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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批之外/李秀云（哥打峇鲁）

最近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了网友分享的一出戏——《给阿嬤的情书》。这是一出潮汕人演的戏，讲述的是他们下南洋的故事。戏里提到了“侨批”。所谓侨批，其实就是“信”，也是汇款。我第一次接触这个词，是去年从东兴入境中国时，参观了当地的侨批馆。馆里陈列着许多旧物，还有一封封泛黄的侨批。那些信件字迹模糊、潦草，我没有细读。但我知道，里面一定装着许多故事——更多的，是对家人的思念。墙上展示着侨批员的路线：他们从潮汕出发，翻山越岭，经由越南，再把侨批送往南洋。那是一个战乱的年代，港口封锁，海路不通。可是在南洋谋生的人，依然要把钱寄回去——只为了养活家乡的亲人。于是，他们选择了更艰难的陆路。漂泊之后选择停下《给阿嬤的情书》讲述的是潮汕人在曼谷谋生的故事。同乡之间互相扶持，因此在唐人街可以看到会馆与神庙，那些都是早年华侨聚集的地方。直到今天，泰国仍然有许多潮汕人。老一辈还能说潮汕话，而年轻一代，早已渐渐同化。我曾在泰国一个小地方遇见一位潮汕老奶奶，她不停地说话，夹杂着泰语，我听得似懂非懂。我用破碎的潮汕话，或简单的泰语回应她。她的父亲是中国人，在泰国落地生根。那一刻，我忽然觉得，我们之间隔着语言，却又靠得很近。后来，我到了潮汕，参观潮汕博物馆。在那里，我看到了红头船，也看了关于它的视频。不知为什么，我竟然流下了眼泪。我的旅程，其实还有一个目的——去梅县，寻找祖辈的家乡。我选择在松口镇住宿。这里有火船码头。当年，客家人从这里出发，沿着梅江到汕头，再乘大船下南洋。我的祖辈，就是从这里离开的。他们走了，就再也没有回来。客家人依靠“水客”传递信件。有些水客，还会带着年幼的童养媳，远渡南洋，成为华侨的妻子——我的奶奶和外婆，正是这样的身世。这一趟旅程，我不只是看见祖辈的家乡，也看见了潮汕人与客家人共同的南洋历史。我虽然没有看这出戏，但在博物馆里，我已经感受到那份无奈。后来，我在小红书发帖，希望能找到松口李氏家族。也有网友热心帮忙，但也有人说——当年离开的人，很多早已在另一边成家，与故乡断了联系。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寻亲？这个问题，我也想过。真的有必要吗？或许我不曾真正面对这种断裂。我的祖辈是带着一家人下南洋，从此落地生根。但也有许多人，像《给阿嬤的情书》里的主角，被留下来，被遗忘，他们等了一生。许多网友呼吁去看这出戏，因为那不只是潮汕人的故事，也是所有南洋华人的故事。这些年，我走过许多博物馆：古晋的华人博物馆、泰国的地方博物馆、东兴的侨批馆、梅县与松口的华侨博物馆……它们记录的，都是同一段历史——离开、漂泊，然后落地生根，就像我的祖辈一样。当我继续追问家族的故事，我发现越来越多的线索，也听到了许多从未被提起的往事。如果再走下去，也许会找到更多答案。但我也在想——或许，有一天，我也该停下来。不再回头寻找，只是安静地生活。

2天前

【飞云过影】寄你批一封/郭丽云

