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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

《给阿嬷的情书》印证了我那不轻弹的男儿泪,可以在特定的情形下不由自主地夺眶而出,甚至崩堤似地沿脸颊流向嘴角。谢南枝给坐牢的郑木生读家书,得知家乡的孩子在爱人叶淑柔的照料下长大,木生潸然泪下,我也跟着眼角溢出两颗晶莹的泪珠。 后来叶淑柔飞到泰国会谢南枝,两个老人见面,得了失智症的南枝一时认不出淑柔,过了良久,才恢复记忆问:你就是淑柔?我就是;我寄给你的猪肉,有收到?有;好吃吗?很好吃;我再寄给你……那一段,我的眼泪更是夺眶而出,窸窸窣窣的抽搐声清晰可闻。 两人的对话令我忆起小时候,看妈妈买肥猪肉来提炼猪油,一个大火水桶装得满满的,猪油凝结之前塞几块瘦肉进去 ,然后连同一封信和一些钱托侨批员(俗称水客)带去给两个留在乡下的女儿。 那是个风起云涌的时代。毛泽东于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宣布新中国成立还没几年,还在摸索未来的发展道路,我恰逢其时,于1947年诞生在广东省大埔县辖下,西河乡下黄砂村一个客家人的家庭。因拥有祖先留下的几亩地和一间祖屋,我家被归纳为地主,无可避免地受到土地改革运动波及。 来清算我家的贫雇农要祖父母交出所有的金银珠宝,两老交不出,因为他们只不过储蓄了些海外子女寄回来的钱财,哪有什么金银珠宝呢?结果两老双手拇指被绑着高吊,挨打逼供。当始终逼不出什么头绪来时,贫雇农竟然使出阴招,逼我妈这个唯一留在身边的媳妇鞭打家婆,要她讲出珠宝的匿藏地来。 当这阴招也没产生预期效果,贫雇农开始打小孩子的主意,把我和两个姐姐关在一间房子里,要我们讲出大人匿藏珠宝的地方才放我们出来。妹妹太小而逃过一劫。我们当然一无所知。姐姐替我求情,说我年纪小不该受这样的折磨,也不受理。后来我为了逃离那个牢房,不管三七二十一,信口雌黄讲了个“藏宝地方”,骗了出去。那班求财若渴的家伙当然白忙一顿而一无所获,幸亏他们没把我揍扁。 经过这番折腾,原本身体健朗的祖父一病不起,百药无效,不久便在1953年9月与世长辞,享年积闰六十有九。祖母是活了下来,却也从此恨死了我妈,逢人便投诉我妈是个最不孝的媳妇,竟然鞭打她。 大姐二姐恨了妈妈好多年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妈妈带了我和小我3岁的妹妹美勉过番,从中国远渡重洋到南洋的马来亚,和常年在海外经商的爸爸团聚。我们母子3人在1955年4月4日(农历三月十二日)那天告别故乡前往茶阳,从那儿坐小轮船沿韩江到潮州,改乘公共汽车到汕头,过了一夜后再登上“海皇号”大火船离开中国。 在海上航行了8、9天后,我们抵达新加坡岸外小岛沙拉山,在那儿接受7天的隔离观察后,才在新加坡本岛码头登陆。当时的英殖民地政府肯定担心贫穷的中国人把疾病带来新加坡这海峡殖民地。还记得在火船上发生的一件趣事:生活在乡下的我头一次看人搓麻将,站在旁边看呀看的竟然入了神,浑然忘记时间的流逝,害妈妈走遍整艘船找我,遍寻不着,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还以为我掉进大海里去了呢! 来接应我们母子3人的,是移居新加坡的外祖父和他的一个朋友。朋友驾了汽车带我们去金马仑高原玩,才把我们送去霹雳州安顺给爸爸。下山时妹妹因发烧,占了那个我坐惯了的位子,我不依而一路哭到山脚;大人们都说,从没见过那么耐哭的孩子!我为当年那个8岁的孩子居然那么不懂事而汗颜。更加不懂事的表征是,我竟然未对两个姐姐没跟随妈妈一起南来产生任何疑问或感到悲伤。大姐美娟大我4岁,二姐美杏大我2岁,都还在小学念书。我们离开的时候,她们哭得死去活来,哭诉妈妈不要抛弃她们!多年后重逢,她们吐露心声:当年确是认为妈妈不爱她们,居然把她们遗弃在家乡,并因此怀恨了好一段日子呢! 这样的局面到底是如何造成的呢?我曾经追问爸爸。他当时给我的解释并不很完整,如今也无从追究了。笼统而言,或是与爸爸处事不够严谨有关吧!他向当局申请在中国乡下的妻子和孩子来马团聚的时候,没预先做好充分的准备,仓促间把自己来马经商的年份搞错了,以致按照逻辑,他在中国只有我和妹妹这两个孩子。后来爸爸尝试亡羊补牢,请他大哥出面,想把我两个姐姐当作大伯自己的孩子,申请她们南来,可惜大伯毕竟是个老实人,不会编造故事,在移民局的面试过程露出马脚,功败垂成,两个姐姐注定留守乡下。 家乡还有祖母、大伯父的长子美海夫妇,及三伯父的长子美健,我两个姐姐便由美海夫妇照顾。因“地主”后裔身分,大姐美娟读到高中毕业,而二姐美杏只读到初中,不准上高中。 我在1961年升上中学时,二姐读初中三,大姐则读高中二,不久两人都得面对就业问题。1958年,中国政府开始推行“人民公社”制度,从免费吃大锅饭过渡到按工分来分配粮食,两人甫就业便频频向父母投诉吃不饱及缺乏油气,因此才有整火水桶猪油送去乡下的一幕。 接着又遇到1967年至1977年、红卫兵当道的“文化大革命”。娟姐早在1966年10月15日和刘集善结婚,两人却因户籍问题而长期分居两地,一个在广东乡下,另一个则在大都会上海,一直到1985年娟姐才获准搬去上海,阖家团圆。 二姐美杏则在1970年5月,和广东省大麻中学的英文老师田诒适结婚。 土改及人民公社是中国共产党把“共产”理念形象化、具体化的巨大枷锁,紧紧套在所有中国人的颈项上逾四分之一个世纪,使这世界人口第一大国的人民在贫困泥沼中打滚,无以自拔。间中还得承受从1967年到1977年的10年文化大革命浩劫,直到1978年邓小平登上权力巅峰,提出“无论黑猫白猫,会捉老鼠的就是好猫”的改革开放经济政策,全力建设中国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为接下来四十余年中国的爆发式腾飞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托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经济政策,住在上海的娟姐阖家以及大埔乡下的杏姐阖家生活越过越好,海外的我们,也从爸爸生意失败的阴霾走了出来。 马来西亚虽然早在1974年5月31日已和中国建立邦交,政府却一直不允许中国人民入境作社交访问,新加坡却接受中国人民到访。于是我们托新加坡的姑姑代为申请姐姐来新加坡,一来她们得以借机出国观光,二来可以和她们素未谋面的弟妹们相见。 1987年12月13日至次年1月3日的3个星期,是我们陈家大团聚的日子。那是我和勉妹离乡32年后第一次和两个姐姐重逢,真是千言万语,一时不知从何说起。然而,因工作关系,我们只能在新加坡逗留一个星期。短暂的相处,留下一段美好的回忆。
