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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意安详】所以真理的追求并不容易/何国忠

早上6点45分。我们驶离纽瓦克国际机场。女儿住康涅狄格州一个叫沃特伯里的小镇，离机场两小时车程。普林斯顿大学在相反方向，只需45分钟，我与太太回国用的是纽约肯尼迪机场，不会经过此地。“我们先去普林斯顿，再回沃特伯里。”女儿建议。星期六早上人烟稀少。我们找到一家西式餐厅，8点营业，早到10分钟。随意往前走，再折返，餐厅开了。这是我曾想求学的地方，上个世纪刘梦溪先生极力推荐我给余英时先生做学生，后来我选择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如今旧事涌上心头。1995年我经办的研讨会邀请余英时，那是他唯一一次到吉隆坡，和他谈话，如沐春风。要是当时申请普林斯顿，是否一切顺利？难说，都是人生。又想起在马大中国研究所时候，一位普林斯顿研究东南亚的博士生来访，临走送自来水笔，笔杆嵌着普林斯顿大学字样，这几年受断舍离理念影响，陆续丢弃不少纪念品，前阵子整理书房，发现早已干涸的笔还在。餐厅突然涌出一批客人，十余位，穿着正装。怎么看都像学者，估计为学术会议而来。这样的场景似曾相识：分享研究成果，激荡思维，志趣相投的朋友互致问候。上网一查，葛思德东方图书馆10点开门，时间还早，我们早餐吃得慢悠悠。步出餐厅9点未到，行人依然稀少。气温10度，有些冷。4月中旬，毫无春意，气象局说第二天回暖，4天后26度，然后下降，第8天回到10度。 1978年秋天，杨牧开始9个月研究假期，他后来分别写了普林斯顿的秋天、冬天及春天三篇文章。我来之前特意重读了〈普林斯顿的春天〉，希望借此让自己再度年轻，再度对未来满怀憧憬。杨牧写道：“我们知道最寒冷的隆冬已经随着不久以前那一场暴风雪过去了；有时开门出来，还会哆嗦着发觉必须加上一袭外套，我们也知道其实冬天并没有完全过去，还留下一个摇摇摆摆的尾巴。何况有些黄昏，你张望树林，还能看到细微的雪花飘着。”杨牧笔下的普林斯顿，比一般旅游文章好看。上帝狡黠却不作恶看到一张长凳，一怔。三十多年前我写信索要普林斯顿简介，收到的说明书里附有几张校景照片，我可以断定，就是这张长凳。那种宁静，那种想像中的温带气候，正是我当年未曾踏足西方世界时怀有的浪漫印象。赖瑞和台大本科毕业以后到普林斯顿念博士，我当年对普大动心，与他有些关系，他不止一次提过老师杜希德，又说在普大“修身养性”几年是不错的。他写过不少旅游文章，《坐火车游中国》一书在中文世界大火，擅长旅游文章的人竟没有为普大着墨，真是难以想像，当年他对我说动笔缘分未到，略微停顿，又说或者缘分已尽，想写的时候为生计忙碌，过后便没有动笔冲动。我们跟着导航往图书馆方向走，沿途经过不同学院，我没有细看名字。经过美术馆时，女婿提醒，可惜也是10点开门。又随意走一会，终于等到图书馆的灯亮了。为何执著于这座图书馆？不过是因为它与胡适的因缘。1950年至1952年胡适担任馆长。我绕行一圈，找到胡适所写的一幅斗方“开卷有益”，拍了张照片，胡适晚年花大量时间研究《水经注》。馆里藏有20册赵一清《水经注释》手抄本，我闭上眼睛，仿佛看见一位老者坐在图书馆办反复翻阅那些书页。一些故事值得一提。何炳棣在《读史阅世六十年》中说他在温哥华华社筹获5000美元，打算高价收购胡适私藏伪满原本《清实录》，共1220卷。原以为胡适会同意。不料胡适分文不取，赠送给葛思德图书馆。葛思德图书馆给胡适的年薪是5200美元。在新加坡转机，连坐17小时飞机，疲惫不堪，普林斯顿的观光到此为止。上车后突然想到，爱因斯坦曾在此工作22年。杨牧说他的办公室隔壁，就是爱因斯坦工作的地方。“上帝是狡黠的”，杨牧在文章演绎爱因斯坦的原意：“所以真理的追求并不容易，你必须付出血汗和无穷的时光；然而上帝并不是乖张险恶的，他不会骗你，更不害你，当你付出该付出的血汗和时光之后，说不定你就会寻找到你日夜追求的真理。” 奥斯卡得奖电影《奥本海默》最后一幕，奥本海默与爱因斯坦在湖畔对话，两位普林斯顿学者讨论原子弹的是非，成功与失败，以及对人生的体悟。那些灵光一闪的智慧，此刻伴着时差带来的睡意，在我脑中久久盘旋。

5天前

【如意安详】散步耶鲁/何国忠

4月中旬，我和太太赴美探望女儿。女儿住康涅狄格州一个叫沃特伯里的小镇，耶鲁大学所在的纽黑文离她住所40分钟车程。纽黑文人口不过13万，大学与城市融为一体。街上行人多半是老师、学生，或者像我们这样的游客，古老街道散布着餐馆和咖啡店，空气里有一种宁和而安详的节奏。我喜欢这样的大学城。喧闹场合让我却步，可以散步的市区，适合中年以后的心境。女婿把车停在百老汇街，我们步行几十公尺，到一家印度餐厅吃午饭。餐厅不大，香料味浓，客人不少。饭后出来，往前一走，就是约克街，研究生学院赫然在前。余英时当年在耶鲁历史系执教，办公室在三楼。一条普通街道，因为留过余英时足迹，忽然有了重量。陈弱水在〈回忆耶鲁岁月的余英时老师〉说余英时常在约克街一家餐厅吃简餐。有一次，在成功大学任教的张永堂到耶鲁历史系担任访问学人，三人在那里见面。让陈弱水印象最深刻的是，余英时说自己“每天都在想问题”。张永堂反问：“你是说每天都想问题吗？”重点在“每天”二字。余英时神色认真：“是每天。我没有一天不想问题的。” 我站在约克街想起这句话。每个人都在想问题，只是大多数人的思考零散。今天烦恼柴米油盐，明天担心工作与人际，有时也议论时局，但内容一说即忘，很难真正集中精神。余英时不同。他的问题意识极强，而且持续不断。“每天都在想问题”，久而久之，变成一种稳定状态。年轻时我迷余英时。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末期，他的新书我一本不缺。耶鲁时期著作如《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陈寅恪晚年心境新证》等书，我从不在乎价钱。如今想来，那是我对学术最狂热的时期。耶鲁10年，正是余英时创作力最旺盛时候。一个学者真正留下来的，不是头衔，不是名气，而是作品。我在耶鲁行走时，心中浮现一句古语：“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人与人之间不必太热闹 14度天气，稍凉，却不难受。春天似乎仍未真正降临，树叶未长。不过丝毫无损耶鲁的迷人，哥特式建筑沉稳厚重，墙面因年代久远略显暗色。阳光不灿烂，学生抱着书匆匆经过，也有人坐在草地聊天读书。校园很安静，却非死寂，而是一种有分寸的人间烟火。耶鲁的美，一点都不张扬。后来我们走进图书馆与美术馆。图书馆半透明的大理石墙壁令人惊叹，其1500万册典籍更是标示文明长期累积的厚度。美术馆同样免费开放，馆藏丰富，游客不算少，却丝毫不显拥挤。人们轻声交谈，脚步放轻，进入这样的空间，我们会不自觉收敛声量。资源非一天形成，而是几代人努力的结果。财富可以买到建筑，却买不到人文传统。真正的大学之所以动人，不仅因为名气，而是因为长期保存与延续难得的精神气质。我在图书馆看到容闳铜像，拍了一张照片。可惜没能在美术馆看到张充和书法。到了耶鲁，又怎么可能不想到张充和呢？张充和让人着迷。1949年她随德裔丈夫傅汉思赴美定居，傅汉思受聘于耶鲁东亚系后，她在耶鲁美术学院教授中国书法。她活到101岁，身上始终保留中国旧式文人的优雅气息。孙康宜提到一段极有意思的往事。张充和花很多时间，把丈夫买来的旧裱盒改装成仿古墨匣，里面珍藏一块乾隆时期的墨。她一边展示，一边对了解她作品的余英时说：“你看，我多么玩物丧志。”余英时回答耐人寻味：“你即使不玩物，也没有志可丧啊。” 初听像调侃，细想却意味深长。所谓“没有志”，并非空虚，而是不再被功利驱赶。写字、唱曲、藏墨、读书，在旁人眼中似乎不算“成就”，却自有一种从容和淡定。能够自由进入书法与昆曲世界，本身便是难得境界。 “十分冷淡存知己，一曲微茫度此生。”这是张充和名句，我渐渐能够体会其中智慧。人与人之间不必太热闹，留几位知己已够。经历未必要轰轰烈烈，在微茫之中安静度日，未尝不是福气。我在耶鲁闲逛三个多小时，十分满足。这不是打卡式旅游，而是一次与旧日阅读经验重逢的过程。读过的书，看似过去，其实并未消失。偶然到了书中人物停留之地，尘封记忆忽然从深处浮现，与眼前景物彼此重叠。临走之前，我们在约克街一家小店喝咖啡。幽幽心情，缓缓时光，耶鲁半日，我为自己留下一篇游记。