是否还愿意，用信纸亲笔书写，折叠函入信封，注明地址，右上角贴邮票，再到邮政局或路边的红色邮箱投寄？纸短情长的慢时光，曾经是我们聊以慰藉的方寸一隅，于现代人而言却或许是永远腾不出时间完成的闲工夫，即便它可能只须一盏茶、一食顷、一炷香时间（一刻、二三十分钟、半至一小时）。配合书信单元教学，给学生布置了假期作业，写信给朋友。抽签到哪个同学名字就写信给对方，分享假期生活与假期计划。要求传统的寄信方式，引来一片哗然：邮局很远！买邮票要花钱！哪有时间！什么时候才能寄达！小时候邮政局离家不远，假设步行去买邮票需要10分钟，那红色邮箱就更近了些，5分钟路程就能把信件投递在立于路旁的邮箱。彼时寄信是慎重以待的事，不安全感每每在邮箱上横开的狭长洞口前作祟，须反复再三确认地址等信息，深怕这一投会石沉大海。那窄缝是岁月切口，我寄托、我等待，日复一日，直到幽暗的箱内越见深邃，堆叠在内的邮件渐少而拉长了信件轻落的时间，我长大。那时候假期，同学也给我写信，小心翼翼拆开深怕损了漂亮的信笺套装。一个长假，我们可以来回各写两封，信纸折叠方式总有新意，有时还夹着书签小图等连信同寄。住在五层楼组屋那时，房间窗口斜望出去可以看到邮箱区，那片方格配码的金属矩阵，日日吞吐着情感与信息。穿上制服帅气凛凛的邮差叔叔每天几乎准时骑着两侧安有红色铁箱装满邮件的摩托车来，为我们传递牵挂与温暖。我趴在窗沿紧紧盯着倒数第二排左边算起第五格，一旦有邮件投入，就会兴奋地赶紧拿钥匙去取信。后来，规范词语告诉我，邮差有差遣贬义，改称邮递员。时代更迭中，不止称呼，邮递员的制服也换了几款，即时通如此发达便利，我再想把书信往来的喜悦传递给学生效仿，终究是不行了。脚车也能寄回中国为了不接获逼迫学生完成作业活动的投诉，我在WhatsApp班级群组发起投票功能，让学生选择传统邮寄信件，还是开学统一交由老师分派信函。他们无一犹豫，全选择后者。教师的威严，在民主抬头与信息通达的现今，和邮递员的分量一样逐渐消退。更久远的阿公阿嫲阿祖时代，过番的他们将“信”称为“批”（phue），身为中国下南洋的侨民，多数为不识字的苦力及劳工，因此写信回乡需要代书人。宗祠会馆常有写批谋生的代笔先生，他们把那些对乡亲诉衷情的口头白话转述为文，报平安、寄思念。我后来才知，阿嫲口中常提起tsuí-kheh（水客）原来就是通达两岸为华侨递送银信的人。阿嫲寄给家乡亲属的书信与积攒下来的汇款，我们如今称之为信钱合一的“侨批”。明白了这段因缘以后，再听新加坡创作才子梁文福的歌曲〈阿祖的大福饼〉，字字句句直抵心扉：“今夜月儿圆圆想起帮阿祖提的笔，她在月圆的时候总想起她的乡亲，她把一辈子的积蓄寄给他们盖房子娶亲，却把自己月圆月缺寄给此地。”异国他乡落地生根的第一代人，都唱着一样的思乡曲。阿嫲她没有受过教育，只是在建筑地盘做着散工，她那些通过“批脚”（侨批局所雇之带信专差）送达“唐山”乡亲手上的侨批，皆是腼腆含蓄却实际的血泪之爱。据知批脚当时挨家挨户送件时，还承担一份额外的责任，为那些如阿嫲一般不识字的收件人读信，转达浓浓乡意。一封侨批的分量不是信也不是银钱，沉甸甸的是情。这份沉重感于我这代也已模糊了意义，下一代又怎能深有体会？阿嫲的那份经济支援，后来还有更进一步的具体寄送，姐说，寄干粮如饼干，还要打开饼桶盖，把白砂糖倒进去塞满饼干堆叠间的细缝，能满即满不浪费任何空间。物件也越寄越多越大，乃至一整辆脚车。那时候国内售卖的脚踏车不少产自中国，货物下了南洋再由侨民寄回乡，我问姐，何须如此？何须如此？想必这也是我学生心中的疑惑。代际关系中总有不明所以的迷惘，跨不了的沟，翻不了的墙，不去探寻，就成了断代的信息与文化。我希望学生能重温白纸黑字手写邮寄的仪式感，体会盖上邮戳后跨越山海付诸等待的郑重情怀，甚至是后续收藏邮票的雅致，可他们终究选择了自己感知的温度。小时候给我寄信的同学，总会顺带礼貌地在信封下角留下感谢邮递员辛苦递送的语句，不因那是他们的职业本分而忘却感恩。如今邮递员送挂号包裹，会先信息预告即将送达，我留言回赠一份敬意Terima Kasih。阿嫲的南洋成了我的祖国，我用着这片土地的国家语言，感恩一代代鸿雁往来，信息皆安。手机转瞬叮咚，望着对方报以一句Sama-sama，我的心顿时暖了下来。