6天前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中国上映后深获好评,是一部讲述把阿公下南洋、阿嬷守老家的半生,把南洋番客及番客婶动容乡音、人生起落装进120分钟里。看完你会懂,为什么上一代人说“家书抵万金”,为什么90后看不懂。 那个年代,船票一买,几乎就是生离死别。南洋赚钱,寄钱回去养家,是唯一的念头。而阿嬷守着家,每天盼着海上那条船什么时候能靠岸,船上有没有阿公的信。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吉隆坡茨厂街百年邮政总局一有邮轮靠岸,就升起红色旗帜通知侨民,邮件送到后,旗就会降下。听老一辈的人说,一看到红旗降下,阿公们就会丢下手里的锄头、麻包袋,跑到邮局门口排队,队伍从门口排到马路边,只为等一句:“有你的信!”吉隆坡茨厂街百年邮局的旗语,是那一代人的心跳。 信封上的邮戳是家乡的味道,信纸上的墨字是阿嬷的手温,虽然多为代书代笔,信里常常只有几行字,“家里都好,不用挂念”,可这几个字能让阿公在南洋熬过一整个雨季。 今天的90后,甚至00后,很难懂这种等。他们从小拿着手机,想家人了就拨视频通话。对他们来说,距离被压扁了,世界变得无远弗届,思念变得廉价。但廉价的东西,往往不被珍惜。因为随时能联系,所以很少主动联系。因为知道家人在家里,所以很少问今天开心吗…… 《给阿嬷的情书》里,阿公已经去世多年,阿嬷收到的一直是别人代寄的家书,信寄到的时候,包括那封因为天灾造成误会的最后一封家书。得知真相时,阿嬷的那种痛,即便是70后的我,也很难共情,何况是他们。因为我们从没经历过“一封信决定你和至亲是否能再见”的时代。 阿公阿嬷的时代,思念是挂在旗杆上的旗,是漂在海上的船,是数个月的等待。世界无远弗届了,可亲情却越来越薄。因为我们把“容易”当成了“不着急”。 我们不是在否定科技的进步,而是要守着那份关怀。科技发展的意义在于提升人类福祉,而“关怀”则是我们在技术狂飙中守住人性的锚点。工具与算法应该服务于人,而非异化人;在追求效率的同时,保留不可替代的温度、同理心与社会连接,才是技术进步最圆满的归宿。 下次打电话回家,别再只问“吃饭了没”。
4星期前
近日娱乐界最热门的话题,莫过于中国5月开映的一部电影——以海外侨批为主题、全片采用潮汕语对白的《给阿嬷的情书》了。本地虽然尚未正式上映,但各类媒体早已议论纷纷、沸沸扬扬、口碑相传。在大肆报道中,本身也先后看了一些有关的评论文章和视频,特别是日前看到电视台主持人吴小莉、鲁豫以及时事评论员雷倩在谈论影片介绍时的感受,毫不掩饰内心的触动,那是一种心灵深处的痛与爱——镜头前的她们,说着说着,眼眶泛红、声音哽咽,足见剧情非同一般地感人。 为了进一步了解这部电影拍摄的初衷与过程,吴小莉和鲁豫俩特地邀请了曾是凤凰卫视同事的本片导演——蓝鸿春,以及戏中素人演员现身说法。看着电视屏幕,一时间让我的思绪跳回遥远的20世纪50年代。关于侨批,我不仅熟悉,更是那个时代的亲历者与见证者。 在我的童年记忆里,最深刻的画面,是难以计数地,一次次陪着母亲,从小镇搭车前往二十多公里外的麻坡市区的一家名为长生兴的汇兑信局,给远在万里之外的奶奶和外婆等亲人寄信、汇款。在我们福建话里,“批”就是信的意思。那一方薄薄的侨批,承载的是沉甸甸血脉相连的亲情。 古人说:“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诗圣杜甫的千古名句,至今读来仍让人感同身受。不仅战火纷飞的年代如此,即便身处和平岁月,只要有漂泊在外的亲人,一段时间没有音讯,便会牵肠挂肚、坐立不安、胡思乱想。如今通讯何其发达,一通电话、一个视频便能跨越山海重洋,看到对方的容颜、听到对方的声音。但在几十年前,这是无法想像的奢望。因为通讯不便,侨批便成了维系亲情的纽带,承载着海外游子对故土的无尽牵挂。于是,大大小小的信局与替人代书的写信人,便应运而生了。 ● 远方的牵挂 我的父母亲都来自中国福建泉州。13岁那年,父亲随着爷爷下南洋,20岁那年,父亲奉母之命,媒妁之言,回到家乡与当时只有16岁的母亲结婚。婚后不久,父亲再次离乡背井,前来马来亚继续打拼,母亲则留在泉州侍奉奶奶和操持家务。多年以后,父亲特地回乡将母亲和6岁的大哥接来相聚,自此之后,父母亲再也不曾踏上故土,远离亲人。(我的少年小说《爷爷的故乡》,就是以父亲为原型人物而创作的,此书曾在中国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多年前也被我国语文出版局翻译成马来文) 童年时候,经常随着母亲到二三十公里外市区的汇兑信局,给中国的婆家和娘家亲人写信、汇钱(寄的是港币)。对母亲而言,那是一场情感交织的摆渡,每一次写信,都伴随着复杂的心理起伏。我清楚地记得,母亲每年都要到信局去两次,套用她生前常挂在嘴边的话说:“只是向亲人报个平安,尽点心意而已。” 纸短情长泣不成声 一到信局,相熟的执笔先生早已知道母亲来意。长大后获悉那位写信者姓王,与母亲同姓,是一位古文、古体诗根底深厚、态度和蔼可亲的中壮年。但见他默默地摊开信纸,毛笔蘸饱了浓黑的墨汁,一副准备就绪,就等客户的叙述。只见母亲一句接一句地,将长时间压抑在心底的思念与牵挂,倾泻而出。王先生听后,略一思索整理,旋即运笔如飞,将母亲交代的话,简化为文字。 “告诉××,我的身体很好,××(爸爸名字)也一样,请你们不用挂念。知道家乡今年收成不好,想来日子过得清苦,我身在外面(即海外之意)能力有限,只能寄上一点微薄小意思,报个平安……” 妈妈念着念着,声音开始哽咽。那些克制在心底的思亲之痛,就在这一刻排山倒海般袭来。报喜不报忧,却压抑不住对故土亲人的锥心思念,百感交集,最终泣不成声。 这种生离死别的言语,对执笔的王先生来说,也许早已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他十分体谅地暂时停下笔,任由母亲的泪水肆意地宣泄。耐心等候母亲情绪平复后,他才再度轻声问:“××嫂,你还有什么话要交代吗?” ● 压抑的锥心思念 千言万语,纸短情长。看着那张写满的信纸,妈妈只能黯然地摇摇头,表示不欲多言。每写一封信,就像是在心口剜开一次伤疤;几封信写了下来,她几乎肝肠寸断。年少的我,静静地坐在一旁,看着母亲脸上未干的泪痕,心里难以理解地想:大人们要操心的事怎么会那么多啊,既要烦眼前的柴米油盐,又要关心遥远亲人的生老病死。一个人到底能经得起多少次这样的伤痛折磨? 信寄出去之后,便轮到了妈妈这边“万里盼乡音”的焦灼等待。等呀等,每天都在心里默默推算着回讯。一旦接到信局的通知,母亲就忙不迭地动身前往取信,不识字的她,脸上表情随着王先生念着的回信内容起伏不定,时而微笑,时而蹙起眉头。依照惯例,每封信对方都要重复念两次,其实在我听来,每封回信内容大同小异,奇怪的是母亲却像是百听不厌似的。 ● 潮州电影的拥趸 回说这部潮州方言的《给阿嬷的情书》。虽然我祖籍福建,对潮州电影却情有独钟。早在中学时代,就看了不少潮语电影,例如《火烧临江楼》、《告亲夫》、《苏六娘》、《陈三五娘》等,当时同学们都感到费解,我自己也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其实,我更早看过一部剧情有些类似《给阿嬷的情书》的电影——《海外寻夫》。电影讲述一个潮汕男子远赴暹罗(即今泰国)谋生,妻子(由中国著名演员王丹凤饰演)独闯南洋(暹罗),寻找丈夫的悲欢离合故事。详细剧情早已随着久远岁月变得模糊,但那种漂泊海外、含泪守望的氛围,却与我童年陪伴母亲寄侨批的记忆,完美地重叠在了一起。 银幕上的故事在变,但那份跨越山海的牵挂,和属于我们那一代人的家族记忆,却永存于脑海里,不会磨灭。
