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wswire
Newswire
Newswire 登入
Newsletter|Newswire Newsletter 联络我们|Newswire 联络我们 登广告|Newswire 登广告 关于我们|Newswire 关于我们 活动|Newswire 活动
快讯
Newswirer 登广告 互动区 |
下载APP
|

ADVERTISEMENT

ADVERTISEMENT

成长

考场里,我像个电线杆,笔直地竖立在白板前。但姿势没维持多久,我在桌子间的走道来回踱步。监考时,不怕站,就怕慢——1小时20分的时长像20小时又10分钟。肃静的氛围,针落地也能听得见,但这氛围不属于宁静而致远,是一班三四十位小孩在学了一个月又几周的课,迎来的鉴定测试。测试他们有没把知识点记牢,有没学会课本上的知识,有没为考试提前做好准备,有没掌控答卷的考试技巧。 我在电脑荧幕前立着,观察着同样校服却状态各异的考生。有些同学在卷子上肝脑涂地,疯狂地写;看着同学动笔的节奏,似乎与秒针滴答滴答作响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有些同学顶着黑眼圈,趴在桌上写一段,停一段,像是在梦与思考的边界来回踱步。这又像为防打瞌睡,只得来回踱步的我,也在清醒与睡意中游走。我顺着桌子腾出的走道,走至墙角,转身,见明亮的晨光斜入室,心头像被什么触碰。正思虑,忽一阵微风吹来,懈意涌起,顺势伸个懒腰,打个哈欠,驱赶睡意。走了两步,撞见睁眼侧躺的同学,在卷子上选题,原来今天考的是作文,华文作文。见他在题目〈倒霉的一天〉上,爽快地打上一个勾。 题目似曾相识,我依稀记得上学时好似也写过这一题。当时小学老师给我们的范例思路是,把周遭不喜欢的事儿,全都凑在这一天。现想想,把糟心事儿都凑在一起,还不分年月,就一天把难过的事儿都经历个遍,这何止倒霉,简直是撕心裂肺。若把倒霉喻比最害怕的事,于我,那铁定是伤与病。凑巧这两年,我都亲身体会伤与病的入院经历,那些日子还挺苦闷的。但抱着康复的希望,总能熬过去。也难怪有人言:“除去死亡,一切都是擦伤”,熬过和熬不过,就是活与不活,在死亡面前,啥也不是,啥也都是。 思绪回到课室,我看着静默的空气发呆,脑袋里旋转着“倒霉的一天,一天有多倒霉”的念头。久站后,身子僵,腿麻,心想岁数大了,身子越来越不好使。念头忽至,若把人的一生,比做一天,那日出可比作新生儿,早晨就能比作少年,午后则能比当入职场的青年。傍晚是中年,夜晚就如老年,经这样比对,一天如一生,倒霉的一天恰似就合理了。想至此,童年记忆似乎如雨下,一点一滴在我身子荡起,敲醒我的记忆。 记得那年我七八岁,刚学会骑脚车。小小一辆的小孩脚车,在当时的我看来,就像飞机一样宏伟。脚一蹬,我就像时间飞行器一样,与光速赛跑,遁入宇宙虫洞这扇门,再从另个虫洞出来。当时在老店屋的五脚基,横冲莽撞,大人见着都笑嘻嘻让道,我以为这条路为我开,为我而设,为我所独有。我似电视里的F1赛车手,掌控着速度与快感时也享受着大汗淋漓。我似乎已觉得我能靠着这辆小车,到哪个见不着的远方,只要我愿意。 一个再正常不过的大热天,一次再正常不过的冲刺踩线,不知怎的,或许是刹车没弄好,还是真的踩急了,我一个大跟斗,头脚手生疼,未张开眼,鼻子先闻到一阵恶臭。睁眼一看,哟,入沟渠了,还不是小沟渠,是可以挤下五六个成人的大沟渠。那时我不过七八岁,个子矮得很,掉进沟渠,路过行人没刻意眺望是发现不了的。但奇的是,我当时是淡定的,我就在那儿等,也不急。等着等着,与母亲相熟的大婶或许想往沟渠里吐痰,猛见一黑污污小人呆在沟渠里,直瞪着她。她没吓死,却细心地认出我来,“哎呀,小晖,你跌龙沟啊?我去叫你爸妈过来。”我就扶着我的脚车,在沟渠里立着,斜照的阳光下,身体或脸上沾满漆漆污垢,没有风,但有恶臭。 父母给我的安全感 父母救起我后,扶着我和我的小脚车回到屋内。父母竟没一句责骂,边帮我洗澡边检查伤口,还笑着说“下次小心点哦”,然后自顾自地笑。我想,落入沟渠时的我气定神闲,不躁不烦,或许正是父母给予我最大的安全感。因为我总相信,他们都在,他们一定会找到我的。掉进沟渠隔天,我又兴许冲冲地骑着我的小脚车,在走道上放肆,继续与光速赛跑,继续享受速度与激情。但见着走道尾端的大沟渠,那个我跳起来也够不着顶的沟渠,我开始有意识地放慢车速。不担心,更不远远躲着,因为我知道如果我掉下去,一定有人来救,我只要小心不要掉进去就好了。现回想,在我掉入沟渠之后,最糟糕的,不是我又再掉进沟渠,而是我这辈子都在害怕沟渠;最倒霉的,或许不是发生了什么事,而是这件事在我们心理留下阴影,莫名看到沟渠就哆嗦,自己也不清楚为什么,我想这或许才是最倒霉的事儿。 跟着年龄的脚步,我从小学到了中学,从中学到了大学,大学毕业,投入工作,至今已二十载。大小倒霉事,似乎从没间断。像最近,老屋子似乎承受不住倾盆而下的大雨,开始漏水了;刚过10岁生日的小汽车,汽车方向盘原本没有声音,现在开始作响了;四五岁的手机,掉在地上,它就说它不连网了;陪我好几年的小肚腩,不知怎的,一吃就泻——仿佛那些倒霉事儿都成群结队在柜台挂号,等着我一领薪水,身体一康复,就登门造访。我心底不禁忧了,心头仿如有颗沉甸甸的石子压着,不快,不开心,吃啥都无味。每每烦恼上头,就想起去世的父亲的笑容,脑海浮现小时候落入沟渠身上满是污泥,被父亲母亲淋水沐浴的画面。那时,他们总笑着说:下次小心点哦。然后自顾自地笑着:“你看,没事儿,还是活下来了嘛。” 对啊,还是活下来了呀。 同学集体伏案的课室,一同学举手打破沉默,说“老师,我要多一张纸”。 不止活下来,还能给同学递纸,还能小心嘱咐说“待会儿我帮你把卷子订起来”,收卷时还能目睹同学们群聚哀嚎,说读的都没出。我还能走,还能看,还能把手中的卷子交回教务处,还能仗着一时的孩子气,在空无一人的走道奔跑,享受速度与激情。倒霉这事儿,或如父亲母亲说的那样,“你看,不还是活下来嘛”。 对啊,不还是活下来了吗? 有言:除了死亡,一切都是擦伤。那就让我在跌倒,翻跟斗,入泥沼之时,脸上沾满污泥之际,仍能微笑地说:“呵,不还是活下来了嘛。”
