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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伟康 | 探望癌末亲戚后，我再次思考安乐死

在医学未能根治癌末的局限与现实条件之下，延长生命，往往也意味着延长患者与家属的痛苦。癌末的亲戚因同时染上糖尿病，双腿已开始溃烂，左小腿甚至到了整条肌腱和皮下肌肉组织外露的地步。因其病情已发展至高度危险的状态，加上先前癌末的长期照护已让家人身心透支，最终决定将其送至疗养院接受专业照护。从母亲口中得知，在癌症与糖尿病叠加之下，截肢成了高风险措施，亲戚本人也没有意愿，因为想要保留相对完善且体面的姿态。这个决定自然是伴随痛苦的，每每清洗溃烂的腿部，亲戚都备受煎熬，即便静静呆着，患部也会不时传来阵阵疼痛，加上本就受癌细胞折磨，他所承受的痛苦自然非常人所能想象。与此同时，迁至疗养院后，亲戚的食欲虽然大幅改善，但身体已经无法吸收营养，身躯因此一天比一天消瘦。日前连假回乡我特意前去探望。距离农历新年仅三个多月没见，病魔又抽走了他身上不少血肉，如今已完全呈现“皮包骨”的字面含义。慰问的过程，看着他眼中渗出的我这辈子未曾见过的男儿泪，一边诉说痛苦的日常，不免让我对安乐死再次产生些许思考。虽然未曾询问亲戚的意愿，对他身上的痛苦也无法感同身受，但在了解其病情几乎不可能逆转的前提下，从肉眼可见的状态，倾听难过的过程中，我脑中浮现的想法是——希望他可以少点痛苦，甚至不要继续痛苦了。在我看来，当问题从“会不会死”变成了“要痛多久”，安乐死就不该只停留在抽象的伦理与道德层面做讨论，而应回到患者的最直接的感受与意愿，以及是否有权利停止受苦作为选项。母亲和一些阿姨的感受与我相似。亲人离去固然令人不舍，但比起看着对方继续因病痛备受折磨，以另一种方式结束痛苦，何尝不是一种解脱？然而，从亲戚间的对话不难看出，部分华人仍然倾向将延续生命视为正确答案。据悉，一位阿姨对亲戚的家人说，祭拜父母时，可以对他们说：“快点带XX一起走吧，不要让他继续痛下去了。” [vip_content_start] 我相信那位阿姨没有恶意，只是语言组织不尽人情，但这些话听在亲戚家人耳中，不出意外的成了一句诅咒，让他们不断痛骂：“哪有这种姐姐、谁会希望自己的家人去死”之类。我们常认为，不计代价的延长家人生命，才算是尽孝，才是表达爱的方式。现代医学的发展，某种程度上也是朝着这个方向前进。然而，在医学未能根治癌末的局限与现实条件之下，延长生命，往往也意味着延长患者与家属的痛苦。每个家庭的状况都不同。对于绝大多数普通人而言，光是费用都足以让人头痛；有能力雇人照护、入住疗养机构的，已算相当幸运。但对于能力有限的家庭来说，长照往往伴随牺牲个人自由、事业发展，以及对于关系，甚至身心健康的持续消耗。患者看着家人因为自己而受苦，这件事本身可能比身上的病痛来得更苦。无论是自行选择结束，亦或同意家人的离开，都绝非轻易的决定，心理上也绝对备受煎熬与挣扎。只是，安乐死终究为患者及家属，提供了另一种选择。不过，即便安乐死得以在大马实行，也需要社会放下对生死的成见，勿将个人价值观套用在他人身上。很多时候，外人的批判看似凌然，却只是把旁人无法承受的痛苦，要求患者自己一口吞下而已。 “孝顺”和“爱”这两个名词的笔划，极其简单，但也不代表它们只有单一表现形式。无论是赋予患者生命自主权，亦或学会放手，也可能是孝顺与爱的另一种模样。下次回乡，大约是九月。虽然不清楚亲戚是否能坚持到那时，但从疗养院离开前，我已经为下次的探望作了承诺。心里希望他不要继续受苦的同时，仍然盼望还能再见。极其矛盾。不过，这份承诺与期盼，对于亲戚来说，会是度过日常的动力，亦或看不见尽头的痛苦？我没有答案。相关文章：马伟康 | 浅谈琼瑶遗书引发的思考

1星期前

马伟康 | 如果“遗忘”成为一种科技

一个社会之所以能够前行，不只是因为它往前看，更因为它没有把该记得的事情抛弃。人，同样如此。韩剧《21世纪大君夫人》开播后反响热烈，众多社媒帖文中，我的目光也因女二孔升妍的古典气质而停留。由于个人观影习惯是一次性追完，等待剧终的空档里，我先翻了她几部旧作。然而，本是冲着颜值去刺激多巴胺，却意外通过《Circle：相连的两个世界》（以下简称为《Circle》）迎来内啡肽的满足。生活难免不顺遂，你我多少都有不愿回首的记忆。偏偏，越痛苦的记忆往往越深刻，它们偶尔会在夜半拜访，让人辗转反侧；有者甚至时刻被牵绊，导致日常生活也受影响。精神科医师解释，恐惧与悲伤这类情绪，常会被大脑判定为“危险信号”，进而激活处理情绪的杏仁核。杏仁核又与掌管记忆的海马体紧密相连，因此越痛苦的经历，越容易被写进长期记忆，久久不散。遗忘，从来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时间固然是良药，但也不是所有记忆都能随着老化而淡忘。那么，若记忆能像电脑数据般一键删除，我们是否就能从中得到解脱？《Circle》第二部分“美丽新世界”篇，正是从这个假想出发。剧中，科学家掌握了记忆影像化与情绪维稳系统，甚至进一步实现“记忆阻断”技术，让某些特定记忆能够被人为屏蔽，更将上述技术运用于开发人体芯片以及智能城市，试图打造一个“零犯罪”的乌托邦。只要有足够财力，并愿意植入芯片，便能获得定居资格。换言之，遗忘成了一种可以人为控制的科技。只不过，当一个人失去了部分或所有记忆，那他还是原本的“自己”吗？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早已提出：一个人之所以还是“他自己”，关键不在肉体，而在意识是否延续，而意识的延续，恰恰离不开记忆。流行文化中可见这一概念的通俗诠释，那就是一个角色若在今生保有或想起前世记忆，那该角色就属于同一个人。哲学概念常常过于抽象，但心理学中的“叙事自我”理论也认为：人之所以能确认自己是谁，正是因为会不断把过去、现在与未来串联成属于自己的生命故事。一些记忆确实沉重得让人难以承受，所以部分人才渴望将其遗忘。不过，让我们构成“今天的自己”、更了解自己的，不就是记忆吗？今天的我们，在处世态度与看待事物的角度上，往往都与经历密不可分，我们都会在过往的记忆中学会成长，哪怕它是痛苦的。车祸的恐怖，可能让我们开车时更谨慎；破碎的关系，可能让我们学会更成熟地面对亲密与失去；亲友的离去，也可能让我们更懂得当下的珍贵。痛苦未必值得歌颂，但它确实常常参与塑造了我们。更危险的是，当遗忘不再只是个人选择，而是由权力、资本或科技系统替我们决定时，问题就不只是疗伤，而是谁有资格决定一个社会该记得什么。 [vip_content_start] 随着AI迅速发展，如今我们的生活已经实现许多过去所未能想象，“操控记忆”在未来可能不再是科幻作品里的设定。而当掌控记忆的技术成为国家机器，当权者将更容易让人们遗忘他们不愿被群众记住的历史。以五一三和赵明福事件为例，若这些集体创伤能被人为屏蔽，表面上，社会也许会少一点痛苦，少一点愤怒，少一点彼此撕裂。可是，被抹去的痛苦，不等于被处理过的伤口；被删除的历史，也不等于真正的和解。届时的马来西亚，还会是今天的马来西亚吗？正因国家曾经历这些记忆，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我们才会不断就种族关系、权力监督与制度正义等议题反思。若这些记忆被人为屏蔽，多少不幸会因此重蹈覆辙？又将有多少人为这段“遗忘”买单？一个社会之所以能够前行，不只是因为它往前看，更因为它没有把该记得的事情抛弃。无论是战争、种族冲突，还是各种社会创伤，集体记忆之所以存在，某种程度上正是为了避免历史重演。人，同样如此。我们不必永远困在痛苦里，但也不能假装伤口从未存在。真正让人自由的，或许不是删除记忆，而是在记得之后，学会带着它们继续前行。

