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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春秋专栏

忘了是高中还是大学的某个下午,我躺在房间地板上,没有动力做任何所谓有意义的事。随手从《白玉老虎》翻到《楚留香》,再翻到那些连古龙自己(或代笔)都懒得收的烂尾。一直混到天黑,一天就结束了。无人期许我做些什么,大步流逝的时间更不会在乎躺着的我。生活是大大小小、深不见底的井,周遭一切都是朦胧晃动的影子,唯有井底是清晰的——一旦往黑洞里凝视,就非得用身边所有东西去填。 许多年后,我终于读完胡迁小说集《大裂》,心中空空洞洞,像回到那个下午,默默在井边等时间如风穿过。他这15篇中短篇,我读得很慢。他是我读过把人生的焦虑和末世感写得最血淋淋、也最直击人心的作家,偏偏又如此年轻。那些我们最早被现实世界狠狠掌掴的无力感,他毫无修饰地写出来,如海啸般把我卷回当年的荒芜——那时我曾一度以为,受伤害和伤害别人,就是在荒芜中苟存的方式。对于把这些惨绿轻易归为强说愁的说法,我向来不以为然。新闻里那些惨烈的人间悲剧,往往就是从一句“强说愁”开始的。 虽然隔代,隔着南中国海与无数个时差,胡迁和我却像是对着同一座井长大。少年的我往里头丢科幻、武侠、漫画、电影、打牌、后来变成读诗写诗,再后来,什么都填不进去了。胡迁那一代填的是两千局英雄联盟。一次访谈中,他给自己这代人下了一个断语:“烂尾”。“也许每学期,或每周开始,你有一个想法,然后就烂尾了。再往前推,能推到四五岁吧,就是,此刻的每一瞬间都是之前的烂尾。”他在一个周日在路边摊买了本古龙的《大旗英雄传》,躺到周一中午看完,傍晚室友回来,这一天便结束了——和我那个下午,几乎是同个影子。 写小说时他叫胡迁,拍电影时他用原名胡波——“我把电影跟小说完全分开”。作家黄丽群和他有两面之缘,为《大裂》写了一篇序,标题叫〈暗室明眼人〉。她读到胡迁寄来的稿子时着实吃惊:这是很好的小说,干净,浑然天成,他却似乎太没有自信。后来见到本人——“从整体到细节都很清爽的年轻人,言语简洁,带冷涩的幽默感,眼光明澈宛如少年手心紧攒的弹珠”。人不似其文。 暗室里明眼的人。活在最暗处,却把一切看得最透。黄丽群在序里写:“生命如拥挤的暗室,他坐在当中,视线炯炯……至于救赎或出口,那是人人各自的承担与碰撞。”出口。这个字她写在前面,胡迁自己也说过文学是很安全的出口。记者问为什么安全,他答得不带一丝修饰:“文学没有目的性,不会概括任何事物,文学里的道德是可感知的,复杂的,多层的。”接着是一句毫无退路的话:“生活中,大部分逻辑都只是一个问句:‘你这么做就是为了多捞点什么吗?’” 余华那一代写作者也凝视过绝望,但他们站在历史的时间里——文革、饥荒、时代动荡——时间给了他们忍耐的长度,所以结论可以是“活着”。胡迁没有时间。复旦大学金理主持的“望道班”讨论他的小说时,借了一句话形容他笔下的人:“没有被时代选中的人”。没有大历史可供碾压,他这一代被钉在一个只剩荒谬与荒凉的空间里:宿舍、城中村、雾霾小城。他小说里那个“我”,几乎永远是个局外人,像卡缪笔下的莫梭,世界在他面前一寸寸崩坏,他却只是冷眼旁观的叙述者。胡迁的偶像塔可夫斯基,在《潜行者》结尾让一个杯子用意念在桌上缓缓挪动——那大概就是胡迁小说里偶尔在裂缝里乍现的光,一个近乎不存在、稀薄到可疑的奇迹。 《大裂》15篇里,有一篇叫〈大象席地而坐〉。篇幅很短,讲一个男人睡了他朋友的妻子,然后朋友就跳楼了。男人后来追着另一个苦恋已久的女子到了台湾,而他听那跳楼的朋友说过,花莲市的动物园里有一头大象,“它他妈的就一直坐在那,可能有人老拿叉子扎它,也可能它就喜欢坐那儿”,所有人跑过去抱着栏杆看,扔吃的它也不理。小说最后,男人爬越两米高的栅栏,发现大象一直坐着的原因原来就是腿断了。男人大笑,最后一幕结束于被惹怒的大象一脚踩向胸口。 他在访谈最后说:“文学指向真理,里面有‘生与死之间的是忧郁’,有纯粹的美感,不论叙述得有多么复杂和灰暗,它都呈现着一种恒久的人类存在状况。”生与死之间的是忧郁。他讲的是文学,也是时间本身。他在《大裂》后记里写:“我对美好的事物有执念,无论诗歌还是电影,这些美好的事物让我相信创作是有意义的。” 那头坐在花莲的大象(现实里花莲没有动物园),后来被他搬去一个现实中同样没有动物园的满洲里,改编成一部4个小时的长片。 先走的暗室明眼人,那座井还在。我每天依旧往里面丢一点什么,但从来听不到任何回声。 相关文章: 【楚茨文格的雾】丘亦斐/肋骨不见了只好出门买烤肋排 【楚茨文格的雾】丘亦斐/当面包刀在布景上留下红痕 【新栏上阵.楚茨文格的雾】丘亦斐/溺于蓝色的残局
2天前
侄子游泳回来对我说:姑姑,我遇到一个同性恋者,约莫二十五六岁,个子高高的,属于“一表人才”那类型。他百般挑逗我,说要请我去喝咖啡,又问我要不要去他家,还不断夸我长得英俊,性感什么的,还动手拍我的屁股。我喝斥他,叫他给我滚一边去,他赶紧走开。过了不一会见他又发现了新目标,趋前去缠人家,又让人喝斥,还踢了他一脚。看在眼里,真为他感到悲哀,长得一表人才的,怎么这样……多可惜啊…… 侄子今年16岁,我问他可懂得什么是同性恋?他说当然懂啊,除了“基佬”,英文正式点的Homosexual我也懂。可我更懂得话不可乱说,稍微不留意就变成歧视人家弱势群体了。 确实,社会要求平权,个人人权更不可侵犯。特别是对不同性倾向群体的歧视和言论。我曾读过一篇报道,是有关世界卫生组织驻美洲办事处发表的一份声明。声明中严词指出,把同性恋归类为心理疾病,不但没有科学根据,也没有医学意义。同性恋是人类性向的其中一种类别,没有治疗的必要。若医护人员提供治疗,是对性倾向和性健康的无知,不但违反医学道德,更是个人偏见的显现;不但会加深社会对同性恋群体的偏见、歧视,甚至造成伤害。简而言之,无论通过任何强制性手段治疗,都是无效的。 而我16岁的侄子对“一表人才”的“同性恋者”表示遗憾,却很快意识到自己语带歧视,甚至有“欺凌”成分。所以他说:我知道说话得负责任。 可不是,“长得一表人才,怎么就是个同性恋者呢?”——世俗眼光不免会感到惋惜,难以将他们与异性恋“正常人”看待。可随着社会的进步,不但基本人权有法律保障,争取平权身分也得到维护。加之有越来越多研究数据显示,更有科学和医学“护航”:同性恋不是精神疾病,而是人类性向的其中一种正常类别。 骚扰他人的问题终究在于行为本身,与其性倾向并无必然关系。至于那位“同性恋者”到处寻找目标,也经常被拒绝,如我侄子所言,求爱方式粗陋低劣,被拒的同时还被踢了一脚。若沿此推论而认定同性恋者没有纯粹的感情,只有赤裸裸的性,不免粗暴,也过于武断。武断之中却越见言论之开放。 在当今这凌乱得无法看清的世代,社会上各种名目的运动多不胜数,却也因此而让人感觉社会发展似乎来到更高层次的精神文明。若要我说什么是精神文明,最简单明了的应该是“尊重”吧——不为他人的不同选择和差异,让自己久久难释,便是最诚实的尊重。放眼青山绿水,自是遍地胜处;你心里宽松了,就没什么不顺眼的了。然而,反对和接纳是并存的。相较之下,更多的是伪命题。因此不论是真文明还是伪文明,反对同性恋已被贴上歧视标签,视为侵犯人权。而社会各个角落自有看不见的欲说还休。当然,所有的一切都是可以选择的。 达尔文的进化论不在宗教的威严范畴里。所以理性世界与感情(心灵)世界始终不能融合成一体。这也就是说,世界只有一个,人活的是一种心境,同时也是一种态度。区别在于怎样活,以什么态度。如此一来,问题又回到选择上。不就是如此吗,好像没多大意思。但你要多大意思呢? 确实,人生没多大意思。而人类是生生不息的,除非地球毁灭了。地球会有毁灭的一天吗?科学界肯定地球最终会毁灭,即使地球有幸能在40亿年后,逃过上升的地球气温引发逃逸温室效应而幸存,也有可能在75亿年后,最终变成一颗烧焦的石头。 如此说来,人类在地球上称霸跋扈的日子还长着呢!可是人类目前面临的不仅是气候变化和环境破坏,更大的威胁是核武器。连以色列这么个弹丸小国也是拥核国家。而“通过拥核来实现自卫”是潮流。所以地球最终毁于人类科技并非耸人听闻。 文明改造社会,社会却巧立名目,借助种种冠冕堂皇的伪命题弄虚作假,比如民主、人权、正义,什么什么的一大堆,文明得不得了。 相关文章: 【专栏.所见微尘】李忆莙/话说蔡澜 【专栏.所见微尘】李忆莙 / 话说乱世——温梓川著《郁达夫别传》 【专栏.所见微尘】李忆莙/夜读《聊斋志异》
