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wswire
Newswire
Newswire 登入
Newsletter|Newswire Newsletter 联络我们|Newswire 联络我们 登广告|Newswire 登广告 关于我们|Newswire 关于我们 活动|Newswire 活动
快讯
Newswirer 登广告 互动区 |
下载APP
|

ADVERTISEMENT

ADVERTISEMENT

学术

2月前
2月前
4月中旬,我和太太赴美探望女儿。女儿住康涅狄格州一个叫沃特伯里的小镇,耶鲁大学所在的纽黑文离她住所40分钟车程。 纽黑文人口不过13万,大学与城市融为一体。街上行人多半是老师、学生,或者像我们这样的游客,古老街道散布着餐馆和咖啡店,空气里有一种宁和而安详的节奏。 我喜欢这样的大学城。喧闹场合让我却步,可以散步的市区,适合中年以后的心境。 女婿把车停在百老汇街,我们步行几十公尺,到一家印度餐厅吃午饭。餐厅不大,香料味浓,客人不少。饭后出来,往前一走,就是约克街,研究生学院赫然在前。余英时当年在耶鲁历史系执教,办公室在三楼。一条普通街道,因为留过余英时足迹,忽然有了重量。 陈弱水在〈回忆耶鲁岁月的余英时老师〉说余英时常在约克街一家餐厅吃简餐。有一次,在成功大学任教的张永堂到耶鲁历史系担任访问学人,三人在那里见面。让陈弱水印象最深刻的是,余英时说自己“每天都在想问题”。张永堂反问:“你是说每天都想问题吗?”重点在“每天”二字。余英时神色认真:“是每天。我没有一天不想问题的。” 我站在约克街想起这句话。每个人都在想问题,只是大多数人的思考零散。今天烦恼柴米油盐,明天担心工作与人际,有时也议论时局,但内容一说即忘,很难真正集中精神。余英时不同。他的问题意识极强,而且持续不断。“每天都在想问题”,久而久之,变成一种稳定状态。 年轻时我迷余英时。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末期,他的新书我一本不缺。耶鲁时期著作如《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陈寅恪晚年心境新证》等书,我从不在乎价钱。如今想来,那是我对学术最狂热的时期。 耶鲁10年,正是余英时创作力最旺盛时候。一个学者真正留下来的,不是头衔,不是名气,而是作品。我在耶鲁行走时,心中浮现一句古语:“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人与人之间不必太热闹 14度天气,稍凉,却不难受。春天似乎仍未真正降临,树叶未长。不过丝毫无损耶鲁的迷人,哥特式建筑沉稳厚重,墙面因年代久远略显暗色。阳光不灿烂,学生抱着书匆匆经过,也有人坐在草地聊天读书。校园很安静,却非死寂,而是一种有分寸的人间烟火。耶鲁的美,一点都不张扬。 后来我们走进图书馆与美术馆。图书馆半透明的大理石墙壁令人惊叹,其1500万册典籍更是标示文明长期累积的厚度。美术馆同样免费开放,馆藏丰富,游客不算少,却丝毫不显拥挤。人们轻声交谈,脚步放轻,进入这样的空间,我们会不自觉收敛声量。 资源非一天形成,而是几代人努力的结果。财富可以买到建筑,却买不到人文传统。真正的大学之所以动人,不仅因为名气,而是因为长期保存与延续难得的精神气质。 我在图书馆看到容闳铜像,拍了一张照片。可惜没能在美术馆看到张充和书法。到了耶鲁,又怎么可能不想到张充和呢? 张充和让人着迷。1949年她随德裔丈夫傅汉思赴美定居,傅汉思受聘于耶鲁东亚系后,她在耶鲁美术学院教授中国书法。