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编碎念新闻资料 | NewsC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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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伟康 | 按柜金全失，MUDA同心党为何换不来选票？

传统政党的优势，不只来自党徽与品牌，也来自长期经营的基层网络。对新势力来说，基层服务并不是理念之外的琐事，恰恰是理念获得验证的地方。柔佛州选开票夜，随着非官方成绩陆续出炉，我眼睁睁看着Newswire《风起南中马》州选网页上的州席地图，一块块由灰转蓝。直到最后一席去向明朗，蓝色几乎覆盖整张地图；只守住8席的希盟，成了蓝潮中的几处红点。原先握有3席的国盟被赶出柔佛州议会；睦达党（MUDA）也失去仅有的一席；高调登场的同心党，则15战皆全军覆没。这3个阵营还有一个共同点，他们的大批候选人都痛失按柜金。国盟派出的33名候选人中，21人失去按柜金；MUDA的4位候选人及同心党的15位候选人，更是全数没保住。根据选举法令，若候选人得票率低于总票数八分之一，按柜金便会遭到选举委员会没收。失去按柜金当然不等于理念毫无价值，却至少说明，该候选人或政党在有关选区的支持基础仍相当薄弱。不过，国盟、MUDA与同心党的情况不能一概而论。国盟原先在柔佛握有的武吉哈逢、兴楼及马哈拉尼，皆被巫统夺走，两者的政治光谱较为接近，因此从结果来看，这更像是马来政治板块内部的重新洗牌，而非选民集体转向完全不同的政治路线。 MUDA与同心党面对的，则是另一道难题。相较于主要依靠族群动员、党徽认同与既有组织网络的传统阵营，MUDA与同心党两党虽各有侧重之处，但都强调强调跨族群政治、体制改革与治理表现，试图打破马来西亚长年来的政治僵局。这样的主张不是没有吸引力。舆论场中，人们经常呼唤跨族群政治、制度改革与年轻力量；问题在于，认同这些价值，不等于愿意把手中一票交给一个胜算、组织能力与服务纪录都尚待证明的政党。本届柔选，MUDA竞逐的4席中，有3席被视为希盟传统优势区；同心党上阵的15席中，有7席也与希盟基本盘高度重叠。这些地区皆属于城市或半城市选区，是普遍被认为最能接受改革政治、淡化种族叙事的地方。不过，选举结果证明，也许选民会认同政党的理念，但这份认同并不一定会转化为选票。这样的结果，其实也有迹可循。回看MUDA历届选举成绩。2022年柔佛州选，现任党主席阿米拉艾莎在优景镇为MUDA赢得首个州席；同年的全国大选，则只有赛沙迪守住麻坡国席。到了2023年六州选举，MUDA在4州上阵20席，不仅一席未得，所有候选人也失去按柜金。随之而来的，往往不是第三势力壮大的掌声，而是分散选票的质疑。这些结果不禁让人怀疑：当社会舆论不断表达对旧政治的不满，为何票箱里的选择仍然偏向传统阵营？明明理念获得不少人认同，候选人也不乏专业背景，怎么却换不来选民的实际支持？上司曾对我的专栏提出一个评价，或许也能解释MUDA与同心党面对的困境——离地的论述，很难让一般人产生共鸣。 [vip_content_start] 这里所谓的“离地”，未必是理念错了，而是它距离人们的日常生活太“遥远”。有时候，政治人物谈论的是国家未来的方向，但选民面对的是明天的柴米油盐，以及社区里一件件看得见、摸得着的问题。对多数人而言，他们更想知道：这些理念，究竟能不能为我的生活带来改变？理念如果只停留在讲台、文告与短视频里，没有转化成选民看得见的服务与成果，就很难兑换成信任。传统政党的优势，不只来自党徽与品牌，也来自长期经营的基层网络。选民未必记得每项政治宣言，却可能记得谁处理过沟渠、修过道路、争取过拨款。对新势力来说，基层服务并不是理念之外的琐事，恰恰是理念获得验证的地方。关键不只是选举期间出来造势喊话，而是能否在没有选举的时候，仍然留在社区，以实际行动累积民众的信任。当然，新势力难以突围，不能全部归因于“离地”。部分选民始终只投党、不投人。对他们来说，候选人的个人背景、专业能力与政治论述，往往都排在党徽之后。分散选票的谴责也并非无中生有。在新势力基本盘尚未稳固，国阵、希盟与国盟三大阵营互相竞争的政治环境下，部分选民难免担心，一旦把票投给胜算不高的新政党，最终反而会让自己最不愿见到的阵营受益。这意味着，MUDA与同心党不仅要说服选民认同其理念，还要证明自己拥有足够的组织能力、基层实力与胜选可能，让选民相信这一票不会只是表达态度，而是真能形成改变。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也解释了为何即使部分选民认同新势力的主张，最终仍选择把票投给传统阵营。新势力真正要跨过的，不只是八分之一的按柜金门槛，也包括选民心中的信任门槛。理念只有走进社区、融入日常，才有机会化为选民投进票箱的一票。