2小时前
我的文学启蒙老师,是增江中学华文学会的顾问——郑秋萍老师。十多年以后,我回头才发现,是她在我的文学之路还没站稳的时候,用一种几乎看不见的坚持,在那条路上点亮了一盏小小的灯。 那几年,增江国中华文学会很活跃,常常举办各种文学活动和讲座。郑老师也是在其中一场写作讲座里发掘了我和其他同学。后来,她不懈地带我们参与各种写作比赛和文学营活动,把我们这些还懵懂的学生,一次又一次带到马华文学的现场。 2006年我在某个全国现代诗比赛中获得优秀奖。她也邀了我妈妈当监护人,一起到颁奖仪式的会场见证我的光辉时刻。到达场地之前,我记得那里的冷气马力十足,穿着单薄白衣衬衫配蓝色校裙的我因为冷风而不住发抖。 后来,我们经过购物广场,刚好看见有一个区域摆放各种颜色的冷衣。她停下脚步,陪同我妈妈一起选了一件暖黄色的长袖外套。衣服的布质柔软,而且厚度足够让我在冷气太强时保暖。当我穿上这件外套,终于不用再为室内的温度紧绷发抖后,我最记得的是老师对着我妈妈微笑点头,带着安心的感觉。 又过了几年,妈妈尝试在巴刹开一个小档口,售卖素食的椰浆饭和一些粉面。身为长女的我,必须凌晨5点半就开始帮她把食物和其他东西搬到档口,也为光临的顾客舀上菜肴和主食,装进一个个小小的便当盒里。那时才十四五岁的我,第一次这样走到外面的世界。 她早知道我会继续写 后来,郑老师来了。她不知道这是我妈妈的档口。她只是看见一个可以买到素食早餐的地方。我一眼就认出她,心里猛地亮了一下,很礼貌地叫她:“老师!你要点什么?” 她抬头看我,说:“嗯,是呀。你妈妈在这里卖素食,这样方便多了。” 她点了什么,我已经忘记。只记得自己忽然变得很紧张,手心出汗,想要表现得好一点,却在舀食物时不断出错,让饭菜从便当盒边缘漏出来。那双手好像突然不再听话。 我有点尴尬地对老师笑。她只是微微点头,付了钱,拿着食物转身离开。 后来,她没有再来。 我们家里还没有电脑。我所有的稿子都是一篇一篇用手写在纸上,再交给老师,由她安排人帮忙打进电脑的。那些文字要先经过我的手,再通过别人敲击键盘,才能走进比赛的世界里。 有一次,我因为写得太急,字迹变得潦草。老师把稿子退还给我,提醒我要重新誊写一份清楚的。她说,这样不只是为了不要给负责打字的人增加负担,也是为了应付将来SPM的写作卷。那种考试,很看重字是否端正,是否能让人愿意读下去。 她说这些的时候语气很平静,那不是责备,而是一种把我当成“会继续写下去的人”看待。 过了不久,我中五毕业了。我开始拥有了自己的笔记本,很常在网络上继续书写我的小说和散文,也偶尔通过脸书看看老师和同学们的近况。有一天,我看见一向很少更新的郑老师发了一则贴文。 她说自己在医院,正和家人一起面对癌症,希望大家不要打电话询问,也不需要来探望,让她和家人安静地走完这段过程。如果她离开了这个世界,也希望不要被打扰。 我心里酸了一下。在中学向来比较孤僻的我,也没有老师的联系方式,这种后知后觉的无能为力让我很难受。但她已经说得那么清楚了,我只能把那份想靠近的冲动悄悄收回心里。 没过多久,她离世的消息由家人通过她的脸书发布出来。那一刻,我感觉我的世界空了一下。我的文学领路人,她离开了这个世界。遵从她的意愿,我没有去打听,也没有去打扰。我能做的,只是把自己的脸书头像换成一片黑暗,为她做一次属于我的道别。
2天前
翻出一本初中时用单线簿写的短篇小说,以当时李克勤的一首歌命名。这本“著作”还被用心设计包装过。用军蓝色的纯色纸,贴个载着出国深造理想的小飞机贴纸,然后写上“后会有期”四个字。感觉有点酷,浩浩荡荡追梦去。以假乱真,年纪轻轻就“出书”了。 稚拙的字迹写着几个人物的中学生活到毕业离别。其中当然少不了恋爱情节啦。呃……应该用单纯来形容还是懵懂呢?读着读着……如果当时有人看见,还以为我在阅读“笑话篇”呐。 什么鬼东西?全书最激情的情节部分竟然也只是牵牵手,轻轻吻之类的。什么轻抚她的背,不停的安慰。忍不住用力把她拥入怀里。两人互相凝视后大笑。这是吊人胃口还是经验不足啊? 拥入怀里的真情 只因为它是自己的“著作”,才会拿着阅读,才有特别的感触。如果早在那个精力、欲望和资源丰盛的青年时期重遇此作,也许本子已回收循环再生去了。恰好它刻意在我中年时与我邂逅,容许我这个被岁月浸泡过的人,把思绪带到此时和人生的下半场。 现在依我看,那年少时写下的也许是超前的预言。连“书名”也仿佛透露着年老寿终若有转世的期许。 那部小说里的所谓不温不火的激情情节,何尝不是中年人特殊的浪漫及与伴侣最舒服的一小撮。那句:“忍不住把她拥入怀里”,现在才明白,那是彼此在交换脆弱。年老气衰后若还能“用力”把她拥入怀里已经是很激励的激情了吧。那些没说出口的我懂,我在,我在乎的真情流露,也许就是老来最激昂的激情了。 当年那架载着理想的小飞机,此时飞回来,机舱里装的不是什么成就,是几页的提示词句。那些少年的纯粹、笨拙和毫无技术性的激情,是中年人的奢侈收藏吧。
3天前
30岁以前,我总觉得人生是个不断做加法的过程。更多的标签、更拼命的工作、更努力去维系那些令人疲惫的关系。我像个不知倦怠的攀爬者,在生活的岩壁上盲目寻找下一个支撑点,以为爬得越高,安全感就越足。 直到迈入37岁这一年,经历了身分的转变、婚姻的断舍离,以及创业路上的跌宕,我才惊觉,前半生背负的行李太重了。真正的成熟,其实是从做“减法”开始的。 减去无效的社交,减去对执念的纠缠,把生活的重心,狠狠地扣回自己身上。 这个下半年,我给自己安排了一场看似短暂却影响深远的“出离”——参加了本地的 Kasihnita妇女赋能项目。在那里,我这华裔女性,与一群平日在不同生活轨迹上奔忙的马来妇女围坐在一起。那几天的深度对话,像是一把温柔的钝刀,切开了我过去对生活、对婚姻积攒的焦虑与茧子。 在过去传统的叙事里,我们总习惯给离异或单身创业的女性贴上“不易”或“坚强得让人心疼”的悲情标签。但在那些马来姐妹的眼里,我看到了另一种截然不同的生命张力。 