2星期前

语林拾遗/鹰童（居銮）

● 漏蔻之谜豆蔻是东印度群岛有名的香料。根据卫理公会柯腊夫（Benjamin Clough）牧师在科伦坡刊印的《僧伽罗语英咭唎语词典》（A Sinhalese-English Dictionary, Colombo: Wesleyan Mission Press, 1892）第797页，豆蔻的其中一种名称是depala。其中de就是deva（天神），pala就是phala（果）。豆蔻是天神之果，武吉士语和马来语也称豆蔻为pala。佛教说因果，果就是phala，既有善果，也有恶果，而马来文借用后写成pahala，专用于善的果报。这种带不带h音的不一致，困扰了一些人。其实这也没什么的，马来语中俯拾即是。比如kahwin（结婚），过去多说kawin，不是有句俗话叫“一日结婚一日老”（sehari kawin, sehari tua）么？再比如baharu（新）一词，从前作bahru或bharu，武吉士和米能加保语都作baru。话题扯远了，总之，有豆蔻吃也是一种善报。李时珍《本草纲目》卷十四引用《南方异物志》，记豆蔻名称另有“漏蔻”这一写法，他解释：“盖南人字无正音也。”似乎是说“漏”是“豆”在南方方言里头的走音。我们知道闽南语和粤语都把“漏”字念作lau。不少人爱吃槟城的豆蔻切丝，此间闽南语称这种芳香蜜饯为“lauhau丝”。其中hau是khau（蔻）的走音。例如闽南语说外头为“外口”，其音为gwakhau，偏偏有些人要走音为wahau的。至于lau是tau的走音，我却不以为然。从未听过把豆芽、豆酱、豆干、豆腐的“豆”念走音而成lau的。马来人也学闽南人说tauge、taucu、taukua、tauhu，都没有问题。看起来，这个奇怪的“漏”不似华语。僧伽罗语亦称豆蔻为lawa，有切割的意思（柯腊夫《词典》第546页）。旁遮普语说切割，其音正是lau。漏蔻之“漏”是印度语言的译音，倘若按华文的“漏”字来望文生解，会闹笑话哩。 ● 波罗何其多马来语所谓nangka、cempedak、sukun三类水果，同为桑科（Moraceae）桂木属（Artocarpus）植物。武吉士语不说nangka，而称之panasa，这就是《正法念处经》提到的波那娑树，武吉士人显然沿袭了印度佛教徒和婆罗门教徒的用法。 13世纪初，赵汝适《诸蕃志》卷上记苏吉丹“有树名波罗蜜，其实如东瓜（即冬瓜），皮如栗壳，肉如柑瓣，味极甘美”，卷下记波罗蜜“大如东瓜，外肤礧砢如佛髻，生青熟黄，削其肤食之，味极甘。……出苏吉丹，广州南海庙亦有之”。苏吉丹是阇婆（爪哇）的“支国”，在婆罗洲（加里曼丹岛）西南。说到nangka这种果树，我们知道淡米尔语称之palavu或palā，华人起初应是音译为“波罗”的，也许因为果实外皮状如佛髻，因而联想到佛教说越达彼岸叫“波罗蜜”，就加了个“蜜”字，“蜜”有时也作“密”。但佛说的“波罗蜜”，淡米尔人称之pāramitai，两个名字完全不同呢。人们有时也把作为果名的波罗蜜写成菠萝蜜。波罗传到广州南海庙，故南海庙亦称波罗庙。等到16世纪末，葡萄牙人把南美洲的凤梨传入粤区，因为凤梨外皮貌似波罗，人们一度称凤梨为番波罗蜜，后来广东话索性把“波罗”之名转送给了在地上结果的凤梨，而将树上结果的波罗蜜改称“大树波罗”了。 19世纪下南洋的闽南人直接接触了爪哇语和马来语用来称大树波罗的nangka，也同时接触了武吉士语用来称面包果的bangka（马来语叫sukun），两种水果大小虽别，到底沾亲带故。南侨先辈因此称大树波罗为“芒噶”，至今保留在南洋的闽南语中。丹麦宣教士汤生（Claudius Henry Thomsen）在19世纪初的Newswire刊印了《英咭唎、武吉士、马来语词汇》（A Vocabulary of the English, Bugis and Malay Languages, Singapore: The Mission Press, 1833），该书的马来文部分出自文师押都拉（Munshi Abdullah）之手，负责武吉士文部分的，则是某位佚名的武吉士人。从这份教会的旧纪录获知，面包果的武吉士语名字在19世纪初的发音是bangka。日本借用林檎称呼苹果体重小于nangka的cempedak，华语叫它小波罗。马来语用“种的小波罗，长出大树波罗”（Tanam cempedak, tumbuh nangka）来比喻所得过于所望。没有比大树波罗更重的水果了，所以遇见臃肿超重的人摔倒，马来语委婉地说“大树波罗果熟掉落”（nangka masak gugur）了。广西人也有称番荔枝作“假波罗”的，因为番荔枝的外皮令他们联想到波罗。 ● 咖耶的迷思番荔枝和红毛榴梿都原产于拉丁美洲，前者偏甜，后者带点酸，是西班牙海员把它们带到南洋来的。起初葡萄牙人按西属中美洲的一种方言称番荔枝为“亚大”（ata），并将之传入了榜噶哩语和淡米尔语。马来半岛原有一种酥酱类美食叫“斯里咖耶”（serikaya），也用来制成粿品。马来语seri一词是来自北印度的语言（印度斯坦语 srī，印地语和榜噶哩语 shrī），古语中原有光颜美好的意思，引申为吉祥、幸福，常常加在尊贵的人名（当然还有神名及圣地之名）的前面；而kaya一词则来自南印度的语言（淡米尔语），意思是大。马来旧王朝的“咖耶人”（orang kaya）就是大人的意思，大人就是达官显要，他们拥有财富，所以又演变成富人的意思。大约这种美食为贵族所钟爱吧。16世纪初，葡萄牙人占领马六甲后，炮制出了葡式蛋酥sericaia／siricaia。把亚大果肉比作蛋酥，是葡萄牙人带的头，还是马来人，这个不好说。可以肯定的是，马来语先将亚大果称为serikaya果，而这种命名完全符合马来群岛秉承的印度文化传统，印度人就曾把椰子、油甘子、木橘、象橘等称为shrīphala。英语的泡奶面包叫sop，所以英语称番荔枝为“甜泡奶面包”（sweetsop），称红毛榴梿为“酸泡奶面包”（soursop），也称番荔枝为“蛋酥苹果”（custard apple）或“糖苹果”（sugar apple）。南洋人晓得英语把番荔枝比作一种“苹果”（apple），所以潮州人便称番荔枝为林檎。本来，林檎是指原产于中国的沙果，与原产于哈萨克的苹果貌似而实异，唐朝人每每用林檎来类比佛经所说的频婆果。佛的化身有三十二相，佛髻是其一，嘴唇如频婆果的红色亦是其一。“频婆”（bimba）果在印度原是指葫芦科的红瓜，但唐朝人误用于哈萨克苹果。明清以来，“频婆果”简省为“苹（苹）果”，“苹”音就是印度斯坦语的bimb。日本人也从中国借了“林檎”二字来称苹果。马来语serikaya简称为sekaya，传到台湾，一变而成了“释迦”，清末侵据台湾的日本人也称番荔枝为“释迦头”。后来台湾有些人忌讳吃番荔枝，而有些人为着吃番荔枝，又变着法儿给番荔枝起了“番梨”等别名。按理说，番荔枝外相极似荔枝，南方人对荔枝再熟悉不过，16世纪在台湾的中国人何至于反倒先联想到佛髻？况且古人比较厚道，用谐音字也有分寸，不会滥用的。我宁愿相信当时的情形是这样的：一艘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番舶靠岸停泊，台湾人看见新到的南土风物中有一款陌生的水果，问其名，船员说是sekaya，再问其义，船员回答不上来。要知道，16世纪的甜点sekaya不是一个苦力随随便便就能吃到的。船员转头问另一个来自南印度的伙伴，那是一个德禄固人，他不知道人家问的是番荔枝，只听到问他sekaya是何含义，而sikaya（德禄固语指一种金合欢）的皂荚果实是可当肥皂，用来洗发的，他便指着自己的头发。印度自古所谓shikhā就是男女的发髻。那个台湾人苦苦揣摩sekaya和头发之间的关系，勉强“悟”出是“释迦”佛髻！佛在《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中说：“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