2星期前

马伟康｜柔州34女将，不是来凑数

女性参政，不只是把更多女性的名字放进候选人名单。更重要的是，当一个女人有能力时，她不必先证明自己不是来凑数，才有资格坐上同一张桌子。本届柔佛州选共有172名候选人，其中34人为女性，占19.8%，较上一届的15.5%有所增长。其中，行动党派出的女性候选人人数居各党之首，占该党候选人的47.1%。这样的布局，至少反映该党在本届州选中，积极落实更新换代与提高女性参政比例的方向。值得注意的是，行动党这次并非只把女性候选人安排在胜算有限的选区，以完成数字上的指标。8名女性候选人被派往不同类型的选区，也承担不同程度的选战压力。先看4个相对稳固的议席。利民达、帆加兰、明吉摩和士姑来，过去三届选举皆由行动党守住。上届多数票较少的利民达，继续由原任议员黄炣卿守土；其余3席则交由傅睿琳、徐宝仪和佳蒂等新人接棒。在近期多项争议引发部分华裔选民不满的情况下，守住传统优势区，无疑是行动党的首要任务之一。然而，在这些重要选区，行动党没有一律派出资深或高知名度人选，而是让年轻女性承担守土任务。这等于把守住堡垒的责任，直接交到几名年轻女性手上。守得住，她们能够建立自己的政治分量；一旦失守，她们也必须承受新人接棒所带来的质疑。再来，是面临选票压力的议席。彼咯、永平和地南上届皆由国阵夺下。在希盟与国阵，尤其行动党与马华彼此较劲的格局下，这些议席的意义不只是多赢一席，也关系行动党与马华，谁还能在华裔选区站稳脚跟。柔佛再也虽然是行动党的传统优势区，上届也成功守住，但多数票已收窄至不足两千张，不能再被视为稳胜之地。这些关键议席，行动党同样派出新人女性候选人郑育娟、杨惠仪、颜丽丽和李汶颖出战。这些都不是只要挂上党旗便能轻松过关的选区。行动党愿意让女性新人去打这些硬仗，至少说明她们不是被派来“凑数”，也不是只负责让候选人名单看起来更进步。这也是为什么，女性候选人的人数固然值得观察，但她们被派到什么样的选区，却更值得深究。 [vip_content_start] 若一个政党只在选举前临时找几名女性候选人填入名单，再把她们派到胜算渺茫的选区，即使比例再漂亮，也不过是做给外界看的成绩单。若真要培养女性政治家，不是到了选举才把她们推上台。平日是否让她们经营选区、接触基层、处理地方问题；选举时是否给予足够的人手与资源；胜选后是否让她们参与真正的决策，这些都比名单上的比例来得重要。否则，即使女性数字增加了，权力仍然留在原来那一群人手中，所谓进步，也只是换了一张比较好看的名单。女性踏入政治，本来就比男性多几道关。基层活动往往排在夜间和周末，经营选区需要长期投入时间、人脉与家庭配合。政党若平日没有给女性累积经验的机会，到了选举才说“找不到适合的人选”，很多时候不是没有人，而是过去没有认真培养人。选候选人，当然应该看能力。没有能力的人，不会因为是女性，就突然成为更好的候选人。但“能者居之”还有另一面：谁更有机会先被培养成那个“能者”？如果男性较早便被安排跟随领袖、经营支部、处理地方问题，女性却要等到选举前才被想起，最后再以“经验不足”为由把她们刷掉，这场竞争从一开始就不在同一条线上。女性候选人一旦被当成“配额人选”，还要承受另一种不公平。男性政治人物表现不好，选民通常骂的是这个人；女性政治人物一旦犯错，却可能有人借题发挥，认定“女人就是不适合从政”。一个人的失败，被算到整个性别头上；一个人的成功，却还要被怀疑是不是因为性别而获得机会。这才是许多女性政治人物必须面对的双重标准。所以，本届柔佛州选有34名女性候选人，占19.8%，当然值得肯定，但真正要看的，是这些女性能不能获得经营选区的机会，能不能得到足够资源打好一场选战，胜选后又能不能真正参与决策。女性参政，不只是把更多女性的名字放进候选人名单。更重要的是，当一个女人有能力时，她不必先证明自己不是来凑数，才有资格坐上同一张桌子。

3星期前

马伟康 | 十年・耳洞・痕迹

一天下班，手机通知跳出一个许久未联络，却又十分熟悉的名字——远在台北的友人传来一张合影，简短写道：“十年了。” 友人捎来的话，像是按下了某种按钮。那时起，“十年”这个时间节点，开始频频在生活中出现。先是工作。近日的工作重心，是对柔佛历届选举分析二次包装，旨在增加Newswire《风起南中马》州选网页的曝光。不少分析皆以十年为单位，一来二去，“十年”这个词，似乎越来越有存在感。后来，为周末的早餐找“配饭影片”时，几乎快忘了的《台客剧场》突然被算法推回首页，内容是复刻该频道十年前拍过的主题：挑战一天只吃一百元（台币）。透过《台客剧场》的镜头，我看见不少变化。十年间，有些食物涨价了，有些店家不在了，“台客”本人长胖了，他的孩子也长大了。影片里的街道与人物依旧熟悉，却也流露时间走过的痕迹。“十年”这个词，在影片里不断重复。我不禁开始想，十年前后，自己又产生了哪些变化。思索间，我习惯性地摸了摸耳垂，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很久没戴耳环。这个小小的发现，一下子把思绪拉回十年之前。那时候，为了效仿喜欢的偶像，我在台北公馆给左右两个耳垂都穿了洞。穿洞前，老板将穿耳枪置于耳垂时传来的悚然，如今回忆依然鲜明。巧的是，十年前穿洞后去吃的餐厅，十年后来到吉隆坡开分行了。不过，也不是所有事情都会随着时间一起走向前。 [nonvip_content_start] 十年后，偶像的团体已不再完整，我也渐渐对耳环这种装饰失去了兴趣。只是，曾经存在的事物，从来不会彻底消失。偶像的音乐一经播放，仍会将人带回那段澎湃的时期；耳环虽已不知去向，但耳洞却静静地留在那里。看着镜子里的耳洞，我才看见这个痕迹其实留下了不少东西。偏大的形状，让我看见那个总想与别人有点不同、爱引人注目的自己；而耳洞的存在，则让我想起那个只凭喜欢，就敢踏出去的自己。如今，到了一个地方总会选择角落的位置；每每做决定也多了些迟疑。穿搭、个性、习惯、价值观等，都会随着阅历而改变，但总有一些痕迹会留在那里，让人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回望。无论痕迹是好，或坏。不戴耳环后的一段时间，有一次摸耳垂时，发现有些白白的分泌物。那时我才知道，即便不戴耳环，耳洞也不能置之不理。留下来的，不一定都适合保留。噢，对了。她送的那双鞋，也该丢了。