她们之中,有人同样独自抚育孩子,有人在岁月中经历过梦碎,但当她们聚在一起谈及未来、谈及攒钱与创业时,眼神里闪烁的不是自怜,而是一种近乎天真的热烈与果敢。她们带着天然的幽默感去解构婚姻中的聚散离合,仿佛那不过是人生旅途中搭错的一班车,下车了,拍拍灰尘,依然能在下一站跳起欢快的舞蹈。 那种豁达,让我突然释怀了——婚姻的完整与否,从来不是定义一个女性成功与幸福的唯一标尺。 时间投资自己身上 这也让我重新审视我们这一代人。我们生于80年代末,骨子里带着60、70年代母辈那种传统的延续,潜意识里总想着要顾全大局、要奉献;可同时,我们的触角又衔接着2000年代新世代的清醒思想,渴望独立、渴望自我。这种夹缝中的拉扯,曾让我们加倍内耗。但也正因如此,当我们在生活的洗礼中觉醒,便活得比谁都透彻。 我们终于明白,依附于任何人、任何身分的投资都有贬值的风险。所以女性们,把时间投资在自己身上,比什么都强。 现在的我,生活变得异常纯粹。清晨,在瑜伽垫的一呼一吸中拉伸,学会在失衡中寻找平衡;或闲暇之余徒步在某座山里,享受着清晨露水的味道,不再有多余的杂念,只专注眼前这一步的踩踏。经营着自己热爱的大健康事业,开着车穿梭在柔佛新旧交替的街道上,去为那些身处新马两地的家庭递送一份安心与守护。 37岁,我减去了依赖,却加满了底气。 我不再羡慕那些悬挂在夜空中巨大而耀眼的皎月。我知道自己或许就像一颗微小的星星,在这浩瀚又时而喧嚣的人间,我站在属于自己的坐标里。哪怕光芒再微弱,也是由我自己彻底掌控、纯粹又笃定地在闪烁着。 减去繁华,剩下真实。我的30岁后半场,才刚刚开始。
1星期前
晚上,距离会周公还有一点时间,大伙儿聚在房间里——有人阅读,有人看手机,也有人叠玩具砖。家里的“二当家”阿二拿着我的手机,突然指着一张旧照片,扑哧一声笑出来:“妈咪,你看这张照片,你拍到阿三的小裤裤了!” “来来来,给我看一下!”我接过手机一看,差点笑出声。 照片中,“三当家”阿三还是个4岁的小娃儿,她举着双手,从滑梯上一溜而下,笑得见牙不见眼。腰间那一小截红色的小裤裤,从衣服和裤子之间悄悄探出头来,成了照片里最意外的焦点。 那一天傍晚,我们全家陪同“大当家”老大去一个俱乐部参加活动。等待的同时,其他几个小当家早已在公园里各自探索。才两岁的阿四踉踉跄跄地跑在前面,我在后面追。他不但没有停下来,反而越跑越兴奋,以为我们正在玩追追。我还得一心二用,眼睛偶尔瞄瞄阿二的方向。阿公则全程陪伴阿三。 阿二笑得整个人东倒西歪。我连忙解释:“这不是我拍的,你阿公拍的。” 阿三依旧笑嘻嘻,却一本正经地说:“这不是阿公的错,是我自己没把裤子拉好。” 看着她小大人般的模样,我忍不住笑了。空气安静了一秒,随即,全场爆笑。阿二笑得更大声,我也笑到停不下来。 平日里的阿三,也常常让我们看到她想要自己处理事情的一面。上大号时,她不允许任何人跟她一起在厕所。当问及原由,她说怕便便把我们给臭晕了。 有时候,我会同时交代她两三件家务事。她按照自己的节奏,一件一件完成,再跑来向我报告。 一张旧照片,记录的不只是童年的糗事,也留下了那个年纪才有的坦然。原来,孩子成长的轨迹,常常藏在这些琐碎里。 多年以后,也许我们不会记得那一小截红色的小裤裤,却会想起那个笑着面对糗事的小女孩。
1星期前
1星期前
岁月不饶人,我的中学老师,有的已经逝世,那些还健在的大多75岁以上了。 我在1974年上国民中学,从校长到班主任,每个人开口都是英语。上华文课,一听到熟悉的母语,心里便涌起一股亲切感。 预备班的华文老师是李老师,后来他还当了我高中的图画老师。他如何教我华文,印象不深,倒是对他指导我画画的情形还有点印象。 预备班的华文课本,我记得有一课是冰心的〈往事〉,“父亲的朋友送给我们两缸莲花,一缸是红的,一缸是白的,都摆在院子里。”作者写了母亲是荷叶,她是红莲。我读了想起我的母亲,她不仅是荷叶,更是像香蕉叶那么大,遮盖我们兄弟妹。 除了李老师,当年教预备班华文还有个爪哇籍老师。虽然我不曾上过他的课,但那个时代,非华裔教华文非常罕见,因此对他印象特别深刻。 傍晚放学,我们在路旁等巴士,他骑着脚车经过,有人喊了他一声,他回过头来,朝我们微微一笑。斜阳映着他黝黑的脸庞,也映着一口洁白的牙齿。那一幕,至今仍留在我的记忆里。 中一的曾老师,长得高头大马,开始的时候我们有点怕他。后来发现他谈吐幽默,爱开玩笑,很有亲和力,我们不再怕他,反倒把他当作朋友。他喜欢坐在桌子上讲课,把原本枯燥的课文讲得生动有趣,同学们都听得入神。 曾老师分作文簿子,点评我们的文章,一有毛病,他用整叠簿子敲学生的头。簿子越多,敲得越重,奇怪的是,看到这滑稽一幕,全班同学都笑了起来。被敲头的同学,总是笑眯眯的,换了今天,家长早就投诉,老师恐怕要惹上官司。 那一年,我读了朱自清的〈荷塘月色〉和鲁迅的〈秋夜〉。曾老师讲得很投入,恍惚间,他仿佛率领我们去荷塘欣赏月色;离开荷塘,又带我们去看秋天的枣树。 中二我被分配到最后第二班,龙蛇混杂,上课的气氛没中一那么和谐。班主任张老师担任华文老师。我们上华文,班上的土著学生去上木工,由于华文班人数不多,与隔壁班合班上课。 张老师身材高大,微胖,讲话却细声细气,举止斯文,从不骂人。那时我们读下午班,天气炎热,他偶尔穿短裤来上课。那时候,学校对男老师的服装或许还没那么严格。 有一次休息时间,另一班的同学跑过来,紧张兮兮地问我: “张老师是不是没穿裤子?我从底楼望去三楼的课室,发现他的双腿是裸露的!” 唉,你看到是小腿罢了,何必大惊小怪。 那一年,我读了顾颉刚的〈怀疑与学问〉: “学问的基础是事实和证据。事实和证据的来源有两种:一种是自己亲眼看见的,一种是听别人传说的。” 那几句话,我一直记到今天。后来无论教书、写文章,我都提醒自己,凡事要讲求事实和证据,不可人云亦云。 中三的时候,终于换了一位女老师教我们华文。她是中二曾经教我们国语的邓老师。我喜欢上她的国语课,因为听得懂她的国语。她教书很有耐心,我的国语本来很差,那一年经过她细心指导,略有进步。 老师播下的种子 邓老师年纪比前几位老师长,她很慈祥,语气温和,讲述课文有条不紊。她讲华语的时候,我们会想到她教的peribahasa,如今却教文言文〈为学〉。