4星期前
今年年头,我第一次踏入马来西亚华人博物馆。 走进第一个展区时,映入眼帘的是“侨批”两个字。初见这个词,我感到十分陌生。单从字面理解,还以为是什么发给华侨的官方批文。 站在展板前细细阅读后,我才发现自己完全误解了它的意思。原来,侨批并不是什么公文,而是一封封漂洋过海的家书。信里写着思念,也夹带着辛苦积攒的血汗钱,从南洋寄回故乡,维系着亲人与亲人之间的联系。 那一刻,我第一次真正理解,侨批不仅仅是信件,更是一代华侨奋斗、思乡与责任的见证。 直到最近看完电影《给阿嬤的情书》,那些尘封已久的记忆,又慢慢浮现出来。 我的奶奶也是随着夫家下南洋的一代人。小时候,我最喜欢坐在奶奶的大腿上,听她讲过去的故事。她总说,当年生活虽然艰苦,但人情味很浓。那些因为各种原因暂时失去家人照顾的孩子,都会被接到家里一起吃饭、一起生活。奶奶常说,大家都是苦过来的,能帮就帮。 在我的童年记忆里,每逢佳节,总会有一些来自远方的“伯伯”、“叔叔”、“姑姑”回来探望奶奶。他们带着礼物和红包,一群人围坐聊天,从早说到晚,总有说不完的话。而每次分别的时候,大家总会红着眼眶,依依不舍。 那时候年纪小,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们之间会有这么深的感情。奶奶也常向我们提起故乡。她说,当年大家辛苦工作,就是为了把钱寄回家乡;她也总惦记着远在唐山的亲人。她曾郑重地交代我一件事。“如果有一天奶奶走了,记得帮我打一通电话回唐山,告诉我弟弟一声。” 跨越山海的情义 后来,奶奶真的离开了。凭着记忆,我翻找奶奶当年带着下南洋的旧箱子。箱子里,静静躺着一封保存多年的信件。信上写着地址和电话号码。我鼓起勇气拨通了那通电话。电话接通后,我找到了舅公,也把奶奶离世的消息告诉了他。 电话那头沉默了许久。随后,我听见舅公哽咽着,用客家话轻轻说了一句:“阿姊,一路好走。”接着,便传来了压抑不住的哭声。 如今,奶奶已经离开20年了。但我依然记得电话那头的声音。那时候的我,并不明白那份悲伤从何而来。直到今天,看完《给阿嬤的情书》,也重新认识了侨批的历史,我才终于明白。原来,那是一份跨越山海、跨越岁月的情义。 侨批维系的,从来不只是亲人的联系,更是一代人对另一代人的牵挂;那些漂洋过海的思念与守候,也不只是历史课本里的故事,而是真真实实存在于我们的家庭之中。 这部电影让我想起,我的家人从哪里来;也让我重新想起那些属于上一代人的故事。原来,人与人之间最珍贵的,并不是距离有多近,而是经过许多年以后,依然记得彼此,依然惦念彼此。 电影值得推荐给年轻一代,博物馆也值得走一趟。因为在那里,我们看见的不只是历史,也是自己的来处。
4星期前
4星期前
1月前
1月前
前阵子在北京度过一段无聊的五一假期,室友邀请我看新上映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并提前打好预防针:“网上讲很催泪,记得带够tissue。”一个在华留学生,一个潮州人,一个马来西亚华人,背负各种身分,我和室友们踏进双桥影院里,嫌弃着中国的影院比起马来西亚的特别热,热得第一滴眼泪掉下来的时候,手心还在隐隐冒汗。这部电影其实充满笑点的,开篇就是一句无比熟悉的“nia ma”惹得我和身边的马来西亚人都没忍住笑出声,即使我分不清这句是潮州的、福建的还是客家的脏话。 事实上,我根本不会说潮州话,跟家里学会的仅有“jiak peng(吃饭)”和“wa deng liao(我回家了)”,也只隐隐听懂简短的内容,中国潮汕那一带的方言比马来西亚的潮州话更晦涩,很多时候需要搭配中文字幕才读懂角色在说什么,归属感甚至不如电影中途播放的马来文BGM来得高。 室友觉得惊叹,其他看电影的中国北方人居然也跟着啜泣,电影结束后分析得头头是道:“我觉得中国人和我们这些华侨的共鸣点应该不太一样,他们看的是国家发展的强大,我们看完只会联想到自己的阿公阿嬷是不是也这样过来的。” 我顶着一双哭到发痛的眼睛,跟着点点头。 这么算下来,记忆中接触时间比较长的长辈里,只有阿嬷不是马来西亚的本土华人,而是被家人带着下南洋的。 中学第一堂历史课,老师板着脸走进来,第一件事不是让我们拿出历史课本,而是要求准备簿子和笔,在大家还没适应中学生活且满脑子期待着40分钟后的放学时,记下他列出的一长串、与历史课本内容无关的问题。 访问家中任何一位从中国下南洋的长辈或后代:祖籍?宗教信仰?是否有家人一起下南洋?什么时候来到马来亚?靠什么维持生计?六七年后,一整页的纸只剩下这些问题留在记忆里,答案也已经不了了之。 阿公阿嬷的中文都不好,而我的潮州话也不好,于是沟通成为了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兜兜转转一个下午,本子里那些长长的问题,都只问得到一两个字且不知道能否称之为答案的答案。再想找回那本作业簿却已经不知道当初扔到哪里去了,只是这段记忆太过深刻,尤其问起阿嬷在嫁给阿公之前靠什么工作维持生计时,阿嬷夹杂着潮州话跟我说:“帮人家洗衣服、种菜。”我对那个时代的生活环境一知半解,不知道这些零工能否算得上一种“工作”,怕交给老师会被责骂,但实在很难深入沟通下去,终究还是在问号后用蓝笔稚嫩地写下“洗衣、种菜”四个字。 阿嬷说,妈妈带着她和妹妹一起下南洋,在途中仅6岁的妹妹就走丢了——这时候的阿嬷已经八十多岁。20岁的我,对这份作业的印象仅存留寥寥几个字的答案,和历史老师分回作业的评价:“很真实,认真,完成得很好。”于是打那之后,我开始认可帮别人洗衣服、种菜也是一份工作。 还在上小学时,一直以来比阿公健康的阿嬷患上了胃癌,来往医院很多次,老是躺在床上喃喃一些很悲观的话。家乡去一趟槟城的医院不算塞车都要两小时——每回都当司机的爸爸至今还对这件事有很大的怨念——来回奔波治疗和各种药物外用内服,对老人家的身体承受能力并不友好。大人们在厨房准备晚饭,老家客厅不知怎么的就只剩下我和阿嬷两个人。我坐在她的床边,听她用潮州话跟我说“很痛苦,还是早点死了好”,也许当时她确实只把我当作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孩子来看吧?我的潮州话不好,只能努力用简单的中文跟阿嬷攀谈起来:“我听朋友讲日本的天皇都活到很久,那边的老人全部一百多岁的。”阿嬷信仰日本传来的佛教,这些事她听说得比我多多了。 祝福都藏在“多吃菜”里 阿嬷依然维持着一成不变的姿势,她知道我不会讲潮州话,也用华语跟我说:“吃多多菜啊,健康,就可以活到100岁了。” 老家四处都有蚊子,我没忍住把脚盘起来,避开蚊子出其不意的攻击,一边扇风一边回答:“阿嬷跟阿公不一样,他天天吃KFC炸鸡,你一直吃菜,很健康,会跟天皇一样活到一百多岁。” 阿嬷笑了。她还说,你也要多吃菜。我撇撇嘴说不要,在十一二岁的年纪,绝大部分小孩都不会喜欢绿色蔬菜的。 这是我记忆里唯二跟阿嬷语言不通也能说话很久的时刻。 阿嬷去世时我已经上高中了。经历过疫情,再加上中学住宿,每天回老家吃晚饭不再是固定日程,本就不好的潮州话更是连小时候常用的几句都忘得一干二净。每周都去加基武吉找外婆,反而跟父辈亲戚愈发疏远,甚至后来阿公去世,阿嬷的身体状况下滑得厉害,在我们家住着时,双脚僵硬到无法下地行走,我还是经常误以为那个每周会做很多包子分给大家吃的阿嬷是这几年的事——阿嬷的手艺真的特别好。爸妈都不在,我就成为了短暂接手照顾阿嬷的长女,帮她翻身,喂她喝水,每每碰到她的皮肤时总觉得触感奇怪,皱巴巴的,身上充斥着一股小时候只听过却不理解的老人味。大家都知道,阿嬷剩下的时间不长了。 接到家里来电通知,从宿舍回家时听到亲戚说:“那天晚上啊,救护车来你家门口,上救护车的时候就没了。”妈妈很避忌这些话题,没有主动跟我们提,我按部就班地参加葬礼,跟外婆去世时哭得稀里哗啦不太一样,很平静地过完丧假,恢复了往日上课的日子,至今,大概也有三四个年头了。 或许当时坐在床边一副小大人的样子,安慰阿嬷的小朋友,也不会想像到10年后的她依然没有学会讲潮州话。
