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家浩/大张旗鼓


新山、槟城及新加坡三地Chingay有各自起源,往早的说,皆可追溯至各自华人社群的庙会游神活动。其中以新山的Chingay,即柔佛古庙游神——至今仍保持当地华人社会的宗教属性,槟城与新加坡的Chingay则分别在1960及70年代,在各自政府的推动下,形塑特化成另一种能够包含社区及国家多元族群文化的街头游行展演。

马新两国以新山、槟城及新加坡三地Chingay为项目,一同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请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文件正式提交,已是今年3月的事。事前事后参加过好几次申遗工作坊或座谈会,资料和故事了解不少,却愁自己从未亲身体验过槟城版的Chingay——也就是今天被称作“大旗鼓龙狮游行”的年度盛事,心虚得很。于是下定决心,今年年底无论如何都要为了它去趟槟城;又那么巧申请到研究经费,于是从一个人的救赎改成一个团队的郊游,与香港、新加坡的学者老师一起体验2025年的槟州大旗鼓龙狮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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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山、槟城及新加坡三地Chingay有各自起源,往早的说,皆可追溯至各自华人社群的庙会游神活动。其中以新山的Chingay,即柔佛古庙游神——至今仍保持当地华人社会的宗教属性,槟城与新加坡的Chingay则分别在1960及70年代,在各自政府的推动下,形塑特化成另一种能够包含社区及国家多元族群文化的街头游行展演。简言之,三地Chingay虽各自表述,但又系出同源。目前可考史料,新加坡1840年代即有华人游神记录,槟城则是1860年代,新山则是1880年代。有趣的是,三地的游神活动,却又不约而同,都在18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齐齐开始在英语文献中被称作“Chingay”,当真是源自翻译学的亲上加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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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我看来,看Chingay看的正是各自表述,除了通过文献史料梳理观察代际差异,同时代的跨地域比较也可以是重要的窗口。即便是第一次看槟城Chingay,我也可以看出其与柔佛古庙游神的诸多不同。没有神轿这点自不用多提,既然是“大旗鼓龙狮游行”,大旗的数量是多得惊人,42组参加队伍里,有13组是大旗鼓,加上17组龙狮队,就大概占了整晚游行内容的七成多。同时,主办方在导览手册里用英文写道:“游行盛况亮点纷呈,包括令人叹为观止的妆艺大旗舞、龙狮献瑞、精彩武术及单轮车表演等。这场多元且迷人的文化展演(cultural showcase),定能让现场观众领略无穷魅力,沉醉其中。”

大旗鼓和龙狮队,再加上华人武术、单轮车表演、踩高跷、扇舞、集体舞,汇总起来后,更多多元文化的代表,或许还来自剩下的二成。游行领头的圣方济国中铜乐队的风笛(bagpipes)吹奏的音符令人瞬间闪回大英帝国风华,三轮车上的娘惹Kebaya佳丽又是一道海峡殖民地风景线;槟城Chingay传统剧目之一的墓碑兄墓碑嫂吵架,与受波斯影响、可能源自印度的槟城传统马来歌舞表演Boria,则是将喜剧的舞台搬到流动的街道上呈现;南印度的Mayilattam舞的孔雀羽毛在节奏中晃荡,由友族同胞组成的双溪槟榔大旗鼓队的大旗在空中飞腾,这些大概就构成了槟城Chingay的多元,如果还不够,游行压轴的花车上还有不停转悠的LRT模型和仿佛致敬疯狂麦斯的喷火牵引车,保证其现代性与后现代性。
此次来去匆匆,我未及看完游行便要赶飞机,然而印象最深的,除了槟城Chingay通过复古怀旧来实践多元文化的妙思外,我看到沿途围观的百姓——尽管新闻报道说只有2万人——那种纯粹就来是吃饱来看表演的松弛感,以及游行队伍来都来了、想娱人兼自娱的欢乐出演。我看到了一种市民文化的展现,也让我想起自己那段轻轻松松看游神的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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