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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

8小时前
7天前
2星期前
4星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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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门打开的时候,我看见一只蝴蝶嵌在地上。 碎石拼的,彩色的,翅膀铺满前院的入口,仿佛正要起飞,却被谁一把按住。老师说,好看吧?她自己设计的。我说好看。心里想的却是另一句:蝴蝶困在地上,飞不起来。 这话没说出口。大年初六的上午,阳光正好,不该说这样的话。 老师把车停在门外,领我们进去。红开衫,白发,背影比记忆里瘦了些,步子却还是快的。她一边走一边回头,说这院子收拾了大半个月,就等着有人来看。学妹应着,学弟应着,我只是跟在后面,看那些花。 前院的花开得正盛。九重葛泼辣辣地烧了半边墙,开得不管不顾的。墙角几株胡姬花是老师从夜市花摊一盆盆挑回来的,紫的白的,垂着。还有一丛茉莉,香味细细的,掺在午后的风里。老师一株一株指过去,说哪棵是开斋节前从花市扛回来的,哪棵养了4年今年才肯开。她的手在花丛间穿梭,指尖触过花瓣,触过叶片,像另一只蝴蝶。 可是那只手停在一朵茉莉上。停了一会儿。就那么一会儿,我忽然觉得,花是被那只手留下来的。留下来给谁看呢?阳光照在她手背上,照出细细的纹路,像树的年轮。远处传来祈祷的唤拜声,悠长地穿过午后,穿过那些花,穿过那只停在半空的手。 学妹掏出手机拍照,学弟问这问那。我只是站着,看那只手。然后看见墙角那些盆景,松树被铁线拗成各种姿态,好看,却不像是树自己想要的样子。石径旁摆着几尊小小的石佛,青苔爬上眉眼,看不出是笑还是不笑。 我们往前走,碎石在脚下沙沙响。那只蝴蝶就在身后,一直困在那里。 后院是菜畦。比前院大,被辟成一垄一垄,齐整得像小学生写的田字格。咖哩叶长得正好,叶子油亮亮的,掐一片就能下锅。几棵班兰叶散发着香,风过的时候,那香味就缠过来,缠在衣角上,缠在呼吸里。还有一棵矮矮的红毛丹树,挂着青涩的果,藏在叶子后面,要凑近了才看得见。 老师说话的时候,眼睛望向墙角。 那里放着一把藤椅,椅背上搭着一件旧旧的峇迪衬衫。花色的,洗得有些发白了,袖子空荡荡地垂着。风过来,袖子轻轻地晃,晃几下,停了。再一阵风,再晃。像在招手,又像在告别。 老师说,每天起来先到后院转转,浇浇水,除除草,活动活动筋骨。说这些的时候,她看着那件衬衫,又好像没在看。我顺着她的目光看过去,衬衫是空的。风走后,它就不晃了。等下一阵风。 远处又传来唤拜声,这一次远一些,淡一些,融在午后的热气里,晃一晃,散了。 我们在客厅坐下。红木家具,水晶吊灯,墙上挂着字画,博古架上摆满瓷器。阳光透过落地窗洒进来,暖的,在地板上铺成亮汪汪的一块。老师张罗着泡茶,茶叶是好的,茶杯是好的,什么都好。 茶香袅袅。话头从今年的年景开始,绕了几圈,绕到她身上。 她说退休后的日子。每天早上5点就醒,醒了再也睡不着。起来去花园忙活,浇花,除草,剪枝。忙到7点,吃早饭。吃完继续忙。中午小睡一会儿,下午有时候去巴刹逛逛,跟卖菜的阿婆说几句福建话,或者约几个老姐妹来家里打牌。晚上看看电视,10点准时上床。 每天都这样?学妹问。 每天都这样。老师笑了笑。