也可以是雨少。 从台湾文学作家鹿野忠雄、杨南郡和王素娥夫妇、宋泽莱、杨牧,从中西方电影《花样年华》《Abbas Taste of Chery》《The Tree of Life》《纯真博物馆》,吴明益谈到他对每一部作品的致敬、效仿与对话。犹记多年前在一场线上讲座,我坐在电脑荧幕前注视吴明益打开文件夹,双眼随着滑鼠的每一发click而发亮。像是仰望从天花板落脚至地板的药材箱,每一份阅读笔记依据作者及其作品归档,极尽专业读者的职责,又将之转化为作者的创作养分。想像为撰写《单车失窃记》收集的三十几辆不同型号的单车和零件,又化身为一名专业的骑者和收藏家,生活因写作不断开展,踏尽花莲每一家自行车行。 创伤之后再生长 讲座结束后回到家,读完《海风酒店》,读完后记,才知道封面图画也有来源,是效仿法国画家鲁东(Odilon Redon)的“独眼巨人”(Le Cyclope)。这部作品以花莲北方小镇——和平——对抗水泥厂开发业的现实处境为背景,书中注入花莲的巨人神话故事。为了看鲁东画中的山和天空如何被花莲的山和天空来取代,上网一索,马上找到。 啊,很像!巨人流露出的孤独与凝视,有着相似的神韵;原画中独眼巨人暗恋的女神图像,则已改成海丰居民对抗的水泥厂。吴明益说,创作从来不是孤立发生的,所有创作者都与曾经的创作者共同形成一片沉积的湿地。 《海风酒店》最后一章以“成为沉积层”作结,附以丰富的含义和阳光般的乐观。对他而言,山石崩裂后滚下来形成的“沉积层”,并非灾难的终点,而是创伤之后重新孕育生命的起点。“花莲就是一个经常经历地震和台风的地方,我比较愿意看到创伤后的重生。”海丰在水泥厂开发作业造成的破坏后,“经过了不知道多久的时间,鸟儿带来种子,山猪尽情排泄,蝙蝠住在山洞怀孕,食蟹獴在溪流里涉水寻找食物,离开的居民重新回来。” 讲座中,他举了学生的小说习作。学生写花莲遭受台风侵袭后,一名艺术家将坍落的泥土烧制成陶器,作为新生命的象征。故事的蕴意很好,但他建议故事不要只停留在“制作陶器,获得艺术大奖”,而是让陶器拥有具体的形象。“我在提出建议时,已想到陶土可以捏成哪些具体的事物。有人想到可以捏成什么吗?风灾之后,人们究竟失去了什么?如果一户人家失去了儿子,便捏塑一个人偶;如果失去了一只猫,便捏塑一只猫。唯有当物件拥有具体的形象与故事,它才不只是器物,而成为记忆与情感的寄托。”在场的读者,恍然上了一堂扎实的写作练习课。 有人问小说里的巨人概念怎么来?吴明益笑说这是花莲的传说。这些巨人很调皮,每当豪雨不停,它就把阴茎当作桥,让人渡河。只不过,长得好看的,他就很安分地让那人过桥;长得不好看的,他就抖动让那人落河。吴明益说这是花莲人向大家开的玩笑,意思是花莲人都是长得好看的人。 吴明益的著作大部分收齐了,读得很慢,每一部都是大部头。阅读长篇小说还真需要一鼓作气往前走,才能顺着文字蜿蜒的山径来到洞穴的深处。这次奔向期待已久的吴明益讲座,也只能选了3本最喜欢的著作,带着它们转捷运,逛吉隆坡国际书展,就沉甸得不行。还在书展补上一本马来文翻译版的《单车失窃记》(Basikal Curi),书包塞到不能再塞,路途中不断哀叹自讨苦吃。现场的读者似乎没人只带一本书来签的,手上都扛着好几本,书堆从腰间一路叠到下巴。幸好作者体谅读者见面不易,很珍重地在扉页上签名,在绘本上盖章,闲谈几句,思路两用间忘了上一本是不是有写上读者的名字,又小心翻开检查。感受这份和蔼的温暖,和我扑通的心。 离开时,耗尽力气扛着两袋的书,在混乱的武吉免登冒雨搭车赶往巴士总站。总算安稳坐在位置上后,我忍不住在脸书激动发文:好想再去下一场啊! 今晚内容扎实的讲座,作者与读者寒暄的互动,大概也成为迷妹的阅读沉积层。