3星期前

【如意安详】官服湿了/何国忠

内宫传诏问戎机，载笔金銮夜始归。万户千门皆寂寂，月中清露点朝衣。这是李德裕的〈长安秋夜〉。他受到重用，皇宫传出诏书，询问前方军情，他入宫应对。待金銮殿议事结束，夜已深沉，回家时长安万户沉寂，月光之下，清莹的露水悄然沾湿他尚未更换的官服。李德裕出身于赵郡李氏，为唐代“五姓七家”豪族之一，祖父李栖筠官至御史大夫。父亲李吉甫在唐宪宗时期两度拜相，李德裕和父亲感情融洽，却也不是事事听父亲安排。他为避依父成名之讥，辞去校书郎职务，主动离开京城，出任地方官。从傅璇琮《李德裕年谱》可知，他31岁任河东节度掌书记之前，几乎未参与政治核心事务。李吉甫生前树敌甚多，这些恩怨后来大多转移到李德裕身上。李德裕性格峻急，才识过人，又始终坚持自己的政治立场，终于成为牛李党争中公认的“李党”领袖。延续40年的牛李党争极其复杂，极具代表性的文人如韩愈、柳宗元、刘禹锡、元稹、李绅、李商隐、杜牧等，都卷入其中，在党争倾轧中遭受波及。研究此事的学者几乎一致认为，很难简单划分忠奸。双方皆有贤者，也皆有趋炎附势之徒。人人都自视为君子，否认结党，却极力攻击对方营私。得势时，大量同党进入权力核心；失势后，又遭无情清洗。局势反复，报复循环不已。后人谈及党争，往往容易生出一种“各打五十大板”的态度，认为若双方都能退让宽容，争斗自然平息。但现实中的政治，从来不只是性格问题。权力、理念、利益与人事纠葛交织其中，很多时候并非一句“何必相争”便可化解。李德裕历经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和宣宗六朝，先后五次被贬黜或流放。他一生最大的幸运，是遇上唐武宗，会昌年间短短的6年，他对外经略西北、打击回鹘，对内压制宦官、削弱藩镇，又裁汰冗官、推行毁佛政策，使大唐政局一度出现振作气象。梁启超与麦孟华等人合著的《六大政治家》中，将他与管仲、商鞅、诸葛亮、王安石、张居正并列。危局之中撑朝李德裕身为李党领袖，很多争端他不可能置身度外。傅璇琮说研究牛李党争，最直接的方法是研究李德裕。他承认李德裕“有种种缺陷和弱点”，却肯定他的贡献。他引范仲淹说李德裕“独立不惧，经制四方，有真相之功，虽奸党营陷，而义不朽矣”，傅璇琮尤其强调，李德裕死后，敌对文人“阴挟翰墨”，伪造诗文、编造情节，对其持续攻击诬蔑，后人信以为真，对李德裕的评论有很多“是不公正的”。有一个来自《北梦琐言》的故事，李吉甫在同事面前夸赞年幼儿子，宰相武元衡因而召见他，见面时问平时爱看书籍。李德裕一言不发。次日武元衡取笑李吉甫说其子很“呆”。李吉甫觉得没有面子，不料李德裕说武元衡身为宰相，不问国家治理之事，而问所读之书，觉其言不当，所以不应。武元衡知道前因后果后，始知自己才是该惭愧的人。李德裕有理想，也有强烈责任感。骨子里延续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信念。在他看来，学问必须落实于政治实践，仕途与流芳百世紧密相连，不仕被视为逃避责任。李德裕并非寒士出身，俸禄未必是其考量，但是官场声望、权力及影响力对他显然具有吸引力。李德裕主要是政治家，思想多见于奏章、谏议、对策以及朝廷诏令。真正较具感性色彩的部分，则保存在其诗中。〈长安秋夜〉是一首七言绝句，无明确纪年，傅璇琮《李德裕年谱》认为此诗作于元和十五年（820年），当时他被任命为翰林学士，从诗中“内宫传诏”、“载笔金銮”等文字来看，他正受朝廷倚重。此时强藩割据，天下纷扰。他坚决主张强硬平叛。所谓“问戎机”，看似平淡叙事。却隐含意气风发的一面，危局之中，他相信自己正是那个能够支撑朝局的人。 “载笔”二字尤其传神。深夜议政、筹划战略，显示高度紧张的脑力活动，却没有半点张扬。读者感受到的，不是炫耀权势，而是在其位则谋其政的自然承担。最后两句，意境忽然沉静下来。忙碌一夜之后，长安万户无声，只有月色与清露相伴。直到此刻，他才察觉朝服已被露水打湿。政治人物往往给人冷硬印象，但这一点露水，却使诗中人物多出几分温润与诗意，在《唐诗大观》中周啸天赏析此诗时说结尾“词美、境美、情美”，确实道出其中意味。

4星期前

【如意安详】山却留人/何国忠

2026年1月中旬，我到深圳开会。朋友一时兴起，会前相约往汕头小住三晚，其间一日转赴潮州。潮州素称古城。我们与古人相遇，多半凭其著述，或后人所留之文字。名人遗迹往往成为景点，但经验告诉我，并非处处都能引动心绪。无所期待，反而更为从容；偶有触动，便成额外之得。韩愈的〈祭鳄鱼文〉，我始终读不出味道，相关景点亦未能引起兴趣。在古城中走过23座牌坊，惟“十相留声坊”使我停下脚步。坊上记唐宋10位宰相，其中一人是李德裕。近来读及海南史事，偶然见其名，遂生几分因缘之感。当然，他最为人熟知的，仍是延续40年的牛李党争。我对李德裕的最初印象，来自李商隐。读其无题诗，知其一生坎坷，而与党争关系甚深。牛党以牛僧孺为代表，李党则以李德裕为首，两派相互倾轧。宣宗即位后，牛党得势，李党遂入不可挽回之败局。李商隐多有表白，为之辩诬申冤，称其为“万古之良相”“一代之高士”。在当时政治语境下，如此评价，几近于表明其对一整套政治立场的认同。傅璇琮在《李德裕年谱》序中，对其评价甚高。他指出，除李商隐外，历来称许李德裕者不在少数。刘禹锡、元稹尝与之唱和，对其诗多有肯定；欧阳修亦称其“文辞甚可爱也”。就政事而言，李德裕偏于务实。历任浙西、滑州、西川、淮南等地节度使，多有建树，于可为之处，亦尝兴利除弊。唐文宗太和六年（832），李德裕首度拜相；九年李宗闵入相，他旋即被排挤出朝。840年唐武宗即位，李德裕再度执政，延续其既有施政方向。叶梦得《避暑录话》称其为“唐中世第一等人物”。然而政治之争，并不因才具而稍减。宣宗即位后，牛党人物白敏中等执政，大中二年（848）正月，李德裕贬为潮州司马；仅8个月，又诏转崖州。李德裕生命近耗尽左迁右谪，在唐宋士大夫仕途中几成常态，而远谪海南者仍属少数。苏轼晚年过儋耳山，有诗云：“突兀隘空虚，他山总不如。君看道傍石，尽是补天余。”他以路旁乱石，比作女娲补天所遗之材，本可济世，终却散落荒远。“尽”字既写其多，亦道出才士沉沦边徼者，并非一人。苏轼又在〈和陶拟古〉其七中说：“颇识李崖州，再逢卢与丁。”李德裕、卢多逊、丁谓皆位极人臣，终而远谪，遂成“道旁石”。三人之中，李德裕声誉最高。在残酷的党争之中，他是失败一方的领袖。贬崖州，几近置之绝地。大中三年（849）正月，62岁的李德裕初抵海南，作〈登崖州城作〉：独上高楼望帝京，鸟飞犹是半年程。青山似欲留人住，百匝千遭绕郡城。昔日宰辅，参决万机，此时却独登高楼，遥望帝京。京城远在重山之外，鸟飞尚需半年，人又何由得归？层峦叠嶂，环绕崖州，不惟构成地理阻隔，亦仿佛政治纷争的延续，将人困于其间。诗中不见怨愤。他不借题发挥，不诅咒荒远山川；山本无情，却被赋予挽留之意；现实的阻隔，被化作自然之象。语气愈平，情意愈沉。顾左右而言他，正是这种淡语，使迁谪之悲更见深厚。山本不留人，而“山却留人”，其间情调，苍凉而不张扬。与250年后的苏轼相比，李德裕未能在荒远之地重新发现山川之趣。苏轼能转化境遇，使流离成为内在资源；而李德裕至此，生命似已近于耗尽。他在海南所留文字不多。据薛爱华《珠崖》记，原有数十篇总结平生志业之作，今多亡佚。其人虽在政治上卓然有成，亦怀诗人之志，然晚岁之中，已难见新的开展。大中三年十二月，李德裕卒于崖州。延续40年的牛李党争，至此收束。李德裕执政时，曾资助寒门士子，赠以学资；及其卒，受恩者数百人闻讯痛哭。《唐摭言》载诗云：“八百孤寒齐下泪，一时南望李崖州。”政敌令狐绹亦夜梦其人，心中不安，奏请归葬，宣宗从之，棺柩得以北归。李德裕在潮州建树有限，于23牌坊中，不过百人之一。此番思古之情，却因他而起，几乎打乱既有的行程。仿佛见群山回合之间，一位老人独立高楼，遥望帝京。山川原无挽留之意，而人事却使人不得不久驻其间。层峦叠嶂之中，留下的不只是行迹，还有一人的命运。

