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新闻资料 | NewsC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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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意安详】百老汇一百十六街附近/何国忠

2026年4月我在康涅狄格州沃特伯里小镇住了10天。临行前，朋友问此行落脚何处，我对沃特伯里一无所知，也无心做功课，只知道它离纽约一个多小时车程，我干脆说去纽约。纽约，很多朋友到过。他们听后点头，没有附加问题。 10天里，我三次进入纽约。严格说，两次。第三次是飞回吉隆坡，前往肯尼迪机场途中，在法拉盛唐人街停留两个小时，吃了一顿简单的港式晚餐，不算专门进城。 1964年，24岁的杨牧到爱荷华大学攻读硕士。第二年暑假，像许多中国留学生一样，他涌进纽约找暑期工。张惠菁在《杨牧》中写，当地学生带着他们沿唐人街一家家餐馆问工，无非是端盘子、洗碗、打杂。餐馆老板态度粗暴，杨牧很快断定，自己待不下去。他在〈赫德逊河的浮光〉中记纽约印象：“陌生的城市，熟悉的恐怖，20世纪西方文明的代言者，美和丑的熔炉，罪的温床，永恒的心脏。”离开时，他回望河口港湾和自由神像，觉得“海水悠悠，不禁出奇地脆弱了起来”，两周盘桓，“指点出许多生命的悲凉。”杨牧没有爱上纽约，却让我对纽约有相对感性的印象。胡适信心备受打击让我不断走近纽约的，却是胡适。杨牧有一句我一直记得的话：“百老汇一百十六街附近，早年的留学生住在有厅有房的公寓里，挥霍他们按月支领的庚子赔款……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的长阶，犹沉闷地流动着前一代学子的阴影。” 那一代留学生里名气最大的是胡适。一百多年前，24岁的胡适由康奈尔大学转入哥伦比亚大学。他对哥大有期待。他在康奈尔5年，“大学中虽有贤豪，然何其寥寥也？哈佛与哥伦比亚似较胜”。在哥大，他成为杜威的学生，真正信服实验主义。他说实验主义是他做学问的思想基础，《先秦名学史》、《中国哲学史》，乃至文学革命的主张，都深受其影响，连《尝试集》这个书名，也带着实验主义的意味。胡适后来搬到哈芬大道29号，与卢锡荣同住。公寓离哥大不远，环境幽静，窗口可以望见赫贞江。有一天中午，他坐在窗前吃午饭。窗外树林间，一对黄蝴蝶飞起，一只忽然远去，另一只盘旋片刻，才慢慢飞去寻找同伴。那一瞬间，他心中生出难以言喻的寂寞。这一幕化作中国新诗史上一首著名的小诗：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诗原题〈朋友〉，后改为〈蝴蝶〉，收入《尝试集》卷首。多年后胡适在《四十自述》透露写诗心情，“朋友”二字藏着背景。文学革命酝酿期，留美同学多反对白话诗，梅光迪尤烈，说白话文只适合写小说和戏剧，他指出胡适的白话诗只是“白话”而非“诗”，缺了含蓄与暗示。文学革命尚未开始，胡适已经站在风口浪尖。将〈蝴蝶〉放在当时的时空里读，轻易就能触及诗中孤单。胡适的信心备受打击。〈文学改良刍议〉登在《留美学生季报》上，反响不大，后来他寄给陈独秀，刊于1917年1月号的《新青年》。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声援，两篇檄文掀起新文化运动的浪头。我的博士论文研究胡适，站到哥大校门口时，心中藏着读来的故事。写论文时，我曾想过是否专程到纽约查阅资料，后来觉得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和总图书馆的馆藏已够用，便打消念头。读本科时，我和同学几乎把《中国现代小说史》翻得卷了边，其作者夏志清当时就在哥大任教。后来研究胡适，又无数次读到他在哥大的行迹。这座校园，我十分熟悉，只是一直停留在纸上。唐德刚在《胡适杂忆》中说，有人替胡适画了一幅油画像，送给哥大中文图书馆。结果被收进地下室烂书堆，1962年迁入新大楼后，地方宽敞，四壁空空，接管图书馆的唐德刚坚持将它挂在阅览室，他说“这是今日海外唯一的一张挂出来的胡适油画像了”。我在书上看过几回胡适油画像，想见真迹。但没有提前申请访客证，未能进入校园，想想也就算了，画中人的眼睛不会追问来者是谁。更何况我已经先后游览过普林斯顿、耶鲁及哈佛，四缺一，还好。在哥大校门口拍了照，然后步行15分钟，把剩下的时间给中央公园。散步时心情平静，不过是抱着打卡心态，年纪大了有好处，不会斤斤计较景点，没能参观哥大，我知道自己不会觉得遗憾。

3天前

【如意安详】这江上曾有我的诗/何国忠

四百里的赫贞江，从容地流下纽约湾，恰像我的少年岁月，一去了永不回还。这江上曾有我的诗，我的梦，我的工作，我的爱，毁灭了的似绿水长流，留住了的似青山还在。这是胡适1938年4月从奥尔巴尼返回纽约途中写下的诗。抗战正酣，胡适奔走于美国、加拿大各地演讲，争取国际社会支持中国抗战。4月18日，他与法律界名人林行规前往纽约州首府奥尔巴尼，会见州制宪会议主席弗雷德里克·克兰法官，并旁听会议。次日乘火车回纽约。沿着赫贞江南下时，20年前的往事涌上心头，写下这首诗。 Hudson River，一般译作哈德逊河，胡适译作赫贞江，比音译多了一层古意。赫贞江发源于纽约州北部山区，向南流入纽约湾，再汇入大西洋。它并不只是纽约的一条河流，更像一条时间之河。许多人的青春、理想与际遇，沿着这条河展开，又随江水远去。 1987年大学本科毕业时，我曾借用其句式，在马大中文系毕业纪念特刊写下感言：“这圈圈曾有我的诗，我的梦，我的理想，我的欢笑。在阻拦不及的时光里，我悄悄留下河沙似的记忆。”年轻人的感伤，且行且珍惜。再早两年，我写过一篇文章记录进大学之前的临教生涯，借用诗中意思，取题〈消逝了的似青山还在〉。许多事已经过去，后来明白，有些东西并未消失，它们留在书页里，留在记忆里，也留在某些曾经到过的地方。消失的，只是年轻的自己。纽约于我是有吸引力的，却非曼哈顿的繁华，而是赫贞江，以及曾经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胡适。胡适在纽约前后住了超过15年，1915年他利用暑假，发愤尽读杜威哲学著作，后来如愿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研究所师从杜威。他到哥大另有原因。在康奈尔大学念书时，“应酬往来，费日力不少”，他认为只有芝加哥或纽约这样拥有数百万人口的大城市，才“可以藏吾身矣。”他选择纽约，是为大隐于市。 1949年春天，胡适重返纽约，住进曼哈顿上东区东81街104号5楼H室，这也是他1942年辞去驻美大使后住的地方。纽约街道以号码命名，不易迷路。我和家人从中央火车总站转乘地铁和巴士，到80街下车，步行10分钟，胡适故居便在眼前。公寓共六层。上面五层有八窗，入门一层有六窗。上面四层是红砖墙。下面两层是水泥墙。张爱玲1955年11月到访时，说那是一排“白色水泥方块房子”，此刻所见已不是旧貌。铁门上部装有玻璃窗，门外两边墙上各有灯一架。楼外有纽约常见的铁制消防梯。公寓是私人产业，无法入内。我站在街对面看了一会，十年、数十年，在一个城市里不算什么。租客来了又走，栖身的人无暇顾及历史。也许业主知道这里住过一位中国有名的学者，也许不知道。除了有一段时间担任普林斯顿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外，胡适在纽约主要的收入来自不同大学的短期讲学。唐德刚在《胡适杂忆》中说在纽约当寓公的胡适生活不堪，他的“有限的储蓄和少许的养老金”，难以填补无底深渊的生活费。他虽然住在“大使级的住宅区”，公寓却是“破烂的”，没有基本的防盗设备。有一次，胡适外出，太太江冬秀在厨房烧饭，一个彪形大汉自消防楼梯破窗而入。江冬秀临危不乱，她下意识地走向公寓大门，把门打开，反身对那悍贼大叫一声“Go!”那位大汉愣了一下，真的转身离开了。赫贞江畔的时代回望胡适在公寓看书度日，为《胡适杂忆》写序的夏志清说，当时毫无名望的张爱玲和姜贵送书给他，他不仅读了，还认真写了评语。夏志清叹道“他有时间读他们的赠书，表示他手边没有急急要办的正事。” 我们在楼下逗留不过10分钟。然后在街角喝了一杯咖啡，再乘巴士到张爱玲住过的救世军女宿舍。张爱玲在〈忆胡适之〉中写过一次送别。她与胡适站在门外台阶上说话。冷风从赫贞江方向吹来。胡适望着街口露出的灰色河面，久久没有作声。张爱玲写道，那一刻的胡适，“整个凝成一座古铜半身像”。而她自己也望向河面，觉得仿佛有一阵悲风，从遥远的时代深处吹来。催人泪下的叙述，我希望安排行程的女儿会理解，为何这是我在纽约想一睹的景点。我们沿着赫贞江散步一阵。胡适当年感慨的是20年前的岁月，张爱玲感受到的是一个时代的苍凉。我从他们身上想到自己从年轻到老去的过程。赫贞江仍在那里。河水依旧从容地流向纽约湾。