退休了嘛,时间多得是,慢慢过。 顿了顿。刚退休那会儿不习惯,总觉得手头该有点事儿。后来学会了种花种菜,一天天就这么打发了。 打发了。 这个词落在茶杯里,沉到底。我端起茶杯,喝了一口,烫的。 透过杯口的热气,望向窗外。那件峇迪衬衫还在藤椅上,空荡荡地等。 老师起身去添水。客厅忽然安静下来。博古架上的瓷器默不作声,字画里的人默不作声,只有墙上的钟在走,滴答,滴答。声音很轻,却填满了整个屋子。 我忽然想,平时这屋里,只有钟声陪着她吧。 5点醒来,钟在滴答。浇花的时候,钟在滴答。吃早饭的时候,钟在滴答。去巴刹跟阿婆说福建话的时候,钟在家里滴答。中午小睡,钟还在滴答。滴答,滴答,把一天切成无数片,每一片都一样,每一片都漫长。 老师端了热水回来,又坐下。我们继续喝茶,继续说话。阳光从地板上慢慢爬高,爬过沙发脚,爬过茶几腿,爬到墙上,挂在那儿,像另一幅画。 该走了。学妹说。学弟也说。我们站起来,道谢,道别。老师送到门口,站在那只蝴蝶旁边。碎石的蝴蝶,彩色的,一直困在那儿。 她笑着挥手,说再来啊,明年红毛丹熟的时候再来。 我们上车。车子发动,缓缓驶出铁门。我回头看,她还站在那儿,红开衫,白发,身后是她的花园,她的房子,她的一切。她挥着手,手在阳光下是透明的。车子越走越远,她的身影越来越小,小成一个点,小到看不见。 后视镜里只剩那些一栋挨一栋的漂亮房子。每一栋都有自己的花园,自己的九重葛,自己的咖哩叶和班兰叶。没有人在门口。没有人在窗口。只有那些房子,和房子里那些漫长的、等待被打发的日子。 回程的路上,车里很静。 那天夜里,我睡不着。 总是想起那件衬衫。它挂在那儿,等一阵风。风来了,它晃几下;风走了,它就不动了。等下一阵风。 老师也在等吧。等天亮,等花开,等老姐妹来打牌,等明年红毛丹熟的时候有人再来。等一阵风。然后继续晃几下,然后继续等。 窗外的月光照进来,白的,凉的。我躺着,听自己的呼吸。忽然想,我们都在等。等什么,不知道。只知道得等着。不等着,日子怎么过呢。 迷迷糊糊地,做起梦来。 我梦见自己变成一只蝴蝶。不是碎石的,是活的。翅膀上有粉,飞起来会掉。我飞进一个很大的花园,那里开满了花,九重葛烧着墙,胡姬花垂着,茉莉细细地香。老师也在那儿,在花丛里,穿着那件红开衫。她在浇水,浇完一株,又一株。 我飞到一朵茉莉上,停着。老师抬头看见我,笑了。她说,你也来啦。 我想说话,说不出。翅膀忽然重起来,飞不动了。我低头一看—— 自己不是站在花丛里,是嵌在地上。碎石拼成的,彩色的,翅膀铺满前院的入口。和老师家门口那只一模一样。 我拼命扑扇,可是飞不起来。每一朵花都在对我笑,笑得那么好看,那么温柔,那么—— 困。 醒来时,枕头是湿的。 窗外的天亮了。阳光照进来,和昨天一样暖。楼下传来早点摊的叫卖声,有孩子在笑,脆脆的,像洒了一地的玻璃珠。远处隐约传来唤拜声,新一天的,悠长的,穿过这座睡醒的城市。我走到窗前,拉开窗帘,看着这个挤挤挨挨的人间。 那些声音,那些笑,那些冒着热气的日子,都在楼下。 我站了一会儿。转身,走出房间。 客厅里,家人在等我吃早饭。坐下的时候,阳光正好照在桌上。白粥,咸菜,煎蛋,都镀了一层淡淡的金。妻问我睡得好不好,我说还好。孩子说着今天要去哪里玩,叽叽喳喳的,像窗外那些鸟。 我端起碗,喝了一口粥。烫的。和昨天那杯茶一样烫。 喝完粥,我去洗碗。水龙头哗哗地响,水是热的,泡沫是白的。窗外有人走过,说着话,笑着。寻常日子的声音。 洗着洗着,忽然想起一件事。 老师年轻的时候,是不是也去过另一个老师家?是不是也站在那样的花园里,看着那样的一件峇迪衬衫,心里涌起同样的叹息? 她是不是也写过一篇文章?