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嬷新闻资料 | NewsC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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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面暂记】给阿嬷的禁书/周若涛

《给阿嬷的情书》反响热烈，其中最让我感动的，是一位印裔观众的脸书文。他看得泪流满面，因为戏里刻画的，也是他家族的共同记忆：父亲早年从印度来到马来亚，也曾像剧中情节那样，给原乡家人写信、寄钱、送物资。一部“小语种”电影，竟能跨越语言与国籍，拨动他族心弦，是多么卓越的艺术成就。另有一种讨论则聚焦于政治，统战与否的问题。中共统战部急急把电影收编，编导无可奈何地与有荣焉，也助长了争议。但这部电影如此特殊，情节虽不免迁就政治现实，情感层面却能超越政治，甚至解构政治。我年轻时上过几堂哲学课，曾经从政的老师对本地华社有这样的观察：“有家无国”。那时是千禧年初，华人普遍政治冷感。我一直以为这是一句批评：华人只重视自家利益，对国家大事毫不关心。如今《阿嬷》给了我不同的启发。“有家无国”，与其说是价值评断，不如说是现实陈述。 “阿嬷”那一代人，政权屡屡更迭，国家是中华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木生南渡之时，马来亚还是殖民地，在地华人即使认同本土，也未必有一致的国家想像。立国之后，从马来亚而至马来西亚，种种差别待遇让本地华人对国家始终缺乏归属感。时至今日，世局动荡，也难说国号与国界会否改变，哪个看似强悍的政权会否突然瓦解？说到底，“国家”是被建构的、不确定的、流动的，而血脉、家庭、宗族是人性基础，在变动中恒常存续，更值得认同与依托。薄弱的国家认同，会否让有心人趁虚而入，把亲情与政权捆绑，达成政治目的？这正是一些论者所关切的。然而，先不说导演原无此意，这部电影的气质、那许多灵动的小人物，就足以让任何欲强加其上的主旋律、大叙事徒然落空，无论来自哪个阵营。首先是南枝这人物，在家族血脉之上，提供了一个更超然的视角。她与木生、淑柔、养子，都没有血缘关系，却能相待以至情至义。此时，个人情操超越了家族血脉，主题也升华至另一层次。血脉与基因是先天而来，人无法选择。但如何对待他人、如何定义关系，个人却有绝对的主动权。再如淑柔，误以为丈夫另娶，固然心碎，但没有记恨纠缠，努力过好各自的生活，这里头或也有宽容，即便无可奈何。小人物活得更久远无血缘而能亲密如家人，有血缘也无妨各自独立安好。电影关切群体情谊，更重视个人意志。在大时代和小人物的对峙中，各种温柔而坚韧的人性光芒、那许多微小的善念，让小人物活得比大时代更久远。那些曾经违逆人伦、颠覆人性的政权，其实最该惧怕这样的精神。我们多久没亲手写信了？在高度数码化的当下，难得有一部电影让我们重温那个充满实体温度的时代。如今交通自由，资讯简便，与中国的亲友交流，已不像《阿嬷》般阻碍重重。祖国富强，产能过剩，输出多于输入，如今“阿嬷”什么都不缺，再没什么需要寄回去了。祖辈若见到如此盛况，应是老怀告慰：以往的付出，涓滴都没白费。是啊，“阿嬷”还缺什么呢？及至看见香港多家独立书店连遭查禁，才想到：禁书。可以寄几本回去吗？如果过得了海关，如果阿嬷敢收。