1月前

【如意安详】无关酒量/何国忠

苏轼爱喝酒，但酒量不佳。他在〈题子明诗后〉中说他少年时喝酒即醉，后来能饮至“三蕉叶”，又说一日饮酒“不过五合”。宋代文献中，蕉叶杯属于体量极小的酒具，陆元光〈回仙录〉即将其列为诸杯之末。器形仿芭蕉叶而制，浅而小，网上可见实物图像，可以想像它并非豪饮之器，而更近于品茶般的缓啜。 “合”为古代容量单位，宋代一合约60毫升，五合不过300毫升。加之北宋时期尚未出现蒸馏烈酒，多以谷物发酵而成，酒精度较低，大致相当于今日啤酒。苏轼酒量之小，友人亦多有记述。黄庭坚提与苏轼同饮，他在〈跋东坡字后〉中说不到三蕉叶，苏轼已烂醉，沉沉睡去，“鼾声如雷”。苏轼却从饮酒中获得极大乐趣。他的诗词中酒字屡屡，无论是对月举杯，酣中怀人，还是酒醒微寒，都是读者熟知的意象。前人统计，《东坡全集》中，“酒”字出现九百余次。这并不包括写饮酒场面，未直接写出“酒”字的作品，可见饮酒几乎贯穿其一生。他甚至直言，“使我有名全是酒”，酒与其人生形象密不可分。饮酒之妙，不在酩酊，而在“半酣”之际，将醉未醉之间。分寸之难，恰在于此。许多人往往在这个阶段不肯停杯，以“一醉方休”为快，反而失去饮酒之趣。苏轼虽偶有醉眠之时，但更多时候只是微醺。邵雍在〈安乐窝中吟〉中写道：“美酒饮教微醉后，好花看到半开时。”意指花半开、酒微醉为人生佳境。苏轼显然深契此意。此时神志仍清，思路不乱，不过借酒助兴，使精神稍显活跃而已，意味反而更长。 “却对酒杯浑似梦，试拈诗笔已如神”。这是苏轼在乌台诗案出狱后所写诗句。他并不讳言酒对其诗文、书画创作都带来助力。赵令畤在其笔记类著作《侯鲭录》中说苏轼曾提酒后挥毫：“觉酒气拂拂从十指间出也”。尤其是写大字或草书，更须略带酒意方能纵横自如。有时酒醒之后再看，反觉不及醉中自然。喝醉时心里仍然清醒苏轼在〈酒子赋〉中说：“吾饮少而辄醉兮，与百榼其均齐。”他一喝就醉，但所获乐趣不逊豪饮之人。他所迷恋的，并非酒量，而是酒所开启的心境。人生诸多情境，都可以与酒相遇：忧愁时饮酒，欢喜时饮酒，孤独时饮酒，得友时饮酒，遇到佳山胜景，更往往以酒助兴。酒成为连接情绪与世界的一种方式。世间未必有真正赢家。将心翻开，人皆难免带着几道深可见骨的伤痕。苏轼之可贵，在于能够转换角度看待得失。一旦心境转移，生命便呈现出新的气象：生机、希望与豁达同时浮现。酒于他而言，既是情绪的出口，也是进入内心的路径。得意之时，他宴游唱和，饮食讲究，在丝竹歌舞之间体会生活之美。失意之时，他同样以酒自处。这一点，在其贬谪生活中尤为明显。黄州时期物质匮乏，他作〈节饮食说〉自我约束，规定日常饮食不得逾越一定分量，即使有宾客，也不过略加增添。用度不可逾越。为了节省开支，他亲自酿酒。困顿之中酿蜜酒，后来又尝试柑酒与松酒，晚年南迁岭南，仍兴致不减，又制桂酒并为之作颂。其中最为自得的，则是“真一酒”。他还写下《东坡酒经》，总结酿酒经验，并有多篇文章专论酒之意味。苏轼尤重饮酒时的人际氛围。他在〈书东皋子传后〉写到，与客对坐，缓缓举杯，胸中便觉“浩浩焉，落落焉”，其乐有时甚至超过饮酒本身。闲居之日，多以酒待客，几乎无日不饮。酒在这里成为一种交往形式，使精神得以开阔舒展，情意得以流通。饮酒需要同伴，但一旦达到“酣适之味”，便应知止。狂饮滥醉不足取，“在醉常醒”才是更高境界。也就是说，苏轼心里其实喝酒是“醒”的，他孜孜以求的，是酒中的“意”，而非口腹之“味”。这种观念，与传统借酒忘忧的态度有所不同，更接近一种自觉的精神调适。他饮酒有晋人风度，但他并不推崇阮籍、刘伶等人纵酒任诞的行为。他认为贪杯狂饮致失常态，并非可取之道。他在〈和陶饮酒〉诗中写到，他饮酒虽少，却常以持杯为乐，似醉似醒之间，连自己也难以分辨。苏轼的饮酒哲学，有值得玩味之处，灵感突至，他写下“偶得酒中趣，空杯亦常持。”至此，酒不再是必需之物，即使空杯在手，也足以自得其乐。既然“空杯”尚且满含醺然之意，更何况有酒在前，与其说苏轼酒量不佳，不如说他只需少量酒意，便可进入浩茫无垠的精神世界，那里，才是他真正的醉乡。

2月前

【如意安详】天涯之外/何国忠

苏轼渡海至海南，与中原世界的联系几乎在一瞬之间被切断。友人程全父来信问候，他在回函中说，自己来此已逾一年，身处“海外穷独”之境，忽得故人音讯，不觉生出几分慰藉。生活的艰难，是可以逐一列举的：与黎族杂居，风俗殊异。日用匮乏，百物难求。初借官舍，不久即被逐出，只得自买薄地，结茅为屋。而囊中早空，别无所蓄。他说：“困厄之中，何所不有？置之不足道也，聊为一笑而已”。这一笑，并非无视苦难，而是改变与苦难相处的方式，既不能去之，便容之。使之不再成为压倒性的存在。在情感上，他主动收敛。不再期盼与旧友重逢，将人与人的往来移入记忆之中，或只在心中重游旧日山水，或低吟往昔诗句。现实的断裂，并未终止关系，而是转化为一种内在的延续。孤独不再只是缺失，而是借由记忆获得暂时的栖息。所幸仍可书写。信札、诗文，不仅抒发情思，更成为安顿生命的凭借。海南时期尤为如此：他不与命运争执，而是顺势而行。这种“顺”，不意味着消极停滞，而是在顺应中维持精神的张力，使生命继续展开。他不将际遇归之于偶然，而是体认一种更深的节律，让自身与天地变化相契合，由此，困境成为可以理解、可以通透的经验。初至海南，他写下“此生当安归，四顾真途穷”，仿佛已到绝境。然而诗意随即转折：当目光从疆域之内移向宇宙之间，中国与海南岛同样渺小，如一粒米粟，所谓“中心”与“边缘”也随之失去意义。二者同处茫茫天地之间，无所谓尊卑远近，他写“喜我归有期，举酒属青童”，自比谪仙，天上有宴会相候，他为自己生出几分旷达的喜意。边缘对中心的依附，在传统士大夫价值体系中意义深远。政治中心不仅是权力所在，更是文化正统的象征，趋附中心，往往意味着实现个人价值的路径。苏轼在海南的经验，使其对这一结构产生反思乃至超越。他说退却从未退他在〈迁居之夕，闻邻舍儿诵书，欣然而作〉中说：“九龄起韶石，姜子家日南。吾道无南北，安知不生今？”张九龄生于韶石，即今广东韶关。姜公辅出于更远的日南海外，大致在今越南中部。二人皆为一代名相。苏轼借此说明，道统并不依附于地理中心而存在。岭南乃至更远的“化外之地”，同样可以孕育政治与文化精英。由此，道统获得了一种去中心化的普遍意义。苏轼的步伐始终稳健：依旧出游，依旧交友，依旧以敏锐的感受力拥抱周遭。他写〈被酒独行遍至子云威徽先觉四黎之舍三首〉，第一首云：半醒半醉问诸黎，竹刺藤梢步步迷。但寻牛矢觅归路，家在牛栏西复西。酒后步行回家，在树丛里迷路了。昔日说“家在万里岷峨”，指的是故乡眉州。又说“家在江南黄叶村”，指向江南宜兴。在惠州时，他写“前年家水东”，“去年家水西”，合江楼在水东，嘉祐寺在水西。而今却成了“家在牛栏西复西”，在黎村边缘之地，荒凉至极，甚至需要凭牛迹辨路。没有伤感，落魄被悠闲取代，这是对“所在即是”的体认。世上的路，本就从贴进生命最近处，一步步走出。他在另一首诗中写道：总角黎家三小童，口吹葱叶送迎翁。莫作天涯万里意，溪边自有舞雩风。黎族的三个小孩，以葱叶吹哨，与他嬉笑相迎。没有必要以“天涯万里”自伤。海南溪边，也有“舞雩之风”。 “舞雩”出自《论语》。孔子问志，众弟子多言治国平天下，唯曾点说愿于春日，与童子数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那是一种平淡、从容、远离功名，却不失生趣的生活理想。只要心中有此风情，则一溪一水，皆可为沂水。一隅之地，亦可通向文化的中心。苏轼并非方外之人，他的作品都带着人间烟火气，容易让人共鸣。他不仅仅是天籁的享受者，他自己也是天籁的一部分。 “岛边天外，未老身先退”。这是苏轼在〈千秋岁·岛边天外〉的句子。说“退”其实没有退。他从未真正归田，也未完全遁世。正如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所说，苏轼所呈现的，并非一般意义上的退避政治，而是一种更深层的生命感受：对人生纷扰本身的反思、怀疑与超越。这种“退”，不是逃离现实，而是在现实之中重新安放人生意义：不是消极避世，而是在困顿中寻得一条与万物和谐的道路。渡海之后，他在世界的边缘，重新抵达新的中心。这一中心，不在地图之上，而在心中。