1星期前
2026年5月6日至7日,一连两天的“华文老师的文学课堂”于霹雳太平华联中学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210位华文老师齐聚这座美丽的雨城。那两天,太平的雨水如时而至,绵密而潮湿。 这项活动不仅为华文老师搭建了一个课文演绎与教学实践的平台,更尝试让文学回到它所发生与生长的土地。通过深入地方、走进现场,重新梳理太平的历史脉络与文化记忆,使与会者如临其境,重返当年的文学场域,在真实的空间与氛围中再次理解作品背后的时代处境与地方经验。 年逾八旬的王润华与淡莹亲临现场,分享分别收录于华文课本中的作品,以自身的创作经验与生命记忆解读课文。新纪元大学学院东南亚学系主任白伟权则以“拉律战争”为题,带领老师们回望太平的大时代历史。至于我,则分享“她们的霹雳岁月——重探翠园和谢冰莹的文学场域”,企图探索马华作家和旅马作家相遇时所带来的时代回响。 1950年代的霹雳岁月离我们并不遥远。1951年1月正式受聘霹雳女子中学后,翠园便将自身投入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建设之中。出任校长后,她与董事部携手筹建新校舍,在华校普遍依赖筹款与募捐的年代,亲自参与策划并推动各项筹募工作。 与此同时,学校受教育部委托开设四届华文高级师范班(高师班),翠园亦亲自担任华文导师,在校政与教学之间兼负重任。她同时积极向教育部争取复办高中,希望为霹雳华文教育开拓更完整的升学体系。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霹雳女中还延揽多位毕业自南洋大学的师资,包括由她恩师佘雪漫介绍来担任华文主任的祁怀美、数学老师杨善秋、数理老师欧阳维一,以及多位同样毕业于南洋大学的霹雳女中校友。至此,翠园在校政管理、师资引进与硬体发展的多重推动下,为当年霹雳华文教育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翠园《晚晴幽草》) 在“太平华文老师的文学课堂”会上,我放了一张由AI生成的照片——翠园与民国时期女兵作家谢冰莹相遇于太平湖畔,让这一代的我们想像重返昔日的文学现场。1958年初,年约52岁的谢冰莹来到太平华联中学任教。时任校长姚文训特意邀请与谢冰莹同为湖南人、同样热爱写作的翠园前来为她洗尘。异乡遇故知,两位热爱文学的女作家很快便一见如故。 谢冰莹的丈夫贾伊箴比她更早一年到华联中学任教,并担任教务主任,他们唯一的小女儿也一同带在身边,丈夫每逢周末还会驱车送她到槟城跟随名师学琴。 谢冰莹虽然人在太平三年有余,但那几年间,她却勤于走出校园四处讲学。1958年8月11至20日,她前往吉隆坡尊孔中学,为雪州华文高师同学会主讲“阅读与写作”,由当时高师同学会领袖陆庭瑜老师主持;1959年4月19日,她又随太平华联中学学生旅行团前往马六甲作专题演讲,题为“怎样读小说”,出席者多达千人,场面异常热闹。这场讲座则由当时马华公会义务秘书兼青年团署理团长沈慕羽主持。 翠园多次前往太平探访谢冰莹,二人也因此建立了深厚而真挚的友情。后来谢冰莹返台,之后又随女儿移居美国,两人渐渐失去联系。直到翠园退休后赴美旅行,从当地报章得知谢冰莹因在船上跌断右腿而退休,彼时已入住高级老人寓所,只是旅途中始终未能联系上对方。未料旅行归来的第二年,翠园竟收到谢冰莹自美国捎来的消息,提及自己当年在马来亚短居三年零一个月,其间走过无数地方,如今想起,始终念念不忘。 太平湖畔,想来曾留下翠园与谢冰莹并肩散步的身影。那一天,两百多位华文老师齐聚太平,重新探索这座城市的文学轨迹,两位写作人原来都曾在这座雨城相识相知。我其实还想说,太平华联中学是热心华文教育的南洋大学校友林顺忠的母校,而马华小说家黎紫书则来自霹雳女子中学。 他们,都在此地孕育成才。 相关文章: 【花样年华】伍燕翎/翠园“云雁南飞”的自传体杂文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霹雳女中掌校的马华作家翠园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李天葆驶向吉隆坡的慢船
3星期前
10岁小孩在过去一年半里,好多个周日都去运动场参与足球赛。不是我推他去的,是他自己争取的。两年前他说:如果下次我的听写得100分,我想要一个真正的足球,不是文具店卖的那种玩具球。那时他的听写分数通常只有四五十分,所以我以为他只是说说罢了,应该拿不出行动。谁知一个星期后他把听写簿拿来给我看,眼神发亮地说:足球。 学了9个月后他开始参与比赛。一开始他在球赛中总有些胆怯,手紧紧抓住衣摆,让人觉得这人是可以攻破的缝隙。或许因为人人都能看得出来,所以他常常是后备人选,或球队失分后看起来无法挽回时被叫上场的球员。顶了几粒球,裁判的哨子便来了:哔。哔。哔…… 坐在球场边看球已近一年半。本以为我不适合这里,因为我不喜欢体育,不喜欢球赛,不喜欢日晒,连裁判指向龙门是什么意思、裁判指着膝盖以下是什么意思都搞不懂。 但体育场是个比想像中舒服的地方。有时风很凉,一波一波吹来,让人有正在面海吹风的错觉。有时是大太阳,虽然我不喜欢,但这时的影子最好看。有时突然飘雨,天空广阔,细细的雨落下也很美。有时场外的花树满满都是花,晃晃的,紫色、白色、绿色,让人心情平静。云的移动常常是球赛得以进行顺利与否的关键。乌云密布时要留意风向和速度。运动场左边有个闪电警报系统,橘色警示灯亮起时人人得离开草坪,一切暂停。 我家的窗口没有那么宽广的视野,天空被对面的学校遮掩,再被斜条纹窗花切割成一片片。所以周日来到这里,感觉抚平了什么。急躁的、憋屈的、无法停止的、转圈圈的,在这里都能化成空旷的,轻轻飘浮的,可以安静让它流过的心绪。 看似徒劳无功的一年。但我觉得,这段日子里获益的或许是我。从无所适从,到能在喧闹的场边读几本书,画几张画稿,最后也看懂了球赛中的手势,听懂了哨子声响变化,似乎能更沉着等待。球赛里都是等待:等上场,等下一场球赛,等闪电预警信号中止,等工作人员宣布球赛继续进行(或中断)。有次球赛暂停,全员等闪电警示灯灭时,有个小队友坐在孩子旁,耸耸肩对他说:球赛嘛……就是等待。 我们母子俩每周都在这座阶梯上等。有时谈别队的优劣。有时默默消化自己的事。两人应该都曾在等待时问自己这些那些。要如何面对漫长的不确定?如何面对自己不够好?要这样下去吗?是否徒劳无功?我做得到吗?如何面对连连失败?赢了这场是不是侥幸? 为此我们有过不少对话,大多只是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有时他说:嘿嘿,我发现在场上可以运用我的愤怒,用这股气可以拦住几个前锋。有次他说,“我发现原来有时要让脚自己去做脚想做的事。不要控制,反而会踢得顺”。有次他感到浑身不自在,觉得别扭。最后默默地说:跟我一样本来表现平平的球伴忽然有了属于他的高光时刻——在关键时刻进了一球。 “我想,我内心感到的烦躁,是嫉妒。”他在运动场旁阶梯上说着,这是我第一次从他嘴里听见这词。 那时我觉得平静且欣慰,能把幽微情绪明确地说出来,是了不起的能力,甚至有些佩服。我可能至今都无法如此明确地说出:是的,我的不安,原来是妒忌。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我可能需要用更长的时间,走更曲折的路,才能回来指认那层层浮躁情绪底下,是妒忌。 他这么说的时候,韩剧《所有人都在与自己的无价值对抗》还没播。后来我看见戏里的黄东满大声喊自己的名字时,内心有点触动。想起运动场边的阶梯,灿灿发亮的晴天。那时我和他并肩坐着,看着他的侧脸,没有告诉他该如何,没说总有一天你一定会……诸如此类让彼此安心的话。只是嗯。点头,按着他的心,我知道。 我也在整理,也没有现成的答案。但另一个不时浮现的问题,却有了明确的答案:这绝不是徒劳无功的一年。 相关文章: 【专栏.砂煲罂罉】抽屉/边框 【专栏.砂煲罂罉】抽屉/三月的门 【专栏.砂煲罂罉】抽屉/不想