3天前

给女儿的侨批/陈美枫（加影）

《给阿嬷的情书》印证了我那不轻弹的男儿泪，可以在特定的情形下不由自主地夺眶而出，甚至崩堤似地沿脸颊流向嘴角。谢南枝给坐牢的郑木生读家书，得知家乡的孩子在爱人叶淑柔的照料下长大，木生潸然泪下，我也跟着眼角溢出两颗晶莹的泪珠。后来叶淑柔飞到泰国会谢南枝，两个老人见面，得了失智症的南枝一时认不出淑柔，过了良久，才恢复记忆问：你就是淑柔？我就是；我寄给你的猪肉，有收到？有；好吃吗？很好吃；我再寄给你……那一段，我的眼泪更是夺眶而出，窸窸窣窣的抽搐声清晰可闻。两人的对话令我忆起小时候，看妈妈买肥猪肉来提炼猪油，一个大火水桶装得满满的，猪油凝结之前塞几块瘦肉进去，然后连同一封信和一些钱托侨批员（俗称水客）带去给两个留在乡下的女儿。那是个风起云涌的时代。毛泽东于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宣布新中国成立还没几年，还在摸索未来的发展道路，我恰逢其时，于1947年诞生在广东省大埔县辖下，西河乡下黄砂村一个客家人的家庭。因拥有祖先留下的几亩地和一间祖屋，我家被归纳为地主，无可避免地受到土地改革运动波及。来清算我家的贫雇农要祖父母交出所有的金银珠宝，两老交不出，因为他们只不过储蓄了些海外子女寄回来的钱财，哪有什么金银珠宝呢？结果两老双手拇指被绑着高吊，挨打逼供。当始终逼不出什么头绪来时，贫雇农竟然使出阴招，逼我妈这个唯一留在身边的媳妇鞭打家婆，要她讲出珠宝的匿藏地来。当这阴招也没产生预期效果，贫雇农开始打小孩子的主意，把我和两个姐姐关在一间房子里，要我们讲出大人匿藏珠宝的地方才放我们出来。妹妹太小而逃过一劫。我们当然一无所知。姐姐替我求情，说我年纪小不该受这样的折磨，也不受理。后来我为了逃离那个牢房，不管三七二十一，信口雌黄讲了个“藏宝地方”，骗了出去。那班求财若渴的家伙当然白忙一顿而一无所获，幸亏他们没把我揍扁。经过这番折腾，原本身体健朗的祖父一病不起，百药无效，不久便在1953年9月与世长辞，享年积闰六十有九。祖母是活了下来，却也从此恨死了我妈，逢人便投诉我妈是个最不孝的媳妇，竟然鞭打她。大姐二姐恨了妈妈好多年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妈妈带了我和小我3岁的妹妹美勉过番，从中国远渡重洋到南洋的马来亚，和常年在海外经商的爸爸团聚。我们母子3人在1955年4月4日（农历三月十二日）那天告别故乡前往茶阳，从那儿坐小轮船沿韩江到潮州，改乘公共汽车到汕头，过了一夜后再登上“海皇号”大火船离开中国。在海上航行了8、9天后，我们抵达新加坡岸外小岛沙拉山，在那儿接受7天的隔离观察后，才在新加坡本岛码头登陆。当时的英殖民地政府肯定担心贫穷的中国人把疾病带来新加坡这海峡殖民地。还记得在火船上发生的一件趣事：生活在乡下的我头一次看人搓麻将，站在旁边看呀看的竟然入了神，浑然忘记时间的流逝，害妈妈走遍整艘船找我，遍寻不着，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还以为我掉进大海里去了呢！来接应我们母子3人的，是移居新加坡的外祖父和他的一个朋友。朋友驾了汽车带我们去金马仑高原玩，才把我们送去霹雳州安顺给爸爸。