2月前

【如意安详】当知我矣/何国忠

苏轼写过〈论伍子胥〉。伍子胥是楚国人，父兄都被楚平王所害。他为报仇投奔吴国，后来率吴兵伐楚，攻入郢都，为父兄雪恨。这样的人，在历史上究竟算什么？叛臣，还是孝子？伍子胥行为历来争议极大。汉代大儒扬雄批评他说，破楚入郢，鞭楚王尸，“皆不由德。”苏轼为伍子胥辩护，批评扬雄为“曲士”。在他看来，伍子胥之举是“发其至痛，无所择也”的人情，父仇子报，符合礼法。”他问杨雄：“独非人子乎？” 苏轼称伍子胥为“人杰”，其举可哀而可恕。这种看法，体现苏轼一贯道德立场：设身处地，以人为本，不拘泥于教条。〈论伍子胥〉写于海南。贬谪之地，并未改变著书立说志向，苏辙说哥哥和父亲一样，皆以古今成败得失为议论之要，他们辞辩宏伟，认为读书人不可辞论世之责。苏轼在海南写下许多篇史论，除〈论伍子胥〉外，还有〈论武王〉、〈论孔子〉、〈论管仲〉、〈论商鞅〉、〈论秦始皇〉、〈论项羽〉、〈论范蠡〉等篇。这些人物历来为士子熟知，议论纷纭，苏轼重新评说，其后由儿子苏过收入《东坡志林》。虽一度为朝廷所禁，但是民间广为流传，与他的诗一样，“落笔辄为人所传诵。”黄庭坚读后感叹：“读之使人耳目聪明，如清风自外来也。” 不过苏轼最在乎的著作并非这些史论，而是“三书”：《易传》、《书传》及《论语说》，分别阐释儒家经典《易经》、《尚书》及《论语》。他对这三部著作极为自许，认为这是平生最值得称道的学术成就。曾在致友人信中提及此事，说道：“觉此生不虚过，其他何足道。” 三书的写作始于黄州。未到海南岛前《易传》和《论语说》初稿已成，到了儋州，他一面修订旧稿，一面精心撰写数十万言的《书传》，苏辙为哥哥所作的墓志铭记载，苏轼完成著作后，感叹一生未必能为世人理解，但只要三书流传，后世“当知我矣”。贬谪中的不屈人生元符三年（1100年）遇赦北归，苏轼离开海南。行囊中最重要的是三书。北上路途不顺利，连日大雨，桥梁损坏，他在〈记合浦舟行〉中说“所撰《书》、《易》、《论语》皆以自随，而世未有别本。”言语中流露忧虑。后来雨过天晴，得以渡海，但厄运未离，急病来袭，他本来体弱，自知大限将至，临终前把三书托付给好友钱世雄，并叮嘱道：“某前在海外，了得《易》、《书》、《论语》三书，今尽以付子。愿勿以示人，三十年后，会有知者。” 为何不愿立刻公诸于世？或许不想再惹纷争。司马迁写完《史记》后，藏之名山，以待后世知音。青史留名，超越时空，应该才是苏轼更在意的归宿。他坚信后人会看到三书价值，一时名声不值一提。事实证明，判断没错。他过世后，三书以“明于事势，长于议论”，“披抉明畅”，“卓然具有特见”受后人重视，吕祖谦、魏了翁、林之奇、吴澄、陈栎等人皆有取鉴，朱熹虽多处驳斥，但他最器重的学生蔡沈，却态度迥然，对苏轼之见多表赞同。苏辙所撰墓志铭记载，苏轼身后留下“《东坡集》四十卷，《后集》二十卷，《奏议》十五卷，《内制》十卷，《外制》三卷”。文字之丰，的确惊人。单是在海南两年又七个月，他写下近三百首诗。 30岁以后几乎再无安宁日子，一贬黄州，再贬惠州，最后远谪儋州。如此颠沛的一生，却仍能笔不离手。他天生具有一种自我冲淡的能力，很快便能回到恬静的生活状态。得意时写诗作文，失意时也以笔墨排遣寂寞。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是他去世前两个月所写的：心如燃尽的灰木，身似失去缆绳的小舟。若有人问一生功业是什么，他回答：黄州、惠州、儋州。这首诗让我深为感动。苏轼打破旧有思维，世人所谓功业，多半是建功立业，名垂青史，他却将功业和失败与贬谪之地并置。在这三个地方，他依然积极发挥自己的作用，虽然经历苦难，却从未一蹶不振。带着几分自嘲与反讽，暗中流淌的是悲欢年华。但更深处，是通透的人生体悟。重要的并非外在功业，而是生命本身的完成。在失意与磨难之间，他遇见了内在的自己，抵达了生命深处的平静。墓志铭中的“当知我矣”四字，千年之后读来，依然可以感受他沧桑中带着从容而自信的语气，我们想到他著作之量，方知生活积极度之可贵，苏轼达观之示范，如暮鼓，如晨钟。

2月前

【如意安详】微雨燕双飞/何国忠

“梦后楼台高锁，酒醒帘幕低垂。去年春恨却来时，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记得小苹初见，两重心字罗衣。琵琶弦上说相思，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 这是晏几道的〈临江仙〉。梦醒时，只见楼台门户紧闭。酒意散去，帘幕低垂，一室清寂。去年春日离愁，悄然回到心头。落花纷纷飘下，自己一人伫立庭前。微雨之中，燕子却成双飞去。还记得初见小苹时，她身着绣有两重“心”字花纹的罗衣，抱着琵琶，在弦声里轻轻诉说相思。明月高悬，清辉满地，照着她如彩云般归去。这首词写得细腻，景物与情思交织，既有梦醒后的空寂，又有旧事重临的怅惘。动人处，莫过于“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两句。花落、人独、雨微、燕双，四种形象彼此映衬：人之孤独，与燕之成双形成强烈对比。晏几道的词，人和事都有所指，但其对象多半是歌舞场中偶然出现的牵萦。情事本身并不宏大，却留下低徊婉转的怀思，以及聚散无常的感叹。词中的“小苹”，是当年歌席之间邂逅的一位女子。往事如烟，情意却在记忆中反复回旋。黄庭坚在《小山词》序中说，晏几道写词从不在乎他人眼光，也不在意世人评论。他出身富贵之家，父亲晏殊是北宋名相，家世显赫，他有我行我素的本钱。作词全凭内心感发，不为声誉而稍作修饰。达官贵人在其家进进出出，他看惯官场的斗争和残忍，他曾经思考仕途的可能性，最后衍生成淡然甚至不屑的态度。晏几道词很少触及现实社会，叶嘉莹在〈论晏几道词在词史中之地位〉一文中，说他的疏离并不像陶渊明那样出于深刻的哲理反省，反倒更像《红楼梦》中与官僚社会格格不入的贾宝玉。陶渊明远离尘世是思索后的选择，而晏几道词中却几乎看不到这种理性思辨，更多是天性的自然流露。即使后来因不善理财，家道渐渐衰落，甚至出现“家人寒饥”的困境，贵公子气质依然不减，晏几道从未改变“孺子”性情。他的词依旧柔婉多情，仍然写春花秋月、离情别绪，仿佛现实的艰辛并未真正侵入内心深处。叶嘉莹也把他与花间派词人、李煜、晏殊、秦观等人作比较。其中李煜与晏几道之间的差异，尤为值得注意。时光很长又很短李煜是亡国之君，身世剧变，使他的词直指人生最深沉的悲哀。他写的是人类普遍的无常与苦难，因此往往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而晏几道虽然也经历家道衰落，但他词中的盛衰今昔之感，只停留在歌舞爱情的追怀之中。莲、鸿、苹、云这些人物的出现，总带着往日筵席的余影。相较之下，他的感伤更多是一种个人情绪的回旋，而较少上升为普遍的人生悲剧。晏几道的创作深受父亲晏殊影响。叶嘉莹认为，大晏之词温润而疏朗，小晏则秀丽而绵密。晏殊的词中常含一种通达的思致与从容的襟怀，而晏几道往往只是沉浸在情绪的回旋之中。小晏在学养、阅历与胸襟上比不上其父。不过，《小山词》在词史中的地位仍不容忽视。它的长处在于形象优美，音调铿锵，情事曲折而口吻动人，辞采亦自秾丽。虽然其境界未必臻于博大深幽，但喜爱他的读者却始终不乏其人。晏几道词没有随着主流的词风一路向前，却像水流回旋处忽然转折，另辟出一片碧波荡漾、花草缤纷的新天地。黄庭坚称其词“清壮顿挫，能动摇人心”。后来的许多批评家也认可这一评价。胡适留下的书法中，有一幅我十分喜欢，正是“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字从容，墨气温润，胡适性格内敛，心事自守，我们可以断定他曾经静静站立，看着花落，想起往事。马来西亚四季皆夏。春天在这里，多半只存在于书页之间。贺岁歌里有一点春意，古人的诗词里又有一点。阳历3月20日是丙午年春分，我突然起“寻春”念头，便摊开纸，写下这十个字。 “四时唯爱春，春更爱春分。”这是邵雍的句子。春分是90天春季的中点。燕子自南方归来，细雨轻斜，檐下燕子双飞，低低呢喃。 “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原本出自晚唐诗人翁宏。只是翁宏整首诗并不出色，晏几道将这两句嵌入词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好的诗句往往如此。它们像旧玉，在不同的人手里转过，温度各不相同。翁宏写过，晏几道借用过，胡适抄过。千年过去，春雨依旧，庭院中，燕子飞过。某些句子，让人觉得时光很长，又仿佛很短。

