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中学华文老师/因原（古晋）

曾老师分作文簿子，点评我们的文章，一有毛病，他用整叠簿子敲学生的头。簿子越多，敲得越重，奇怪的是，看到这滑稽一幕，全班同学都笑了起来。被敲头的同学，总是笑眯眯的，换了今天，家长早就投诉，老师恐怕要惹上官司。

那一年，我读了朱自清的〈荷塘月色〉和鲁迅的〈秋夜〉。曾老师讲得很投入，恍惚间，他仿佛率领我们去荷塘欣赏月色；离开荷塘，又带我们去看秋天的枣树。

中二我被分配到最后第二班，龙蛇混杂，上课的气氛没中一那么和谐。班主任张老师担任华文老师。我们上华文，班上的土著学生去上木工，由于华文班人数不多，与隔壁班合班上课。

张老师身材高大，微胖，讲话却细声细气，举止斯文，从不骂人。那时我们读下午班，天气炎热，他偶尔穿短裤来上课。那时候，学校对男老师的服装或许还没那么严格。

有一次休息时间，另一班的同学跑过来，紧张兮兮地问我：

“张老师是不是没穿裤子？我从底楼望去三楼的课室，发现他的双腿是裸露的！”

唉，你看到是小腿罢了，何必大惊小怪。

那一年，我读了顾颉刚的〈怀疑与学问〉：

“学问的基础是事实和证据。事实和证据的来源有两种：一种是自己亲眼看见的，一种是听别人传说的。”

那几句话，我一直记到今天。后来无论教书、写文章，我都提醒自己，凡事要讲求事实和证据，不可人云亦云。

中三的时候，终于换了一位女老师教我们华文。她是中二曾经教我们国语的邓老师。我喜欢上她的国语课，因为听得懂她的国语。她教书很有耐心，我的国语本来很差，那一年经过她细心指导，略有进步。

老师播下的种子

邓老师年纪比前几位老师长，她很慈祥，语气温和，讲述课文有条不紊。她讲华语的时候，我们会想到她教的peribahasa，如今却教文言文〈为学〉。我挺佩服邓老师，精通多种语文，真不简单。

“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人之为学有难易乎？学之，则难者亦易矣；不学，则易者亦难矣。”

求学，不只在于家境如何，更在于是否肯下苦功。

邓老师只教了3个月，便因故离开了，接手的竟是预备班教过我们的李老师——时隔两年，我们又成了他的学生。

面对初级教育文凭考试，英文和国语是我的弱项。由于家境不好，没条件上补习班，只能靠自己苦撑。校长在周会上，一再强调，我们的英文和国语一定要及格，不然前功尽废，拿不到文凭，我听了暗暗心惊。至于华文，虽然是我最有把握的一科，也不敢掉以轻心，免得阴沟里翻船。

初级教育文凭的成绩放榜，我在家里，妹妹在学校上课，她好不容易挤到布告栏，抄了成绩给我，却没抄到科目名称。我看了成绩，最好的是2，我猜想一定是华文，其他科目我没什么信心。

隔天当我返回学校领取成绩单，才发现拿2的居然是图画，华文反而是6，我有点失望。后来我才知道，平时成绩不错的同学，有的连6都拿不到，7、8分的大有人在，还有人不及格，原来华文那么难考。

我上了高中，放弃了华文，选修图画。我并非对华文失去信心，因为华文安排在课程表以外，我家距离学校颇远，交通不方便，只好割爱。

高中的华文老师是余世贤老师，可惜我没有机会上他的课，只能听到读华文的同学，讲述上他们华文课的情形。他们不但上华文，还参加华文学会的活动。听到他们举办辩论会、说相声、猜谜游戏等，我只有羡慕的份儿。那是我中学生涯的最大遗憾——不曾参加华文学会的活动。

我也没想到后来当了老师，还教了三十余年华文。当年没机会参加华文学会，我却当了华文学会的顾问，举办了辩论会、说相声、猜谜游戏等活动。看着学生积极地参与华文学会的活动，我总觉得他们是幸福的一群。毕竟在国中的环境，能够顺利学习母语，传承文化，确实不易。

学生大概不会想到，他们的华文老师，其实只读到初中三年级。中学毕业后，为了弥补大马教育文凭没有华文科目的遗憾，我自修华文，去报考单科华文，后来去考高级教育文凭。

我想，如果当年在高中能够选修华文，后来我教高中的文言文，应该没那么吃力。虽然如此，我还是很感激初中的华文老师，他们为我打下了扎实的语文基础，也让我对文学萌发了兴趣。

我后来能够教华文、写散文，并不是偶然。那些在课堂上听过的〈往事〉〈荷塘月色〉〈秋夜〉等课文，早已像种子一样，悄悄埋进了我的心里。

我已经退休了7年。最近，听到我表弟的两个女儿，已经师范学院毕业，都当起华文老师，我心中欢喜。原来，当年老师播下的种子，并没有停止生长，而是在犀鸟乡这片土地上，一代一代地生根、发芽，绵延不息。

后记：写完这篇文章，很想亲手交给几位老师，希望他们还记得当年那个算不上优秀，却一直热爱华文的男生。

我还想等他们看完后，轻轻问一声：“老师，这篇作文，您打几分？”

可惜曾老师已经不在了，不然，他大概又会拿起一叠作文簿子，轻轻敲我的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