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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

(淡边28日讯)书香润校园,温情暖人心! 淡边中华公学校友会日前在母校“拿督斯里颜初致乐学书苑”举行赠书仪式,慷慨捐赠总值1万令吉的各类书籍予母校,以实际行动支持华文教育发展,丰富学校图书馆的收藏,并积极推动校园阅读文化,为学弟学妹营造更优质的学习环。 此次捐赠涵盖多元类别书籍,内容丰富,兼具知识性与启发性,旨在协助学生拓展视野、提升思维能力,并培养良好的阅读习惯,让书香文化在校园持续蔓延。 校友会主席张友汉在移交仪式上说,希望校方能够善用是批书籍,引导学生通过广泛阅读,去提升华文、国文及英文三语水平,并在汲取现代知识的同时,进一步加深对中华文化的认识与理解。 “阅读不仅能够增长知识,更能启迪思想,而校友会此次捐赠,正是希望为学弟学妹的成长尽一份绵力,借此激发学生对阅读的兴趣,培养终身学习的良好习惯。” 他强调,母校一路走来的辉煌成就,离不开历届校友长期以来的支持与付出,而校友们今日在社会上的成长与成就,同样源自母校昔日的悉心栽培与教育。 基于此,他呼吁更多年轻校友积极加入校友会大家庭,凝聚新生代力量,薪火相传,共同为母校未来的发展贡献力量。 淡边中华公学校长黄敬耀则对校友会的善举,表达了由衷的感激。有关赠书不仅是物质上大力支持的象征,更承载着一份深厚的情谊与责任的传承。 “校友的关怀与回馈,是学校最珍贵的财富。这份大爱不仅丰富了学校的教育资源,更将激励全体学生加倍珍惜学习机会,发奋图强,并以此勉励自己未来学成后回馈社会。” 他说,多年来淡边中华公学始终致力于营造良好的校园阅读氛围,而此次的慷慨捐赠,无疑为推动校园“书香文化”注入崭新动力。 他提到,校方也打铁趁热,积极推广阅读文化,配合阅读热潮,学校图书馆也在日前举办《海龟老师》导读分享会,引领着四年级学生,走进精彩有趣的阅读世界,进一步提升学生对阅读的兴趣与热爱。 他补充,对校方而言,图书馆不仅是汲取知识的殿堂,更是培育学生健全品格的重要平台。为此,校方全体师生向校友会致以最诚挚的谢意与崇高的敬意,并期盼这份爱心能够薪火相传、书香长存。
2星期前
最近,在社交媒体上偶然看见许友彬老师推出了新书《七天人》,据说这是他的最后一本长篇小说。看了这个消息,我陷入沉默之中,许老师的一本本著作,曾经生动的人儿仿佛又在我心中的世界活了过来,他们鲜活的一生,他们曾哭过笑过爱过的一幕幕如幻灯片般在脑海里闪过。不知为何,心中总是有某种冲动和渴望,想和他说些什么,想和他们说些什么,以此表达我对于他们生活的参与,以及对于他们心路历程的同理心。后来,我得知在数天后KLCC即将举办的书展中,许老师会参与半个小时的签书会,我很高兴,我有很多很多话想说,我想写一封信,感谢许老师赋予了这些书中人生命,而这些生命充实了幼小的我的世界。我用了7天好好回顾这些小时候看过的小说,但最终,我什么都没有写,而签书会中摩肩接踵的人群更是阻止了我和许老师多说几句。 许老师的第一本长篇《七天》,也是我的第一本长篇,彼时我才7岁,字都没认全,三五句中总有两三个字不会读。起初,我遇到不明白的都问母亲,后来她扔了一本字典让我自己查。就这样,我慢慢读,慢慢查,用了接近半年才看完这本书。当时的我还未把书与现实完全割裂,于是总幻想自己如果和那一巴士的小孩一起跌入森林中,我会怎么做,我该怎么办。我能冷静地寻找出路吗?还是会无能狂哭?我想,我不会这样,我一定会冷静理智地分析情况,寻找一切可以走出森林的方法。当然,如果遇到老虎,我还是会有一点点害怕的,毕竟我没有会养老虎的爷爷奶奶…… 后来,我又看了很多许老师的小说,如《十月》《闪亮的时刻》《鹅卵石》《小黄鹂鸟》等等。这些书我是看了一遍又一遍,每遍都会有新的发现和领悟,看完后走不出来,遂回去重新看一遍。我甚至追了漫画,还看了在“Astro小太阳”平台播放的电视剧。我不知道许老师对于数字是有什么偏爱,以至于许多书名都有数字或年份的存在,7、10、55、90、2042、5103,这些数字中总像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拥有未知的神秘力量,又似是什么寓言,当然,这也有可能纯粹是许老师的写作偏好。我还是觉得,7这个数字对于他是有特别意义的,不然何至于首尾相连,都有“七天”字眼。 我最喜欢的著作是《不完全人类》系列。当时我9岁,已经能看懂大部分字了,能连贯地阅读、顺着故事情节进入书中的海洋。而这个系列,为我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因为这是我除童话故事外第一次接触到虚构的科幻世界。我的思维第一次开拓至世界的某个未知角落可能会存在的一些奇怪生命。这个系列触动了我某种隐秘的快感,我后来才知道,原来这种感觉也有一个流行的名字——爽,就好像自己有了一些秘密,一些隐藏的能力,而这是不为人知的。后来,进入网文时代我才知道这就是“马甲”。当时我常常幻想自己是故事里的主角,能行常人所不能行的。 特立独行被称怪物 小时候,我希望自己是风起,平时偷偷把翅膀藏进背包里,在晚上,我可以在无人的天上自由翱翔。长大后,方知风起的无奈和痛苦,在步入这与光同尘的社会中,特立独行的人被称之为“怪物”,会被唾弃、被排斥。于是如今的我,为自己立起城墙,成为了蛋猫,做一只沉默的老虎,有口却不能也不敢言,唯有默默用眼睛去审视世界,用心来判断善伪,只是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蛋猫的勇气,敢于在关键时刻亮出利爪,捍卫心中的正义。 渐渐长大后,我不再只停留在这些书里,我转过身,奔向更深、更广阔的阅读世界。但这些曾阅读过的故事与人物,仍沉在心里很深的地方,替我守着那份赤诚,不至于在这纷杂喧哗的时代里被裹挟。我开始写作,尝试向外表达自己的想法和观点,而这些年少时汲取的知识,于无意识中逐渐发酵,最终化为灵感的源泉,成为我源源不绝输出的底蕴。 如今,捧着这本签了名的《七天人》,我用了7天时间,终是艰难地把埋藏心底许久的话写了下来。倘若将来的某一天,我们不得不飞离温暖的港湾,去往很远很远的地方,也许在漫长岁月里,我们会看见许许多多的事情,遇到许多黑暗的、光明的、热血的、寒冷的经历,甚至遗忘一些当初深信不疑的东西。可无论飞得多高、多远,愿你我依然眷恋那片曾养育自己的大地。 倘若有一天你我成了七天人,希望这篇文章能备份下今日的那份初心。 ——写给许友彬老师,以及和我一样曾被故事照亮过的读者
1月前