3月前

【如意安详】此心安处/何国忠

绍圣四年（1097）四月，苏轼被贬海南儋州。在宋人心中，那是天涯尽头，海天万里，与中原如隔一世。四月十九日，他离惠州，顺西江南下至梧州。途中得知弟弟苏辙被贬雷州，已行至藤州，两地相距250里。苏轼闻讯，加快脚步，赶去与弟弟相见。行旅之间，诗情忽至，遂作〈苍梧道中寄子由〉寄之。一路南下，他说山川渐远，中原气象消散身后。九疑山脉连绵起伏，与衡山、湘水相接，烟岚苍翠，仿佛牵着故国衣袂。苍梧已远在天之一隅，天地阔大，人影愈显渺小。夜宿孤城，他辗转难眠。号角声从烟树深处传来，低沉悠长。江水在月色下铺展开去，残月未落，水天一色。他抚枕而起，不禁长叹。半生行脚，仕途沉浮，竟来到传说中舜帝葬身之处。昔人远去，山河依旧，千载兴亡，俱在一片寂寂江山之中。江边父老讲解遗迹，说起舜帝旧事如数家珍。白须红颊，神情敦厚，举止之间有古风。此地虽远，未必荒凉。山川之外，人情更为可亲。世人嫌琼州、雷州远隔云海，与中原万里相望。他说无妨，圣恩未绝，身虽远谪，仍可遥望朝廷。此念不灭便足以自持。他一生读书学道，不过求一个“真实”。得志不会增加自身分量，失意不会减损人格。胸中所守，不系于一时穷达。天意要他像箕子那样远居边荒，他坦然受之，既来之，则安之，把心志留在人烟稀少之处，使斯文不至湮没。诗最后写道：“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将来若有人修撰舆地之志，记山川形胜、风土人情，写到海南时，也许会顺笔一提：这里曾是苏轼故乡。二人无话不说。苏轼常以诗词寄赠，兄弟唱和不绝。其中最为人熟诵的，便是〈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他称赞弟弟思维周密，自己性情疏放，做事冒失，得罪人多，连累家人。弟弟继承父亲苏洵性情，虽然沉默寡言，却是真正智者。苏辙则认为兄长才华无人可及。苏轼的赞许，不过是一份对弟弟的怜爱。苏辙回忆年少外出，每到危险陌生之地，苏轼总是走在前头。虽然二人只差3岁，苏轼却扮演启蒙角色。他说：“抚我则兄，诲我则师。” 苏轼苏辙患难情苏轼贬儋州，苏辙被牵连贬至雷州。两地同属南荒，不过儋州更为偏僻。藤州相会时，苏辙反而更加沉默低沉。陆游《老学庵笔记》记载一趣事。两人饥肠辘辘走进面馆。苏辙吃了一口，难以下咽，放下筷子叹息。苏轼片刻吃个精光，笑着对弟弟说：“这面如此难吃，你怎么还想细细品尝？” 虽是小说笔法，却折射性情。苏轼身陷绝境，总能谈笑自如。苏辙严肃刚正，不善以旷达自解。二人自幼随父读书，一同成长，同年同榜进士，入仕后聚少离多。都是一代文学大家，苏轼诗词汪洋恣肆，清新豪健，开创词之豪放一派。苏辙则沉稳内敛，老成持重，他的文章虽少苏轼安贫乐道的潇洒，却质朴厚重，保存生活气息。二人都反对新法，树敌甚多。苏辙为人低调，却也因为直言得罪权贵，章惇就是因为他的弹劾迁怒苏轼。但是苏轼名望和影响力更大，他性情外露，胸无城府，在支持及反对新法的论战中，自然成为政敌所攻讦之人。宦海沉浮之中二人始终志气相投，把亲兄弟做成人生知己。〈宋史·苏辙传〉评价说：“辙与兄进退出处，无不相同，患难之中，友爱弥笃，无少怨尤，近古罕见。”兄弟之情，在古人看来亦属难得。后来苏轼在儋州听说弟弟吃不惯南荒饮食，瘦了许多，写〈闻子由瘦〉：“海康别驾复何为，帽宽带落惊僮仆。相看会作两臞仙，还乡定可骑黄鹄。” “海康”是苏辙被贬之地，“别驾”是被贬后职位。瘦未必坏事，苏轼说将来相见，看见彼此成了清癯仙人，若得回乡，只需骑着黄鹄，就可逍遥来去。酸楚之事不必直说，他把茶饭不思化作幽默调侃，既表达关怀，又不使弟弟伤感。藤州相聚，还有一小事可记。二人同住一室，一夜苏轼痔疮发作，痛苦呻吟。苏辙彻夜守在旁边。劝他戒酒养生，还吟诵苏轼最喜欢的诗人陶渊明的〈止酒〉诗。苏轼信誓旦旦答应，还写〈和陶止酒〉明志。写诗不过让弟弟安心，酒肯定戒不了。从藤州至雷州，不过五六百里，他们不急不缓，走了25天。分别之时，苏轼登船远去，回头一看，苏辙仍在岸边挥手。舟行渐远，岸影模糊，他心中虽有不舍，却生出一份宁静，他希望弟弟也能理解，所安之地就是故乡，不受地理控制，不离彼此关怀。他唯一不知，这是二人此生最后一见。

3月前

【如意安详】无限春风/何国忠

“春牛春杖，无限春风来海上。便丐春工，染得桃红似肉红。春幡春胜，一阵春风吹酒醒。不似天涯，卷起杨花似雪花。” 这是苏轼贬居海南儋耳时所作的〈减字木兰花·己卯儋耳春词〉。苏轼于绍圣四年（1097年）4月19日从惠州贬至儋州，转眼已近两年。立春为二十四节气之首，农事将兴。“春牛春杖”即民间“打春牛”习俗。古人以土塑春牛，在立春日执杖象征性鞭打，寓意催促农耕、祈愿丰年，揭开一年春耕序幕。海南临海，春风自海而来，浩荡开阔。桃花鲜红，仿佛春神染就，明丽动人。立春之日，农家门前挂春旗，插春胜。一阵春风吹来，酒意顿醒。儋耳虽为天涯贬所，却不见凄清。杨花随风翻卷，如雪纷扬，满目皆春，轻盈而有生气。海南四季变化不若华北分明，但是所谓春意，原本关乎感觉，尤关乎心境，习俗、海风、花开都是触媒。春节时读此词，仿佛听贺岁曲，胸中自有畅意。短短44字，“春”字五见，确实显眼，但毫不堆砌或拗口，反而自成章法。每一个“春”字，如节拍般敲落，将春意层层推开，不仅是迎暖驱寒，更是一种抗愁、抗苦、抗天涯孤绝的心声。苏轼前半生科场得意，仕途顺遂。历官杭州、密州、徐州，皆有施展空间，及至乌台诗案，贬谪黄州，命运骤然转折，自此坎坷相随，断续获罪。至惠州时，自觉已贬无可贬，心气渐平，看淡进退荣辱，只愿在力所能及处为百姓尽一分心力，终老岭南。他父母过世多年，两位妻子和红颜知己朝云相继过世，尘缘渐薄，锋芒亦敛。他收起议论之锋，甘作一方小官，与儿孙相守，以惠州为归宿。一道敕书，再贬海南儋州，才是生命最后一劫。长子苏迈、次子苏迨都愿相随，几经商议，由三子苏过陪父渡海。他60岁，启程时，他说家人在江边哭得撕心裂肺，早已把这次远行当成永诀。茫茫海上仿佛“魑魅”在前方等候，他怎么可能平安生还？海南素被视为瘴疠蛮荒之地，黎汉杂居，官员被贬至此，仅次于死刑。苏过弃妻小、弃前程，陪伴“罪臣”老父远赴生死未卜之境，苏轼心中自有歉疚。强大内心的气壮丙午大年初二，我忽生新春之怀，抄录与我祖籍地海南有关的〈减字木兰花〉一遍，又从书架取出黄玉峰《东坡海南游》。首章即写苏过三年侍侧，不离不弃，父子相依，其情深厚，读之动容。书中第三章谈苏轼在海南所结交之人。昌化军史张中敬仰苏轼。彼时苏轼虽挂“琼州别驾”虚衔，却受“三不”禁令：不得食官粮，不得住官舍，不得签公事。张中非但未加监管，反命人修缮驿站，让苏轼有居身之所。苏轼政敌不少，新党吕升卿欲置他于死地，遣董必察访岭南，逼其迁出寓所，张中亦遭弹劾，贬雷州监司。还好苏轼人缘极佳，初到海南即认识不少名士，黎子云是其中施以援手朋友，他让无家可归的苏轼父子暂住黎家。后来苏轼倾尽储蓄购地，却无余钱建房，桄榔林中的茅舍，乃黎子云等十余人伐竹割茅、铺草搭架而成，名曰桄榔庵。如今是儋州中和镇旅游景点。苏轼面对逆境的态度启发无数人。《东坡海南游》利用苏轼在海南的各种资料继续在这方面做有意思的探讨。瘴气、毒雾、寒风、浊水，海南不宜居的传闻，苏轼早已知悉。渡海前他给家人留言：今到海南，首当做棺，次便做墓。恐惧一直都有。但居久之后，他对传闻生疑。“儋耳颇有老人，年百余岁者，往往而是，八九十岁者不论也。”潮湿炎热诚然不假，短命却未必，其中他结交的王公辅不只鹤发童颜，又能喝酒，此人据说享龄一百零六。他在〈石钟山记〉感叹说没有亲身经历，不该“臆断其有无。”这种为海南水土辩诬之言，我读后尤觉亲切。真正可贵的，是他随遇而安的本性。林纾说不管是惠州、儋耳，“皆万无不死之地，而东坡仍有山水之乐。”苏轼喜欢陶潜，但若二人易地以居，林纾说苏轼不死，陶潜必死：“陶潜虽有夷旷之思，而诗中多恋生恶死之意。东坡气壮，能忍贫而吃苦，所以置之烟瘴之地，而犹雍容。” 黄玉峰引林纾的话后补充说，所谓“气壮”，指的是“强大的内心”，逾越权势和金钱，就不会恐惧命运的捉弄和他人的倾轧，也不会陷入贪婪、痴念的泥潭，苏轼“把沉重的苦难付诸一笑，轻轻地放下，反而更加深了一层对生命的理解。” 春节抄〈减字木兰花〉，与其说是顺应年俗，不如说是自勉，或为自己养些心气。纵在天涯，亦有无限春风。