3星期前

马伟康 | 产假多30天，妈妈就能安心回职场？

如今，随着女性职场参与度提高，许多家庭早已不再是单一收入模式，育儿也不该继续被视为母亲的“天职”。因此，政策设计不能继续建立在“默认女性为照顾者”之上，而应进一步把父亲拉进制度里。劳动节，难得不用早起，一觉睡到了近午。走进茶餐室，早午餐还没上桌，“安华派劳动节红包”的标题先映入眼帘。奇怪，现在不是能源危机吗？政府在这种节骨眼还搞“派糖式政策”？有没有搞错！点开新闻才发现，所谓“红包”，其实是政府为了支持女性生育后继续留在职场，计划推出的延长产假津贴（EPCB）。若政策顺利出台，马来西亚产后女性在原有98天全薪产假之外，还能额外享有30天假期，并领取相当于月薪80%的津贴。消息一出，民间的第一反应并非鼓掌，而是谩骂与担忧。原因在于津贴出处不明，若由企业承担，可能导致中小企业负担加剧、职场对产后女性不友善等问题。所幸，《Newswire》独家取得人资部长拉玛南证实，额外津贴将由就业险基金负担。这一层焦虑，至少暂时有了答案。但问题还没结束。虽然“谁来买单”已明朗，但这项政策能否真正改变产后女性离开职场的现况？我认为答案并不乐观。必须承认，延长产假津贴是一项善意政策。更长的假期与津贴，确实有助于女性在生育后，有更充足的时间恢复身体、照顾新生儿，也缓冲家庭最手忙脚乱的那一段时间。只是，它终究还是治标多过治本。因为产后女性离开职场，并不单纯是个人选择，而是一个典型的结构性流失。根据大马统计局、世界银行及国库控股研究院等机构统计，截至2024年，大马约有486万名女性身处劳动市场外，当中约63%明确指出，家庭责任与育儿是离职主因。缺乏弹性工时、托儿费用高企，让“自己带孩子”成为部分家庭相对实惠的选项。更现实的是，大马社会至今仍深受“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影响，家务、照护、育儿等主要责任，往往默认由女性承担。再加上女性薪资普遍低于男性，一旦家庭必须有人暂时退出职场，最后被推到这个位置上的，往往还是母亲。所以，与其说是产后女性选择离开职场，倒不如说，是现阶段的职场制度、托育成本与家庭分工，一步步把她们推回了家庭。这终将反映在生育率上。当职场与育儿无法兼容，当成为母亲意味着事业被迫停顿、收入被迫减少、生活重心被迫改写，不生，自然也成了一种选择。近年来，随着女性教育程度提高、职场参与增加，年轻女性对人生的想象也早已不同。影视与流行文化中的“大女主”叙事，某种程度上只是反映了这种变化：越来越多女性不再把结婚生子视为唯一人生路线，而是把个人成就、经济独立和生活自主，一并纳入自己的选择。当女性已经有了更多选择，社会制度却仍假设她们会自动退让、自动牺牲、自动回到家庭。换言之，若产假政策未能从结构中着手，不仅难以逆转产后女性退出劳动市场的现象，也可能导致一个又一个生育计划被延后。须知，女性较适合生育的年龄大多落在20多岁至30多岁前半段，年龄越往后，自然受孕几率下降，孕期并发症及胎儿健康风险也会增加。到最后，这不只是个人选择，也会慢慢变成社会问题。那么，真正的解方在哪里？ [vip_content_start] 据报道，大马75%产后女性表示，若公司能提供更灵活的工时，她们会选择留在职场。如此看来，问题并非无解，只是我们过去太习惯把它丢回母亲一个人身上。其一，是工作制度弹性化。远程办公、混合办公、弹性工时，这些在疫情期间被证明可行的模式，本应成为更多行业的选项。但在马来西亚，不少企业仍执着于“坐班文化”，认为看得见员工坐在办公室，才等于看得见生产力。本质上，这是对员工的不信任，也是亚洲式管理里常见的控制心态。撇除部分必须站岗或现场操作的行业，许多工作，尤其白领岗位，确实可以通过线上或混合模式完成。我国经历过MCO，并非没有经验。将工作变得更弹性，除了让育儿和工作有机会兼容，也能让许多打工人少一点塞车消耗。原本被困在车龙里的时间和精神，本来就可以还给工作，也还给家庭。其二，提供托儿津贴。很多家庭不是不想把孩子送去托儿，而是费用一算下来，母亲辞职在家照顾，反而成了比较“划算”的选择。问题是，这个“划算”的背后，牺牲的往往是女性的收入、年资、升迁机会和长期安全感。若托儿问题能获得更实际的支持，女性自然少了后顾之忧，也更有条件继续留在职场。与此同时，这或许也能为那些因经济压力而迟迟不敢生育的年轻人，提供另一种可能。它支持的不只是产后女性，也是一个家庭敢不敢生、敢不敢养的现实条件。不过说实在，这终究不能只由政府或企业单方面承担。政府财政有极限，企业营运也有压力。面对庞大的照护成本，双方如何建立更可持续的分担模式，才是政策能否真正落地的关键。其三，也是最关键的一点，让父亲真正进入育儿现场。在传统观念中，父亲只要把钱带回家，就算完成了职责。可是，若育儿责任长期压在母亲身上，不仅会造成职场女性流失，更会让她们在身体、情绪与职业发展上同时透支。如今，随着女性职场参与度提高，许多家庭早已不再是单一收入模式，育儿也不该继续被视为母亲的“天职”。因此，政策设计不能继续建立在“默认女性为照顾者”之上，而应进一步把父亲拉进制度里。例如瑞典、德国等国家，已将父亲纳入产假与育儿津贴体系，有些福利甚至规定父亲若不使用，就会直接作废，以制度方式重构育儿责任。正如津贴无法只由政府或企业单方面承担，育儿自然也不能全压在母亲身上。当父亲被制度性地推入育儿现场，照护才不再是某一方的负担，而是家庭共同承担的责任。否则，无论补贴再多、假期再长，女性还是那个被预设要退场的人，差别只是退场时间被往后推一点而已。延长产假津贴，固然是良政，但终究只是及时雨。真正能改变处境的，是系统性提供长期支持，让女性不必在成为母亲之后，就自动被推向职场边缘。母亲节快到了。每年这个时候，我们都习惯说一句“妈妈辛苦了”，如果我们真的知道她们辛苦，就不该让这种辛苦继续被视为理所当然。女性要不要离开职场，应该是个人选择，而不是成为母亲之后，被制度、职场和家庭分工共同推出来的唯一答案。相关报道：劳动节大红包！安华：政府拟推“产后延长津贴” 额外休1个月可领80%薪水！独家|政府拟延长产假津贴雇联: 冲击微中小企间接成本或增60% 独家 | 政府拟延长产假津贴人资部长：就业险基金缴付不增劳资负担

