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我很棒/鱼云（新山）

生平第一次露营，在天气最炎热的4月，日头毒得叫人窒息，还好我把自己包得密不透风才没有被晒伤，也免去了被蚊子强迫捐血的命运。

正当我觉得自己走运的时候，却收到先生的语音信息。我觉得很奇怪，因为他平时不传语音信息，我也听不清楚他说什么，便马上打电话过去。结果听到他说他（手术后一个星期）流了很多血，不能来接我回家，他现在要去急诊了。我听了马上把剩下的饭吃完、洗餐具放好，在几秒之内毅然决定请示负责人可否马上离营，然后召车赶往医院。

到了急诊部，护士说先生流了很多血，但还是自己开车来，情急之下把车停在医院的入口，她要我把车移走。我不会开车，但很快就想到可以请先生的哥哥来移车。因为有过陪伴母亲入院到病逝的经验，我知道家属在急诊室外等待是常态，马上坐下来开始一边安排哥哥来移车，一边向上司和露营活动负责人说明情况请假。我心里着急，但是我知道能救先生的也只有急诊室的医生和护士，我能做的只有把我可以安排的事安排好。

我知道在急症室的等候可能是无穷无尽的，好在这家新医院有液晶电视即时显示病人的就医状况，我看到先生在抢救室。这说明已经有人在帮助他了，那很好，至少不需要等候就诊。（亲身经历过在急症室等半天的惨况）状态栏那个“resuscitate”（抢救）看起来有点恐怖，我不禁更加担心，但我知道我就算在他身边也做不了什么，倒不如多发几则信息处理眼下的事。

好在十多分钟后我收到先生的信息。他能传信息就表示他意识清醒，可以打字，他说血已经止住了，要留院一晚。我马上联络保险经纪询问医药费可以怎样用保险报销、可以住怎样的病房。哥哥这时也到了，我试着跟护士沟通我们车子的情况，她们才破例带我进去急救房拿钥匙，看到先生能应对、没有流血、可以拿出钥匙，我也放心了。

丧亲后变得更沉稳

在哥哥把车子移开的时候，我回想刚刚发生的一切，非常惊讶平时容易焦虑的自己可以如此冷静地赶去医院、同时处理几件事。我想起6年前自己陪妈妈入院，在急症室外、在病房里那种担惊受怕，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而急得哭出来，甚至崩溃的感觉。我觉得如此镇定的自己既陌生（得有点可怕）又值得敬佩。我想起《谈悲伤·学善别》（香港赛马会善别关怀同盟出版）中提到美国心理学家理查·泰德斯基（Richard Tedeschi） 及劳伦斯·卡宏（Lawrence Calhoun）透过协助一群失去子女的父母，发现丧亲父母经历的心理挣扎，并看到他们丧亲后出现的一些正面影响，遂提出“创伤后成长”（ Posttraumatic growth）的概念。那个陌生的我或许属于创伤后成长中的“个人成长”（Personal Strength）例子——相信自己有能力面对问题及应对创伤，变更有智慧及成熟。

我不确定这算不算是变得更有智慧及成熟，但我知道那些陪家人、爱猫就医到过世的不愉快经验，已经在岁月和思考的沉淀下变成了我不想拥有、却被赋予的资源。我在丧亲后的这些年里看过、听过很多身心灵的资料，如陈永仪心理医生常常借鉴自己当救护人员时学到的：“Slow is fast（慢慢来最快）”、李崇建老师说可以选择从容地赶时间的故事等，都和我自己的经验糅合在一起。在类似的危机再次出现时，便自动塑造出了“冷静的我”握住方向盘，控制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