3月前

【如意安详】今年一定比去年好/何国忠

1952年1月1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回想去年的成绩，实在太惭愧。长文只写了三篇……短文也不多。”他逐一列出文章题目，均以英文撰写。又提及那一年为汪振寰被拘禁一事写了三封信，不仅促成保释，也间接引发军法与司法界线的讨论，甚至掀起《自由中国》是否享有言论自由的舆论争议。自1948年12月15日被蒋介石从北京接到南京后，胡适深知国民党在中国的气数已尽，他即将离去，流放美国。1949年1月1日，他在日记说他“在南京作逃兵，作难民，已十七日”。元旦是新年，春节也是新年。胡适习惯称前者为阳历元旦，后者为旧历元旦。他不讲究仪式，却也不刻意避俗。拜年与否皆可，也不强求必须和家人一起，节日的重要性可随时空而变。日记中完全不提节俗的情形亦屡见不鲜。1949年1月29日春节，他未记日记，仅附上一份无署名与日期的剪报，刊载中共公布的战犯名单，被圈点者包括蒋介石、李宗仁、陈诚、白崇禧、宋子文、宋美龄等四十余人。两天后，他记“取得出国护照的签证”。 1950年1月1日胡适谈读《朱子语类》心得，没有迎新送旧情绪。1950年2月17日春节，他在芝加哥行政官员俱乐部演讲，题为“处于悲伤中的中国”。1951年1月1日，他提傅斯年之死和王徵被烧伤，使他“今年过年最不愉快”。 1952年1月27日春节，没有留言，日记夹剪报，内容为他对中国同胞的广播。记者以他的第一句话“我是北京大学的胡适”当标题，并将“恭喜恭喜，恭喜大家”等吉利话收入报道。他称国际形势对反共复国运动有利，因为自由世界已认清共产主义征服世界的企图，在美国领导与援助下形成共同防御力量。他说自由的中国需要自由的世界，“自由的世界当然也需要一个自由的中国”。他要大家相信：“今年一定比去年好，新年一定比旧年好。” 面向世界向前走内心可以疲惫，但是不可消沉。不正面不乐观，未来如何继续？世界不会因为吉利话而改变方向，但是会因为积极的态度而让日子延续。胡适不让自己空闲，爱谈生命的意义，有一分热便发一分光。1952年11月18日他从纽约飞台湾，停留70天。他的学生胡颂平编著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1953年1月1日条，记他在立法院、监察院制宪国代举行“公布宪法六周年纪念”的茶会上，发表长篇演说。称“在岛上住了很久，不要养成岛上的小气派，要把气魄放大，眼光放广”，他希望台湾同胞面向全国，面向4亿5000万广大民众，也面向世界。 1954年1月1日和和2月3日春节皆无日记。1955年1月1日见访客后，他读《郑板桥全集》，并抄录〈家书〉中的话：“总是读书要有特识。依样葫芦，无有是处。而特识又不外乎至情至理。歪扭乱窜，无有是处。”1月24日注明“旧历乙未元旦”，自述“水泻八九次”，病中完成狄百瑞英译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书评。1956年2月12日春节在芝加哥，除夕应华侨理事会之邀于新年餐会演讲，题为〈终将有一个自由的中国〉。1956年底赴加州讲学，1957年1月1日在洛杉矶，与赵元任夫妇共进午餐，下午“睡了三个多钟头”。1957年1月31日春节在医院，除夕大吐血入院，确诊溃疡，当日“全不记得”。 1958年4月10日回台湾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后，生活渐趋热闹。1959年1月1日日记空白，《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补记他参加总统府团拜。两天后中央研究院团拜，他提出“新年的决议案是个汉学中心问题”，希望汉学中心“在台湾，将来仍在大陆。”1959年2月8日春节，人在台北，他记“早上有拜年的客人多批”。《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记1960年1月1日上午10时他赴中山堂参加开国纪念与元旦团拜。1961年1月1日胡适同样赴总统府团拜，并代表国科会发表首届科技人员出国进修名单。回到南港办公室后，和李济夫妇午餐，考古学家李济因眼病及糖尿在台大医院住院一个月，“今天出来舒散舒散，气色很好”。1961年2月15日春节在家写信又写文章，半夜完成〈跋红楼梦书录〉。 1962年1月1日胡适住院，他致张凝文信称因心脏病“已住了五个星期”。2月5日春节，他记“来拜年的朋友很多，约有八九十人”，但“多数人知道我尚未完全复原，只留名片，或签名而去。”年初四胡适和江冬秀赴蒋介石饭局。胡颂平说宋美龄“送胡夫人一些年糕咸肉，也带回来了。” 那是胡适最后一次过年。

4月前

【如意安详】岁月悠悠光阴如箭/何国忠

“六岁的，四岁的，三岁的。他们今天忘了昨天的事，甚至下午就忘了午前的事情。一分钟哭，过一分钟又笑。他们的世界是何等的简单。”巴金散文〈过年〉如此描写孩童。悲欢稍纵即逝，世界尚未沉重。巴金说他幼时燃放花炮，把棉鞋烧着，待母亲赶来，右脚已烧坏一块。伤口痊愈后，事情随之淡忘。他盼望长大，“到了现在，孩童时代的幻梦跟着年光流去了，只剩下这一颗满是创伤的心。” 成长意味记忆累积，也意味负担加重。巴金说他爱过、恨过的人“大半都早已安睡在寂寞的坟墓里面了”。他不愿时光倒流，“纵使这儿时真如一般人所说，是梦一般地美丽。孩子是生活在这个世界里而看不见这个世界的人。但这个世界存在而且支配着他的事实，却是铁铸一般地无可改变的。”无知孩童，是时间暂时赐予的轻盈。迎新送旧，易生感触。1934年12月，30岁的巴金旅居横滨，异乡撰文，情绪低落。江南才子卢前在小品集《旧时淮水东边月》多处谈及新年，处理感情比巴金节制。他记10岁元旦，曾祖母指点他写“元旦开笔，笔上生花，花中结果，果然如意”贴于窗棂。曾祖母说：“元旦是一年的第一天，在这一年的第一天开始执笔，要取个吉利儿。”卢前回忆文章写于1950年1月1日，曾祖母颇“新式”，重视阳历年甚于农历年。卢前又提蒲松龄谈穷人过年心境，他说蒲松龄常有讽刺之作，《聊斋志异》中〈穷汉词〉、〈除夕日祭神文〉及〈穷神答文〉皆可一读。〈穷汉词〉写底层人物在“大年初一烧炷名香，三盏清茶，磕了一万个响头”，对财神诉说穷苦，牢骚满腹，实为对命运不公的质询。〈除夕日祭神文〉同样生动，穷人问穷神：“我与你有何亲？兴腾腾的门儿你不去寻，偏把我门儿进？”他希望穷神离去，以便“弃旧迎新”。〈穷神答文〉则反讽地给出“免穷歌”，教人勤苦、鄙吝、一毛不拔、利己损人，卢前说蒲松龄“将不穷的人说得太丑了。” 贫穷确实不幸，却被视平常，因为邻里多半入不敷出，这是我童年切身经历。我一直不解贺年歌词“过了一个大年头一天，我与我那王小二来拜新年”，何以用“歌友”取代“王小二”。王小二过年，年年难过年年过，原有歌词承载集体记忆，不应抹去。有钱固然少忧，无钱亦能自得其乐。如今人均所得已高，温饱早非问题，多数朋友求财神不过是“求个吉利”，只是延续旧日传统。“财神”早已嵌入日常生活，成为年俗一部分。写这篇文章源于连串偶然。某个午后坐在沙发上，发现2010年美国电影《怦然心动》（Flipped），故事围绕少年男女懵懂情愫。从二年级初遇开始剧情，时间跨度不长，误会连着误会，内心情感不断变化，到八年级时终于化解，二人开启双向奔赴的新篇章。花落亦是时间法我未看过原剧，知晓这部电影，来自卡流鸣诗在优管17分钟讲述。影片最后，女生在前厅看书，男生征得女生父亲允许，在她家草坪上挖坑，栽种她最喜欢的梧桐树，她先是惊讶，继而明白对方心意，走到男生面前，故事圆满落幕。树会生长，年岁会延伸，少年会成为成人，讲述者卡流鸣诗引小诗一首：记得当时年纪小，你爱谈天我爱笑。有一回并肩坐在桃树下，风在树梢鸟在叫。我们不知怎么样睡着了，梦里花落知多少？此诗似曾相识，原来三毛的《梦里花落知多少》出现过，她没有说这是卢前作品。读《旧时淮水东边月》，方知卢前是作者。卢前即卢冀野，《旧时淮水东边月》由张昌华所编。张昌华感叹卢前淡出读者视线六十余年，绝对是憾事。卢前“文字以简洁、生动、幽默著称”，他是词学大师吴梅弟子，吴梅称之为“亦足自豪”的高足。卢前写此诗时18岁，化用孟浩然〈春晓〉而别出新意，妙在不言情而含情。童年友情或初恋，被定格为并肩坐在桃树下的一刻。树、风、鸟、花，构成田园式的童年空间。一句“我们不知怎么样睡着了”，时间突然断裂。午后小憩本是乡村日常，而“睡着”在诗中化为时间隐喻：一觉醒来，花已落，年已去，人已非少年。“花落”既是自然之景，也是人生象征：青春、友情、幻梦，皆在时间中凋零。我用毛笔抄写此诗迎接丙午春节，怀念的并非具体往事，而是“当时年纪小”心境。“贺新年，祝新年，新年啊，年连年，岁月悠悠，光阴如箭”，花落并不影响我心情，这是时间流淌方式。与巴金一样，我从未想过重回年少。年少的美，值得低回，恰恰在于不可复返。