我挺佩服邓老师,精通多种语文,真不简单。 “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人之为学有难易乎?学之,则难者亦易矣;不学,则易者亦难矣。” 求学,不只在于家境如何,更在于是否肯下苦功。 邓老师只教了3个月,便因故离开了,接手的竟是预备班教过我们的李老师——时隔两年,我们又成了他的学生。 面对初级教育文凭考试,英文和国语是我的弱项。由于家境不好,没条件上补习班,只能靠自己苦撑。校长在周会上,一再强调,我们的英文和国语一定要及格,不然前功尽废,拿不到文凭,我听了暗暗心惊。至于华文,虽然是我最有把握的一科,也不敢掉以轻心,免得阴沟里翻船。 初级教育文凭的成绩放榜,我在家里,妹妹在学校上课,她好不容易挤到布告栏,抄了成绩给我,却没抄到科目名称。我看了成绩,最好的是2,我猜想一定是华文,其他科目我没什么信心。 隔天当我返回学校领取成绩单,才发现拿2的居然是图画,华文反而是6,我有点失望。后来我才知道,平时成绩不错的同学,有的连6都拿不到,7、8分的大有人在,还有人不及格,原来华文那么难考。 我上了高中,放弃了华文,选修图画。我并非对华文失去信心,因为华文安排在课程表以外,我家距离学校颇远,交通不方便,只好割爱。 高中的华文老师是余世贤老师,可惜我没有机会上他的课,只能听到读华文的同学,讲述上他们华文课的情形。他们不但上华文,还参加华文学会的活动。听到他们举办辩论会、说相声、猜谜游戏等,我只有羡慕的份儿。那是我中学生涯的最大遗憾——不曾参加华文学会的活动。 我也没想到后来当了老师,还教了三十余年华文。当年没机会参加华文学会,我却当了华文学会的顾问,举办了辩论会、说相声、猜谜游戏等活动。看着学生积极地参与华文学会的活动,我总觉得他们是幸福的一群。毕竟在国中的环境,能够顺利学习母语,传承文化,确实不易。 学生大概不会想到,他们的华文老师,其实只读到初中三年级。中学毕业后,为了弥补大马教育文凭没有华文科目的遗憾,我自修华文,去报考单科华文,后来去考高级教育文凭。 我想,如果当年在高中能够选修华文,后来我教高中的文言文,应该没那么吃力。虽然如此,我还是很感激初中的华文老师,他们为我打下了扎实的语文基础,也让我对文学萌发了兴趣。 我后来能够教华文、写散文,并不是偶然。那些在课堂上听过的〈往事〉〈荷塘月色〉〈秋夜〉等课文,早已像种子一样,悄悄埋进了我的心里。 我已经退休了7年。最近,听到我表弟的两个女儿,已经师范学院毕业,都当起华文老师,我心中欢喜。原来,当年老师播下的种子,并没有停止生长,而是在犀鸟乡这片土地上,一代一代地生根、发芽,绵延不息。 后记:写完这篇文章,很想亲手交给几位老师,希望他们还记得当年那个算不上优秀,却一直热爱华文的男生。 我还想等他们看完后,轻轻问一声:“老师,这篇作文,您打几分?” 可惜曾老师已经不在了,不然,他大概又会拿起一叠作文簿子,轻轻敲我的头吧。
2星期前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不是吗?何况是二八年华的女孩。 清晨的校园人潮渐多,但办公室那里却因为没有教室,所以人烟罕至,除了我,经过时惯性地随手摁下插座,唤起走廊末端的一室阒静。厕所内,空气里隐约漂浮着昨日的异味,多数人不会特地走到那个角落去。 一天,我正专注地洗着手,依稀感觉到一个在门外踯躅的人影。还来不及走出去辨别真伪,她已一闪而入,躲进厕格内,“砰”的一声反手上锁。虽受了点惊吓,但至少让我知道她是个人。渐渐地,我们碰面的次数多了起来。那是一位女孩,一位背着粉色书包的女孩,每天几乎准时出现。白色口罩的标配,罩住了大半张脸,两粒眼珠子像两只小蝌蚪横贴在脸庞上。一年了,我仍不曾看过她摘下口罩的样子。只知道她纤瘦高挑的身形,走起路来弱不禁风,幸亏室内无飓风。中分的娃娃头套在小巧的脸蛋上,那比例有点怪异。既粗且硬的发质,不至于像钢丝,倒与未浸水的粉丝几分相似。 好几次,我和她打个照面,她缓缓地向我鞠躬,不敢正眼瞧我,背起书包就匆匆离开,鬼祟得叫我平淡的生活里泛起了余韵。我开始注意起她。只要我一步入厕所,她一定马上撤离,惊慌失措地像个做错事的孩子。其实在她发现我之前,远远地,我就瞥见她在镜子前左顾右盼。纤纤的玉指扫过头顶,抚过鬓边发丝,指若削葱根,当栉也当梳,反复穿梭在乌黑的发丝中。 恍惚间,我竟错觉那是只白色的小猫,温柔地梳理着毛发。奈何,青春期的狂躁里有抑制不了的躁动,那些极力按压的发梢深藏叛逆的因子,不是几滴水珠就能妥协的小事。于是,她盛在手心的水又多了些,从轻轻地抚摸到加大力度地摁压,不听话的那几根末梢终究会在晨风吹起后,再度起哄。她的气急败坏写在眼眸,想当年少,我那些毛躁的发丝何曾臣服过? 半罐杀虫剂逼我剪短发 小学时期,我迷上了窝在发廊的日子,几乎每个月都会准时报到。理发店里,我贪婪地阅读架子上过期的《风采》、《姐妹》、《新潮》……都是些家里不会添购的杂志,但书中的景象为我打开了通往世界的门窗,除了图书馆里的童话与中国传统民间故事,我更迫切地想要知道外面的天地是圆是扁?无论社会上的奇闻轶事,都市传说还是荒野鬼古,我统统都想涉猎。坐在木凳子上,尽管它硬得我屁股发疼,但却无碍我刨书的雅兴。心底多么希望理发店里的人潮再多一些,那么我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慢慢阅读。这些精神食粮可以充当我作文功课里的资粮,也可以是我参与家里大人说话时的谈资。能够在大人们的对话里插上一嘴,我体验到长大的滋味。尤其是我家那种传统的家风,插嘴可是容不得的,但由于我的言之有物,所以大人们自然也是容许我发表一下拙见。 当然,我也喜欢理发。清爽的短发让我省却很多打理秀发的烦恼。曾经,我两条粗大的麻辫子被同学传染了虱子后,被母亲用杀虫剂伺候。其实,我们大可以到政府诊疗所去领取药水回家涂抹,但是诊疗所距离我家甚远,于是母亲只好另觅他法了。既然杀虫剂可以灭蚊杀蟑螂,头虱体积那么小,应该也可以见效。