1月前
1996年,Julian Schnabel的电影《轻狂岁月》里有一幕。Andy Warhol,普普教父;Jean-Michel Basquiat,年轻30岁的涂鸦画家。两人联手画过上百幅画。1987年,Warhol心脏病猝死。电影里的Basquiat把自己锁进工作室,拒绝见任何人。门上只贴了一张铅笔字的纸条: OUT GETTING RIBS JM  “出去买烤肋排了”。 悲伤的灵魂正在解体,能写出来的也只有这几个字,末尾甚至还机械性地签上自己名字的缩写。那张纸条的原作其实是Basquiat在1982年的一幅铅笔纸本,题作《Out Getting Ribs》,比Warhol之死早5年。电影把它挪到了哀悼的场景。一年后,现实里的Basquiat死于海洛因过量。27岁。 2010年,伦敦南区一个16岁的红发男孩用Basquiat的原作当歌名,写了一首歌〈Out Getting Ribs〉。往后的十几年里,这首歌变成了地下经典。先来说歌名就好,那里头的“排骨/肋骨”不只有向Basquiat的致敬。肋骨,在创世记里,上帝从亚当身上取下来造夏娃的那一块。希伯来原文tsela,在圣经其他地方多半指“侧面”或“侧室”。只有这里,被译成了肋骨。上帝取走的不是一根骨头,是亚当的另一半。Out Getting Ribs:出门去找回那另一半。而肋骨护着心脏。肋骨没了,心脏就无依无靠。一个歌名,多层隐喻。16岁的他到底想到哪几层?我不知道。但好的歌名像横空出世的流星,让人痴迷于解读。里面的歌词: And hate runs through my blood / Well, my tongue was in love / But my heart was left above 恨在血液里流动。舌头在恋爱。但心脏还被遗留在上面。 Left above(遗留在上面)。垂直式的遗弃。像晒衣绳上忘了收的衣服。所有人都进屋了。大雨倾盆,它还孤零零地挂在那里。 这位音乐人本名为Archy Marshall。16岁时出道叫Zoo Kid,17岁改名King Krule,取自猫王电影《King Creole》,用伦敦蓝领口音念出来,变成King Cruel,残忍之王。后来他又分裂成Edgar the Beatmaker、DJ JD Sports。每换一个名字,音乐就换一副骨架。骨架不同,痛法不同。一个名字装不下一个分裂的人。 就像一首诗,装不下我。白天,我在矽谷的实验室里,用精密的生化探针围捕血液里失序的葡萄糖。误差不能超过小数点后三位。疾病不怕诗意,只怕精准的科学。 但King Krule把刀就那样搁在桌上,生锈的刃朝上。 哀恸到极致,诗意反而多余。哀恸隐身在最粗糙的日常容器。买肋排。过期三明治。Tesco超市的收据。他在〈Dum Surfer〉里唱:Skunk and onion gravy, as my brain’s potato mash.(大麻味的洋葱肉汁,大脑是马铃薯泥。) 恶心,绝不造假。他不替痛苦打光。痛苦就是路边的呕吐物——你低头瞄一眼,把嘴擦一擦,搭巴士回家。而我习惯把刀藏进花束,在诗里用隐晦意象包装一切,包括看似漫不经心的粗糙。 他的歌词为何是诗? 〈Biscuit Town〉开头他唱:I seem to sink lower, gazing in the rays of the solar. 在阳光里下沉。他特意不写典型的黑暗中。他说光照着你,你依然往下沉。这比在黑暗残忍得多。然后第二段: You’re shallow waters, I’m the deep seabed And I’m the reason you flow I got more moons wrapped around my head than Jupiter knows 你是浅水。我是深海最底的海床。你之所以流动,是因为我。我脑袋周围缠绕的卫星比木星知道的还多。 〈Logos〉里他唱两个人的关系:We were soup together, but now it’s cold / We were glue together, but it weren’t to hold / Her solvents dissolved. 我们是一锅汤,凉了。彼此是一管胶水,却黏不住。她的溶剂溶解了。汤的败坏是因为时间。胶水的失败是材料的本质:溶剂会自我溶解,最后连溶解别人的能力都被溶解了。 〈Baby Blue〉:My sandpaper sigh / Engraves a line / Into the rust of your tongue. (我粗糙如砂纸的叹息,在你舌头的锈上刻出一条线)叹息的材质是砂纸,能在布满铁锈的舌头磨出什么?舌头生锈了,语言氧化,爱氧化,连吻都氧化。一个“锈”字,让语言、爱、吻同时沦为过去式。砂纸叹息刻出的只是一道刮痕。刮痕是接触的证据。三行歌词里有冶金,有无法对抗时间的无可奈何。 Kanye West找过他合作。他对《纽约时报》说:“我才懒得去。”后来他补充:也不算拒绝,就是有人临时跑来说,明天要不要进录音室?他想了想,算了,手边还有别的事。他对所谓的主流不想屈身奉承,连拒绝也不肯打光。而我也做了选择,停笔十几年后重新写。而我的棋盘更安静。没有人围观。在矽谷用中文写诗。背景杂讯比主旋律大的lo-fi录音。白天的同事不知道我写诗。晚上的孩子读不懂我写的诗。少数诗作终于定稿发表后,我便催眠自己以罗兰巴特。我的少数读者散落在太平洋对岸的报纸副刊里。像深夜对面公寓窗户的蓝光。互不认识。 King Krule给自己的曲风称为:Blue Wave。蓝色浪潮。 齐佛泳池里那种被消毒的蓝。青艺书封上的无菌蓝。我深夜电脑荧幕前失语的蓝。现在多了一层:伦敦南区地下室里,铁锈味弥漫的蓝。 伦敦雾里,有人用砂纸的嗓音唱歌。矽谷深夜,有人用雾锈的隐喻写诗。隔了一万公里,做同一件事,把还在淌血的东西硬塞进装不下的容器。但差别是,他不磨也不修图。他把溢血的裂缝都留着——裂缝就是门。 而这篇专栏,我到现在还在磨。 算了。不改了。 就停在这里。 相关文章: 【楚茨文格的雾】丘亦斐/当面包刀在布景上留下红痕 【新栏上阵.楚茨文格的雾】丘亦斐/溺于蓝色的残局
1月前
与朋友C聊天,聊起已过世的作家,前年走的,去年走的,认识的与不认识的,都是响当当的好不唏嘘啊。而他却另有看法,说活得最值的当数刚离世不久的蔡澜。他不但活得最潇洒,也最懂得生活。集电影制片人、作家、美食家、旅游、饮食节目主持人于一身;除此还开餐厅、做他的品牌生意、吃喝玩乐、书法、篆刻,没有一样不是“天花板”级的。 说起蔡澜,八、九十年代,他在《中国报》写【草草不工】专栏,我着实看了不少。逛书店时见有他的书,偶尔也会买一两本。蔡澜不是那种正儿八经的作家,所以看他的书很容易“消化”,是一种纯属消遣的阅读;虽然遣词用字平平无奇,却很有风格,风格就是浅白、流畅,行云流水般的一下子就把你带进他的吃喝玩乐世界里。 C说你看我这体型,从30岁开始发胖,不知不觉变成了个小胖子,又不知不觉从小胖变大胖,追根究底都是拜蔡澜所赐,是他教会我吃猪油捞饭的。不得了,一吃就上了瘾,还在热腾腾的饭里打个鸡蛋下去呢,那简直是人间极品!从此蔡澜的饮食文章便成了他的美食指南。经蔡澜介绍的餐厅、佳肴,只要能去到的,他都义无反顾地跑去试。有时也学着做,曾经试过学做佛跳墙,不单备好鱼翅、海参、鱼唇、蹄筋、干贝等十几二十种山珍海味,还特地买个瓦罐,准备文火煨它十个小时。从采购到准备,足足折腾了三天,最后却因没掌握好那十个小时的煨煮时间,全都给烧糊了。白忙一场不说,连一口海参也没尝到。