1月前

马伟康 | 整天只想走后门，投票还有何意义？

人们投票，是期待自己的选择能够产生结果。到头来却发现，政权归属未必由人民决定，而是由更懂盘算的政治人物说了算。即便程序看似合法，其内核又是否符合民主精神？马来西亚虽不曾发生传统意义上的武装政变，但带有“政变逻辑”的政治操作并不罕见。在本土语境中，权力未必需要靠坦克开进行政首都来改写，也可能透过跳槽、撤回支持、重新结盟等方式完成。形式不同，结果却一样，选民原本投下的政治选择，被议员和政党在选后重新排列。人民费时费力，甚至举家前往投票中心，慎重挑选心之所向。可是，一旦当选议员或政党在选后跳槽、改换阵营，权力颜色也随之改变。女朋友的脸色变了，哄一下还能由阴转晴，而权力颜色一旦改变既成定局。选民在投票箱前做出的选择，往往就这样被会议室里的政治交易重新改写。这类跳槽式政变，人民并不陌生，《反跳槽法》更是在多次议员立场转向后应运而生。最典型的案例，莫过于2020年的“喜来登行动”。土团党退出希盟，阿兹敏带人从公正党出走，随后土团、巫统、伊党等势力重组多数，最终改写中央政权。这种观感上不具正当性，更一度被舆论评为后门政府的行动，似乎仍让一些政治领袖引以为傲，譬如扎希和哈迪都抢着把“主谋”的帽子往自己头上戴，仿佛那不是民主创伤，而是一场值得炫耀的权力手腕。回到本次的森美兰政局动荡。根据森巫统的说法，他们是对公正党籍大臣阿敏努丁处理宫廷风波的方式不满，因而对其失去信任，于是选择撤回支持。但不少评论认为，巫统真正瞄准的，恐怕是森州大臣之位。巫统主席扎希虽表示支持森巫统的行动，但外界难免质疑，这类足以改写政治格局的动作，真能由地方领袖在没有中央点头的情况下自行决定吗？不难发现，每每马来西亚的政治局面发生关键性转折，巫统往往都在其中扮演关键角色。作为长期执政的核心政党，巫统在过去几十年里，或许早已把“维系权力”玩得炉火纯青。也许，我们确实很难用“政变”一词来定义上述的不光彩手段。 [vip_content_start] 不管透过何种方式，只要符合宪法程序、获得多数议员支持、统治者御准，即便手段并不光彩，都是规则内的合理操作。不过，这些操作是否符合民主契约？又是否尊重选民在投票日交出的授权？无论国家采取何种政体，权力更迭都必须有一套被社会承认的秩序。在马来西亚，人民普遍接受的政治秩序，就是通过选举决定谁执政、谁在野。可是，一些政治人物在选后不断通过跳槽、撤回支持、重新结盟来改变权力归属，久而久之，只会让人民觉得，投票日很庄严，投票后的政治交易才真正算数。人们投票，是期待自己的选择能够产生结果。到头来却发现，政权归属未必由人民决定，而是由更懂盘算的政治人物说了算。即便程序看似合法，其内核又是否符合民主精神？这些政治家需要了解，国内的种种政治操作，早已让人民萌生“不愿投票”的念头。若如此操作反复，久而久之，谁还愿意认真做选择？往后的选举又如何说服人民继续参与其中？届时获得多数票支持的政党，会是多数人心中的理想吗？政治可以有算计，但不能只剩算计；权力可以更迭，但不能一再绕过人民授权。若政治人物总把选票当成入场券，进场后再自行改写游戏规则，那么民主剩下的，就只是投票那一天的仪式感。人民还在排队投票，权力却早已在后门完成分配。

