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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

2小时前
1天前
(怡保27日讯)获得Newswire基金会赞助救护车费用,“半载人”冯秀珍日前顺利前往槟城医院完成左肾尿路检查及输尿管支架置放手术,再次闯过人生难关,继续以乐观态度迎接人生。 由于冯秀珍是截瘫患者,早年已接受双侧髋关节离断手术,导致行动严重受限。医生评估后认为,她不适合乘坐公共交通或普通车辆往返医院,建议全程以救护车接送,以确保途中安全,并获得持续医疗照护。 尿路败血肾损伤 现年60岁的冯秀珍于今年6月因尿路败血症、急性肾损伤、代谢性酸中毒及双侧尿路阻塞送院治疗。经检查后,医生发现她左肾积水,并建议尽快接受左肾尿路检查及输尿管支架置放手术,以疏通阻塞的尿路,改善肾积水情况,惟有关手术仅能在槟城医院进行。 由于往返槟城医院的救护车费用不菲,于是她向Newswire基金会求助,并获得委员会同意及批准拨款1700令吉,全额赞助救护车接送费用。 “感谢Newswire基金会的协助,否则我不可能完成这项手术,十分感恩。” 冯秀珍于本月22日在侄女陪同下,从怡保乘坐救护车前往槟城医院,并于翌日接受手术,24日获准出院,昨日已平安返回怡保住家。 术后精神改善食欲正常 她今日受访表示,手术前容易感到疲累、浑身无力,术后精神明显改善,食欲也逐渐恢复正常。 她说,之前偶尔会接下椰浆饭订单,赚取微薄收入贴补家用,但医生叮嘱术后必须安心休养,待8月返回怡保苏丹后拜润医院(中央医院)复诊后,再视恢复情况而定。因此,目前除了准备每日一餐外,其余时间都不敢过度活动,以免影响康复进度。 Newswire基金会2年助筹2.4万 冯秀珍年轻时因健康因素被迫截肢,失去双脚,后来又饱受三高与肾病困扰。近年随着病情恶化,她已无法继续工作,每月基本生活及医疗开销约1600令吉。今年1月,在生活陷入困境下,她向Newswire基金会寻求援助。 经过审核后,Newswire基金会为她筹募2年,共2万4000令吉的援助款项,每月资助1000令吉,以协助购买所需的疗护用品。
2天前
1星期前
1星期前
(新加坡18日讯)32岁前空姐连续一个月剧烈头痛,检查后发现脑部有网球般大小的肿瘤,紧急动手术再经过放疗和化疗后,肿瘤缩小成乒乓球大小,病情已稳定。她希望借公开治疗过程,鼓励病友不要放弃。 曾在新航当过八年空姐的韩诗薇(32岁)日前在丈夫蔡康伟(41岁,房地产公司高级总监)的陪伴下,接受《新明日报》访问。 尽管身患罕见脑癌胶质母细胞瘤(Glioblastoma),但她精心打扮,化好妆容,语气也显得轻松平静。 韩诗薇透露,她去年中离开新航,到滨海湾金沙担任零售店员,11月左右突然出现剧烈头痛,伴随呕吐,持续近一个月,情绪也出现变化。 韩诗薇看了脑外科医生后,才发现脑部有一个网球大的肿瘤。 她说,由于头痛欲裂,只想把肿瘤取出。她决定做手术把部分肿瘤取出,随后再进行化疗与电疗。 去年12月13日,韩诗薇动了脑部手术。手术成功后,她在家里休养,同时接受放疗与化疗。 她说:“化疗很痛苦,还导致左膝盖剧烈疼痛。我的免疫力也下降,感冒了两三次,非常辛苦。” 韩诗薇透露,一开始出院回家后感到十分沮丧,甚至觉得生活没有意义。“以前我很喜欢出门,见朋友、去健身。手术后我什么都不能做,几乎每天以泪洗面。” 直到有一天在教会听到牧师讲述了另一名教友的故事,韩诗薇深受启发,决定乐观面对生活。 “我一向很爱美,注重形象,不愿意让其他人看到我憔悴的样子。丈夫甚至把车窗弄黑,让外面的人看不到我。后来我慢慢不怕了,也希望将自己的故事告诉大家,鼓励其他病友不要放弃。我们比自己想象中要坚强很多。” 蔡康伟指出,太太脑部的肿瘤如今已从“网球”缩小成“乒乓球”。“通过化疗和电疗,它已经不活跃了。由于无法完全移除,我们只能每几个月做一次扫描确认情况。” 他透露,自己最初从医生口中获悉太太患癌的消息时,一时也难以接受。 “当时我无法相信,太太那么年轻健康……我也感到愤怒、沮丧、难过、对生活失望。不过,最后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让太太好起来,以及让她快乐。”