她活到101岁,身上始终保留中国旧式文人的优雅气息。 孙康宜提到一段极有意思的往事。张充和花很多时间,把丈夫买来的旧裱盒改装成仿古墨匣,里面珍藏一块乾隆时期的墨。她一边展示,一边对了解她作品的余英时说:“你看,我多么玩物丧志。”余英时回答耐人寻味:“你即使不玩物,也没有志可丧啊。” 初听像调侃,细想却意味深长。所谓“没有志”,并非空虚,而是不再被功利驱赶。写字、唱曲、藏墨、读书,在旁人眼中似乎不算“成就”,却自有一种从容和淡定。能够自由进入书法与昆曲世界,本身便是难得境界。 “十分冷淡存知己,一曲微茫度此生。”这是张充和名句,我渐渐能够体会其中智慧。人与人之间不必太热闹,留几位知己已够。经历未必要轰轰烈烈,在微茫之中安静度日,未尝不是福气。 我在耶鲁闲逛三个多小时,十分满足。这不是打卡式旅游,而是一次与旧日阅读经验重逢的过程。读过的书,看似过去,其实并未消失。偶然到了书中人物停留之地,尘封记忆忽然从深处浮现,与眼前景物彼此重叠。 临走之前,我们在约克街一家小店喝咖啡。幽幽心情,缓缓时光,耶鲁半日,我为自己留下一篇游记。
2月前
2月前
5月前
5月前
5月前
1992年杨松年通过新加坡同安会馆举办“传统文化与社会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林水檺老师是杨老师好朋友,他无法出席,推荐我参加。李元瑾也是参与学者,她的论文题目是〈新加坡华文教育变迁下知识分子的保根心态〉,我的题目是〈多元文化下的彷徨:马来西亚华族知识分子的困境〉,我们有共同兴趣,都思考知识分子和社会之间的互动和挑战。 1974年她在南洋大学以《林文庆的思想:中西文化的汇流与矛盾》获硕士学位,1991年论文出版成书,中间间隔17年有原因。1975年起在华中初级学院任教,家事公事两忙,1982年她与辜美高、吕振端等发起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这个组织让她和学术界保持联系,让她维持写作意念。 王赓武为她的书作序时说硕士论文早该出版,但是她一拖再拖,因为资料尚可补充,内容尚可修订。林文庆微妙的思想随着此书的出版得到厘清,贡献终被确认。王赓武敬佩她的严谨态度,他有感而发,他说“羡慕她的学术成绩,她的书真能令林文庆在九泉底下含笑”。 “生命之舵可以转向”,1994年李元瑾辞职,到香港大学追随王赓武,再当学生。1997年她获博士学位,第二年她受聘南洋理工大学,她说“梦,真的不再是梦”。 如果她没有踏上学术路子,损失的肯定是华人社会。有了安逸环境,她的博士论文《东西文化的撞击与新华知识分子的三种回应:邱菽园、林文庆、宋旺相的比较研究》很快修订好,由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及八方文化企业公司于2001年出版。 此后她一边领导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及中华语言文化中心,一边撰写论文,内容离不开华人在多元族群背景中所做的努力和挣扎,她借用历史人物让我们目睹百年社会变迁。马新后来分家,但是彼此面对的仍然是同一套社会伦理与中西文化和宗教交错的问题,其中触及到海峡华人、华文教育、南洋大学、儒学运动、华族文化、身分认同之类的思考,是我们探索未来都可以参考的文字。 老校长终于有地 我摩挲五卷文集,出现更多的是感性画面。2002年5月我读《林文庆的思想》,情不自禁,在《南洋商报》发表小文章〈终识父语〉,她发电邮,珍惜我知道她研究林文庆苦心。