2月前

马伟康 | 谁的声音才算数？

当一个社会，需要依赖名人的镜头、舆论的浪潮，甚至权力的加持，问题才会被看见、制度才肯动起来，那么，没有被拍下、没有被转发的那些日常，又得等到猴年马月才能得到待见？最近一篇娱乐新闻让我颇感有趣。一个人、一支视频，竟然引起一国政府大动作应对。事情是这样的。韩国偶像团体TXT在YouTube频道上传成员秀彬前往菲律宾旅游的Vlog，本是一段与粉丝分享生活的轻娱乐，却也将许多城市普遍存在的现象之一——计程车乱收费，赤裸裸地记录下来，而这一片段也在社媒引起广泛关注。根据Vlog内容，秀彬与同行者上车前，已查到该车程预估车资约为300披索（约20令吉）；司机则开价500披索（约33令吉）。虽然高于预估价格，但仍在可接受范围内，双方最终谈妥。没想到，车子开到一半，司机却突然以油价上涨为由，把价格加到1000披索（约66令吉）。前面说过，计程车乱收费并非单一城市的现象，“坑”游客的行为，也并非特定行业独有的问题。语言不通、货币不同，加上舟车劳顿，判断力往往容易因为疲惫而下滑。若无事先做好功课，很容易被“坑”而不自知，又或明知不合理，却累得无力争执。更现实的是，人在异乡，人生地不熟，谁也摸不清对方底细。真把场面闹僵了，若换来报复，谁承担得起？多数人最后也只能认倒霉，先保人身安全再说。但秀彬与同行者没有退让。抵达目的地后，他们坚持只付原先谈好的500披索，并对着镜头交代剪辑同事保留这段画面，把事情公开出来。视频上传后，大量菲律宾网友留言道歉，当地媒体也迅速跟进报道。舆论发酵后，政府正式介入，并处分涉事司机。一个人、一支视频，竟能引发连锁反应，甚至惊动政府出面处理，背后当然不只是“内容被看见”这么简单。一查才知，TXT与红遍全球的BTS出自同一经纪公司，官方YouTube频道与社媒也坐拥上千万粉丝。换言之，这不只是一段旅游Vlog，更是一颗随时可能引爆国际舆论、冲击国家形象与观光观感的火种。回头看，这原本不过是一起再寻常不过的游客纠纷。只是当它落在偶像光环、平台传播力与跨国舆论的交汇点上，便被急速放大，迫使当局不得不回应。名人为不公发声，让事件得到重视，当然是好事。问题也正在这里：若今天遭遇同样事情的，不是知名偶像，而是你我这种没有镜头、没有流量的普通人，这件事，还会被如此迅速、认真地处理吗？ [vip_content_start] 社媒时代，人人都有发声管道，但“能发声”从来不等于“会被处理”。绝大多数投诉，不会因为被写出来，就自动换来行动。曾有执法人员向我坦言，他们最头疼的，其实不是事情本身，而是事情在网上爆红。因为一旦舆论升温，上级压力就会随之而来，案件也会被要求迅速开档处理。反过来说，若事情没有热起来，没有足够多人围观，程序是不是就可以慢慢来？你我都不是名人，关注度有限，贴文若没踩中演算法风口，很多时候连一点回音都未必有。回应机制存在落差，也绝非单一国家现象。2020年的一件事，已经充分反映我国政府部门“对上迅速、对下迟缓”的双重标准。时任科学、工艺及革新部长凯里在瓜拉冷岳骑自行车时，不慎撞上路洞跌倒，并在社媒发文。翌日，市议会工程局已迅速将道路填补，并公开道歉。然而，有网民指出，他已就道路问题向相同市议会投诉，但两个月过去仍未见改善，引发坊间质疑当局厚此薄彼。当投诉能否获得重视，取决于“是谁在说”，而非“事情本身”，那么制度的公平性，便已经出现了裂缝。马来西亚，会缺这种故事吗？秀彬事件提醒的，不只是个别司机的操守问题，而是一个更现实的现象——许多本应通过日常监管、解决的小问题，往往要等到被逼上台面、无从回避时，才被认真对待。而当一个社会，需要依赖名人的镜头、舆论的浪潮，甚至权力的加持，问题才会被看见、制度才肯动起来，那么，没有被拍下、没有被转发的那些日常，又得等到猴年马月才能得到待见？

2月前

马伟康 | 从病房到重症，我看见医院里的不同表情

过去医疗人员待遇不足、工时过长的问题，舆论场并非没有讨论，只是镁光灯更多时候照在医生身上。护士，也许同样值得被社会更认真地看见。母亲胸痛已有一段时日。日前碰上开斋节连假，加上需要清年假，我特意回乡，携她到医院健检。由于心电图检验不甚理想，我们在医生的建议下转至心脏专科进一步检查，最终在专科医生的建议下留院，做了冠状动脉造影。三天两夜的住院生活里，我每天都会到医院探望。除了陪伴母亲，也看了不少来来往往的人。医院其实是个很适合看“表情”的地方。母亲的床位就在病房门边，从沙发望向门外，便是重症病房。顾名思义，那是患者处于生死一线、与死神搏斗的地方。有人在门外來回踱步，有人低着头，也有人掩着脸。偶尔会有哭声从门缝传入，即便素不相识，也难免不让旁人感到揪心。可一转身，回到病房，气氛又不一样了。隔壁床位的家属同样为家人担忧，但脸上的表情更多是关心与心疼，和病房外的神情有几分相似，却又说不上来哪里不同。至于母亲，虽然她对自身状况有所担忧，但大部分时间还是老神在在。手机里的讯息像是回不完，和朋友的话题也像聊不尽，偶尔才分一点注意力给我。我每日来回两小时车程，换来的却常常只是她抬头应我两句，多少有点不是滋味；但看见她还能这样从容，我那颗绷紧的心，也稍微松了一些。明明在同一层楼，病房内外，却像两个世界。医院里另一种最常见的表情，来自护士。病患与家属接触最多的，往往不是医生，而是护士。护士这一工种，可谓护理、服务、体力劳动的总和。量血压、换药、记录、协助行动不便的病患等等，都在其职务范围。她们的步伐很快，说话也简短，口罩之上，眼神常常难掩疲惫；略显凌乱的头发及发亮的油光，都像是在无声表达：“整理自己”这件事，因为工作而被挤出了优先顺序。我从事过服务业，比起工作本身，最难受的莫过于面对不讲理又情绪失控的客人。护士也难以避免。资本社会丑陋的一面在私立医院同样彰显： [vip_content_start] 仗着自己“付钱大完”，无视院方规则、对护士颐指气使。他们破口大骂时那狰狞的表情，正是“金钱等于权力”最赤裸的样子。有趣的是，这类人在面对医生却尽显卑躬屈膝。那一刻你会明白，“职业平等”从来不是一句说了就算的话，在马来西亚还有很长的一条路要走。也正因为如此，我开始注意到另一件事。照顾母亲的几位护士，从口音和外表判断，可能并非本国公民。并不是对外籍劳工有什么偏见，而是这现象本身让我一愣。按常理说，私立医院待遇理应比公立医院更好，为何还是留不住本地人？后来一查才知道，本地护士外流早已不是新鲜事。单是2024年，就有3000多名护士出国工作，常见流向包括新加坡、中东、英国和澳洲。过去医疗人员待遇不足、工时过长的问题，舆论场并非没有讨论，只是镁光灯更多时候照在医生身上。护士，也许同样值得被社会更认真地看见。说到底，我们在医院里看到的，从来不只是病，也是一整套制度如何落在人身上的样子。回到母亲。被推入手术室前，母亲的脸上终于浮现焦虑，所幸护士的鼓励与情绪价值到位，才得以让她不至于被不安吞没。经检查，已经确定其心血管没有阻塞情况，至于胸痛的原因，医生判断更可能是肌肉问题导致。虽然仍需进一步观察，但原本悬着的心，总算放下了一些。我不晓得自己先前的脸上挂着的，是什么样的表情，但收获好消息的那刻，肯定是笑着的。走出医院，母亲的表情已经轻松许多；路上来往的行人，表情还是那几种，只是换了不同的人——而这一次，我似乎看得比平时更清楚了一些。