1星期前

【如意安详】所以真理的追求并不容易/何国忠

早上6点45分。我们驶离纽瓦克国际机场。女儿住康涅狄格州一个叫沃特伯里的小镇，离机场两小时车程。普林斯顿大学在相反方向，只需45分钟，我与太太回国用的是纽约肯尼迪机场，不会经过此地。“我们先去普林斯顿，再回沃特伯里。”女儿建议。星期六早上人烟稀少。我们找到一家西式餐厅，8点营业，早到10分钟。随意往前走，再折返，餐厅开了。这是我曾想求学的地方，上个世纪刘梦溪先生极力推荐我给余英时先生做学生，后来我选择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如今旧事涌上心头。1995年我经办的研讨会邀请余英时，那是他唯一一次到吉隆坡，和他谈话，如沐春风。要是当时申请普林斯顿，是否一切顺利？难说，都是人生。又想起在马大中国研究所时候，一位普林斯顿研究东南亚的博士生来访，临走送自来水笔，笔杆嵌着普林斯顿大学字样，这几年受断舍离理念影响，陆续丢弃不少纪念品，前阵子整理书房，发现早已干涸的笔还在。餐厅突然涌出一批客人，十余位，穿着正装。怎么看都像学者，估计为学术会议而来。这样的场景似曾相识：分享研究成果，激荡思维，志趣相投的朋友互致问候。上网一查，葛思德东方图书馆10点开门，时间还早，我们早餐吃得慢悠悠。步出餐厅9点未到，行人依然稀少。气温10度，有些冷。4月中旬，毫无春意，气象局说第二天回暖，4天后26度，然后下降，第8天回到10度。 1978年秋天，杨牧开始9个月研究假期，他后来分别写了普林斯顿的秋天、冬天及春天三篇文章。我来之前特意重读了〈普林斯顿的春天〉，希望借此让自己再度年轻，再度对未来满怀憧憬。杨牧写道：“我们知道最寒冷的隆冬已经随着不久以前那一场暴风雪过去了；有时开门出来，还会哆嗦着发觉必须加上一袭外套，我们也知道其实冬天并没有完全过去，还留下一个摇摇摆摆的尾巴。何况有些黄昏，你张望树林，还能看到细微的雪花飘着。”杨牧笔下的普林斯顿，比一般旅游文章好看。上帝狡黠却不作恶看到一张长凳，一怔。三十多年前我写信索要普林斯顿简介，收到的说明书里附有几张校景照片，我可以断定，就是这张长凳。那种宁静，那种想像中的温带气候，正是我当年未曾踏足西方世界时怀有的浪漫印象。赖瑞和台大本科毕业以后到普林斯顿念博士，我当年对普大动心，与他有些关系，他不止一次提过老师杜希德，又说在普大“修身养性”几年是不错的。他写过不少旅游文章，《坐火车游中国》一书在中文世界大火，擅长旅游文章的人竟没有为普大着墨，真是难以想像，当年他对我说动笔缘分未到，略微停顿，又说或者缘分已尽，想写的时候为生计忙碌，过后便没有动笔冲动。我们跟着导航往图书馆方向走，沿途经过不同学院，我没有细看名字。经过美术馆时，女婿提醒，可惜也是10点开门。又随意走一会，终于等到图书馆的灯亮了。为何执著于这座图书馆？不过是因为它与胡适的因缘。1950年至1952年胡适担任馆长。我绕行一圈，找到胡适所写的一幅斗方“开卷有益”，拍了张照片，胡适晚年花大量时间研究《水经注》。馆里藏有20册赵一清《水经注释》手抄本，我闭上眼睛，仿佛看见一位老者坐在图书馆办反复翻阅那些书页。一些故事值得一提。何炳棣在《读史阅世六十年》中说他在温哥华华社筹获5000美元，打算高价收购胡适私藏伪满原本《清实录》，共1220卷。原以为胡适会同意。不料胡适分文不取，赠送给葛思德图书馆。葛思德图书馆给胡适的年薪是5200美元。在新加坡转机，连坐17小时飞机，疲惫不堪，普林斯顿的观光到此为止。上车后突然想到，爱因斯坦曾在此工作22年。杨牧说他的办公室隔壁，就是爱因斯坦工作的地方。“上帝是狡黠的”，杨牧在文章演绎爱因斯坦的原意：“所以真理的追求并不容易，你必须付出血汗和无穷的时光；然而上帝并不是乖张险恶的，他不会骗你，更不害你，当你付出该付出的血汗和时光之后，说不定你就会寻找到你日夜追求的真理。” 奥斯卡得奖电影《奥本海默》最后一幕，奥本海默与爱因斯坦在湖畔对话，两位普林斯顿学者讨论原子弹的是非，成功与失败，以及对人生的体悟。那些灵光一闪的智慧，此刻伴着时差带来的睡意，在我脑中久久盘旋。

2月前

邱立本.中华文化韧性与浴火生命力

政治是一時的，文化是永恆的。中華文化的韌性在於超越權力的生命力。錢穆、胡適從“戰犯”到“文化先驅”，楊奎松敢於挑戰官方論述的勇氣，正是這韌性的澎湃能量。

3月前

【如意安详】今年一定比去年好/何国忠

1952年1月1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回想去年的成绩，实在太惭愧。长文只写了三篇……短文也不多。”他逐一列出文章题目，均以英文撰写。又提及那一年为汪振寰被拘禁一事写了三封信，不仅促成保释，也间接引发军法与司法界线的讨论，甚至掀起《自由中国》是否享有言论自由的舆论争议。自1948年12月15日被蒋介石从北京接到南京后，胡适深知国民党在中国的气数已尽，他即将离去，流放美国。1949年1月1日，他在日记说他“在南京作逃兵，作难民，已十七日”。元旦是新年，春节也是新年。胡适习惯称前者为阳历元旦，后者为旧历元旦。他不讲究仪式，却也不刻意避俗。拜年与否皆可，也不强求必须和家人一起，节日的重要性可随时空而变。日记中完全不提节俗的情形亦屡见不鲜。1949年1月29日春节，他未记日记，仅附上一份无署名与日期的剪报，刊载中共公布的战犯名单，被圈点者包括蒋介石、李宗仁、陈诚、白崇禧、宋子文、宋美龄等四十余人。两天后，他记“取得出国护照的签证”。 1950年1月1日胡适谈读《朱子语类》心得，没有迎新送旧情绪。1950年2月17日春节，他在芝加哥行政官员俱乐部演讲，题为“处于悲伤中的中国”。1951年1月1日，他提傅斯年之死和王徵被烧伤，使他“今年过年最不愉快”。 1952年1月27日春节，没有留言，日记夹剪报，内容为他对中国同胞的广播。记者以他的第一句话“我是北京大学的胡适”当标题，并将“恭喜恭喜，恭喜大家”等吉利话收入报道。他称国际形势对反共复国运动有利，因为自由世界已认清共产主义征服世界的企图，在美国领导与援助下形成共同防御力量。他说自由的中国需要自由的世界，“自由的世界当然也需要一个自由的中国”。他要大家相信：“今年一定比去年好，新年一定比旧年好。” 面向世界向前走内心可以疲惫，但是不可消沉。不正面不乐观，未来如何继续？世界不会因为吉利话而改变方向，但是会因为积极的态度而让日子延续。胡适不让自己空闲，爱谈生命的意义，有一分热便发一分光。1952年11月18日他从纽约飞台湾，停留70天。他的学生胡颂平编著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1953年1月1日条，记他在立法院、监察院制宪国代举行“公布宪法六周年纪念”的茶会上，发表长篇演说。称“在岛上住了很久，不要养成岛上的小气派，要把气魄放大，眼光放广”，他希望台湾同胞面向全国，面向4亿5000万广大民众，也面向世界。 1954年1月1日和和2月3日春节皆无日记。1955年1月1日见访客后，他读《郑板桥全集》，并抄录〈家书〉中的话：“总是读书要有特识。依样葫芦，无有是处。而特识又不外乎至情至理。歪扭乱窜，无有是处。”1月24日注明“旧历乙未元旦”，自述“水泻八九次”，病中完成狄百瑞英译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书评。1956年2月12日春节在芝加哥，除夕应华侨理事会之邀于新年餐会演讲，题为〈终将有一个自由的中国〉。1956年底赴加州讲学，1957年1月1日在洛杉矶，与赵元任夫妇共进午餐，下午“睡了三个多钟头”。1957年1月31日春节在医院，除夕大吐血入院，确诊溃疡，当日“全不记得”。 1958年4月10日回台湾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后，生活渐趋热闹。1959年1月1日日记空白，《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补记他参加总统府团拜。两天后中央研究院团拜，他提出“新年的决议案是个汉学中心问题”，希望汉学中心“在台湾，将来仍在大陆。”1959年2月8日春节，人在台北，他记“早上有拜年的客人多批”。《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记1960年1月1日上午10时他赴中山堂参加开国纪念与元旦团拜。1961年1月1日胡适同样赴总统府团拜，并代表国科会发表首届科技人员出国进修名单。回到南港办公室后，和李济夫妇午餐，考古学家李济因眼病及糖尿在台大医院住院一个月，“今天出来舒散舒散，气色很好”。1961年2月15日春节在家写信又写文章，半夜完成〈跋红楼梦书录〉。 1962年1月1日胡适住院，他致张凝文信称因心脏病“已住了五个星期”。2月5日春节，他记“来拜年的朋友很多，约有八九十人”，但“多数人知道我尚未完全复原，只留名片，或签名而去。”年初四胡适和江冬秀赴蒋介石饭局。胡颂平说宋美龄“送胡夫人一些年糕咸肉，也带回来了。” 那是胡适最后一次过年。