4星期前

【蒙面暂记】月亮照向巫来由/周若涛

在中东战火燎原的背景下，阿提米斯2号成功绕月，安全返航。上回举世关注的月球计划，大概就是1969年的阿波罗号登月了。当年世局同样不靖，越战正酣，冷战持续。马来西亚呢？犹在种族冲突的余悸中舔伤。但无论何时何地，抬起头，月亮总能带来些许慰藉。天上众天体，月亮承载了最多情感与想像。它不像太阳般暴烈而不容直视，也不像星星般微渺遥远。它有着恰到好处的距离，能让人安心依托。月亮是女神，是广寒宫所在，是白玉盘、瑶台镜。然而知识能转变想像。随着天文学日渐发达，望远镜中可窥见月球地貌，人们开始将那些模糊的线条脑补为城市与运河。直至阿波罗号登月，才发现，什么都没有。只有坑洞、石头，与更多坑洞。但幻想从来不受现实约束。当月球从可望变为可即，想像力反而重新变焦、调整距离，在上世纪的科幻文学里展演得淋漓尽致。克拉克（Arthur C. Clarke）的名著《2001太空漫游》里，人类在月球建立基地，并发现了外星文明自远古遗留、接引人类的神秘黑石板。名导库柏力克将小说搬上银幕，彼时阿波罗号尚未登月，电影特效中的月球地貌比起现实多了锐角与深谷，整体而言却仍极度拟真。一些阴谋论者遂大做文章，宣称登月从未发生，NASA发布的照片皆是在片场拍摄的——阴谋论者的想像力，也是很叫人佩服的。克拉克将月球与某种高维度力量挂钩，说来也算继承了前人对月球的“神化”想像。另一位小说家海莱因（Robert Heinlein）则让月球成为暴烈、诡诈的纯人性政治舞台。《怒月》描述了一个由流放者构成的月球殖民地，受地球政府严管榨取，最终官逼民反，月球居民揭竿起义，宣告独立。小说完成于1966年，部分细节如今已显过时。例如，故事里月球提供的稀有资源竟是“小麦”。如今我们在网上所见的“月球矿物地图”，那些色彩斑斓的区块，才是将来真正的兵家必争之地：高科技产品原料“氦3”。因此，各国如今竞相重访月球，可喜亦可忧。我们固然乐见科学进展，却也忧虑资源的争夺从地表蔓延至天上，令白玉盘蒙污、瑶台镜破裂。故事就在芙蓉展开然而最叫人意外的，是早于克拉克和海莱因60年，已有人想像过“月球殖民地”这回事。1904年，晚清作家荒江钓叟创作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科幻作品，题目毫无悬念，就叫《月球殖民地小说》。他以传统章回体铺写科幻故事，单是结构与内容的碰撞已趣味盎然。可惜小说半途而废，根本不曾进入戏肉。主角们乘着热气球在地球上游荡，关于月球的描述并不多，只知那是一个比地球先进的超级文明： “单照这小小月球看起，已文明到这般田地，倘若过了几年，到我们地球上开起民的地方，只怕这红、黄、黑、白、棕的五大种，另要遭一番的大劫了！” 所谓“月球殖民地”，原来不是地球往月球殖民，而是相反！从荒江钓叟到海莱因，都有对恃强凌弱的恐惧与厌恶。放在今日局势，也毫不过时。而这部小说最让人讶异的，是它的开头：“话说巫来由西南海岸，有个部落，名叫松盖芙蓉”。巫来由，即Melayu。松盖是Sungai，芙蓉莫非Seremban？一部超前瞻的科幻小说，为何始于我国的芙蓉？却是朝廷腐败，主角被贪官污吏所害，避走南洋，故事于焉展开。原来我们脚下这片土地，也曾是他人安心依托之所。但愿永远如是。

2月前

大柔佛焦点

跨地域文化交流狮城鼎艺团带“新新关系”来马

（新山8日讯）在长堤之上，往来的是人流的节奏；在音乐之中，流动的是情感和回忆。当旋律越过国界、历史和族群，一场在新加坡和新山之间展开的“新新关系”，悄然在南方之门诞生。由新加坡鼎艺团诚意呈献的“新新关系”音乐会，昨晚在柔佛苏丹后查丽苏菲雅歌剧院带来一场惠民公益专场，这同时也是歌剧院的6周年庆典闭幕暨2026新春音乐会。演出透过华乐、南洋风格与现代表达，勾勒区域音乐中独有的精神面貌，汇聚来自长堤两岸的作曲家、演奏家与声乐家，以音乐展开一场跨越地域与文化的交流。成立于2007年的鼎艺团，是新加坡极具代表性的华乐室内乐团之一，自创团以来，致力演绎华乐经典之余，亦积极推动跨流派、跨文化的现代与原创作品。音乐会由指挥黄德励执棒，率领来自新马两地，超过30人的演奏家同台献艺。黄德励表示，新山对他而言不仅是演出城市，更是“亲切的老邻居”。他忆述自己从小住在临近关卡的兀兰一带，与马来西亚有着深厚情感连结，因此希望透过音乐，呈现新马两国作曲家与演奏家的艺术风范。 “这场音乐会对我们而言意义非凡，它标志着鼎艺团在新山的首次演出，也体现长堤两岸深厚的文化连结，展现我们致力推动双边艺术交流的承诺，并通过音乐在全球结交更多知音同好。” 统筹策划谢焕斌则指出，马新两国地缘相近、文化相亲，音乐始终是跨越边界最直接而有力的语言。他期许透过这场音乐会，进一步深化两国在音乐创作、学术研究与演出层面的交流，让艺术在长堤两岸持续绽放。当晚曲目精彩纷呈，以音符回应“连结”与“交流”的主题，演出作品包括由罗伟伦作曲的传统华乐《千舟争游》、新加坡青年艺术家奖得主王辰威的《融》、锺启荣极具后现代主义色彩的《心桥》，以及余家和结合光影画面，推动环保意识觉醒的《掩埋场合声》。此外，经典与当代并陈，国际知名小提琴演奏家孔朝晖也演绎家喻户晓的《梁祝》，在熟悉的旋律中注入新的情感层次，通过音律调动整场的细微情绪；这首长达28分钟的曲目也获马来西亚乐手加入，而值得一提的是，两地的演奏家仅完成过一次的合演练习就登台，尽显各专业演奏者的精湛技艺。备受瞩目的还有艺人阿蕾娜慕朗（Alena Murang）的参与，作为世界首位职业女性沙贝琴演奏家，她让婆罗洲雨林乐器的传统音色闻名国际。在《Pemung Jae》一曲中，她通过濒危的肯雅族和克拉比族语言，唱出土著的精神生活，并通过与演奏家郑怡雯（古筝）及陈宏伟（二胡）组成三重奏，将原住民音乐的原始韵味，与中华音乐的细腻线条交织融合，呈现跨文化音色的自然对话。而在《Liling》一曲中，她则与扬琴演奏家陈洁卿携手，进一步探索沙贝与华乐室内乐之间的融合。这场充满共鸣、创意的音乐会，同时向马新两地充满活力的音乐传承致敬，节目最终在孔朝晖加码带来的《庆丰年》中落幕，全场掌声不绝，也印证这场“新新关系”的开展，可为两地艺文界带来更多碰撞的火花。