根据这么推算,母亲毅然地把我抓来——坐定——“噗斯”——我一口气憋得肺都快爆掉了,她眼明手快地拿起毛巾就裹住我的头发。像理发店里妇女们烫头发那样,她们都戴着个大头盔在焗着,我也是。厚实的毛巾焗死了我满头的虱子。半罐杀虫剂,要了我头上虱子的祖宗十八代,但是为了永无后患,我还是被带到理发店去剪掉两截粗如麻绳的鞭子。 这一剪,不是清汤挂面,而是开耳帅气的男子头,完全断绝了虱子的后路,也斩断了我还想绑头发的念想。那些花花绿绿的头饰被装进匣子里,等我再把头发留长时,已经是大学的事了。然而,帅气短发加上魁梧的身材,我经常被当成男生。有一次买鞋子,小贩看我连连拎起女生包鞋观察,气得举起手中撩货的棍子赶我:“去去去,这是女生的鞋子,想不到你年纪轻轻竟然学人扮女生!”这样的奇耻大辱还不止一次发生,次数多了,再强大的心态终于举白旗。 于是,我带着清汤挂面头,正式迈入青春期。在没有发夹的年代,每天晚上如何压住头发睡觉是一门功夫。首先摆好枕头,躺下后再把头发梳理整齐,然后再捋一捋边边角角,确保全部发丝都各就各位,以期第二天睡醒,它们都是柔顺听话的。甚至,看了杂志上介绍的方法,千方百计跟姐姐弄了条丝巾,然后垫在枕头上睡觉,相信它会有神奇的效果,让我的头发在一夜的翻滚摩擦后,还是纹丝不动。 话虽如此,那几年睡觉都不敢轻举妄动的日子的确有够压抑的。本是最放松的时刻,我却总是担心那几根青丝不听话而竭尽所能地控制着自己的动作,连翻身都计量着弧度。第二天上学时,头发依旧时而听话,时而失序。尤其是乘搭敞开窗口的校巴,一路到站,那头乱发已不是手指梳子能解决的大事了。不过,几年的训练下来,我意外地改正了睡觉时左出拳右划腿的功夫,规规矩矩地像一具裹上被单的僵尸,一觉到天亮。既不占位,又不伤人,表堂姐妹们都喜欢和我挤一床,这绝对是意外的收获。 那阵子,我也喜欢顾影自盼。无论走到何处,从窗口、车镜到地上的一滩水洼,都可以让我停下脚步。人说“一白遮三丑,一胖毁所有”,我既没有白,也没有瘦,胖乎乎的一无所有。没有暗恋的对象,更没有成为被仰慕的对象,爱上照镜子,纯粹是浅意识里的爱自己。那时没听过希腊神话里的纳克索斯,更不知道水仙花为何物,只知道打理好自己的仪容,就是对自己最大的尊重。然而后脑勺那撮不听话的发梢就像一支插在椰壳勺子上的镰刀,它随风摇曳,碍眼、难看、突兀、惊悚!曾几何时,我也常常盛了一掌心的水抹上去,尽管服帖只有十数分钟,但是那颗悬着的心着地了,课堂上老师的话,似乎也变得顺耳几分。 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这样的日子在含苞待放的青葱岁月里,持续了好多年,直到人生历练的积累给足我生活的底气后,我才没了时刻抚镜的兴致。没有人告诉我,这就是青春的过程,虽然我也发现,当年厕所里和我一样动作的同道中人多不胜数。大家甚至交换梳子、小镜子、有的人连发胶、慕斯也带去上学,但就是没有人告诉我,这些烦恼终将随着毕业,与青春同逝。 那么,我该告诉她,那个可爱的小白猫姑娘,这只是青春的样子,不必介怀吗?也许会,也许不会吧,美好的青春何必捅破呢?
2星期前
风扇在黑暗中吱呀吱呀地转着,夹杂着若隐若现的虫鸣。这些声音,已经陪伴我度过了5年的宿舍生活。 我把刚从行李箱拿出来的被子盖上,轻轻地往里缩了缩,像是在吸取家里的气味。好似只有这样的小动作,才能缓解我心里隐隐的不安与焦躁。 把自己埋进被子里,空气中都是家中洗衣液的味道。人一旦在潜意识里为气味分类,就很难再改变。三十多块的洗衣液,成了我在这宿舍里唯一的依靠。 好不容易安定下来的心,又被隔天要早起的念头压回去。压在心底的一个个小人也不停地冒出来,小小的声音在我脑海反复出现——“迟睡也没关系啦”、“都已经12点了”,吵得把我刚冒出来的睡意给冲散。 躺在床上,被香气包裹,我却显得有些喘不过气。 妈妈眼里的落寞 掀开被子的瞬间,像是离开了家的庇护。眼前仍然是住了5年的宿舍,刚刚还在紧紧包围着我的那点家中气味,却也在一瞬间散去。那一刻我才意识到,所谓的安定,不过是三十多块的洗衣液所营造出的假象。 目光在这生活了5年的寝室游荡,最终,被书包上的挂件夺走了思绪——那是初一那年,妈妈亲手挂上的平安件。 因为小学期间行动管制令的实施,我在家上了整整两年的网课,直到毕业也没法回到学校参加一场真正的毕业典礼。长时间待在家里,也把最初的兴奋给慢慢淡化了,取而代之的是烦躁。被哥哥念叨几句就足以把我惹恼;被爸爸的催促弄得不耐烦;被妈妈爱女心切的关心所束缚。情绪一点点堆积,于是,离家的念头像是一颗种子,埋在我心里悄悄发芽。 然而,眼前最好的机遇,就是来自外地学校的升学考试。点开、报名、等待,这些动作一气呵成。内心还在飘飘然地暗自欢喜,殊不知,这是被年幼的自己教会的第一件事。事情一直都按照我所想的方向发生,没有什么意外打断它的延续。结果,如愿以偿。看到官网的入学成绩,占据视线的不是数字,而是对未来的期待和离家的欢喜。 妈妈得知消息那瞬间,眼底闪过一丝落寞,很轻,被我捕捉到了,却被12岁的我轻轻略过。那时的我,以为那只是“舍不得”。 直到站在学校宿舍的走廊,那种离家的不安感才油然而生。这是被家人庇护了那么多年以来,第一次要独自面对外面的陌生世界。 可是,这次的反悔无效。我沿着指示牌,遇见了提前抵达的室友。或许同样身处陌生环境,让两个素不相识的人在那一刻反而像拉进了一点距离。 夜晚总是悄然降临,宿舍10点半的自动熄灯,让我的内心轻轻一震。毕竟,宿舍不会因为任何人的不适应就改变规则,而家里会。身边随即传来室友恋家的哭声,我不太懂得安慰人,只好把所有说不出口的话,换成一个拥抱。没有语言的那一刻,反而显得格外真实。 短暂的插曲很快地被快节奏的生活带走,躺在床上时,本该有的喜悦,像是沾上了刚刚晚饭时吃的苦瓜,带着一点难以言说的涩味。人真是很奇怪的生物,明明得到了想要的,却又开始怀念失去的。 我握着手里的平安件,像是在与清晨时妈妈亲手替我挂上的那一刻对话。如果传说中的心电感应是真的,妈妈大概也正在不安吧。 幸好,那只是个传说。 如今,已17岁的我,还是会在恋家的瞬间想起12岁的自己,想起那时迫不及待长大的小孩。5年的时间,变化的东西数不胜数,朋友的交替、处事的态度、恋家的感觉……唯独不变的,是12岁时手里握着的平安件。那个始终挂在书包上的平安件。是那闻到依旧会唤醒我的熟悉气味,让我在无助时仍愿意不断尝试,直到正确。 现在的我,只想闭上眼睛,闻着熟悉的气味。不再期待倒数的回家日,也不再预知还未发生的一切。