下山时妹妹因发烧，占了那个我坐惯了的位子，我不依而一路哭到山脚；大人们都说，从没见过那么耐哭的孩子！我为当年那个8岁的孩子居然那么不懂事而汗颜。更加不懂事的表征是，我竟然未对两个姐姐没跟随妈妈一起南来产生任何疑问或感到悲伤。大姐美娟大我4岁，二姐美杏大我2岁，都还在小学念书。我们离开的时候，她们哭得死去活来，哭诉妈妈不要抛弃她们！多年后重逢，她们吐露心声：当年确是认为妈妈不爱她们，居然把她们遗弃在家乡，并因此怀恨了好一段日子呢！这样的局面到底是如何造成的呢？我曾经追问爸爸。他当时给我的解释并不很完整，如今也无从追究了。笼统而言，或是与爸爸处事不够严谨有关吧！他向当局申请在中国乡下的妻子和孩子来马团聚的时候，没预先做好充分的准备，仓促间把自己来马经商的年份搞错了，以致按照逻辑，他在中国只有我和妹妹这两个孩子。后来爸爸尝试亡羊补牢，请他大哥出面，想把我两个姐姐当作大伯自己的孩子，申请她们南来，可惜大伯毕竟是个老实人，不会编造故事，在移民局的面试过程露出马脚，功败垂成，两个姐姐注定留守乡下。家乡还有祖母、大伯父的长子美海夫妇，及三伯父的长子美健，我两个姐姐便由美海夫妇照顾。因“地主”后裔身分，大姐美娟读到高中毕业，而二姐美杏只读到初中，不准上高中。我在1961年升上中学时，二姐读初中三，大姐则读高中二，不久两人都得面对就业问题。1958年，中国政府开始推行“人民公社”制度，从免费吃大锅饭过渡到按工分来分配粮食，两人甫就业便频频向父母投诉吃不饱及缺乏油气，因此才有整火水桶猪油送去乡下的一幕。接着又遇到1967年至1977年、红卫兵当道的“文化大革命”。娟姐早在1966年10月15日和刘集善结婚，两人却因户籍问题而长期分居两地，一个在广东乡下，另一个则在大都会上海，一直到1985年娟姐才获准搬去上海，阖家团圆。二姐美杏则在1970年5月，和广东省大麻中学的英文老师田诒适结婚。土改及人民公社是中国共产党把“共产”理念形象化、具体化的巨大枷锁，紧紧套在所有中国人的颈项上逾四分之一个世纪，使这世界人口第一大国的人民在贫困泥沼中打滚，无以自拔。间中还得承受从1967年到1977年的10年文化大革命浩劫，直到1978年邓小平登上权力巅峰，提出“无论黑猫白猫，会捉老鼠的就是好猫”的改革开放经济政策，全力建设中国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为接下来四十余年中国的爆发式腾飞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托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经济政策，住在上海的娟姐阖家以及大埔乡下的杏姐阖家生活越过越好，海外的我们，也从爸爸生意失败的阴霾走了出来。马来西亚虽然早在1974年5月31日已和中国建立邦交，政府却一直不允许中国人民入境作社交访问，新加坡却接受中国人民到访。于是我们托新加坡的姑姑代为申请姐姐来新加坡，一来她们得以借机出国观光，二来可以和她们素未谋面的弟妹们相见。 1987年12月13日至次年1月3日的3个星期，是我们陈家大团聚的日子。那是我和勉妹离乡32年后第一次和两个姐姐重逢，真是千言万语，一时不知从何说起。然而，因工作关系，我们只能在新加坡逗留一个星期。短暂的相处，留下一段美好的回忆。