4星期前

马伟康 | 铁拳教育：对放牛班的学生多一点耐心

有时候，孩子需要的不是一记“铁拳”。他们需要的，只是一个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大人。除非这段时间都没上网，否则大家应该对《铁拳教育》这部韩剧不陌生。点出现代教育的困境，也用近乎“复仇爽片”的叙事，为不少曾在校园体制中受伤、或对教育现况不满的人，提供了情绪出口。正是这份群体共鸣，让剧集相关讨论洗版各大社交媒体，上线仅3天后更登上Netflix多国非英语剧第一名。舆论浪潮中并非清一色赞誉，也有人批评剧中以暴制暴、透过暴力管教问题学生的演绎。无论如何，一部影集若能把教育、师生关系和校园失序重新带回公共讨论，它作为大众娱乐已经相当成功。关于该剧的讨论，如今已不再停留于网络上的口水战，甚至开始延伸至推动现实改革的层面。继韩国京畿道教育监当选人安敏锡提议成立“现实版教权局”后，大田市教育监当选人吴硕镇也公开表态，宣布将推动一系列旨在保护教师的重大改革措施；台湾立法院、教育部等单位也开始讨论相关问题，试图将剧中折射出的集体焦虑，转化为推动教育体制改革的契机。社媒上已不乏教育是否应该回归“铁拳管教”的讨论。我的立场依然清楚：教育不能建立在暴力之上。只是，当校园问题越来越复杂，社会也必须承认，单靠口头劝导、记过处分，或把问题学生推出校门，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比起争论该不该对孩子挥出“铁拳”，我更想借剧中第二集“流氓学校”案，谈谈那些长期被社会视为无可救药的“放牛班学生”。第二集的故事，说白了就是现实校园中所谓“放牛班”的投射。这个词本身并不好听，却也正好说明了社会如何看待这群孩子。也许他们不适应亚洲社会高度考试化的学习模式，也许他们对课堂内容没有兴趣，也许背后还有更复杂的家庭因素。也有人只是因为青春期的叛逆、价值观还未成形，便容易崇拜那些看起来“坏坏的”人事物，仿佛只要够凶、够敢、够“不好惹”，就能证明自己有分量。但很多时候，他们的本质并不坏。只要有人愿意理解他们偏离轨道的原因，找到合适的方法加以引导，他们并非没有机会回到正轨。只是，在现实教育环境中，成绩往往早已在无形中影响教师、家长乃至整个社会对他们的评价。资优生通常获得更多关注、善意与资源；反观放牛班学生，往往在问题被理解之前，就已经先被贴上标签。是的，放牛班的学生确实不易管教。他们往往比资优生来得叛逆，求学态度也不尽人意。但讽刺的是，正是这些更需要被投入时间与心思的群体，往往会先被放弃。当他们意识到自己已经不被师长期待时，他们很容易接受人们贴在自己身上的标签、形成相应的自我认同。为了寻找认同与归属感，他们可能会以打架、欺负弱小、混帮派等方式证明自己的价值感，导致原有问题变本加厉。而学校最常见的处理方式，则是记过、停学，甚至开除。秩序是恢复了，但同时也将问题推向校园之外，由社会承担后果。当然，我们也不能将所有责任归咎在教师管教不当之上。 [vip_content_start] 一个班级数十名学生，下课后除了备课，还得应对堆积如山的行政工作。更何况教师也是普通人，回到家后可能也有自己的课题。因此，在有限时间和精力下，教师自然会把有限心力优先放在更容易看见成果的学生身上，这并不难理解。我也相信，仍有许多教师愿意挽救那些被边缘化的孩子，只是现实往往让这份坚持成为一种奢侈。一个学生偏离轨道的原因往往错综复杂，现今对教师管教方式的矫枉过正，也让教学现场比以往举步维艰。教育部必须正视这一问题。无论是减轻教师行政负担、加强教师应对问题学生的专业训练，或是建立更完善的辅导与支援机制，都比单纯强调纪律处分来得重要。唯有建立更友善、更健全的教育体制和环境，老师和学生才不必在自身困境里独自硬撑。我们固然需要让学生明白，他们必须为自己的言行承担责任。但比起一味强调铁腕管理，甚至动辄把学生赶出校园，更重要的，是思考如何让他们重新找回学习的热忱，或至少在学校里找到一个不必靠逞凶斗狠来证明自己的位置。这些，在我看来，都比成绩本身来得重要。在学校和教师追求“多少个学生拿全A”之前，也许更应该重新理解，教育的意义从来不只是培育成绩优异的学生，也包括引导学生建立同理心、责任感和健全人格。国家未来的栋梁，从来不只存在于成绩最好的那一群学生之中，人人都能在不同领域为国家撑起一片天。只是，当一个孩子开始走偏时，我们是否还愿意对他多一点耐心，相信他仍有变好的可能？有时候，孩子需要的不是一记“铁拳”。他们需要的，只是一个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大人。

1月前

马伟康 | 探望癌末亲戚后，我再次思考安乐死

在医学未能根治癌末的局限与现实条件之下，延长生命，往往也意味着延长患者与家属的痛苦。癌末的亲戚因同时染上糖尿病，双腿已开始溃烂，左小腿甚至到了整条肌腱和皮下肌肉组织外露的地步。因其病情已发展至高度危险的状态，加上先前癌末的长期照护已让家人身心透支，最终决定将其送至疗养院接受专业照护。从母亲口中得知，在癌症与糖尿病叠加之下，截肢成了高风险措施，亲戚本人也没有意愿，因为想要保留相对完善且体面的姿态。这个决定自然是伴随痛苦的，每每清洗溃烂的腿部，亲戚都备受煎熬，即便静静呆着，患部也会不时传来阵阵疼痛，加上本就受癌细胞折磨，他所承受的痛苦自然非常人所能想象。与此同时，迁至疗养院后，亲戚的食欲虽然大幅改善，但身体已经无法吸收营养，身躯因此一天比一天消瘦。日前连假回乡我特意前去探望。距离农历新年仅三个多月没见，病魔又抽走了他身上不少血肉，如今已完全呈现“皮包骨”的字面含义。慰问的过程，看着他眼中渗出的我这辈子未曾见过的男儿泪，一边诉说痛苦的日常，不免让我对安乐死再次产生些许思考。虽然未曾询问亲戚的意愿，对他身上的痛苦也无法感同身受，但在了解其病情几乎不可能逆转的前提下，从肉眼可见的状态，倾听难过的过程中，我脑中浮现的想法是——希望他可以少点痛苦，甚至不要继续痛苦了。在我看来，当问题从“会不会死”变成了“要痛多久”，安乐死就不该只停留在抽象的伦理与道德层面做讨论，而应回到患者的最直接的感受与意愿，以及是否有权利停止受苦作为选项。母亲和一些阿姨的感受与我相似。亲人离去固然令人不舍，但比起看着对方继续因病痛备受折磨，以另一种方式结束痛苦，何尝不是一种解脱？然而，从亲戚间的对话不难看出，部分华人仍然倾向将延续生命视为正确答案。据悉，一位阿姨对亲戚的家人说，祭拜父母时，可以对他们说：“快点带XX一起走吧，不要让他继续痛下去了。” [vip_content_start] 我相信那位阿姨没有恶意，只是语言组织不尽人情，但这些话听在亲戚家人耳中，不出意外的成了一句诅咒，让他们不断痛骂：“哪有这种姐姐、谁会希望自己的家人去死”之类。我们常认为，不计代价的延长家人生命，才算是尽孝，才是表达爱的方式。现代医学的发展，某种程度上也是朝着这个方向前进。然而，在医学未能根治癌末的局限与现实条件之下，延长生命，往往也意味着延长患者与家属的痛苦。每个家庭的状况都不同。对于绝大多数普通人而言，光是费用都足以让人头痛；有能力雇人照护、入住疗养机构的，已算相当幸运。但对于能力有限的家庭来说，长照往往伴随牺牲个人自由、事业发展，以及对于关系，甚至身心健康的持续消耗。患者看着家人因为自己而受苦，这件事本身可能比身上的病痛来得更苦。无论是自行选择结束，亦或同意家人的离开，都绝非轻易的决定，心理上也绝对备受煎熬与挣扎。只是，安乐死终究为患者及家属，提供了另一种选择。不过，即便安乐死得以在大马实行，也需要社会放下对生死的成见，勿将个人价值观套用在他人身上。很多时候，外人的批判看似凌然，却只是把旁人无法承受的痛苦，要求患者自己一口吞下而已。 “孝顺”和“爱”这两个名词的笔划，极其简单，但也不代表它们只有单一表现形式。无论是赋予患者生命自主权，亦或学会放手，也可能是孝顺与爱的另一种模样。下次回乡，大约是九月。虽然不清楚亲戚是否能坚持到那时，但从疗养院离开前，我已经为下次的探望作了承诺。心里希望他不要继续受苦的同时，仍然盼望还能再见。极其矛盾。不过，这份承诺与期盼，对于亲戚来说，会是度过日常的动力，亦或看不见尽头的痛苦？我没有答案。相关文章：马伟康 | 浅谈琼瑶遗书引发的思考