作为一个自幼并不常读书的人,我与书真正结缘,乃至今日成了舞蹈藏书人的契机,确实始于学林书局。 那是一个菲林照片仍泛黄的年代。茨厂街的热闹不亚于金河星光大道,黑压富都车站的人群,是一班班的校服学子和奔波的离乡人。街口暗巷飘香的,是炸鱼条、椰浆饭、脆皮鸡饭和麦记。没有榴梿。每家食坊总能看到聚集的年轻身影。都市络绎的喧闹好比烟花的花火,充满未知与能量。路人的步伐快而不乱,足以让人捕捉话碴儿的尾巴。那时候的隆市还是“未来”的代词,空气也没那么冷清。城里的心跳温而缓。 我与一批身着粉灰搭配的制服生,总路经学林,穿梭Stamford College Regent School大厦。那也是个老字号没错。在电脑与资讯工程、商业与经济学当道的年代,执行秘书是个边缘科系,在职场社会里多半是个支撑别人的位置,却也是个刚需职业。好比不被看作生涯的舞蹈前途,舞蹈相关的书籍在书局里总是匿藏在易被略过的橱柜。我总在没人关注的时候才敢登门拜访。收藏舞书,或早已变相成未能成为全职舞者的替代念想,艺术藏品与课本并置的柜子里,平摆着挟持我的现实、野心和缺憾。没有隐瞒。兴趣在那时代眼里,多半还换不来一顿饭。 一踏入学林的玻璃门,右边第一个柜子中段往上摆的都是舞蹈、艺术类书籍。柜子与收银台对望,中间隔了一个书架或是一堆书。因此想看舞书的我,总得背着店长活动,或左移右挪给来客或结账的人腾出位子。不得安分的身子在狭窄的过道上,得垫脚、得屈膝、得侧身、得退让。如今回想,也许这就是店家给舞者留下的秘密锻炼之处。功夫不在书中,自在足下。 踏足学林那些年,我总带着忐忑之心谨慎游览舞蹈之书,眼光未曾敢迎向能力之外的学识。口袋里的钱,总是在填肚之食与尚未独立的梦想之间摆渡。谢老板总是折扣再折扣,才能给我盖个许久才能筹齐的章。他曾说过,也许城中不会再有比这里还多中文书的店铺了。那是个刚步入千禧年代的城与我。新招牌与新点子总是鲜艳不绝,未来像摆在展示柜里的华服,吸引所有人引颈翘望。百业待兴,任何信息都带着诱人的朝气。我对艺术舞蹈的初印象也是这样。也总纯粹地想把那浓郁的中华情结,夹在泛黄的书页之间,再小心供回书架上。 谢店长笃定如巨人 那时我以为,书页的尽头和整齐的精致,就是归属。 直到自己褪去了粉色制服,直到生活褪去了青涩,直到我把前程抵押给了舞蹈,身体在舞地上收获的归属感,才让我懂得如何脱离规范,将拼凑的人生步伐扎稳。直到现代舞进入我的世界观,直到论文导师在我的参考书单上划掉中文书,直到批判学教授抛问我“若不穿舞鞋、人不动身子,那还算不算是舞”,我才看懂原来情怀也可能只是构想而非必然。各种人生难题的解答原来不在书中,而是在喘息之间与彻痛之后,舞者之路始于崩裂。学林与舞蹈里的中华想像,开始有了不同的模样。 那些缺失在所有书中的过番舞步,逐渐成了待身体追逐的繁星。我如断了奶的初生牛犊,慢慢地在国土上挖舞、渴求一亩立足之地。不为了离开,而为了留下。直到Stamford College淡出人们口中的名校位置,直到Kota Raya被黑压压的陌生国人填满,直到如今吹起的中国风潮已不再讲究身韵与意蕴。时代终究换上了新皮肤,城市也换上了新声带。如学林毅然让道新潮,我也已然放下曾经供奉的想像,合上一扇并不意外也不遗憾的门。这时的国歌,已旋律轻快。 我们路过的何尝不是一个精彩的时代。我把那一段路,折进了书里。 记得去年为了响应书香守灯计划,我再次踏入那家既熟悉又陌生的学林。阔别十余年,物是人非。门还是那扇门,推门的手却已显胖而不复灵动。掌柜已换成了妹子,没变的倒是店里的格局、亲切的问候语,以及我的拮据。尽管兜里只有100大元,我却跨出了昔日的舞区,逛遍了文艺意识、诗歌总集、美学叩问、社会文化等从前不曾涉足的书架角落,将一整个华族的想像摆上了收银台。那一刻我已明白,书本不过是陪自己转变的过客,而我也同样不过是拥有某书的一名过客。纵然结账得使用信用卡而显尴尬,但能在不同书架前踏着秘密舞步却也让人倍感潇洒。我们还是我们,但我们已不是我们。谁说坚守阵地的人是陈腐?我们的心中已有万水千山。没有浮夸。即便学林的成长史中没有我,但我的成长史里却有学林。 今日与学林正式道别,也还得是买书。我的忐忑领我越过已变了样的街景、陌生的城市耳语,还有暗黑到不行的地下车库。走在那条早已不熟的路上,我始终明白变味的其实是自己。妹子依然对所有来者都给予温柔的问候,一句句“好久不见你了”“你不会在结业前过来了吗”,听着像寒暄,落心底的却是——你已拾及所爱,找到归处了吗。狭窄走道上往来的都是跨过世纪之人,我们像是彼此人生的过客,也是熟悉的陌生人。老伯一句“我其实也没什么能看书了,但我还是过来买点吧”,弥漫空气的是人性中最戳心的温情。赶紧地,我埋下头翻书,妹子别过头拭泪。我也是那一刻才知道,微笑原来最能掩饰泪水,每个人心里一定有个一碰就塌的地方。 好友曾问我这次打算买多少本,我望着自家书柜前已铺满地上的书群,铁起心倔强说尽量不买。话说出口时,其实就连自己都没信。陶醉了4个小时的学林舞动,最终让我咬紧牙关偷问室友,倾家荡产个500大元是否过分了。他却说:你买的反正不是书,是珍藏、是记忆、是人情。无所畏惧。我终究还是抱了一叠任性和期许,端上了学林“颁奖台”,像是想领一个迟来的章。 妹子二话不说,望着我随手带给他们打包搬运的空纸箱,温柔抛下一句“我给你优惠”。那句话说得很轻,却足以让我瞬间出神。柔软如我,竟也僵立原地许久。我仿佛一下子穿梭到20年前那个在夹缝中到处找不到合适位置的自己,而眼前依然是那位和蔼的谢店长,笃定如巨人,接住了初来这陌生城市时东西不分的我。不善言辞的我竟本能地以身道谢向这位世代店长鞠了个大躬,窘迫地把嘴里仅有的“加油”又说了一遍,退着离场。上车后我空拳暗击脑门,陷入了“早知如此年轻时就该好好念书才不会这样嘴笨口拙”的自责。没找到更好的方式谢幕,我苦笑自己的舞功。 最终伴着我归途的,是一箱子的满足、温情和层叠的平静。明白的人都明白,人生只剩眼前路,只要我们仍未结业。所以舞下去,即便再怎么磕巴或尴尬,这仍是身体最写实、最自然的姿态。
1月前