1星期前

带你看世界

象龟过马路太慢！阿嬷秒抱上推车快速通关

台湾高雄桥头街头近日出现暖心又逗趣的一幕，一名阿嬷带着饲养的象龟外出散步，过马路时因象龟行动缓慢，眼看绿灯时间所剩无几，阿嬷立刻熟练地将象龟抱上手推车，快步推着它通过路口，全程一气呵成，让路过民众看了忍不住会心一笑。

3星期前

带你看世界

《给阿嬷的情书》：一封跨不过时代的信/赖友兴（吉隆坡）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中国上映后深获好评，是一部讲述把阿公下南洋、阿嬷守老家的半生，把南洋番客及番客婶动容乡音、人生起落装进120分钟里。看完你会懂，为什么上一代人说“家书抵万金”，为什么90后看不懂。那个年代，船票一买，几乎就是生离死别。南洋赚钱，寄钱回去养家，是唯一的念头。而阿嬷守着家，每天盼着海上那条船什么时候能靠岸，船上有没有阿公的信。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吉隆坡茨厂街百年邮政总局一有邮轮靠岸，就升起红色旗帜通知侨民，邮件送到后，旗就会降下。听老一辈的人说，一看到红旗降下，阿公们就会丢下手里的锄头、麻包袋，跑到邮局门口排队，队伍从门口排到马路边，只为等一句：“有你的信！”吉隆坡茨厂街百年邮局的旗语，是那一代人的心跳。信封上的邮戳是家乡的味道，信纸上的墨字是阿嬷的手温，虽然多为代书代笔，信里常常只有几行字，“家里都好，不用挂念”，可这几个字能让阿公在南洋熬过一整个雨季。今天的90后，甚至00后，很难懂这种等。他们从小拿着手机，想家人了就拨视频通话。对他们来说，距离被压扁了，世界变得无远弗届，思念变得廉价。但廉价的东西，往往不被珍惜。因为随时能联系，所以很少主动联系。因为知道家人在家里，所以很少问今天开心吗…… 《给阿嬷的情书》里，阿公已经去世多年，阿嬷收到的一直是别人代寄的家书，信寄到的时候，包括那封因为天灾造成误会的最后一封家书。得知真相时，阿嬷的那种痛，即便是70后的我，也很难共情，何况是他们。因为我们从没经历过“一封信决定你和至亲是否能再见”的时代。阿公阿嬷的时代，思念是挂在旗杆上的旗，是漂在海上的船，是数个月的等待。世界无远弗届了，可亲情却越来越薄。因为我们把“容易”当成了“不着急”。我们不是在否定科技的进步，而是要守着那份关怀。科技发展的意义在于提升人类福祉，而“关怀”则是我们在技术狂飙中守住人性的锚点。工具与算法应该服务于人，而非异化人；在追求效率的同时，保留不可替代的温度、同理心与社会连接，才是技术进步最圆满的归宿。下次打电话回家，别再只问“吃饭了没”。