那次的失败可谓刻骨铭心,可也因此更激发了他对美食的追求。而蔡澜的文章,不但教会他吃得精致,吃得风雅,还教会他怎样掌握食物的精髓。在不自觉的饕餮岁月里,腹部的备胎是怎么长出来的?已不可考。唯忘记胆固醇为何物久远矣……说着说着我们一起大笑。 那是他的经历——饕餮岁月里的故事。听完故事我心里想,不知他有没有想过备胎的危机? 我看蔡澜的文章,可没像C那样跟着他到处去吃,其实也跟不起。倒是觉得这头号饕餮并不光懂得吃,在其他方面他一样渊博。这么多年来,还真没看到他在文章里以自身的见多识广卖弄过些什么大学问。是啊,人家腹有诗书气自华。只有那些倒吊也滴不出一滴墨水的人才爱炫。 蔡澜写文章,看家本领是信手拈来;说事幽默,即便是嘲讽,也带点惺惺相惜。倪匡说他品格高尚,有涵养,气度大,都是与生俱来的。是不是如此?读者的我们不曾与他交往过,无从知晓。但文气里透出来的悠然自得,该是伪装不来的吧。他乐观是毫无疑问的,所以他潇洒,开心,什么都无所谓。 他是电影制片人,喜欢电影不在话下。除了吃喝玩乐,他还有许多爱好,比如书法和篆刻;他认真拜师苦学,是下真功夫的。关于书法和篆刻他写过不少。我还看过他悼念老师的文章,一字一句细述,满怀尊师重道之情。 为了拍电影他经常到处去,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去找,去发现,看看有什么好吃的,奇葩的,不一般的,即使卖相恶心,吃法怪诞,他也有胆量尝试。记得他写“土笋冻”,多少年过去了我仍印象深刻。开章他便说,土笋冻是闽南美食。跟植物没关系,它其实是蚯蚓,是一种长在海边泥土里的虫。做法是把还蠕动着的活土笋踩踏至腹部破裂,使肚里的泥浆流出,然后洗净,再用水熬煮把土笋身上的胶质煮至融化,然后浇在冰块上,等凝结后搓成长条。吃时切片,蘸用辣椒、蒜泥、醋捣成的酱。吃得唏哩哗啦的眼泪直流,那个爽啊,无以伦比。我不禁浑身起鸡皮疙瘩,连头皮也麻了。 蔡澜留学日本,是个日本通(倪匡说他是假日本鬼子)却不喜欢日本,经常开日本人的玩笑。有篇题名〈一山〉的文章,是开日本女人玩笑的。“一山”是日本人卖水果的专用名词,劣货的意思。水果贩把不新鲜或过熟的挑出来堆成小山,以低价出售。另外,嫁不出的“剩女”也叫“一山”。跟我们的“箩底橙”异曲同工。 日本有专供妇孺的电车厢,有次他误闯,里面几百个赶着上班的女人,他挤在当中,放眼四周,全都是“并”(“并”也是劣贷)和“一山”——他就是这样,嘲笑也不无怜惜,笑眯眯的。 相关文章: 【专栏.所见微尘】李忆莙 / 话说乱世——温梓川著《郁达夫别传》 【专栏.所见微尘】李忆莙/夜读《聊斋志异》 【专栏.所见微尘】李忆莙/都门烟火,寂寞尘——悼念天葆
1月前
人过中年,阅读口味已有转变,更重文章是否言之有物,那些伤春悲秋的抒情,也已远去。因而翻读翠园小开本印行的杂文,连读数夜,兴致盎然。若论马华文坛杂文造诣,敢言翠园居次,恐无人敢认第一。 杂文短小而锋利,重在表达思想,是最贴近社会现实的一种文类。马华文学史家方修的杂文,素为人所称誉;但若论文体之成熟,或可说至20世纪90年代,方在翠园笔下臻于圆熟。 翠园自霹雳女中卸下校长重担后,怡然栖居“掬翠园”,专注写作。晚年的她,历经少年战乱、异国婚恋、辗转迁徙与更易国籍,又投身杏坛,浸润于琴棋书画与作家协会事务;一生丰盈的阅历,淬炼为下笔的巨大能量——篇篇杂文,字字珠玑,凝练有力。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她对世事的观照、对人情关系的体认,以及对马华文坛几番人事的书写。 1950年6月,翠园随持马来亚籍的丈夫自香港乘意大利邮船南下新加坡,再转机抵达怡保,自此落脚这座有“世界锡都”之称的山城,展开她的在地岁月。时年将近而立的她,早已历经日军侵华、国共分裂与颠沛流离的逃难生涯,少年记忆尽是兵荒马乱。她生于长沙,父亲却在国难之际,仍坚持这女儿的求学之路——7岁起设家塾启蒙,11岁入长沙孔庙的城南小学;卢沟桥事变后,再送往南岳衡山方广寺续读,辗转流离中从未废书,直到1946年考入广州文法学院,完成大学教育。 读自传体散文《晚晴幽草》,翠园忆及少时离家,自湘潭乘小蓬船溯流而上,赴蓝田求学。船夫双桨往复,起居饮食乃至排泄皆在舟中,苦中作乐,抗日歌声时起,三日三夜,方抵蓝田镇明宪女子中学报到。虽在颠沛中辗转求学,她却从容铺写湘江之美:峭壁倒影入水,游鱼浮沉其间;奇峰峻岭相接,绝壁飞瀑直下,白鹭与烟霭,同样动人。读至此,不觉想起沈从文笔下的边城美景,翠翠与傩送对唱山歌,苗族的民俗与风情,恍然走入她的书页。她写到,月明之夜,宿舍对面高岗传来男声清唱,隔溪有女生相和;四野浸在月光里,美得叫人痴醉。 那些十五六岁的年岁,在她的书里,即便晚年回望,仍然清明。1949年,国共正式分裂,中共军队逼近广州,局势动荡,大学停课。恩师遂为翠园安排赴港,元朗可找熟人接应,不料在关卡受阻,为她解围者,正是后来与她结为连理的梁森元——马来西亚知名锡矿家。 他俩在香港完成了婚礼,遂乘坐邮轮南渡。翠园记述四日航程中的餐饮、娱乐与甲板观景之乐,近似今日的豪华邮轮之旅。然而,她却自喻为“云雁南飞”,从此展开离乡背井的人生旅程。“在我这个初踏上南洋岛国的远客来看,当年的新加坡和与香港没有两样,港口也挂着英国国旗,街上行人却没有香港人讲究衣着,男人多半着夏威夷衫和长裤或短裤,脚下不是着一对凉鞋即拖鞋。女性除了学生及政府人员以及教师着衣裙外,其他家庭主妇多着唐装,宽大的裤脚配上一件短而窄的上衣,脚下也是一对拖鞋或木屐。”这是翠园首次踏足新邦,他乡渐成家乡,南洋亦由此成为其久居之地。 翌日,翠园随夫婿乘坐私人飞机,抵达怡保一户知名锡矿世家,拜见公婆。梁森元之父梁典,为上世纪怡保广为人知的锡矿业大亨。梁典——广东梅县人,跟太太说的是客家话,初到为新客的翠园一时难以听懂。公婆住在燊南街33号的大楼房,翠园婚后亦暂居大街上嘉盛栈锡米店楼上。梁典经过半世打拼,当时在怡保已是富甲一方,此时的锡矿生意已交由两个儿子经营。森元自此早出晚归,留下翠园独自面对怡保的烈日炎炎。 梁典是霹雳嘉应会馆会长(1946-1949),会馆属下有一所已开办40年的明德小学。不到两个月,翠园已在楼上闲不住,要求到校执教,成为该校有史以来第一位女教师。 相关文章: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霹雳女中掌校的马华作家翠园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李天葆驶向吉隆坡的慢船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都门梦忆李天葆
2月前
最近老是在想那些厚厚的边框。尤其是画中常常有窗(和窗框)的Pierre Bonnard。可能因为最近有更强烈的内外分界之感,也可能纯粹地想着——有内有外,但内的细节好迷人啊。 Bonnard的画对我来说很迷人,许多人也画窗。窗外窗内都有。我也说不上什么原因,非得先想到他。题材日常,没有强烈地述说理念。似乎像是只要画了窗,便有了分明的内与外。 “但我想画的是内,那些反复,呼唤我的,暗中的光。”我觉得他或许这么想,但当然,或许他不那么想呢。 我还是个设计师的时候,有一天老板说:不如你画一个繁复的边框吧。配这些文字,我想着中世纪手抄本旁边的边框:有时是满满的几何图形,有时是藤蔓,有时是让人不明所以的滑稽怪兽和小小人物,有时却是抽象的宇宙秩序。这些?直觉说不可,但还是画了。虽然是我非常喜欢的边框,有一大把一大把的无谓,但老板的想法仍然太冒险。现代还有谁能接受字的旁边满满地、唠唠叨叨地加上繁复的边框?我只好冒险进谏,让他知道这主意不好,是在增加阅读负担,连“增加认知负荷”这种词都搬出来,但他坚持,结果客户退了(他的)稿。是啊,我说:如今能留白便留白,不要搞太多奇怪的花臣啦。 我常常有这样的自觉:自己的画配在满是文字的【文艺春秋】版,也是下手太重。常常劝告自己收手吧,倒不如来点清爽的、不啰嗦的图。但每一次都没有忍住。手总要再多加几条(可能是几百条)细线。 有人曾问我非画那些细线的理由,我也只能答,是“来来回回,重复做某件事”的安定感。未必对图有任何帮助,对整体版面更是感到抱歉。但好像必须如此反复确认,或像耕田那样耕出一个秩序,才能够对其他无法控制的东西稍稍释怀啊。 波斯细密画也常常有边框。我喜欢看他们的用色,人物几乎长得一样。哈,让我想跟他们击掌。嘿,我们有共识。他们的边框,有时会被树枝、长矛或帽子刺破,延伸到外。有时他们会在边框干干净净地写一些对我来说是图案,对他们来说是诗句的字。 想起这些,大概是因为有人曾以艺术治疗师的身分问我:你的边框如此明确。你有发现吗?他想说的是:日常生活里,或许你也是个边界感极重的人?言下之意是:有没有想过长矛刺破边框? 我如今或许可以回答:有,也没有。 相关文章: 【专栏.砂煲罂罉】抽屉/三月的门 【专栏.砂煲罂罉】抽屉/不想 【专栏.砂煲罂罉】抽屉/醒定