上个世纪50年代,金庸小说一开始连载即风靡社会,读者争相阅读。因此大概连载7天,就被猖獗的、抢在前头盗版自印的“爬头本”占了发行先机,这曾令作者相当苦恼。这股金庸热,来到90年代,仍然热情未退,横跨几代读者。当时,书局中必有几排架子,都是摆放着几套甚至几十套的《金庸作品集》。 那个武侠小说仍盛行的90年代,金庸俨然武林盟主,虽需面对翻版书,却已信心满怀,并说它也有推广之功。为了提倡出版的正当性,明河社在新马设立分社,经商务印书馆的经销,正式出版了一套36册的《金庸作品集》。这套书籍每册封面各异,选图为山水画,既有风流蕴藉的人物、也有笔墨疏朗的山水,让人尚未开卷阅读,已想像着高山流水下的金庸武林,意境深远,磊落情怀。 这套书籍,我们一般称为“明河社东南亚版金庸小说”,它前面没有彩页,但字体清晰,带有书衣,使用的是米黄色轻型纸。与这套东南亚版平行于市场的,有香港明河社版正版书,也有翻印自这个版本的翻版书。在八九十年代,读者最先接触的金庸小说多为翻版书,三十二开本,原本的彩页经过删减,印成黑白色,色泽暗淡;正版书则为二十五开,前面配有彩页。 正版翻版的较量下,不少读者都选择翻版书籍,因为它们随处可买,字体虽然较小,但纸张多为米白的纸张,握在手上较为厚实。反观正版的香港明河版,采用米黄色轻型纸印刷,放久容易起斑点,若没有前面的彩页,可说难以辨认哪个才是正版。在价格上,翻版书一本折扣后大概五、六令吉;正版书一般只能在大众书局看见,且是用玻璃纸紧紧包着,价格每本接近20令吉,且不能拆封,可望而不可及,让人因接触少而与之疏离。 东南亚版金庸小说定价为每册14令吉,与翻版书相比显得昂贵,与正版香港明河版相比,却因为少了前面的彩页而逊色不少。金庸在小说后记曾言,希望读者通过这些彩图,多了解中国文化,也曾明言可通过彩图更了解小说的内容。若无彩图,对不少读者来说,必然是一个遗憾。 稀缺让经典更贵 处于这种尴尬的位置,价格与翻版比较略显昂贵,与另一正版相比,虽然较为便宜,却因少了彩页,而成为拥护正版的读者的阻碍。因为市场经济的关系,它只印刷一次,便戛然而止。这套东南亚版,在当时的出版策略上,夹在中间,虽有特色,却失去广大读者的首选条件,输了当下。 没想到,过了三十多年的今天,杨晓斌的《纸醉金迷——金庸武侠大系》却大为推崇这套东南亚版。除了盛赞它装订精美,我觉得更主要的原因在于它的稀缺性。在市场上,由于只有一刷,产量不大,现在已不易购得。听一位金庸迷书友说,他经营二手书籍买卖,常往返新山、新加坡,得知这套书单本价格已涨至新币四五十元。这真是一个让人意外的结果。 当然,这套书籍现在能获书友青睐,确实得益于它的独到之处。它封面精美,颇具巧思;更为难得的是,它毕竟是在新马一带正规出版的金庸小说。购得此套书籍,摩挲其轻巧的页面,翻阅间传来淡淡的纸香,欣赏其寓意丰富的山水画,在旧书中得见岁月的流淌,已是一种难得的情怀。 东南亚版也许不是最好的金庸版本,但是凭借其独特的优点,它已在一些金庸读者心中,悄然占有一个位置,赢得时间。当下的成败得失,绝非永恒的判定。就如《碧血剑》中的袁承志,当下虽然无望匡正中原,却在南洋这块土地,开疆拓土,走出另一番天地,拥有自身的乐国。 我有幸购得此书,虽然尚未搜得全套,已是一种难得的想望,一丝理想的岁月留白,赢得了长流中的一泓清水。
2月前
(新山19日讯)配合4月23日世界书香日的到来,南方大学学院创校五十周年重点文化活动“南院出版品专柜”书籍义卖活动,进入最后一周倒数,并将于4月30日圆满落幕。校方呼吁社会大众把握关键时刻,以实际行动支持阅读风气与文化传承。 南方大学学院出版社主任、马华文学馆主任兼《蕉风》执行编辑许通元表示,本次义卖自去年3月15日启动以来,已在新山多家大众书局门市设立专柜,集中展售学术、文学与艺术类出版品,并获得本地作家、学者及文化界人士的热烈响应。 “2025年,恰逢南院创校50周年,同时马华文学重要刊物《蕉风》亦迎来创刊70周年。在教育与文学交汇的历史节点上,此次义卖被视为一项深具时代象征意义的文化行动,不仅推动全民阅读,也进一步凝聚社会对本土文化的关注与守护。” 他强调,每一本书都是思想与时代的结晶,每一次翻阅都是与文化的深度对话。公众在义卖中所购得的,不仅是知识载体,更是一段历史记忆与文化精神的延续。 所有义卖所得将全数回馈南院,用于扩充马华文学馆与图书馆馆藏、推动相关学术研究,并资助艺术与设计学院学生活动基金。 除了书籍义卖,该校亦同步推出限量版“南方人文珍藏书签”,并举办“南方文学之旅:南风群响”等系列文化活动,尝试让阅读走出书页、融入城市生活,营造更具温度的人文氛围。
2月前
如今社交媒体已是很多人生活的一部分,我也不例外。社交媒体见到的蠢人蠢事不少,尤其谈论公共议题之际,由于发言并无门槛,各式奇葩发言有时让我气恼无语。倘若还有兴致,我会留言:人笨凡事难——张爱玲《红玫瑰与白玫瑰》。 回响不一。有时没回音,有时获赞不少,甚至曾有人表示要学起来。猜想这与脉络有关,假使别人认为和我一起骂某人某事,大家都很开心。万一自觉被骂了,不妨略过我的留言,或能增进身心健康。 有些读者或许惊讶,《红玫瑰与白玫瑰》明明是爱情故事,怎会跑出“人笨凡事难”?有的,佟振保与弟弟笃保,无意间与红玫瑰娇蕊在公车重逢,娇蕊带孩子看牙医,胖了老了,可是安于日常生活,稳定平和,振保见了如此的娇蕊,突然无声地滔滔落泪。振保回到家看看妻子,觉得结婚8年的白玫瑰烟鹂“还是像什么事都没经过似的,空洞白净,永远如此”。烟鹂料理琐事笨手笨脚,振保丢下一句“人笨凡事难”,并接手包扎银瓶,明明弟弟笃保在一旁,也全然不顾烟鹂面子。“烟鹂脸上掠过她的婢妾的怨愤,随即又微笑,自己笑着,又看看笃保可笑了没有,怕他没听懂她丈夫说的笑话”,内心戏很多。这一小段的冷暴力,看得我触目惊心。 曾洋洋得意告诉家人,《红玫瑰与白玫瑰》相关讨论多如牛毛,但从人笨凡事难谈起的,大概就是我了。网络搜寻“人笨凡事难”,第一页便看到拙作,虽是芝麻小事,但仍让我有点自我感觉良好。 让经典走进日常生活 去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匈牙利作家卡勒斯纳霍凯.拉斯洛强调,文学的真正危险是“冷漠”,并非其他知名作家认为的科技,不阅读的人对文学才是危险的。阅读率下降是普世难题,各国均有不等的推广活动,但成效不一,先进国相对不太严重,或因原本阅读率高,还算容易救。而原本阅读低落的国度,推广阅读就十分艰困。通膨严重的年代,很多人为了衣食早已捉襟见肘,而日益高昂的书价,让书籍逐渐成为奢侈品,爱书人未必不想买书,可是总要面对现实。假使图书馆多,藏书又丰富,爱书人至少还能借书,减少经济落差导致的文化资本落差。可惜本地图书馆很少,且藏书未必让人满意。想在本地推广阅读,那就更难了。 经典并非存在于书房,而是日常生活。经由历代读者不断地诠释,使得经典作品焕发崭新生命,始终与当代读者对话,并成为某些指引。倘若文学常常出现在日常对话,不失为突破“冷漠”的一点点努力。 我册封自己为“人笨凡事难”推广大使,想到就留言。假使有人因而好奇,找来《红玫瑰与白玫瑰》一读,那就更好了。
2月前