5月前

【如意安详】不知多少秋声/何国忠

1959年11月8日，一位数学研究所的研究员来见胡适，穿新西装，头发刚理，没打领带。胡适见状，问他为什么打扮得如此整齐。来人答说，下午要参加喜宴。胡适随即提醒，既然是喜宴，理当对主人表示敬意，“应该带上领带”。小故事出自胡颂平的《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此书出版于1984年，我购于1986年吉隆坡书展，书最初放在我八打灵和同学合租的房子里。后来随我辗转伦敦，置于居所书架。念完博士返马，书移至马大东亚系办公室，如今安放于我家书房，依然摆在显眼处。《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所记，多为片言只语，看似零碎，反复阅读后，自能拼合胡适为人处事的轮廓。1961年4月11日一则记录尤为动人。胡颂平说夜间值班杨姓女护士见胡适“一只脚露在被外”，便替他盖好，胡适在梦中喃喃说道：“谢谢你。”醒来后被告知，他说自己“一点也不知道”，随即又幽默地补上一句，说梦中不忘说“谢谢你”三字，是“好习惯”。胡适推己及人的“好习惯”，书中屡屡出现，胡颂平乐于记录这些具有身教意义的言行。胡适学问渊博，阅历丰富，日常谈话不设主题，却能让人专注聆听。他可以从西北水利谈起，旁征博引。他可以细说各地方言故事，也能随口讲起国际人物或古人掌故，他言谈实在，总有例子说明。面对这位百科全书式的老师，胡颂平自言获益良多。我们读来，也仿佛每日坐在一旁，享受老人亲切又富有深度的谈话。李宗侗得知胡颂平记录胡适言行后，给他鼓励。1960年12月21日下午，李宗侗到南港，胡适午睡，胡颂平陪他说话。谈起书写计划，李宗侗说胡适虽然天天有日记，但是身分特殊，许多事情不能任意书写。胡颂平没有类似负担，可以“照实记载”。一个时代的气度胡适一生交际广泛，谈及友人，三言两语，形象跃然纸上。1960年2月27日，他说蔡元培当中央研究院院长时是“不管事的”，一切由杨杏佛独断独行，蔡元培因此受累不少。杨是胡适学生，1962年1月17日胡适提到一次会议中被杨当众斥责，数日后，蔡元培亲自带着杨到胡家致歉。1962年7月28日，胡适回忆在上海与蔡元培为邻往事。农历元旦时，原以为蔡元培是新式人物，只过阳历年，却从户外看到他家客厅点燃一对大红蜡烛，方知其过农历年的气氛浓烈。多为私下言谈，胡适想到什么便说什么，对后人评述也随处可见。1959年4月29日他读钱锺书《宋诗选注》，认为钱是一个年轻有天才的人，中英文俱佳。钱没有用经济史观注诗，“听说共产党要清算他”。他认为书中选取涉及社会问题的诗作，应该是刻意的，“注解确实写得不错”。1961年1月11日评价沈刚伯“记性真好，只是太懒，不肯写文章”。1961年4月29日谈出身富裕的翁文灏，在比利时一所教会学校受过修士训练，性格刻薄，“很难做他的下属”。涉及我长期留意的人物，读后分外珍贵。1959年3月20日他提傅斯年记性。他说傅有一次在美国演讲，不带讲稿，却能在黑板上写出《汉书》和《史记》中〈儒林传〉的差异。1961年9月20日提丁文江，他说丁写文章很快，丁说他三分钟内可回朋友信，但胡适要三个小时才能完成，他案无留牍，胡适信件堆积。1961年1月9日胡适提“丁文江”三字合起仅十二笔，罗文干以名字笔画顺序称其为“二四六居士”。1961年6月30日同时提到傅斯年和丁文江，二人都是“友直，友谅，友多闻”的益友，胡颂平认为只有二人足以担任胡适秘书，胡适连连摆手说是“瞎说”，他们的学问“都可当我的老师”。在胡适生命的最后几年里，胡颂平侍奉左右。“谈话录”无疑为现代人物历史增加重要史料，但随着年龄增长，我对“晚年”二字更加在意。60岁以后，我反复阅读此书，胡适的日常生活让我思量再三，提醒我如何规划未来，坚持微笑，以积极乐观的心态面对每一天。珍惜老人的回忆。也是珍惜一个时代的精神气度。那么多杰出人物，不经意间说出，更见韵味。1959年11月10日，胡适说康有为的文章都是写于26岁以前，他的学生梁启超后来“继续有进步”，康亲口对胡适说他不如梁。1961年6月13日胡适提梁养病时，集词作对，其中一副赠送他，后来借给记者照相，多次催讨却不归还。胡适回忆故人，轻描淡写中显露情意。他说梁启超擅长集句，其中他印象深刻的是“蝴蝶儿，晚春时，又是一般闲暇。梧桐树，三更雨，不知多少秋声”。

6月前

【如意安详】久而敬之/何国忠

胡颂平《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记1962年1月9日，胡适谈及自己身高，他5尺6寸，大儿子祖望比他矮两寸，二儿子思杜比他高两寸，堂房兄弟中，有人瘦长，有人矮胖。1959年5月23日，善于塑像的苗培成和阙明德拜访胡适，阙明德认为塑像的关键在于“把一个人的精神人格表现出来”，特征越多，越容易下手。他希望有机会替胡适塑像。胡适以“难塑”回应，因为他“没有怪像”。温源宁在《一知半解》中说胡适“天庭饱满”，有“一双坦率的大眼睛”，配着“能言善辩的两片灵活的嘴唇”，面色自然。他的面孔既不会让人联想到学者那种“大脑发达生活简朴”的刻板印象，也不像俗人那样“饮食丰美，生活放荡”。胡适中等身材，肢体匀称，反应灵敏，举止矫健，温源宁加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观察：“看上去，更像是由俗人变成的学者，而不是由学者变成的俗人。” “俗人”和“学者”的对照值得玩味。胡适性情随和，常带微笑，无论对象是小贩、司机、厨师、护士他都能自然攀谈，胡适能用平实、接地气的语言，将复杂的知识讲得浅白易懂。浅白不等于庸俗，言谈有味才是温源宁重点。温源宁曾是胡适同事，他说胡适在北京时，每逢星期天家门对外开放，他“来者不拒”，不论是大学生、共产主义者，商人抑或普通市民，只要有人开口，他都耐心倾听，从容叙谈。即使只是前来问候寒暄的客人，他也能“飨以零零碎碎的新闻或消息”，温源宁说来访者离去时，都会觉得“不虚此行”。胡适从不自认天分过人，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能在讲堂上从从容容，游刃有余，不过因为比他人用功。温源宁说，胡适“对万事万物，从壮阳剂的配制到佛教的抽象佛理，全都有所了解。”他译过短篇小说，编选过《词选》，写过哲学著作，又常发表长短不拘的佛教文章。胡适涉及的课题广泛，包括政治、社会问题、历史、进化论、版本校勘。无论话题为何，温源宁说胡适都能把场面弄得“轻松”，听者不会觉得他“卖弄学问”。一笔一画见人格这种能力，来自他对人与人互动细节的长期体察与训练。《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1961年1月11日记载，胡适评沈刚伯当天演说，指出听众未必听懂“灭十族”，应该改成“灭三族还不够，要灭九族。灭九族还不够，要灭他十族”，层层推进，听众自然明白惩罚的严重性。社会是一体的，沟通格外重要，写作与言谈并非只关乎个人表达，更必须顾及读者与群众的理解与反应。1960年4月25日他说自己反复修改文章，是因为“为读者着想”。他说“我自己懂了，读者是不是和我一样的明白？我要读者跟我的思虑走，所以我写文章是很吃力的。”这是一种训练，他坦言许多人写文章，只顾自己意思，他则“处处为读者着想”。处处为人着想的态度，既是认知，也是习惯。1959年5月16日，台大侨生海洋诗社6位代表携《海洋诗刊》拜访胡适，谈起作诗方法，胡适直言，若诗不打算给别人看，“做好了就烧了，那就随便怎么做都可以”，若要给人看，“一定要叫别人看得懂才对。”他批评抽象派或印象派诗作，只顾自我表达，不管读者是否理解，无异于自欺欺人。“我胡适之看不懂，那么给谁看得懂？”他说文学作品“第一要明白清楚，第二要有力量，第三要美。”不明白清楚，便没有力量，也谈不上美。同样的理念，也体现在他对写字的态度上。胡适写字一笔一画，一丝不苟。不管是给别人题字留墨宝，还是一封简短的书信，胡适写字的态度和笔画始终如一。《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多处看到他对端正书写的要求。在他看来，一个人字写得是否规矩，往往反映其做事、为人的责任感，他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写字不可潦草。1961年9月20日，他对胡颂平直言：“写字叫人认不得，是一件不道德的事。” 处处为人着想就是对他人的尊重，1959年3月20日，说他给浦薛凤的侄子题写结婚贺轴：“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语出《论语·公冶长篇》，晏平仲即晏婴，孔子称赞他和人交往，有良善方法。懂得尊重对方，交往时间愈久，对方也更尊重晏婴。胡适解释，他选用这句话作为贺词，是因为“‘久而敬之”，也可以作为夫妇相处的格言。唯有真正尊重对方的人格，婚姻与人生，“才有永久的幸福”。