1月前
最近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了网友分享的一出戏——《给阿嬤的情书》。这是一出潮汕人演的戏,讲述的是他们下南洋的故事。戏里提到了“侨批”。所谓侨批,其实就是“信”,也是汇款。我第一次接触这个词,是去年从东兴入境中国时,参观了当地的侨批馆。 馆里陈列着许多旧物,还有一封封泛黄的侨批。那些信件字迹模糊、潦草,我没有细读。但我知道,里面一定装着许多故事——更多的,是对家人的思念。 墙上展示着侨批员的路线:他们从潮汕出发,翻山越岭,经由越南,再把侨批送往南洋。那是一个战乱的年代,港口封锁,海路不通。可是在南洋谋生的人,依然要把钱寄回去——只为了养活家乡的亲人。于是,他们选择了更艰难的陆路。 漂泊之后选择停下 《给阿嬤的情书》讲述的是潮汕人在曼谷谋生的故事。同乡之间互相扶持,因此在唐人街可以看到会馆与神庙,那些都是早年华侨聚集的地方。直到今天,泰国仍然有许多潮汕人。老一辈还能说潮汕话,而年轻一代,早已渐渐同化。 我曾在泰国一个小地方遇见一位潮汕老奶奶,她不停地说话,夹杂着泰语,我听得似懂非懂。我用破碎的潮汕话,或简单的泰语回应她。她的父亲是中国人,在泰国落地生根。那一刻,我忽然觉得,我们之间隔着语言,却又靠得很近。 后来,我到了潮汕,参观潮汕博物馆。在那里,我看到了红头船,也看了关于它的视频。不知为什么,我竟然流下了眼泪。 我的旅程,其实还有一个目的——去梅县,寻找祖辈的家乡。我选择在松口镇住宿。这里有火船码头。当年,客家人从这里出发,沿着梅江到汕头,再乘大船下南洋。我的祖辈,就是从这里离开的。他们走了,就再也没有回来。 客家人依靠“水客”传递信件。有些水客,还会带着年幼的童养媳,远渡南洋,成为华侨的妻子——我的奶奶和外婆,正是这样的身世。 这一趟旅程,我不只是看见祖辈的家乡,也看见了潮汕人与客家人共同的南洋历史。我虽然没有看这出戏,但在博物馆里,我已经感受到那份无奈。 后来,我在小红书发帖,希望能找到松口李氏家族。也有网友热心帮忙,但也有人说——当年离开的人,很多早已在另一边成家,与故乡断了联系。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寻亲? 这个问题,我也想过。真的有必要吗?或许我不曾真正面对这种断裂。我的祖辈是带着一家人下南洋,从此落地生根。 但也有许多人,像《给阿嬤的情书》里的主角,被留下来,被遗忘,他们等了一生。许多网友呼吁去看这出戏,因为那不只是潮汕人的故事,也是所有南洋华人的故事。 这些年,我走过许多博物馆:古晋的华人博物馆、泰国的地方博物馆、东兴的侨批馆、梅县与松口的华侨博物馆……它们记录的,都是同一段历史——离开、漂泊,然后落地生根,就像我的祖辈一样。 当我继续追问家族的故事,我发现越来越多的线索,也听到了许多从未被提起的往事。如果再走下去,也许会找到更多答案。 但我也在想——或许,有一天,我也该停下来。不再回头寻找,只是安静地生活。
2月前
是否还愿意,用信纸亲笔书写,折叠函入信封,注明地址,右上角贴邮票,再到邮政局或路边的红色邮箱投寄?纸短情长的慢时光,曾经是我们聊以慰藉的方寸一隅,于现代人而言却或许是永远腾不出时间完成的闲工夫,即便它可能只须一盏茶、一食顷、一炷香时间(一刻、二三十分钟、半至一小时)。 配合书信单元教学,给学生布置了假期作业,写信给朋友。抽签到哪个同学名字就写信给对方,分享假期生活与假期计划。要求传统的寄信方式,引来一片哗然:邮局很远!买邮票要花钱!哪有时间!什么时候才能寄达! 小时候邮政局离家不远,假设步行去买邮票需要10分钟,那红色邮箱就更近了些,5分钟路程就能把信件投递在立于路旁的邮箱。彼时寄信是慎重以待的事,不安全感每每在邮箱上横开的狭长洞口前作祟,须反复再三确认地址等信息,深怕这一投会石沉大海。那窄缝是岁月切口,我寄托、我等待,日复一日,直到幽暗的箱内越见深邃,堆叠在内的邮件渐少而拉长了信件轻落的时间,我长大。 那时候假期,同学也给我写信,小心翼翼拆开深怕损了漂亮的信笺套装。一个长假,我们可以来回各写两封,信纸折叠方式总有新意,有时还夹着书签小图等连信同寄。住在五层楼组屋那时,房间窗口斜望出去可以看到邮箱区,那片方格配码的金属矩阵,日日吞吐着情感与信息。穿上制服帅气凛凛的邮差叔叔每天几乎准时骑着两侧安有红色铁箱装满邮件的摩托车来,为我们传递牵挂与温暖。我趴在窗沿紧紧盯着倒数第二排左边算起第五格,一旦有邮件投入,就会兴奋地赶紧拿钥匙去取信。后来,规范词语告诉我,邮差有差遣贬义,改称邮递员。时代更迭中,不止称呼,邮递员的制服也换了几款,即时通如此发达便利,我再想把书信往来的喜悦传递给学生效仿,终究是不行了。 脚车也能寄回中国 为了不接获逼迫学生完成作业活动的投诉,我在WhatsApp班级群组发起投票功能,让学生选择传统邮寄信件,还是开学统一交由老师分派信函。他们无一犹豫,全选择后者。教师的威严,在民主抬头与信息通达的现今,和邮递员的分量一样逐渐消退。 更久远的阿公阿嫲阿祖时代,过番的他们将“信”称为“批”(phue),身为中国下南洋的侨民,多数为不识字的苦力及劳工,因此写信回乡需要代书人。宗祠会馆常有写批谋生的代笔先生,他们把那些对乡亲诉衷情的口头白话转述为文,报平安、寄思念。我后来才知,阿嫲口中常提起tsuí-kheh(水客)原来就是通达两岸为华侨递送银信的人。阿嫲寄给家乡亲属的书信与积攒下来的汇款,我们如今称之为信钱合一的“侨批”。明白了这段因缘以后,再听新加坡创作才子梁文福的歌曲〈阿祖的大福饼〉,字字句句直抵心扉:“今夜月儿圆圆想起帮阿祖提的笔,她在月圆的时候总想起她的乡亲,她把一辈子的积蓄寄给他们盖房子娶亲,却把自己月圆月缺寄给此地。”异国他乡落地生根的第一代人,都唱着一样的思乡曲。阿嫲她没有受过教育,只是在建筑地盘做着散工,她那些通过“批脚”(侨批局所雇之带信专差)送达“唐山”乡亲手上的侨批,皆是腼腆含蓄却实际的血泪之爱。据知批脚当时挨家挨户送件时,还承担一份额外的责任,为那些如阿嫲一般不识字的收件人读信,转达浓浓乡意。 一封侨批的分量不是信也不是银钱,沉甸甸的是情。这份沉重感于我这代也已模糊了意义,下一代又怎能深有体会? 阿嫲的那份经济支援,后来还有更进一步的具体寄送,姐说,寄干粮如饼干,还要打开饼桶盖,把白砂糖倒进去塞满饼干堆叠间的细缝,能满即满不浪费任何空间。物件也越寄越多越大,乃至一整辆脚车。那时候国内售卖的脚踏车不少产自中国,货物下了南洋再由侨民寄回乡,我问姐,何须如此? 何须如此?想必这也是我学生心中的疑惑。代际关系中总有不明所以的迷惘,跨不了的沟,翻不了的墙,不去探寻,就成了断代的信息与文化。我希望学生能重温白纸黑字手写邮寄的仪式感,体会盖上邮戳后跨越山海付诸等待的郑重情怀,甚至是后续收藏邮票的雅致,可他们终究选择了自己感知的温度。 小时候给我寄信的同学,总会顺带礼貌地在信封下角留下感谢邮递员辛苦递送的语句,不因那是他们的职业本分而忘却感恩。如今邮递员送挂号包裹,会先信息预告即将送达,我留言回赠一份敬意Terima Kasih。阿嫲的南洋成了我的祖国,我用着这片土地的国家语言,感恩一代代鸿雁往来,信息皆安。手机转瞬叮咚,望着对方报以一句Sama-sama,我的心顿时暖了下来。
