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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病患

精神病患需要被接住,社区居民也需要被保护,这两件事并不冲突。若制度要等到事情发生之后才开始运作,那公众只能祈祷——下一个到警局做笔录的人,不会是自己。 搞创作的人面临瓶颈时,往往会把自己的故事写来卖。 忘了是在哪里听过这套说辞,正好对近期时事缺乏灵感,不如就把日前遭遇写来赚点精神补偿费。 两周前的周四,因身体不适,下班后我回到住处附近的诊所就诊,喜提一天病假。病假正好落在周五,连着周末可以连休三天,这对打工人来说可谓美事一桩。然而,窃喜没五分钟,一顿重击把本就昏沉的脑袋打得更懵了。 事情是这样的。从诊所步行回到住处的路上,一名陌生人在与我擦肩时出拳殴打我的后脑勺。虽说是陌生人,但那张面孔我并不陌生,他常光着脚丫在我居住的社区游荡,举止也能明显看出其疑似精神异常。彼时,他在攻击我后仍非常亢奋,握紧拳头用马来语问我“要去哪里?” 莫名其妙被人打,我的第一反应当然是想揍回去。然而,体格上的差距让我很快意识到,自己无法在肉搏上占优势,且可能受到更多伤害。权衡利弊后,我决定无视挑衅,并采取相对文明的措施——报警。 这毕竟是专栏,总不能只停留在自己的故事和情绪宣泄上,还是得上升至公共讨论。何况,这看似只是个人遭遇,实际上却是任何人都可能面临的问题。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谈谈执法慢半拍导致的社区安全隐忧,以及我们身边那些长期被忽视的精神病患。 先从警方这边说起。 在临近警局完成报案后,警方要求我到另一处警局说明情况。报一次案还得奔波两地、反复阐述事发过程,这在我的工作范畴属于“用户体验不友善”。 我并没有对一个疑似精神病患诉诸法律的想法,只要求警方采取行动。接手案件的高级曹长告诉我,若对方确定为精神病患,且已经出手伤人,他就不适合与公众一起生活,必须将其隔离。警方会先确认对方是否持有OKU卡,若有,便会将他安置到相关机构;若无,则先送往专业机构评估。 报案过程并非没有阻碍。由于事发地点没有监控,加上我担心掏出手机拍摄会引发对方应激反应,导致警方在掌握加害者身份上面临难度。故此,高级曹长告知,目前只能在事发地点加强巡逻;同时,他也说,因为警方已有备案,只要日后再见到加害者,即便对方未展开攻击,也可以直接拨打999要求警方出动。 听起来警方的应对机制没什么问题?即让患者得到治疗,也维护了社区安全?来,我和你说隔天发生的事。 隔天中午,我照旧步行到临近餐馆用餐,马上就见到那位加害者。我按照高级曹长指示拨打999,却被接线员告知,得拨到报案警局通报。注意,从第一步就已和高级曹长说法不一。后续,无论是接线警员或出动的巡警,似乎都以对方“是否骚扰他人”为执法标准,在得知对方并未造成骚动后,语气都显得消极,甚至告知“若对方没有骚扰他人,可以不用报警。” 报案时警方说法看似美好,执行层面却出现严重脱节。是执法体系本就缺乏清晰一致的SOP,还是前线人员选择了最省事的处理方式?无论答案为何,结果都是同一个:制度选择了不介入,把不确定的风险留在街头。 先前提到,报案过程面临的困难,乃警方无法掌握加害者身份,可即便我在事后明确通报警方,加害者在几点几分进入哪家便利商店,并告知店内设有监视器,警方也没有答复是否取证或处理。直至近日,依然可见那名加害者在社区附近游荡。 《精神健康法令2001》赋权警方,在合理怀疑某人精神失常且对自己或他人构成危险时,可将其带离现场并送往核准机构进行精神评估。然而,在已有报案记录的基础上,警方依然以该人士是否构成骚扰为执法基准,这种被动执法问题,更暴露出警方“预防胜于治疗”的观念缺失。 要知道,精神病患的行为本就难以预测,谁都不知道他们何时会发作,这无疑是将风险转嫁到社区居民身上。今天虽然是我在该地被攻击,下一次是否会有人在同样地点面临相同遭遇?