4月前

【如意安详】既见君子/何国忠

年终容易被“做成了什么”及“留下些什么”之类的问题缠上。《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1959年3月10日条记载，胡适对胡颂平说，他原打算从阳历元旦起写年谱，到阴历除夕完成，终究未能实行。胡适应酬不断，计划未竟，不意味岁月虚掷。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人生偶有不足，他坦然视之。我们习惯按阳历年来安排生活节奏，一年终了，回顾得失，顺势对未来有所期许。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在阳历年与农历年之间，保留宽缓时间感。阳历元旦说“新年快乐”，农历新年亦复如此，不像中国，元旦与春节泾渭分明。阳历年总结时若仍留遗憾，尚有农历年作为缓冲，让人再作整理与期待。从前阳历年将尽时，常会收到新日历，准备迎新送旧。事务缠身的人，还会为自己准备新记事本，将重要约会和会议预先记下，以免临时疏漏。有写日记习惯的人，对时间流逝尤为敏感，更换新本子时，即是岁月轮替讯号。唐德刚在《胡适杂忆》指出，胡适持续一生、不曾忘记记录自己，完整保存生活轨迹。他初到胡适纽约寓所，见到胡适日记簿，大吃一惊。胡适日记是准备留给后人看的，他“所用的清一色的红封皮日记簿，也是当时美国出版最名贵的一种”。唐德刚自嘲是“胡迷”，受老师影响，从此“做了该日记印刷公司的长期顾客。”他回忆胡适时补上一笔：“自己的书架上居然堆满了二十七本同样名贵的日记本子。” 文人之中日记可读者不少，胡适是其一，可惜我没有写日记习惯，2008年至2013年属例外。那5年我在高教部事情密集，行程紧凑，出席的活动、宴会以及所见之人，我以极简方式写上，不涉感想，说是流水账亦无不可。其余年份零星断续，近年几乎不留记录，但是日子并非空白，每月三篇专栏文字是岁月留下的其中痕迹，撰文心情我一清二楚。去年，我在阳历年至农历年前后筛选文章，两个月后出版《雨雪霏霏》和《隐山隐市》，今年我在同样时间选稿，准备出版散文集《多年无尘》。文学是最后归宿连续两年在阳历年至农历新年之间进行整理工作，与胡适当年拟定年谱计划心境多少相通。每一本书出版，都是为人生留下可供回望线索。根乎学问，本乎性情，与文字相处，从不令人疲惫。恍然之间，我仿佛又看见自己初入马大中文系时身影。张爱玲在《红楼梦魇》自序中说，十来岁时，《红楼梦》和《金瓶梅》于她是一切泉源，尤其是《红楼梦》：“偶遇拂逆，事无大小，只要‘详’一会《红楼梦》就好了。”有书解忧，自是幸事。年轻时我能消遣时光的方式有限，书籍对我的意义同样重大。张爱玲的话，让我想起中学彷徨不定的日子。只不过如今已过仅靠几本书便可解忧的年纪，但读书依然必要，至少在面对纷扰时，能从书中领悟到许多深刻而超然的应对方式。如何解忧是人生考验。心态若正，总能寻得出路，身旁亦不乏可资凭借的精神资源。不必慌张，一切都有从飘摇朝向稳定的可能。性格既已形成，不妨自我审视一番，依内在诉求继续前行。苏格拉底有一次与斐德若相约外出，行至雅典城外一处河湾，忽然赞叹美丽景致。斐德若惊讶他宛如异乡游客的表情，问道：“难道从未出过城？”苏格拉底回答：“确实如此，我是一个好学的人，田园草木不能教我什么，于我无益，真正让我学到东西的，是城邦里的人。” 与其说苏格拉底“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不如说他有专注的领域，看待问题有自己的切入点，人生从来就不是数学题，不是只有一个标准答案。读大半辈子书，文学还是最好归宿。学问之大，我只占一隅，纵然范围有限，仍可在古今之间穿行。读书本来就环环相扣，书籍替我开辟一条有意义道路，悠悠岁月里，知识的吸收有时循序安排，有时随缘而至。兜兜转转，表面看似脉络分明，实则夹杂着几分难以言说的诡秘：所遇之人、所经之事，事先有谁能完全预测？谁又能笃定自己终将通向何处？ “泛泛杨舟，载沉载浮。既见君子，我心则休。”这是《诗经·小雅·菁菁者莪》中句子，朱熹解释说：“载沉载浮，以比未见君子而心不定也。休者，休休然，言安定也”，唯有见到所期盼的人，内心方能安定。这里的“君子”，可释为国君、情人，亦可视为智者，端赖读者之需。我独坐书房，游思于古人与今人之间。所谓“既见君子”，并非一定要遇见谁，生活中家人及朋友是我最实际依靠，而此刻我躺坐椅上，心中所念“君子”，却是隐藏在书本里，散发灵光的古今名士。

4月前

【如意安详】不知多少秋声/何国忠

1959年11月8日，一位数学研究所的研究员来见胡适，穿新西装，头发刚理，没打领带。胡适见状，问他为什么打扮得如此整齐。来人答说，下午要参加喜宴。胡适随即提醒，既然是喜宴，理当对主人表示敬意，“应该带上领带”。小故事出自胡颂平的《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此书出版于1984年，我购于1986年吉隆坡书展，书最初放在我八打灵和同学合租的房子里。后来随我辗转伦敦，置于居所书架。念完博士返马，书移至马大东亚系办公室，如今安放于我家书房，依然摆在显眼处。《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所记，多为片言只语，看似零碎，反复阅读后，自能拼合胡适为人处事的轮廓。1961年4月11日一则记录尤为动人。胡颂平说夜间值班杨姓女护士见胡适“一只脚露在被外”，便替他盖好，胡适在梦中喃喃说道：“谢谢你。”醒来后被告知，他说自己“一点也不知道”，随即又幽默地补上一句，说梦中不忘说“谢谢你”三字，是“好习惯”。胡适推己及人的“好习惯”，书中屡屡出现，胡颂平乐于记录这些具有身教意义的言行。胡适学问渊博，阅历丰富，日常谈话不设主题，却能让人专注聆听。他可以从西北水利谈起，旁征博引。他可以细说各地方言故事，也能随口讲起国际人物或古人掌故，他言谈实在，总有例子说明。面对这位百科全书式的老师，胡颂平自言获益良多。我们读来，也仿佛每日坐在一旁，享受老人亲切又富有深度的谈话。李宗侗得知胡颂平记录胡适言行后，给他鼓励。1960年12月21日下午，李宗侗到南港，胡适午睡，胡颂平陪他说话。谈起书写计划，李宗侗说胡适虽然天天有日记，但是身分特殊，许多事情不能任意书写。胡颂平没有类似负担，可以“照实记载”。一个时代的气度胡适一生交际广泛，谈及友人，三言两语，形象跃然纸上。1960年2月27日，他说蔡元培当中央研究院院长时是“不管事的”，一切由杨杏佛独断独行，蔡元培因此受累不少。杨是胡适学生，1962年1月17日胡适提到一次会议中被杨当众斥责，数日后，蔡元培亲自带着杨到胡家致歉。1962年7月28日，胡适回忆在上海与蔡元培为邻往事。农历元旦时，原以为蔡元培是新式人物，只过阳历年，却从户外看到他家客厅点燃一对大红蜡烛，方知其过农历年的气氛浓烈。多为私下言谈，胡适想到什么便说什么，对后人评述也随处可见。1959年4月29日他读钱锺书《宋诗选注》，认为钱是一个年轻有天才的人，中英文俱佳。钱没有用经济史观注诗，“听说共产党要清算他”。他认为书中选取涉及社会问题的诗作，应该是刻意的，“注解确实写得不错”。1961年1月11日评价沈刚伯“记性真好，只是太懒，不肯写文章”。1961年4月29日谈出身富裕的翁文灏，在比利时一所教会学校受过修士训练，性格刻薄，“很难做他的下属”。涉及我长期留意的人物，读后分外珍贵。1959年3月20日他提傅斯年记性。他说傅有一次在美国演讲，不带讲稿，却能在黑板上写出《汉书》和《史记》中〈儒林传〉的差异。1961年9月20日提丁文江，他说丁写文章很快，丁说他三分钟内可回朋友信，但胡适要三个小时才能完成，他案无留牍，胡适信件堆积。1961年1月9日胡适提“丁文江”三字合起仅十二笔，罗文干以名字笔画顺序称其为“二四六居士”。1961年6月30日同时提到傅斯年和丁文江，二人都是“友直，友谅，友多闻”的益友，胡颂平认为只有二人足以担任胡适秘书，胡适连连摆手说是“瞎说”，他们的学问“都可当我的老师”。在胡适生命的最后几年里，胡颂平侍奉左右。“谈话录”无疑为现代人物历史增加重要史料，但随着年龄增长，我对“晚年”二字更加在意。60岁以后，我反复阅读此书，胡适的日常生活让我思量再三，提醒我如何规划未来，坚持微笑，以积极乐观的心态面对每一天。珍惜老人的回忆。也是珍惜一个时代的精神气度。那么多杰出人物，不经意间说出，更见韵味。1959年11月10日，胡适说康有为的文章都是写于26岁以前，他的学生梁启超后来“继续有进步”，康亲口对胡适说他不如梁。1961年6月13日胡适提梁养病时，集词作对，其中一副赠送他，后来借给记者照相，多次催讨却不归还。胡适回忆故人，轻描淡写中显露情意。他说梁启超擅长集句，其中他印象深刻的是“蝴蝶儿，晚春时，又是一般闲暇。梧桐树，三更雨，不知多少秋声”。

