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诗奇／​一场因“纪念碑”引发的学术战争（一）

“一座有功能的纪念碑，不管它的形状和质地如何，总要承担保存记忆、构造历史的功能，总力图使某位人物、某个事件或某种制度不朽，总要巩固某种社会关系或某个共同体的纽带，总要成为界定某个政治活动或礼制行为的中心，总要实现生者与死者的交通，或是现在和未来的联系。”～～巫鸿

1995年，美国芝加哥大学美术史教授巫鸿（1945-）出版了《Monumentality in Early Chinese Art and Architecdture》一书，出版后即引发了一场持续至今的学术争论。相较于巫鸿上一本深获好评的得奖学术著作《The Wu Liang Shrine》，汉学领域中研究中国古代艺术史的重量级学者对这部著作贬大于褒，其中以普林斯顿大学中国古代艺术与考古学教授Robert Bagley所写长达35页的书评最为激烈。

30年后，今年11月由北京佳作书局主办的一场回顾他的学术写作的讲座中，已年届80的巫鸿提起这段往事，还是显得愤愤不平。而Bagley与王海城合著，耗时10年，在今年出版的《Art and Artistic Thinking in Ancient China》中，虽然没有直接针对巫鸿的著作做出评论，在字里行间还是把当年批评巫鸿著作的学术立场反复强调。他们的分歧有哪些呢？我们从巫鸿的著作开始探寻。

纪念碑的“普遍理论”

巫鸿在《Monumentality》中译版序文中提到写作本书的一个动力，来自于1989年他在哈佛大学所教一门名为“中国古代艺术与宗教”的课程。哈佛美术史系的大部分教授，研究领域是从古典到当代的西方美术史，少数几位教授负责美洲、亚洲和非洲艺术，巫鸿则是唯一研究中国美术史的。

根据巫鸿的说法，纪念碑（monument）一直是西方艺术史的核心：“从埃及的金字塔（图01）到希腊的雅典卫城，从罗马的万神殿到中世纪教堂，这些体积庞大，集建筑、雕塑和绘画于一身的宗教性和纪念性建构，最集中地反映出当时人们对视觉形式的追求和为此付出的代价。”在以西方为中心的学术环境中，巫鸿发现把纪念碑做为艺术史的研究核心是根深蒂固的传统，“对他们来说，一个博大辉煌的古代文明必然会创造出雄伟的纪念碑，因而对古代文明的理解也就必然会以人类的这种创造物为主轴。”

然而，巫鸿在教学上面对的最大挑战，是如何让学生理解“那些看起来并不那么令人震撼的中国古代玉器（图02）、铜器和蛋壳陶器，实际上有着堪与高耸入云的埃及金字塔相比拟的政治、宗教和美学意义。”这里就牵涉到对纪念碑的从新定义。巫鸿使用了“纪念碑性”（monumentality）这个概念来探索：“我并不喜欢这个生造的中文词，如果在国内学术环境直接写这本书的话，我大概也不会采取这样的字眼。但是如果放在‘比较’的语境中，这个概念却能够最直接、最迅速地引导读者反思古代艺术的本质，以及不同艺术传统间的共性和特性”。

巫鸿不试图寻求可以解释纪念碑性的“普遍理论”；他认为“应该在特定的文化和政治传统中来探索纪念碑的当地概念及表现形式。这些专案研究将拓宽我们有关纪念碑的知识，也会防止含有文化偏见的‘普遍性’理论模式的产生”。

九鼎传说（图03）

巫鸿引用《左传》中对公元前605年楚王挥师至东周都城洛阳附近，周天子委派大臣王孙满前去劳师，楚王张口就问“鼎之大小、轻重”一段记录来展开他的专案研究。根据巫鸿的解读，王孙满对楚王提问的回答揭示了中国文化中一种古老的纪念碑性，以及一个叫做“礼器”的宏大、完整的艺术传统（王孙满的回答请查阅《纪念碑性》导论第6页）。巫鸿梳理了这段文献显示青铜“九鼎”3个不同层次的意义。

“首先，作为一种集合性的纪念碑，九鼎的主要作用是纪念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政治事件——夏代的建立。”第二层意义是，这些礼器被铸造完成后成了政治权利的象征，除了拥有天命的象征，还成为可以被拥有的东西，进而引申出第三层含义，即“一个统治者拥有了九鼎，他理所当然地是天命的所有者。”楚王对九鼎的追问就是这方面的体现。

巫鸿进一步分析九鼎在拓宽纪念碑性方面的特点。除了符合纪念碑是“用耐久材料所制造出来的某种形式，它所带有的符号是为了在后来者的意识当中保留某一瞬间，并以期获得生命和永恒”，九鼎还有一些独特之处：使用宝贵的青铜制造、相较于宏伟的建筑强，体型较小可移动的青铜“重器”更调政治和精神上的重要、九鼎被认为是“有生命”可“不迁自行”的神物、可在祭祀中持续使用的实用器物、“最后，一般意义上的纪念碑总能够在公共场合中展现其宏伟壮丽，但九鼎却被密藏在黑暗之处。”

从宗庙到宫殿和墓葬建筑

巫鸿接着介绍了存放礼器的宗庙建筑和基于血缘的社会关系的礼仪活动。根据巫鸿的研究，宗庙在古文献中常被描述成“深邃”和“幽暗”。

“考古发掘的三代宗庙遗址使我们了解到宗庙是如何通过建筑形式体现其社会和政治价值的。高墙重门的宗庙形成了一个封闭的平面院落，把它和周围的世俗世界隔开。宗庙建筑的历史发展主要表现为中轴线的延申以及门、墙的复加，而不是向三维高度发展（图04）。”通过把这些神秘的礼器还原到“原境”（context）中加以讨论，即“通过审视一件艺术品的物质、礼制、宗教、思想和政治环境，我们能够更准确地确定它在某一特定社会中的地位、意义和功能。”

巫鸿考察了“纪念碑性”在中国历史上的演变，并以专案的形式对个别“原境”详细分析，如史前时代的玉器、青铜时代的礼器、战国时代的宫殿和汉代的墓葬等。

“我们发现了多种而不是孤立的中国古代的纪念碑概念，它们的不同理想突出了不同艺术传统的特性，它们的历史关系帮助我们发现古代中国艺术和建筑发展的主线。这条主线显现在艺术创作焦点从宗庙礼器到宫室墓葬建筑纪念碑性不断变幻的过程。在这一历史演变中，美术史研究中经常被分割开的艺术门类，如装饰艺术、图像艺术和建筑艺术，显示出它们的内在联系，并都从属于更大范围内艺术的发展变化。”（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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