5天前
岁月不饶人,我的中学老师,有的已经逝世,那些还健在的大多75岁以上了。 我在1974年上国民中学,从校长到班主任,每个人开口都是英语。上华文课,一听到熟悉的母语,心里便涌起一股亲切感。 预备班的华文老师是李老师,后来他还当了我高中的图画老师。他如何教我华文,印象不深,倒是对他指导我画画的情形还有点印象。 预备班的华文课本,我记得有一课是冰心的〈往事〉,“父亲的朋友送给我们两缸莲花,一缸是红的,一缸是白的,都摆在院子里。”作者写了母亲是荷叶,她是红莲。我读了想起我的母亲,她不仅是荷叶,更是像香蕉叶那么大,遮盖我们兄弟妹。 除了李老师,当年教预备班华文还有个爪哇籍老师。虽然我不曾上过他的课,但那个时代,非华裔教华文非常罕见,因此对他印象特别深刻。 傍晚放学,我们在路旁等巴士,他骑着脚车经过,有人喊了他一声,他回过头来,朝我们微微一笑。斜阳映着他黝黑的脸庞,也映着一口洁白的牙齿。那一幕,至今仍留在我的记忆里。 中一的曾老师,长得高头大马,开始的时候我们有点怕他。后来发现他谈吐幽默,爱开玩笑,很有亲和力,我们不再怕他,反倒把他当作朋友。他喜欢坐在桌子上讲课,把原本枯燥的课文讲得生动有趣,同学们都听得入神。 曾老师分作文簿子,点评我们的文章,一有毛病,他用整叠簿子敲学生的头。簿子越多,敲得越重,奇怪的是,看到这滑稽一幕,全班同学都笑了起来。被敲头的同学,总是笑眯眯的,换了今天,家长早就投诉,老师恐怕要惹上官司。 那一年,我读了朱自清的〈荷塘月色〉和鲁迅的〈秋夜〉。曾老师讲得很投入,恍惚间,他仿佛率领我们去荷塘欣赏月色;离开荷塘,又带我们去看秋天的枣树。 中二我被分配到最后第二班,龙蛇混杂,上课的气氛没中一那么和谐。班主任张老师担任华文老师。我们上华文,班上的土著学生去上木工,由于华文班人数不多,与隔壁班合班上课。 张老师身材高大,微胖,讲话却细声细气,举止斯文,从不骂人。那时我们读下午班,天气炎热,他偶尔穿短裤来上课。那时候,学校对男老师的服装或许还没那么严格。 有一次休息时间,另一班的同学跑过来,紧张兮兮地问我: “张老师是不是没穿裤子?我从底楼望去三楼的课室,发现他的双腿是裸露的!” 唉,你看到是小腿罢了,何必大惊小怪。 那一年,我读了顾颉刚的〈怀疑与学问〉: “学问的基础是事实和证据。事实和证据的来源有两种:一种是自己亲眼看见的,一种是听别人传说的。” 那几句话,我一直记到今天。后来无论教书、写文章,我都提醒自己,凡事要讲求事实和证据,不可人云亦云。 中三的时候,终于换了一位女老师教我们华文。她是中二曾经教我们国语的邓老师。我喜欢上她的国语课,因为听得懂她的国语。她教书很有耐心,我的国语本来很差,那一年经过她细心指导,略有进步。 老师播下的种子 邓老师年纪比前几位老师长,她很慈祥,语气温和,讲述课文有条不紊。她讲华语的时候,我们会想到她教的peribahasa,如今却教文言文〈为学〉。我挺佩服邓老师,精通多种语文,真不简单。 “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人之为学有难易乎?学之,则难者亦易矣;不学,则易者亦难矣。” 求学,不只在于家境如何,更在于是否肯下苦功。 