6月前

【如意安详】你的记录有用的/何国忠

胡适接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后，沿用前任院长朱家骅秘书胡颂平。在〈我当了四年的学徒〉中，胡颂平说“我这一生中最幸运最愉快的事，就是到了五十多岁还有重进师门再受教育的机会。” 胡颂平出生于1904年，小胡适13岁。胡适任中国公学校长时，他是社会科学院学生，暑期班选修胡适的“中国近三百年来的几个思想家”，又旁听“文化史”。他在《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后记中说他到胡适家两次，1930年11月胡适离开中国公学搬回北京，二人十多年没见。毕业后他跟随朱家骅。1946年7月胡适任北京大学校长，朱家骅是教育部长，胡适到南京教育部办事，他都抽空拜访老师，“偶有一些琐事，也交给我去办。这是我为他服务的开始。”胡颂平说。在中央研究院工作，需要介绍时，胡适说他是“从前的学生”，对外国客人，称他为My Secretary。胡颂平认为“秘书”或“助手”都不适合。在胡适面前，他只“是一个小学生，只配当一名学徒。” 《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后记提1959年12月30日下午，胡适见他写日记，内容竟然是记录自己言行，他说胡适在马相伯90岁生日时讲话启发他动笔，并说可能有错记，整理后会给胡适过目。胡适诧异，回应说以后说话会留意些，随之又觉得应该平淡视之：“不要给我看。将来我死了之后，你的记录有用的。” 若认为阅读可以让中年或老年的生活或脾气变得更好，不妨找《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一读。胡适是很多人心目中完美知识分子的标杆，胡颂平看他绝对如此。胡适年轻时在学术方法上的自我提升，在知识上的努力和尽责，让他成为五四时期代表性人物。他在道德人格上的自我砥砺更是感动胡颂平。忠恕两字走天下 1959年6月1日胡颂平说他读《论语》，在胡适身上“得到了印证”。胡适听后一愣，最后说他也可能是因为“多读《论语》的影响”。1962年1月24日胡颂平重复同一句话，但是阐述更加具体，他说胡适“处事接物都是从忠恕两字出发的，那么爱护人家，宽恕人家，处处替人家设想。” 胡适并不认为在道德修养他达到胡颂平所说的水平。1960年12月22日他和胡颂平聊起气度与忧虑时，提自己弱点，“如果没有忧虑，我不会有心脏病，也不会有十二指肠溃疡的毛病了。”他提起1938年接任驻美大使不久，汉口沦陷，他心脏病发作，1940年广州沦陷时，他摆脱不了忧虑，心脏病再发，他说一生气度不足，因为“不能做到完全没有忧虑的地步”。不经意间流露出来的言行，才是真实性格的反应。胡适对下属不发脾气，也不板起面孔。《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出现几回“品人”话题，1960年11月11日，他说王国维“样子真难看，不修边幅，还有小辫子，又不大会说话，所以很少出门。”1961年1月26日再提王国维，说他绝顶聪明，“光读他的诗和词，以为他是个风流才子，他的人却很丑，小辫子，样子真难看”。他说影响王国维一生的罗振玉就不同，“身材高大，人又漂亮，又会说话，说起话来又有风采，真漂亮。” 1961年4月29日提被共产党清算文人，他说冯友兰一向精打细算，他在北平置房地产，“1950年在檀香山买了三个很大的冰箱带回去，冰箱里都装满东西，带到大陆去做买卖，预备大赚一笔的。他平日留起长胡子，也是舍不得花剃胡子的钱。” 如果不是胡颂平记录，这类相对“不厚道”的内容不会公开，私下“说三道四”只是偶尔为之，胡颂平觉得掌故有趣，不至于影响胡适德高望重地位。胡适见闻广阔，胡颂平完整观察和记录他晚年一言一语，小至文字训诂、诗词探索，大至民主自由议题、国际局势，胡适旁征博引，娓娓道来。胡适爱聊天，言谈中常会让人联想他离开中国大陆后的寂寞和伤感，但是掩不住的亲切和智慧，却让有机会接近他的后辈，感受到人间的厚度和温度。他晚年谈朋友多，贬论敌少，书中提人和事，三言两语，韵味十足，这是引导我们步入历史的另一种叙述方法， “若江海之浸，膏泽之润，涣然冰释，怡然理顺。然后为得也。”这段话出自西晋杜预〈春秋左氏传序〉。读书像江海浸润，膏泽滋养，使人心中疑惑消散，如冰雪融化，思路随之顺畅安然。如此，才是有所领悟、有所收获。胡颂平在《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后记中说收集胡适片言只语，于他是“江海之浸，膏泽之润”之得，“但愿一班尊敬胡先生而不得及见的年轻朋友分享我的感受。”他说。

7月前

【如意安详】最大理由是探望您/何国忠

1962年2月5日，吴健雄致函胡适，确认回台出席院士会议，她说“中央研究院每年开会一次，做院士的应该尽可能参加出席”，她说她和夫婿袁家骝可以作几场学术演讲。“这一次回去的最大理由是探望您”。胡适2月12日收到信，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说胡适很兴奋，他打电话给台大校长钱思亮安排演讲，又打电话给行政院政务委员王世杰安排蒋介石和几位国外院士饭局。 1962年2月22日下午吴健雄和袁家骝抵达机场，二人先是打电话报平安，然后直奔中研院。胡适大病初愈，本应多休息，但还是聊了一个多小时，他对胡颂平说：“我下午谈话的时间是久了一点，但我很高兴。” 胡适在三天前见记者专门介绍吴健雄。她在二战期间参加曼哈顿计划的原子弹制造工作，又因为需要“她去教授物理学”，她成为普林斯顿研究院两百多年来第一位女老师。她论文数十篇，都在高端学报发表。 1958年李政道、杨振宁获诺贝尔奖时，许多学者为她鸣不平，因为李、杨二人专注理论物理，他们以构想、推理提出震惊世界的学说，但是如果没有她利用美国先进设备，埋头进行试验并最终获得证实的话，李杨定律仍将停留在推理层面。胡适说她的贡献学界从不轻视，她获奖无数。1958年普林斯顿大学授予她名誉博士，称她是“享有被称为全世界最前列的女性实验物理学家”，后来她又获崇高的美国“科学研究基金奖”。胡适1928年4月至1930年5月担任中国公学校长，兼任文理学院院长。上完“清朝三百年思想史”课程后他给学生考试，因为吴健雄“对清朝三百年思想史阐述得这么透彻”，他打一百分，听到马君武和杨鸿烈也给她打一百分，对她更是另眼相看。胡颂平提1930年5月19日胡适辞去中国公学校长时加了一句，他任内“最得意的学生，就是数学系的吴健雄”。吴健雄1934年到美国，二十多年在异乡，二人多次见面。1936年8月，胡适到美国开会，见面后给她写信，说她“很聪明”，希望她不只是一流科学家，也希望她成为一个博学的人：“国内科学界的几个老的领袖，如丁在君、翁咏霓，都是博览的人，故他们的领袖地位不限于地质学一门。后起的科学家都往往不能有此渊博，恐只能守成规，而不能创业拓地。”他以此相期许，希望她不笑他“多管闲事”。雨中等待胡适胡适1938年10月就任大使后，她写信说她父亲非常高兴，因为美国人民对抗战“渐表同情”，父亲在信中说胡适“德望感人”，她俏皮地说：“想不到女儿是您的信徒，连父亲也变作您的歌颂者了。” 1940年胡适赴洛杉矶演讲时，离开前安排见面，当天倾盆大雨，吴健雄满怀歉意，“老师居然在百忙中抽出时间让我和您谈谈，您试想我是多少欢喜？可惜我迟去多时累您等。”又说“这是你病后第一次到西方来，您并不比以前瘦，精神也好，不过脸色似乎远不如以前好。希望那仅仅是一层仆仆旅途的风尘而已。” 胡适经历曲折，那个世界离她遥远，她生活单纯，只要老师知道关怀一直都在就行。1942年5月30日，她与袁家骝结婚。5月10日她写信给胡适，说婚礼只邀请几位朋友，她期盼他出席：“我真希望那时候西方有某大学请您来致毕业演说词，那我便可借光了。”袁家骝是袁世凯孙子，专注科学，不涉政治。吴健雄1958年获选中研院院士，第二年他步妻子后尘，胡适说二人是难得的“物理夫妇”和“院士夫妇”。《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记1957年2月4日胡适在纽约出席李政道、杨振宁、吴健雄三位科学家的欢迎会，胡适对李杨都有表扬，对吴健雄则更关切。他说这样出众的学生让他“非常光荣”。吴健雄在讲话中感激胡适过去指导，她说他们研究的结果并不特别，不过是根据胡适平日提倡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科学方法。 1962年2月23日吴健雄在台湾大学讲“对等律”，结束前又提“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对她的启发。演讲结束后袁家骝致电，胡适说“知道健雄今天演讲的成功，我特别高兴。” 1962年2月24日傍晚胡适在中研院酒会中致辞后倒下昏迷，等待医生过程中，“吴健雄强忍着泪水、伤痛，默默地坐在一角”，在现场的记者凤舟以〈最后的酒会〉为题这么写。当医生宣布胡适返魂无术，她“用手帕蒙住再也忍不住的眼泪，她万没想到千里迢迢赶回国来，竟是她和恩师最后一次聚会。”

