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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

我的文学启蒙老师,是增江中学华文学会的顾问——郑秋萍老师。十多年以后,我回头才发现,是她在我的文学之路还没站稳的时候,用一种几乎看不见的坚持,在那条路上点亮了一盏小小的灯。 那几年,增江国中华文学会很活跃,常常举办各种文学活动和讲座。郑老师也是在其中一场写作讲座里发掘了我和其他同学。后来,她不懈地带我们参与各种写作比赛和文学营活动,把我们这些还懵懂的学生,一次又一次带到马华文学的现场。 2006年我在某个全国现代诗比赛中获得优秀奖。她也邀了我妈妈当监护人,一起到颁奖仪式的会场见证我的光辉时刻。到达场地之前,我记得那里的冷气马力十足,穿着单薄白衣衬衫配蓝色校裙的我因为冷风而不住发抖。 后来,我们经过购物广场,刚好看见有一个区域摆放各种颜色的冷衣。她停下脚步,陪同我妈妈一起选了一件暖黄色的长袖外套。衣服的布质柔软,而且厚度足够让我在冷气太强时保暖。当我穿上这件外套,终于不用再为室内的温度紧绷发抖后,我最记得的是老师对着我妈妈微笑点头,带着安心的感觉。 又过了几年,妈妈尝试在巴刹开一个小档口,售卖素食的椰浆饭和一些粉面。身为长女的我,必须凌晨5点半就开始帮她把食物和其他东西搬到档口,也为光临的顾客舀上菜肴和主食,装进一个个小小的便当盒里。那时才十四五岁的我,第一次这样走到外面的世界。 她早知道我会继续写 后来,郑老师来了。她不知道这是我妈妈的档口。她只是看见一个可以买到素食早餐的地方。我一眼就认出她,心里猛地亮了一下,很礼貌地叫她:“老师!你要点什么?” 她抬头看我,说:“嗯,是呀。你妈妈在这里卖素食,这样方便多了。” 她点了什么,我已经忘记。只记得自己忽然变得很紧张,手心出汗,想要表现得好一点,却在舀食物时不断出错,让饭菜从便当盒边缘漏出来。那双手好像突然不再听话。 我有点尴尬地对老师笑。她只是微微点头,付了钱,拿着食物转身离开。 后来,她没有再来。 我们家里还没有电脑。我所有的稿子都是一篇一篇用手写在纸上,再交给老师,由她安排人帮忙打进电脑的。那些文字要先经过我的手,再通过别人敲击键盘,才能走进比赛的世界里。 有一次,我因为写得太急,字迹变得潦草。老师把稿子退还给我,提醒我要重新誊写一份清楚的。她说,这样不只是为了不要给负责打字的人增加负担,也是为了应付将来SPM的写作卷。那种考试,很看重字是否端正,是否能让人愿意读下去。 她说这些的时候语气很平静,那不是责备,而是一种把我当成“会继续写下去的人”看待。 过了不久,我中五毕业了。我开始拥有了自己的笔记本,很常在网络上继续书写我的小说和散文,也偶尔通过脸书看看老师和同学们的近况。有一天,我看见一向很少更新的郑老师发了一则贴文。 她说自己在医院,正和家人一起面对癌症,希望大家不要打电话询问,也不需要来探望,让她和家人安静地走完这段过程。如果她离开了这个世界,也希望不要被打扰。 我心里酸了一下。在中学向来比较孤僻的我,也没有老师的联系方式,这种后知后觉的无能为力让我很难受。但她已经说得那么清楚了,我只能把那份想靠近的冲动悄悄收回心里。 没过多久,她离世的消息由家人通过她的脸书发布出来。那一刻,我感觉我的世界空了一下。我的文学领路人,她离开了这个世界。遵从她的意愿,我没有去打听,也没有去打扰。