2006年11月,我受她邀约,赴厦大出席“纪念林文庆创办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八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因为李元瑾,我也想深入了解林文庆,为这位曾经被遗忘的人物留下只言片语。 我在这个领域只是过客,不像她全心投入。她有一篇题为〈喜闻历史还公道〉的文章,提她在1995年发表〈为林文庆向历史讨公道〉后的经历。其文18000字,在〈联合早报〉分三期刊完。“林文庆之爱厦大,是恨不得把自己所有的都献给厦大”,李元瑾说。她建议厦大为林文庆“立碑建物”,她锲而不舍,往返厦大多次,2005年4月6日厦大为文庆亭举行揭牌仪式,3年后雕像在文庆亭边矗立,她说“老校长终于在厦大有了立足之地”。2012年林文庆在鼓浪屿的别墅装修完成,12月15日及16日,在朱崇实校长倡议下,“中国现代大学创校理念:纪念林文庆校长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别墅举行,李元瑾是厦大贵宾,恰巧我代表高教部将厦大马来西亚分校的批准书带到厦门,受邀在开幕礼讲话。我12月14日晚10时抵厦门机场,登机离开的时间为15日下午2时。此行匆匆,我没有机会和她说上话。 匆匆的例子少之又少。2013年3月李元瑾荣休餐聚,我专程到新加坡。人生很多情缘,有幸遇到,唯有感恩二字可以描述心情。如今她收集旧作,五卷文集见证她探索历史的现实意义。启良兄告诉我文集已在新加坡推介,我们二人都记得她的提携,他建议我在吉隆坡也办一场,我致电新纪元大学校长莫顺宗,他一口答应,推介礼在2025年冬至后一天举行。 “虫声冬思苦于秋,不解愁人闻亦愁。我是老翁听不畏,少年莫听白君头。”这是白居易的〈冬虫夜闻〉。冬至那天我应景抄诗,白居易说冬夜听到虫叫,凄苦不行,比秋日更甚,即使不懂愁绪的人听了也会心乱。我是老翁,听了没有关系,年轻人就不要听了,会让你变白头的。 发给李元瑾时,她正出席福建学研讨会,她问我是不是也有老翁心情,我答非所问,说想的是她厚厚文集。我们曾经年少,虫声不听也得听,由不得我们,也由不得老者劝说。那是大自然规律,我们成长,累积经历,重点是认真生活,积极专注,不虚此生才是我在意课题。这点李元瑾做到了。
7月前
7月前
8月前
8月前
9月前
胡颂平在《胡适晚年谈话录》记1960年3月15日傅安明到中央研究院,他说胡适在台湾“散布智慧的种子”。胡适早不计功名,说没这回事,傅安明尊敬胡适,以学生自居。胡适晚年仍然爱写“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赠人,傅安明说胡适还是大有作为,他到台湾以后,“此地的学术界才有一个最高的中心领导人物,此地的风气也转变了。” 政治界和知识界摆不开失去大陆阴影,胡适晚年愿意留在台湾,对渡海同伴有实质而深远的意义,中研院院长一职不仅是个人选择,对失意者也起安定与鼓舞作用。1952年11月19日,胡适第一次踏上国民党退守后的台湾,胡颂平在《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说接机者包括“蒋总统的代表蒋经国,以及教育学术各界的人士约千余人”,阵仗之盛,期待之深,胡适焉能不知。1954年2月18日胡适第二次抵台,“朝野友好到机场欢迎的,三百多人。”人数较前次少,但热情不减。1958年4月8日,为迎接胡适出任中研院院长,“陈副总统以下政府高级官员、教育学术界人士、先生的长公子祖望夫妇带同长孙复等共约五百多人”接机。 胡适1962年2月24日去世后一个月,台北学生书局出版《胡适之先生纪念集》,冯爱群编辑。我所藏是1973年版。书中收集港台各大报刊悼念胡适文章和新闻,每篇文章详注来源和发表日期。 “万人瞻仰遗容”是《中央日报》1962年3月2日的新闻标题,《联合报》说出殡时“约有五六万人拥塞道旁”。《胡适之先生纪念集》收录文稿分四编,即“生平”、“逝世前后”、“各界的评论”、“挽联诗文集萃”。 第二编“逝世前后”共收新闻13则,读后如临现场,胡适酒会晕过去后,医学院士魏火曜给他作人工呼吸,胡适吐了几口白沫,呼吸微弱。15分钟后,中研院大夫赶来,注下3针强心剂,没有反应。半小时后,台大医院医生抵达,用听诊器听胸口,看瞳孔,试脉搏,摇摇头说他走了。在场院士惊呆,然后出现啜泣声音。 报导都值得一读。中研院警员陆敬格对《联合报》记者说他工作完成,4年来胡适没有受过惊吓,二人相处日子他“觉得快乐”。他经常陪胡适在草坪上散步,胡适说“总有那么一天”,会带他回大陆,然后他泣不成声,说不下去了。 不让人难过的胡适 在大事中我们看到胡适的自重和忧思,小事中我们知晓胡适缺的永远不是境界。他从不吝啬将时间分给位子不高的人物。对长辈他恭敬有礼,对平辈他谦和儒雅,对后辈他宽厚慈祥。《联合报》记者从秘书口中得知胡适有一回泻肚子,医生说吃了不干净东西,胡适嘱咐秘书不可声张,“怕厨师听到消息心中难过”。他以德望服人,不以威望示人。他尊重每一个人,他“看任何人都和他本人在人格上没有区别”。 《新生报》提到司机泪流面颊,抱着胡适遗体嘶喊:“夫子,您就这样去了?”司机说胡适常和他聊天,他也来自安徽,胡适“看到有些山景,他就会谈起家乡的景致,看到台湾过年过节或者拜拜的情形,他就谈起家乡的风俗习惯来。”司机说胡适心细,他“从不让人有丝毫难过的地方”。胡适奇怪何以被称夫子,“孔子的弟子都喊孔子为夫子,我尊敬您,我要喊您夫子。”司机说。 晚年发病时胡适由护士徐秋皎看顾,她说他不听音乐,打开收音机,只听新闻。他爱看书,在医院里没有放弃阅读。“容忍比自由还重要”,去世前两周他赠她墨宝。他要她学会容忍,说对工作有好处,徐秋皎对《中央社》记者说:“我已把它挂在房里,作为我一生做人处事的座右铭。” 胡适说《西游记》的第八十一难原文写得寒伧。他改写故事,说唐僧取经路途中,许多冤魂寃鬼被他的3个弟子打死,旅途结束后他们都来报仇。唐僧发觉自己经历尚缺一难,于是承愿舍身,把肉一块一块割下。每吃一块肉,冤魂寃鬼可以增长1000岁。“我来舍身,使他们可以超生,可以报账”。中研院在祭言中说他们忘不了胡适爱讲的“割肉度群魔”故事。 要将事情做好,修养不可缺。胡适一生追求自由,但也说“若想别人容忍谅解我们的见解,我们必须先养成能够容忍谅解别人见解的度量”,利人利己的事应该多做。胡适为教育改革家亚伯拉罕.弗勒斯纳作传,弗勒斯纳说卡莱尔藏书图记上画有一支燃烧蜡烛,下有题字:“我燃烧才可以有用。”弗勒斯纳以此箴言行世。胡适爱极这句话,中研院全体同人在祭文中说他们永远记得。
9月前
2004年,我在吉隆坡中华独中任教时初次邂逅《爝火》。记得那年,我和几位同事前往董总参加一场文学讲座会,主讲人是已故的甄供先生,他当时是这本刊物的主编。在会上,每位与会者都获赠一本第12期的《爝火》。我随手翻阅,不知不觉被其中几篇文章深深吸引,最终把整本刊物读完。这些文字既充满了情感,又富有深刻的思想,让我深受震撼。 那时的我年轻而充满热情,除了教学工作,还保持着大学时代的写作习惯,对文学创作满怀憧憬。因此,面对这些凝聚了作者智慧与心血的篇章,我不仅是一个阅读者,更希望有朝一日能在《爝火》上发表自己的作品。 那年年底,我离开了独中,重返马来亚大学继续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的重担与学术写作的严谨要求使我渐渐疏远了文学创作,这团刚被点燃的火,也在随后的岁月里逐渐暗淡。