2月前
● 漏蔻之谜 豆蔻是东印度群岛有名的香料。根据卫理公会柯腊夫(Benjamin Clough)牧师在科伦坡刊印的《僧伽罗语英咭唎语词典》(A Sinhalese-English Dictionary, Colombo: Wesleyan Mission Press, 1892)第797页,豆蔻的其中一种名称是depala。其中de就是deva(天神),pala就是phala(果)。豆蔻是天神之果,武吉士语和马来语也称豆蔻为pala。佛教说因果,果就是phala,既有善果,也有恶果,而马来文借用后写成pahala,专用于善的果报。这种带不带h音的不一致,困扰了一些人。其实这也没什么的,马来语中俯拾即是。比如kahwin(结婚),过去多说kawin,不是有句俗话叫“一日结婚一日老”(sehari kawin, sehari tua)么?再比如baharu(新)一词,从前作bahru或bharu,武吉士和米能加保语都作baru。话题扯远了,总之,有豆蔻吃也是一种善报。 李时珍《本草纲目》卷十四引用《南方异物志》,记豆蔻名称另有“漏蔻”这一写法,他解释:“盖南人字无正音也。”似乎是说“漏”是“豆”在南方方言里头的走音。 我们知道闽南语和粤语都把“漏”字念作lau。不少人爱吃槟城的豆蔻切丝,此间闽南语称这种芳香蜜饯为“lauhau丝”。其中hau是khau(蔻)的走音。例如闽南语说外头为“外口”,其音为gwakhau,偏偏有些人要走音为wahau的。至于lau是tau的走音,我却不以为然。从未听过把豆芽、豆酱、豆干、豆腐的“豆”念走音而成lau的。马来人也学闽南人说tauge、taucu、taukua、tauhu,都没有问题。看起来,这个奇怪的“漏”不似华语。 僧伽罗语亦称豆蔻为lawa,有切割的意思(柯腊夫《词典》第546页)。旁遮普语说切割,其音正是lau。漏蔻之“漏”是印度语言的译音,倘若按华文的“漏”字来望文生解,会闹笑话哩。 ● 波罗何其多 马来语所谓nangka、cempedak、sukun三类水果,同为桑科(Moraceae)桂木属(Artocarpus)植物。武吉士语不说nangka,而称之panasa,这就是《正法念处经》提到的波那娑树,武吉士人显然沿袭了印度佛教徒和婆罗门教徒的用法。 13世纪初,赵汝适《诸蕃志》卷上记苏吉丹“有树名波罗蜜,其实如东瓜(即冬瓜),皮如栗壳,肉如柑瓣,味极甘美”,卷下记波罗蜜“大如东瓜,外肤礧砢如佛髻,生青熟黄,削其肤食之,味极甘。……出苏吉丹,广州南海庙亦有之”。苏吉丹是阇婆(爪哇)的“支国”,在婆罗洲(加里曼丹岛)西南。说到nangka这种果树,我们知道淡米尔语称之palavu或palā,华人起初应是音译为“波罗”的,也许因为果实外皮状如佛髻,因而联想到佛教说越达彼岸叫“波罗蜜”,就加了个“蜜”字,“蜜”有时也作“密”。但佛说的“波罗蜜”,淡米尔人称之pāramitai,两个名字完全不同呢。人们有时也把作为果名的波罗蜜写成菠萝蜜。 波罗传到广州南海庙,故南海庙亦称波罗庙。等到16世纪末,葡萄牙人把南美洲的凤梨传入粤区,因为凤梨外皮貌似波罗,人们一度称凤梨为番波罗蜜,后来广东话索性把“波罗”之名转送给了在地上结果的凤梨,而将树上结果的波罗蜜改称“大树波罗”了。 19世纪下南洋的闽南人直接接触了爪哇语和马来语用来称大树波罗的nangka,也同时接触了武吉士语用来称面包果的bangka(马来语叫sukun),两种水果大小虽别,到底沾亲带故。南侨先辈因此称大树波罗为“芒噶”,至今保留在南洋的闽南语中。丹麦宣教士汤生(Claudius Henry Thomsen)在19世纪初的Newswire刊印了《英咭唎、武吉士、马来语词汇》(A Vocabulary of the English, Bugis and Malay Languages, Singapore: The Mission Press, 1833),该书的马来文部分出自文师押都拉(Munshi Abdullah)之手,负责武吉士文部分的,则是某位佚名的武吉士人。从这份教会的旧纪录获知,面包果的武吉士语名字在19世纪初的发音是bangka。 日本借用林檎称呼苹果 体重小于nangka的cempedak,华语叫它小波罗。马来语用“种的小波罗,长出大树波罗”(Tanam cempedak, tumbuh nangka)来比喻所得过于所望。没有比大树波罗更重的水果了,所以遇见臃肿超重的人摔倒,马来语委婉地说“大树波罗果熟掉落”(nangka masak gugur)了。广西人也有称番荔枝作“假波罗”的,因为番荔枝的外皮令他们联想到波罗。 ● 咖耶的迷思 番荔枝和红毛榴梿都原产于拉丁美洲,前者偏甜,后者带点酸,是西班牙海员把它们带到南洋来的。起初葡萄牙人按西属中美洲的一种方言称番荔枝为“亚大”(ata),并将之传入了榜噶哩语和淡米尔语。 马来半岛原有一种酥酱类美食叫“斯里咖耶”(serikaya),也用来制成粿品。马来语seri一词是来自北印度的语言(印度斯坦语 srī,印地语和榜噶哩语 shrī),古语中原有光颜美好的意思,引申为吉祥、幸福,常常加在尊贵的人名(当然还有神名及圣地之名)的前面;而kaya一词则来自南印度的语言(淡米尔语),意思是大。马来旧王朝的“咖耶人”(orang kaya)就是大人的意思,大人就是达官显要,他们拥有财富,所以又演变成富人的意思。大约这种美食为贵族所钟爱吧。16世纪初,葡萄牙人占领马六甲后,炮制出了葡式蛋酥sericaia/siricaia。 把亚大果肉比作蛋酥,是葡萄牙人带的头,还是马来人,这个不好说。可以肯定的是,马来语先将亚大果称为serikaya果,而这种命名完全符合马来群岛秉承的印度文化传统,印度人就曾把椰子、油甘子、木橘、象橘等称为shrīphala。英语的泡奶面包叫sop,所以英语称番荔枝为“甜泡奶面包”(sweetsop),称红毛榴梿为“酸泡奶面包”(soursop),也称番荔枝为“蛋酥苹果”(custard apple)或“糖苹果”(sugar apple)。 南洋人晓得英语把番荔枝比作一种“苹果”(apple),所以潮州人便称番荔枝为林檎。本来,林檎是指原产于中国的沙果,与原产于哈萨克的苹果貌似而实异,唐朝人每每用林檎来类比佛经所说的频婆果。佛的化身有三十二相,佛髻是其一,嘴唇如频婆果的红色亦是其一。“频婆”(bimba)果在印度原是指葫芦科的红瓜,但唐朝人误用于哈萨克苹果。明清以来,“频婆果”简省为“苹(苹)果”,“苹”音就是印度斯坦语的bimb。