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完游神，才算过完年。”百余年来，柔佛古庙游神始终牵动着新山的节庆节奏：外地人因其人潮与气氛而震撼，本地人则在期待与疲惫之间年年赴约。看似不变的传统，其实不断被时代重塑，但不变的是，它始终让人群汇聚，也让城市在喧闹中确认自身的记忆与认同。
新山华人常说：“过完游神才算过完年”，而新年一年复一年，除了极少数的歹年头，新山柔佛古庙游神也是已存续过百年的新年传统；自过百年前开始，便有不少游人趁着古庙游神之期踏足新山，探亲访友，营神观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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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者对于游神的印象往往是冲击性的，1934年，《南洋商报》特约记者“永鸣”采访柔佛古庙游神，写到骤雨后突然放晴的夜游前夕，“……观众兴趣亦随锣声而紧张，争先恐后，一时间，人山人海，巷塞途满”；见到柔佛古庙游神“秉烛夜游之风光”，遂想起自己离开中国7年间未尝一见，如今异乡重逢游神景色，未免触景生情，游兴勃发，于是驰至热闹场中……”
诚然，无论古今，外地人来新山看游神，很容易先被人数规模给震撼，进而被气氛所感染，最终加入其中；如今这种十万人级别集体狂热的参与感，大概是当代柔佛古庙游神最常被描述的客观魅力所在。至于新山本地人，正如前述，则多了一重更深层、年复一年、习以为常的节日感，是一种既期待又怕累坏、不想塞车挤人，却又不甘错过的纠结与牵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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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百余年的兴衰淬炼，柔佛古庙游神早已凝聚成当今新山华人社会最受公认的地方传统，承载着精英与草根相互建构的地方叙事，复获国家承认，到目前的“Road to UNESCO”跨国联合申遗，这必然是一连串不断重新形塑游神的过程。
地方传统从来都是可以被重新定义的，例如最具代表的“摇神轿”，倘若时光倒退60年，在那个还得花钱雇人抬神轿的年代，摇神轿并非普遍，自然也不会像现在那么大角度摇晃，更缺乏人挤人又人挤神的临场感；2007年的《扎根》纪录片里，拍摄神轿进出柔佛古庙山门时，因神轿高度及人潮拥挤而产生的艰难与惊险，是游神最有看头的部分之一；但最近几年，由于护轿组长期磨合的经验，以及古庙内外人流管制的结果，进出山门的过程变得丝滑流畅。客观的看头没有了，只因主观的条件在改变。
对比槟城大旗鼓游行与新加坡妆艺大游行，柔佛古庙游神最大的不同点就是“神”，是三者之中唯一仍保有“Chingay”在19世纪作为马新华人庙会游行特征的一员。然而，“与神同行”并没有冲淡柔佛古庙游神的世俗性，这不仅仅是华人宗教的实用主义特色使然，而是古庙游神这项地方传统的社会性所造成，而在最近30年间，在政治权力与文化精英的夹缝中，实现由下至上的话语重塑，使它得以从地方传统成为开放系统，并确保灵活变通、可参与性和活力，成为“活态遗产”（Living Heritage）。
这读起来很学术，不妨用游神衣为例：柔佛古庙五帮游神衣在1990年代设计印制初衷是为了区分各帮会馆参与者，后来渐渐演变成广告平台，材质与设计也推陈出新，如今是柔佛古庙游神视觉观感一大特色；索要、购买、分送、收集及穿上游神衣去游神，则成为柔佛古庙游神的新传统。这并非全然是官方和知识分子有意为之的结果，反而更多是社会和市场由下而上的集体建构。
即便途径有所不同，但我想游神、妆艺、大旗鼓等等——这些“Chingay”在本质上都是开放的，因为只有开放，才能将市井百姓聚在一起，组织万人空巷街头游行。开放不一定意味着融合，合而不同也是一种开放。两国三地Chingay的演变各自不同，但目的都是聚合人心，在多元文化的社会中，不断变迁的历史里，形塑、调整与维系彼此的认同，为多元共处的地方注入活力与希望。
延伸阅读： 莫家浩／星愿妆艺 莫家浩／大张旗鼓 莫家浩／重塑Chingay 莫家浩／旧历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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