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4月我在康涅狄格州沃特伯里小镇住了10天。临行前，朋友问此行落脚何处，我对沃特伯里一无所知，也无心做功课，只知道它离纽约一个多小时车程，我干脆说去纽约。纽约，很多朋友到过。他们听后点头，没有附加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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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天里，我三次进入纽约。严格说，两次。第三次是飞回吉隆坡，前往肯尼迪机场途中，在法拉盛唐人街停留两个小时，吃了一顿简单的港式晚餐，不算专门进城。
1964年，24岁的杨牧到爱荷华大学攻读硕士。第二年暑假，像许多中国留学生一样，他涌进纽约找暑期工。张惠菁在《杨牧》中写，当地学生带着他们沿唐人街一家家餐馆问工，无非是端盘子、洗碗、打杂。餐馆老板态度粗暴，杨牧很快断定，自己待不下去。
他在〈赫德逊河的浮光〉中记纽约印象：“陌生的城市，熟悉的恐怖，20世纪西方文明的代言者，美和丑的熔炉，罪的温床，永恒的心脏。”离开时，他回望河口港湾和自由神像，觉得“海水悠悠，不禁出奇地脆弱了起来”，两周盘桓，“指点出许多生命的悲凉。”杨牧没有爱上纽约，却让我对纽约有相对感性的印象。
胡适信心备受打击
让我不断走近纽约的，却是胡适。杨牧有一句我一直记得的话：“百老汇一百十六街附近，早年的留学生住在有厅有房的公寓里，挥霍他们按月支领的庚子赔款……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的长阶，犹沉闷地流动着前一代学子的阴影。”
那一代留学生里名气最大的是胡适。一百多年前，24岁的胡适由康奈尔大学转入哥伦比亚大学。他对哥大有期待。他在康奈尔5年，“大学中虽有贤豪，然何其寥寥也？哈佛与哥伦比亚似较胜”。在哥大，他成为杜威的学生，真正信服实验主义。他说实验主义是他做学问的思想基础，《先秦名学史》、《中国哲学史》，乃至文学革命的主张，都深受其影响，连《尝试集》这个书名，也带着实验主义的意味。
胡适后来搬到哈芬大道29号，与卢锡荣同住。公寓离哥大不远，环境幽静，窗口可以望见赫贞江。有一天中午，他坐在窗前吃午饭。窗外树林间，一对黄蝴蝶飞起，一只忽然远去，另一只盘旋片刻，才慢慢飞去寻找同伴。那一瞬间，他心中生出难以言喻的寂寞。这一幕化作中国新诗史上一首著名的小诗：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
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
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诗原题〈朋友〉，后改为〈蝴蝶〉，收入《尝试集》卷首。多年后胡适在《四十自述》透露写诗心情，“朋友”二字藏着背景。文学革命酝酿期，留美同学多反对白话诗，梅光迪尤烈，说白话文只适合写小说和戏剧，他指出胡适的白话诗只是“白话”而非“诗”，缺了含蓄与暗示。文学革命尚未开始，胡适已经站在风口浪尖。
将〈蝴蝶〉放在当时的时空里读，轻易就能触及诗中孤单。胡适的信心备受打击。〈文学改良刍议〉登在《留美学生季报》上，反响不大，后来他寄给陈独秀，刊于1917年1月号的《新青年》。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声援，两篇檄文掀起新文化运动的浪头。
我的博士论文研究胡适，站到哥大校门口时，心中藏着读来的故事。写论文时，我曾想过是否专程到纽约查阅资料，后来觉得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和总图书馆的馆藏已够用，便打消念头。
读本科时，我和同学几乎把《中国现代小说史》翻得卷了边，其作者夏志清当时就在哥大任教。后来研究胡适，又无数次读到他在哥大的行迹。这座校园，我十分熟悉，只是一直停留在纸上。
唐德刚在《胡适杂忆》中说，有人替胡适画了一幅油画像，送给哥大中文图书馆。结果被收进地下室烂书堆，1962年迁入新大楼后，地方宽敞，四壁空空，接管图书馆的唐德刚坚持将它挂在阅览室，他说“这是今日海外唯一的一张挂出来的胡适油画像了”。
我在书上看过几回胡适油画像，想见真迹。但没有提前申请访客证，未能进入校园，想想也就算了，画中人的眼睛不会追问来者是谁。更何况我已经先后游览过普林斯顿、耶鲁及哈佛，四缺一，还好。
在哥大校门口拍了照，然后步行15分钟，把剩下的时间给中央公园。散步时心情平静，不过是抱着打卡心态，年纪大了有好处，不会斤斤计较景点，没能参观哥大，我知道自己不会觉得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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