日本人也从中国借了“林檎”二字来称苹果。 马来语serikaya简称为sekaya,传到台湾,一变而成了“释迦”,清末侵据台湾的日本人也称番荔枝为“释迦头”。后来台湾有些人忌讳吃番荔枝,而有些人为着吃番荔枝,又变着法儿给番荔枝起了“番梨”等别名。按理说,番荔枝外相极似荔枝,南方人对荔枝再熟悉不过,16世纪在台湾的中国人何至于反倒先联想到佛髻?况且古人比较厚道,用谐音字也有分寸,不会滥用的。我宁愿相信当时的情形是这样的:一艘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番舶靠岸停泊,台湾人看见新到的南土风物中有一款陌生的水果,问其名,船员说是sekaya,再问其义,船员回答不上来。要知道,16世纪的甜点sekaya不是一个苦力随随便便就能吃到的。船员转头问另一个来自南印度的伙伴,那是一个德禄固人,他不知道人家问的是番荔枝,只听到问他sekaya是何含义,而sikaya(德禄固语指一种金合欢)的皂荚果实是可当肥皂,用来洗发的,他便指着自己的头发。印度自古所谓shikhā就是男女的发髻。那个台湾人苦苦揣摩sekaya和头发之间的关系,勉强“悟”出是“释迦”佛髻!佛在《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中说:“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
2月前
在中东战火燎原的背景下,阿提米斯2号成功绕月,安全返航。上回举世关注的月球计划,大概就是1969年的阿波罗号登月了。当年世局同样不靖,越战正酣,冷战持续。马来西亚呢?犹在种族冲突的余悸中舔伤。但无论何时何地,抬起头,月亮总能带来些许慰藉。 天上众天体,月亮承载了最多情感与想像。它不像太阳般暴烈而不容直视,也不像星星般微渺遥远。它有着恰到好处的距离,能让人安心依托。月亮是女神,是广寒宫所在,是白玉盘、瑶台镜。然而知识能转变想像。随着天文学日渐发达,望远镜中可窥见月球地貌,人们开始将那些模糊的线条脑补为城市与运河。直至阿波罗号登月,才发现,什么都没有。只有坑洞、石头,与更多坑洞。 但幻想从来不受现实约束。当月球从可望变为可即,想像力反而重新变焦、调整距离,在上世纪的科幻文学里展演得淋漓尽致。克拉克(Arthur C. Clarke)的名著《2001太空漫游》里,人类在月球建立基地,并发现了外星文明自远古遗留、接引人类的神秘黑石板。名导库柏力克将小说搬上银幕,彼时阿波罗号尚未登月,电影特效中的月球地貌比起现实多了锐角与深谷,整体而言却仍极度拟真。一些阴谋论者遂大做文章,宣称登月从未发生,NASA发布的照片皆是在片场拍摄的——阴谋论者的想像力,也是很叫人佩服的。 克拉克将月球与某种高维度力量挂钩,说来也算继承了前人对月球的“神化”想像。另一位小说家海莱因(Robert Heinlein)则让月球成为暴烈、诡诈的纯人性政治舞台。《怒月》描述了一个由流放者构成的月球殖民地,受地球政府严管榨取,最终官逼民反,月球居民揭竿起义,宣告独立。小说完成于1966年,部分细节如今已显过时。例如,故事里月球提供的稀有资源竟是“小麦”。如今我们在网上所见的“月球矿物地图”,那些色彩斑斓的区块,才是将来真正的兵家必争之地:高科技产品原料“氦3”。 因此,各国如今竞相重访月球,可喜亦可忧。我们固然乐见科学进展,却也忧虑资源的争夺从地表蔓延至天上,令白玉盘蒙污、瑶台镜破裂。 故事就在芙蓉展开 然而最叫人意外的,是早于克拉克和海莱因60年,已有人想像过“月球殖民地”这回事。1904年,晚清作家荒江钓叟创作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科幻作品,题目毫无悬念,就叫《月球殖民地小说》。他以传统章回体铺写科幻故事,单是结构与内容的碰撞已趣味盎然。可惜小说半途而废,根本不曾进入戏肉。主角们乘着热气球在地球上游荡,关于月球的描述并不多,只知那是一个比地球先进的超级文明: “单照这小小月球看起,已文明到这般田地,倘若过了几年,到我们地球上开起民的地方,只怕这红、黄、黑、白、棕的五大种,另要遭一番的大劫了!” 所谓“月球殖民地”,原来不是地球往月球殖民,而是相反!从荒江钓叟到海莱因,都有对恃强凌弱的恐惧与厌恶。放在今日局势,也毫不过时。 而这部小说最让人讶异的,是它的开头:“话说巫来由西南海岸,有个部落,名叫松盖芙蓉”。巫来由,即Melayu。松盖是Sungai,芙蓉莫非Seremban?一部超前瞻的科幻小说,为何始于我国的芙蓉?却是朝廷腐败,主角被贪官污吏所害,避走南洋,故事于焉展开。原来我们脚下这片土地,也曾是他人安心依托之所。但愿永远如是。
3月前
(新山8日讯)在长堤之上,往来的是人流的节奏;在音乐之中,流动的是情感和回忆。当旋律越过国界、历史和族群,一场在新加坡和新山之间展开的“新新关系”,悄然在南方之门诞生。 由新加坡鼎艺团诚意呈献的“新新关系”音乐会,昨晚在柔佛苏丹后查丽苏菲雅歌剧院带来一场惠民公益专场,这同时也是歌剧院的6周年庆典闭幕暨2026新春音乐会。 演出透过华乐、南洋风格与现代表达,勾勒区域音乐中独有的精神面貌,汇聚来自长堤两岸的作曲家、演奏家与声乐家,以音乐展开一场跨越地域与文化的交流。 成立于2007年的鼎艺团,是新加坡极具代表性的华乐室内乐团之一,自创团以来,致力演绎华乐经典之余,亦积极推动跨流派、跨文化的现代与原创作品。 音乐会由指挥黄德励执棒,率领来自新马两地,超过30人的演奏家同台献艺。 黄德励表示,新山对他而言不仅是演出城市,更是“亲切的老邻居”。 他忆述自己从小住在临近关卡的兀兰一带,与马来西亚有着深厚情感连结,因此希望透过音乐,呈现新马两国作曲家与演奏家的艺术风范。 “这场音乐会对我们而言意义非凡,它标志着鼎艺团在新山的首次演出,也体现长堤两岸深厚的文化连结,展现我们致力推动双边艺术交流的承诺,并通过音乐在全球结交更多知音同好。” 统筹策划谢焕斌则指出,马新两国地缘相近、文化相亲,音乐始终是跨越边界最直接而有力的语言。 他期许透过这场音乐会,进一步深化两国在音乐创作、学术研究与演出层面的交流,让艺术在长堤两岸持续绽放。 当晚曲目精彩纷呈,以音符回应“连结”与“交流”的主题,演出作品包括由罗伟伦作曲的传统华乐《千舟争游》、新加坡青年艺术家奖得主王辰威的《融》、锺启荣极具后现代主义色彩的《心桥》,以及余家和结合光影画面,推动环保意识觉醒的《掩埋场合声》。 此外,经典与当代并陈,国际知名小提琴演奏家孔朝晖也演绎家喻户晓的《梁祝》,在熟悉的旋律中注入新的情感层次,通过音律调动整场的细微情绪;这首长达28分钟的曲目也获马来西亚乐手加入,而值得一提的是,两地的演奏家仅完成过一次的合演练习就登台,尽显各专业演奏者的精湛技艺。 备受瞩目的还有艺人阿蕾娜慕朗(Alena Murang)的参与,作为世界首位职业女性沙贝琴演奏家,她让婆罗洲雨林乐器的传统音色闻名国际。 在《Pemung Jae》一曲中,她通过濒危的肯雅族和克拉比族语言,唱出土著的精神生活,并通过与演奏家郑怡雯(古筝)及陈宏伟(二胡)组成三重奏,将原住民音乐的原始韵味,与中华音乐的细腻线条交织融合,呈现跨文化音色的自然对话。 而在《Liling》一曲中,她则与扬琴演奏家陈洁卿携手,进一步探索沙贝与华乐室内乐之间的融合。 这场充满共鸣、创意的音乐会,同时向马新两地充满活力的音乐传承致敬,节目最终在孔朝晖加码带来的《庆丰年》中落幕,全场掌声不绝,也印证这场“新新关系”的开展,可为两地艺文界带来更多碰撞的火花。