写一个退休的、孤独的、被目送的人。 然后几十年过去,她自己成了那个人。 而我呢? 我低头看自己的手。手指上还有洗碗水的痕迹,皮肤下面,血管微微凸起。这双手,有一天也会停在茉莉上,停一会儿。也会指着九重葛说,这棵养了4年才开。也会站在门口,目送。 那时候,会不会也有一个人,在回去的路上沉默,在夜里失眠,在梦里变成蝴蝶? 会不会也写一篇文章,写一个叫“老师”的人? 会不会写到结尾的时候,忽然停笔,抬起头,看着窗外的阳光,想起很多年前的这一天—— 那个坐在凉了的粥前面,第一次看见自己未来的人? 我关上水龙头。擦干手。走回桌前。 粥已经凉透了。阳光还照在那儿,照在碗沿上,亮亮的一圈。 我坐下来。坐了很久。 然后拿起碗,去把它倒掉。推开窗的时候,午后的阳光劈头盖脸地泼下来,烫在脸上。远处,那片曾经是胶林的土地上,又起了几栋新楼。热风里,我忽然想,老师守着的那件峇迪,等来的风,是不是也曾穿过那片消失的胶林? 相关文章: 辛平涛/酿雨为身 辛平涛/六味家国:一个马来西亚家庭的饮食编年史 辛平涛/越调练习备忘录
1月前
1月前
(新加坡9日讯)中学英文科女主任因投资加密货币失利,向阿窿借600元(新币,下同;约1860令吉)周转,却因利滚利无法偿还债务,不仅被逼拍摄裸照,更沦为阿窿跑腿,替对方骚扰其他欠债人,最终被判入狱18个月。 被告是42岁的郭绮玲,她日前承认7项抵触放贷人法令的罪名,另有12项控状在法官下判时被一并纳入考量。 据《新明日报》早前报道,被告案发时是圣伯特理中学的英文与文学部主任,去年还曾获得学校颁发的创新奖。 根据案情,被告于2023年开始投资加密货币。不久后,她开始向阿窿借钱,并将借来的钱继续投入交易市场。后来币圈崩盘,她无力偿还债务,当时共欠下约4组阿窿的钱。 前年12月,被告经其中一名阿窿介绍,认识另一名自称“特拉维斯·王”(简称“王”)的阿窿,并向对方借了600元。由于无法一次性偿还,她只能每周偿还100至200元,但因高额利息不断累积,债务越滚越大,她始终无法还清。 去年9月时,被告尝试与“王”协商,但对方却开始骚扰她。10月时,“王”威胁被告拍裸照并发给他,不然就会上门骚扰,被告被迫照做。之后,“王”又要求她拍摄裸体视频,否则将散播她此前发送的裸照,被告无奈下再次屈服。 随后,“王”进一步要求被告替他拍摄欠债人住家的照片和视频,每完成一个单位,可抵消10元债务。他也指示被告在单位门口留下追债字条。由于被告当时已无法掌握自己究竟欠下多少钱,加上希望“王”停止骚扰,因此答应照做。 根据调查,被告于去年10月至11月期间,共犯下了18起抵触放贷人法令的罪行,包括在组屋单位门口留下欠债字条、寄恐吓包裹等骚扰行为。(人名音译)
1月前
80、90年代,我读中小学的时候,被老师体罚是很普通的事情。犯错、没做作业、上课讲话、上课玩闹,然后被罚站、被打藤条、被罚把书包举过头顶等,我都试过。 我印象最深刻、至今仍记得的一次体罚,是四年级的时候。有一次上课,我被老师叫出去,责问我为什么数学作业错那么多题。然后错一题,藤条打一下,连打了十多下,很疼。我被打懵了,也哭了。 后来突然出现一个反转,老师说:“咦,是做对了啊!”原来是我做漏了一题,老师批改时按照答案的顺序改,导致我后面的答案跟老师的顺序不一样,于是全部被打叉了。我顿时觉得含冤受屈,非常难过,白白挨了一顿打。回到座位,越想越委屈与愤懑,我趴在桌上哭得更凄凉了。旁边的同学一直安慰我,我还是收不住哭声,眼泪哗哗地流。突然,同学没声音了。我偷看一眼,原来他一直出声安慰我,被老师罚用胶纸贴住嘴巴了。