2月前

马伟康 | 当战争再次成为一种时代氛围

战争可以被写进故事，被拍成文娱，让人们在其中反思；但在现实世界里，它从来不该成为一种“流行”，更不需要所谓的“文艺复兴”。 2月28日，“史诗之怒”降临德黑兰。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多地毁灭性打击，包括哈梅内伊在内的多名伊朗高层在这场“斩首行动”中身亡。然而，灵魂人物的陨落并不代表神权体制会就此倒台，一句“反击不设任何红线”的报复宣言，也宣告这场冲突进入加长赛。网络上不乏人们对第三次世界大战可能爆发的担忧。大学时因课程所需，我曾研究特朗普早年的节目《谁是接班人？》。看着这位在节目尾声用一句“You’re fired”淘汰参赛者的主持人，如今却成为在他国投下“fire”的战争决策者，多少令人感到微妙。事实上，商人出身的特朗普多次抨击美国过去在海外战争上花费的巨额资金，直言把钱花在战争上极其愚蠢。如今，他却重新诠释“无条件投降”的含义——把对手打到无法再战，也算投降；甚至在当前冲突尚未落幕之时，已预告下一个目标——古巴。视战争如粪土的人，为何最终走上这条道路？是屁股换了位置就换了脑袋？亦或这位老谋深算的商人，其实另有所图？或许，更值得警惕的是：战争本身，正在重新成为一种时代氛围。纵观当下国际局势，各地零星冲突并未停歇，一些地区因边境问题随时可能擦枪走火。落在德黑兰的炮弹，仿佛正为罗马天主教教宗良十四世今年初的警告作注脚——战争可能会“再次流行”。 “流行”这件事，本就常在时间更迭中迎来某种“复兴”。大学时期，街上流行oversize服装，男生留韩式中分发型，看似新潮，其实这些元素早在上世纪美国街头和港星身上出现，只是换了一种形式再次进入大众视野。所谓流行，很多时候不过是旧事物以新的方式重现。战争，或许也是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联合国宪章》确立了主权与禁止侵略原则。随着国际法发展和经济全球化，人们一度相信，战争将不再是国家之间解决冲突的主要方式。然而进入二十一世纪后，本应逐渐淡出历史舞台的战争，却再次活跃起来。与此同时，当代传播环境也让战争在某种程度上变得像一种“流行”。 [vip_content_start] 无人机俯冲、导弹命中、夜空中的火光，在算法推动下不断出现在短视频平台。这样的画面一方面满足了人性对暴力与猎奇的好奇，另一方面也让战争逐渐从遥远的新闻，变成手机屏幕里的日常内容。不久前，我在社媒上看到一段视频。一位网红用搞笑口吻说，自己出生至今经历了金融风暴、全球疫情，如今甚至可能有幸见证第三次世界大战，然后在视频最后反问：“所以你问我为什么不生小孩？” 都说喜剧的内核是悲剧，这样的段子，何尝不是当代年轻人焦虑的投影？不稳定，本就是许多人拒绝生育下一代的重要原因之一。战争带来的影响，也从来不只属于参战国。以当前的中东局势为例，若冲突波及能源运输，国际油价往往会迅速上涨。油价一涨，运输成本增加，从食物、日用品到机票、网购运费，都可能跟着变贵。与此同时，市场不确定性上升，股市与汇率也会波动，投资回报自然受到影响。战争发生在远方，但它最终会反映在每个人的生活成本上。在少子化成为全球趋势的今天，维持稳定必然是解决问题的重要条件之一，但世界似乎正在反其道而行。令人忧心的是，乱世之中偏偏由狂人掌权，若“史诗之怒”继委内瑞拉行动后再次获得成功，不难想象，武力将成为特朗普日后解决问题的主要方式。回望近期接连发生的冲突，我不由得想起动漫《进击的巨人》里反复讨论的一个命题：当仇恨在一代又一代之间被继承时，人们往往已经忘记战争最初因何开始，只记得必须继续战斗。投掷在德黑兰的炮弹，会否加剧伊斯兰世界对异教徒仇恨？下一个宾拉登会不会就此诞生，再次扛起“圣战”的大旗？当类似循环不断延续，人类是否还有能力在某一刻选择停下？战争可以被写进故事，被拍成文娱，让人们在其中反思；但在现实世界里，它从来不该成为一种“流行”，更不需要所谓的“文艺复兴”。

3月前

马伟康 | 在新春饭桌上拒绝AI焦虑

如果未来真的什么都能被替代，那我们更该认真想一想，自己究竟能为别人带来什么。新春回乡，难免会被长辈问道工作相关问题。饭桌上，得知我仍在报馆工作，他们难免围绕读者阅读习惯改变与人工智能（AI）对报业可能造成影响表达担忧。读者阅读习惯这回事，我去年已在《为什么嫌新闻低俗，又点得最快？》一文中发表浅见，本文不作进一步讨论。不过，关于处于现在进行式的AI浪潮，依然值得探讨，且即将被AI颠覆的行业也不局限于报业。因为真正被挑战的，并不是某一个行业，而是“人类在生产体系中的位置”。当机器开始参与执行，我们才发现，许多我们以为独特的能力，其实只是熟练。 AI第一次真正走入大众生活，是在2022年ChatGPT上线之后。彼时的AI仅发展至语言理解与文本生成阶段。那段时间，新闻留言区里不乏抱着“看好戏”心态的网民，半开玩笑地调侃某些行业即将失业。尔后，随着其图像生成能力愈发成熟，社媒上随处可见AI生成的图片与视频，真与假界线也愈发模糊，这也成为许多人对AI最直观的印象。不过，AI真正的发展，从来不止于这些娱乐用途。自ChatGPT上线，并被大众广泛使用后，市场意识到这股浪潮不可逆转，各大科技公司迅速跟进，从模型升级、算力扩张到应用场景布局，竞争几乎以“月”为单位推进。如今的AI，已经不只是回答问题的工具。它可以读取资料、理解上下文、调用外部系统，甚至替你执行完整的一套工作流程。简单来说，AI已经不只是那个在深夜陪你聊天、填补那位不回讯息的女神之存在，它已经从一个回答问题和提供建议的工具，发展成参与工作流程、逐步承担执行任务的角色。上司最近就沉迷于一项AI工具，只要给它明确的任务，并开放必要的权限，它便能自行调取 [vip_content_start] 你的个人资料、过往聊天记录，甚至连接支付与账户系统，然后一步步把你交代的事情完成，比如：整理资料、生成报告，日程安排、邮件回复等。而这些任务，甚至由AI直接操作电脑执行，几乎不需要人为干预。第一次看到上司的电脑自己动起来，我下意识看向门口，以为IT部门在远端操作。后来才意识到那不是人，是AI。由此便能预见，日后的职场生态将彻底改写。这场堪比工业革命之后最大规模的生产力重组，已经不是未来进行式，它早已悄然展开。而AI从最单纯的语言理解与文本生成，发展到如今能够参与并执行工作流程的模样，不过就是从ChatGPT问世之后，一只手就能算出的年份内。在这样的变化之下，焦虑其实无济于事。真正该问的不是“AI会不会取代我”，而是“如果明天机器能做得更快更便宜，我还剩下什么？” 唯有如此，人才能在未来的生产体系中，站稳自己的位置。以新闻业为例，哪怕采访提纲的拟定、稿件生成与润色、版面排版，甚至示意图与数据图表的生成，都已经可以由AI辅助甚至取代，但人脉经营、现场判断、取得独家消息、建立信任关系等核心能力，依然无法由AI完成。机器可以生成稿件，却无法在凌晨两点敲开消息来源的门；可以整理数据，却无法在现场判断一句话是否值得写进标题。再不，掌握技术也是一条出路。辉达（Nvidia）首席执行员黄仁勋早前在世界经济论坛亦表示，当今社会对职业技工的需求正在上升。试想，哪怕机器人得以取代专业门槛低、重复性高的劳力活，但诸如水电维修、理发师这类工种，除了需要一定的技术门槛，这些工作往往也依赖现场判断、临场应变，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许多决定并没有标准答案，更多时候是经验、感觉在起作用，而这些恰恰是AI最难复制的部分。儿时常听长辈说“学一项手艺，一定有饭吃” 这句话时至今日依然具备含金量。课堂上常教的行业平等，或许也将在AI浪潮中得以真正实践。人在面对新型科技及可能被取代的风险时，产生焦虑是必然。但，科技发展从不会走回头路。即便没有前瞻性的视野，学习接受、并善用AI来提升工作效率，并在过程中思考与挖掘自身难被取代的价值与能力，这才是在时代转折点上重新确认自身位置、掌握未来的真正路径。若一味固步自封、拒绝改变，时代自然会为我们上一堂代价不小的课。当然，在AI可能全面接管日常的未来，并非完全没有疑虑。譬如人们可能越来越仰赖AI帮忙做决策、提供意见，进而让思考能力退化。但行文至此，文章已够长，稿费并不多，再写下去就吃亏了，日后有想法再进一步讨论。回到那张新春饭桌，我没有谈模型升级，也没有解释技术细节。我只说了一句话，如果未来真的什么都能被替代，那我们更该认真想一想，自己究竟能为别人带来什么。