2月前

马伟康 | 如果“遗忘”成为一种科技

一个社会之所以能够前行，不只是因为它往前看，更因为它没有把该记得的事情抛弃。人，同样如此。韩剧《21世纪大君夫人》开播后反响热烈，众多社媒帖文中，我的目光也因女二孔升妍的古典气质而停留。由于个人观影习惯是一次性追完，等待剧终的空档里，我先翻了她几部旧作。然而，本是冲着颜值去刺激多巴胺，却意外通过《Circle：相连的两个世界》（以下简称为《Circle》）迎来内啡肽的满足。生活难免不顺遂，你我多少都有不愿回首的记忆。偏偏，越痛苦的记忆往往越深刻，它们偶尔会在夜半拜访，让人辗转反侧；有者甚至时刻被牵绊，导致日常生活也受影响。精神科医师解释，恐惧与悲伤这类情绪，常会被大脑判定为“危险信号”，进而激活处理情绪的杏仁核。杏仁核又与掌管记忆的海马体紧密相连，因此越痛苦的经历，越容易被写进长期记忆，久久不散。遗忘，从来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时间固然是良药，但也不是所有记忆都能随着老化而淡忘。那么，若记忆能像电脑数据般一键删除，我们是否就能从中得到解脱？《Circle》第二部分“美丽新世界”篇，正是从这个假想出发。剧中，科学家掌握了记忆影像化与情绪维稳系统，甚至进一步实现“记忆阻断”技术，让某些特定记忆能够被人为屏蔽，更将上述技术运用于开发人体芯片以及智能城市，试图打造一个“零犯罪”的乌托邦。只要有足够财力，并愿意植入芯片，便能获得定居资格。换言之，遗忘成了一种可以人为控制的科技。只不过，当一个人失去了部分或所有记忆，那他还是原本的“自己”吗？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早已提出：一个人之所以还是“他自己”，关键不在肉体，而在意识是否延续，而意识的延续，恰恰离不开记忆。流行文化中可见这一概念的通俗诠释，那就是一个角色若在今生保有或想起前世记忆，那该角色就属于同一个人。哲学概念常常过于抽象，但心理学中的“叙事自我”理论也认为：人之所以能确认自己是谁，正是因为会不断把过去、现在与未来串联成属于自己的生命故事。一些记忆确实沉重得让人难以承受，所以部分人才渴望将其遗忘。不过，让我们构成“今天的自己”、更了解自己的，不就是记忆吗？今天的我们，在处世态度与看待事物的角度上，往往都与经历密不可分，我们都会在过往的记忆中学会成长，哪怕它是痛苦的。车祸的恐怖，可能让我们开车时更谨慎；破碎的关系，可能让我们学会更成熟地面对亲密与失去；亲友的离去，也可能让我们更懂得当下的珍贵。痛苦未必值得歌颂，但它确实常常参与塑造了我们。更危险的是，当遗忘不再只是个人选择，而是由权力、资本或科技系统替我们决定时，问题就不只是疗伤，而是谁有资格决定一个社会该记得什么。 [vip_content_start] 随着AI迅速发展，如今我们的生活已经实现许多过去所未能想象，“操控记忆”在未来可能不再是科幻作品里的设定。而当掌控记忆的技术成为国家机器，当权者将更容易让人们遗忘他们不愿被群众记住的历史。以五一三和赵明福事件为例，若这些集体创伤能被人为屏蔽，表面上，社会也许会少一点痛苦，少一点愤怒，少一点彼此撕裂。可是，被抹去的痛苦，不等于被处理过的伤口；被删除的历史，也不等于真正的和解。届时的马来西亚，还会是今天的马来西亚吗？正因国家曾经历这些记忆，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我们才会不断就种族关系、权力监督与制度正义等议题反思。若这些记忆被人为屏蔽，多少不幸会因此重蹈覆辙？又将有多少人为这段“遗忘”买单？一个社会之所以能够前行，不只是因为它往前看，更因为它没有把该记得的事情抛弃。无论是战争、种族冲突，还是各种社会创伤，集体记忆之所以存在，某种程度上正是为了避免历史重演。人，同样如此。我们不必永远困在痛苦里，但也不能假装伤口从未存在。真正让人自由的，或许不是删除记忆，而是在记得之后，学会带着它们继续前行。