1月前

2026年世界杯| 现场见证偶像进球 100岁“梅西迷”阿嬷乐开怀

现场亲眼见证梅西破门，让100岁的“梅西迷”阿嬷乐开怀！

1月前

给阿嬷的告别/郑盈萱（巴东勿刹）

前阵子在北京度过一段无聊的五一假期，室友邀请我看新上映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并提前打好预防针：“网上讲很催泪，记得带够tissue。”一个在华留学生，一个潮州人，一个马来西亚华人，背负各种身分，我和室友们踏进双桥影院里，嫌弃着中国的影院比起马来西亚的特别热，热得第一滴眼泪掉下来的时候，手心还在隐隐冒汗。这部电影其实充满笑点的，开篇就是一句无比熟悉的“nia ma”惹得我和身边的马来西亚人都没忍住笑出声，即使我分不清这句是潮州的、福建的还是客家的脏话。事实上，我根本不会说潮州话，跟家里学会的仅有“jiak peng（吃饭）”和“wa deng liao（我回家了）”，也只隐隐听懂简短的内容，中国潮汕那一带的方言比马来西亚的潮州话更晦涩，很多时候需要搭配中文字幕才读懂角色在说什么，归属感甚至不如电影中途播放的马来文BGM来得高。室友觉得惊叹，其他看电影的中国北方人居然也跟着啜泣，电影结束后分析得头头是道：“我觉得中国人和我们这些华侨的共鸣点应该不太一样，他们看的是国家发展的强大，我们看完只会联想到自己的阿公阿嬷是不是也这样过来的。” 我顶着一双哭到发痛的眼睛，跟着点点头。这么算下来，记忆中接触时间比较长的长辈里，只有阿嬷不是马来西亚的本土华人，而是被家人带着下南洋的。中学第一堂历史课，老师板着脸走进来，第一件事不是让我们拿出历史课本，而是要求准备簿子和笔，在大家还没适应中学生活且满脑子期待着40分钟后的放学时，记下他列出的一长串、与历史课本内容无关的问题。访问家中任何一位从中国下南洋的长辈或后代：祖籍？宗教信仰？是否有家人一起下南洋？什么时候来到马来亚？靠什么维持生计？六七年后，一整页的纸只剩下这些问题留在记忆里，答案也已经不了了之。阿公阿嬷的中文都不好，而我的潮州话也不好，于是沟通成为了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兜兜转转一个下午，本子里那些长长的问题，都只问得到一两个字且不知道能否称之为答案的答案。再想找回那本作业簿却已经不知道当初扔到哪里去了，只是这段记忆太过深刻，尤其问起阿嬷在嫁给阿公之前靠什么工作维持生计时，阿嬷夹杂着潮州话跟我说：“帮人家洗衣服、种菜。”我对那个时代的生活环境一知半解，不知道这些零工能否算得上一种“工作”，怕交给老师会被责骂，但实在很难深入沟通下去，终究还是在问号后用蓝笔稚嫩地写下“洗衣、种菜”四个字。阿嬷说，妈妈带着她和妹妹一起下南洋，在途中仅6岁的妹妹就走丢了——这时候的阿嬷已经八十多岁。20岁的我，对这份作业的印象仅存留寥寥几个字的答案，和历史老师分回作业的评价：“很真实，认真，完成得很好。”于是打那之后，我开始认可帮别人洗衣服、种菜也是一份工作。还在上小学时，一直以来比阿公健康的阿嬷患上了胃癌，来往医院很多次，老是躺在床上喃喃一些很悲观的话。家乡去一趟槟城的医院不算塞车都要两小时——每回都当司机的爸爸至今还对这件事有很大的怨念——来回奔波治疗和各种药物外用内服，对老人家的身体承受能力并不友好。大人们在厨房准备晚饭，老家客厅不知怎么的就只剩下我和阿嬷两个人。我坐在她的床边，听她用潮州话跟我说“很痛苦，还是早点死了好”，也许当时她确实只把我当作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孩子来看吧？我的潮州话不好，只能努力用简单的中文跟阿嬷攀谈起来：“我听朋友讲日本的天皇都活到很久，那边的老人全部一百多岁的。”阿嬷信仰日本传来的佛教，这些事她听说得比我多多了。祝福都藏在“多吃菜”里阿嬷依然维持着一成不变的姿势，她知道我不会讲潮州话，也用华语跟我说：“吃多多菜啊，健康，就可以活到100岁了。” 老家四处都有蚊子，我没忍住把脚盘起来，避开蚊子出其不意的攻击，一边扇风一边回答：“阿嬷跟阿公不一样，他天天吃KFC炸鸡，你一直吃菜，很健康，会跟天皇一样活到一百多岁。” 阿嬷笑了。她还说，你也要多吃菜。我撇撇嘴说不要，在十一二岁的年纪，绝大部分小孩都不会喜欢绿色蔬菜的。这是我记忆里唯二跟阿嬷语言不通也能说话很久的时刻。阿嬷去世时我已经上高中了。经历过疫情，再加上中学住宿，每天回老家吃晚饭不再是固定日程，本就不好的潮州话更是连小时候常用的几句都忘得一干二净。每周都去加基武吉找外婆，反而跟父辈亲戚愈发疏远，甚至后来阿公去世，阿嬷的身体状况下滑得厉害，在我们家住着时，双脚僵硬到无法下地行走，我还是经常误以为那个每周会做很多包子分给大家吃的阿嬷是这几年的事——阿嬷的手艺真的特别好。爸妈都不在，我就成为了短暂接手照顾阿嬷的长女，帮她翻身，喂她喝水，每每碰到她的皮肤时总觉得触感奇怪，皱巴巴的，身上充斥着一股小时候只听过却不理解的老人味。大家都知道，阿嬷剩下的时间不长了。接到家里来电通知，从宿舍回家时听到亲戚说：“那天晚上啊，救护车来你家门口，上救护车的时候就没了。”妈妈很避忌这些话题，没有主动跟我们提，我按部就班地参加葬礼，跟外婆去世时哭得稀里哗啦不太一样，很平静地过完丧假，恢复了往日上课的日子，至今，大概也有三四个年头了。或许当时坐在床边一副小大人的样子，安慰阿嬷的小朋友，也不会想像到10年后的她依然没有学会讲潮州话。