4月前

马伟康.400首新年歌，你记住了几首

当一首新年歌的首要任务，不再是陪人过年，而是抢占版位、争取点击，它能被记住的空间，自然也被压缩。

4月前

马伟康 | 从“地动说”到统考：承认与否，全看掌权者态度

统考课题一拖再拖，承认与否，终究还是得看掌权者是否愿意为教育公平承担政治代价，也能以此照见其真实态度。

5月前

马伟康 | 恢复UPSR和PT3，也解决不了校园安全问题

大马的教育制度不能再走回那条问题重重的老路，而是把未完成的教育现代化进程走完。

5月前

马伟康.2025年你看清了几张政治嘴脸？

在不同议题、不同风向之下，政治人物随时都能换一张脸、换一种说法，以迎合舆论、争取支持或保全自身利益。说不定，伊党哪天也会为了争取华人票而说出“考虑承认统考”这类天方夜谭。

6月前

马伟康 | 一拳揍出执法慢半拍，也照见被忽视的精神病患

精神病患需要被接住，社区居民也需要被保护，这两件事并不冲突。若制度要等到事情发生之后才开始运作，那公众只能祈祷——下一个到警局做笔录的人，不会是自己。搞创作的人面临瓶颈时，往往会把自己的故事写来卖。忘了是在哪里听过这套说辞，正好对近期时事缺乏灵感，不如就把日前遭遇写来赚点精神补偿费。两周前的周四，因身体不适，下班后我回到住处附近的诊所就诊，喜提一天病假。病假正好落在周五，连着周末可以连休三天，这对打工人来说可谓美事一桩。然而，窃喜没五分钟，一顿重击把本就昏沉的脑袋打得更懵了。事情是这样的。从诊所步行回到住处的路上，一名陌生人在与我擦肩时出拳殴打我的后脑勺。虽说是陌生人，但那张面孔我并不陌生，他常光着脚丫在我居住的社区游荡，举止也能明显看出其疑似精神异常。彼时，他在攻击我后仍非常亢奋，握紧拳头用马来语问我“要去哪里？” 莫名其妙被人打，我的第一反应当然是想揍回去。然而，体格上的差距让我很快意识到，自己无法在肉搏上占优势，且可能受到更多伤害。权衡利弊后，我决定无视挑衅，并采取相对文明的措施——报警。这毕竟是专栏，总不能只停留在自己的故事和情绪宣泄上，还是得上升至公共讨论。何况，这看似只是个人遭遇，实际上却是任何人都可能面临的问题。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谈谈执法慢半拍导致的社区安全隐忧，以及我们身边那些长期被忽视的精神病患。先从警方这边说起。在临近警局完成报案后，警方要求我到另一处警局说明情况。报一次案还得奔波两地、反复阐述事发过程，这在我的工作范畴属于“用户体验不友善”。我并没有对一个疑似精神病患诉诸法律的想法，只要求警方采取行动。接手案件的高级曹长告诉我，若对方确定为精神病患，且已经出手伤人，他就不适合与公众一起生活，必须将其隔离。警方会先确认对方是否持有OKU卡，若有，便会将他安置到相关机构；若无，则先送往专业机构评估。报案过程并非没有阻碍。由于事发地点没有监控，加上我担心掏出手机拍摄会引发对方应激反应，导致警方在掌握加害者身份上面临难度。故此，高级曹长告知，目前只能在事发地点加强巡逻；同时，他也说，因为警方已有备案，只要日后再见到加害者，即便对方未展开攻击，也可以直接拨打999要求警方出动。听起来警方的应对机制没什么问题？即让患者得到治疗，也维护了社区安全？来，我和你说隔天发生的事。隔天中午，我照旧步行到临近餐馆用餐，马上就见到那位加害者。我按照高级曹长指示拨打999，却被接线员告知，得拨到报案警局通报。注意，从第一步就已和高级曹长说法不一。后续，无论是接线警员或出动的巡警，似乎都以对方“是否骚扰他人”为执法标准，在得知对方并未造成骚动后，语气都显得消极，甚至告知“若对方没有骚扰他人，可以不用报警。” 报案时警方说法看似美好，执行层面却出现严重脱节。是执法体系本就缺乏清晰一致的SOP，还是前线人员选择了最省事的处理方式？无论答案为何，结果都是同一个：制度选择了不介入，把不确定的风险留在街头。先前提到，报案过程面临的困难，乃警方无法掌握加害者身份，可即便我在事后明确通报警方，加害者在几点几分进入哪家便利商店，并告知店内设有监视器，警方也没有答复是否取证或处理。直至近日，依然可见那名加害者在社区附近游荡。《精神健康法令2001》赋权警方，在合理怀疑某人精神失常且对自己或他人构成危险时，可将其带离现场并送往核准机构进行精神评估。然而，在已有报案记录的基础上，警方依然以该人士是否构成骚扰为执法基准，这种被动执法问题，更暴露出警方“预防胜于治疗”的观念缺失。要知道，精神病患的行为本就难以预测，谁都不知道他们何时会发作，这无疑是将风险转嫁到社区居民身上。今天虽然是我在该地被攻击，下一次是否会有人在同样地点面临相同遭遇？万一他手上握有武器呢？必须强调的是，我并非有意一杆子将所有精神病患标签为危险人物，他们不是天生的加害者，但社区居民也不该为风险买单。值得检讨的，并非只有执法层面。当前社会对游荡于的街头精神病患之应对，几乎只剩下两个极端： [vip_content_start] 出事，抓人；没出事，祈祷不要遇到。走在路上，我们不时能见到精神病患出没，却鲜少见到任何主动介入的机制。《国家精神卫生策略2020-2025》披露，我国精神科床位数量长期偏低，现有住院资源不足以应付不断上升的精神健康需求。此外，时任卫生总监诺希山曾在2021年透露，我国的精神科医生仅500名，与病患的比例约为1比10万人。在人力与床位双双吃紧的情况下，精神病患被留在街头，或许就是资源长期不足下的必然结果。必须承认的是，在成为受害者之前，我对他们同样抱着“看见却不理”的态度。他走他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其实，拨个电话呈报相关单位，如警方（虽然他们不一定会有作为）、非政府组织或议员，就已经是对社区与患者的帮助。当然，对社会工作有热忱者，也能积极投身相关活动，在制度看不见的街头，为一个个精神先一步崩塌的人们提供实际援助。与此同时，社会对精神疾病的污名化也是个问题。我有个亲戚因中风引发焦虑症，家人苦口婆心劝他接受治疗，可连他也对自己的病症有偏见，仿佛就医等于承认自己“不正常”；他更不敢向友人透露病情，担心自己会因此被歧视。可见，社会偏见会实实在在地影响个人求助意愿，若身旁亲友也抱有不正确观念，不仅耽误治疗，更会加重病情。到头来，受影响的不只是患者个人，也会让原本就脆弱的公共医疗体系与社区安全承受更大的压力。写到这里，我已经不太在意那一拳本身了；撰写此文，也不是为了妖魔化精神病患，更不是要把他们驱逐出公共空间。精神病患需要被接住，社区居民也需要被保护，这两件事并不冲突。若制度要等到事情发生之后才开始运作，那公众只能祈祷——下一个到警局做笔录的人，不会是自己。延伸阅读：马伟康 | 健身房突击：你情我愿之外，谁真正可能受害？马伟康 | 人性的恶不分年龄，教育失职有名有姓马伟康 | 高举海贼旗：不是年轻人中二，而是国家早有病马伟康 | 禁不掉的生意——性交易马伟康｜鸡骨头事件之外：他，为什么也流浪？