2月前
上一篇专栏结尾,我写到一层又一层蓝:泳池被消毒的湛蓝、荧幕当机的蓝、失眠整夜后被黎明稀释的蓝。几个月前,我在网络书店空运买了这位陌生的韩国作家的书。很有意思,她笔名青艺(청예)——蓝色的艺术。系统早已预设的修图。 先说《甜橙与面包刀》这一开始吸引我的书名,很像我喜欢的伊坂幸太郎的《家鸭与野鸭的投币式置物柜》——两种毫不相干的物件被硬挤进同一个命名空间,反倒摩擦出某种荒谬的诗意。 故事主角英雅是一名年纪不到30的幼儿园老师。她多年脸笑眼不笑,为省去解释的麻烦和尴尬,总是习惯先说对不起。她那种笑像长年暴露在社会规范的氧气里,最终硬化成标本。前70页我几乎读不下去——英雅身边那个永远站在道德制高点的名校“闺蜜”,对人对事非黑即白,她自认自己永远没半丁点错。周末大清早就会明示英雅捐钱给受灾儿童基金;坚持指出犯过错的漫画家的作品完全不值得读;连晚餐的配酒都必须由她决定。英雅自白:“当聪明人下了指示,全世界就理当删除各种面向,因此当我站在她面前时,同样很熟练地蜷缩起身子,成为一次元的存在。” 此外,她在幼儿园还被一个恶魔般的5岁男孩逼到崩溃边缘。我因为家里那两只怪兽,读这段时几乎落泪。人生最艰难的楚茨文格其实根本不是我上篇专栏一再自打嘴巴地修图说什么在两个时差之间的写作,而是你每天夹在哥斯拉与金刚之间,试图让他们明白一件永远听不懂的事:“和平”——并不是打完一拳后马上说对不起就能换来和平。 后来,为解除生活无所不在的压迫感,英雅接受了一项大脑实验。脑前额叶被轻拨,负责羞耻与吞忍的装置似乎松开了。于是,她真正笑了。从胸腔最深处爆裂开来、近乎失压的大笑。前半段你替英雅的窝囊一直憋气,直到她终于说出“不”,把压在舌底的怨气吐回世界。你以为在读一部女性觉醒爽文,直到那把面包刀出现—— 它钝得像一部黑色喜剧,割不断脖子,只能在皮肤上拖曳出暗红伤口。它拒绝提供悲剧的崇高与革命的爽快,不能把碍眼的世界一刀切开,却足够留下无法Ctrl+Z的红痕。你才猛然发现,刚才一路替她鼓掌的自己,手心也沾着黏腻的血。 青艺曾说自己讨厌太宰治的《人间失格》,见人就狠狠地痛骂此书。整整两年。直到某个午后她突然意识到:原来这两年,自己一直以批评的方式在“享受”这本书。我们读《甜橙与面包刀》何尝不是如此?我们渴望英雅不顾一切反抗,但潜意识只接受那种可供按赞的解放:我们以为自己在支持觉醒,其实只是在享受经过道德翻译,方便消费的崩坏。 默片《卡里加里博士的小屋》里墙是斜的,光影直接画在布景上,电影无意让你分辨真假,只让你看见两边皆是设计。英雅那张永远道歉的脸也是——一个用油漆画在墙上,一个用道德画在脸上。 书末青艺一页只写了一句“有时候,压抑能守护尊严。一如地面上的所有生命体,都是靠气压维持身体形貌。” 现代人早已听腻了“做自己”。但青艺指出值得深思的另一面:有些压抑固然令人窒息,却也是维持作为“人类”的物理条件。英雅失去的不仅是道德束缚,连同维持轮廓的气压也一并流失。同理心和歉疚被抛开,长年被撑住的“自我”瞬间瓦解。像太空中舱门忽然打开,人终于不必再假装温柔,却在真空里变得血肉模糊。青艺说,英雅只是她心中那个“真正角色”的一半。她总有一天想写一个会坦白说出“我真的把一切搞砸了。对不起。”的女性。并不想对世界宣战,而是承认自己把人生走成了楚茨文格,却连道歉的对象都不在了。 成为全职作家前,青艺在公家机关当会计。工作规律,有保险福利与稳定薪水。后来辞职专心写小说。她拿过韩国科学文学奖大赏,获奖无数,却曾经陷入人气不如预期的谷底。一直思考各种可能原因,后来她才顿悟原来答案如此简单——因为作品不够坦率。所以《甜橙与面包刀》是她“抱着被骂的觉悟”写的。她出道没几年就按下了泄压阀,宁可选择被骂,也要做一个书里书外不修图也不再讨好世界的作家。 矽谷深夜,对面公寓一格格蓝光亮着,像夜间巡房的手电筒,也像另一种高级监视。我想起自己那些反复修饰字句的夜晚,为了揣摩主编或评审的口味,惯性把真实内心以诗为名折射成各种隐涩意象,把最直白的刺包装成无害的譬喻——那何尝不是一种自以为是的额叶调节手术。我原来一直也握着刀,只不过习惯把刀藏在花束里。 上个月我还在高谈阔论齐佛的泳池与蓝色的残局;现在我却在青艺的面包刀上,看见了自己身上那些一直假装不存在的划痕。 楚茨文格的雾里,有只手递来一把钝掉的面包刀。它割不穿体制,也划不破残局,却在皮肤上拖出了一道红痕。上篇我看到都是蓝——每一层都经过消毒、稀释、调色。这道红没有。它不致命,不壮烈,甚至普通到让人泄气,却是这整片雾里唯一没有被处理过的颜色。 隔天清晨,镜子前,红痕还在。我没有伸手去遮。 相关文章: 【新栏上阵.楚茨文格的雾】丘亦斐/溺于蓝色的残局
2月前
过年前整理书房,一边处理掉不会再看的旧书,也顺手丢弃所有的旧书刊杂志,不意却翻到十来本出版于五、六十年代的《蕉风》。这些都是多年前参与马华作家协会编选《马华文学大系》的需要,从各方面及朋友的热心协助搜集到的。《大系》完成后我以为已经全数捐赠给有关的文学资料馆了,原来还有漏网之鱼。 翻着这些旧杂志,当中最吸引我的是温梓川和依藤的文章。这二位先生距今冥寿百岁有余,可说是马华作家中的前辈。而余生也晚,没赶上那个时代,未能亲见前辈风采不说,连前辈们的作品也极少涉及。借此机缘,弥补半生错失。 于是连日沉溺在二位前辈的笔墨中无法自拔。这真是个百感交集的过程,其中一些我不曾读过的文章其实写的只是些平平常常的生活,却让我读得津津有味。就是因为平常所以平实不虚假。借用前人的事物来说明几十年前的现实,比如写郁达夫,这位文采斐然的小说家、诗人、抗日烈士,颓废又激进,他嫖妓,偶尔也吸上口鸦片。结过三次婚。虽不是侧重点,可也不虚饰,是活生生的一面,有血有肉。这些都是五、六十年代的文学杂志,于我,是太早了,无缘接触。而二位前辈的文章,温梓川写〈文坛忆旧〉,依藤写〈红楼梦人物论〉。二位前辈的文笔意境悠远,韵味绵长;温前辈笔下的旧人旧事,早已经灰飞烟灭情随事迁,可我这后来读到的人即使未能感同身受,又何妨将之视为一场人生历练。通过一个时代又一个时代看到前人的历练,他们的江湖,但愿就此看懂世情。 而依藤前辈的红楼梦人物论,几乎全是女性;大观园里,千娇百媚,万紫千红,那境况正是所谓的“人众口杂闲气多”。然而每个人都有自身的造化,最大惆怅是:女性生来就命薄如纸,幸福应作如何观?难得依藤前辈都一一有所评价。如今看来,这些都成了《红楼梦》里的女性特质,也恰恰流露了那年代旧式文人的满怀伤逝之情……可是稍后读到他以丁丁为笔名所作的短篇小说,一时间竟有几许失落——原来啊,旧式文人胜在文采,却输在技巧,更逊于形式,然而感情上的认真却是庄严的。 温梓川的忆旧,实际是郁达夫的长篇传记《郁达夫别传》。洋洋洒洒10万字的篇幅,在《蕉风》上连载,从1964年9  月到1966年5月,将近两年时间,分163期才连载完。当然,我手上的《蕉风》就只有数量稀少的寥寥几期,而我却早在几年前就已经把《郁达夫别传》看完了。那是成书后的完整版,由中国学者钦鸿所编,于2006年中国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 温梓川的忆旧,忆的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文人作家,但他本身并非南来文人,而是土生土长马华作家。