7月前

【如意安详】这点小小意思/何国忠

1961年7月10日深夜，胡适患急性肠炎，跪倒洗手间，无力站立，厨师老李发现，通知王志维，二人扶他至卧室，王志维通知台大校长钱思亮，30分钟左右钱思亮和医生从台北赶到南港中央研究院。胡适血压下降，脉搏每分钟40跳，抢救后渡过难关。病愈后，董同龢嘱咐王志维要好好照顾胡适，“能救回来是幸运，不要说他倒在洗手间，就是倒在床上，你也是有责任的。”自此王志维更加谨慎，“有时深夜十一时才回家”。王志维在〈记胡适之先生去世前的谈话片段〉中说。王志维是胡适任中研院院长时秘书，照料胡适日常生活，另一位秘书胡颂平负责文书。1960年12月15日中研院同事替胡适庆祝生日，他致辞说他有二十多年心脏病历史。除了胡颂平以外，王志维对他也无微不至，“比我的太太在身边还好”。 1961年11月薛世平辞总务主任，胡适升王志维为总办事处秘书，代理总务主任。他给李济的信说：“我观察了志维兄三年之久，觉得他有才干，有操守，又有好学的热心。” 王志维打从心里佩服胡适。“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顺风来者怨”。这是苏轼诗句。耕田者要下雨，收割者盼天晴，出行者要顺风，回来者却因逆风生怨气。苏轼说人人如愿，造物者非得万化千变不可。人要顺应万变，不要事事计较。胡适与秘书相处不忘提前人智慧，苏轼诗句就是这样从他口中不经意流露。《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1959年3月22日条提他向王志维感慨：“有些人真聪明，可惜把聪明用得不得当，他们能够记得二三十年前朋友谈天的一句话，或是某人骂某人的一句话。我总觉他们的聪明太无聊了。人家骂我的话，我统统都记不起了，并且要把它忘记得更快更好。” 岱竣的《发现李庄：一张中国大书桌》说1940年中研院迁至李庄，王志维任史语所书记员，有人撮合他和当地人张彦云配婚，女方家长听说他品行端正，家住北平王府井大街，却没有京油子的油滑世故，就答应婚事。婚礼当天傅斯年、董作宾都是座上宾。当时张彦云16岁，王志维32岁。岱竣利用口述历史，还原李庄当年情景，岱竣访问张彦云妹妹张彦遐。她形容他高大帅气，和颜悦色，成婚后帮补张家，从不间断。二战结束，他随中研院到南京，儿子出世，为了纪念抗战胜利，取名大庆。遗款只有153美元《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提1961年5月28日胡颂平向胡适提大陆旧事。史语所在1948年迁到台湾，王志维将妻儿留在中研院重庆办事处。胡颂平说1949年11月27日，行政院副院长兼中研院院长朱家骅用民航队飞机，撤离当地同事，启程前几天，一位同事问有一位年轻太太，带着喂奶小孩，能否也带走。胡颂平任干事，回答说“既是中央研究院同仁的眷属，当然可以。” 后来得知年轻少妇是王志维太太，胡适听后动容，说“这是真正的历史”，值得一书留予后人知晓。张彦云母子幸运搭上撤退飞机，岱竣读胡颂平著作有感而发：“要不是机缘巧合，她和儿子就永远留在大陆……这个家就再也无法团圆。” 《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1962年2月9日条谈学术人员待遇。当时美金1对80台币，胡适说他月薪台币800元，台大校长730元，连同眷属补助、医药、房屋津贴等，最高可得2000元。1959年7月胡适应邀赴檀香山夏威夷大学，他有储蓄，知秘书艰辛，动身之前留信，吩咐王志维交给胡颂平，里面装补助二人共2000美元支票。二人商量后，联名写信说生活虽然清苦，但在胡适身旁学得做人道理和读书方法，终身受用不尽。“我们受赐已多，不能接受先生的补助，请先生宽恕我们的违命之罪。”胡适回信：“这点小小意思，请你们两位不可推辞了。” 1961年6月8日晚饭后，他对王志维说他卧室铁柜中有一小皮箱，里头藏一封信，王志维一看，方知是他在美国病重时所留遗嘱。他嘱托王志维在他离世后公布。他要王志维以平常心看待，他在过去所耗精力比一般人多，所以著述也多，精力透支了。他说人终归要死的，他希望像傅斯年那样一倒“最痛快”，不要像梅贻琦长期住医院，自己痛苦，照顾的人也苦。如果病像梅贻琦，“我就自杀，你们千万不要救我”。胡适入殓时，王志维帮他擦亮生前眼镜，给他戴上。陈漱渝1990年1月下旬访问过王志维，他在《昨夜星辰昨夜风》说王志维当年清点胡适遗物时，发现除了书籍、文稿、信件，“遗款只有153美元。”