我能做的,只是把自己的脸书头像换成一片黑暗,为她做一次属于我的道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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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不饶人,我的中学老师,有的已经逝世,那些还健在的大多75岁以上了。 我在1974年上国民中学,从校长到班主任,每个人开口都是英语。上华文课,一听到熟悉的母语,心里便涌起一股亲切感。 预备班的华文老师是李老师,后来他还当了我高中的图画老师。他如何教我华文,印象不深,倒是对他指导我画画的情形还有点印象。 预备班的华文课本,我记得有一课是冰心的〈往事〉,“父亲的朋友送给我们两缸莲花,一缸是红的,一缸是白的,都摆在院子里。”作者写了母亲是荷叶,她是红莲。我读了想起我的母亲,她不仅是荷叶,更是像香蕉叶那么大,遮盖我们兄弟妹。 除了李老师,当年教预备班华文还有个爪哇籍老师。虽然我不曾上过他的课,但那个时代,非华裔教华文非常罕见,因此对他印象特别深刻。 傍晚放学,我们在路旁等巴士,他骑着脚车经过,有人喊了他一声,他回过头来,朝我们微微一笑。斜阳映着他黝黑的脸庞,也映着一口洁白的牙齿。那一幕,至今仍留在我的记忆里。 中一的曾老师,长得高头大马,开始的时候我们有点怕他。后来发现他谈吐幽默,爱开玩笑,很有亲和力,我们不再怕他,反倒把他当作朋友。他喜欢坐在桌子上讲课,把原本枯燥的课文讲得生动有趣,同学们都听得入神。 曾老师分作文簿子,点评我们的文章,一有毛病,他用整叠簿子敲学生的头。簿子越多,敲得越重,奇怪的是,看到这滑稽一幕,全班同学都笑了起来。被敲头的同学,总是笑眯眯的,换了今天,家长早就投诉,老师恐怕要惹上官司。 那一年,我读了朱自清的〈荷塘月色〉和鲁迅的〈秋夜〉。曾老师讲得很投入,恍惚间,他仿佛率领我们去荷塘欣赏月色;离开荷塘,又带我们去看秋天的枣树。 中二我被分配到最后第二班,龙蛇混杂,上课的气氛没中一那么和谐。班主任张老师担任华文老师。我们上华文,班上的土著学生去上木工,由于华文班人数不多,与隔壁班合班上课。 张老师身材高大,微胖,讲话却细声细气,举止斯文,从不骂人。那时我们读下午班,天气炎热,他偶尔穿短裤来上课。那时候,学校对男老师的服装或许还没那么严格。 有一次休息时间,另一班的同学跑过来,紧张兮兮地问我: “张老师是不是没穿裤子?我从底楼望去三楼的课室,发现他的双腿是裸露的!” 唉,你看到是小腿罢了,何必大惊小怪。 那一年,我读了顾颉刚的〈怀疑与学问〉: “学问的基础是事实和证据。事实和证据的来源有两种:一种是自己亲眼看见的,一种是听别人传说的。” 那几句话,我一直记到今天。后来无论教书、写文章,我都提醒自己,凡事要讲求事实和证据,不可人云亦云。 中三的时候,终于换了一位女老师教我们华文。她是中二曾经教我们国语的邓老师。我喜欢上她的国语课,因为听得懂她的国语。她教书很有耐心,我的国语本来很差,那一年经过她细心指导,略有进步。 老师播下的种子 邓老师年纪比前几位老师长,她很慈祥,语气温和,讲述课文有条不紊。她讲华语的时候,我们会想到她教的peribahasa,如今却教文言文〈为学〉。我挺佩服邓老师,精通多种语文,真不简单。 “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人之为学有难易乎?学之,则难者亦易矣;不学,则易者亦难矣。” 求学,不只在于家境如何,更在于是否肯下苦功。 邓老师只教了3个月,便因故离开了,接手的竟是预备班教过我们的李老师——时隔两年,我们又成了他的学生。 面对初级教育文凭考试,英文和国语是我的弱项。