6月前

马伟康 | 健身房突击：你情我愿之外，谁真正可能受害？

总警长称：落网的所有人士都不认为自己是受害者。也是，只要过程不存在强迫，你情我愿的性行为，何来“受害”一说？何况，推事庭拒绝警方的延扣申请，也让舆论对这次取缔行动的必要性与程序合理性提出进一步疑问。或许，警方闯入那刻，他们才成了所谓受害者。吉隆坡的夜里从不缺故事。前几天，警方率媒体突袭一家健身房，以店内涉及“不道德”的同性性行为活动，将202人逮捕归案。一群人交换身体相互寻欢，却出动了反伤风化、肃赌及私会党取缔组（D7），仿佛性倾向与个人私生活比人口贩卖、线上赌博、诈骗之类的犯罪更值得国家机器优先清算。事情一经曝光，舆论呈现两极分化。宗教局与教育部狠批同性恋行为，非政府组织与律师则质疑警方行动欠妥，尤其放任媒体公开现场照片，这严重侵犯了当事者的隐私及尊严，造成外界出现这是一场高度公开执法展示的舆论。曾在社交媒体看过一名人事专家分享：人不能自己穷忙，必须让其他人，尤其上司，知道自己正在忙，否则做得再辛苦也没有意义。日前，吉隆坡市政局以非凡效率取缔卖淫场所，并将执法过程上传至社媒。由于释出的照片质量极高，兼具美感与叙事性，引来了大量网民赞叹，一时间引发流量海啸。媒体获得独家画面，而警方的行动也因曝光度提高而受到关注；在这种高强度传播下，当事人的隐私与尊严却成了最受冲击的一环。根据《数字2025》报告显示，国人每天上网时间达8小时13分钟，16岁及以上的用户每天在社媒上花费的时间有2小时46分钟，其中，44.9%会通过社媒阅读新闻。可见，社媒已成为人们当今的资讯入口。如今，各行各业都在招聘小编，营销人员也分为了线上与线下，这种趋势显示，信息传播的重心正不断向社媒倾斜。执法单位也不笨，自然不会忽略在社媒展示自身形象、宣传战绩。面对公众质疑，内政部长赛夫丁与吉隆坡总警长法迪尔皆出面护航，声称取缔行动全程依程序办案、公众场合性行为不算隐私等。但警方执法是否真的无可指摘？本报独家报道，一名本地男子称自己首次造访涉案健身房，并不知该地具同性恋性质，便被突然闯入的警方无辜逮捕。据该男子单方面描述，拘留过程中，他与其他被捕者经历近 40 小时的拘禁，期间不准睡觉、不准使用手机，也无人告知他们涉嫌何罪；警察反复要求他们站起、坐下、排队，而所谓的“黄金24小时”完全没有用于实际调查；录供过程中，他甚至被警方要求 [vip_content_start] “模仿呻吟声”，并被追问涉及性行为的细节，完全不听他的解释。这些指控仍有待独立调查厘清。但上述指控若属实，这样的做法显然与公众对专业侦查的期待存在落差，也会被视为对程序正义的严重伤害。数月前，一名台湾女子控诉警察以偷拍为由截查、恐吓及勒索，甚至被提出“陪酒”换取释放。东窗事发后，涉案警员仅被调职；近日一则新闻更令人不寒而栗，被警方歼灭的劫匪家属公开一段长达13分钟的“死亡录音”，揭露劫匪疑似按指示就擒，却仍遭枪杀。（家属公开的录音内容在网络引起极大震动，但相关指控仍有待官方进一步调查与厘清。）这些案例累积了公众对警方内部监督机制的舆论，也显示在透明度与问责方面，公众期待警方给出更具说服力的回应。此次逮捕行动尚未得知是否获政府支持，但内政部长出面为背书，无疑透露了政府立场。在外界舆论中，也出现对这次行动重心的不同解读，究竟是着眼于公众场合的性行为，还是让性倾向群体承受了更高的执法压力？如今，同性恋及同性性行为在多数发达国家已除罪化。即便在部分地区未获婚姻合法性，国家与司法通常倾向对同性恋群体展现包容，不加以抹杀和打击。特朗普到访东盟峰会、斡旋泰柬停火，这些都让马来西亚赢得国际赞誉，而过时的执法行动却可能打烂了先前的一手好牌。回到案件本身，我个人更关注是否有人真正受害。总警长称：落网的所有人士都不认为自己是受害者。也是，只要过程不存在强迫，你情我愿的性行为，何来“受害”一说？何况，推事庭拒绝警方的延扣申请，也让舆论对这次取缔行动的必要性与程序合理性提出进一步疑问。或许，警方闯入那刻，他们才成了所谓受害者。从彩虹手表到本次的健身房案件，足见大马对同性恋群体仍存在根深蒂固的偏见，这并非换了自称昌明的政府，就能一朝得到改变。在现代法治社会，行为是否应受到规管，一般以“是否造成伤害”为判断基准。自愿的同性性行为不构成对他人的伤害，也不牵涉公共安全风险，因此并不在现代国家需刑罚介入的范畴之内。相较之下，制度更应把重点放在教育、公共卫生与安全事件的真实风险上，而非针对特定性倾向群体的道德性介入。此次事件必须成为一次深刻的社会反思。若执法过程缺乏足够的监督与解释空间，公众容易产生偏见主导执法的观感，也会担心权力被误用来针对弱势群体。我们都生而为人，每个人都应当得以在自愿与平等中生活，而不是被体制恐惧裹挟。吉隆坡的夜里，依然有许多性质更为严重的犯罪在暗处滋长，执法资源的部署应以社会安全与实际需求为优先，让真正紧急的案件得到及时关注。相关新闻：秋杰路消遣中心被抄 201人当场被捕警捣男同性恋天堂捕202人警：171人获释无人认受害者【视频】隆警破男子健身房性犯罪案 | 隆警：健身房性案调查复杂提控与否仍待证据独家|健身遇警突击！男子控遭扣40小时还被羞辱隆总警长驳双重标准指控强调取缔涉嫌不道德活动健身房全程依程序办案健身桑拿遇突袭时评员批警浪费资源

