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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文

日前阅读伍燕翎在【文艺春秋】专栏撰写的文章:〈许建吾 你是晴空的流云〉,一时勾起我在新山宽柔独中求学时期的一段往事。 那是1966年开学的第一天上华文课,踏入课室里来的是一位身着长袖衣,身型高瘦,脸容平直,鼻梁架着一副眼镜的老师。他站在讲台旁边,神情自在地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许建吾”三个字,话不多说便吩咐我们打开书本上课。 许老师近半时间是坐着讲课,讲课时并不怎么留意我们学生的反应。不过,我们都能专心听讲。高二华文课文有过半是文言文,老师对生词和词语典故,不多作字斟句酌的讲解,吩咐我们翻查课文后的注释,用意是鼓励学生养成自学的习惯。 有一回,许老师讲解王勃的〈滕王阁序〉,一时兴起朗诵起其中的两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声情抑扬高低有致,配合他脸上飞扬的神采,让我第一次认识到古诗文原来是可以这样深情朗读的。 这一年中,学校在临时礼堂(体育馆)举行华语文艺歌曲歌唱比赛,我报名参加高中组别,选唱〈追寻〉,喜获第二名。班上同学打趣说,是许老师担任其中一名评审对我的偏爱所致吧。 歌唱赛后,对于〈追寻〉歌词中的“你”,我甚感好奇。心中反复琢磨许老师心中的“你”,到底是何许人也?情人抑或亡妻(同学间流传)?又或另有所指(当年我还不知晓它是中国抗战时代曲)?有几次在老师讲课中途稍作歇息时,想开口问他,又顾及不敬之嫌而作罢。后来,我终于等到了一个难得的机会。 这一天,上完最后两节作文课,许老师吩咐我和另一位华文干事助他把作文簿拿到教师宿舍去。从课室走到宿舍不是很远的地方,一路上我们师生三人静默无言。 到了宿舍,进入寝室,里头光线略显阴暗。靠近木制睡床边摆着一张书桌和椅子,墙壁书架上散置着一些书籍之类的东西。许老师示意我们把捧在手里的作文簿放在桌面,而他径自坐在椅子上。歇一会儿,我憋不住心中的疑问,启齿问道:“老师,〈追寻〉歌词中的你指的是谁?” 他略抬头瞅我一眼,含笑说道:“你说看。” “师母?”我随即又补上一句:“老师心中想念的人?” 他听了默然不语。而我也识趣的不再追问下去。 一别竟成永诀 许老师的私生活,我知之甚少。只是他爱饮酒的嗜好我是知道的。他不时步行到距离学校约300公尺处的士都朗海边,那里有一间旧式酒店(名为柔佛大酒店),是当时少数华裔富裕人士和英军水兵常去消遣的地方。有同学见过许老师傍晚时分,常独坐在酒店倚窗的小桌旁,举目凝望不远处水波蔚然的柔佛海峡。他是在寻找写歌的缪思,或是另有所思? 高中三,许老师没有担任我们的华文老师,因此我少有跟他接触。有时候在乐群楼课室走廊外迎面走过,我仅是跟他点头打招呼。 高中毕业赴台留学后,我再也没有和许老师联系过。据说他在宽中执教三年后也离开了学校返回香港发展。迄至1987年他在台湾离世,这20年期间我不曾见过他一次面。 〈追寻〉是我喜爱的少数文艺歌曲之一。不论私下或是与同学、同事们聚会的场所,若有余兴点歌的环节受邀一展歌喉的话,我都会选唱它。旋律动人和我个人与许老师的因缘,固然是原因之一,但更多的是歌词涵意丰富,具有一股沛然感人心弦的无形力量。尤其是末尾词句:“我要 我要追寻/我要 我要追寻/追寻那无尽的深情/追寻那永远的光明”,直教人心绪涌动,不论唱者或是听者都不由自主地随着歌声,去追寻心目中那永远永远的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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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不饶人,我的中学老师,有的已经逝世,那些还健在的大多75岁以上了。 我在1974年上国民中学,从校长到班主任,每个人开口都是英语。上华文课,一听到熟悉的母语,心里便涌起一股亲切感。 预备班的华文老师是李老师,后来他还当了我高中的图画老师。他如何教我华文,印象不深,倒是对他指导我画画的情形还有点印象。 预备班的华文课本,我记得有一课是冰心的〈往事〉,“父亲的朋友送给我们两缸莲花,一缸是红的,一缸是白的,都摆在院子里。”