他也太无辜了,简直是无妄之灾啊! 那时候,很少人会觉得这是问题。甚至不少家长会对老师说一句:“不听话,老师尽管打。”体罚,在过去,是教育的一部分。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体罚变成一个很有争议的课题。有人说,体罚是必要的,因为孩子需要界线,需要纪律;也有人说,体罚只会带来恐惧,而不是尊重。 我觉得从短期来看,体罚确实有效。孩子被打就会害怕,就会暂时听话。但是,这种“听话”更多是出于恐惧。当监督不在,行为也可能恢复原状。更重要的是,体罚容易带来另一个问题,就是孩子学会用暴力解决问题。被打的孩子,有时会把这种方式带到生活中,比如对同学、弟妹动手,甚至长大后对自己的孩子动手。因为他们学到的,是强者可以用体罚去纠正别人。 时代改变,教育观念也在改变。过去的体罚,也许是环境下的选择;今天的教育,则更强调理解与引导。体罚,不只是打或不打的问题,而是我们希望培养怎样的下一代:是害怕权威的人,还是懂得自律的人?这个问题,也许没有绝对答案,但值得我们深思。 如今,教育界已经不允许体罚。太太身为小学教师,为了有效上课,借用了她二姐在幼儿园学到的一个方法:借用一个载体——饭勺,一面画上生气的脸,另一面画上笑脸,然后命名为“饭勺女士(Mrs Spoon)” 当同学们表现良好时,便用笑脸的一面说:“你们今天很乖,饭勺女士笑着称赞你们哦!”当学生顽皮捣蛋时,便用生气的一面说:“你们做错了,饭勺女士生气了,要惩罚你们!”于是,就用饭勺轻轻打手掌心。 这招渐渐不管用了 当然,太太也事先做好沟通。开学时,她会征求学生家长的同意,说明会用这种方式处理课堂纪律,大多数家长都会配合。这招太太用了二十多年。很多毕业的学生回母校见到我太太,都会问候“饭勺女士”,可见学生对这个载体有多深刻的印象。有时候饭勺坏了,还有学生特地送饭勺给我太太。 今年开学,太太依然拿出“饭勺女士”和一班低年级学生对话:“如果你们做错事,不是老师打你们,是饭勺女士要打你们而已。” 结果发现学生一脸懵的样子,完全没有反应,太太也尬在那里了。学生心里该不会在想:“这个老师,是不是精神有问题?” 看来,这招也渐渐不管用了呢。
1月前
1月前
以为教育部和高教部把自己训练成有钢铁般意志,是用在教书育人,没想到压在老师身上的行政工作,磨平了意志,以致越来越多老师逃离教育现场。 许多人之前因一场海上活动意外,惊闻师训里的准老师,需要经历户外极限运动考验。 其中2名准老师,因为负责单位的疏忽,牺牲了生命。 许多人黑人问号,准老师完成培训之后只是到校园教书,又不是上战场的军人。为什么准老师必须在海上与风浪搏斗,在野外独自面对黑暗和危险? 其实,这是称为BIG(Bina Insan Guru,即建构教师品格)的课程,推行至今已超过30年。初衷在于培养教师的坚强意志、毅力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 需要吗?很多人问。 见仁见智。当局希望塑造全面发展的“人类灵魂工程师”,自有其政策考量。 玻璃市师训的意外是个案,不过有经历过类似极限活动的老师们分享,过去的险象环生和恐惧感历历在目。 事故发生后,教育部已宣布暂停所有相关水上活动。至于进一步的检讨与后续措施,目前仍有待当局说明。 主笔并不反对BIG课程。关键在于落实执行时,必须把准教师的性命安全放在首位。 在学校阶段,制服团体有如童子军;在大学阶段,也有后备军训练,极限挑战与野外求生等活动是训练的一部分。 准教师在求学过程中,理应对这类活动并不陌生。 