6月前
(马六甲25日讯)马六甲兴安会馆天后宫主席拿督斯里吴金华表示,妈祖文化,千年香火,跨越山海。银同妈祖这次远渡重洋来到南洋,不只是一次巡香参礼,更象征着中华妈祖精神的传承、信众之间的心灵连结,以及宫庙之间深厚而长久的法缘与香缘。 他说,这次大家齐聚南洋马六甲,不仅是宗教交流,更是文化、情谊与信念的汇聚。 香火相传 两岸一心 他向远道而来的各位宫庙代表、善信团员,致以最诚挚的欢迎与最崇高的敬意。感谢大家不辞辛劳,护送银同妈祖圣驾来到该宫驻驾巡香,使本地信众得以近身礼敬、参香祈福。 “本次圣驾巡香,象征香火相承、情谊深厚、两岸一心、信仰同源。我们深信,通过这样的宗教文化交流,不但能弘扬妈祖慈悲济世精神,也能促进海内外宫庙之间更密切的合作与情感联系。” 他是昨晚在马六甲兴安天后宫与马六甲福建会馆天福宫,设宴欢迎中国厦门银同天后宫一行人宴会上致词时,这样表示。 陈念升:意义非凡 福泽深远 马六甲福建会馆天福宫会长陈念升说,此次巡香,意义非凡,福泽深远。这不仅是妈祖信仰在南洋的又一次传承与拓展,更是我们与祖籍地福建厦门之间,一次跨越山海的亲情重逢与文化寻根。 他认为,这是一次香火传承、灵光接续的宗教盛事。“银同妈祖”文化源远流长,是同安地域文化的瑰宝,也是台湾妈祖信仰的三大重要支派之一。 “其独特的黑脸法相,承载着同安先民抗倭御侮、保卫家园的历史记忆与英勇精神。今天,这尊承载着厚重历史与信仰的妈祖金身,从祖庙厦门同安来到南洋,不仅将平安、慈悲与大爱的福祉带给了广大信众,更宣扬了独特的银同妈祖文化,实现了宗教文化之交流,促进宫庙情谊的美好愿景。” 亲缘永续亲情之旅 他说,这也是一次血脉相连、亲缘永续的亲情之旅。 “银同”二字,本身就是同安的代称,凝聚着无数闽南侨胞的乡愁。历史上,先辈怀抱“银同妈祖”的香火,横渡台湾海峡,开垦宝岛;也乘风破浪,南下南洋,在马六甲等地扎根兴业。 他指出,妈祖是伴随我们福建先辈开拓历程的守护神。今天,来自祖庙的访问团,不仅带来了神缘,更带来了浓浓的乡情。看到访问团中众多友好宫庙的代表,倍感亲切,这正体现了“天下妈祖一家亲”的深厚情谊,也印证了“妈祖佑两岸,银同是归乡”的血脉呼唤。 他表示,这也是一次文化互鉴、民心相通的交流平台。马六甲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福建先民很早就在此贸易、生活,也带来了故乡的信仰与文化。马六甲福建会馆及其天福宫,历来是凝聚乡谊、传承文化的重要堡垒。 “此次与马六甲兴安会馆天后宫联办盛事,正是不同籍贯福建乡亲精诚合作、共同弘扬中华文化的典范。我们相信,妈祖文化所蕴含的‘立德、行善、大爱’精神,是超越地域的共通语言。通过此次巡香与交流,必将进一步促进新马地区与祖籍国在宗教、文化乃至情感上的紧密联系。” 孙殿赐:一脉香火回归 马六甲神庙联谊会主席拿督斯里孙殿赐表示,此次巡香,银同天上圣母圣驾亲临,不仅是一尊金身的南来,更是一脉香火的回归、一份神缘的深化。这让他不禁想起,自先辈扬帆南渡以来,妈祖的慈光便一直照耀着南洋的土地。 “无论是马六甲福建会馆天福宫那面向大海、庇佑航海者的百年古殿,还是马六甲兴安会馆天后宫自创立以来对社区与教育的默默奉献,都印证了妈祖‘护海佑民、济世安人’的精神早已深深扎根于此。” 他说,妈祖文化是我们共同的精神基因。妈祖源自福建莆田,通过厦门银同这样的祖庭,将福泽远播。而马六甲的华人社群,特别是福建与兴安籍的先贤,正是秉承着这份信仰,在异乡团结互助,建庙兴学,才有了今日天福宫、天后宫的兴盛。 跨越时空“香火对话” 他认为,银同妈祖的圣驾莅临,是一次跨越时空的“香火对话”,它生动地告诉我们,无论地理上相隔多远,源于中华文化的慈爱与勇毅,始终将我们的心紧紧联系在一起。 “这次访问,更是一座宝贵的交流桥梁。柯朝阳副主委率团带来的,不仅是神圣的宗教仪式,还有深厚的同胞情谊与丰富的文化实践经验。我们马六甲的宫庙会馆,如兴安会馆,长期以来也致力于奖助学、推广文教、服务社区。我衷心期待,以此殊胜因缘为起点,未来我们能在宫庙管理、青年交流、文化传承乃至公益慈善等多个领域,开展更广泛、更深入的互动与合作,让妈祖的大爱以更现代、更多元的方式惠及社会。” 苏健荣:与世界连结方式 中华银同妈祖联谊总会总召苏健荣说,现代信仰真义,其实并不是在宫庙的大小,而在它与世界的连结方式。世界动荡纷乱令人不安,此时银同妈祖将其内在文化量能化为实际行动、走向世界的慈悲,就是希望能共同构建一个充满爱、和平与稳定的国际社会。 “诚挚感谢两岸10来家宫庙的主事大德们自发性筹组,在台湾东螺开基祖庙天后宫薛主委团队细心安排下,深化这场首次海峡两岸与新马跨地域的民间交流,期许将联合国被登录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妈祖文化’打造成全球共享的精神财富。” 出席者包括马六甲福建会馆会务顾问史亚狮、马六甲兴安会馆会长李占德、中国厦门银同天后宫荣誉主席委员蔡文嘉及副主任委员柯朝阳等。  
6月前
当恩布佬的“河鱼之王”不再清蒸,而是以砂拉越鱼生的方式被端上长桌;当法式料理的精致技艺,遇上南洋香料的奔放灵魂——这并不是一场炫技的跨界实验,而是一名南洋华人主厨循味寻根的自我告白。 走过新加坡、法国、中国与澳门的米其林厨房,刘嵘富最终选择用法餐的语言,说一个属于南洋的故事。在他看来,料理不仅关乎技巧与摆盘,更是一种身分的确认,一次对土地、记忆与血脉的深情回望。 报道:本报 何俐萍 图:受访者提供 2025年10月下旬,来自多个国家的网红博主在4位知名厨师引领下,来到砂拉越展开为期8天的“寻味秘境砂拉越”之旅。此行除深入发掘砂拉越丰富多元的天然食材与美食,更肩负着配合2026大马旅游年的推广重任,透过博主与名厨的视角,让对砂拉越尚感陌生的国际游客看见这片土地的魅力,进而激发他们亲临探索的兴趣。 行程的重头戏,是在西连镇的盐木谷庄园举行“砂拉越长桌宴”。这场别开生面的飨宴汇聚了4位名厨,分别是自怡保的刘嵘富(Addison Liew)、中国的谭国锋和徐泾业,以及秘鲁籍的爱德华·瓦尔加斯(Eduardo Vargas)。他们历经数日的深入“寻味”后,巧妙结合在地食材,联手呈献一场独具婆罗洲风味的精致餐饮体验。 对于有“河鱼之王”美誉的“恩布佬”(Empurau,又译为永不老),刘嵘富团队摒弃了传统的清蒸惯例,转而挑战以砂拉越地道的“鱼生”(UMAI)工艺来演绎。这道创新料理在完美锁住鱼肉天然鲜甜的同时,更赋予了其清新爽口的层次感,瞬间惊艳了众人的味蕾。 此外,一款融合了虾酱、少许峇拉煎、蒜蓉与江鱼仔特制而成的面包沾酱,以独特的咸鲜风味,打破了大众对沾酱多为甜腻的刻板印象。 面对宾客对菜品的赞不绝口,刘嵘富表现得十分淡然。他说,这当中没有太多花俏,只是回归食材最天然的味道。在他看来,过多的酱料往往喧宾夺主,让人无法品尝到食材的真正口感。 