1月前

住家当毒窟！51岁阿嬷与第二任丈夫吸毒被捕

51岁“阿嬷”不只吸毒，还把住家当吸毒窝点！国家反毒机构瓜拉姆拉分局昨日逮捕25名涉毒者，她与现任丈夫双双落网。

3月前

91岁阿嬷坚持传统制潮州粿

在进行拆迁中的新山哥文茶木屋区，一座简陋的木屋里，蒸汽缓缓升起，独具传统风味的潮州粿出炉了！

6月前

老姑/端木静子（马六甲）

她长年穿着一袭马来人喜欢穿的“纱笼”，阿嬷要我称呼她“老姑”。那时，老姑还不十分老，估计50岁左右的中年妇女罢了。称呼她“老姑”，是因为按照田芭潮州人的习俗，幼辈称呼长辈总是要加上一个“老”，表示尊敬。老姑长得不肥也不瘦，一身干干净净，样子十分好看。老姑时不时到我们家来串门，阿嬷也久不久就带着我到她家走动。两家离得不远，就不知是不是如此而往来频密。那时，我大概已经6或7岁，身子长得圆圆胖胖。见面时，老姑总是喜欢叫我“小胖子”。每一回带我出门，阿嬷就是喜欢让我趴在她的背上，揹着我，到处走动。到老姑家去也不例外。老姑见到了，便会调侃说，“小胖子，腿这么长了，还要阿嬷揹。羞羞啦!” 我不晓得老姑家与我们家的真正关系。那时，年幼的我只晓得阿嬷与她们一家人很亲昵。如此而已。说不上喜不喜欢老姑和他的家人。比如老姑的丈夫，我称呼他为“老姑丈”的，以及称之为“阿叔”和“阿姑”的几个男人和女人。印象中，他们都对我相当友善，表现得和蔼可亲。当年，住在田芭的各家各户，几乎都是信奉天主教的。而且各家之间有很多是近亲或远亲关系。他们的祖辈，早年时由中国逃难南来，都是说潮州话的庄稼人。不过，老姑的身世却有些特别。阿嬷说，老姑是老姑丈从“姑娘堂”娶回来的。“姑娘堂”是天主教“修女院”的俗称，以传教办教育和行善为职责。当年有不少穷困的田芭家庭，生下了孩子，没有能力扶养，加上重男轻女观念，往往把初生的女婴送到修女院，让修女养育。女婴长大后，有的学有所成，选择成为修女；一些智力较差的，或其他原因，就选择嫁作人妻。老姑就是其中的一位。当年，修女们几乎都是从西方到本地服务的洋人。她们开办学校兼传教，应用的语言主要是英语。自小耳濡目染，老姑也学会了应用简单英语与人沟通。老姑常年穿着纱笼，据说也是从小在修院养成的习惯。最让我想不通的是老姑开口闭口总是说，有朝一日，她要回“祖家”去。而她口中所谓的“祖家”，指的却是英国。这让我百思不得其解。提起她的祖国，她就会兴奋的哼起祖国国歌：“God Save The Queen.” 老姑自幼在修女院就学会用英语诵念天主教经文。老姑不但会说潮州话，也学会了用潮语诵念简单的经文，如“天主经”和“圣母经”。老姑敬主爱人，待人和蔼可亲。她最大的心愿是下一代都能成材，更期望儿女子孙都热心事主。可惜她的长子不长进，不务正业，吊儿郎当。幼儿聪慧，却被聪明误。他在英校中学毕业后，进入县署税收局工作，成为一名公务员。后来却因贪污而被撤职，断送了大好前途，很是可惜。不过，多年后，老姑的愿望终于实现。她的一对孙子孙女分别晋升为天主教的神父和修女，为教会及一众教友服务。这应该是老姑最感欣慰的事。可惜，此时老姑却已作古。一眼看穿小胖子不种田书写到此，让我忆起另一件有关老姑的趣事。读小学六年级时，务农的父亲认为我已经长大了，必须学习一些农作。因此，午后放了学，经常要我到菜园帮助除草。但我总是掌握不了执拿锄头的正确方式，对于除草劳作，一点也不麻利。有一次，我正在屋前菜园动手除草，恰逢老姑上门来找阿嬷聊天。她看到我拿锄头的架势，笑呵呵地对我阿嬷说，“你看，小胖子拿锄头的模样，根本就不是耕田种菜的料！” 阿嬷就附和说，“是啊，他一向不喜欢到田里除草种菜。”老姑便补，“你看，小胖子的双肩向下垂，又有个大肚腩，皮肤白皙。依我看，你这个孙子，将来不是教书就是当文书！” 看来，老姑似乎还有看相的本领呢！生长在田芭的我，开窍很迟，自卑感也特别重。8岁，我才入学。在田芭的那所小学，浪费了4年的时间，一无所得。后来，父亲坚持要我进城里去继续念书。我自己也不想就此停学，愿意接受城里老师严格的督导，忍受诸般羞辱。虽然那一年留了级，但是我不愿认输。厚着脸皮，硬着头皮，继续上学。结果有了转机。这一年，终于开了窍。更巧的是遇到一位良师，经过他的用心教导，于是一帆风顺，完成了中学教育。后来进入师训学院，毕业后成为一名教师。 “小胖子”成了一名“教书匠”。当年老姑的言辞果然成真，应验了。我心里说：老姑的“相术”真高明。她的本领实在了得，佩服佩服！