有一阵子,我经常开车,生活几乎是在一段段车程中穿梭而过的。对于平日习惯看书的我来说,这无疑是一种煎熬——只要方向盘一握,我那双眼就必须专注于路面,不得不暂时中断这项我最熟悉的日常。 幸好,这个时代总有替代方案。不能用眼睛,就换耳朵——我于是开始听书,用手机连上车内的蓝牙音响,边开车边听。渐渐地,走路时我也听,洗衣、打扫,甚至睡前躺着,都能听。那段时间,书几乎成了我生活的背景音。 起初,我听得不急不缓,觉得节奏刚好;但后来逐渐上瘾,总想着再快一些——1.5倍、2倍、2.5倍……最后甚至开到3倍速。说是“听书”,其实更像是一场注意力的极限考验,有的句子还没完全听清,就已经被推着往前。我也知道这样并不理想,于是多半还是老老实实地停在2倍,不敢再贪心。 某天,我忽然冒出一个念头:既然3倍速容易漏听,那如果一边听、一边看呢?这样不就能互补不足了吗?说做就做,我打开电子书,戴上耳机,边听边看。结果没几分钟,我就停了下来——因为我发现,自己的阅读速度,竟然比3倍的语速还要快。 用心去看用心读 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阅读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件事。我们往往理所当然地阅读,却很少回头检视阅读本身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我能读得这么快?细想之下,我发现答案或许不只是“眼睛移动得快”这么简单。 有时候,我仿佛能直接抓住一整段话的意义,不必逐字拼凑。我并不是跳着看,而是在某个瞬间,整段文字自然地浮现于脑海。那种感觉,很像古人所说的“一目十行”——过去我总以为那只是夸饰,直到亲身体会,我才明白到:经过时间与训练,人的阅读真的能进化到这个程度。 阅读,是一种超能力。能够安静而专注地用眼睛理解语言,是极为私密,却又无比自由的事。它不受时地限制,也不依赖任何科技,只要一双眼睛与一颗心,就能与世界对话。 我想,不管科技再怎么发达,语音可以转文字,影片可以自动剪辑,甚至AI能生成整本小说,但那种“亲自阅读”的感悟,那份从脑袋直达心灵的节奏,是始终无法被复制的。 于是兜兜转转,我还是回到了最熟悉的样子——用眼睛去看,用心去读。 而阅读的样子,从来都不是单一或固定的。它可以慢,可以快,可以有声,也可以无声。但对我而言,它始终是一道温柔的光,无论形式如何转换,最终都会照回我们自身。
3月前
劳碌的小日子里,只要时间松开一点缝隙,我就会陷入沙发里。有时,端正地坐着看书、追剧;有时任性地横躺着刷手机;有时一开始背脊挺直地坐着,却在不知不觉间,肩膀缓缓滑落、腰背慢慢塌陷,整个人“越陷越深”。手中的书还停在那一行字;电视里的剧情自顾自地往前推进;手机屏幕也还亮着,而我早已沉入一场未曾预设,也不设防的睡意里。 沙发于我而言,从来不只是家具。它是我对“房子”或对“家”最初的向往。小时候,我们住在槟城一座政府组屋底楼租来的店屋。爸爸妈妈经营文具小店,前面是店面,后面是家。虽然文具店早在我出生不久后便结业,但我们还是住在店屋里,一直到我长大、离家工作。原本陈列文具、书籍与各类杂志的空间,后来摆上一张约莫一公尺长的神桌,供奉着各路神明。神像安坐其上,长年受香火缭绕,部分被烟熏得深沉发暗,留下斑驳的痕迹,更添几分庄严。 那就是我家的“客厅”。它和一般人家里的客厅截然不同,没有电视、没有沙发,是我们一家人走动、生活的日常空间,也是他人寄托信仰、寻求人生解答的所在。爸爸的朋友、邻居乃至“慕名而来”的外人会进来上香、求问。爸爸会用扑克牌替人算命,偶尔会有人起乩,爸爸就是乩童旁边那个“桌头”,两人个别握着Y型木棍的一边,在桌上“写字”,之后由爸爸“翻译神意”。那时候的我家客厅,更像一座小神坛,神与人之间,悬着某种神秘的力量。 后来离开家乡到吉隆坡工作,15年间,辗转搬了三次家。说来也巧,三个落脚处都没有电视,也没有沙发。那里确实是我日复一日忙于工作后,可以歇息、依靠的地方,但始终少了可以久留的安定。过渡的空间更像宿舍,得以安身,却难以真正安心。 也许正因为如此,当我终于拥有自己的房子时,我对其他家具的要求反而出奇地简单。电视柜、书橱、衣柜、餐桌、梳妆台、窗帘等等,主要符合审美,实用即可。风格、尺寸、预算,全交由先生自行斟酌决定。唯独沙发,我无法“放手”。 沙发是日常缓冲 先生对我的心思再清楚不过,于是我们走访了无数间家具店,试坐过无数的沙发。首先,设计和颜色是否合乎眼缘,能否和家里的色系相互映衬,接下来是材质与触感。指尖负责触碰布料或皮革,分辨材质的纹理和温度;身体负责试探软硬和深浅,确认身体落下的那一刻,是否贴合。最重要的是,感觉对不对。 那种感觉实在难以言喻,极其主观,近乎一种身体的认同。若非要形容,大概是一坐下去,身体的舒适与材质的柔软在不经意间相遇,像彼此懂得对方般自然相依。一方安心地把重量交出去,一方温柔从容地承接,然后共同做一场短暂而安稳的午梦。 入住新房子将近4年,我家那张蓝色布沙发,已经褪去初时那抹明净的蓝,变得浅而暗,但它依然和客厅融合得很自然,让我几乎忘了自己曾对沙发的执念。或许,它不仅仅是一张沙发,它承接并填补了我多年来对“家”的想像。 数天前,我从外头回来,稍后还得出门,没法倒在床上休息,沙发便成了暂时的归处。我横躺在沙发上,没有看书,也没有打开电视或滑手机,只是放松地瘫着。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沙发一直是我和日常之间的小缓冲,让疲惫的身躯有个可以停顿的位置。虽然短暂,却很真实。 生活有很多面,其中最享受的一面,往往就是在沙发上度过的那些小时光。周末午后,窝在沙发的一角阅读,窗外的时光静静流淌,外界的喧嚣与我无关。下雨天,裹着软软的毛毯,卷在沙发上追剧,舒服得不想起来。还有那些平常的夜晚,灯光柔和,屋子安静的时刻,躺在沙发上感受到的温暖和放松,像是给自己最贴心的拥抱一样。 小时候家里没有沙发,漂泊的日子里也没有。如今,躺在自家客厅的沙发上,心里很清楚,这里不是宿舍,不是临时落脚的地方,而是可以卸下铠甲,安放自己的归所。
3月前
3月前
年终容易被“做成了什么”及“留下些什么”之类的问题缠上。《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1959年3月10日条记载,胡适对胡颂平说,他原打算从阳历元旦起写年谱,到阴历除夕完成,终究未能实行。胡适应酬不断,计划未竟,不意味岁月虚掷。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人生偶有不足,他坦然视之。 我们习惯按阳历年来安排生活节奏,一年终了,回顾得失,顺势对未来有所期许。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在阳历年与农历年之间,保留宽缓时间感。阳历元旦说“新年快乐”,农历新年亦复如此,不像中国,元旦与春节泾渭分明。阳历年总结时若仍留遗憾,尚有农历年作为缓冲,让人再作整理与期待。 从前阳历年将尽时,常会收到新日历,准备迎新送旧。事务缠身的人,还会为自己准备新记事本,将重要约会和会议预先记下,以免临时疏漏。 有写日记习惯的人,对时间流逝尤为敏感,更换新本子时,即是岁月轮替讯号。