4月前

大柔佛焦点

古城大小事

吴金华：银同妈祖巡香文化情谊信念汇聚

（马六甲25日讯）马六甲兴安会馆天后宫主席拿督斯里吴金华表示，妈祖文化，千年香火，跨越山海。银同妈祖这次远渡重洋来到南洋，不只是一次巡香参礼，更象征着中华妈祖精神的传承、信众之间的心灵连结，以及宫庙之间深厚而长久的法缘与香缘。他说，这次大家齐聚南洋马六甲，不仅是宗教交流，更是文化、情谊与信念的汇聚。香火相传两岸一心他向远道而来的各位宫庙代表、善信团员，致以最诚挚的欢迎与最崇高的敬意。感谢大家不辞辛劳，护送银同妈祖圣驾来到该宫驻驾巡香，使本地信众得以近身礼敬、参香祈福。 “本次圣驾巡香，象征香火相承、情谊深厚、两岸一心、信仰同源。我们深信，通过这样的宗教文化交流，不但能弘扬妈祖慈悲济世精神，也能促进海内外宫庙之间更密切的合作与情感联系。” 他是昨晚在马六甲兴安天后宫与马六甲福建会馆天福宫，设宴欢迎中国厦门银同天后宫一行人宴会上致词时，这样表示。陈念升：意义非凡福泽深远马六甲福建会馆天福宫会长陈念升说，此次巡香，意义非凡，福泽深远。这不仅是妈祖信仰在南洋的又一次传承与拓展，更是我们与祖籍地福建厦门之间，一次跨越山海的亲情重逢与文化寻根。他认为，这是一次香火传承、灵光接续的宗教盛事。“银同妈祖”文化源远流长，是同安地域文化的瑰宝，也是台湾妈祖信仰的三大重要支派之一。 “其独特的黑脸法相，承载着同安先民抗倭御侮、保卫家园的历史记忆与英勇精神。今天，这尊承载着厚重历史与信仰的妈祖金身，从祖庙厦门同安来到南洋，不仅将平安、慈悲与大爱的福祉带给了广大信众，更宣扬了独特的银同妈祖文化，实现了宗教文化之交流，促进宫庙情谊的美好愿景。” 亲缘永续亲情之旅他说，这也是一次血脉相连、亲缘永续的亲情之旅。 “银同”二字，本身就是同安的代称，凝聚着无数闽南侨胞的乡愁。历史上，先辈怀抱“银同妈祖”的香火，横渡台湾海峡，开垦宝岛；也乘风破浪，南下南洋，在马六甲等地扎根兴业。他指出，妈祖是伴随我们福建先辈开拓历程的守护神。今天，来自祖庙的访问团，不仅带来了神缘，更带来了浓浓的乡情。看到访问团中众多友好宫庙的代表，倍感亲切，这正体现了“天下妈祖一家亲”的深厚情谊，也印证了“妈祖佑两岸，银同是归乡”的血脉呼唤。他表示，这也是一次文化互鉴、民心相通的交流平台。马六甲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福建先民很早就在此贸易、生活，也带来了故乡的信仰与文化。马六甲福建会馆及其天福宫，历来是凝聚乡谊、传承文化的重要堡垒。 “此次与马六甲兴安会馆天后宫联办盛事，正是不同籍贯福建乡亲精诚合作、共同弘扬中华文化的典范。我们相信，妈祖文化所蕴含的‘立德、行善、大爱’精神，是超越地域的共通语言。通过此次巡香与交流，必将进一步促进新马地区与祖籍国在宗教、文化乃至情感上的紧密联系。” 孙殿赐：一脉香火回归马六甲神庙联谊会主席拿督斯里孙殿赐表示，此次巡香，银同天上圣母圣驾亲临，不仅是一尊金身的南来，更是一脉香火的回归、一份神缘的深化。这让他不禁想起，自先辈扬帆南渡以来，妈祖的慈光便一直照耀着南洋的土地。 “无论是马六甲福建会馆天福宫那面向大海、庇佑航海者的百年古殿，还是马六甲兴安会馆天后宫自创立以来对社区与教育的默默奉献，都印证了妈祖‘护海佑民、济世安人’的精神早已深深扎根于此。” 他说，妈祖文化是我们共同的精神基因。妈祖源自福建莆田，通过厦门银同这样的祖庭，将福泽远播。而马六甲的华人社群，特别是福建与兴安籍的先贤，正是秉承着这份信仰，在异乡团结互助，建庙兴学，才有了今日天福宫、天后宫的兴盛。跨越时空“香火对话” 他认为，银同妈祖的圣驾莅临，是一次跨越时空的“香火对话”，它生动地告诉我们，无论地理上相隔多远，源于中华文化的慈爱与勇毅，始终将我们的心紧紧联系在一起。 “这次访问，更是一座宝贵的交流桥梁。柯朝阳副主委率团带来的，不仅是神圣的宗教仪式，还有深厚的同胞情谊与丰富的文化实践经验。我们马六甲的宫庙会馆，如兴安会馆，长期以来也致力于奖助学、推广文教、服务社区。我衷心期待，以此殊胜因缘为起点，未来我们能在宫庙管理、青年交流、文化传承乃至公益慈善等多个领域，开展更广泛、更深入的互动与合作，让妈祖的大爱以更现代、更多元的方式惠及社会。” 苏健荣：与世界连结方式中华银同妈祖联谊总会总召苏健荣说，现代信仰真义，其实并不是在宫庙的大小，而在它与世界的连结方式。世界动荡纷乱令人不安，此时银同妈祖将其内在文化量能化为实际行动、走向世界的慈悲，就是希望能共同构建一个充满爱、和平与稳定的国际社会。 “诚挚感谢两岸10来家宫庙的主事大德们自发性筹组，在台湾东螺开基祖庙天后宫薛主委团队细心安排下，深化这场首次海峡两岸与新马跨地域的民间交流，期许将联合国被登录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妈祖文化’打造成全球共享的精神财富。” 出席者包括马六甲福建会馆会务顾问史亚狮、马六甲兴安会馆会长李占德、中国厦门银同天后宫荣誉主席委员蔡文嘉及副主任委员柯朝阳等。