邓老师只教了3个月,便因故离开了,接手的竟是预备班教过我们的李老师——时隔两年,我们又成了他的学生。 面对初级教育文凭考试,英文和国语是我的弱项。由于家境不好,没条件上补习班,只能靠自己苦撑。校长在周会上,一再强调,我们的英文和国语一定要及格,不然前功尽废,拿不到文凭,我听了暗暗心惊。至于华文,虽然是我最有把握的一科,也不敢掉以轻心,免得阴沟里翻船。 初级教育文凭的成绩放榜,我在家里,妹妹在学校上课,她好不容易挤到布告栏,抄了成绩给我,却没抄到科目名称。我看了成绩,最好的是2,我猜想一定是华文,其他科目我没什么信心。 隔天当我返回学校领取成绩单,才发现拿2的居然是图画,华文反而是6,我有点失望。后来我才知道,平时成绩不错的同学,有的连6都拿不到,7、8分的大有人在,还有人不及格,原来华文那么难考。 我上了高中,放弃了华文,选修图画。我并非对华文失去信心,因为华文安排在课程表以外,我家距离学校颇远,交通不方便,只好割爱。 高中的华文老师是余世贤老师,可惜我没有机会上他的课,只能听到读华文的同学,讲述上他们华文课的情形。他们不但上华文,还参加华文学会的活动。听到他们举办辩论会、说相声、猜谜游戏等,我只有羡慕的份儿。那是我中学生涯的最大遗憾——不曾参加华文学会的活动。 我也没想到后来当了老师,还教了三十余年华文。当年没机会参加华文学会,我却当了华文学会的顾问,举办了辩论会、说相声、猜谜游戏等活动。看着学生积极地参与华文学会的活动,我总觉得他们是幸福的一群。毕竟在国中的环境,能够顺利学习母语,传承文化,确实不易。 学生大概不会想到,他们的华文老师,其实只读到初中三年级。中学毕业后,为了弥补大马教育文凭没有华文科目的遗憾,我自修华文,去报考单科华文,后来去考高级教育文凭。 我想,如果当年在高中能够选修华文,后来我教高中的文言文,应该没那么吃力。虽然如此,我还是很感激初中的华文老师,他们为我打下了扎实的语文基础,也让我对文学萌发了兴趣。 我后来能够教华文、写散文,并不是偶然。那些在课堂上听过的〈往事〉〈荷塘月色〉〈秋夜〉等课文,早已像种子一样,悄悄埋进了我的心里。 我已经退休了7年。最近,听到我表弟的两个女儿,已经师范学院毕业,都当起华文老师,我心中欢喜。原来,当年老师播下的种子,并没有停止生长,而是在犀鸟乡这片土地上,一代一代地生根、发芽,绵延不息。 后记:写完这篇文章,很想亲手交给几位老师,希望他们还记得当年那个算不上优秀,却一直热爱华文的男生。 我还想等他们看完后,轻轻问一声:“老师,这篇作文,您打几分?” 可惜曾老师已经不在了,不然,他大概又会拿起一叠作文簿子,轻轻敲我的头吧。
1星期前
2星期前
长久以来,文学的处境似乎从来不被看好,尤其是当今面对网络和人工智能的冲击,文学这种需要利用感情审视的艺术逐渐远离年轻人的世界。网络是一种能够短时间消耗大量精力的东西,而失去感受能力的年轻人,又如何能够理解和喜欢文学呢? 文学往往和功利背道而驰,它从来不是直接发挥影响力,它里面蕴含丰富的文化、社会、民族、语言等元素,它能够渗透内心世界,让一个人的举止、行为、言论和其他人不同,这种分别,我们叫它文学修养。 马华文学常年处于边缘地带,除了早期的历史包袱,它还经历了简繁体字的过程,现代与写实主义的洗礼,但自从80年代以来,它似乎找到属于自己的轨迹,慢慢地一步步走出一条新的道路。马华小说已经冲破南洋这道枷锁,目前黎紫书、龚万辉、王晋恒等也已经在大陆出版小说。而马华新诗,则在原有的保留地慢慢耕耘。 