6月前

马伟康 | 老鼠乌托邦：低婚生率的必然结局？

年轻人不是不想爱，是不敢、没力气去爱。而当亲密关系成为一种消耗，人们就会继而拒绝社交、懒得打扮、下班和周末都宅在家。这些趋势，不得不让人联想到一个更深层、更令人不安的概念——行为沉沦。

7月前

马伟康 | KTMB系统又宕机，官联公司的照妖镜

抢不到票纯粹是个人运气不好，但公共系统总在关键时刻出事，则是政府与官联公司的不作为。而只要民众对这种无奈习以为常，我们的国家就不会好起来。几天前，马来亚铁道公司（KTMB）宣布，将于11月17日上午10时开售明年首4月双轨电动火车（ETS）和城际列车（KTM Intercity）的车票。消息一出，相信身处异乡的游子无不为之一振——终于可以买到回家过年的车票了！怎料，开票日却状况连连。不少网民在社交媒体痛斥KTMB系统宕机，被扣款却不出票（DuitNow二维码、信用卡，或是Tng电子钱包付款），拨电至客服也得不到任何回应。我也是苦主之一。当天，登录KTMB系统时，我就明显感受到运行速度下降。为了避免购票过程出现问题，我本想等待系统稳定后再下单，但发现开票仅15分钟已有大半车票售出。生怕春节回乡无法避开车龙，于是我便如往常般选好时间段与座位，并通过DuitNow二维码付款。等待一段时间后，银行通知已完成扣款，但系统却未显示车票，刷新整天亦如此。遇到这种状况，我第一时间便致电客服，但始终未能接通。尝试了数遍后，我只能电邮致函KTMB，同样未能得到回复。《Newswire》接获读者投诉后报道了此事，可即便媒体已介入，截稿前（18日，凌晨12时）仍未见KTMB在其官网和脸书对此事发表任何声明。除了扣款未出票之外，也有网友反映车票价格突然下跌、车次突然消失等状况。由于我个人并未遇上，而KTMB至今尚未有任何说明，因此相关说法仍需存疑。此次系统宕机揭露了我国官联公司长期积累的五大顽疾：系统投资不足、客服形同虚设、危机管理缺失、垄断导致服务品质低下，以及缺乏问责文化。首先，KTMB已事先预告开票日期，这段时间涵盖农历新年、开斋节及公共假期，大批人流涌入系统抢票，是可以预见的，但KTMB显然没有做好负载管理。回顾往日新闻，其系统已并非首次宕机，且数月前SARA系统也因国庆红包面临相同状况，KTMB难道没有做好任何思想准备？其次，此次开票完全可以视为一场全国性活动。为了避免意外发生，备足客服与公关人力应该是常识。可事实又是怎样的呢？电话打不通、电邮没人回，一天下来连份安抚民心的公告都看不见。更糟的是，事发后KTMB在未作出任何解释的情况下，仍然在 [vip_content_start] 其官方脸书宣传各项优惠，经网民洗版留言区后，更是索性关闭留言区，危机处理能力着实堪忧。此外， KTMB在马来西亚的城际铁路运输中几乎处于垄断地位。在没有其他竞争者的情况下，服务品质优劣对企业营收的影响相当有限，毕竟乘客没有替代选择。若KTMB抱着“反正你还是得坐我的火车”这类心态，公众必然难以享受优良服务。最后，缺乏问责文化进一步放大问题。若此事发生在台湾、日本，或美国，民众很快便能在新闻上看到相关人士引咎辞职。可马来西亚是否具备问责文化？警方收贿，调职；教师性骚扰，调职；官场更有“部长辞职不是大马文化”的说法。与政府关系如此紧密的官联公司，又怎会例外？于是，发生类似情况时，民众除了上网抱怨，实际上也改变不了什么。此次开票乌龙，不止是系统出问题那么简单，而是我国官联公司的照妖镜。更重要的是，这些问题绝非KTMB独有，在部分关键领域里，一些官联公司，乃至私人企业，同样握有近乎垄断的地位。人非圣贤，系统会故障也很正常。民众并非要求系统永不宕机，但若在“大日子”前做好充分的压力测试，或是遇到问题时能够及时明确、透明地沟通，原本可控的技术故障也不至于演变成全国性民怨。尤其，在人类工业迈向全面数字化的今天，一场开票就赤裸裸展现国家级乌龙，丢脸岂止KTMB？国家的颜面又该摆在哪儿？比起开发多几个新APP，不如好好巩固现有系统的基础。抢不到票纯粹是个人运气不好，但公共系统总在关键时刻出事，则是政府与官联公司的不作为。而只要民众对这种无奈习以为常，我们的国家就不会好起来。后记：经过一天，本人已在18日下午2时获得KTMB初步回复，回邮内容为索取购票资讯。此外，亦有网友在社媒表示已获得退款，显示KTMB已开展补救措施，这方面的效率值得赞许。相关新闻： KTMB系统再度大当机网轰被扣款却没票明年首4月班次 ETS 城际列车票 17日开售

7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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