5月前

古城大小事

厨师刘嵘富／用法餐技艺叙说南洋故事

当恩布佬的“河鱼之王”不再清蒸，而是以砂拉越鱼生的方式被端上长桌；当法式料理的精致技艺，遇上南洋香料的奔放灵魂——这并不是一场炫技的跨界实验，而是一名南洋华人主厨循味寻根的自我告白。走过新加坡、法国、中国与澳门的米其林厨房，刘嵘富最终选择用法餐的语言，说一个属于南洋的故事。在他看来，料理不仅关乎技巧与摆盘，更是一种身分的确认，一次对土地、记忆与血脉的深情回望。报道：本报何俐萍图：受访者提供 2025年10月下旬，来自多个国家的网红博主在4位知名厨师引领下，来到砂拉越展开为期8天的“寻味秘境砂拉越”之旅。此行除深入发掘砂拉越丰富多元的天然食材与美食，更肩负着配合2026大马旅游年的推广重任，透过博主与名厨的视角，让对砂拉越尚感陌生的国际游客看见这片土地的魅力，进而激发他们亲临探索的兴趣。行程的重头戏，是在西连镇的盐木谷庄园举行“砂拉越长桌宴”。这场别开生面的飨宴汇聚了4位名厨，分别是自怡保的刘嵘富（Addison Liew）、中国的谭国锋和徐泾业，以及秘鲁籍的爱德华·瓦尔加斯（Eduardo Vargas）。他们历经数日的深入“寻味”后，巧妙结合在地食材，联手呈献一场独具婆罗洲风味的精致餐饮体验。对于有“河鱼之王”美誉的“恩布佬”（Empurau，又译为永不老），刘嵘富团队摒弃了传统的清蒸惯例，转而挑战以砂拉越地道的“鱼生”（UMAI）工艺来演绎。这道创新料理在完美锁住鱼肉天然鲜甜的同时，更赋予了其清新爽口的层次感，瞬间惊艳了众人的味蕾。此外，一款融合了虾酱、少许峇拉煎、蒜蓉与江鱼仔特制而成的面包沾酱，以独特的咸鲜风味，打破了大众对沾酱多为甜腻的刻板印象。面对宾客对菜品的赞不绝口，刘嵘富表现得十分淡然。他说，这当中没有太多花俏，只是回归食材最天然的味道。在他看来，过多的酱料往往喧宾夺主，让人无法品尝到食材的真正口感。餐饮之路因邂逅妻子有了变化入行21年，从吉隆坡、新加坡辗转来到中国，目前担任北京穆禄胡同主理人兼穆禄餐饮集团行政总厨的刘嵘富，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流淌着的南洋血液。他早年致力于钻研法餐料理，直到多年前邂逅了来自砂拉越的妻子许保萱，一切有了改变。穆禄餐饮集团由许保萱创办，十余年来致力于推广砂拉越与南洋美食文化。她对家乡风味的热爱与坚持，深深打动了丈夫刘嵘富，也启发他开创出独树一帜的“南洋法式料理”理念。刘嵘富将南洋料理中丰富的香料、椰奶与酸辣风味，巧妙融合经典法国烹饪技法与精致摆盘，以其娴熟的法餐功力重新诠释南洋风味，呈现全新的料理风貌。谈及首创的“南洋法式料理”，刘嵘富将功劳归功于妻子许保萱给他带来的启发。“看到她把‘穆禄’经营得如此出色，身为南洋华人的我，自然而然地开始思考如何寻回自己的根。” 对他而言，法式与南洋并不存在冲突，核心在于平衡。刘嵘富表示，马来西亚的饮食文化本就多元，他不过是把南洋的味道与记忆，结合法餐讲究的专与细。这不仅是菜品的创新，更是他对南洋华人身分的一种重新认证。误打误撞进入了法式餐厅对刘嵘富而言，烹饪似乎就是一件与生俱来的天赋。他出生在务农的大家庭，身为家中长子，从小须协助母亲打理家务，在厨房忙活，是再自然不过的日常。正是年少时这段在灶台边与柴米油盐为伍的日子，埋下了他日后走上探索厨艺之路的种子。他自认不是读书的好苗子，幸运的是，家人也从未施压他必须考取好成绩。在这种任其自由发挥的成长环境中，他在高中时便已笃定志向，决定毕业后报读烹饪艺术课程。烹饪之路，刘嵘富总能精准把握眼前的每一个机遇，做决定时也从不拖泥带水。确定专攻西餐的目标后，他深知必须从高规格的酒店起步，于是将目光锁定了新加坡。从争取到实习机会，到毕业后与友人赴新加坡求职，他幸运地获得了著名的新加坡莱佛士酒店录用。他与法餐的缘分于人事部的一次随机指派。虽然是误打误撞进入了法式餐厅，但他却在接触后越做越感兴趣，这股热情持续至今，从未改变。刘嵘富坦言，法式料理最吸引他的，是对食材的极致尊重。他说，法餐的哲学非常直截了当，例如番茄就要有番茄的鲜甜，马铃薯要有浓郁的薯香，海鲜则必须极致新鲜。正宗的法式料理无需过度腌制，仅靠食材的本味与酱料的精妙契合，便能直击味蕾，这种纯粹的风味，深深吸引了他。远赴法国练习基本功` 在新加坡莱佛士酒店任职2年后，他遇上了前往中国工作的机会。 “每一个节点既是结束，也是开始，更是机会。”刘嵘富说，他未刻意规划太遥远的未来，因为当机会悄然而至，关键在于你敢不敢伸手去抓。2007年，他初次踏足中国北京，在一家知名酒店任职副主厨，开始带团队、设计菜单。然而，晋升速度之快也让他陷入迷思，在传统的法国厨师体系中，要达到副主厨的级别，通常需要连续5到10年、每天工作13小时的高强度磨练，而他仅用了两年。技艺是主厨的灵魂。刘嵘富意识到，空有管理能力而无扎实基础，将难以建立个人风格。于是，他经导师推荐远赴法国，远赴当地仅有50户人家的偏远小镇，在当地的米其林一星餐厅里学习半年，致力于将基本功练得更扎实。 2009年春天，刘嵘富回到亚洲，随即接到了上海项目的邀约，并在半年后无缝衔接到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重任——负责法国馆米其林三星标准的餐饮运营。为了这个项目，他再次被派往南法的三星餐厅实习3个月，深入熟悉顶级餐厅的文化与运作。2010年的夏天，面对世博会巨大的客流量与极致的品质要求，刘嵘富经历了职业生涯最高强度的检视。正是这场硬仗，将他的技艺与心态，锤炼得更扎实和稳健。扎实的实力是立足的根本然而，世博会后，刘嵘富随即进入长达9个月的空窗期。当时他留在家乡怡保，母亲曾劝他回新加坡发展，但他心里却执著地想去香港闯一闯。一位在法国共事过的主厨向他伸出橄榄枝，申请到工作签证后，2011年，他终于如愿踏足香港，并先后在两家顶尖的米其林三星餐厅工作。随后，机遇再次降临。为了协助昔日的导师，他转战澳门。在那里，他用了5年时间，协助餐厅从默默无闻拼搏至斩获米其林二星殊荣。紧接着，他又被希尔顿集团挖角，负责当时在中国仅有五六家的奢华品牌——华尔道夫（Waldorf Astoria），这一待就是4年。如今，北京已成为他停留最久的城市。回首走过的21年，刘嵘富坦言，自己并没有宏大的规划，职场上一直是秉持“把该做的事情做好”的简单原则。他认为，要在这行业立足，关键在于扎实。只有心定下来，把手头的工作做到极致，机遇自然会出现在你面前。更多【人物】：小说家平路 / 宇宙是一张神圣的网，创伤让人彼此相连 AI.TALK创办者赵汗青／用AI做人格实验，打开AI的不同可能香港时装设计师姚子裕／设计和制作衣服是表达自我的方式