近几年来,由于朗诵的热潮,马华新诗逐渐被教育界关注,无论是童诗或者现代诗,都在走着一条全新的大道。以前大家都说,诗是小群众的文学,现在很多中小学生第一篇接触的马华作品极大可能就是新诗。诗的门槛比小说和散文低,借着学校老师的推动,小学生们开始认识最基本的修辞式语言。再来就是朗诵活动的发展,让大家主动去理解和阅读一首首新诗,从顾城、舒婷到余光中、杨牧,大家开始对这个独特的语言有兴趣,很想探明诗句里的世界到底有什么隐喻。 过去一段时间以来,马华诗人主要吸取台湾新诗的养分,注重修辞意象,诗句被打磨得仔细,这几年的新诗风格慢慢趋向简约,注重叙事和真实,不在乎无病呻吟的华丽,但诗意仍旧是不能缺少的重要元素。从历史的重担到城市书写,从后现代的破碎到新时代的随意,文字的驾驭也越来越轻盈,不需要负担历史、民族和国家任务,诗人的作品内容越来越细,小到自身的生活细节或瞬间一个感受,更多是因为社会结构的改变,人与人的交流越来越少,题材主要靠主观构思而不是对生活的敏锐观察,这是一种趋势,无法避免。 好诗贵在深入浅出 诗歌承载的意义有别于小说和散文,它本来就不是从故事里得到一些启发,而是从相同的经历里找到相同与不同之处,诗不是利用语言来说故事,它本来就是一种语言,一种只有读懂诗才能互相沟通的语言。诗歌写浅了自然容易沟通,但那不是它的终点,只是入门;诗歌写得太深门槛太高也不好,它会让大众止步于门外。所以一首好的诗必须深入浅出,文字可以浅白,意义必须足够,要不然它也只能称之为无标点符号的散文。 马华新诗这几年的变化甚大,旧人停笔,新人辈出,仍在写的旧人风格没有太大改变,新人诗风仍未成型,缺少90年代那种厮杀场面,文学奖偶得佳作,文艺版的诗歌翻不起波澜,前景甚不明朗。唯有诗歌朗诵这一块特别蓬勃,或许新时代的马华诗歌必须从这里突围,但诗歌朗诵的文本参差不齐,不谈内容,只看修辞和意象,大多不合格,这些也不是一时半刻可以改变之事,必须经历多年等待作品成熟才能看到进步。 诗歌不像小说散文,可以从细节处改进,调整成适合新时代就能得到新生。它的本质,或许从来未变,从诗学定义的那一刻开始,它就是那样,就算时代改变,它依旧不受影响。要让它得到新生命,不是去更改它的本质,而是寻找新的土壤,让它重获新生。
2星期前
昨夜睡得格外安稳。站在落地窗前,窗外的大街小巷车水马龙,阳光稳落在行人头上。难得不用起早奔波,不必被琐事催促脚步。我起身泡一杯热可可,切几种新鲜果子,蘸着微辣带甜的“黑人罗惹酱”细嚼慢咽。 小小一罐的酱料,却是满心的记挂。过去的周日,众人赴大山脚谈文学采风之事,唯独我留在佛堂伴着小朋友上品格教育。午后,这罐酱料便送到我手里,瞬间感觉自己一直被“她”记住。 平日里,她还把暖意藏在一针一线里。虽相隔两地,却隔着一个屏幕手把手教我量身。初次见她,一副慈祥的奶奶模样,带着作家的一种清雅。或许,我对“作者”有一种刻板印象——不是写作,就是旅游,何况她是文坛老前辈叶蕾老师。当初次见着她给我做的新衣裳时,我不禁赞叹,她竟有一双裁缝巧手。衣服稍有不合身,她便拿回家反复修剪改制。等到下次开会那时,她趁开会前领我去试穿。洗手间变成了我的试衣间,她则忙碌于在门外询问穿上新衣的感受。 仔细一想,就连我的奶奶和外婆都不曾给我缝过一条手帕、一件衣。一来二去,叶蕾老师接连为我缝制了一件又一件的衣裳。彼此相识不久,却给我那般细致周全的善待,把爱与温暖密密麻麻缝进了日子里,缝补了我缺失的一角童年。 每次见面,大伙儿抿着茶,聊着文学的事,这种闲谈相处,安稳、舒心。