7月前

台湾近海7级地震女看护奋身护阿嬷免受伤感动网民

台湾宜兰周六发生7级强震，嘉义以北区域震度4级以上，不少人吓得夺门而出。台北市发生感人一幕，一名看护在地震当下，明明非常恐惧，仍边哭边搏命死抱床上婆婆的的头，用肉身阻挡可能发生的意外。视频事后在网上流传，感动无数网民。

7月前

阿嬷都能电爆你！92岁的她勇夺《铁拳8》格斗赛冠军

谁说电玩是年轻人专利？

7月前

带你看世界

72岁“健美阿嬷”自信展现肌肉线条网民：不敢再乱呛“叫阿嬷来”

健美运动不受年龄限制！72岁“健美阿嬷”林穗慈穿上亮片比基尼，自信登上舞台，展现紧实匀称的肌肉线条，令网民赞叹同时打趣不敢再乱呛“叫你阿嬷来”了！

8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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粿香·旧影/蔡佩颖（太平）

它是一种心意，一份寄托，那一抹红是喜，是吉；龟壳的纹，是寿，是福，是一笔笔刻进命里的好意头。它软糯的粿皮，炒香磨碎的花生，混着糖，带点颗粒感，咬下去时，糯皮的柔软与花生的香脆在舌尖交融，香甜之中有一股暖意，像阿嬷的手，粗糙却温热。那花生，是我们家的味道，是我一想到“红龟粿”就想起的那个气味。 “我才不要神仙吃我的粿！” 小时候我并不懂这些。在我的眼里它是只有节日才能吃到的好宝贝。我总爱选那最大最圆的。可是阿嬷却说要给神仙吃先，拜好神再给你吃。我嘟嘟小嘴表示不满。阿嬷说这是对神仙的尊敬，因为他们是要保佑我们家平安健康的。爷爷说这是阿嬷爱我们的方式，要我乖乖听话。 “在我眼里，它不过是一只粿。但在阿嬷眼里，它是对天、对人的交代。” 每到节日或拜神的日子，厨房的蒸汽就没停过。阿嬷总在天还没亮就起身，拿出竹篮、花生、糯米粉，还有那只用了几十年的红龟粿模子——木头的，纹理清晰，龟背的线条像岁月刻下的印记。每当我看到这些道具时，我总是对阿嬷说：“做快点，快点，我想快点吃。”阿嬷总说：“做这种东西不能急，要蒸出心，才吃得安心。”我不明白，看着阿嬷不急不躁一点一点的搅糯米粉，热水要刚刚好，太烫了就加点冷水。花生要先炒香，再慢慢磨成颗粒感，加糖搅匀。仅仅这些步骤阿嬷总是能花上几个小时，我很没有耐心地嫌弃阿嬷，她总是说长大了你就懂了。蒸粿时，我总是第一个跑去厨房门口等，眼巴巴盯着蒸笼，一边假装认真地看着时钟，一边摇着小腿说：“阿嬷，还有5分钟了哦。”但我哪里真在计时，我是在等，等那一笼热腾腾的粿开盖、香气炸开的瞬间，趁阿嬷不注意先咬一口。可我永远吃不到第一只。阿嬷说“要先拜神，保你平安的。”她把那热腾腾的小粿摆上神桌，手指沾点香油抹在龟背上，嘴里轻声念着：“大伯公，三太子，观音菩萨，请保庇咱一家人，身体健康，平平安安。”后来长大了我才明白，阿嬷和红龟粿的感情，不只是手艺，是信仰，是她用双手守护我们的方式。每逢节庆，她都会多做一些卖给村里人。他们都说阿嬷做的红龟粿最香最真材实料，早早就来下单。