1911年在槟城出生,小学及中学教育都在槟城;钟灵中学高中毕业后,于1926至1927先后考入广州中山大学文学院及上海暨南大学攻读西洋文学。大学期间,结交了好些文艺界的著名诗人和作家,其中包括著名教育家、报人,战地记者曹聚仁、创办湖畔诗社的诗人汪静之,特别是与声名赫赫的郁达夫交往甚密。由是之故,在郁达夫遇害许多年后,他回忆起故人,过往的一切仍历历在目(新加坡沦陷郁达夫流亡印尼苏门答腊小山镇,在日本投降两周后的某个晚上,被日本宪兵带走,自此失踪,后证实已遭残害,遗体始终无法寻获)。 关于温梓川,作为一个马华作家,他算是多产的。辑集出版的作品有小说、散文、诗歌,除此还有译著、编著。记得父亲的书架上有一本他的书,书名《冬天里的伦敦》,我约莫翻阅过,至于内容则完全没有印象了。 温梓川为郁达夫写传,一方面该是出于两人不一般的情谊,另一方面则是他所掌握的资料比中国作家齐全,而且着重在南洋。换言之,着重点放在郁达夫南来生命中最后的3年岁月。作为交往甚密的朋友,他评价郁达夫相信是公允的,说他有点神经质,却是个坦率、诚恳、天真而热情的人。他浪漫,多情,文人习气重。做他朋友,他待你如亲兄弟,但却不是个好丈夫。他投身抗日救亡,用文章、气节鼓舞士气,是个热血男儿,抗日烈士。 相关文章: 【专栏.所见微尘】李忆莙/夜读《聊斋志异》 【专栏.所见微尘】李忆莙/都门烟火,寂寞尘——悼念天葆 【专栏.所见微尘】李忆莙/谈情说爱
2月前
若说谢冰莹之于太平华联中学,那么霹雳女子中学,则应当属于翠园。 翠园,原名彭士驎,1922年生于湖南长沙——那片人文荟萃之地,岳麓书院亦在此间。1946年,她考入广州文法学院新闻系,后转入中文系深造。当时文学院院长为顾颉刚,师资尚有潘重规、佘雪曼等名家,都是她的老师。这段求学经历奠下扎实文学基础,也影响了她日后对诗词书画与中华文化的热爱与投入。 翠园于1950年代初南来,定居怡保。初抵当地,她亟欲寻得一份教职,便直接走进学校求职。据她回忆,当时怡保育才中学与霹雳女子中学同属一个董事会,她于是先到育才拜见校长蔡任平。蔡校长是广东梅县人,日本明治大学医学系肄业,战前已南来育才任教,其后执掌校务34年,是育才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校长。蔡校长见过翠园后,指示她再去拜访霹雳女校的林玮校长。 当时林玮兼管霹雳女子中学与女子小学两校。翠园后来回忆:“女小的校舍是借用大伯公庙旁的空屋,办公室设在庙前的戏台上,简陋非常。”(《校里乾坤》)战后各地华校正处复建,办学条件艰苦可想而知。翠园抵埗不久,即投入华校建设。1951年1月,她正式收到聘书,聘期至同年12月。不久林玮辞职回中国,教务主任姚奋南暂代校务。1954年,教育部督学团到校视察,锺敏璋督学建议女中应由女性出任校长,翠园即彭士驎校长,正式接任霹雳女子中学,直至1978年退休,掌校前后28年。 我对彭士驎校长的认识,源于她以笔名“翠园”写下的一本本散文随笔。早在退休前,她已规划写作方向。此后二十余年,她持续在报章开设专栏,笔耕不辍。那些不过千言的短章,看似清淡从容,却沉淀着岁月累积的人生经验与思想灵光。 翠园共出版了8本散文集,包括《夜窗闲话》(1975)、《书灯絮语》(1987)、《缘在山中》(1991)、《校里乾坤》(1993)、《珍藏偶记》(1995)、《徘徊画廊》(1997)、《翠园小品文》(1997)以及《晚晴幽草》(2005)。后期几本由她儿子梁欐祥协助编辑出版,采用小开本,篇幅简短,翻阅轻便。书中多为千字随笔,却层层展开她一生行旅与心境:从湖南童年记忆,抗战岁月,到广州、香港,再至马来亚定居,以及她半生的教学生涯。 此外,她执掌霹雳女子中学28年,对华文教育的观察与思考,亦时时见诸笔端。翠园亦与友人创立“扶风诗社”(注册未获批准,后易名“山城”),并参与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霹雳联委会、马来西亚书艺协会、霹雳文艺研究会、怡保山城诗社、嘉应会馆妇女组等多个文艺团体。教育、写作、绘画、园艺、诗词、书法,无一不倾注心力,悉心经营。或许正因如此,她的散文小品总流露出一位女性知识分子的识见与修养,尤其是她对日常事物的真实感受与独到主张,弥足珍贵。放眼今日马华文坛,已很少再见这种知性与感性兼具的文字。翠园的散文随笔,读来历久弥新。 一个随夫南迁的女性,能够在异乡站稳岗位,自需过人的坚韧与耐力。谈及当年南渡,翠园曾回忆,她乘意大利邮轮先抵新加坡,再辗转来到怡保。1954年,她接任校长时,年仅31岁,几乎没有任何校务管理经验。初到之时,她既不谙马来语,也不熟悉英语,却必须周旋教育局与董事会,处理校务往来,逐渐应对自如。霹雳女子中学在她任内经历改制、迁校、新校舍兴建,教学设备逐步完善,学校规模日渐扩大。 翠园一生与文坛友人往来密切,情谊深厚。从多部散文集可见,为她作序者包括香港作家东瑞、黄润岳、永乐多斯,以及继程法师、陈郁菲校长等人。晚年的自传性散文《晚晴幽草》尤为动人,书中收入两位儿子、媳妇与孙子的纪念文字,情真意切。孙子自幼向她请益书法,深受熏陶,也写得一手好字。 后来在怡保培南独立中学掌校35年的陈郁菲校长,1952年仍是霹雳女子中学15岁学生。她忆及翠园初入课堂:微烫短发,黑丝眼镜,一袭旗袍,带着湖南口音,举止极端雅。学生们当面称她“彭先生”,私下则唤作“南岛李丽华”。 永乐多斯亦提到,其家族三代人与翠园情谊深厚。她生产时,翠园特地从怡保赶往医院探访,并称她“宽容谦和,不断进取,勇敢温柔兼备,做一个自己快乐,也为他人带来快乐的女性”。 相关文章: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李天葆驶向吉隆坡的慢船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都门梦忆李天葆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住进郁达夫书房的李晓音
3月前
遥远的儿时同伴来讯息问:最近为何不见你贴文?问这问题的老友自己已有七八年不贴文更新,老是在潜水,又或者潜都没潜,他说他日日在山间开五十几公里车去上班,或许可以算是潜山者。也有别的可能,屏蔽我。或是我屏蔽他。什么原因都好。没关系。只是最近问的不止一个,但多是消失得比我更久、更彻底的人。问你自己呀,不要只问我。 隐身一阵子还好吧。人人都有AFK的时候。生活主场景也不可能在脸书、网上。老友们应该比我更知道这事,且更有决心地面对他们各自的主场景吧。啊,AFK这词是借自儿子(以及儿子同辈)的语言——Away from keyboard。即是,我在,但我亦不在。他说有时会这样,在线,但暂时找个没人能打到你的神秘角落,转身去做点别的事。也可以告知同伴,我AFK。未下线,但此时元神尚未归位(啊,这是修仙剧的常用语,当然不是儿子的口头禅啦)。我们那年代用的是BRB,那至少是在告诉别人你等等啊,我会回来。 新年至今都处于“在却不在”的恍惚状态,没有思考什么值得思考的事。隐约记得的只是一些小小的“咦”。例如附近某些树丛开了一串串垂吊着的白花(咦,这种花究竟是叫天使号角还是恶魔之息,为何同一种花名字差异如此大)。堆积成山的旧衣可以等星期五堆放在门口让人回收;新衣则陆续洗、折、熨。缓缓和风的日子也走到尽头(咦,最近没有再查本日风速)。最近天空剧场的路线是艳阳晴空后,来个倾盆大雨。稍微认真思考的或许只有“密集的线条是否源自于不安与恐惧”,暂时无解就无解吧。 倒是孩子说了件趣事。女儿说学校老师派马年金币给每个能说出马年祝福语的同学。同学热心地塞了一个四字贺词给她用,但她觉得听起来怪怪的,便决定不用了。我问她是什么贺词,她耸耸肩说总之四个字。最后两个字是lemon。柠檬?我大笑,我知道了,他教你说五福临门?她急着说,柠檬是后面,前面有只马。