5月前

【如意安详】久而敬之/何国忠

胡颂平《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记1962年1月9日，胡适谈及自己身高，他5尺6寸，大儿子祖望比他矮两寸，二儿子思杜比他高两寸，堂房兄弟中，有人瘦长，有人矮胖。1959年5月23日，善于塑像的苗培成和阙明德拜访胡适，阙明德认为塑像的关键在于“把一个人的精神人格表现出来”，特征越多，越容易下手。他希望有机会替胡适塑像。胡适以“难塑”回应，因为他“没有怪像”。温源宁在《一知半解》中说胡适“天庭饱满”，有“一双坦率的大眼睛”，配着“能言善辩的两片灵活的嘴唇”，面色自然。他的面孔既不会让人联想到学者那种“大脑发达生活简朴”的刻板印象，也不像俗人那样“饮食丰美，生活放荡”。胡适中等身材，肢体匀称，反应灵敏，举止矫健，温源宁加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观察：“看上去，更像是由俗人变成的学者，而不是由学者变成的俗人。” “俗人”和“学者”的对照值得玩味。胡适性情随和，常带微笑，无论对象是小贩、司机、厨师、护士他都能自然攀谈，胡适能用平实、接地气的语言，将复杂的知识讲得浅白易懂。浅白不等于庸俗，言谈有味才是温源宁重点。温源宁曾是胡适同事，他说胡适在北京时，每逢星期天家门对外开放，他“来者不拒”，不论是大学生、共产主义者，商人抑或普通市民，只要有人开口，他都耐心倾听，从容叙谈。即使只是前来问候寒暄的客人，他也能“飨以零零碎碎的新闻或消息”，温源宁说来访者离去时，都会觉得“不虚此行”。胡适从不自认天分过人，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能在讲堂上从从容容，游刃有余，不过因为比他人用功。温源宁说，胡适“对万事万物，从壮阳剂的配制到佛教的抽象佛理，全都有所了解。”他译过短篇小说，编选过《词选》，写过哲学著作，又常发表长短不拘的佛教文章。胡适涉及的课题广泛，包括政治、社会问题、历史、进化论、版本校勘。无论话题为何，温源宁说胡适都能把场面弄得“轻松”，听者不会觉得他“卖弄学问”。一笔一画见人格这种能力，来自他对人与人互动细节的长期体察与训练。《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1961年1月11日记载，胡适评沈刚伯当天演说，指出听众未必听懂“灭十族”，应该改成“灭三族还不够，要灭九族。灭九族还不够，要灭他十族”，层层推进，听众自然明白惩罚的严重性。社会是一体的，沟通格外重要，写作与言谈并非只关乎个人表达，更必须顾及读者与群众的理解与反应。1960年4月25日他说自己反复修改文章，是因为“为读者着想”。他说“我自己懂了，读者是不是和我一样的明白？我要读者跟我的思虑走，所以我写文章是很吃力的。”这是一种训练，他坦言许多人写文章，只顾自己意思，他则“处处为读者着想”。处处为人着想的态度，既是认知，也是习惯。1959年5月16日，台大侨生海洋诗社6位代表携《海洋诗刊》拜访胡适，谈起作诗方法，胡适直言，若诗不打算给别人看，“做好了就烧了，那就随便怎么做都可以”，若要给人看，“一定要叫别人看得懂才对。”他批评抽象派或印象派诗作，只顾自我表达，不管读者是否理解，无异于自欺欺人。“我胡适之看不懂，那么给谁看得懂？”他说文学作品“第一要明白清楚，第二要有力量，第三要美。”不明白清楚，便没有力量，也谈不上美。同样的理念，也体现在他对写字的态度上。胡适写字一笔一画，一丝不苟。不管是给别人题字留墨宝，还是一封简短的书信，胡适写字的态度和笔画始终如一。《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多处看到他对端正书写的要求。在他看来，一个人字写得是否规矩，往往反映其做事、为人的责任感，他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写字不可潦草。1961年9月20日，他对胡颂平直言：“写字叫人认不得，是一件不道德的事。” 处处为人着想就是对他人的尊重，1959年3月20日，说他给浦薛凤的侄子题写结婚贺轴：“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语出《论语·公冶长篇》，晏平仲即晏婴，孔子称赞他和人交往，有良善方法。懂得尊重对方，交往时间愈久，对方也更尊重晏婴。胡适解释，他选用这句话作为贺词，是因为“‘久而敬之”，也可以作为夫妇相处的格言。唯有真正尊重对方的人格，婚姻与人生，“才有永久的幸福”。

5月前

【如意安详】你的记录有用的/何国忠

胡适接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后，沿用前任院长朱家骅秘书胡颂平。在〈我当了四年的学徒〉中，胡颂平说“我这一生中最幸运最愉快的事，就是到了五十多岁还有重进师门再受教育的机会。” 胡颂平出生于1904年，小胡适13岁。胡适任中国公学校长时，他是社会科学院学生，暑期班选修胡适的“中国近三百年来的几个思想家”，又旁听“文化史”。他在《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后记中说他到胡适家两次，1930年11月胡适离开中国公学搬回北京，二人十多年没见。毕业后他跟随朱家骅。1946年7月胡适任北京大学校长，朱家骅是教育部长，胡适到南京教育部办事，他都抽空拜访老师，“偶有一些琐事，也交给我去办。这是我为他服务的开始。”胡颂平说。在中央研究院工作，需要介绍时，胡适说他是“从前的学生”，对外国客人，称他为My Secretary。胡颂平认为“秘书”或“助手”都不适合。在胡适面前，他只“是一个小学生，只配当一名学徒。” 《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后记提1959年12月30日下午，胡适见他写日记，内容竟然是记录自己言行，他说胡适在马相伯90岁生日时讲话启发他动笔，并说可能有错记，整理后会给胡适过目。胡适诧异，回应说以后说话会留意些，随之又觉得应该平淡视之：“不要给我看。将来我死了之后，你的记录有用的。” 若认为阅读可以让中年或老年的生活或脾气变得更好，不妨找《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一读。胡适是很多人心目中完美知识分子的标杆，胡颂平看他绝对如此。胡适年轻时在学术方法上的自我提升，在知识上的努力和尽责，让他成为五四时期代表性人物。他在道德人格上的自我砥砺更是感动胡颂平。忠恕两字走天下 1959年6月1日胡颂平说他读《论语》，在胡适身上“得到了印证”。胡适听后一愣，最后说他也可能是因为“多读《论语》的影响”。1962年1月24日胡颂平重复同一句话，但是阐述更加具体，他说胡适“处事接物都是从忠恕两字出发的，那么爱护人家，宽恕人家，处处替人家设想。” 胡适并不认为在道德修养他达到胡颂平所说的水平。1960年12月22日他和胡颂平聊起气度与忧虑时，提自己弱点，“如果没有忧虑，我不会有心脏病，也不会有十二指肠溃疡的毛病了。”他提起1938年接任驻美大使不久，汉口沦陷，他心脏病发作，1940年广州沦陷时，他摆脱不了忧虑，心脏病再发，他说一生气度不足，因为“不能做到完全没有忧虑的地步”。不经意间流露出来的言行，才是真实性格的反应。胡适对下属不发脾气，也不板起面孔。《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出现几回“品人”话题，1960年11月11日，他说王国维“样子真难看，不修边幅，还有小辫子，又不大会说话，所以很少出门。”1961年1月26日再提王国维，说他绝顶聪明，“光读他的诗和词，以为他是个风流才子，他的人却很丑，小辫子，样子真难看”。他说影响王国维一生的罗振玉就不同，“身材高大，人又漂亮，又会说话，说起话来又有风采，真漂亮。” 1961年4月29日提被共产党清算文人，他说冯友兰一向精打细算，他在北平置房地产，“1950年在檀香山买了三个很大的冰箱带回去，冰箱里都装满东西，带到大陆去做买卖，预备大赚一笔的。他平日留起长胡子，也是舍不得花剃胡子的钱。” 如果不是胡颂平记录，这类相对“不厚道”的内容不会公开，私下“说三道四”只是偶尔为之，胡颂平觉得掌故有趣，不至于影响胡适德高望重地位。胡适见闻广阔，胡颂平完整观察和记录他晚年一言一语，小至文字训诂、诗词探索，大至民主自由议题、国际局势，胡适旁征博引，娓娓道来。胡适爱聊天，言谈中常会让人联想他离开中国大陆后的寂寞和伤感，但是掩不住的亲切和智慧，却让有机会接近他的后辈，感受到人间的厚度和温度。他晚年谈朋友多，贬论敌少，书中提人和事，三言两语，韵味十足，这是引导我们步入历史的另一种叙述方法， “若江海之浸，膏泽之润，涣然冰释，怡然理顺。然后为得也。”这段话出自西晋杜预〈春秋左氏传序〉。读书像江海浸润，膏泽滋养，使人心中疑惑消散，如冰雪融化，思路随之顺畅安然。如此，才是有所领悟、有所收获。胡颂平在《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后记中说收集胡适片言只语，于他是“江海之浸，膏泽之润”之得，“但愿一班尊敬胡先生而不得及见的年轻朋友分享我的感受。”他说。

5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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