唐德刚在《胡适杂忆》指出,胡适持续一生、不曾忘记记录自己,完整保存生活轨迹。他初到胡适纽约寓所,见到胡适日记簿,大吃一惊。 胡适日记是准备留给后人看的,他“所用的清一色的红封皮日记簿,也是当时美国出版最名贵的一种”。唐德刚自嘲是“胡迷”,受老师影响,从此“做了该日记印刷公司的长期顾客。”他回忆胡适时补上一笔:“自己的书架上居然堆满了二十七本同样名贵的日记本子。” 文人之中日记可读者不少,胡适是其一,可惜我没有写日记习惯,2008年至2013年属例外。那5年我在高教部事情密集,行程紧凑,出席的活动、宴会以及所见之人,我以极简方式写上,不涉感想,说是流水账亦无不可。 其余年份零星断续,近年几乎不留记录,但是日子并非空白,每月三篇专栏文字是岁月留下的其中痕迹,撰文心情我一清二楚。去年,我在阳历年至农历年前后筛选文章,两个月后出版《雨雪霏霏》和《隐山隐市》,今年我在同样时间选稿,准备出版散文集《多年无尘》。 文学是最后归宿 连续两年在阳历年至农历新年之间进行整理工作,与胡适当年拟定年谱计划心境多少相通。每一本书出版,都是为人生留下可供回望线索。根乎学问,本乎性情,与文字相处,从不令人疲惫。恍然之间,我仿佛又看见自己初入马大中文系时身影。 张爱玲在《红楼梦魇》自序中说,十来岁时,《红楼梦》和《金瓶梅》于她是一切泉源,尤其是《红楼梦》:“偶遇拂逆,事无大小,只要‘详’一会《红楼梦》就好了。”有书解忧,自是幸事。年轻时我能消遣时光的方式有限,书籍对我的意义同样重大。张爱玲的话,让我想起中学彷徨不定的日子。只不过如今已过仅靠几本书便可解忧的年纪,但读书依然必要,至少在面对纷扰时,能从书中领悟到许多深刻而超然的应对方式。 如何解忧是人生考验。心态若正,总能寻得出路,身旁亦不乏可资凭借的精神资源。不必慌张,一切都有从飘摇朝向稳定的可能。性格既已形成,不妨自我审视一番,依内在诉求继续前行。苏格拉底有一次与斐德若相约外出,行至雅典城外一处河湾,忽然赞叹美丽景致。斐德若惊讶他宛如异乡游客的表情,问道:“难道从未出过城?”苏格拉底回答:“确实如此,我是一个好学的人,田园草木不能教我什么,于我无益,真正让我学到东西的,是城邦里的人。” 与其说苏格拉底“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不如说他有专注的领域,看待问题有自己的切入点,人生从来就不是数学题,不是只有一个标准答案。 读大半辈子书,文学还是最好归宿。学问之大,我只占一隅,纵然范围有限,仍可在古今之间穿行。读书本来就环环相扣,书籍替我开辟一条有意义道路,悠悠岁月里,知识的吸收有时循序安排,有时随缘而至。兜兜转转,表面看似脉络分明,实则夹杂着几分难以言说的诡秘:所遇之人、所经之事,事先有谁能完全预测?谁又能笃定自己终将通向何处? “泛泛杨舟,载沉载浮。既见君子,我心则休。”这是《诗经·小雅·菁菁者莪》中句子,朱熹解释说:“载沉载浮,以比未见君子而心不定也。休者,休休然,言安定也”,唯有见到所期盼的人,内心方能安定。这里的“君子”,可释为国君、情人,亦可视为智者,端赖读者之需。 我独坐书房,游思于古人与今人之间。所谓“既见君子”,并非一定要遇见谁,生活中家人及朋友是我最实际依靠,而此刻我躺坐椅上,心中所念“君子”,却是隐藏在书本里,散发灵光的古今名士。
4月前
/ 文字,将一座旧城温柔收纳 / 飞机落地昆明,已过午夜两点钟。出关,领行李,换车,与旅行社签合同等一系列流程下来,我和女友拖到4点钟才入睡。虽然只休息了3个小时,我和女友还是特种兵般起早出行。4月天的空气干燥,微风轻拂,让人一身舒泰。 昆明是一个特别适合步行的城市。从文化巷到老街,正好都以书店为起点与终点。大象书店是整趟云南行的第一家书店,走上一小段从文化巷岔出来的小路方能抵达。店里卖的不是一般的淘宝货,而是网络以外,真实的中国出版市场。书店的楼梯间贴满文艺活动的海报,拼贴成一墙的时光马赛克。 短短一周的旅行,原想从书页抽离,不买书也不读书,不料却在老街的东方书店“破戒”。据闻林徽因、闻一多、汪曾祺等大家都曾造访这家百年老店。书店门口的立牌推销“汪曾祺版/钱穆版”下午茶,也昭告他们有“八不卖”——心灵鸡汤、厚黑谋略、发财宝典、算命卜卦等——皆无法在这家书店找到。低头走过于坚亲题的招牌,从左手边的书架上找到绿色木版画封面,有点复古却特别合眼缘的《昆明的雨》。 汪曾祺开篇即写翠湖,回忆西南联大时期最喜欢在那里“穷遛”:“一是不名一钱地遛,一是无穷无尽地遛。”读到这句话,刚刚与女友一路从文化巷,走过文林路,走过闻一多故居、走过翠湖的闲散瞬间被赋予了历史感的厚重。路上看到的道地美食如黄焖鸡、饵块、米线、菌锅因为名人效应,均想一试。 与十几年前的苏杭之旅不同,行前对云南这片土地一无所知。旅游指南太肤浅,历史论文太沉重,所以我才选了《昆明的雨》,通过这类温吞的文字,真正走入一座城。 / 徒步朝圣书托邦 / 所以,在旅行社安排的网红景点以外,我和女友开启了一座城,一间书店,一本书的文艺路线。 《昆明的雨》未读完,即动身前往大理。大理之行不甚愉快,“想你的风”吹得我与女友浑身鸡皮疙瘩,很多时候,我们都以为走进大型的网红摄影棚。景区都是背着“大炮”等着帮你拍美照的摄影师。亲临此地,才发现爆红的网络影像,原来大多经过滤镜矫饰,商家的推销口号无非“出片”、“爆款”,摄影成品远比旅行经验更为重要。 导游6点钟准时下班。我和女友重获自由,所以自行安排了下关行——从龙尾关走到兴盛大桥,再以托比亚书店作为终点。“托比亚”一词,大概化自乌托邦(Utopia),书店安安静静坐落在本地居民的生活场域。跨上两步台阶,门口欢迎读者的是女性主义书籍展区。我们大概花了一个小时选书,意外找到张贵兴、黎紫书等马华文学。 书店重点推销的地方特色书籍是外国人万哲生所著的《大理外传》。我稍嫌旅游日志的写法不过蜻蜓点水,所以最后买了陈春成的《夜晚的潜水艇》。走到柜台付账,老板与我闲聊几句——“你们怎么找到我们的?”“小红书。”“喔,好,好。”——这段怕生害羞的对话,让我在大理重新感受人的真实温度。从兴盛大桥走到书店路上的蛋饼摊老板,亦是如此,没有强行推销,只是聊聊天气,聊聊这座城市的近况。 古城深处的清净 托比亚书店是隐于野的“小隐”,而丽江古城的三联韬奋书店则是隐于市的“大隐”。这家书店没有显眼招牌(至少夜色中很难发现它),前端是一家普普通通的咖啡厅,纵深走入,咖啡厅尽头豁然开朗,是双层结构的书店,由透明走道相连。底楼卖书,二楼是图书馆,可借书,也售卖各类精致的文创商品。 可以感觉书店老板有意在这个热闹的古城开辟一座收容读书人的清净之地。店里无人打卡,与店外的扰攘形成强烈对比。抬头仰望,书店横梁垂挂几匹亚麻布,写着口号:“在别处娱乐,在此处阅读!”“阅读是一座随身携带的避难所——毛姆”。 常有人言,书店是一座城市的主体性表达空间。