3星期前
球明明朝着一个方向飞来,落台后却往意想不到的方向窜去。 小时候,我一直觉得会打悬球的人特别厉害,也总觉得自己迟早会学会。当然,“乒乓世家”是我自己封的。大姐算个州手,堂哥是国手。每逢家庭聚会,长辈们一下场,球来球往快得只剩残影,我连球在哪儿都看不清,只能假装看懂地点头。 曾有过短暂运动员生涯的大姐告诉我,只要学会悬球,就能超越许多人。这句话对当时的我而言,几乎等同武侠小说里的绝世秘籍。刚好家里收来一张别人不要的乒乓桌,于是每天傍晚,我便吵着她练球。 开窍从来不赶时间 可惜现实不像运动漫画。我没有突然开窍,也没有进步神速,只是从不会打练到普通,从接不到球练到勉强接得到。校队的大门始终没有为我打开。每当我练得垂头丧气,大姐总会说:“没关系,可能有一天会开窍。”后来我发现,当我数学题不会做时,她也是这么说。我开始怀疑,这只是她结束教学的固定台词。 现在回想起来,我未必真的喜欢乒乓球,更在意的是被看见。每逢新年,亲戚总喜欢盘点孩子们的成长。大姐离开运动员生涯后转向学术,于是大家问她学业;堂哥则不断被追问比赛经历。轮到我的时候,话题总绕回身高。 “又长高了哦。”后来我长到六呎高,至今仍不知道这究竟算称赞,还是大家不想让话题在我这里结束。 时间一晃过去,我没有成为运动员,却成了老师。学校里刚好有乒乓桌,课余时常和学生打几局。有一次随手挥拍,球竟带着侧旋飞了出去。学生挥拍一接,方向完全跑掉,立刻围过来追问我是怎么做到的。 为了维持来之不易的高手形象,我回家后认真研究了一番。结果发现,所谓悬球其实没有想像中神秘,不过是在击球时让球旋转,进而影响接球时的方向而已。 原理是懂了,破解却是另一回事。 直到今天,只要负责校队的同事开始解释什么左侧旋、右侧旋、拍面角度与击球方向,我还是会很快陷入迷茫。那些术语绕来绕去,听起来像高中物理和几何课。虽然我是文科生——好吧,这大概只是我替自己找的借口。 奇怪的是,这一次我并不着急。 小时候总觉得不会的东西必须立刻学会,否则就会被别人超越。后来才发现,当年苦练许久学不会的悬球,多年后却在无意间打了出来;曾经觉得高深莫测的技巧,后来发现不过是一个角度与一道旋转。就如大姐说过,总有一天会开窍。虽然我还是会怀疑,她当年这么说,究竟是在鼓励我,还是不想继续教下去。 至于悬球的终极破解方法,我至今仍没完全掌握。不过我一点也不担心。根据过去的人生经验,再过10年,我大概会在某个寻常的下午,莫名其妙地突然学会。就像当时莫名其妙地打出第一颗悬球那样。
4星期前
我是通过她的作文和童诗,了解她在乒乓路上的坚持的。 她的外号叫“小辣椒”。6岁开始,她就陪着哥哥练习乒乓,渐渐走上了乒乓球员的训练之路。等到新冠疫情解封后,她代表学校参加了学联乒乓锦标赛区赛,那是她人生中参加的第一个乒乓比赛,也是她第一个乒乓金牌。那一年她9岁,在县级比赛中勇夺冠军,并被选为县级代表参加吉打州学联乒乓锦标赛。从那之后,她蝉联了4届的冠军。夺冠当然是件大喜事,但同样也是种负担。 每个学生都期待假期,因为可以旅行放松,不必被时间追着打。对她来说,假期是追着打的时间。她曾写过一首诗歌: 〈暑假〉 暑假 像对手打来的乒乓 从我的面前飞走 想救都救不了 平日上课,她结束学校的课外活动后,便驱车前往乒乓球馆练球。抵达时,往往已经是下午4点。她在球场练习到晚上10点才回家。若是假期,她的训练量还会加倍,从早晨一直练习到晚上。她一点都不期待假期,因为时间在乒乓球的一来一回之间流逝。周末时,父母偶尔也会开着车带她到吉隆坡或槟城参加比赛,吸取经验。 在课上,无论是写作文还是童诗,她总会不自觉地写到乒乓,仿佛球桌上的输赢,已经悄悄长进了她的生活里。我在诗句里看见了她不曾说出口的辛苦—— 〈有什么用〉 打乒乓时 有个东西悄悄地 从我的脸颊滑下 可我分不清 那是泪水或是汗水 可他们总说别哭了 哭有什么用 可我控制不住啊 练了那么多 还是输 有什么用呢? 我不止一次看到她在球场上哭泣。在12岁那年的县级学联乒乓锦标赛中,她战胜对手的那一刻,眼泪也流了下来。我知道那并非是胜利的眼泪,而是在巨大压力下止不住的泪水。那也是她在无数次练习中,心里流淌的泪水。在〈冷〉中,她说:“雨悄悄走近/啊/下雨了/她在我头顶下起了雨//妈妈走进/一句话留下/在我头顶下起了雨/好冷啊”。 实际上,我也和她的爸爸妈妈聊过。他们的心里何尝不是挂满泪水?他们深知自己的孩子走在乒乓之路上,牺牲了许多孩子在童年里本应拥有的快乐与无忧。他们也曾让孩子选择是否继续这条路,孩子的答案却是肯定的。 执教多年最佩服她 对老师和家长来说,都有些不得已而又必须为之的事情。像这位女学生把所有的心思都投入在乒乓的练习当中,她的学习必然也会受到影响。身为老师的我们一边心疼着学生,一边鞭策着她们学习;家长不也是一边心疼着孩子,一边把孩子送进日复一日的乒乓训练之中。 在担任班主任的那几年里,虽然不能在她的乒乓之路上予以帮助,但我庆幸自己至少教会了她用文字抒发自己的情感。在她面对挫折,百般痛苦之时,我希望她可以通过文字来思考、表达,把自己的感受诉诸于文字之中。像这篇文章一样,我希望是对她运动生涯最好的加油声。 执教多年,我很少佩服一个学生。佩服的原因,在于6岁时做出的一个决定,她用了整个童年来兑现。运动员之路从来不是一条平坦的康庄大道,她依然会输球,依然会哭,而我希望当她觉得沮丧的时候,除了球拍,还有文字可以依靠。愿她带着自己的热爱,一路走下去。
4星期前