我想不起这样的祝词,于是上网找马与柠檬。难道是福马临门?但福马林听起来不怎么吉利啊。还好我相信自己的直觉,我没有用这句,到底为何要祝别人柠檬呢?她说。我想的却是:柠檬事小,为何要祝人家福马林呢? 花了不少时间解释“临门”两个字。以前自己是如何知道五福临门这词的呢?如果不是电视广告或电台DJ,那很可能是因为喜宴上那张让人期待的粉红色菜单。每次被带去出席谁的婚宴,最期待的是在等待时细读菜单。那些红色的字不怎么直截了当,但可以凭字想像。与之匹配的食物是什么呢?如今自知身体只能吃到第三道就撑了。五福临门当年是最让人期待的菜,因为是第一道,且一道中有五道菜。是冷或热,是海蜇或猪肉,都让人好奇,排起来都好气派,且人人定有一份。对还是小孩的我来说,每样都能吃一口为最佳。可惜我家小孩没吃过这道,或许即使看过,也不认识这道菜的名字。 说起来3月于我,才是一道真正的门。确实有一脚把什么通通踢进去的想法,但实际上要踢什么还不知,大概最应该把自己踢进去,滚也给我滚进去啊。但没有,我只是犹豫地左右踱步。这时屋外的墙壁默默地由莫兰迪灰紫色归零成全白,又由全白变成了绚丽缤纷的黄橘绿蓝四色。是知道的,物极必反,淡了好几年的墙壁,时间到了大家都会投票选择其中那个最缤纷醒神的亮色,这样才有焕然一新,值回票价的感觉。 或许只有我觉得组屋外墙近日突然如此热烈,好像不是同一个人(墙)。还不太习惯,觉得它或许仍有些勉强,但应该。嗯或许吧,应该也正努力地抛下旧的自己,跨进新的周期。应如是。 相关文章: 【专栏.砂煲罂罉】抽屉/不想 【专栏.砂煲罂罉】抽屉/醒定 【专栏.砂煲罂罉】抽屉/滚下坡
3月前
那是加州典型的仲夏星期天,人们的倦懒沦为一句口头禅:“昨晚又喝多了”——电影院排队时听得到,有机超市走道里听得到,足球场边假装看比赛的家长嘴里也听得到。太阳够毒,让人一直发渴。邻居草坪修剪得像一张完美绿色的谎,洒水器准时启动,仿佛只要不禁水,这片绿色到了世界末日都不会枯黄。我坐在公园木椅上,手里抓着温掉的奶茶,突然很想跳进不远处高级公寓闪闪发光的泳池。 大学时英语文学课第一次读到约翰.齐佛(John Cheever),震撼我的不只是魔幻写实,而是字里行间渗出的中年哀愁,与对生活琐事的无能为力。那不完全是绝望,大概像你在泳池最底潜泳,费力抵抗浮力之际,也费力抵抗大脑对氧气的极度渴望。同时,你在内心最深的地下室拼命把门锁紧——因为里面一直有个声音诱你不要挣扎,平静躺下,一切很快就会解脱。 1964年夏天,〈游泳者〉在《纽约客》刊出。中年男子乃迪,在仲夏星期天决定穿泳裤游过邻居一座座湛蓝泳池回家。他还为路线取了妻子的名字,仿佛一场人生壮举。渐渐地,池水越来越冷,老朋友开始回避他。他不懂缘由,只能继续游。终于抵达家门,季节已从盛夏滑进深秋——大门深锁,屋里一片漆黑,家人早就走了。其实整个下午化成了人生多年的缩时摄影。他游过的从来不是泳池,而是自己拒绝承认的人生一次次崩塌。 写完后,齐佛陷入了漫长的低潮期。故事里的乃迪,其实就是他自己。 “市郊的契诃夫”,公众面前的齐佛是优雅的中产男人代表:得体的西装、纽约市郊的大房子、妻小与爱犬。但他死后出版的日记,毫不留情撕开了这片修剪整齐的草坪。他酗酒严重到用“几勺”来测量一天的饮酒量;他也是双性恋,这在五六十年代的美国市郊比酗酒更不可饶恕。 他日记里写道,自己决定“像间谍一样渗入”中产生活,却害怕“把伪装当成认真志业”,假扮到分不清原貌。他女儿苏珊在近期出版的回忆录里刺穿了面具:“在书页上,他是个睿智的作家;但在餐桌旁,他是个混蛋。”他对虚构人物有着上帝般的悲悯,却对妻儿极度匮乏同理心。他无情掠夺家人与邻居的隐私,将现实的难堪,写成最高级的文学隐喻。〈游泳者〉最初是一部长篇,但齐佛写到一半意识到,乃迪不可能压抑真相超过两百页。于是他把写了150页的人生崩溃进行曲,无情削成了10页最优雅的荒诞。 这大概是美国文学史上最经典的一次修图。 二十几年来,我也在做类似的事,把游荡在两个时差之间的一切写成诗。以为把沉重写得轻盈,把意象写得连神都看不懂的隐晦,衰败和死亡就会被挡在门外。每天只能在镜子正面焦虑地落子,每一步却不忘维持完美人设。渐渐发现周遭早被浓雾笼罩,唯一能看清的唯有镜中虚像。有时在深夜开始错乱:如果痛不被镜面反射,没有备分在云端,多年后回头看,会不会连伤疤都像伪造的?我想这也是齐佛没销毁日记的原因(但他确实烧掉了〈游泳者〉150页的原稿)。 这就是齐佛与你我的楚茨文格(Zugzwang):就算看穿这盘棋接下来无论怎么走都是坏棋,却不能不走。不写读者想读的故事,齐佛就会失去《纽约客》常驻作家的身分、掌声与那片完美绿色草坪。 1982年4月,癌末的齐佛在妻子搀扶下走上卡内基音乐厅舞台。化疗让他掉光头发,憔悴得连好友都认不出。他的领奖感言只有一句:“一页好的散文,依然是不可战胜的。”一个终其一生奋力抵抗溺水的泳者,最后在岸边留下的一句话。那是信仰,还是他这辈子最高级、最讽刺的一次修图? 我不知道。只知你我都还在泳池里。水越来越冷,没有回头路了,连放弃换气的权利都没有。棋钟还在响,除了继续落子别无选择。因为你不落子,世界也早已安排替身来完成棋局。 我抬头想看清楚谁在上面——只见一层又一层蓝:泳池被消毒的湛蓝、荧幕当机的蓝、失眠整夜后被黎明稀释的蓝。每一层都像答案。 楚茨文格的雾,无边无际。你以为刚刚穿透了雾,你甚至为此写了一篇专栏。 然后雾好像偷偷笑了,像《卡里加里博士的小屋》——整个世界歪斜得过分合理,一座早已搭好的布景。 相关文章: 丘亦斐/在千寻之外 ——给Khalil的二十三行 丘亦斐/在黑暗与沉默之间飞行 丘亦斐/炊烟
3月前
夜读《聊斋志异》,每回都不禁神驰意远,想像蒲松龄在“聊斋”里临窗写作的情景。心情时而愉悦时而心酸;愉悦是从中摄取了不少旧学养分,读得开心又开怀;心酸的是想到他的人生际遇,满带所处身的那个时代的烙印:花费数十寒暑追求功名,终究一无所获。但却给后世留下比个人功名利禄更丰富的遗产,而他却无缘见到,更不晓得他笔下的那一缕柳丝般悠长韵味是个事态,是多么漂亮的一笔旧学之美。 时至今日读《聊斋》,看的早已不是故事情节,而是沉醉于蒲松龄的文采,入迷他那手精湛的八股文体;那是一种境界,让我收获到的竟是满满意想不到的另类怡情。怡情作何解?是消遣吧?既是消遣,必得要有点情趣。而我的夜读情趣在于感受,即使感受到的是岁月沧桑,是烛光照亮下从纸糊破窗缝隙吹进来的秋意,不也是一缕袭人心扉的韵味悠长么?可另一边厢,也心酸啊,是心酸蒲松龄那身早已深入骨髓,积淤得化不开的明清思维与文人脾性;功名、官位、光宗耀祖,是他穷极一生锲而不舍的漫长追求。每回读他我都很迷茫,不明白他活到一把年纪,为何还不能活得通透一点?他是要教后世的痴心读者心酸几回呢? 许多年前,曾到过山东淄博市柳家庄的蒲松龄故居。所谓故居,当然是老宅。既是老宅,必然是经过重新修复的。里面的陈设,能还原的都还原了。所以能看到一些蒲松龄用过的物品,比如水烟袋、印章什么的。但我最有感觉的是那张临窗而摆的书桌。当时就想,蒲松龄写作该是不分昼夜的吧;书桌靠窗,可见他既享受夜色下窗里的清静,也不在意日间窗外的喧嚣,并不以路过行人的步履和谈笑声视为干扰—— 是的,他就是不怕文思被扰乱。或许,这样的写作环境更有助于他进入魑魅魍魉世界。《聊斋志异》,志的都是些诡异怪事。后来读到一篇文章,说蒲松龄曾在路旁开设茶馆,不为赚钱而是志在搜集奇闻轶事,构思内容更为广泛的狐魅花妖故事。 《聊斋志异》一写就写了50年。即使没看完全书491篇,也不难发现蒲松龄这个人不但矛盾,而且经常出尔反尔。但细想一想,50年岁月,一个人从年少到年老,得要经历过多少事?年轻的感情,可以任意挥霍。谁不因此而慷慨激昂?有人因年轻做错事,在当时也不当回事。而年轻是花不是树,一朵朵绽放,令人怀疑是梦境。而写作是烧脑工作,倘若不是自己认定并喜欢的为什么要写?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错误得用经历去纠正;人生处处是变化,思想尤其如此。倘你要了解一个作家的思想,得看不同年龄段的作品:文风不变,技巧持续,没问题。