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患需要被接住，社区居民也需要被保护，这两件事并不冲突。若制度要等到事情发生之后才开始运作，那公众只能祈祷——下一个到警局做笔录的人，不会是自己。
搞创作的人面临瓶颈时，往往会把自己的故事写来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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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了是在哪里听过这套说辞，正好对近期时事缺乏灵感，不如就把日前遭遇写来赚点精神补偿费。
两周前的周四，因身体不适，下班后我回到住处附近的诊所就诊，喜提一天病假。病假正好落在周五，连着周末可以连休三天，这对打工人来说可谓美事一桩。然而，窃喜没五分钟，一顿重击把本就昏沉的脑袋打得更懵了。
事情是这样的。从诊所步行回到住处的路上，一名陌生人在与我擦肩时出拳殴打我的后脑勺。虽说是陌生人，但那张面孔我并不陌生，他常光着脚丫在我居住的社区游荡，举止也能明显看出其疑似精神异常。彼时，他在攻击我后仍非常亢奋，握紧拳头用马来语问我“要去哪里？”
莫名其妙被人打，我的第一反应当然是想揍回去。然而，体格上的差距让我很快意识到，自己无法在肉搏上占优势，且可能受到更多伤害。权衡利弊后，我决定无视挑衅，并采取相对文明的措施——报警。
这毕竟是专栏，总不能只停留在自己的故事和情绪宣泄上，还是得上升至公共讨论。何况，这看似只是个人遭遇，实际上却是任何人都可能面临的问题。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谈谈执法慢半拍导致的社区安全隐忧，以及我们身边那些长期被忽视的精神病患。
先从警方这边说起。
在临近警局完成报案后，警方要求我到另一处警局说明情况。报一次案还得奔波两地、反复阐述事发过程，这在我的工作范畴属于“用户体验不友善”。
我并没有对一个疑似精神病患诉诸法律的想法，只要求警方采取行动。接手案件的高级曹长告诉我，若对方确定为精神病患，且已经出手伤人，他就不适合与公众一起生活，必须将其隔离。警方会先确认对方是否持有OKU卡，若有，便会将他安置到相关机构；若无，则先送往专业机构评估。
报案过程并非没有阻碍。由于事发地点没有监控，加上我担心掏出手机拍摄会引发对方应激反应，导致警方在掌握加害者身份上面临难度。故此，高级曹长告知，目前只能在事发地点加强巡逻；同时，他也说，因为警方已有备案，只要日后再见到加害者，即便对方未展开攻击，也可以直接拨打999要求警方出动。
听起来警方的应对机制没什么问题？即让患者得到治疗，也维护了社区安全？来，我和你说隔天发生的事。
隔天中午，我照旧步行到临近餐馆用餐，马上就见到那位加害者。我按照高级曹长指示拨打999，却被接线员告知，得拨到报案警局通报。注意，从第一步就已和高级曹长说法不一。后续，无论是接线警员或出动的巡警，似乎都以对方“是否骚扰他人”为执法标准，在得知对方并未造成骚动后，语气都显得消极，甚至告知“若对方没有骚扰他人，可以不用报警。”
报案时警方说法看似美好，执行层面却出现严重脱节。是执法体系本就缺乏清晰一致的SOP，还是前线人员选择了最省事的处理方式？无论答案为何，结果都是同一个：制度选择了不介入，把不确定的风险留在街头。
先前提到，报案过程面临的困难，乃警方无法掌握加害者身份，可即便我在事后明确通报警方，加害者在几点几分进入哪家便利商店，并告知店内设有监视器，警方也没有答复是否取证或处理。直至近日，依然可见那名加害者在社区附近游荡。
《精神健康法令2001》赋权警方，在合理怀疑某人精神失常且对自己或他人构成危险时，可将其带离现场并送往核准机构进行精神评估。然而，在已有报案记录的基础上，警方依然以该人士是否构成骚扰为执法基准，这种被动执法问题，更暴露出警方“预防胜于治疗”的观念缺失。
要知道，精神病患的行为本就难以预测，谁都不知道他们何时会发作，这无疑是将风险转嫁到社区居民身上。今天虽然是我在该地被攻击，下一次是否会有人在同样地点面临相同遭遇？万一他手上握有武器呢？
必须强调的是，我并非有意一杆子将所有精神病患标签为危险人物，他们不是天生的加害者，但社区居民也不该为风险买单。
值得检讨的，并非只有执法层面。当前社会对游荡于的街头精神病患之应对，几乎只剩下两个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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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事，抓人；没出事，祈祷不要遇到。走在路上，我们不时能见到精神病患出没，却鲜少见到任何主动介入的机制。
《国家精神卫生策略2020-2025》披露，我国精神科床位数量长期偏低，现有住院资源不足以应付不断上升的精神健康需求。此外，时任卫生总监诺希山曾在2021年透露，我国的精神科医生仅500名，与病患的比例约为1比10万人。在人力与床位双双吃紧的情况下，精神病患被留在街头，或许就是资源长期不足下的必然结果。
必须承认的是，在成为受害者之前，我对他们同样抱着“看见却不理”的态度。他走他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其实，拨个电话呈报相关单位，如警方（虽然他们不一定会有作为）、非政府组织或议员，就已经是对社区与患者的帮助。当然，对社会工作有热忱者，也能积极投身相关活动，在制度看不见的街头，为一个个精神先一步崩塌的人们提供实际援助。
与此同时，社会对精神疾病的污名化也是个问题。我有个亲戚因中风引发焦虑症，家人苦口婆心劝他接受治疗，可连他也对自己的病症有偏见，仿佛就医等于承认自己“不正常”；他更不敢向友人透露病情，担心自己会因此被歧视。
可见，社会偏见会实实在在地影响个人求助意愿，若身旁亲友也抱有不正确观念，不仅耽误治疗，更会加重病情。到头来，受影响的不只是患者个人，也会让原本就脆弱的公共医疗体系与社区安全承受更大的压力。
写到这里，我已经不太在意那一拳本身了；撰写此文，也不是为了妖魔化精神病患，更不是要把他们驱逐出公共空间。精神病患需要被接住，社区居民也需要被保护，这两件事并不冲突。若制度要等到事情发生之后才开始运作，那公众只能祈祷——下一个到警局做笔录的人，不会是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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