作者写了母亲是荷叶,她是红莲。我读了想起我的母亲,她不仅是荷叶,更是像香蕉叶那么大,遮盖我们兄弟妹。 除了李老师,当年教预备班华文还有个爪哇籍老师。虽然我不曾上过他的课,但那个时代,非华裔教华文非常罕见,因此对他印象特别深刻。 傍晚放学,我们在路旁等巴士,他骑着脚车经过,有人喊了他一声,他回过头来,朝我们微微一笑。斜阳映着他黝黑的脸庞,也映着一口洁白的牙齿。那一幕,至今仍留在我的记忆里。 中一的曾老师,长得高头大马,开始的时候我们有点怕他。后来发现他谈吐幽默,爱开玩笑,很有亲和力,我们不再怕他,反倒把他当作朋友。他喜欢坐在桌子上讲课,把原本枯燥的课文讲得生动有趣,同学们都听得入神。 曾老师分作文簿子,点评我们的文章,一有毛病,他用整叠簿子敲学生的头。簿子越多,敲得越重,奇怪的是,看到这滑稽一幕,全班同学都笑了起来。被敲头的同学,总是笑眯眯的,换了今天,家长早就投诉,老师恐怕要惹上官司。 那一年,我读了朱自清的〈荷塘月色〉和鲁迅的〈秋夜〉。曾老师讲得很投入,恍惚间,他仿佛率领我们去荷塘欣赏月色;离开荷塘,又带我们去看秋天的枣树。 中二我被分配到最后第二班,龙蛇混杂,上课的气氛没中一那么和谐。班主任张老师担任华文老师。我们上华文,班上的土著学生去上木工,由于华文班人数不多,与隔壁班合班上课。 张老师身材高大,微胖,讲话却细声细气,举止斯文,从不骂人。那时我们读下午班,天气炎热,他偶尔穿短裤来上课。那时候,学校对男老师的服装或许还没那么严格。 有一次休息时间,另一班的同学跑过来,紧张兮兮地问我: “张老师是不是没穿裤子?我从底楼望去三楼的课室,发现他的双腿是裸露的!” 唉,你看到是小腿罢了,何必大惊小怪。 那一年,我读了顾颉刚的〈怀疑与学问〉: “学问的基础是事实和证据。事实和证据的来源有两种:一种是自己亲眼看见的,一种是听别人传说的。” 那几句话,我一直记到今天。后来无论教书、写文章,我都提醒自己,凡事要讲求事实和证据,不可人云亦云。 中三的时候,终于换了一位女老师教我们华文。她是中二曾经教我们国语的邓老师。我喜欢上她的国语课,因为听得懂她的国语。她教书很有耐心,我的国语本来很差,那一年经过她细心指导,略有进步。 老师播下的种子 邓老师年纪比前几位老师长,她很慈祥,语气温和,讲述课文有条不紊。她讲华语的时候,我们会想到她教的peribahasa,如今却教文言文〈为学〉。我挺佩服邓老师,精通多种语文,真不简单。 “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人之为学有难易乎?学之,则难者亦易矣;不学,则易者亦难矣。” 求学,不只在于家境如何,更在于是否肯下苦功。 邓老师只教了3个月,便因故离开了,接手的竟是预备班教过我们的李老师——时隔两年,我们又成了他的学生。 面对初级教育文凭考试,英文和国语是我的弱项。由于家境不好,没条件上补习班,只能靠自己苦撑。校长在周会上,一再强调,我们的英文和国语一定要及格,不然前功尽废,拿不到文凭,我听了暗暗心惊。至于华文,虽然是我最有把握的一科,也不敢掉以轻心,免得阴沟里翻船。 初级教育文凭的成绩放榜,我在家里,妹妹在学校上课,她好不容易挤到布告栏,抄了成绩给我,却没抄到科目名称。我看了成绩,最好的是2,我猜想一定是华文,其他科目我没什么信心。 隔天当我返回学校领取成绩单,才发现拿2的居然是图画,华文反而是6,我有点失望。后来我才知道,平时成绩不错的同学,有的连6都拿不到,7、8分的大有人在,还有人不及格,原来华文那么难考。 我上了高中,放弃了华文,选修图画。我并非对华文失去信心,因为华文安排在课程表以外,我家距离学校颇远,交通不方便,只好割爱。 高中的华文老师是余世贤老师,可惜我没有机会上他的课,只能听到读华文的同学,讲述上他们华文课的情形。他们不但上华文,还参加华文学会的活动。听到他们举办辩论会、说相声、猜谜游戏等,我只有羡慕的份儿。那是我中学生涯的最大遗憾——不曾参加华文学会的活动。 我也没想到后来当了老师,还教了三十余年华文。当年没机会参加华文学会,我却当了华文学会的顾问,举办了辩论会、说相声、猜谜游戏等活动。看着学生积极地参与华文学会的活动,我总觉得他们是幸福的一群。毕竟在国中的环境,能够顺利学习母语,传承文化,确实不易。 学生大概不会想到,他们的华文老师,其实只读到初中三年级。中学毕业后,为了弥补大马教育文凭没有华文科目的遗憾,我自修华文,去报考单科华文,后来去考高级教育文凭。 