因此,若因师训中发生一场意外,便将相关训练一刀切全面禁止,未免有“因噎废食”、甚至“削足适履”之嫌。 也许有很多人不知道,师训生还必须经过性格倾向测验,或者心理测验这一关。 大家应该会认为,比起在海上划艇,心理测验是相对“简单”也“正常”的多了。 有些职业,确实需要借助性格倾向测验,才能更准确判断一个人是否适合。 老师是其中之一。 师资生遴选量表(MEdSI)的设立,正是为了把合适的人选放在合适的教师岗位上。 所有申请高等教育部属下教育大学及教育系的学生,都必须通过MEdSI评估其是否适合从事教师职业。 测试共设300道选择题,涵盖四大面向:个性、职业性向、诚信量表与情绪智力。 凡符合学术资格的申请者,须先通过这项心理测评,方有资格进入面试环节。 负责培育华小师资的师范学院(IPG)则采用教师资格测试(UKCG),作为与MEdSI同层级的遴选工具。 几年前,一名大马高级学校文凭考试(STPM)优秀生未通过“大马师资生遴选量表”(MEdSI),引起热议。 这件事过去很久了,没有意愿当老师,也没有与师训生有接触的人,肯定忘记了。大家也许会觉得,当老师必须通过“大马师资生遴选量表”(MEdSI),和我有什么关系? 我们总有机会接触老师,即使不是自己的孩子需要上学,亲戚和朋友的孩子也得上学。老师也可能是你的亲戚或邻居、教会或佛学班的会友。 老师的具体事务或许与你无关,但教师的整体素质,以及校园相关的新闻,往往仍会引起你的关注。 就像玻璃市师训的那起意外,你会关心当局是否重视准教师的培训安全,因为公共机构执行任务的素质,终究影响着每一个人。 把对的人放在适合的位置很重要,老师的任务攸关孩子的教育,其他公务员的素质关乎人们享有高品质的公共服务的权利。 话说回来,当华社子弟越来越少人选择当老师,进师训前要通过测验,在师训要海上求生,玻璃市师训意外事件会否影响更多人不愿意选择师训? 最近教育部副部长黄家和表示,今年师范学院华小组的招生情况呈现“慢热”趋势: 首周仅有2100人报名;在副部长办公室、董总、教总及工委会多方推动下,之后申请人数才增至3100人。 黄家和俨然是师训代言人,为师训生报名人数操碎了心。 华教组织和Newswire更一同为召唤更多华人子弟当老师尽心尽力。 我们当然不希望一场意外成了华人子弟进师训的障碍。 我们应该认清,申请者未能通过性向测试,未必是坏事。这或许意味着其性格特质不适合相关科系;与其在未来才发现不匹配,不如及早认清方向,重新规划更合适的道路。 当然,性向本无优劣之分,测试“不过关”并不意味着受试者存在心理问题,而只是显示其特质更适合从事其他类型的职业。 许多人在毕业十字路口要选择继续就读什么科系,或者直接进入职场,也会面对陷入迷茫与纠结,性向测试是有帮助与认清方向的工具。 若有志成为教师者,在尚未具备相应性格特质与条件的情况下便入学甚至入职,往往难以长期承受教师日常工作的压力与挑战。 无论如何,通过了极限挑战和性向测试的准老师们可能会发现,自己过了五关,斩了六将,顺利为人师表,却发现校园原来才是修罗场。 以为教育部和高教部把自己训练成有钢铁般意志,是用在教书育人,没想到压在老师身上的行政工作,磨平了意志,以致越来越多老师逃离教育现场。 老师们来到校园,面对着部分可能是沉迷在社交媒体和线上游戏的学生,他们无心上课,老师要教育好他们。显得心力交瘁。 不要忘记,还有奇葩的家长,他们对老师管教孩子的方式诸多投诉。老师只要稍微打骂,就有恐龙家长来喊打喊杀。 老师好无奈,这样不可以,那样不可以,叫我怎么管教学生? 