我看着她反复揉面、一只只的印模，填馅，蒸粿，觉得阿嬷从来没有累过。可她老了之后，我才知道，她的腰早就站不直，手掌长年烫过炭火，皮粗得像老树皮。可她从来没有停下来。只因为，她要我们平安长大。 “粿的香气仍在，却不知从何时起，守粿的人已悄悄换了。” 粿香里藏着想念粿不再只是节日的专属。家里时不时就传来蒸汽升腾的“扑哧”声，那熟悉的香气——炒香的花生、软糯的米团、混着淡淡青草气的香蕉叶——悄悄穿过走廊，钻进我的鼻尖，也唤醒我童年最甜的记忆。是阿嬷回来了吗？我高高兴兴跑着去厨房，看到的却是妈妈。她一个人忙进忙出，围裙湿了一角，头发被汗黏在脸侧，手上沾着干粉，灶上的水还在沸，蒸汽冲得厨房朦朦胧胧。桌上堆着一只只待包的粿团，一袋袋等着送出的订单，还有一个摊开的账本。那一刻我才意识到妈妈的粿，是她的“工具”。不是为了拜神、传承、思念，而是卖得出去，够家用，日子能撑下去。妈妈的动作没有阿嬷那样从容，她不念吉语，也不点香拜神，她只是埋头赶工。 “你干嘛站着？去帮我把花生磨掉。”她头也不抬地说。我应了一声，走过去，坐在她对面。我把花生倒进小磨里，手一圈一圈地转，花生香渐渐冒出来，香得熟悉，却不再甜美。我的鼻子忽然一酸。我小时候爱吃粿，是因为粿香、粿甜、粿圆润可爱、还有阿嬷的“宠”。但长大后的我，藏着的不是味道，而是一笔笔账单、一餐餐饭食。 “粿还在，可它的意义变了。” 出了社会以后，我过上了“按分钟计价”的生活。节奏快得像赶集，时间总是被各种表格、通话和会议挤得透不过气。连饭，都常常是随便应付，更别提有什么“节日气氛”了。直到某一天在超市冷冻柜前，我意外看见了“红龟粿”的包装袋，格外熟悉。它不是热腾腾的，也不是放在铺好香蕉叶的蒸盘上，只是一只只冷冰冰的粿，整整齐齐躺在塑料袋里，等着人带回家。我买了一包花生馅，回家，撕开袋子放进锅里蒸。10分钟，粿热了，皮还算软糯，花生馅也还香。我咬下第一口时，眼泪却忽然掉了下来。那花生不再是阿嬷亲手炒碎，不再是妈妈忙里偷闲磨下的，也不再混着柴火的热、灶烟的气。我想起阿嬷弯着腰守着炭火，一边擦汗，一边嘴里念着吉祥话；我想起妈妈围着围裙在厨房里奔波，手上的花生粉像沙尘一样飞；我也想起小时候那个站在一旁踮着脚、眼巴巴等第一只粿的小孩。那时的粿，是热的、软的、香的，是有“人味”的。是阿嬷的祝福、妈妈的辛劳，是一双双手一点一滴捏出来的心意。现在，粿还在。但它不再是神明前的供品，也不是母亲手上的温度，更不是节日限定的仪式感。它成了一种速冻产品，是我在奔波生活中，偶尔想起某种“熟悉”的借口。我终于明白，粿是还在的，只是它的意义，早在那些火炉熄灭、那一代人放下蒸笼的那一刻，悄悄变了；变得更方便，也变得更疏远。可是啊，正因为这些变化，才让我在今天、在这碗热粿面前忽然落泪—— 原来，我一直都在想念那个，有柴火、有粿香、有她们的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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