我想,如果当年在高中能够选修华文,后来我教高中的文言文,应该没那么吃力。虽然如此,我还是很感激初中的华文老师,他们为我打下了扎实的语文基础,也让我对文学萌发了兴趣。 我后来能够教华文、写散文,并不是偶然。那些在课堂上听过的〈往事〉〈荷塘月色〉〈秋夜〉等课文,早已像种子一样,悄悄埋进了我的心里。 我已经退休了7年。最近,听到我表弟的两个女儿,已经师范学院毕业,都当起华文老师,我心中欢喜。原来,当年老师播下的种子,并没有停止生长,而是在犀鸟乡这片土地上,一代一代地生根、发芽,绵延不息。 后记:写完这篇文章,很想亲手交给几位老师,希望他们还记得当年那个算不上优秀,却一直热爱华文的男生。 我还想等他们看完后,轻轻问一声:“老师,这篇作文,您打几分?” 可惜曾老师已经不在了,不然,他大概又会拿起一叠作文簿子,轻轻敲我的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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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SPM华文考试结束,总有一批学生走出考场时沉默不语。他们不是不会写,而是不知道该怎么写才“对”。这种“难考”的困惑,并非个别现象,而是长期存在的问题——华文试卷,越来越不像是在考华文。这已不再是零星抱怨,而是一种逐渐累积的共识。 然而,问题并不在于“难”。一门语言科目,本应有其深度与要求,也应引导学生理解文本、运用语言、提升思辨能力。但当“难”逐渐演变为“刁钻”,当试题不再是能力的检验,而转向以技巧为核心、以设陷为手段,甚至让人产生“以难倒考生为导向”的观感,考试的本质,便开始偏离。 部分试题表面上考查理解,实则暗藏层层机关。答题不在于是否真正读懂文章,而在于是否熟悉某种“标准解码方式”;不在于语言运用的真实能力,而在于能否迎合出题者的思维路径。这种以技巧为主导的设题方式,无形中把考试变成了一场“猜题者与出题者”的博弈。 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类题目往往带有一种隐约的“炫技”倾向。结构精巧、设问繁复,却未必贴近学生的实际语言经验,仿佛不是在评估学生能力,而是在展示出题者的“高明”。那么,考试的意义,难道是为了让学生仰望出题者的聪明? 当试卷变成炫技的平台,受害的永远是学生。这种过度强调技巧的设题方式,最终只会让华文成绩在成绩单上显得格外刺眼。 在多元背景的马来西亚,华文对许多华裔学生而言,本就是一条需要努力维系的文化脉络。然而,当试题不断提高门槛、强化技巧依赖,华文便不再是文化的延续,而成了可以被放弃的选项。原本属于我们的文化根脉,却在试卷上变得陌生而疏离。 这样的考试方式,或正在传递一个值得警惕的讯号:学华文,不是为了理解与表达,而是为了应付一套复杂的游戏规则。 当学生开始害怕华文、疏离华文,甚至选择放弃华文,我们是否该反问——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一份试卷,可以决定成绩,但也可以影响态度,甚至影响一代人对语言的情感。考试从来不应成为展示出题者才华的舞台,它应当是一座桥梁,让学生跨越学习阶段,迈向更广阔的语言世界。 教育的初衷,是成全,而非筛选;是引导,而非设限。一份试卷的价值,不在于淘汰多少人,而在于成就多少人。 当考试回到语言本身,让理解归于理解,让表达归于表达,华文,才会真正成为一条通往文化与思想的道路,而不是一道令人却步的门槛。 我不反对难度,但反对无意义的困难;我不反对深度,但反对刻意的刁钻;我更不反对优秀的出题者,但前提是——他们的才华,应当用来成就学生,而不是难倒学生。 华文,不该是门槛。它应当是一条道路。 而现在,我们必须认真地问一句: 这条路,是在引导学生前行, 还是在无形之中,提高了他们前行的门槛? 更多新教育: 孩子的思维为什么需要辩论?  别急着骂孩子“笨”  了解阅读障碍究竟以怎样的方式学习  当音乐不只是梦想  从音乐课堂看见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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