2月前

马伟康 | 产假多30天，妈妈就能安心回职场？

如今，随着女性职场参与度提高，许多家庭早已不再是单一收入模式，育儿也不该继续被视为母亲的“天职”。因此，政策设计不能继续建立在“默认女性为照顾者”之上，而应进一步把父亲拉进制度里。劳动节，难得不用早起，一觉睡到了近午。走进茶餐室，早午餐还没上桌，“安华派劳动节红包”的标题先映入眼帘。奇怪，现在不是能源危机吗？政府在这种节骨眼还搞“派糖式政策”？有没有搞错！点开新闻才发现，所谓“红包”，其实是政府为了支持女性生育后继续留在职场，计划推出的延长产假津贴（EPCB）。若政策顺利出台，马来西亚产后女性在原有98天全薪产假之外，还能额外享有30天假期，并领取相当于月薪80%的津贴。消息一出，民间的第一反应并非鼓掌，而是谩骂与担忧。原因在于津贴出处不明，若由企业承担，可能导致中小企业负担加剧、职场对产后女性不友善等问题。所幸，《Newswire》独家取得人资部长拉玛南证实，额外津贴将由就业险基金负担。这一层焦虑，至少暂时有了答案。但问题还没结束。虽然“谁来买单”已明朗，但这项政策能否真正改变产后女性离开职场的现况？我认为答案并不乐观。必须承认，延长产假津贴是一项善意政策。更长的假期与津贴，确实有助于女性在生育后，有更充足的时间恢复身体、照顾新生儿，也缓冲家庭最手忙脚乱的那一段时间。只是，它终究还是治标多过治本。因为产后女性离开职场，并不单纯是个人选择，而是一个典型的结构性流失。根据大马统计局、世界银行及国库控股研究院等机构统计，截至2024年，大马约有486万名女性身处劳动市场外，当中约63%明确指出，家庭责任与育儿是离职主因。缺乏弹性工时、托儿费用高企，让“自己带孩子”成为部分家庭相对实惠的选项。更现实的是，大马社会至今仍深受“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影响，家务、照护、育儿等主要责任，往往默认由女性承担。再加上女性薪资普遍低于男性，一旦家庭必须有人暂时退出职场，最后被推到这个位置上的，往往还是母亲。所以，与其说是产后女性选择离开职场，倒不如说，是现阶段的职场制度、托育成本与家庭分工，一步步把她们推回了家庭。这终将反映在生育率上。当职场与育儿无法兼容，当成为母亲意味着事业被迫停顿、收入被迫减少、生活重心被迫改写，不生，自然也成了一种选择。近年来，随着女性教育程度提高、职场参与增加，年轻女性对人生的想象也早已不同。影视与流行文化中的“大女主”叙事，某种程度上只是反映了这种变化：越来越多女性不再把结婚生子视为唯一人生路线，而是把个人成就、经济独立和生活自主，一并纳入自己的选择。当女性已经有了更多选择，社会制度却仍假设她们会自动退让、自动牺牲、自动回到家庭。换言之，若产假政策未能从结构中着手，不仅难以逆转产后女性退出劳动市场的现象，也可能导致一个又一个生育计划被延后。须知，女性较适合生育的年龄大多落在20多岁至30多岁前半段，年龄越往后，自然受孕几率下降，孕期并发症及胎儿健康风险也会增加。到最后，这不只是个人选择，也会慢慢变成社会问题。那么，真正的解方在哪里？ [vip_content_start] 据报道，大马75%产后女性表示，若公司能提供更灵活的工时，她们会选择留在职场。如此看来，问题并非无解，只是我们过去太习惯把它丢回母亲一个人身上。其一，是工作制度弹性化。远程办公、混合办公、弹性工时，这些在疫情期间被证明可行的模式，本应成为更多行业的选项。但在马来西亚，不少企业仍执着于“坐班文化”，认为看得见员工坐在办公室，才等于看得见生产力。本质上，这是对员工的不信任，也是亚洲式管理里常见的控制心态。撇除部分必须站岗或现场操作的行业，许多工作，尤其白领岗位，确实可以通过线上或混合模式完成。我国经历过MCO，并非没有经验。将工作变得更弹性，除了让育儿和工作有机会兼容，也能让许多打工人少一点塞车消耗。原本被困在车龙里的时间和精神，本来就可以还给工作，也还给家庭。其二，提供托儿津贴。很多家庭不是不想把孩子送去托儿，而是费用一算下来，母亲辞职在家照顾，反而成了比较“划算”的选择。问题是，这个“划算”的背后，牺牲的往往是女性的收入、年资、升迁机会和长期安全感。若托儿问题能获得更实际的支持，女性自然少了后顾之忧，也更有条件继续留在职场。与此同时，这或许也能为那些因经济压力而迟迟不敢生育的年轻人，提供另一种可能。它支持的不只是产后女性，也是一个家庭敢不敢生、敢不敢养的现实条件。不过说实在，这终究不能只由政府或企业单方面承担。政府财政有极限，企业营运也有压力。面对庞大的照护成本，双方如何建立更可持续的分担模式，才是政策能否真正落地的关键。其三，也是最关键的一点，让父亲真正进入育儿现场。在传统观念中，父亲只要把钱带回家，就算完成了职责。可是，若育儿责任长期压在母亲身上，不仅会造成职场女性流失，更会让她们在身体、情绪与职业发展上同时透支。如今，随着女性职场参与度提高，许多家庭早已不再是单一收入模式，育儿也不该继续被视为母亲的“天职”。因此，政策设计不能继续建立在“默认女性为照顾者”之上，而应进一步把父亲拉进制度里。例如瑞典、德国等国家，已将父亲纳入产假与育儿津贴体系，有些福利甚至规定父亲若不使用，就会直接作废，以制度方式重构育儿责任。正如津贴无法只由政府或企业单方面承担，育儿自然也不能全压在母亲身上。当父亲被制度性地推入育儿现场，照护才不再是某一方的负担，而是家庭共同承担的责任。否则，无论补贴再多、假期再长，女性还是那个被预设要退场的人，差别只是退场时间被往后推一点而已。延长产假津贴，固然是良政，但终究只是及时雨。真正能改变处境的，是系统性提供长期支持，让女性不必在成为母亲之后，就自动被推向职场边缘。母亲节快到了。每年这个时候，我们都习惯说一句“妈妈辛苦了”，如果我们真的知道她们辛苦，就不该让这种辛苦继续被视为理所当然。女性要不要离开职场，应该是个人选择，而不是成为母亲之后，被制度、职场和家庭分工共同推出来的唯一答案。相关报道：劳动节大红包！安华：政府拟推“产后延长津贴” 额外休1个月可领80%薪水！独家|政府拟延长产假津贴雇联: 冲击微中小企间接成本或增60% 独家 | 政府拟延长产假津贴人资部长：就业险基金缴付不增劳资负担