而在这间书店,要找到有关丽江的书籍并不难。俄国人顾彼得在上个世纪40年代写的《被遗忘的王国》在店里堆成一座小墙,是店家极力推荐的作品。 / 按图索骥 / 书签夹在《昆明的雨》,汪曾祺回忆西南联大的那一辑。特意打住的阅读进度,是为了参观西南联大旧址后才读。 回到没有游客,没有铜臭的大学,瞬间自惭形秽。青春气息眼前翻飞,而我身上都是社会人的油腻与市侩。西南联大旧址,如今已为云南师范大学,但这里的大学生们仍像汪曾祺所写的那样,泡茶聊学业,在这里“寻找潇洒”。 西南联大是二战时期的临时大学,由清华、北大、南开共组。大学生为了教育事业跋涉大江大河,浩浩荡荡迁校至云南,汪曾祺书中将之形容为“军旅生活”。在同一个空间,不同时间里回望,我才知道自己应该仰望些什么,追忆些什么。 一如我读着《被遗忘的王国》时,住的正是丽江古城的老屋,对上顾彼得笔下的“丽江房子都是两层的,盖有三方或四方边房,或者更多……中间是石板镶成的院子,有三条石头镶边的高出地面的花坛……屋顶用沉重的土瓦盖成,依照汉族的传统式样,角落处稍微朝上卷起。”  至于老屋外的古城景致,顾彼得是这样描述的:“沿街有一长排连绵不断的商店,有些向后弯,有些向前突,其他商店互相紧靠在路边,如同凝固了的布提克芭蕾舞起伏摇摆的舞姿。”书中形容的酒馆文化——清晨各路人士群聚聊天,晚上会有姑娘拉客参与篝火晚会——演化成今天水泄不通的酒吧街,似乎延续着某些历史记忆,让我心中对酒吧街原本的排斥,转化为一种理解。 《被遗忘的王国》介绍当地居民的特性与陋习时,常带有几许“地图炮”的意味——白苗人惧怕外人、四川移民白天种植晚上抢劫、纳西族夫妻不同睡、吕喜女人善于勾引男人——这种写法固化既定印象,然则那毕竟是一本上个世纪的旧书。有些书就只有在当地阅读才读得入心,书中少数民族形象,均以旅途遇到的大妈大叔代入,几十年过去了,他们的真实面貌早已并非如此。 / 群山深处,有一座避世天堂 / 拆开《消失的地平线》的透明包装纸,高铁高速驶离香格里拉的崇山峻岭,耳朵因为气压变化隐隐作痛。我恨不得快点回到春城昆明,香格里拉又冷又晒(在这里,两者并不冲突)又缺氧使我头疼了整整两天。 原想前往大草原的先锋书店,却因为路途遥远而作罢,转而在香格里拉古城的某家书店买到这本《消失的地平线》。店门口有只老狗看门,老板不甚亲切,问及哪个译本较好,只是冷冷回复:“都差不多。” 英国作家的这本小说,承载了西方人对东方的各种奇谲想像,于是香格里拉是云南四地中,最多洋人的地方。起初我怀疑将中甸易名为“香格里拉”的决策,又是一个挪用文学符号,以吸引游客的手段,直到我在车上读到“远远的,在目光极尽之处,隐隐呈现出层峦叠嶂的雪峰,被冰川点缀着银光闪闪,看上去仿佛在绵绵云层之上漂浮”、“群山连绵起伏,在遥远的地平线上微光闪烁如交错犬牙”等形容,便也开始相信这片土地真的就是希尔顿的香格里拉。 我就像小说里一直想回到“文明的地方”的马林森,无法像主人公康维那样“既来之则安之”,所以才会有高原反应。如果与我同行的是康维,他一定会这样对我说:战争,比这个极地更恶劣,这里是人间天堂。 云南买的这几本书,不巧都与“逃避战争”有关。 顾彼德形容云南一带是“重重大山隔离了外部世界的美丽地方”,不枉他从一开始就想要调来这个汉人不想来的“边远蒙昧之地”。无论是写实还是虚构文学,外国作家都对这里寄托了无限遐想——《消失的地平线》形容香格里拉的人不会老化,但是一旦离开这个山谷,就要瞬间苍老。顾彼得则分享他因为来到丽江,终得逃离西方的时间意识,逃离各种琐事,寄情山水所以十年如一日,有时间享受当下的美好。 高铁掠过这片山地,太阳在8点钟才收敛最后一丝光线。 想起旅途的第二天,司机炸着崔健,一路从大理爬升到丽江,转弯时所见的急流、山谷与流云,想起汪曾祺那代人踏破铁鞋的意志,也想起顾彼得随马帮一步一脚印翻山越岭的折腾。这条路是藏人的朝圣之途,也曾匪乱横行。公路与高铁加快了旅程,就像这趟原本不读书结果却读了最多书的云南之旅,匆匆一瞥,做不到深入却也在心中留下一个大致印象。如此,行旅目的也大致达成。
5月前
儿子尚未出生时,我曾许下一个心愿:我能给孩子的不多,但一定要培养他的阅读能力。我始终觉得,阅读是最能陪伴一生的礼物——无论境遇如何,有书在旁,心总能安定下来。 如今,儿子果然成了名副其实的“小书虫”。他常常手不释卷,爱书的程度甚至超过了我。他连吃正餐也想捧着书,被我和先生以消化不良为由制止了。后来我退一步,允许他在下午茶时间阅读。看着他边享受下午茶,边捧书半笑的神情,我觉得能这样沉浸在文字里,也是一种幸福。先生则打趣说,我似乎把他培养得有点“过头”了。 儿子的阅读涉猎极广,只要感兴趣就会去看,以中英文书籍为主。小时候,为了引起他的兴趣,除了经典的儿童文学,我也常常顺着他的喜好购买自然、动物、恐龙之类的科普书。如今,他阅读的领域越来越超越我熟悉的范围。近来因为迷上战役类的电子游戏,要求我帮他购买武器相关的书籍。他和爸爸讨论某国战斗机或航空母舰的性能时,那些术语落在我耳边形同外星语,完全插不上话。 随着他渐渐迈入少年时期,家中的儿童书籍已不能满足他。再加上,家里书柜因已被大量的儿童文学、读物“占领”,我也减少了购买儿童读物的频率。而他不知什么开始就悄悄地把手伸向了我的书柜——那个向来都是我“私人领域”的地方。 他先从蔡志忠的《国学漫画》看起,又转向东野圭吾的推理小说。我放在桌上的《世界尽头的咖啡馆》也被他一口气读完。我从中国带回来的作家赠书,如周其星的《我在海岛当老师》、慈琪的《外婆变成了麻猫》等,自己尚未阅读,就让他捷足先登。最近见他对二战兴趣浓厚,我随口推荐了斯蒂芬·茨威格的《昨日的世界》,本来以为可能对小六的他有点深奥,没想到他竟然读完了还说好看。 孩子带我看新世界 偶尔,他也会反过来推荐书给我,都是他从学校图书馆借回来的书,以儿童读物为主。最近,他兴致勃勃地提起汤汤的《来自鬼庄园的九九》,说虽与“鬼”有关,却一点也不骇人,故事情节精彩,还引发了他不少思考。听了他的推荐,我也去翻阅了这本书,果然不错。我尤其欣赏九九在一成不变的鬼庄园里,勇于打破规矩、尝试新可能的精神。 曾与一位推广阅读的学院讲师谈起孩子的阅读,她说自己终于尝到“反哺的甜”。孩子们小时候是她带他们走进故事,如今却成了引领她看世界的人。母子之间的对话,除了生活琐事,还能谈社会、哲学与生命——阅读在他们之间,织出一条更深的纽带。 如今,我的“小书友”已逐渐长大;阅读之于他,已不再是我给予的礼物,而已转化成他真正喜爱的事物。未来,他或许会带来一册册我未曾接触过的世界,让我大开眼界。我想,那将是我最期待的时刻。
5月前