由于家境不好,没条件上补习班,只能靠自己苦撑。校长在周会上,一再强调,我们的英文和国语一定要及格,不然前功尽废,拿不到文凭,我听了暗暗心惊。至于华文,虽然是我最有把握的一科,也不敢掉以轻心,免得阴沟里翻船。 初级教育文凭的成绩放榜,我在家里,妹妹在学校上课,她好不容易挤到布告栏,抄了成绩给我,却没抄到科目名称。我看了成绩,最好的是2,我猜想一定是华文,其他科目我没什么信心。 隔天当我返回学校领取成绩单,才发现拿2的居然是图画,华文反而是6,我有点失望。后来我才知道,平时成绩不错的同学,有的连6都拿不到,7、8分的大有人在,还有人不及格,原来华文那么难考。 我上了高中,放弃了华文,选修图画。我并非对华文失去信心,因为华文安排在课程表以外,我家距离学校颇远,交通不方便,只好割爱。 高中的华文老师是余世贤老师,可惜我没有机会上他的课,只能听到读华文的同学,讲述上他们华文课的情形。他们不但上华文,还参加华文学会的活动。听到他们举办辩论会、说相声、猜谜游戏等,我只有羡慕的份儿。那是我中学生涯的最大遗憾——不曾参加华文学会的活动。 我也没想到后来当了老师,还教了三十余年华文。当年没机会参加华文学会,我却当了华文学会的顾问,举办了辩论会、说相声、猜谜游戏等活动。看着学生积极地参与华文学会的活动,我总觉得他们是幸福的一群。毕竟在国中的环境,能够顺利学习母语,传承文化,确实不易。 学生大概不会想到,他们的华文老师,其实只读到初中三年级。中学毕业后,为了弥补大马教育文凭没有华文科目的遗憾,我自修华文,去报考单科华文,后来去考高级教育文凭。 我想,如果当年在高中能够选修华文,后来我教高中的文言文,应该没那么吃力。虽然如此,我还是很感激初中的华文老师,他们为我打下了扎实的语文基础,也让我对文学萌发了兴趣。 我后来能够教华文、写散文,并不是偶然。那些在课堂上听过的〈往事〉〈荷塘月色〉〈秋夜〉等课文,早已像种子一样,悄悄埋进了我的心里。 我已经退休了7年。最近,听到我表弟的两个女儿,已经师范学院毕业,都当起华文老师,我心中欢喜。原来,当年老师播下的种子,并没有停止生长,而是在犀鸟乡这片土地上,一代一代地生根、发芽,绵延不息。 后记:写完这篇文章,很想亲手交给几位老师,希望他们还记得当年那个算不上优秀,却一直热爱华文的男生。 我还想等他们看完后,轻轻问一声:“老师,这篇作文,您打几分?” 可惜曾老师已经不在了,不然,他大概又会拿起一叠作文簿子,轻轻敲我的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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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岁这一年,我把自己放逐在吉打毅达师范学院的一场冷雨里。 那是北马特有的雨季。雨水顺着颈间钻进领口,激起一阵凉意。身为班上年纪最大的“新生”,我坐在冷气嗡响的课室里,常觉得自己格格不入。每当导师要分组讨论,同学很快就各自成群,而我总慢半拍地站在原地,不知该走向哪里。那种被忽略的感觉,让我开始怀疑自己是否真的适合留下来,甚至一度动念放弃,想回到原本熟悉的方向。仿佛只要逃离这片冷漠的雨林,我就能重新找回那个被认可的自己。那时,我脑海里唯一浮现的,是小学时那个温和的声音:“需要时就找老师,我会借一双耳朵给你。”于是,我指尖颤抖,拨通了冼佩珍老师的电话。 这种自我怀疑与我入学前的满腔孤勇形成了残酷的对比。其实,报考师范辅导系曾是我的一场“豪赌”。我想救妈妈,也想救我自己。