3月前

马伟康 | 整天只想走后门，投票还有何意义？

人们投票，是期待自己的选择能够产生结果。到头来却发现，政权归属未必由人民决定，而是由更懂盘算的政治人物说了算。即便程序看似合法，其内核又是否符合民主精神？马来西亚虽不曾发生传统意义上的武装政变，但带有“政变逻辑”的政治操作并不罕见。在本土语境中，权力未必需要靠坦克开进行政首都来改写，也可能透过跳槽、撤回支持、重新结盟等方式完成。形式不同，结果却一样，选民原本投下的政治选择，被议员和政党在选后重新排列。人民费时费力，甚至举家前往投票中心，慎重挑选心之所向。可是，一旦当选议员或政党在选后跳槽、改换阵营，权力颜色也随之改变。女朋友的脸色变了，哄一下还能由阴转晴，而权力颜色一旦改变既成定局。选民在投票箱前做出的选择，往往就这样被会议室里的政治交易重新改写。这类跳槽式政变，人民并不陌生，《反跳槽法》更是在多次议员立场转向后应运而生。最典型的案例，莫过于2020年的“喜来登行动”。土团党退出希盟，阿兹敏带人从公正党出走，随后土团、巫统、伊党等势力重组多数，最终改写中央政权。这种观感上不具正当性，更一度被舆论评为后门政府的行动，似乎仍让一些政治领袖引以为傲，譬如扎希和哈迪都抢着把“主谋”的帽子往自己头上戴，仿佛那不是民主创伤，而是一场值得炫耀的权力手腕。回到本次的森美兰政局动荡。根据森巫统的说法，他们是对公正党籍大臣阿敏努丁处理宫廷风波的方式不满，因而对其失去信任，于是选择撤回支持。但不少评论认为，巫统真正瞄准的，恐怕是森州大臣之位。巫统主席扎希虽表示支持森巫统的行动，但外界难免质疑，这类足以改写政治格局的动作，真能由地方领袖在没有中央点头的情况下自行决定吗？不难发现，每每马来西亚的政治局面发生关键性转折，巫统往往都在其中扮演关键角色。作为长期执政的核心政党，巫统在过去几十年里，或许早已把“维系权力”玩得炉火纯青。也许，我们确实很难用“政变”一词来定义上述的不光彩手段。 [vip_content_start] 不管透过何种方式，只要符合宪法程序、获得多数议员支持、统治者御准，即便手段并不光彩，都是规则内的合理操作。不过，这些操作是否符合民主契约？又是否尊重选民在投票日交出的授权？无论国家采取何种政体，权力更迭都必须有一套被社会承认的秩序。在马来西亚，人民普遍接受的政治秩序，就是通过选举决定谁执政、谁在野。可是，一些政治人物在选后不断通过跳槽、撤回支持、重新结盟来改变权力归属，久而久之，只会让人民觉得，投票日很庄严，投票后的政治交易才真正算数。人们投票，是期待自己的选择能够产生结果。到头来却发现，政权归属未必由人民决定，而是由更懂盘算的政治人物说了算。即便程序看似合法，其内核又是否符合民主精神？这些政治家需要了解，国内的种种政治操作，早已让人民萌生“不愿投票”的念头。若如此操作反复，久而久之，谁还愿意认真做选择？往后的选举又如何说服人民继续参与其中？届时获得多数票支持的政党，会是多数人心中的理想吗？政治可以有算计，但不能只剩算计；权力可以更迭，但不能一再绕过人民授权。若政治人物总把选票当成入场券，进场后再自行改写游戏规则，那么民主剩下的，就只是投票那一天的仪式感。人民还在排队投票，权力却早已在后门完成分配。

3月前

马伟康 | 谁的声音才算数？

当一个社会，需要依赖名人的镜头、舆论的浪潮，甚至权力的加持，问题才会被看见、制度才肯动起来，那么，没有被拍下、没有被转发的那些日常，又得等到猴年马月才能得到待见？最近一篇娱乐新闻让我颇感有趣。一个人、一支视频，竟然引起一国政府大动作应对。事情是这样的。韩国偶像团体TXT在YouTube频道上传成员秀彬前往菲律宾旅游的Vlog，本是一段与粉丝分享生活的轻娱乐，却也将许多城市普遍存在的现象之一——计程车乱收费，赤裸裸地记录下来，而这一片段也在社媒引起广泛关注。根据Vlog内容，秀彬与同行者上车前，已查到该车程预估车资约为300披索（约20令吉）；司机则开价500披索（约33令吉）。虽然高于预估价格，但仍在可接受范围内，双方最终谈妥。没想到，车子开到一半，司机却突然以油价上涨为由，把价格加到1000披索（约66令吉）。前面说过，计程车乱收费并非单一城市的现象，“坑”游客的行为，也并非特定行业独有的问题。语言不通、货币不同，加上舟车劳顿，判断力往往容易因为疲惫而下滑。若无事先做好功课，很容易被“坑”而不自知，又或明知不合理，却累得无力争执。更现实的是，人在异乡，人生地不熟，谁也摸不清对方底细。真把场面闹僵了，若换来报复，谁承担得起？多数人最后也只能认倒霉，先保人身安全再说。但秀彬与同行者没有退让。抵达目的地后，他们坚持只付原先谈好的500披索，并对着镜头交代剪辑同事保留这段画面，把事情公开出来。视频上传后，大量菲律宾网友留言道歉，当地媒体也迅速跟进报道。舆论发酵后，政府正式介入，并处分涉事司机。一个人、一支视频，竟能引发连锁反应，甚至惊动政府出面处理，背后当然不只是“内容被看见”这么简单。一查才知，TXT与红遍全球的BTS出自同一经纪公司，官方YouTube频道与社媒也坐拥上千万粉丝。换言之，这不只是一段旅游Vlog，更是一颗随时可能引爆国际舆论、冲击国家形象与观光观感的火种。回头看，这原本不过是一起再寻常不过的游客纠纷。只是当它落在偶像光环、平台传播力与跨国舆论的交汇点上，便被急速放大，迫使当局不得不回应。名人为不公发声，让事件得到重视，当然是好事。问题也正在这里：若今天遭遇同样事情的，不是知名偶像，而是你我这种没有镜头、没有流量的普通人，这件事，还会被如此迅速、认真地处理吗？ [vip_content_start] 社媒时代，人人都有发声管道，但“能发声”从来不等于“会被处理”。绝大多数投诉，不会因为被写出来，就自动换来行动。曾有执法人员向我坦言，他们最头疼的，其实不是事情本身，而是事情在网上爆红。因为一旦舆论升温，上级压力就会随之而来，案件也会被要求迅速开档处理。反过来说，若事情没有热起来，没有足够多人围观，程序是不是就可以慢慢来？你我都不是名人，关注度有限，贴文若没踩中演算法风口，很多时候连一点回音都未必有。回应机制存在落差，也绝非单一国家现象。2020年的一件事，已经充分反映我国政府部门“对上迅速、对下迟缓”的双重标准。时任科学、工艺及革新部长凯里在瓜拉冷岳骑自行车时，不慎撞上路洞跌倒，并在社媒发文。翌日，市议会工程局已迅速将道路填补，并公开道歉。然而，有网民指出，他已就道路问题向相同市议会投诉，但两个月过去仍未见改善，引发坊间质疑当局厚此薄彼。当投诉能否获得重视，取决于“是谁在说”，而非“事情本身”，那么制度的公平性，便已经出现了裂缝。马来西亚，会缺这种故事吗？秀彬事件提醒的，不只是个别司机的操守问题，而是一个更现实的现象——许多本应通过日常监管、解决的小问题，往往要等到被逼上台面、无从回避时，才被认真对待。而当一个社会，需要依赖名人的镜头、舆论的浪潮，甚至权力的加持，问题才会被看见、制度才肯动起来，那么，没有被拍下、没有被转发的那些日常，又得等到猴年马月才能得到待见？