2星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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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星期前
4星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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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前
1月前
1月前
生平第一次露营,在天气最炎热的4月,日头毒得叫人窒息,还好我把自己包得密不透风才没有被晒伤,也免去了被蚊子强迫捐血的命运。 正当我觉得自己走运的时候,却收到先生的语音信息。我觉得很奇怪,因为他平时不传语音信息,我也听不清楚他说什么,便马上打电话过去。结果听到他说他(手术后一个星期)流了很多血,不能来接我回家,他现在要去急诊了。我听了马上把剩下的饭吃完、洗餐具放好,在几秒之内毅然决定请示负责人可否马上离营,然后召车赶往医院。 到了急诊部,护士说先生流了很多血,但还是自己开车来,情急之下把车停在医院的入口,她要我把车移走。我不会开车,但很快就想到可以请先生的哥哥来移车。因为有过陪伴母亲入院到病逝的经验,我知道家属在急诊室外等待是常态,马上坐下来开始一边安排哥哥来移车,一边向上司和露营活动负责人说明情况请假。我心里着急,但是我知道能救先生的也只有急诊室的医生和护士,我能做的只有把我可以安排的事安排好。 我知道在急症室的等候可能是无穷无尽的,好在这家新医院有液晶电视即时显示病人的就医状况,我看到先生在抢救室。这说明已经有人在帮助他了,那很好,至少不需要等候就诊。(亲身经历过在急症室等半天的惨况)状态栏那个“resuscitate”(抢救)看起来有点恐怖,我不禁更加担心,但我知道我就算在他身边也做不了什么,倒不如多发几则信息处理眼下的事。 好在十多分钟后我收到先生的信息。他能传信息就表示他意识清醒,可以打字,他说血已经止住了,要留院一晚。我马上联络保险经纪询问医药费可以怎样用保险报销、可以住怎样的病房。哥哥这时也到了,我试着跟护士沟通我们车子的情况,她们才破例带我进去急救房拿钥匙,看到先生能应对、没有流血、可以拿出钥匙,我也放心了。 丧亲后变得更沉稳 在哥哥把车子移开的时候,我回想刚刚发生的一切,非常惊讶平时容易焦虑的自己可以如此冷静地赶去医院、同时处理几件事。我想起6年前自己陪妈妈入院,在急症室外、在病房里那种担惊受怕,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而急得哭出来,甚至崩溃的感觉。我觉得如此镇定的自己既陌生(得有点可怕)又值得敬佩。我想起《谈悲伤·学善别》(香港赛马会善别关怀同盟出版)中提到美国心理学家理查·泰德斯基(Richard Tedeschi) 及劳伦斯·卡宏(Lawrence Calhoun)透过协助一群失去子女的父母,发现丧亲父母经历的心理挣扎,并看到他们丧亲后出现的一些正面影响,遂提出“创伤后成长”( Posttraumatic growth)的概念。那个陌生的我或许属于创伤后成长中的“个人成长”(Personal Strength)例子——相信自己有能力面对问题及应对创伤,变更有智慧及成熟。 我不确定这算不算是变得更有智慧及成熟,但我知道那些陪家人、爱猫就医到过世的不愉快经验,已经在岁月和思考的沉淀下变成了我不想拥有、却被赋予的资源。我在丧亲后的这些年里看过、听过很多身心灵的资料,如陈永仪心理医生常常借鉴自己当救护人员时学到的:“Slow is fast(慢慢来最快)”、李崇建老师说可以选择从容地赶时间的故事等,都和我自己的经验糅合在一起。