根据2025年教育部数据,多达67.44%教师申请提前退休的主因,是对教学工作失去兴趣。 从2022年至2024年,提前退休的教师人数年均约为5594人。 当教师被视为“铁饭碗”,但这碗饭如今似乎越来越难端。然而,再艰难,也不该轻言放弃。 去年,教育部长法丽娜宣布,教育部今年会废除教师培训管理系统(SPLKPM),作为持续减轻教师工作负担和照顾教师福利的重要举措之一。 只盼这项政策,不会沦为另一场流于表面的“橱窗粉饰”。 老师们,请继续坚持、加油。 至于有志从教的SPM、STPM等毕业生,也请坚定方向,继续努力。 安多尼 最深情的告白,是摆事实、讲道理;
2月前
2月前
又到了催促学生参加文学创作的季节。每年的这个时候,总会在上课时大肆宣传,下课后发催命符在群组里施压,像大耳窿讨债一般手段用尽,口水用完,铺天盖地。 指导学生参加创作比赛十多年,可能已有20年了吧,只能说,学生对创作的热情逐年减少,只有身为老师的我还在热情洋溢地高喊:写吧写吧。就像此刻,截稿日期近在眉睫,还未能凑足参赛的数量,尚有几篇还无法定夺是否该参赛。 坦白说,科技时代,学生不爱阅读,更加不会主动去探索什么写作技巧,参加什么文艺活动。平时课业写作文,也是使用人工智能工具辅助或抄袭交差。真正检验得出学生水平的方法,就待考试时书写文章。 学生写作,可以寻求人工智能辅助吗?可以运用人工智能修饰文句吗?评委又使用哪一个程式检测作品是不是原创?这是近期和几个老师最常谈论的话题。我只能说,一切回到原点,主办创作比赛的宗旨是什么?参加比赛的原因是什么?既然是鼓励学生创作,发掘写作人才,就要真实做到鼓励,实际做到发掘。 多年前,在人工智能尚未兴风作浪之时,我鼓励学生创作,也是先广撒渔网,然后缩小目标,锁定几个有潜质的、能写的好苗子再加以培训。对,需要培训,先给指示,什么是文学,有哪些可以写的题材。当学生写不下去的时候,甚至需要提供意见,接下来的故事该怎么发展,该有怎样的结尾才更为理想。可以说,很久以前,我已经是一部人工智能的辅助器了。 我给学生适当的咨询,实际的建议,至于要不要修改,是作者的意愿。想突围而出,学生自然愿意一再修改,作为指导老师,我也不吝于指教,倾囊相授。这一点,现今的科技发展完全可以取代我,甚至比我做得更好。问题是,如果平时资质平平的学生突然写出一篇令人“惊艳”,超水平的作品,你会拿去参加比赛吗? 这是道德价值的考验。现在的我,审阅学生呈交上来的稿件,反而乐于见到有错字,有表达上的瑕疵,有尚可加添或删除的内容,而不是完美或者智能味十足的作品。至少这样,我还觉得,我还是指导老师,我还能够指正学生的错误,引导学生走更长的创作之路。 创作让人理解社会与自己 是的,他们还要走更长的路。文学创作不是一次性的参赛,一次糊弄过关,将来还写吗?运用人工智能代笔,一辈子都这样吗?最了解学生水平的人还是老师,因此指导老师就需负起指导的责任,而不是让人工智能来取代其重要性。 回到创作,学生还真的有无限的想像潜力,有时候我还看不懂学生构思的小说,需要询问才了解其核心思想。了解之后我也大为惊讶,现今少年人的思维竟如此宽广。记得早期学生创作小说,大部分写励志,写亲情友情,后来写科幻魔幻,现在是写悬疑和后现代主义。时代不断向前推进,文学创作也一直都在往前迈进,我们更不应该画地为牢,要大胆寻求突破。 创作让人理解社会,了解自己。我最初写散文,是宣泄情绪,抒发情感;写诗歌,就是单纯的抓住那一点小灵光,把它化为文字用来点缀枯燥的生活。如今看学生写小说,可以说那是他们对生活的反映,对理想的投射。 我爱文学。指导文学创作,其实我又何尝不是从学生的身上学习呢?