3月前

马伟康 | 从病房到重症，我看见医院里的不同表情

过去医疗人员待遇不足、工时过长的问题，舆论场并非没有讨论，只是镁光灯更多时候照在医生身上。护士，也许同样值得被社会更认真地看见。母亲胸痛已有一段时日。日前碰上开斋节连假，加上需要清年假，我特意回乡，携她到医院健检。由于心电图检验不甚理想，我们在医生的建议下转至心脏专科进一步检查，最终在专科医生的建议下留院，做了冠状动脉造影。三天两夜的住院生活里，我每天都会到医院探望。除了陪伴母亲，也看了不少来来往往的人。医院其实是个很适合看“表情”的地方。母亲的床位就在病房门边，从沙发望向门外，便是重症病房。顾名思义，那是患者处于生死一线、与死神搏斗的地方。有人在门外來回踱步，有人低着头，也有人掩着脸。偶尔会有哭声从门缝传入，即便素不相识，也难免不让旁人感到揪心。可一转身，回到病房，气氛又不一样了。隔壁床位的家属同样为家人担忧，但脸上的表情更多是关心与心疼，和病房外的神情有几分相似，却又说不上来哪里不同。至于母亲，虽然她对自身状况有所担忧，但大部分时间还是老神在在。手机里的讯息像是回不完，和朋友的话题也像聊不尽，偶尔才分一点注意力给我。我每日来回两小时车程，换来的却常常只是她抬头应我两句，多少有点不是滋味；但看见她还能这样从容，我那颗绷紧的心，也稍微松了一些。明明在同一层楼，病房内外，却像两个世界。医院里另一种最常见的表情，来自护士。病患与家属接触最多的，往往不是医生，而是护士。护士这一工种，可谓护理、服务、体力劳动的总和。量血压、换药、记录、协助行动不便的病患等等，都在其职务范围。她们的步伐很快，说话也简短，口罩之上，眼神常常难掩疲惫；略显凌乱的头发及发亮的油光，都像是在无声表达：“整理自己”这件事，因为工作而被挤出了优先顺序。我从事过服务业，比起工作本身，最难受的莫过于面对不讲理又情绪失控的客人。护士也难以避免。资本社会丑陋的一面在私立医院同样彰显： [vip_content_start] 仗着自己“付钱大完”，无视院方规则、对护士颐指气使。他们破口大骂时那狰狞的表情，正是“金钱等于权力”最赤裸的样子。有趣的是，这类人在面对医生却尽显卑躬屈膝。那一刻你会明白，“职业平等”从来不是一句说了就算的话，在马来西亚还有很长的一条路要走。也正因为如此，我开始注意到另一件事。照顾母亲的几位护士，从口音和外表判断，可能并非本国公民。并不是对外籍劳工有什么偏见，而是这现象本身让我一愣。按常理说，私立医院待遇理应比公立医院更好，为何还是留不住本地人？后来一查才知道，本地护士外流早已不是新鲜事。单是2024年，就有3000多名护士出国工作，常见流向包括新加坡、中东、英国和澳洲。过去医疗人员待遇不足、工时过长的问题，舆论场并非没有讨论，只是镁光灯更多时候照在医生身上。护士，也许同样值得被社会更认真地看见。说到底，我们在医院里看到的，从来不只是病，也是一整套制度如何落在人身上的样子。回到母亲。被推入手术室前，母亲的脸上终于浮现焦虑，所幸护士的鼓励与情绪价值到位，才得以让她不至于被不安吞没。经检查，已经确定其心血管没有阻塞情况，至于胸痛的原因，医生判断更可能是肌肉问题导致。虽然仍需进一步观察，但原本悬着的心，总算放下了一些。我不晓得自己先前的脸上挂着的，是什么样的表情，但收获好消息的那刻，肯定是笑着的。走出医院，母亲的表情已经轻松许多；路上来往的行人，表情还是那几种，只是换了不同的人——而这一次，我似乎看得比平时更清楚了一些。

4月前

马伟康 | 当战争再次成为一种时代氛围

战争可以被写进故事，被拍成文娱，让人们在其中反思；但在现实世界里，它从来不该成为一种“流行”，更不需要所谓的“文艺复兴”。 2月28日，“史诗之怒”降临德黑兰。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多地毁灭性打击，包括哈梅内伊在内的多名伊朗高层在这场“斩首行动”中身亡。然而，灵魂人物的陨落并不代表神权体制会就此倒台，一句“反击不设任何红线”的报复宣言，也宣告这场冲突进入加长赛。网络上不乏人们对第三次世界大战可能爆发的担忧。大学时因课程所需，我曾研究特朗普早年的节目《谁是接班人？》。看着这位在节目尾声用一句“You’re fired”淘汰参赛者的主持人，如今却成为在他国投下“fire”的战争决策者，多少令人感到微妙。事实上，商人出身的特朗普多次抨击美国过去在海外战争上花费的巨额资金，直言把钱花在战争上极其愚蠢。如今，他却重新诠释“无条件投降”的含义——把对手打到无法再战，也算投降；甚至在当前冲突尚未落幕之时，已预告下一个目标——古巴。视战争如粪土的人，为何最终走上这条道路？是屁股换了位置就换了脑袋？亦或这位老谋深算的商人，其实另有所图？或许，更值得警惕的是：战争本身，正在重新成为一种时代氛围。纵观当下国际局势，各地零星冲突并未停歇，一些地区因边境问题随时可能擦枪走火。落在德黑兰的炮弹，仿佛正为罗马天主教教宗良十四世今年初的警告作注脚——战争可能会“再次流行”。 “流行”这件事，本就常在时间更迭中迎来某种“复兴”。大学时期，街上流行oversize服装，男生留韩式中分发型，看似新潮，其实这些元素早在上世纪美国街头和港星身上出现，只是换了一种形式再次进入大众视野。所谓流行，很多时候不过是旧事物以新的方式重现。战争，或许也是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联合国宪章》确立了主权与禁止侵略原则。随着国际法发展和经济全球化，人们一度相信，战争将不再是国家之间解决冲突的主要方式。然而进入二十一世纪后，本应逐渐淡出历史舞台的战争，却再次活跃起来。与此同时，当代传播环境也让战争在某种程度上变得像一种“流行”。 [vip_content_start] 无人机俯冲、导弹命中、夜空中的火光，在算法推动下不断出现在短视频平台。这样的画面一方面满足了人性对暴力与猎奇的好奇，另一方面也让战争逐渐从遥远的新闻，变成手机屏幕里的日常内容。不久前，我在社媒上看到一段视频。一位网红用搞笑口吻说，自己出生至今经历了金融风暴、全球疫情，如今甚至可能有幸见证第三次世界大战，然后在视频最后反问：“所以你问我为什么不生小孩？” 都说喜剧的内核是悲剧，这样的段子，何尝不是当代年轻人焦虑的投影？不稳定，本就是许多人拒绝生育下一代的重要原因之一。战争带来的影响，也从来不只属于参战国。以当前的中东局势为例，若冲突波及能源运输，国际油价往往会迅速上涨。油价一涨，运输成本增加，从食物、日用品到机票、网购运费，都可能跟着变贵。与此同时，市场不确定性上升，股市与汇率也会波动，投资回报自然受到影响。战争发生在远方，但它最终会反映在每个人的生活成本上。在少子化成为全球趋势的今天，维持稳定必然是解决问题的重要条件之一，但世界似乎正在反其道而行。令人忧心的是，乱世之中偏偏由狂人掌权，若“史诗之怒”继委内瑞拉行动后再次获得成功，不难想象，武力将成为特朗普日后解决问题的主要方式。回望近期接连发生的冲突，我不由得想起动漫《进击的巨人》里反复讨论的一个命题：当仇恨在一代又一代之间被继承时，人们往往已经忘记战争最初因何开始，只记得必须继续战斗。投掷在德黑兰的炮弹，会否加剧伊斯兰世界对异教徒仇恨？下一个宾拉登会不会就此诞生，再次扛起“圣战”的大旗？当类似循环不断延续，人类是否还有能力在某一刻选择停下？战争可以被写进故事，被拍成文娱，让人们在其中反思；但在现实世界里，它从来不该成为一种“流行”，更不需要所谓的“文艺复兴”。