5月前

狮城二三事

原创单曲《茶骨南洋》黄绣惠唱出南洋先辈骨气

（新加坡20日讯）歌手黄绣惠（JoeyWee）推出全新原创单曲《茶骨南洋》，这首以早期移民为题的作品，从“思念”与“坚韧”出发，缓缓铺陈一代南洋先辈在时代洪流中咬牙前行的精神底色。《新明日报》报道，为呈现歌曲所承载的历史重量，团队邀请导演孙立人掌镜，以象征性的影像语言，带观众走进一段被时间沉淀的记忆。孙立人受访时透露，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时，最打动他的是歌曲把“思念”与“坚韧”并置，旋律温润，却承载着时代的重量。 “我本身偏爱中国风，但这首歌的编曲更贴近南洋气息，所以影像上不想写实复刻历史，而是用象征性的光影和动作，让画面像情绪一样流动。” 在创作过程中，他与黄绣惠反复讨论的重点，不是“怎么演”，而是“为什么唱”。孙立人希望她从自身的南洋身份出发，结合30、40年代的复古感，找到与歌曲的私人连结。 “她不是去扮演先辈，而是用当代人的心，去理解那一代人，成为故事的叙事者。” 最大挑战，是让一名现代歌手，真实感受未曾经历过的年代。为此，团队透过阅读移民故事、情绪练习及观察劳作动作，协助她建立“时代感”，而不流于表面的苦情演绎。拍摄上最困难的，则是在现代场景中营造旧时代质感，从灯光、尘土到汗水与美术道具，每个细节都需反复调整，才能呈现“沉重却真实”的氛围。孙立人印象最深的一幕，是黄绣惠静静望向远方，眼眶含泪却不悲哀，情绪极度克制，“那一刻，我看到的正是南洋先辈的精神，也让整支MV多了一层深度。” 歌曲将于23日上线，MV则定于29日发布。动荡年代怀着希望先辈韧性最感人黄绣惠受访时表示，《茶骨南洋》最触动她的，是先辈们在动荡年代里，怀着对未来的一线希望，从故乡踏上未知旅程的勇气。抵达南洋后，面对陌生语言与土地，他们不卑不亢、刻苦耐劳在异乡扎根。 “那种骨气与韧性，很值得被记住。” 她最难忘的歌词段落，是副歌中描写风铃花的部分。她回忆道，创作时曾在风铃花盛放季节的尾声，到罗拔申码头河畔泡茶，看着花影随风摇曳，忽然联想到如今安宁的河岸，或许正是当年先辈血汗劳作之地，那份被风、花与历史牵引出的悸动，最终写进歌词里。演绎上，黄绣惠认为最大挑战并非技巧，而是让歌曲像故事般缓缓展开。她会先在脑海中建立画面，再用歌声娓娓道来。此次她也参与编曲方向讨论，希望音乐本身就能带出南洋味道，透过不同乐器音色的交织，让整首歌更具画面感，也更贴近那段历史。

6月前

狮城二三事

【悼念李天葆】林健文/瑰丽的南洋遗韵

在我们成长的那个年代，我指的是七字辈，大概都知道李天葆。那个时候，各方诸侯对花踪虎视眈眈，老中青的作家似乎都把最好的作品投到文学奖去。阿葆很早就得了花踪小说首奖，我记得黎紫书曾在某个场合说过，中学念书时就读过阿葆的小说，年轻时的阿葆是一座大山，难以跨越，但她可以尝试竖起一座不同的大山。后来她的确成了另一座大山，喜马拉雅级别的。我接触马华文学的时间很迟，到大学最后一年，才第一次读到阿葆的小说，那就是〈州府人物连环志〉。之前已经读过张爱玲，的确，他的文字很张爱玲。这样说对他也许不公平，张爱玲写的是旧上海，阿葆写的是旧吉隆坡，只是，你在读他的小说时，心里总会泛起旧上海的模样，旧唱片播着靡靡之音，女子穿着旗袍从楼梯走下，路上摊贩买卖声喧哗，其实上海香港吉隆坡新加坡背景都很相似，茶楼烟馆胭脂水粉，不只是词汇，他的小说会让你看到旧日的吉隆坡，龙蛇混杂的巷头街尾，一幕幕仿若电影情节，里面穿插着爱恨缠绵。南洋，很多人写过，诗人一般上都是利用侧面的情景或事物来刻画南洋，譬如过番、卖猪仔、庙宇会馆茶楼等，阿葆擅长利用杜撰的人物来书写南洋，人物当然是虚拟的，但背景是真实的，故事就由各位老倌们自己琢磨了。二战前后殖民时期的南洋，除了表面的繁华，大批劳工背后的故事或许更能展现过番的苦涩。阿葆的小说从来不缺老板妓女伙计扒手等市井人物，而他对于此类人物的描写非常仔细，让后来的读者能够一窥殖民时的旧南洋社会。怡保和吉隆坡都靠锡矿崛起，华人社会的结构很接近，我想我听回来的旧南洋韵事和阿葆所听回来的不会有太大差别，但阿葆能够赋予小说那么丰富的人物刻画，让我们每一次读他的小说，都会定格在某个场景，那大概是他所铺陈的对白和人物性格太过精彩。〈州府人物连环志〉要是能拍成电影，应该很好看，至少它算是一部南洋版的张爱玲了。第一次真正面对小说家，也是最后一次。是毛尖还是黄国珍那场，我忘了，我只记得，他一步一步小心从讲堂的楼梯往下走，那时我想到的就是黎紫书所说的大山。是的，李天葆的小说在我心中，一直都是那座大山。阿葆离开了，他的小说人物也已经定格在那个瑰丽的时代，人来人往苦力搬货的码头，汗水和腥味混杂的海味铺，夜总会舞厅的夜夜笙歌，似乎都随着他化成粉碎的灰蝶，散落在那片华丽且苍凉的土地上。【悼念李天葆】李天葆，1969年1月15日生于吉隆坡，17岁开始写作，曾为吉隆坡中华独中教师，也曾在南方大学学院马华文学馆任职。获国内首届客联小说首奖、乡青小说首奖、第二届花踪小说首奖、第二届马来西亚优秀青年作家奖、第32届台湾时报文学奖评审奖。出版散文集《红鱼戏琉璃》《红灯闹语》《珠帘倒卷时光》，以及小说作品《桃红秋千记》《南洋遗事》《槟榔艳》《盛世天光》《绮罗香》《浮艳志》等多部，并常在报刊杂志撰写杂文专栏。2025年12月12日因糖尿并发症过世。相关文章：李天葆/雾夜借舟觅海棠李天葆/纱巾凄迷，玉扇化灯蝶李天葆/上海的月圆，上海的花好