在类似的危机再次出现时,便自动塑造出了“冷静的我”握住方向盘,控制局面。 一开始,我很惊讶,因为我不知道自己在累了一天(白天走了一万两千步),还可以冷静地处理状况,然后一股苦涩的滋味慢慢把惊讶淹没。因为我很清楚,如果没有经历丧亲,我可能会很慌张又拼了命地想冲进抢救室救人;我宁愿没有那些丧亲的经验,但想到自己展现出的临危不乱,又好像尝到中药那甘甜的余味,有点欣喜。 我之前写过一篇〈哀伤笔记〉,叙述我失去爱猫后的哀伤,我想过要把现在这篇命名为〈哀伤笔记二〉。但我想它的本质不是哀伤,更多的是在经历哀伤多时后,我对于自己新能力的发现和肯定,因此它叫〈我想,我很棒〉。
2月前
2月前
咳嗽3个月了。 起初,以为吃点药就会好,希望它会识趣地离开。时间一天一天过去,症状却没有消失,反而让我越来越担忧——是不是身体零件出什么问题了?我决定去医院检查。 我挂了呼吸科的号,把希望寄托在专业上。医生说要做什么检查,我都点头同意。毕竟,我把希望全压在“专业”两个字上,因为不懂,所以只能全盘相信。 前后去了3次。最后,医生对我说了一句话:“Sorry, I’m unable to assist further as the issue does not appear to be related to your lungs, but rather your nose. I will refer you to an ENT Specialist.” 原来,问题不在肺,而在鼻子。 我被转到了耳鼻喉科。第一次看诊,医生开了药,我照单全收。依然相信。 药是吃完了,病情却没改善。 接着做了CT scan。报告出来那天,医生说:“鼻腔阻塞很严重。”因为我下星期要出差,她很负责地建议先检测细菌,确保用对药。但同时,她也坦白告诉我:“很大可能需要动手术。”她开始解释手术流程、风险、可能的并发症。那一刻,我的头很痛。心里更是不安——一种从心里涌上来、被命运推着走的窒息感。 相信但别全交出 我一边点头,一边想:真的已经严重到要开刀了吗?我不想动手术!我不是不信任这位医生。她认真、负责。但她的“负责”,是对疾病的负责,对医院的负责,还是对我的负责? 于是,我决定听第二个医生的意见。我找了一位耳鼻喉科的医生朋友。我庆幸做了这个决定。若不是,也许我现在还在头疼,还在担心能否出差,还在害怕各种可能发生的风险。 这件事之后,我开始思考一个问题:当我们不懂医学时,除了“相信医生”,我们还能做什么?答案原来一直都很简单——多问一句,多想一步,多一个确认。少了那个“再确认”,我们可能就要承担一个不必要的风险。 每一次走进医院,柜台几乎都会先问一句:“Self-pay or insurance?”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这句话好像变成了优先级。不是“你哪里不舒服”,不是“你挂哪个科”,而是——你用什么付款? 我当然理解医院需要盈利,医生的努力付出值得更好的回报。但在现实与理想之间,我想问:在追求效率与收益的同时,是否有时候,也悄悄偏离了最初选择这条路的初心?是否还会想起第一次穿上白大褂时,那种想要帮助别人的冲动。(备注:这不是对任何人的指责,只是一个普通人在经历病痛之后,心里的一点点感受与疑问) 我知道医生也是人,会累,会被体制牵着走。但我仍然相信,绝大多数医生决定走进这个行业时,心里是装着病人的。只是,当我们作为患者,把“相信”变成盲从,同时也交出了本该属于自己的那部分判断。 这次经历让我明白了:在相信专业的同时,也要为自己保留一份判断的空间。因为健康是自己的,决定也是! 谢谢那位愿意停下来、多问几句、站在我角度想的医生朋友。他在我最需要帮助之时,给了我一个更温和的选择。善良,从来就不是流程的一部分。但它是医学里,最不该丢失的那一部分。谢谢你,“良”医生。
2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