5月前

马伟康 | 在新春饭桌上拒绝AI焦虑

如果未来真的什么都能被替代，那我们更该认真想一想，自己究竟能为别人带来什么。新春回乡，难免会被长辈问道工作相关问题。饭桌上，得知我仍在报馆工作，他们难免围绕读者阅读习惯改变与人工智能（AI）对报业可能造成影响表达担忧。读者阅读习惯这回事，我去年已在《为什么嫌新闻低俗，又点得最快？》一文中发表浅见，本文不作进一步讨论。不过，关于处于现在进行式的AI浪潮，依然值得探讨，且即将被AI颠覆的行业也不局限于报业。因为真正被挑战的，并不是某一个行业，而是“人类在生产体系中的位置”。当机器开始参与执行，我们才发现，许多我们以为独特的能力，其实只是熟练。 AI第一次真正走入大众生活，是在2022年ChatGPT上线之后。彼时的AI仅发展至语言理解与文本生成阶段。那段时间，新闻留言区里不乏抱着“看好戏”心态的网民，半开玩笑地调侃某些行业即将失业。尔后，随着其图像生成能力愈发成熟，社媒上随处可见AI生成的图片与视频，真与假界线也愈发模糊，这也成为许多人对AI最直观的印象。不过，AI真正的发展，从来不止于这些娱乐用途。自ChatGPT上线，并被大众广泛使用后，市场意识到这股浪潮不可逆转，各大科技公司迅速跟进，从模型升级、算力扩张到应用场景布局，竞争几乎以“月”为单位推进。如今的AI，已经不只是回答问题的工具。它可以读取资料、理解上下文、调用外部系统，甚至替你执行完整的一套工作流程。简单来说，AI已经不只是那个在深夜陪你聊天、填补那位不回讯息的女神之存在，它已经从一个回答问题和提供建议的工具，发展成参与工作流程、逐步承担执行任务的角色。上司最近就沉迷于一项AI工具，只要给它明确的任务，并开放必要的权限，它便能自行调取 [vip_content_start] 你的个人资料、过往聊天记录，甚至连接支付与账户系统，然后一步步把你交代的事情完成，比如：整理资料、生成报告，日程安排、邮件回复等。而这些任务，甚至由AI直接操作电脑执行，几乎不需要人为干预。第一次看到上司的电脑自己动起来，我下意识看向门口，以为IT部门在远端操作。后来才意识到那不是人，是AI。由此便能预见，日后的职场生态将彻底改写。这场堪比工业革命之后最大规模的生产力重组，已经不是未来进行式，它早已悄然展开。而AI从最单纯的语言理解与文本生成，发展到如今能够参与并执行工作流程的模样，不过就是从ChatGPT问世之后，一只手就能算出的年份内。在这样的变化之下，焦虑其实无济于事。真正该问的不是“AI会不会取代我”，而是“如果明天机器能做得更快更便宜，我还剩下什么？” 唯有如此，人才能在未来的生产体系中，站稳自己的位置。以新闻业为例，哪怕采访提纲的拟定、稿件生成与润色、版面排版，甚至示意图与数据图表的生成，都已经可以由AI辅助甚至取代，但人脉经营、现场判断、取得独家消息、建立信任关系等核心能力，依然无法由AI完成。机器可以生成稿件，却无法在凌晨两点敲开消息来源的门；可以整理数据，却无法在现场判断一句话是否值得写进标题。再不，掌握技术也是一条出路。辉达（Nvidia）首席执行员黄仁勋早前在世界经济论坛亦表示，当今社会对职业技工的需求正在上升。试想，哪怕机器人得以取代专业门槛低、重复性高的劳力活，但诸如水电维修、理发师这类工种，除了需要一定的技术门槛，这些工作往往也依赖现场判断、临场应变，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许多决定并没有标准答案，更多时候是经验、感觉在起作用，而这些恰恰是AI最难复制的部分。儿时常听长辈说“学一项手艺，一定有饭吃” 这句话时至今日依然具备含金量。课堂上常教的行业平等，或许也将在AI浪潮中得以真正实践。人在面对新型科技及可能被取代的风险时，产生焦虑是必然。但，科技发展从不会走回头路。即便没有前瞻性的视野，学习接受、并善用AI来提升工作效率，并在过程中思考与挖掘自身难被取代的价值与能力，这才是在时代转折点上重新确认自身位置、掌握未来的真正路径。若一味固步自封、拒绝改变，时代自然会为我们上一堂代价不小的课。当然，在AI可能全面接管日常的未来，并非完全没有疑虑。譬如人们可能越来越仰赖AI帮忙做决策、提供意见，进而让思考能力退化。但行文至此，文章已够长，稿费并不多，再写下去就吃亏了，日后有想法再进一步讨论。回到那张新春饭桌，我没有谈模型升级，也没有解释技术细节。我只说了一句话，如果未来真的什么都能被替代，那我们更该认真想一想，自己究竟能为别人带来什么。

5月前

马伟康.400首新年歌，你记住了几首

当一首新年歌的首要任务，不再是陪人过年，而是抢占版位、争取点击，它能被记住的空间，自然也被压缩。

5月前

马伟康 | 从“地动说”到统考：承认与否，全看掌权者态度

统考课题一拖再拖，承认与否，终究还是得看掌权者是否愿意为教育公平承担政治代价，也能以此照见其真实态度。

6月前

马伟康 | 恢复UPSR和PT3，也解决不了校园安全问题

大马的教育制度不能再走回那条问题重重的老路，而是把未完成的教育现代化进程走完。

7月前

马伟康.2025年你看清了几张政治嘴脸？

在不同议题、不同风向之下，政治人物随时都能换一张脸、换一种说法，以迎合舆论、争取支持或保全自身利益。说不定，伊党哪天也会为了争取华人票而说出“考虑承认统考”这类天方夜谭。

7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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