8月前

【如意安详】再也没有逆耳了/何国忠

雷震判刑以前，家人每星期五可探监。聂华苓说“一到星期五就眼巴巴盼望胡适去看看雷震。他可以不发一言，只是去看看雷震。那个公开的沉默姿态，对于铁窗里的雷震就是很大的精神支持了……一个个寂寞的星期五过去了，胡适没有去看雷震。” 1960年9月4日，台湾警备总司令部逮捕《自由中国》负责人，随后以“为匪宣传”、“知匪不报”罪名判雷震10年徒刑，“匪谍”刘子英12年徒刑，傅正及马之骕处感化3年。胡适虽向行政院院长陈诚发出电文抗议，又向媒体表达不满，但在《自由中国》其他成员眼中，胡适软弱无力。聂华苓说她和殷海光、夏道平、宋文明几个人忍不住，拜访胡适探听态度。到了南港，“他招待了我们一顿点心，一点幽默，一脸微笑。” 1949年5月聂华苓在《自由中国》当编辑，是该社最年轻成员，聂华苓的〈雷震与胡适〉一文收录在《三生影像》中，开头她写：“政治在我眼中，是一场又一场的戏。我关怀实际政治，而不喜参与，我感兴趣的是政治舞台上的人物。就凭胡适那个人物，就堪人回味。” 宋广波的《胡适年谱长编》引蒋介石几则日记。1958年4月12日，蒋宴请胡适、梅贻琦及其他中央研究院院士，蒋说“胡适首座，余起立敬酒，先欢迎胡、梅同回国服务之语一出，胡颜色目光突变，测其意或以为不能将梅与彼并提也，可知其人狭小妒嫉。”1958年11月19日说他“召见胡适。此诚一政客也，余仍予以普通礼遇，不使难堪。”11月22日说他见“无赖胡适政客”，12月31日说全年不开心事包括出现“胡适之狰狞面目与荒谬言行，从中煽惑，及其中央研究院无理面斥，更难堪。” 1959年1月3日蒋说近日“对于投机政客、无耻学者的心术与言行常怀愤怒，此种学者自名为无党无派者，而实则只有自私自利钓名沽誉。不仅是害国害民，可说是比忘恩负义不知廉耻败类甚。”1月31日说“因政客无耻言行”与行政院长陈诚“不识大体、自作聪明为苦，时多恼怒刺激。”日记所言政客都指胡适。 1960年7月至10月，雷案选择这个时间发生，人在美国的胡适别有一番滋味。他对记者说“太失望，太失望”。记者问为何不探监。他说：“雷震会知道我很想念他。” 胡适关在他自己的心牢里聂华苓说胡适“公开话说得漂亮。”胡适鼓励雷震组织有力量的新党，“结果新党被扼杀了。雷震被关在牢里了”。1960年11月23日，复判结果公布，仍然维持原判，胡适在书房独自玩骨牌。不满归不满，她尊重胡适，下笔有分寸，意味深长的话印证其文学素养：“想必他是非常寂寞苦闷的。真正的胡适关在他自己的心牢里”。 30年后才为人所知。1960年11月28日上午11点半，胡适以汇报“中美学术合作会议”为名见蒋介石，蒋似有意在午饭前匆匆结束会面。蒋说他对言论自由，“已经放得很宽，但雷震背后有共产党的间谋，政府不能不办他”。他说和胡适向来感情好。但是这一两年，胡适只相信雷震，“不相信我们政府”。气氛很不好，非常不好。胡适直言说总统所言“太重了”，他“当不起”，“受不了”。他提起1949年4月对美国记者说愿用道义力量支持蒋。“十一年前的这句话，我至今没有改变，也许我的道义不值一文。总统没有出过国，副总统也没有出过国，警备司令部的发言人也没有出过国，他们不会深知雷震案在国外产生的不良影响。” 胡适日记详记经过。蒋介石也有日记，他对胡适“自夸与妄语皆置之不理，只明答其雷为间谍案，应依法律处治，不能例外示之，使之无话可说。” “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记1958年12月26日他和胡颂平谈孔子智慧。胡颂平对耳顺的理解是“耳闻其音，而知微旨”，胡适以容忍释之：“六十岁，听起人家的话来已有容忍的涵养，再也没有逆耳了。”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还有比总统更高的权威吗？喧嚣只会引起更多逮捕，更多报复，朋友不谅解，但是他快70了，一切将随风而过。《传记文学》1990年12月号为《胡适日记手稿》出版做专题，封面打“胡适与蒋介石：胡适日记首次公开”字样。石学胜读尘封往事，为胡适被批“不够朋友”，”抗议微弱”、“不同蒋绝决”，“不做烈士”抱不平：“我们深感在天威难测的时代，胡适的学问、胡适的从容、胡适的智慧、胡适的勇气，就以今天夸夸其谈的反对党诸君子来说，有哪一个人可比？”

8月前

【如意安详】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何国忠

胡颂平在《胡适晚年谈话录》记1960年3月15日傅安明到中央研究院，他说胡适在台湾“散布智慧的种子”。胡适早不计功名，说没这回事，傅安明尊敬胡适，以学生自居。胡适晚年仍然爱写“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赠人，傅安明说胡适还是大有作为，他到台湾以后，“此地的学术界才有一个最高的中心领导人物，此地的风气也转变了。” 政治界和知识界摆不开失去大陆阴影，胡适晚年愿意留在台湾，对渡海同伴有实质而深远的意义，中研院院长一职不仅是个人选择，对失意者也起安定与鼓舞作用。1952年11月19日，胡适第一次踏上国民党退守后的台湾，胡颂平在《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说接机者包括“蒋总统的代表蒋经国，以及教育学术各界的人士约千余人”，阵仗之盛，期待之深，胡适焉能不知。1954年2月18日胡适第二次抵台，“朝野友好到机场欢迎的，三百多人。”人数较前次少，但热情不减。1958年4月8日，为迎接胡适出任中研院院长，“陈副总统以下政府高级官员、教育学术界人士、先生的长公子祖望夫妇带同长孙复等共约五百多人”接机。胡适1962年2月24日去世后一个月，台北学生书局出版《胡适之先生纪念集》，冯爱群编辑。我所藏是1973年版。书中收集港台各大报刊悼念胡适文章和新闻，每篇文章详注来源和发表日期。 “万人瞻仰遗容”是《中央日报》1962年3月2日的新闻标题，《联合报》说出殡时“约有五六万人拥塞道旁”。《胡适之先生纪念集》收录文稿分四编，即“生平”、“逝世前后”、“各界的评论”、“挽联诗文集萃”。第二编“逝世前后”共收新闻13则，读后如临现场，胡适酒会晕过去后，医学院士魏火曜给他作人工呼吸，胡适吐了几口白沫，呼吸微弱。15分钟后，中研院大夫赶来，注下3针强心剂，没有反应。半小时后，台大医院医生抵达，用听诊器听胸口，看瞳孔，试脉搏，摇摇头说他走了。在场院士惊呆，然后出现啜泣声音。报导都值得一读。中研院警员陆敬格对《联合报》记者说他工作完成，4年来胡适没有受过惊吓，二人相处日子他“觉得快乐”。他经常陪胡适在草坪上散步，胡适说“总有那么一天”，会带他回大陆，然后他泣不成声，说不下去了。不让人难过的胡适在大事中我们看到胡适的自重和忧思，小事中我们知晓胡适缺的永远不是境界。他从不吝啬将时间分给位子不高的人物。对长辈他恭敬有礼，对平辈他谦和儒雅，对后辈他宽厚慈祥。《联合报》记者从秘书口中得知胡适有一回泻肚子，医生说吃了不干净东西，胡适嘱咐秘书不可声张，“怕厨师听到消息心中难过”。他以德望服人，不以威望示人。他尊重每一个人，他“看任何人都和他本人在人格上没有区别”。《新生报》提到司机泪流面颊，抱着胡适遗体嘶喊：“夫子，您就这样去了？”司机说胡适常和他聊天，他也来自安徽，胡适“看到有些山景，他就会谈起家乡的景致，看到台湾过年过节或者拜拜的情形，他就谈起家乡的风俗习惯来。”司机说胡适心细，他“从不让人有丝毫难过的地方”。胡适奇怪何以被称夫子，“孔子的弟子都喊孔子为夫子，我尊敬您，我要喊您夫子。”司机说。晚年发病时胡适由护士徐秋皎看顾，她说他不听音乐，打开收音机，只听新闻。他爱看书，在医院里没有放弃阅读。“容忍比自由还重要”，去世前两周他赠她墨宝。他要她学会容忍，说对工作有好处，徐秋皎对《中央社》记者说：“我已把它挂在房里，作为我一生做人处事的座右铭。” 胡适说《西游记》的第八十一难原文写得寒伧。他改写故事，说唐僧取经路途中，许多冤魂寃鬼被他的3个弟子打死，旅途结束后他们都来报仇。唐僧发觉自己经历尚缺一难，于是承愿舍身，把肉一块一块割下。每吃一块肉，冤魂寃鬼可以增长1000岁。“我来舍身，使他们可以超生，可以报账”。中研院在祭言中说他们忘不了胡适爱讲的“割肉度群魔”故事。要将事情做好，修养不可缺。胡适一生追求自由，但也说“若想别人容忍谅解我们的见解，我们必须先养成能够容忍谅解别人见解的度量”，利人利己的事应该多做。胡适为教育改革家亚伯拉罕．弗勒斯纳作传，弗勒斯纳说卡莱尔藏书图记上画有一支燃烧蜡烛，下有题字：“我燃烧才可以有用。”弗勒斯纳以此箴言行世。胡适爱极这句话，中研院全体同人在祭文中说他们永远记得。