那时妈妈患有抑郁症,常把自己关进透明的罩子里;而外婆正逐渐陷入阿兹海默症的荒原,连至亲的名字都开始遗忘。看着妈妈在照顾外婆与对抗病魔之间两头受气、几近窒息,我想掌握一把心理学的钥匙,去开启她们紧锁的心门。而所谓的“救自己”,是希望通过这份保障工作握住安全感,并远离那个总拿我的成绩与他人攀比、让我压抑得喘不过气的家。然而,入学第一课导师便告知:辅导者不可为亲友咨询。我的“英雄梦”瞬间支离破碎,在这间宏大得令人心惊的学院里,我像是一叶迷航的孤舟,寻不见足以依傍的港湾。在这种走投无路的绝望中,我拨通了我的小学辅导老师——冼佩珍老师的电话。 电话没接通,我心灰意冷地坐在走廊尽头,任凭潮湿的穿堂风揉乱发丝。孰料数分钟后,手机屏幕再次亮起,是冼老师特地回拨了过来。即便隔着电波,我仍能听见她那边翻阅文件的细碎声,显然她还在百忙中处理着公事。她没有表现出一丝不耐烦,只是静静听着。我断断续续地说、反反复复地哭,将近一个小时,她几乎没有打断我,只偶尔轻声回应一句:“我在。”那一刻,我忽然觉得,自己不是一个人了。 待我哭声渐止,她才悠悠地吐露了那句贯穿我岁月的真言:“尽力就好,需要时就找老师,我会借一双耳朵给你。” 这句话穿过几百公里的电波,精准地撞进了我心里那片最荒芜的废墟。它很轻,却让我一下子安静下来。那一刻,我突然想起多年前在厨房里,二伯教我蒸鱼的情景。二伯是位对火候极有讲究的人,他一边掐着表,一边用浓重的广东话对我说:“滚水落鱼,火唔使急。火急肉就韧,心急鱼就腥,你要等个蒸气透出嚟先得。”(热水下鱼,火不用急。火太急肉就老,心太急鱼就腥,你要等蒸汽透出来才行。)原来,我也是一条心急的鱼。老师的“尽力就好”是那句没说完的“等蒸汽透出来”。 这句话陪我走很久 进入第二年,试炼接踵而至。在华小考察期间,我因拿不到理想评价而满腹牢骚,甚至对辅导的初心产生了动摇。冼老师仿佛洞穿了我的脆弱,她没有讲大道理,而是发来长长的文字,分享她当年在教职基层打拼的经历,并叮嘱我:“燕萍,别急,要守住你内心的火苗。”透过那些细碎的文字,我仿佛看到了她在田径场的烈日下,嗅着塑胶跑道被晒出的焦味训练学生;看到她在图书室里,理顺泛黄的岁月。 于是,我将那句“我会借一双耳朵给你”化作了数千行代码。在无数个深夜,我对着屏幕调整三语界面的每一个词义,终于制作出一个专属于辅导员的互动平台。 在这款由我亲手搭建的平台里,最让我珍视的是那个“不留底稿”的线上画板。当我第一次看着一位缩在角落、不发一语的学生,颤抖着手在屏幕上涂抹出一大片压抑的乌云。我问他:“你想让这场雨停吗?”他犹豫了一下,然后亲手按下了“清除键”。那片乌云消失了。 窗外的月色透过玻璃,很安静。 在某一个失眠的深夜,我将制作平台的初衷连同积压已久的心里话敲成一条长长的留言发给了她。老师很快便回了信,那跳动的文字仿佛在说:“看,你已经做到了。”她与我约定:回乡见一面。 回到家乡那天,老师请我吃了一顿热气腾腾的美食。餐桌上,她坦诚分享了她评分也曾只有“普普”的经历。她温和地敲醒我:“如果环境不能改变,你就要尝试改变思维。只要问心无愧,尽力就好。”那一蔬一饭,很暖。 如今,面对外婆重复了十遍的旧事,我能耐心听完;面对妈妈疲惫时的沉默,我会递上一杯温水。我依然会定期向老师报喜或诉苦。她的回复,有时很长,有时只有一句“我在”。 那句“尽力就好,需要时就找老师,我会借一双耳朵给你”真的很短却陪我走了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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