20岁这一年,我把自己放逐在吉打毅达师范学院的一场冷雨里。 那是北马特有的雨季。雨水顺着颈间钻进领口,激起一阵凉意。身为班上年纪最大的“新生”,我坐在冷气嗡响的课室里,常觉得自己格格不入。每当导师要分组讨论,同学很快就各自成群,而我总慢半拍地站在原地,不知该走向哪里。那种被忽略的感觉,让我开始怀疑自己是否真的适合留下来,甚至一度动念放弃,想回到原本熟悉的方向。仿佛只要逃离这片冷漠的雨林,我就能重新找回那个被认可的自己。那时,我脑海里唯一浮现的,是小学时那个温和的声音:“需要时就找老师,我会借一双耳朵给你。”于是,我指尖颤抖,拨通了冼佩珍老师的电话。 这种自我怀疑与我入学前的满腔孤勇形成了残酷的对比。其实,报考师范辅导系曾是我的一场“豪赌”。我想救妈妈,也想救我自己。那时妈妈患有抑郁症,常把自己关进透明的罩子里;而外婆正逐渐陷入阿兹海默症的荒原,连至亲的名字都开始遗忘。看着妈妈在照顾外婆与对抗病魔之间两头受气、几近窒息,我想掌握一把心理学的钥匙,去开启她们紧锁的心门。而所谓的“救自己”,是希望通过这份保障工作握住安全感,并远离那个总拿我的成绩与他人攀比、让我压抑得喘不过气的家。然而,入学第一课导师便告知:辅导者不可为亲友咨询。我的“英雄梦”瞬间支离破碎,在这间宏大得令人心惊的学院里,我像是一叶迷航的孤舟,寻不见足以依傍的港湾。在这种走投无路的绝望中,我拨通了我的小学辅导老师——冼佩珍老师的电话。 电话没接通,我心灰意冷地坐在走廊尽头,任凭潮湿的穿堂风揉乱发丝。孰料数分钟后,手机屏幕再次亮起,是冼老师特地回拨了过来。即便隔着电波,我仍能听见她那边翻阅文件的细碎声,显然她还在百忙中处理着公事。她没有表现出一丝不耐烦,只是静静听着。我断断续续地说、反反复复地哭,将近一个小时,她几乎没有打断我,只偶尔轻声回应一句:“我在。”那一刻,我忽然觉得,自己不是一个人了。 待我哭声渐止,她才悠悠地吐露了那句贯穿我岁月的真言:“尽力就好,需要时就找老师,我会借一双耳朵给你。” 这句话穿过几百公里的电波,精准地撞进了我心里那片最荒芜的废墟。它很轻,却让我一下子安静下来。那一刻,我突然想起多年前在厨房里,二伯教我蒸鱼的情景。二伯是位对火候极有讲究的人,他一边掐着表,一边用浓重的广东话对我说:“滚水落鱼,火唔使急。火急肉就韧,心急鱼就腥,你要等个蒸气透出嚟先得。”(热水下鱼,火不用急。火太急肉就老,心太急鱼就腥,你要等蒸汽透出来才行。)原来,我也是一条心急的鱼。老师的“尽力就好”是那句没说完的“等蒸汽透出来”。 这句话陪我走很久 进入第二年,试炼接踵而至。在华小考察期间,我因拿不到理想评价而满腹牢骚,甚至对辅导的初心产生了动摇。冼老师仿佛洞穿了我的脆弱,她没有讲大道理,而是发来长长的文字,分享她当年在教职基层打拼的经历,并叮嘱我:“燕萍,别急,要守住你内心的火苗。”透过那些细碎的文字,我仿佛看到了她在田径场的烈日下,嗅着塑胶跑道被晒出的焦味训练学生;看到她在图书室里,理顺泛黄的岁月。 于是,我将那句“我会借一双耳朵给你”化作了数千行代码。在无数个深夜,我对着屏幕调整三语界面的每一个词义,终于制作出一个专属于辅导员的互动平台。 在这款由我亲手搭建的平台里,最让我珍视的是那个“不留底稿”的线上画板。当我第一次看着一位缩在角落、不发一语的学生,颤抖着手在屏幕上涂抹出一大片压抑的乌云。我问他:“你想让这场雨停吗?”他犹豫了一下,然后亲手按下了“清除键”。那片乌云消失了。 窗外的月色透过玻璃,很安静。 在某一个失眠的深夜,我将制作平台的初衷连同积压已久的心里话敲成一条长长的留言发给了她。老师很快便回了信,那跳动的文字仿佛在说:“看,你已经做到了。”她与我约定:回乡见一面。 回到家乡那天,老师请我吃了一顿热气腾腾的美食。餐桌上,她坦诚分享了她评分也曾只有“普普”的经历。她温和地敲醒我:“如果环境不能改变,你就要尝试改变思维。只要问心无愧,尽力就好。”那一蔬一饭,很暖。 如今,面对外婆重复了十遍的旧事,我能耐心听完;面对妈妈疲惫时的沉默,我会递上一杯温水。我依然会定期向老师报喜或诉苦。她的回复,有时很长,有时只有一句“我在”。 那句“尽力就好,需要时就找老师,我会借一双耳朵给你”真的很短却陪我走了很久。
4星期前
14岁那年,轻信朋友的话以为女生喜欢打排球的人,于是我义无反顾加入排球学会。 对排球懵懂实则另有所图的我第一次到布满坑坑洼洼的球场报到。顶着毒辣的太阳和炽热的风,球场没有女生的倩影,除了几个同样被骗进来的朋友。来都来了,我们就初次尝试打排球,那天苍穹很蓝,排球很硬,结果大家的双手都一起肿胀得像红烧猪蹄,手抖得握不住笔。就在大伙要集体反悔时,朋友又来蛊惑说不久会有靓丽的学姐来教球,大家的眼睛突然又亮了起来,并大喊要让排球发光发热(果然死性不改)。 朋友诚不欺我,来是来了,却是几个牛高马大凶神恶煞的学长……当我仰望与学长四目相对时,那一股好像欲置我于死地的杀气让我彻底失去了反抗的勇气。在学长们软磨硬泡的“淫威”下,我和好友们就这样莫名其妙地踏上了打排球的不归路。 初始,每天下午的练习是做齐最基本的捡球、接球、升球、扣球、拦网等的训练,而学长们就在树荫下用最锐利的眼神和最毒辣的嘴监督我们,那简直是对我们的肉体和精神最无情的折腾。偶尔学长突然“大发慈悲”就会给我们特训,而我最怕的就是“一夫当关”。我必须背靠着大树做半蹲接球状,而孔武有力的学长就在我的前面两米处狠狠地扣杀,那心里油然而生的毛骨悚然,但又不得不睁大眼睛去接球的残暴训练,好几次把我的眼镜打飞掉,那不争气的眼泪只能逼着自己往肚里咽下,因为我相信流泪只会助长他们的嚣张和轻蔑。 另外,雪上加霜的是母校的排球场破烂不堪,水泥地布满深浅不一的坑洞,而坑洞里又有许多尖锐的小石子,所以每次的训练都会增加我的新伤口。每当洗澡水触及伤口,那痛入心扉的刺痛涩感时时刻刻提醒我再不变强大,以后的伤口会更深,嘲笑会更多。 一年后打败学长队 当这条坎坷路的地利与人和都不利于我时,最令我感动的是当初一起被哄骗进去的朋友们并没有离开。仿佛有一种默契,是一种执著,是一种不妥协的精神,让我们在互相鼓励之下忍气吞声,同心协力,同甘共苦地闯过了学长所设置一道又一道的训练关卡。最后我们成功在一年后打败学长队,一洗颓气。打球的时光总是刻骨铭心,我们曾垂头丧气地围坐在一起检讨败因,曾在雨天躺在球场任由雨水洗涤我们的疲劳和委屈,曾在赢了球赛激动得抱在一起狂叫狂跳;那是我们9个人一条心的铁证,这段坚固的友谊是排球留给我日后最珍贵的礼物。 如今,我44岁了,当年的队友只剩我还在打排球,因为我当老师后管理学校的排球学会,命中注定我还可以继续热爱排球。再次站在母校的排球场上,依旧是破烂的场地,依旧是热闹的训练,依旧是教练的叱喝声,唯有与好友们当年在球场上的点点滴滴变成我眼前的物是人非了。 我,带着回忆,独守球场。 最后,此文真挚地献给球队里已经离世的两位好友——叶成国和菲利沙。