9月前

【如意安详】暮色终尽/何国忠

胡适1958年4月10日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半年后入住中研院为他修建的南港住宅，他决定长居台湾。身为院长，天天都得会客。夜间他专注写作，学术研究让他身心愉悦。他多次心脏病发作。胡颂平编著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及《胡适之晚年谈话录》记之甚详。医生劝他不能熬夜，要早睡，减少应酬，并要秘书紧密监督作息。 1960年11月16日下午他对秘书胡颂平和王志维说他身体不舒服，他拿新买的心脏药片放在舌底下，“觉得辣得很”，不如旧药片。二人知道他心脏病发，有些紧张，劝他取消当晚节目，他不以为然：“我如不对你们说，你们怎么会知道？这样我以后不对你们说了，你们不用害怕，我自己会当心的。” 1959年4月9日胡适因背部粉瘤手术住院23天，后来住院原因都是心脏病发。1960年3月19入院，4月5日出院，1961年2月25日入院，4月22日出院。最后一次入院是1961年11月26日。凌晨3点多，胸口发闷、呼吸困难，咳嗽时痰里带血。他喝一杯白兰地，又服一颗心脏特效药。一个小时后，不觉好转，又吞一颗。5点过后，症状缓解，终可入睡。醒来依然不舒服，中午被送进台大医院。医生用氧气帮助他呼吸，又注射强心剂。医生说“左心房血管有点硬化，有点衰弱，氧气不够。左心房的血通不到右心房，冲到肺部去，所以咳嗽有血。” 各报刊登他再度入院新闻，朋友和学生一位接一位探访。12月10日朱家骅来看他，临走时说他从不违背医生劝告，胡适却从“不听话”。胡适病中不忘工作，即使不能手写书信，也会以口述，要求胡颂平执笔。他逢信必回，不改老习惯。还是一样和蔼可亲。12月24日，夜班护士曹光荣带《儒林外史》，书里附录胡适〈吴敬梓年谱〉一文，她希望胡适留字纪念，〈儒林外史〉里的杜少卿是作者吴敬梓化身，胡适写下第三十四回杜少卿的话：“逍遥自在，做些自己的事吧”。虽是赠人文字，以字寄托心情的用意明显。胡适希望尽快丢下俗务。11月18日他写信给一样被病困扰的中研院总务薛世平说：“我们都老了，这个大机构应该换一批年富力强之人好好的接替一下才行。” 胡适最后的院士酒会 1962年1月10日胡适出院，临走前一天，他到对门梅贻琦病房告别，他住院45天，清华老校长住院却近20个月。交谈几分钟，梅贻琦说他要多一个月才可出院，去年心脏病发住院时胡适躺在病床，胡适说梅贻琦“可以起床步行到我床边，站着与我照相，那是他最好的时期，现今差多了，我很感伤。” 为方便看护，出院后胡适暂住福州街26号台大客座教授住宅。医生给很多建议，其中包括与客人谈话不超过15分钟，每晚9时半上床休息。胡适心情很好，医生说3月间的美国之行应该可以落实。除特定朋友，太太江冬秀将农历新年应酬节目取消，2月6日大年初二蒋经国来拜年，大年初四蒋介石请他夫妇二人到官邸吃饭。他随遇而安，最期待的是第五届院士会议。 1962年2月24日是会议日，早上8点半，胡适从福州街乘车前往南港。9点至12点他主持新一届院士选举。午餐后两点半，他睡个午觉，四点多醒来，准备参加5点开始的院士酒会。胡适首先致辞，没有演讲稿，非常随意。他说一点中研院历史，又提近况，保持一贯的幽默，提到吴健雄时，他有些兴奋：“我是一个对物理学一窍不通的人，但我却有两个学生是物理学家。一个是北京大学物理系的饶毓泰，一个是曾与李政道、杨振宁合作证验‘对等律之不可靠性’的吴健雄女士。而吴大猷却是饶毓泰的学生，杨振宁、李政道又是吴大猷的学生。排行起来，饶毓泰、吴健雄是第二代，吴大猷是第三代，杨振宁、李政道是第四代了。”他说这是他“生平最得意，也是最值得自豪的。” 他请几位院士讲话，他随后回应，恳请大家不要因为政治变动而悲观，话题不自觉地转到他被人“围剿”一事。他说都是小事，“我挨了四十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且欢迎之至，因为这是代表了自由中国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触及这个话题后，他可能觉察到自己激动了，赶忙把话题煞住：“好了，好了，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大家再喝点酒，再吃点点心吧，谢谢大家。” 酒会6点半结束，与会人士陆续离去，他一一握手，“突然面色苍白，晃了一晃仰身向后倒下，后脑先碰到桌沿，再摔到磨石子的地上。”胡颂平说他“从此没有醒过”。

9月前

【如意安详】他参与其中/何国忠

当年因为研究胡适，读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最先关注点是他的大使岁月。《在华五十年》出版于1954年，台北《大华晚报》同一年中译连载，1955年香港求精出版社出版阎仁峻译本，二者包含批评国民党和蒋介石及赞扬共产党内容，皆为忠实译本，国民党未阻流通。1958年台北文友书店出版罗俊译本，保安司令部突然重视此书，将其查禁。中国大陆在1982年初出译本，此后断断续续出现其他五种译本。我手头上的杜智颖译本和李晶译本出版年份分别在2014年和2015年，二书仅译回忆录全文，不包括作者自序、胡适序言及附录文章，部分内容被删节。李明哲在〈司徒雷登回忆录《在华五十年》中译本的意识形态与政治〉说“文学常被当权者视为一种协助宣传或控制思想的载具”，翻译更是“为了服务某种目的而操纵原文”。译本如斯命运不足为奇，大使一职两面不讨好，司徒雷登回忆录有人爱看，有人咬牙切齿。担任美国驻中国大使纯属巧合，同是基督徒的蒋介石推荐他见被杜鲁门总统委为特使的马歇尔，这位后来得到诺贝尔和平奖的将军他慕名已久，一席话之后，将军希望他可以助一臂之力，他辞去燕大职位，接受“神圣”任务。刚满七十岁，“到了这个年纪，应该从繁忙工作解脱，享受退休生活”，却被说服了。蒋介石接受他，周恩来、邓颖超发表讲话支持他，国内外媒体对他寄以厚望，燕京大学的朋友给他鼓励。“如果在我的努力下，中国能够实现和平，会是对我生命最有价值的使用。”他说。可惜事与愿违，他最后黯然离开中国，国共双方没有给他留下好话。他目睹共产党崛起和国民党衰败，他边叙边议。《在华五十年》对国共两党各有褒贬，他一边无法接受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一边觉得国民党咎由自取。1948年下半年，国民党气数已尽，倒台只是时间问题，争取美援无济于事。非常时期，大事小事他都呈报给国务院。1949年1月，南京政府南迁广州，他拒绝跟随，他希望与共产党有更多接触。他认为承认中共政权是大势所趋。他致电美国国务院，要求允许他去北京，会见毛泽东和周恩来。中美相互信任度不见了 1949年6月，毛泽东表示要与苏联站同一战线，美国反共议员对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关闭大使馆。他被令于8月2日乘机离开南京回美国，飞机在冲绳美国海军基地停留时，他接受访问，表示赞成维持商务关系，甚至承认新中国。言谈内容与华府立场相悖，国务院施压，禁止媒体报道。8月5日，他抵达夏威夷珍珠港。当天华府发表中美关系白皮书，美国不承认二战后中国政策失误，应该负起责任的是腐败的国民党政府，美国将停止对中华民国政府军事援助，但也不承认中共政权。司徒雷登给国务院的报告在白皮书多次被引述。内容让司徒雷登震惊。毫不留情的撒手不管，对中美关系的破坏力是严重而持久的。他知无不言，写报告提供最新进展，希望华府不会误判，不过是尽大使责任，对国共两党的看法和评论被公开，直接损坏他本人形象和声誉。中美相互信任度不见了，他长久在中国建立的人脉将消失无踪。 1949年8月14日至9月16日，毛泽东撰写五篇不满白皮书文章，第二篇就是批判他的〈别了，司徒雷登〉，自此以后没有人敢提他名字。与他有着十几年交情的蒋介石公开表示不欢迎他被派到台湾任“大使”。李明哲的文章说1951年仍持大使身分的司徒雷登在美国庆祝七十五岁生辰，中华民国驻美大使顾维钧受邀参加，行前请示是否要以蒋的名义赠花，蒋说“不必了”，并再提醒一句表示，不欢迎司徒雷登来台。 1949年8月10日，司徒雷登抵达华盛顿，远东事务局局长见他，传达国务院要求：不许他演讲，不许谈美中关系，不许接受记者采访。 “此心光明，亦复何言”。王阳明临终时留下这句名言。即使结果不如意，但因为是出于真心，责任感，最后当然无怨可言。除了孟子以外，中国思想家中司徒雷登最喜欢王阳明。书生梦天真吗？读他同事或学生怀念他的文章，我们只看到其智慧，并敬佩其人。《在华五十年》最后一章是〈中美关系何去何从〉，他说中国是泱泱大国，美国的“外交政策应该建立在健全的原则，持久信赖的基石上”，华府应该“以己之欲，施之于人”。司徒雷登不后悔自己选择，他说他生性乐观开朗，一生幸运，“但当人类的命运在面对残酷现实的时候，我总能想到其中的悲剧色彩。”

