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女儿的侨批/陈美枫（加影）

大姐二姐恨了妈妈好多年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妈妈带了我和小我3岁的妹妹美勉过番，从中国远渡重洋到南洋的马来亚，和常年在海外经商的爸爸团聚。我们母子3人在1955年4月4日（农历三月十二日）那天告别故乡前往茶阳，从那儿坐小轮船沿韩江到潮州，改乘公共汽车到汕头，过了一夜后再登上“海皇号”大火船离开中国。

在海上航行了8、9天后，我们抵达新加坡岸外小岛沙拉山，在那儿接受7天的隔离观察后，才在新加坡本岛码头登陆。当时的英殖民地政府肯定担心贫穷的中国人把疾病带来新加坡这海峡殖民地。还记得在火船上发生的一件趣事：生活在乡下的我头一次看人搓麻将，站在旁边看呀看的竟然入了神，浑然忘记时间的流逝，害妈妈走遍整艘船找我，遍寻不着，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还以为我掉进大海里去了呢！

来接应我们母子3人的，是移居新加坡的外祖父和他的一个朋友。朋友驾了汽车带我们去金马仑高原玩，才把我们送去霹雳州安顺给爸爸。下山时妹妹因发烧，占了那个我坐惯了的位子，我不依而一路哭到山脚；大人们都说，从没见过那么耐哭的孩子！我为当年那个8岁的孩子居然那么不懂事而汗颜。更加不懂事的表征是，我竟然未对两个姐姐没跟随妈妈一起南来产生任何疑问或感到悲伤。大姐美娟大我4岁，二姐美杏大我2岁，都还在小学念书。我们离开的时候，她们哭得死去活来，哭诉妈妈不要抛弃她们！多年后重逢，她们吐露心声：当年确是认为妈妈不爱她们，居然把她们遗弃在家乡，并因此怀恨了好一段日子呢！

这样的局面到底是如何造成的呢？我曾经追问爸爸。他当时给我的解释并不很完整，如今也无从追究了。笼统而言，或是与爸爸处事不够严谨有关吧！他向当局申请在中国乡下的妻子和孩子来马团聚的时候，没预先做好充分的准备，仓促间把自己来马经商的年份搞错了，以致按照逻辑，他在中国只有我和妹妹这两个孩子。后来爸爸尝试亡羊补牢，请他大哥出面，想把我两个姐姐当作大伯自己的孩子，申请她们南来，可惜大伯毕竟是个老实人，不会编造故事，在移民局的面试过程露出马脚，功败垂成，两个姐姐注定留守乡下。

家乡还有祖母、大伯父的长子美海夫妇，及三伯父的长子美健，我两个姐姐便由美海夫妇照顾。因“地主”后裔身分，大姐美娟读到高中毕业，而二姐美杏只读到初中，不准上高中。

我在1961年升上中学时，二姐读初中三，大姐则读高中二，不久两人都得面对就业问题。1958年，中国政府开始推行“人民公社”制度，从免费吃大锅饭过渡到按工分来分配粮食，两人甫就业便频频向父母投诉吃不饱及缺乏油气，因此才有整火水桶猪油送去乡下的一幕。

接着又遇到1967年至1977年、红卫兵当道的“文化大革命”。娟姐早在1966年10月15日和刘集善结婚，两人却因户籍问题而长期分居两地，一个在广东乡下，另一个则在大都会上海，一直到1985年娟姐才获准搬去上海，阖家团圆。

二姐美杏则在1970年5月，和广东省大麻中学的英文老师田诒适结婚。

土改及人民公社是中国共产党把“共产”理念形象化、具体化的巨大枷锁，紧紧套在所有中国人的颈项上逾四分之一个世纪，使这世界人口第一大国的人民在贫困泥沼中打滚，无以自拔。间中还得承受从1967年到1977年的10年文化大革命浩劫，直到1978年邓小平登上权力巅峰，提出“无论黑猫白猫，会捉老鼠的就是好猫”的改革开放经济政策，全力建设中国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为接下来四十余年中国的爆发式腾飞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托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经济政策，住在上海的娟姐阖家以及大埔乡下的杏姐阖家生活越过越好，海外的我们，也从爸爸生意失败的阴霾走了出来。

马来西亚虽然早在1974年5月31日已和中国建立邦交，政府却一直不允许中国人民入境作社交访问，新加坡却接受中国人民到访。于是我们托新加坡的姑姑代为申请姐姐来新加坡，一来她们得以借机出国观光，二来可以和她们素未谋面的弟妹们相见。

1987年12月13日至次年1月3日的3个星期，是我们陈家大团聚的日子。那是我和勉妹离乡32年后第一次和两个姐姐重逢，真是千言万语，一时不知从何说起。然而，因工作关系，我们只能在新加坡逗留一个星期。短暂的相处，留下一段美好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