1月前
有些人的青春是一场不知疲倦的奔跑,而我的青春,被定格在陵南高中的蓝色7号球衣上。其实,我曾是个与球全然无缘的人,个子矮小,最怕迎面飞来的球,性格也喜欢独来独往,在热闹的集体运动面前总显得格格不入。直到《灌篮高手》里的仙道彰出现,彻底打破了我内心的恐惧。他虽非主角,却活成了无数人手里的白月光。在很多人眼里,他是完美的“天才”。作为狂热的“夺分机器”曾在对阵湘北时狂砍47分,后来为了球队改打控球后卫,展现出强大的传球视野与大局观,在两场大战中合计送出11次助攻。 然而,我最着迷的,偏偏是他在顶峰时的那份通透与执著。他不把“称霸全国”挂在嘴边,更像是把篮球当成钟爱的游戏,唯有更强的对手和挑战能带给他人生的快乐。他看起来慢热,甚至会因为跑去海边钓鱼而迟到。可唯有读懂他的人才知道,他高级的球商里藏着对挑战最纯粹的渴求。在对阵海南最后5秒的绝境下,他竟然在瞬间构思出故意放慢速度,让牧绅一追上自己、企图通过得分加制造犯规,来完成“2+1”惊天绝杀的疯狂剧本。虽然这个剧本留下了遗憾,但那种生死关头的超高球商与领袖气质,让安西教练都直言,流川枫现在还不及仙道。 那一刻,屏幕前同样喜欢独来独往的我被深深地震撼了。仙道用他的强大与从容无形中告诉我,独来独往并不是孤僻,而是一种内心的笃定与底气。即便结果并不完美,也依然要在逆境中保持不服输的钢铁意志。 时光荏苒,如今的我已成长为一名教员和团队领导。在面对无数指标与考核的现实职场中,我常常会感到迷茫与焦虑。学士毕业、在教育前线教书14年之后,我才终于迎来重新深造的机会。现在的我,正一边努力教书一边全力攻读着硕士学位。平时5天里,我要面对繁忙的教学与行政职责,而到了周末,我还要不知疲倦地从柔佛奔波跨州去到森美兰上课。 硕士路上最强支柱 这种双重身分的重压与长途跋涉的劳顿,常常让我感到精疲力竭。但每当焦虑袭来,我总会转头看看书桌上排列整齐的仙道手办。我告诉自己,我要用他的心态去面对人生的挑战。作为教员与领导,真正的领袖不需要时刻充满压迫感地逼迫下属,而是要像改打控卫的仙道一样,用更高的大局观去为团队“做球”,在大家迷茫时,用一个温和的微笑稳住全队心态。 面对眼前艰辛的硕士之路,我更应该具备一种跳出功利得失的“游戏心态”,把生活中的每一个难关都看作是一场好玩的挑战。虽然辛苦,不过只要像仙道彰那样,淡淡地笑笑,这场人生的拉力赛总会安全地读完的。谢谢你,仙道,让我找到了源源不断的力量。
1月前
“无尾熊又挂在你身上了!”外子打趣地说。低头看着紧紧抱着我的小不点,心里甜丝丝,又隐隐不安。这么黏人的孩子,往后如何去幼儿园呢? 距离上一胎的两年后,迎来老二降临,双薪家庭的我们只能把孩子安排在同花园区保姆家。为了专心照顾姐弟俩,休假日外子负责照顾女儿,我照料新生儿,公平地拥有各自的前世情人。 曾经看过许多让妈妈捉狂的男孩,嬉闹起来还蛮折腾人,我不是他们妈也想举白旗投降!看着一天天长大的儿子没有一般小男孩调皮、爱哭闹,行为举止都比姐姐秀气,之前的担忧一扫而空。 前世情人渐渐长大,对我的依恋愈深,只要心血来潮就会对着我喊:“抱抱!抱抱!”外子戏称他是一只无尾熊,有事没事老爱紧紧拥抱变成“树干”的妈妈。 他会轻轻地在我耳边说:“妈妈,我好喜欢你!”每次陪他睡觉,他会要求拥着他入睡,当我陪小姐姐时,就会要我紧握小手方愿入睡。这样的小确幸洋溢着每个临睡前的夜晚。 一转眼,儿子要上幼儿园了,一个爱黏着妈妈的无尾熊,有点担心去幼儿园时会哭得惊天动地。为了让他尽快适应幼儿园生活,于是先安排两天在那儿试读。 首日特地请假陪读,当我牵着他的小手踏入幼儿园时,老师笑眯眯地领着他到游戏间。结果立马坐在那里,对着新奇玩具乐开怀,沉浸在他的游戏世界里。好一会儿才对我说:“妈妈,你回去做工。”我愣在原地,不敢置信。这小子,怎么一夜间就长大了?如此通情达理,不再是甩不掉的无尾熊? 我的心情从快车道瞬间转入慢车道,安心回到工作岗位,喜滋滋地和同事分享小子英勇表现。隔天试读,他满脸笑容向我挥手道别就急忙转身进去,我在门口与老师对视一笑:“老师,那我先离开咯。” 一股失落感毫无征兆的太阳雨,轻轻洒落在心底。思忖着,把3岁的他送去幼儿园,不就是为了让他学会独立吗?他学会放手,我反而是那个不习惯的人。踩下油门,从望后镜看着慢慢远去的幼儿园,脑海中浮现儿子逐渐模糊的小脚丫。 第三天才是本性登场 结束两天的试读,迎来正式上课的早晨,车子缓缓地停在幼儿园门口。他竟然拒绝下车,开始嚎啕大哭不愿进幼儿园,任凭我如何游说也不妥协,像只无尾熊紧抱着我。 这小子终于露出本性,和前两天试读判若两人。见惯场面的老师只好使出杀手锏把他抱进去,然后催我离开。原来被小子骗了,知道前两天是来“玩玩”度假的。 以为几个星期后他会慢慢适应,结果我再次低估他了。这小子哪来的毅力,每天都在幼儿园门口和我上演难分难舍的戏码。有时赶着上班,有时下着雨,他还是一样抱着我不放。我只能带着歉意麻烦老师,匆忙逃离现场。 凝视着望后镜。愧疚感。 这出戏就像卡了带的剧情,重复又重复,始终无法迎来大结局。唉!不想收看都不行。终于——终于在两年后,也许厌倦了哭哭啼啼、毫无创新的演出,十八相送在5岁时落幕。我和老师最终能歇口气了,真想举杯欢呼。 接着,他每天乖乖地靠在围栏内,不停挥手道别,直到我的车子离开视线。 那一刻,我是多么地感动,小子依然对我用情那么深…… 原来,那些被我以为是甩不掉的依恋,才是他用尽全力爱我的方式。而真正学会放手的人,也许一直都是我。
1月前
1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