学术研究虽带来了新的挑战与成就感,但与中文写作所激发的文学激情相比,始终缺少了些什么。然而,命运往往以出其不意的方式,让人再次与曾经的热爱不期而遇。 直到11年后的2015年,我和一众资深作家在喜来登海鲜酒家见面吃饭,其中一位是《爝火》的副主编金苗老师。得知我在马大教授中文后,他不断鼓励我把文章投给这本刊物。他的语气诚恳且充满期待,让我感受到这位文学前辈对华文文学的深切热爱。 回归文学世界中遨游 他告诉我,《爝火》一直致力于发掘新一代的写作者,而我作为中文专业的讲师,更应该承担起这份责任。我当时虽忙于教务和行政工作,但出于对他老人家的尊重,也出于内心深处那股对文学的眷恋,我便抽出时间为《爝火》写稿。记得第一篇发表于此刊上的文章题为〈卸妆后写给自己的心〉。 从那时起,我断断续续地把散文和诗作投给这本文学刊物,一直到现在,是的,这团火又重新燃起了。这不仅仅是对文学创作的重新拾起,更是一种身分的回归——回归到那个热爱以中文写作、渴望在文学世界中遨游的自己。 值得一提的是,每一期的《爝火》出版后,金苗老师一定会通知我去他家取,每次我都会带走两三大包。我会代他把这刊物赠送给马大东亚图书馆,并分派给我院中文专业各年级的本科生。据我所知,这些文学读物也会分赠给全国的独中和国民型中学。像金苗老师这样在暮年时依旧积极地传承华文文学爝火的人极为罕见,是的,他不仅仅是一本文学刊物的副主编,更是华文文学在本地得以延续和发展的重要推动者。 拜读《爝火》的诗作时,我留意到几乎所有的诗都含有超常搭配而成的词组,我因而萌生进行这方面研究的念头。起初,我只是单纯地对这些词语搭配感兴趣,认为它们具有独特的文学色彩。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我开始意识到,这不仅仅是一种诗歌的表达方式,更是华文文学创作中的一种语言现象,值得进一步探析。于是,我把这个想法告诉陈胜尧医生,他是《爝火》的作者,也是赞助人之一。跟陈医生详谈之后,他毫不犹豫地赞助我一笔可观的研究经费,使我得以无后顾之忧地探析这些诗作中的实词超常搭配。 在研究过程中,我从近25期的《爝火》中筛选了约400首诗歌,深入地分析其中的词语超常搭配。我发现,《爝火》的诗歌创作者往往倾向于打破传统语言常规,创造出新颖而富有表现力的搭配。这不仅增强了诗歌的意象美,还让作品更具个性与感染力。例如,“焚烧年华”、“浪迹日月星辰”、“沸腾的烦恼”、“推开黑暗”、“地球失眠”、“华语苟延残喘”、“零碎的光阴”、“惊动沧海”之类的超常搭配,虽非典型组合,却能精准地传达作者的情感。研究的每一步都让我感受到文字的无限可能,而这也是《爝火》给予我的启示。 而陈医生的支持,不仅令我对他感激不已,也成了我学习的楷模。他的慷慨不仅仅是对我个人的资助,更是对本地华文文学研究的推动。文学的传承,需要的不仅仅是写作者的坚持,还需要像他这样愿意支持文化事业的人。 去年正值《爝火》创刊25周年,金苗老师向我征稿,因此,我便在该刊物中与读者分享我搜集所得的部分语料,即《爝火》诗作中动词和形容词的各类超常搭配。鉴于此刊并非学术期刊,所以我没有按照学术论文格式来撰写此文。但我仍希望通过这篇文章,让更多人认识到华文诗歌的语言魅力,也希望更多年轻人能加入这个文学大家庭。 对我而言,《爝火》不仅仅是一本文学刊物,它更像是持续燃烧的火把,照亮了老中青三代中文写作人的道路。26个春秋的坚持,是无数文学人共同努力的结果。我很荣幸能在这条路上,贡献自己的一点微光,和所有热爱文学的人一起,让这团爝火,永不熄灭。
1年前
1年前
1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