偶然在社交媒体阅读社群见到一道问题,问是否读过某本知名小说,发问者还表示自己看不明白作者写的故事。几则留言充满善意和温暖,比如阅读是个人的事,不明白无须勉强,不必因作品名气逼自己读下去。另有人表示该书内容多为生活琐事,他也没完全看懂,没关系,跳过去等等。我也忍不住回应,看不懂、不喜欢,可能只是此时此刻与这本书无缘。日后或许二见钟情,或许依旧无缘。人与书也是讲究缘分的。 看不懂、不喜欢知名作品,也曾是我年少的困惑。中学时期同学喜爱畅销的《千江有水千江月》、《未央歌》之类,我读完不喜欢,当时说不清自己为何不喜欢,但无法共情有点孤独。想知道自己为何不爱大家喜欢的书,于是我把这两本书反复看了几次,甚至比喜欢这两本书的同学,更熟悉书中内容。不过熟悉归熟悉,我依然不喜欢。如今人到中年,回首前尘,我大致猜想同学向往的是书中纯真美善的人际互动,我不喜欢是因为那些美好看起来假假的。不过仅将感受放在心底,我未与同学争辩,昔日的不喜欢没碍着大家。 现在依然差不多。深受本地读者欢迎的台湾作家,我几乎都不喜欢。而我最喜欢的作家顾肇森,罕有人知。无所谓,各人阅读自己想读的书,彼此愉快即可。阅读不是竞赛,并非读了不起的经典,就比较高尚有见识之类。确实有人阅读许多经典后自视优越,瞧不起其他读者。既然道不同,不如敬而远之。 我的阅读经验,亦有谈不上喜欢但印象深刻的书,比如村上春树《挪威的森林》。总觉得书中人物只是还没自杀,全书笼罩死亡气氛,不太舒服。连不喜欢的读者如我,读了依然留存记忆,可见村上春树确实是了不起的大作家。 所谓经典,通常指的是历经时光淘选的杰作。然而经典未必适合每一个人,尤其很多经典创作年代距今久远,现代读者需要了解许多相关知识,方能深刻理解内容,一般读者没兴趣确实是人之常情。假使与经典有缘,读了很喜欢,很好。不过缺乏缘分也无所谓,世上好书太多,不妨多方寻觅适合自己的书。 读不懂书也很正常 不懂、不喜欢某书,倘若很在意,不妨将疑问带在身上,或许日后时间会告知答案,惟没答案亦不打紧,就是与该书缘浅而已。总之,不必急着批评自己笨或缺乏慧根,世间复杂辽阔,个人本就无法通晓知识、文艺全貌,不了解某些领域某些知识本为常态,不如坦然接受。至于曾经喜欢,多年后却不爱的作品、作家,又是另一回事,或许读者成长,或许时移事往心境大不相同,或许……总之只是不再需要曾经喜欢的作品、作家。此时无须否定作品、作家,以及过去喜欢他们的自己,反而该感谢那些作品、作家曾经的无声陪伴。 如今我认为触动心灵的书,便是个人的经典。经典确实有客观标准,然而亦有读者的主观选择,两者不妨并存。像是莎士比亚当然是重要经典,可是顾肇森陪伴我多年,他的作品便是我个人的经典。对我来说,顾肇森比莎士比亚重要多了。 书海浩瀚,静待读者探索,所以无须为了不懂、不喜欢的书耿耿于怀。相信自己感受,且不妨与其他读者分享所思所想,经由互动,更加认识自己。
6月前
今年我常因口腔溃疡受苦,也就是人们说的ulcer。这不算什么大病,偏要折磨人。年轻时,我最爱说话,巴不得一日里把满肚子的话都倒给别人听。偏偏一遇这毛病,连开口都成了折磨,痛得像被人扼住了嗓子。如今倒好,性子静了下来,话也少了,发作时反倒不觉有多碍事。只是想想,这“不碍事”,怕也不是什么修养,而是棱角早已磨平,凡事都习惯忍着。 起初,我把病根归咎于“发热气”。这在马新一带,是稀松平常的毛病。究竟怎么来的,我也说不准,只知碰了煎炸油腻之物便会遭殃。奇怪的是,在南部那片土地时,少有发作;到了北方,却如期而病。当时暗自嘀咕,或许是水土不服。这里的口味,相对那里重得多,对我这副身子,倒像是难以调和。 算算,今年平均每月发作一次。最厉害的有两回:一回在新年,口腔里冒出两点白痕,饭也咽不下去;一回在5月,舌头两侧也各开了口子,山珍海味在前,依然动不得筷。那时我想起《目连救母》的故事——目连的母亲入口便是火炭;莫非我也那般罪孽深重,所以被折腾得七荤八素? 去看过几回医生,吃药便好,却总不过两三周又复发。后来查些资料,大抵说是压力太大、免疫力失调。我想想自己:每日5点半起身,洗漱后读书一小时,下楼上班。放工便吃饭,翻翻闲书,10点半睡觉,天天如是。这算不算“夕惕若厉”?若真如此,倒也有些可笑。 然而我这样的人,偏好在书里找依据,似乎生活总要凭借些什么才安稳。于是学了网上的偏方:随手翻开眼前的书,第一句就是解答。果然翻到《论语》:“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这句话历朝历代的说法不少,有人说是修身次第的道理,有人说是安身立命的根柢,各有各的解析。我却偏偏只看重最后的“游于艺”。至于道也罢,德也罢,仁也罢,都顾不得。想到这里,我便跑到葛尼商场的某家书店,买了几本“读书人看不上的杂书”,心情舒坦了些,钱包却空了一截。病没好,反而添了个新窟窿。 溃疡里悟出的世道 后来又翻到《周易》:“水在火上。既济。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说得好听,是居安思危;说白了,就是提醒人,别等火烧上来才找水。我读到这里,忽然觉得,溃疡也正是如此——未发时潜伏着,一旦发作,便烧得彻底。若真要应对,怕也只能在“未济”之时下手为强。夫风生于地,起于青萍之末。于是我一见苗头,就急忙敷药,果然至今少有发作。 事后想想,这些举动实在滑稽,却也值得一记。如今这世道,少有人还会如此认真地替一个溃疡翻书,或拿小病当作劫数。可溃疡算什么?真正的病,大概还是日子,一点一点地把人磨钝,待回过神来,已不见血色——说穿了,不是什么长进,只是时世暗里操刀,把锐气削去,留下几枚钝角罢了。 难道这便是“大器晚成”么?一笑。
6月前
换书活动最有趣的地方,不只是遇见新书的惊喜,还常常在意料之外,勾起旧日的记忆。这一次,我在书堆里,忽然瞥见两本书,心头猛地一颤——它们看起来实在太眼熟了。 封面微微泛旧,书脊有几道折痕,连内页翘起的弧度,都让我生出一种“似曾相识”的错觉。它们明明只是普通的旧书,却让我想起当年借出去、却始终没能回到我书架上的那几本。 我愣在那里,手悬在半空,迟迟没有翻开。要真是它们,那岂不是绕了一大圈,又回到我眼前?但我随即想起,自己从不在书上留下记号,也没有落款或藏章。书一旦离开我的手,就彻底自由,去过谁的书架,经历过谁的日子,我根本无从得知。 于是,我只能在心里打转:它们,会不会就是我的旧书?抑或只是“长得相似”而已?理智告诉我,这种猜测没凭没据。可那股熟悉感,却像潮水般涌上来,让人无法轻易否认。  放手也是一种温柔 就在那一刻,我告诉自己:书的命运,其实和人的命运一样。所谓“拥有”,不过是暂时的保管。书被借走,有些会回来,有些不会;就像人与人的关系,有些能久伴左右,有些终将离散。强求不来,也无须追问,只能顺其自然。 更何况,连我自己都记不清当年借书的场景,想必借书的人也早已忘了。书没还,我也不好意思催,最后只能在心里轻叹一句:算了,缘分到了,自会重逢。或许借书人真的忘了,或许看完后收了多年,最后干脆一并捐出来了。 如今在换书会上遇见这两本“熟悉的陌生书”,不管它们是否真的是我的,我却仿佛重新拾起了一段旧时光。或许这才是换书的妙处吧。书在流转,人也在流转。我们谁都无法为一本书画上永久的界限。它曾经属于我,如今属于别人,将来还会被另一双手带走。它在一次次的传递中留下新的折痕与注解,就像时间在我们身上留下的印记。 最后,我还是没有把那两本书带走。不是不舍,而是明白:既然它们已经走过一段旅程,又何必急着把它们拉回?有些东西,一旦放出去,就要允许它继续自由。书也好,缘分也罢,都是如此。 走开的时候,我心里泛起一股淡淡的释然。曾经的遗憾,也许从另一个角度看,正是流转的美。我们无法永远拥有一本书,但在重逢的瞬间,能体会到一种“似曾相识”,也算是再续前缘了。
