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诗奇／一场因“纪念碑”引发的学术战争（二）

于是，巫鸿的《Monumentality》重新定义了纪念碑，反思了西方艺术史学的传统，打破了西方汉学研究中国古代艺术的规范，同时对中国文化的连续进行了叙述。这正是《Monumentality》受到西方汉学家批评的主要原因。

学术“科索沃”

从事考古、古文字和古文献研究的北京大学教授李零，在一篇收录在《何枝可依》的文章〈学术科索沃〉中对这场“学术战争”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解读。李零列举了7篇《Monumentality》的书评，除了两篇给予巫鸿肯定的简短介绍，其他5篇都是尖锐的批评。其中，Robert Bagley“的批评不仅更能表达西方学者的典型看法，而且还被认为是‘毁灭性的批判’，态度之强烈和语气之挖苦，都可以说明这件事情的不同寻常。”于是，李零特意选择了Bagley的书评评论。

李零从学术的角度归纳了Bagley对巫鸿的批评：

1）《Monumentality》的对象涵盖新石器时代到六朝以前的艺术史的多种艺术形式，批评者认为“巫鸿野心太大，成功太小，理论虚构胜于知识推进”。

2）《Monumentality》的写作手法属于主题先行，有以论代史的倾向。“批评者认为，它所涉及的各种艺术形式（如陶器、玉器、铜器、石刻、建筑）本来都有较早的来源和较长的延续，往往是并行发展，并无前后继承的关系，作者说什么时候什么艺术形式有‘纪念性’，很多都是任意安排，或者至少很勉强。”

3）作者把纪念碑的概念放大，对西方语言有“亵渎”之感，从技术的角度讲，器物的加入“也有很多不便之处，牵强生硬的地方”。

4）李零认为这点最重要，“西方学者批评巫鸿的目标，更主要是集中在所谓‘解构永恒中国’，即打破我们习惯上爱说的中国文化的‘连续性’和‘统一性’。”突出中国文化的特殊性是“自外于西方学术界的沙文主义情愫。”另外，“时间上，巫鸿竟用晚期史料讲早期历史，不讲历史变化，这是犯规；空间上，巫鸿的‘中国’太模糊，外部不讲‘跨文化研究’，内部不讲‘地区多元性’，同样是犯规。”更为严重的是，巫鸿还用文献曲解考古，“比如他以晚周文献记载的‘九鼎’传说做早期（早到石器时代）‘纪念性’的象征，在西方人看来就是笑掉大牙的无知妄说。”

“抱了解之同情”的理解

李零接着参考上述批评，对《Monumentality》讲了他“抱了解之同情”的理解。首先，他认为在艺术史的研究上，纪念碑和“纪念碑性”是个值得研究的好题目。巫鸿把纪念碑性“从规模大小和时间长短中解放出来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也符合该书成书时，后现代理论颠覆许多西方固有概念和阅读习惯的时空背景。

其次，李零说明“艺术史的写法和一般历史的写法一样，大体也分两种：一种是细节描述法，略如绘画中的工笔；一种是主题描写法，略如绘画中的写意。”李零认为巫鸿的书两种写法都有，但倾向主题描写法。两种写法各有优劣，不能因为主题描写法有虚构的风险而认为细节描述法才是艺术史唯一的写法。

最后，李零承认中国的学术界还有很多不能令人满意的地方，但是西方学者对中国学术传统的批评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第一，李零认为西方学者“深恶痛绝的‘意识形态干扰’、‘民族情绪’作怪，实际上并不是来自中国的传统学术，而是拜近代化（或现代化）之赐，受西方的刺激、鼓舞和启发才产生。”它们是与西方学者标榜的“普遍价值”和“国际主义”情怀互为表里的东西。

第二，中西两方学术所受到的干扰都是落伍的政治挂帅，应该避免“执此一端，衡量一切”。李零认为，中国近年的学术反思主要还是被考古发现所推动，并不是对古史的迷信。

第三，李零认为，只要不带偏见，谁都不难发现中国的学术（对古书年代和体例的认识、考古文化）比以前进步了而不是退步了。“事实上，西方学者对中国学术的不满其实主要不在史实的了解，而在范式的不同”。李零列举了西方学术的许多规矩，如时间上要讲同期史料、地理上要对“中国”的概念解构，反对“大一统”、认为中国的传说和三代（夏商周）都是后人虚构的、中国的文献晚期有效，早期必须以考古学为准、考古不受文献约束等。李零认为这些“学术规则”都是大可商榷的东西。比如，“即使‘前帝国时期’的中国还远远没有后来那样的块头，但中国后来的‘大一统’也不是凭空就可以产生的”。

于是，李零感叹道：“他们指出，我们有偏见，他们也有偏见，彼此的偏见不一样（相映成趣），谁的偏见也不一定比谁少。我看，这才是比较客观的态度，也是比较开放的态度。”（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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