2月前
我的文档里,留着许多红色批注。有的是几个字:“这里可以再写深一些。”有的是一个词:“喜欢。”有的只是一条线,画在某个句子下面。写下这些批注的人,姓郭,是我们的华文讲师。 第一条批注,是学期初那篇作业。 那篇文章我写了3遍,还是觉得不对。交出去之后,一整天都在看手机。傍晚,回复来了。打开文档,满屏红色。 我愣了一下。不是改得多,是每一处都有话。不是“错”,是“如果这样写会不会更好”。那时候我才发现,原来有人真的会这样读我的字。 第二条批注,是我第一次给她发文章。 不是作业,是自己写的。发出去之后,盯着“已送达”看了很久。然后放下手机。过一阵子忍不住再打开来看。没有回复。再过一阵子,再看。回复在深夜来。只有一句话:“喜欢最后一段。” 那条批注,我看了好几遍。屏幕的光映在脸上,房间里很安静。 第三条批注,是我投稿得奖那次。 那篇功课,其实我想拿去投稿。对话框开了又关,关了又开。最后还是跟她说了。她的回复很快:继续投稿,你会发现人有无限的可能。 后来童诗入围,拿了银奖和铜奖。我跟她报喜。她回:“恭喜你。成功从来不是偶然。你用文字站稳了自己。继续写,世界会为你打开更大的舞台。” 那句话我看了很久。“用文字站稳自己”。 除了文档里的批注,还有一些批注,写在别的地方。比如生病那几天。发烧,忽冷忽热。她问:伤风感冒吗?多喝水。她提醒:骨痛热症初期不一定验得出来,注意观察。 隔两天问她活动的事。她回完,又问:有好转吗? 后来一天早上,她发来消息:如果还不舒服就去看医生。买椰水喝。今早我买不到。天气热,一下卖断货了。 那天早上,她去买了椰水。也许只是顺路。也许只是想起我说过不舒服。她本可以不去。可她去了。后来卖完了。于是,她回来告诉我。 也有一些批注,是我写了,但没发出去的。 不是问题不重要。只是每次点开对话框,总会想起她课间匆匆喝水的样子,想起她抱着电脑走出课室的背影。所以,那些话就静静地留在草稿箱里。后来有些问题再也没有问过。不是忘了,是过了想问的时机。 字里行间有人点灯 那些没发出去的话,还留在手机里。收信人不知道。 学期初那节课,她说过一句话,很轻。“我未必是那位让你们爱上华文的老师。” 那时候我没在意。低头抄着笔记,笔尖在纸上沙沙响。窗外有风吹进来,翻动了谁的课本。后来翻开作业本,看见那些批注时,偶尔也会想:她会不会失望? 那些批注还在。那些深夜的回复,那些清晨的提醒,都还在。 有一次和朋友聊起现在的科技。他说现在人机(AI)都可以批作文、回答问题,以后老师是不是没那么重要了。 我想了很久。后来想起那些批注。想起那条画在句子下面的线。想起那句“喜欢最后一段”。想起那个买不到椰水的早晨。 AI可以批改语法。但AI不会在早上跑去买椰水。AI不会在深夜看完文章后回一句“喜欢”。AI不会在你犹豫要不要投稿的时候说“继续写”。 我的文档里,还留着许多红色批注。有的写着字,有的画着线。有的只有一句话,有的只是一条横线。每次翻开,都像有人在前面的句子里,点了一盏灯。 那盏灯不刺眼。但很清楚。
2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