7月前
连续在【星云】版读到几篇关于榴梿的文章,不禁令我有所感触,因为吾师唐承庆先生曾经出版过一部专谈榴梿的论述。 专谈榴梿的书,的确不多见,尤其中文方面的,更如凤毛麟角。所以老师文本《榴梿诗话》出版之后,成为我争读之作。也属巧遇,我和文友们的合著《我们的歌》也在香港艺美同年面世。唐老师的《榴梿诗话》出版于1961年,也由香港艺美有限公司出版。 《榴梿诗话》薄薄的一本仅有63页,若要与今天动辄三四百页的著作权衡,真个天差地别,难以定调。但在当时,百页以内的作品不在少数,时代风气使然吧﹗ 唐老师崇尚“我手写我口”黄公度浅白易懂的五言诗,本身也善于五言诗创作,而且能够“出口成诗”。记得有一回,有位日本柔道武术家到学校推广柔道,说得天花乱坠,口沫横飞,什么一个妙龄懂得柔道少女足以轻易扳倒几个壮汉,柔道最适宜妙龄女子防身云云……。说得不只男生怦然心动,连女学生也痴迷入醉,忘记了唐老师还有一堂课。等到我们回到教室,见到黑板上留下一首五言诗。诗云: 弃文而就武,不知师心苦; 儒林传一序,明日再来补。 (当天正好教到〈儒林传序〉一文) 当年掌校的是广为人知虚怀致祥的陈致超校长,据悉陈校长与唐老师属旧识,招聘唐老师到校教授华文乃理所当然、顺应所需。记得开学当天,陈校长请唐老师上台演讲,只见唐老师神情淡定,炯炯有光的眼睛横扫一下台下的学子,开腔说: “我从繁荣而带点浮华风气的新加坡,来到这个宁静朴素的小镇江沙,心情也从激烈的跳动恢复了安详平和。从学生服装白衣黑裤和白衣黑裙看来,小地方也凡事黑白分明,毫不含糊﹗” 唐老师的演讲声音宏亮,内容也掷地有声,非常吸引台下的我们。 讲声落下,掌声立刻“啪啪”响起。我还记得,那掌声悠扬闲适,仿佛今天依然回荡在我心窝,袅袅不去! 那年我升读高二,刚好唐承庆导师成为高二班华文导师,让我于第一时间有机会受教于承庆师。我猜测,唐老师年龄莫约四十出头,国字脸,嘴唇边长着一颗黑痣,整个脸颊型态具备威慑力。 唐老师讲课,抓住课本从容不迫,缓缓演绎,从不翻书后的注释。可见唐老师的博学多才,学富五车,书中答案早已镂刻心扉。 唐老师的书斋,叫随斋。关于随斋,也有个故事,值得一提。 根据唐老师自己的说法,早年他壮志凌云、心怀大志,所以书斋取名“三立斋”。三立者︰立德、立言、立行也。可惜后来年纪渐长,感觉一事无成,所以把“三立斋”改为“三不立斋”。又过去几年,认为“三不立斋”仍然坠入“三立”的构想,念念不忘原意,随后又把“三不立斋”改为“随斋”。 看来唐老师费尽心思,将书斋一再改名,确是有一番人生沧桑的回忆与感受。唐老师原是台湾驻新加坡大使的特派秘书,后因联合国转向承认中国大陆,唐老师失却了秘书一职,唯有改任教职。所以被陈校长招聘到崇华母校,同时也促成了我们难得的师生缘。 随着唐老师来到崇华母校执教,他的大公子唐中也转学到崇华就读,所以我们成了同窗。崇华中学毕业后,我因经济关系无法深造,进入园丘当督工,一呆消耗尽是25个春秋岁月,山岚云海,一飘而过。 那次火锅成了最后一面 回忆唐老师,真是无尽的思念,一缕一篇,都是长长的缅怀。 再提唐老师的五言诗。他出入随意,出口皆文章,举手尽诗意,完全是黄公度的追寻者。 就因为随斋关系,唐老师又被称为“随斋诗人”。举个实例,就像他在教室等待我们太久而闷然而去,也会用五言诗表达,足见他在这方面的随意潇洒,唾手可得。 《榴梿诗话》原文,连载于60年代的《南方晚报》的〈晚园版副刊〉。《南方晚报》虽是当时唯一的一份晚报,销售却也极其有限。所以,当时读过《榴梿诗话》原文的人可能不多。可经营晚报的出版人在编排方面却毫不含糊。 也即是说,《晚报》的编排十分讲究,非常精美,唐老师连载的《榴梿诗话》自然更不例外,除了绘制一幅版头画,另外还加了一个框图,看去十分炫眼。可见编者对唐老师的作品另眼相看,更因为与品质有关。当时我有一位同学订阅晚报,我几乎每晚出入他的家,为的是不想错过唐老师在该报连载的《榴梿诗话》刊载。 《诗话》连载结束不久,香港艺美有限公司就出版了一本《榴梿诗话》,原来这本就是在《南方晚报·晚园》刊出的《榴梿诗话》,书市上架我就马上采购了,以免向隅。 唐老师的大公子唐中,崇华毕业后到台湾深造,我因家境拮据,独靠家母执胶刀维持,没萌发升学的梦想。所以高中后离校,就拿起割胶刀回到绿色树林里“切切切”割取胶乳液,讨取三餐温饱。不久获得机会,陟升为一名督工,有机会对胶工指指点点,纠正他们的错误。 回说唐老师的《榴梿诗话》。能够把有关榴梿的诗词搜索收录成书,的确不简单,而且也很耗时间;但是,唐老师实现了。可惜的是,唐老师只重视旧体诗,对有关榴梿的新诗,一概不录。新诗一不仄韵,二不讲对仗,三不讲音律,在唐老师的眼里,完全不被看待为诗的。 其实,这和多次与唐老师对话时,老师对新诗所持的态度,我心中就有了答案;唯我们师生的情缘,并未因此而疏远;对唐老师的谆谆教诲、意犹未尽,这令我始终难以忘怀。尤其是老师所著的《榴梿诗话》,展读回味时而有之,更觉得《诗话》对榴梿的陈述,非一般普通作者所能详尽。 自陈致超校长退休之后,唐老师也告别崇华母校,回返新加坡养老,我们的师生缘暂时告别。直到有一天,我不经意间想起“随斋”的往事,唐老师所著的《诗话》涌入脑际,就直接写了一篇回忆唐师的文章,在《南洋商报·商余》副刊发表。陈校长读到,把报章剪寄给唐老师,我和唐老师于是又恢复了联系。 感激陈校长的热忱,让我和唐老师用文字恢复了师生缘。原来唐老师退休之后回到新加坡,并没有停歇手中笔,以金礼生笔名写专栏,每天一篇千字,以针砭时弊为主的时事短论。后来还将这些论述收集出版,书名为《金礼生文集》和《金礼生二集》。 这期间,唐老师在新、台之间时有往返,因为唐中在台湾的清廉署任职。1980年我出席亚洲作家大会,唐老师刚巧也在台北,我们便相约在唐中家里吃火锅,想不到,那次竟然是我们最后的一次缘聚。因为不久唐老师的健康出现了问题,进了老人院。 继《榴梿诗话》之后,《金礼生文集》已成为唐老师的遗作。
7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