万一他手上握有武器呢? 必须强调的是,我并非有意一杆子将所有精神病患标签为危险人物,他们不是天生的加害者,但社区居民也不该为风险买单。 值得检讨的,并非只有执法层面。当前社会对游荡于的街头精神病患之应对,几乎只剩下两个极端: [vip_content_start] 出事,抓人;没出事,祈祷不要遇到。走在路上,我们不时能见到精神病患出没,却鲜少见到任何主动介入的机制。 《国家精神卫生策略2020-2025》披露,我国精神科床位数量长期偏低,现有住院资源不足以应付不断上升的精神健康需求。此外,时任卫生总监诺希山曾在2021年透露,我国的精神科医生仅500名,与病患的比例约为1比10万人。在人力与床位双双吃紧的情况下,精神病患被留在街头,或许就是资源长期不足下的必然结果。 必须承认的是,在成为受害者之前,我对他们同样抱着“看见却不理”的态度。他走他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其实,拨个电话呈报相关单位,如警方(虽然他们不一定会有作为)、非政府组织或议员,就已经是对社区与患者的帮助。当然,对社会工作有热忱者,也能积极投身相关活动,在制度看不见的街头,为一个个精神先一步崩塌的人们提供实际援助。 与此同时,社会对精神疾病的污名化也是个问题。我有个亲戚因中风引发焦虑症,家人苦口婆心劝他接受治疗,可连他也对自己的病症有偏见,仿佛就医等于承认自己“不正常”;他更不敢向友人透露病情,担心自己会因此被歧视。 可见,社会偏见会实实在在地影响个人求助意愿,若身旁亲友也抱有不正确观念,不仅耽误治疗,更会加重病情。到头来,受影响的不只是患者个人,也会让原本就脆弱的公共医疗体系与社区安全承受更大的压力。 写到这里,我已经不太在意那一拳本身了;撰写此文,也不是为了妖魔化精神病患,更不是要把他们驱逐出公共空间。精神病患需要被接住,社区居民也需要被保护,这两件事并不冲突。若制度要等到事情发生之后才开始运作,那公众只能祈祷——下一个到警局做笔录的人,不会是自己。 延伸阅读: 马伟康 | 健身房突击:你情我愿之外,谁真正可能受害? 马伟康 | 人性的恶不分年龄,教育失职有名有姓 马伟康 | 高举海贼旗:不是年轻人中二,而是国家早有病 马伟康 | 禁不掉的生意——性交易 马伟康|鸡骨头事件之外:他,为什么也流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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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有句名言:“我心中的抑郁就像一只黑狗,一有机会就咬住我不放”,他把纠缠了他一生的抑郁症比喻成一直在他身后追赶的黑狗,一旦被“黑狗”追上,抑郁的情绪就会朝他猛扑。作家马修·约翰斯通也出版了一本名为《我有一只黑狗》的书,书中描写了他如何从企图掩盖、挣扎、屈服,直到接受“黑狗”的心路历程。我虽没有被“黑狗”追赶的经验,但我从小就旁观了我妈与“黑狗”一次次的较量。 自我懂事起,我爸就一直在外地工作,平均每3个月才会返家待上一两个星期,而我妈作为全职太太,每天的生活就是照顾3个小孩,接送我们上下学、做家务等等。可2004年的某一天起,我妈突然怂恿我们翘课,趁着爸爸不在,带着我们几个小孩来个说走就走的旅行。一开始我还因为不用上学而欣然自乐,可我妈越来越反常的行为,成功地让恐惧翻身做地主,占据了我的心头。身为精明消费的家庭主妇,她突然开始爱上了逛街购物,花钱如流水;身为宅女的她,开始频繁地带着3个孩子自驾游;一直严厉监督我们学习的她,不再关心我们功课的进度,常常独自发呆、晃神、傻笑……一切都在警示我“妈妈不对劲”。我虽然是家中长女,奈何那时“资历”尚浅,对状况束手无策,幸好我爸因连日联系不上我妈,并发现他们的联名账户冒出了好几笔不明开销,便立刻赶回家。 