10月前

【如意安详】现实比梦想还要美丽/何国忠

司徒雷登在《在华五十年》说中国文化让他心存敬仰，造就他性格中宽容忍让的部分。他读过儒家典籍，最爱孟子和王阳明。他提孟子曾对一个乞丐宁愿饿死，也不食嗟来之食的行为提出赞赏。原话应该是：“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他说礼貌和道德密不可分：“提意见的态度是很重要的，必须要保持对另一方的尊重。” 父亲约翰·林顿1868年到中国传教，在杭州前后住了46年，司徒雷登1876年出生，他怀念童年时光，“我们有几个很好的中国朋友，经常一起玩耍，彼此用汉语沟通。”当年点滴记忆犹新：“尽管生活被限定在教区附近，但特定生活场景，比如过年时候吃年夜饭、正月十五看花灯、划舟游西湖等百姓习俗仍然历历在目”。11岁时父母带他和三位弟弟回美国，“仍然穿中国服装，用筷子吃饭，并用中文高唱圣歌”，他们和周遭格格不入，“受尽同学嘲笑和愚弄。”一直到16岁进潘达珀丝学院读书后，才“摆脱中国特殊印记，成正常美国孩子。” 父亲是传教士，他最后也受到宗教感召，回中国传福音，讲道工作维持两年，被邀到南京新神学院任教。1919年，他到北京，受委托将汇文大学、华北协和大学、华北协和女子大学组建成燕京大学。司徒雷登请胡适为其书作序。《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1949年8月5日条记《中美关系白皮书》发表，胡适评论《白皮书》文字都来自序文。司徒雷登名字第一次入我眼帘，那是三十多年前的事。后来终于有机会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读到《在华五十年》英文原版，司徒雷登的形象自此清晰。司徒雷登就任燕京大学校长时，声明不负责筹钱，他找有筹款经验的亨利·卢斯（Henry Luce）担任副校长。他自己专注校务。残酷现实扰乱计划，学校是“空壳子”，董事会给意见的人多，身体力行的人少，最后他披挂上阵。《在华五十年》中说二战以前，他先后十次往来北京和纽约，有一次募款回来，突起感触，对同事说：“每一次面对乞丐时，都感到自己和他们同类”。他的对象来自民间，美国政府袖手旁观，“没有出过一分钱。” 人生三分之二时间留给中国 “理想需要花费金钱”，胡适引司徒雷登这一句话，辛酸苦辣都有参考价值，胡适说筹款过程是书中“最使人激动的部分”。胡适在〈从私立大学到燕京大学〉提到新文化运动期间，一班传教士认为北大所提倡的思想解放运动于宗教不利，但开明的司徒雷登等基督徒不作此想。1919年春天北大和燕大谈合作，“开一个整天的谈话会”，北大代表有蔡元培、胡适、李大钊、陶孟和、顾孟余。胡适说他看到司徒雷登和他的同事从无到有建立了一所完整的大学。燕京大学重视科学也不忽略人文，他们对老师要求高，曾请胡适担任“国文门的主任”，胡适因为北大事务未了，没有答应，推荐周作人。 1921年2月14日胡适致信周作人详叙此事，其中提两个重点，第一是薪俸，“不论多少，都肯出。他们的薪俸通常是二百元一月，暑假加北戴河避暑的费用。”第二是“自由全权，不受干涉”。胡适说周作人应该慎重考虑，“独当一面的去办一个‘新的国文学门’，岂不远胜于现在在大学的教课?” 薪俸和学术自由，吸引很多知名学者。燕京大学后来得到美国铝大王霍尔（Hall）捐款，与哈佛大学合作，创办哈佛燕京学社，建立中国研究中心。燕京大学中国图书馆藏书丰富，后来又编辑出版《燕京中国研究杂志》、《哈佛燕京中国学索引系列》，胡适说这都是值得称许的成绩。司徒雷登将人生三分之二时间留给中国。“线条流畅的飞檐，鲜亮明丽的颜色，并用钢筋水泥来构筑房屋的主体结构”，他说从学校的建筑就能看出办学理念：“为保护中国优秀的文化遗产而努力”。校园有一座十三级浮屠塔形状的水塔，亭阁多个，校工从废败的圆明园运来很多石雕，增强人文景观。 1920年3月16日，胡适应邀到燕京大学讲〈不朽〉。1921年4月28日，再次应邀，讲〈诗经的研究〉。1921年6月10日又受邀讲〈易卜生主义〉。他熟悉燕大，对校园设计赞不绝口：“中国学校的建筑，当以此为第一”。司徒雷登相信迷人校景可以让学生对大学增添感情。几十年来他听过无数访客夸赞燕大，说它拥有全世界最美丽的校园。“恭维话听多，我们自己都相信了”。他说原来“现实竟然比我的梦想还要美丽。”

12月前

【如意安详】司徒大使自己去办/何国忠

1949年5月29日，在纽约住了近一个月的胡适写信给妻子江冬秀，提美国护照紧缩的政策。四个多月前在南京，外交次长叶公超指美国大使馆表示，“最好是有几个大学打电报来请胡适先生做客座教授。”胡适听后反应，怎么能随意叫人请他，更重要是，他并不想在美国教书讲学。叶公超说：“你不用管，司徒大使自己去办。”他没有完全清楚对方意思，谈话就止。1月31日，他被通知去美国领事馆，不到20分钟，拿到1年签证，他视一切理所当然。 2月底胡适收到司徒雷登信函，说柯尔盖特大学已发电报请他讲学，司徒雷登又说还在等候哈佛大学回信。他才知道司徒雷登“当真打电报去叫几个美国大学”请他，因对讲学兴趣缺缺，他没有回信。 4月初赴美，船停檀香山时，他收到美国大使馆转来加州大学校长信函，也是谈讲学事。这当然也和司徒雷登有关。几天后船到旧金山，司徒雷登的担忧是对的，签证本是一年，因为无官无职，入境时被减成半年。胡适给妻子的信我引过，不过重点放在胡适的委屈，他居留出问题，要安排妻子过来美国更难了。我一边感受他企求妻子谅解心情，一边想着司徒雷登的热心。燕京大学校训是：“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身为创校人，司徒雷登身体力行，超越一己思维，很会替朋友着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句出自《论语·雍也》的话他在演讲时引过，他和胡适一样，都有圆融性格，经常笑脸迎人，不占人便宜。同一封信胡适又对妻子说，5月初所收到的柯尔盖特大学校长信函中，附有美国大使馆往来函电，司徒雷登大费周章，原来是为了“使领馆方面有个理由可以签发”护照，原文是 “to justify visa”，译成中文不易。他要妻子请毛子水解释。司徒雷登不完全按照程序，所以后来不断努力寻求“理由”来补充签证的正当性。 1950年1月6日，胡适写信给赵元任，提到加州大学校长司布罗尔（Robert Sproul）受司徒雷登所托，解决他的困境。赵元任当时在加州大学教书，胡适说“决不可把此信看的太认真，元任千万不可再去 press for an answer。”他知道各大学情形，不认为加州大学“有特别添请中国学者的需要”。司徒雷登的做法他心领，但又觉得他过于一厢情愿。胡适和司徒看法相左他认为司徒雷登更大的弱点是对局势了解不够透彻。二人在国共内战中看法相左。1947年10月21日胡适日记写道：“美国大使请吃午饭，司徒先生说，中国政府一两个月后就得崩塌。此老今年七十一，见解甚平凡，尤无政治眼光。他信用一个庸妄人傅泾波，最不可解。” 1948年1月3日胡适在日记写他与《知识编辑》萧正谊谈话，萧正谊曾任司徒雷登日文秘书，1939至1941期间，司徒雷登派他三度去日本。先后见过近卫、松冈、宇垣、石原诸人。司徒雷登认为和平是可以谈出来的，担任大使期间，他一心一意希望国共相安无事。胡适大笑对萧正谊说：“三百年来，哪一次是和平解决？你说的和平，那是一边完全屈服。”又说：“Stuart先生至今不懂得和比战难四个字”。胡适在1948年12月17日和司徒雷登见面。国民党大势已去，他很快会被迫离开家园，鉴于二人几十年交情，司徒雷登对胡适充满了同情，会谈气氛伤感，他说胡适“代表爱国思想中最好的一类。” 司徒雷登出生于杭州，能讲纯正杭州方言。11岁时回美国上学。1904年婚后他携妻子艾琳回到杭州，成了第二代美南长老会传教士。他在燕京大学培养精英无数，本想以教育和传教事业终老，因为时代所需，在国共内战时被邀担任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1949年8月离开中国。美国发布《白皮书》后，在“谁丢失了中国”的一片质疑和责备声中，他成代罪羔羊。在中国他的名声更是受损，1949年毛泽东发表〈别了，司徒雷登〉后，他便被视作“美帝国主义”的代名词。 1954年司徒雷登出版回忆录《在华五十年》，请胡适作序。讲起其大使工作失利原因，胡适说“正如他本人自嘲的那样，他只是个外交新手”。没有贬义，只有感同身受。胡适说自己也一样天真。抗日胜利后，他发电报给他的学生毛泽东，说日本投降了，“中国共产党已经不再有理由继续拥有庞大的私家军队”，共产党“应该效法英国工党”，建立良好榜样，不用一兵一卒，在大选中赢得胜利。对于毛泽东，他说他是“严肃、急切地恳求”。当然，他“没有得到回音。”

12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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