但对人生的观察,不可能一如既往50年不变。人生说长不长,问题可多着呢。50年,多少人活不到。但作品有它自身辽远的生命力。人的一生,感情与智慧,不外乎观点。若说时代背景和社会氛围可以改变人的价值观,那么年龄何尝不是思想感情的分水岭。跨越时空不至于,变化倒是在情理中。 从读者的角度去看蒲松龄,他的矛盾、出尔反尔、都属正常——那是作家走过岁月,经历人生,对世态的认识和看法的修正。然而,遗憾的是他后半段人生并未因此而打开局面,更解决不了一直存在的问题。可是现在看来,那几十年光阴怎么说也是长进的——矛盾是结论,出尔反尔是修正。 有位朋友跟我说,蒲松龄很大男人主义。他笔下的狐仙花妖都是男人的泄欲工具,总把二女共侍一夫写得洋洋得意的,看了就来气,并断言女性一定不喜欢看《聊斋》。她就很讨厌蒲松龄。 那可不一定。我是挺喜欢《聊斋》的,也不反感蒲松龄。 文学的最大功能在于记录时代。换句话说是反映当时的社会风貌、描绘人的生活与情感。至于大男人主义,性别歧视什么的,是后来才有的意识。在当时,社会就是这样,男人三妻四妾是平常事。就比如伊斯兰婚姻法,允许娶四位妻子;且一夫多妻制具有法律地位。现时尚且如此,何况是出生在三百多年前的蒲松龄,他哪来这种意识?其实我并不觉他有多大男人主义,反觉得他思想超前,挺开通的。他不但推崇自由恋爱,谴责父母包办婚姻,还十分赞赏青年男女追求婚姻自由,认为女子嫁得个没担当的男人,无需从一而终,下堂求去是做对了的。 相关文章: 【专栏.所见微尘】李忆莙/都门烟火,寂寞尘——悼念天葆 【专栏.所见微尘】李忆莙/谈情说爱 【专栏.所见微尘】李忆莙/往日情怀
3月前
我原以为都门的格调理应仓促而冷漠,未料在李天葆的笔下,吉隆坡这座大都会的节奏竟可以如此慢条斯理,丝毫不张扬它的灯红酒绿。 想着李天葆说话时的直率,我便翻开他的散文集《雨花云蕊旧月落》,也许通过这些真实而不事修饰的文字,得以一窥他在我所居住的这座城里,曾走过的地方、做过的事。 诚如李天葆所言,吉隆坡在我们这一代人口中,多称作“坡底”或“落坡”。我家唯有遇上久烧不退,需要求医;或隔大半年一次,母亲才会带我们到茨厂街玉壶轩吃点心作为奖励,方能落坡一趟。也因此,对李天葆好生羡慕——他可以一直住在坡底,对我而言,那里别有洞天。 吉隆坡是广府人的美食天堂。无论街头还是陋巷,炉灶上星火迸跃,“炒滑蛋河、菜头粿、白果莲子汤、鱼生粥、炸咸鱼饼”,样样俱全。李天葆常跟随父亲李嘉麟落坡,到商会俱乐部去。父亲本为生意人,只为看布料货版,谁料一坐下便打起麻将。李天葆嘴馋,只等父亲收局,带他去吃夜宵;小食下肚,不久又央求父亲向街边的印度人买棉花糖。若父亲独自出门,回来时总会打包老字号生记的广府炒。茨厂街叶亚来巷的生记生虾面,至今仍为人称道。 茨厂街之外,还有老区巴刹律,如今多称电子街,街道两旁林立各式电子商店,价格颇为公道。李天葆的散文屡屡着墨于此。在我看来,这一带比茨厂街更显拥挤、杂乱,却也因此更能显露出地道的民间气息,或许正因华人最传统、最古老的露天巴刹长期聚集于此。李天葆写道,自己童年时便住在这里的老式店屋,那是会馆早期的产业之一,如今旧楼已然拆除。多年后,他拄着拐杖再度来到此地邮局,“职员无意外地缓慢成性”,令他实难忍受。 都说了,吉隆坡确实可以慢得有理,尤其是在那些恍若旧上海的老时光里。“半圆柱型凿成浮雕式,把店名如广福昌、仁春堂刻在上头”,当年殖民时期洋货店的遗风依然可见。吉隆坡老火车头对面,昔日影星南来下榻的大华酒店,再来是各式会馆——里头传来的多半是麻将碰撞的声音,“几个老先生悠闲地抽烟,牌桌上趁机将最近的新闻拿来交流”。 李天葆后来曾在小社团会馆任助理(实际上是秘书),理事顾问个个似乎都是老板,随时使唤他。墙上挂着“吾乡之光”,退休老人登门造访,闲话家常。这是无数寂静华人小镇上似曾相识的画面,映现英殖民时期留下的遗风,“是老明星片里的风景”,一种缓慢而日常的生活景象。 李天葆的吉隆坡版图还延伸到秋吉律(Chow Kit)。这条都门盛名的烟花巷,聚集着风霜满面的尘世妇女、摆地摊兜售神油的马来汉子、喧闹不已的马来菜市、往来且干案累累的印尼外劳,以及在不远处夜总会上班的烟花女子,日日流连。李天葆任职的会馆亦坐落于此,后来索性搬到天桥大圆圈旁的老楼舍。普天戏院就在附近,他说自己在那里看过许多电影——“香港凤凰银都左派和中国大陆电影就在那儿上映”。那时的他已拄着拐杖,却仍以晶莹透亮的心眼观事,大太阳底下的都门光影,在他笔下显得婆娑而缓缓流过。 李天葆以从容且慢行的姿态走过吉隆坡。他曾坐在莪麦河对岸清真寺门前的石级上,“眯住眼,看那灿烂的阳光在广告牌上寸寸移动,看点点青苔攀附在年久失修的殖民地时代楼房”。他走过古宁街五脚基,看鸽子成群,流连艺术坊的露天茶座,吃“颂记”老字号牛肉丸面,凝视战前英国殖民时期留下的雕花楼阁——那些已被拆除又重建,或许将再度拆除的旧址新楼。他记忆中富都车站附近的莲藕塘、监牢对面张郁才的大洋房,早已踪迹不留。 可惜无法再向李天葆多问一点他所知道的吉隆坡,不过也没关系——细读他的文字,便知他早已将这座城市的前世与今生悉数记下。“生活在吉隆坡的情调步伐,绝对可以是慢悠悠的——不需要驶向中国的慢船,如果不坚持选择最好的,徐缓迂回的节奏俯拾即是,不假外求。” 我们就别轻易再说吉隆坡(人)仓促而冷漠了。 相关文章: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都门梦忆李天葆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住进郁达夫书房的李晓音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郁达夫红颜李晓音助力翻译《瞬息京华》
4月前
只要在那个时间,那个地点,有阳光的话,就会有一阵阵短暂、刺眼的光。只要外面架高的地铁站有地铁缓缓减速入站,或缓缓开始行驶,映在地铁窗上的光会被斜斜地切割成段。我们这些坐在对面的人,大概六条车道外的人,会有一分钟被切割的感觉。恍惚一阵,又回过神。一直觉得这种断断续续的光很熟悉,但想不起是什么。这是非常不显着的刻度吗?嗯。一瞬即过,好像什么也没有。有时又矛盾地觉得,且慢。这是十分明确、刺眼的刻度啊。 让刻度经过。 于是在空白的笔记本写下五个字。类似决心。但其实还没有头绪。这个决心似乎没有目的地。也不知为了什么,只想先记下。 是2月呢。短短的,2月也将会一瞬即过。最近比以前更想过“不想”的日子。不想是什么呢?应该没有“不想”这种日子。不想存在吗?我在想。你看,依旧是在想啊。不管啦。 到了交稿日前几天,我知道自己必须处于不想的状态,才能画点什么,但又必须处于想的状态,才能写点什么。只要想这只兽比不想大,那应该很难画出(自己喜欢的)东西来。别人可能不是这样运作的吧,但我知道自己内部系统是如此操作的,只要意识太清晰,便将卡住,撞墙,徒劳无功。所以需要调适到某种合适的频率。进入一个无法预知的空间。并且不畏惧。需要让蠢蠢欲动的理性或结构或先后次序或“我知道”退下。需要骑一匹慢马。 如果有人问我新年愿望是什么?新年的马通常连着奔腾、不停蹄。都是毫无后路可言,急速往前地叮嘱人们要抓紧,不要松懈。我心里的答案则是骑慢马。但目前只告诉了一个人。因为貌似有点可耻。我几乎是个说不出谐音哏的人啊。这难道不又是一串马年谐音哏吗?不管啦。是这样的,我喜欢骑马慢。玛格丽希。想慢慢读到玛德莲那里(现实中则偶尔哼两声鸡蛋糕便好)。马勒。我想这样慢慢地,克洛克洛地走。好啦,愿许过了,谐音哏退散。 总之希望可以如此:可以每天缓缓地等待溢满,又成了个敲起来好听但马来谚语嫌弃的空桶。想了又不想。不想了又想。如此循环。每天早晨等看地铁进站又离去,看光在地上斜斜地写些什么。 恍了神又回过神。一天又一天。 想起来了。那几乎就是底片的样子啊。 相关文章: 【专栏.砂煲罂罉】抽屉/醒定 【专栏.砂煲罂罉】抽屉/滚下坡 【专栏.砂煲罂罉】抽屉/确认
4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