碍于当时的资讯科技不发达,心理健康知识也不普及,身边还有些封建迷信的亲友加持,我们一家子无神论者用实际行动,演示了什么是“临时抱佛脚”。我依稀记得好几个炎热的午后,香火袅袅,梵音环绕,我爸带着我们几个小孩跪拜在观音娘娘的莲花座下,祈求菩萨能在烟雾弥漫中看见我们的无助彷徨,好给我们指一条明路。菩萨到底有没有显灵,我不知道,但我能确定我妈的病情是每况愈下,除了肉眼可见地迅速暴瘦,她还出现了幻觉幻听,被害妄想的症状。 印象尤其深刻的是在某个晚上,我妈把我从被窝里揪出来,让我替她报警,因为有人要加害于她。脑雾反应也逐渐频繁出现,有一回,她坚持出门买些日常用品,可迟迟未归,结果我爸发现她把车停在了小区超市门口,人坐在车里发呆,也忘了自己此行的目的。 所幸经熟识的小区诊所医生介绍,我们辗转到了心理精神专科诊所。在那个时候,提起去看心理医生,大家只会立马联想到Tanjung Rambutan,可那却是我们当时唯一的希望,如救命稻草般,只能用力捉住。我那时心里多少有点抗拒和矛盾,一边希望我妈能确诊,让她所承受的痛苦都有个解释和治疗方案;可一边,又不希望医生查出点什么,感觉一旦有了诊断,我妈和我们一家人就会被贴上“精神病患和患者家属”的标签。 妈妈叫不出我们的名字 或许是因为当时年龄小,抑或是潜意识不想面对,陪诊的经历在我的脑海里像是被糊了一层墙纸,到底哪间诊所,哪位医生,我是一点也想不起来,只记得诊所里所有的玻璃门窗都贴满了最黑的隔热膜,昏暗的灯光让整个氛围尤其沉重。当时除了我们一家人,还有一对父母带着眼神空洞的儿子在候诊。那少年抖着腿,望着脚下人字拖喃喃自语的模样,在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是我噩梦的素材。而那天,我父母从问诊室出来时,微红的双眼,也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因为那喻示了我们一家驯服“黑狗”的开始。 那之后,我们几个孩子回到校园,而我爸除了包揽家里的大小事,也负责照顾我妈的生活起居,包括监督她定时吃药。治疗抑郁症的药物的确起了很好的镇静作用,但副作用也排山倒海而来。服药后,我妈特别容易疲倦,一整天里清醒的时间特别少,每天过得浑浑噩噩的;记性变差,反应迟钝,早上做过的事,下午她就给忘了,甚至叫不出我们3个孩子的名字;持续性反胃,吃了就吐,把“皮包骨”彻底具象化。 我爸也给我们几个孩子分配了任务,每天放学回家后,我们就会在妈妈的床边做功课,多陪她说说话,聊聊身边发生的大小事。我妈从一开始无视我们,对我们说的话毫无反应,到后来会对着我们笑,这整整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无可避免地,我们一家也成为了邻里间茶余饭后的谈资,莫须有地排挤我们一家人,导致当时我们和邻里的关系紧张。不过现在回想起来,这也不过是心理健康知识匮乏所引起的恐惧而起,我也感谢他们让当时年纪小小的我提早识得这个世间的冷暖。 自患病、确诊、治疗,到恢复,只是过了十几个月的时间,但我们仿佛度过了十余年的岁月。我们一家人就这样咬着牙,牵着手,一起撑过了那段漫长且艰辛的康复之旅。在我妈逐渐恢复——情绪再也不似坐过山车般起伏不定,耳边一直听见的“窃窃私语”声渐渐消失,不再妄想有人监视陷害她,睡觉也睡得安稳后,我们一家搬去了我爸工作的城市,开启新的生活。当然,“黑狗”并没有远离我们的生活,在之后的20年时间里,我妈的抑郁症复发了几次,但基于我们对“黑狗”已有一定的了解,所以总能及时把“黑狗”驱赶走。这段经历让我明白心理疾病是多么值得理解与正视,它并不是一个人的错,也不是软弱的象征,在此愿每个挣扎中的人都能被温柔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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