散会时,罗顾问会叮咛孙天心老师不要为工作太烦忧,明明罗顾问才是最奔波的人,却总把舍不得的关切留给大伙。 这种简单的“甜”反衬出我平日工作里的不堪。我在好几家补习中心兼职,其中一家补习中心的大班教学,格外耗费心神。去年另一家补习中心的华文班,才有两名学生,彼此却能谈〈背影〉,赏〈再别康桥〉,无论是课文抑或是网文,都充满思想碰撞的欢愉。 如今接手的课堂有六十多人,台下是流动的嘈杂与茫然,要教会他们读准一篇〈背影〉的字音都是奢望,更何况要读懂〈背影〉里的爱。偌大的课室里,我在讲台上声嘶力竭,却只在他们的脸上看见自己满心的孤寂。慢慢生出感触,再多用心付出,也难抵达心中理想的彼岸。 偏偏时常见面的同事,看似相处亲近,却在背后大展两舌功夫。众人外出归来分享吃食小物,这般寻常温情,我却不曾在这儿感受到。相伴的岁月,彼此的心是越走越远。 决定不再硬撑 可让我渐渐下定决心做出取舍的,是近期协助林玉蓉老师筹备新书的经历。这段时间,我阅读李锦宗老师的资料。李锦宗老师生性淡然内敛,常年埋头整理马华文学的资料。这活儿枯燥冷门,他却一辈子坚守本心,安稳做着自己热爱的事,仿佛拨动了我内心感动的琴弦。新书推介礼现场,林玉蓉老师站在台上致辞,诉说一路创作的点滴过往,在台下一路相伴的作家老朋友为之动容。半生笔墨耕耘终得成书,最珍贵的从来不是外在光环,而是岁月流转间谁还能陪在身旁,那才是不离不弃的相伴。 我心里的琴弦彻底奏起了新篇章。或许尝过了前辈们给予的“甜”,才有了拒绝“苦涩内耗”的底气。完全没有多想,我拿起手机辞掉了60人的大班教学。 节奏放缓后,尘封的旧事涌上心头。曾与一位无缘相守的男人有过一段交集,后来各自奔赴不同的人生轨迹。唯独男人的母亲,对我的情意不变。处处体贴照料,过年过节也给我备上红包和过节食品,不时也给我带来各国手信。与男人的情缘已画上句号,和他母亲的故事却是岁月里的未完待续…… 尝着水果罗惹之际,杯里的热可可早已变凉。舌尖上的那点清甜还在,心里的甘味也才刚刚开始而已。
3星期前
3星期前
1月前
今天在双溪峇都(Sg Batu)考古遗址时晓谦老师提到,当他在听不同的宗教代表讲解遗迹,大部分的他们都会带入自己的宗教观念。 其实呢,布秧谷这批遗迹属于什么宗教,很大部分取决于讲解的人。作为昔日重要的贸易地点,这里曾有各种不同宗教的人留下的痕迹,其中涵盖了佛教、印度教、太阳崇拜、自然崇拜等等,是多元文化共存的证明。因此,当我们从事考古或导览,必须时刻保持中立,不可代入个人信仰。做人亦是如此,不是不能有立场,而是要避免极端。事物本是美好的、多元的,只是当我们站在极端角度去解读时,“真相”就不再是“真相”了。 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吧!想像一个悬浮的圆柱体,从正上方看,是圆形;从侧边看,是长方形。由此可见,当我们站在极端单一的视角,就只会看到事物的一个表面,而不是真相。只有当我们后退一步,换个角度观察,才会恍然大悟,发现它的立体面貌。 这就是一个很常见的、当视角走向极端排他时,所带来的后果。回到晓谦老师最初的感慨,对于身负传达信息责任的我们来说,保持中立是很重要的。任何单一视角的偏差,都会导致信息不够完整,甚至是错误的。这就像是罗生门效应,当不同宗教的代表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去看待遗迹,“真相”就变成了他们眼里的圆形和长方形,原本多元立体的布秧谷文化,就被强行“降维”和统一了。