餐饮之路因邂逅妻子有了变化 入行21年,从吉隆坡、新加坡辗转来到中国,目前担任北京穆禄胡同主理人兼穆禄餐饮集团行政总厨的刘嵘富,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流淌着的南洋血液。他早年致力于钻研法餐料理,直到多年前邂逅了来自砂拉越的妻子许保萱,一切有了改变。 穆禄餐饮集团由许保萱创办,十余年来致力于推广砂拉越与南洋美食文化。她对家乡风味的热爱与坚持,深深打动了丈夫刘嵘富,也启发他开创出独树一帜的“南洋法式料理”理念。刘嵘富将南洋料理中丰富的香料、椰奶与酸辣风味,巧妙融合经典法国烹饪技法与精致摆盘,以其娴熟的法餐功力重新诠释南洋风味,呈现全新的料理风貌。 谈及首创的“南洋法式料理”,刘嵘富将功劳归功于妻子许保萱给他带来的启发。“看到她把‘穆禄’经营得如此出色,身为南洋华人的我,自然而然地开始思考如何寻回自己的根。” 对他而言,法式与南洋并不存在冲突,核心在于平衡。 刘嵘富表示,马来西亚的饮食文化本就多元,他不过是把南洋的味道与记忆,结合法餐讲究的专与细。这不仅是菜品的创新,更是他对南洋华人身分的一种重新认证。 ​ 误打误撞进入了法式餐厅 对刘嵘富而言,烹饪似乎就是一件与生俱来的天赋。他出生在务农的大家庭,身为家中长子,从小须协助母亲打理家务,在厨房忙活,是再自然不过的日常。正是年少时这段在灶台边与柴米油盐为伍的日子,埋下了他日后走上探索厨艺之路的种子。 他自认不是读书的好苗子,幸运的是,家人也从未施压他必须考取好成绩。在这种任其自由发挥的成长环境中,他在高中时便已笃定志向,决定毕业后报读烹饪艺术课程。 烹饪之路,刘嵘富总能精准把握眼前的每一个机遇,做决定时也从不拖泥带水。确定专攻西餐的目标后,他深知必须从高规格的酒店起步,于是将目光锁定了新加坡。从争取到实习机会,到毕业后与友人赴新加坡求职,他幸运地获得了著名的新加坡莱佛士酒店录用。他与法餐的缘分于人事部的一次随机指派。虽然是误打误撞进入了法式餐厅,但他却在接触后越做越感兴趣,这股热情持续至今,从未改变。 刘嵘富坦言,法式料理最吸引他的,是对食材的极致尊重。他说,法餐的哲学非常直截了当,例如番茄就要有番茄的鲜甜,马铃薯要有浓郁的薯香,海鲜则必须极致新鲜。正宗的法式料理无需过度腌制,仅靠食材的本味与酱料的精妙契合,便能直击味蕾,这种纯粹的风味,深深吸引了他。 远赴法国练习基本功` 在新加坡莱佛士酒店任职2年后,他遇上了前往中国工作的机会。 “每一个节点既是结束,也是开始,更是机会。”刘嵘富说,他未刻意规划太遥远的未来,因为当机会悄然而至,关键在于你敢不敢伸手去抓。2007年,他初次踏足中国北京,在一家知名酒店任职副主厨,开始带团队、设计菜单。然而,晋升速度之快也让他陷入迷思,在传统的法国厨师体系中,要达到副主厨的级别,通常需要连续5到10年、每天工作13小时的高强度磨练,而他仅用了两年。 技艺是主厨的灵魂。刘嵘富意识到,空有管理能力而无扎实基础,将难以建立个人风格。于是,他经导师推荐远赴法国,远赴当地仅有50户人家的偏远小镇,在当地的米其林一星餐厅里学习半年,致力于将基本功练得更扎实。 2009年春天,刘嵘富回到亚洲,随即接到了上海项目的邀约,并在半年后无缝衔接到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重任——负责法国馆米其林三星标准的餐饮运营。为了这个项目,他再次被派往南法的三星餐厅实习3个月,深入熟悉顶级餐厅的文化与运作。2010年的夏天,面对世博会巨大的客流量与极致的品质要求,刘嵘富经历了职业生涯最高强度的检视。正是这场硬仗,将他的技艺与心态,锤炼得更扎实和稳健。 扎实的实力是立足的根本 然而,世博会后,刘嵘富随即进入长达9个月的空窗期。当时他留在家乡怡保,母亲曾劝他回新加坡发展,但他心里却执著地想去香港闯一闯。一位在法国共事过的主厨向他伸出橄榄枝,申请到工作签证后,2011年,他终于如愿踏足香港,并先后在两家顶尖的米其林三星餐厅工作。 随后,机遇再次降临。为了协助昔日的导师,他转战澳门。在那里,他用了5年时间,协助餐厅从默默无闻拼搏至斩获米其林二星殊荣。紧接着,他又被希尔顿集团挖角,负责当时在中国仅有五六家的奢华品牌——华尔道夫(Waldorf Astoria),这一待就是4年。如今,北京已成为他停留最久的城市。 回首走过的21年,刘嵘富坦言,自己并没有宏大的规划,职场上一直是秉持“把该做的事情做好”的简单原则。他认为,要在这行业立足,关键在于扎实。只有心定下来,把手头的工作做到极致,机遇自然会出现在你面前。 更多【人物】: 小说家平路 / 宇宙是一张神圣的网,创伤让人彼此相连 AI.TALK创办者赵汗青/用AI做人格实验,打开AI的不同可能 香港时装设计师姚子裕/设计和制作衣服 是表达自我的方式
6月前
(新加坡20日讯)歌手黄绣惠(JoeyWee)推出全新原创单曲《茶骨南洋》,这首以早期移民为题的作品,从“思念”与“坚韧”出发,缓缓铺陈一代南洋先辈在时代洪流中咬牙前行的精神底色。 《新明日报》报道,为呈现歌曲所承载的历史重量,团队邀请导演孙立人掌镜,以象征性的影像语言,带观众走进一段被时间沉淀的记忆。 孙立人受访时透露,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时,最打动他的是歌曲把“思念”与“坚韧”并置,旋律温润,却承载着时代的重量。 “我本身偏爱中国风,但这首歌的编曲更贴近南洋气息,所以影像上不想写实复刻历史,而是用象征性的光影和动作,让画面像情绪一样流动。” 在创作过程中,他与黄绣惠反复讨论的重点,不是“怎么演”,而是“为什么唱”。 孙立人希望她从自身的南洋身份出发,结合30、40年代的复古感,找到与歌曲的私人连结。 “她不是去扮演先辈,而是用当代人的心,去理解那一代人,成为故事的叙事者。” 最大挑战,是让一名现代歌手,真实感受未曾经历过的年代。为此,团队透过阅读移民故事、情绪练习及观察劳作动作,协助她建立“时代感”,而不流于表面的苦情演绎。拍摄上最困难的,则是在现代场景中营造旧时代质感,从灯光、尘土到汗水与美术道具,每个细节都需反复调整,才能呈现“沉重却真实”的氛围。 孙立人印象最深的一幕,是黄绣惠静静望向远方,眼眶含泪却不悲哀,情绪极度克制,“那一刻,我看到的正是南洋先辈的精神,也让整支MV多了一层深度。” 歌曲将于23日上线,MV则定于29日发布。 动荡年代怀着希望 先辈韧性最感人 黄绣惠受访时表示,《茶骨南洋》最触动她的,是先辈们在动荡年代里,怀着对未来的一线希望,从故乡踏上未知旅程的勇气。抵达南洋后,面对陌生语言与土地,他们不卑不亢、刻苦耐劳在异乡扎根。 “那种骨气与韧性,很值得被记住。” 她最难忘的歌词段落,是副歌中描写风铃花的部分。 她回忆道,创作时曾在风铃花盛放季节的尾声,到罗拔申码头河畔泡茶,看着花影随风摇曳,忽然联想到如今安宁的河岸,或许正是当年先辈血汗劳作之地,那份被风、花与历史牵引出的悸动,最终写进歌词里。 演绎上,黄绣惠认为最大挑战并非技巧,而是让歌曲像故事般缓缓展开。她会先在脑海中建立画面,再用歌声娓娓道来。 此次她也参与编曲方向讨论,希望音乐本身就能带出南洋味道,透过不同乐器音色的交织,让整首歌更具画面感,也更贴近那段历史。
7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