1月前
1月前
1月前
布秧谷。在尚未踏足这片土地之时,就已在课本之中略窥其面貌。就在今日,有幸用一双脚真实地踏上课本所形容的古老遗迹。引擎启动,大巴驶向北方,一路掠过的山河美景都是在为这古老的遗迹铺垫。 不知时间流去了多久,这辆钢铁巨兽终于停下脚步。我随众人的目光缓缓上抬,眼前的美景难以用照片概括,更难以用文字形容——山河之壮阔,瀑布的壮丽,令人肃然起敬。简直难以想像,在这土地下竟藏有古老的历史等待挖掘。就在晓谦老师带领讲解之时,才终于了解这个遗迹的面貌。而让我深刻铭记却又微不足道的小事,即将到来。 在那遗迹展览馆的一处,似乎藏着宝藏。我走着走着,感觉心神被牵引,跟随指引来到此处,那里竟有一张贩卖的假钞!那张假钞的售价只有20令吉,但其面值却有50哩!这让我脑筋大动,想到一个好点子。在未将这点子道破之时,我将弟弟唤来,对他说:“你想不想用20块赚50块?稳赚不赔叻!” 弟弟的好奇因子被勾起,跟我来到此处。发现这“假钞”后,那无语的表情也随之浮现,仿佛在说:“我很想打你,你知道吗?” 这令我的满足感油然而生,也让我记着这份微不足道,却十分有趣的小事。虽然微小,却是可以增加我与弟弟对这片土地的共同回忆啊!以后重游,或许还会会心一笑哩!
1月前
摄影让我躲,拿起相机就可以名正言顺地不用说话。中午12点的太阳烈得皱眉,但光往往就在那时显现。人往树荫和屋瓦下躲,多数古迹也有瓦遮头。叫得出古迹的,是考古学生经年累月终于挖出了东西,地图上便也有所标记。挖出东西的考古学生终有一天会成考古学家;仍未出土的瓷器佛像码头辉煌过了,如今在地下诗意地栖居。谁知道它们究竟想不想流落人间? 万事起头难。挖东西的人又是怎么确认要在哪里开始?每一次挖掘都是对遗址不可逆的破坏,没有一丝赌徒心态的人感觉是挖不了东西的。都挖到这个程度了,就不好在这时候放弃——像赌一粒废石能开出翡翠来,他们都见底了吗? 这些问题当然有更理性的回答,只有挖矿工人才能义无反顾地盲目重复做一件事,即使不知道会不会成功。因文献线索与地表勘查而开始,看到泥土的断层而结束。那断层就断在泥土的生熟——原来人的痕迹会让泥土变熟,土质疏松而充满杂质;没有被人类扰动过的土壤都是生的。 开始或结束,摄影却截然地比写作或考古容易得多,只要有光便能开始。 盖屋瓦与挖古迹的逻辑,像是先有蛋还是先有鸡。确认一片土地掩埋旧世界后,政府才会为其盖上锌板屋瓦,但中国是先盖屋瓦才动工的。2500年历史的双溪峇都古迹区在一片油棕园内,游客的我们与考古学生有着永恒的时差;他们离开后,我们才将到来。我们来的时候烈日当空,晓谦老师说有时会被大雨淋湿。天气是霸权,由不得谁抵抗。 于是我在一个破洞的屋顶下面看到一束天使光。现代性的革命潜能发挥到极致就会带来野蛮;但极致的破坏,才会有极致的建设,这是马克思说的。我还没有足够对这句话下判断的年纪,但在寻找光源拍下照片的那刻,我看到在一片荒芜的瘠土中间,长出了一两根傲气的羊角蕨。凹下去的坑道,仿佛干涸的河流;破洞的屋瓦带来了生机,有光的地方就会有雨。在这足够炎热的赤道,许多身影都终将随着历史的嬗变而蒸发。 我们来的时候,早已没有什么挖掘的工作进行,一切都是停止的时间。但那株天使光的羊角蕨也算来得刚好,这下我总算也有地方可停。
1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