6月前

【史学纵横】谁的南洋？谁的历史？南洋视野下的历史省思

历史不仅是对过往的记录，它同时是一种视角、一种诠释，也是一种代代相承的责任，更是对当下与未来的提问。4位历史学者透过不同的视角反思“南洋”书写的格局与方法：安焕然指出，“南洋研究”若只停留在贡献与受害的单一叙事，便难以跨越局限；廖文辉提醒我们，历史是现在与过去不断对话的过程，需兼具时间、人与场域的完整视野；陈琮渊借程光裕教授的“南洋经验”，展现学者如何以生命践行史地研究，将田野与书斋紧扣、培育后进的精神；杜振尊则透过陈祯禄在战火中的转折，彰显知识分子与社会领袖的责任。这四篇文章交织起来，也提示我们：历史是一场与土地、人物、时代并肩同行的思考，唯有不断拓展视野，方能照见今日与未来。南洋思维的三个怪圈文：安焕然（新纪元大学学院中文系教授）中文书写的“华人研究”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其实是“南洋研究”的延伸。从“南洋研究”到“华人研究”，有其渊源。关于这方面的论述可参见廖文辉教授的《马新史学80年》及其多篇相关论文，于此不赘言。但我们如今已有“新南洋史”和“跨南洋”的概念提出。前者有台湾1984出版社近年出版的一系列包括白伟权《拜别唐山》等新南洋史书籍，后者则有我今年推出的《跨南洋田野笔记》。提出“新南洋史”和“跨南洋”视角，不是对“南洋”有偏见，而是当我们不自觉动辄说“南洋”，你知道这“南洋”是什么视角和思维吗？不是说“南洋”不好或不适合（毕竟它的确是一个观察视角），只是这种很“离散”、很“华侨”式的南洋视角（不管是自觉还是不自觉），既有其历史因缘，却也有其不可避免的格局。如何“跨”出这个“南洋”来看我们的足下乡土，恐怕是一种“需要”的自觉。你其实并不是以南洋为中心思考 “下南洋”也好，“南洋研究”也好，就地理的方向来说，就是一个“从中国看南方之大洋”的视角，而这个“从中国”“向南看”的视角是什么呢？当然这方面也有当年提倡“大东亚共荣圈”的日本“南向”和今天台湾的“南向”的视角。也就是说，不管是旧中国／新中国、不论是战前之日本，还是今天之台湾，你的“南向”视角下的“南洋”，其实并不是以“南洋”为中心思考的。而就“南洋华人”来说，它隐隐约约又存有一个“离散”的“北望”“原乡”，而且不论在文化认同，甚或有时即使是在政治认同上，乃致某种利益导向上的经济实体，都视“北望的原乡”是“中心”。以致，很多华人心里的“南洋”研究，常常陷入以下的偏向和内卷的怪圈：其一、做南洋研究，特别要强调华人在斯土的贡献，写出来的“历史”，其主旨主题内容很多都是围绕在很一般的“概念性”叙述的贡献史和拓荒史的书写。不是说贡献史和拓荒史不重要，但二者并不应该成为本地华人历史研究的全部。离开贡献与拓荒，难道就没有别的问题意识和关注点了吗？例如华人内部的权力结权，对外的势力结盟，对友族的关怀与偏见，对华人女性史的关注，华人内部的权力身分歧视及压迫压榨，国家机关对华人社会之形塑等等，这些研究议题，很多时候是“南洋”的“不见”。其二、除了华人，在南洋“见到”的又是些什么呢？谈到华人以外的“南洋”，大抵是材料上的“采风”搜集，有些更像是“猎奇”心态，像是在讲“鬼故事”似的。讲爽自high而已。把“南洋”视为“他者”。既无问题意识，对历史也缺乏同理心，更妄想理解的同情。其三、吊诡的是，上述的自我优越感的同时，却又常常自艾自怜“大马华人”地位不平等，“常被人欺负”（不管是被西洋人欺压，还是被马来土著欺负）的“受害者”心态很严重。于是，历史写出来，像这样的“南洋书写”，纵有史话式的赤道雨林蛮荒开拓的大传奇，很多时候却只是满足“中国人”或“台湾人”的“猎奇”口味。而写给本地“大马华人”看的，也多只是一部又一部华人拓荒史、华人在马来西亚的贡献史，以及悲壮的马来西亚华教奋斗史／斗争史。华人总是正直的，是正义的，同时也是“被欺负”的受难者。以为华人现有的历史问题，都是“他者”施压、害我们的，抹杀我们的贡献。这样的“南洋书写”纵能在同温层里受落，有其既定读者群，却不是严谨的学术研究。今人治史，若跳不出这三种“南洋怪圈”的格局，“南洋”也就“跨”不出去了。何谓历史？文：廖文辉（新纪元大学学院教授、马来西亚历史研究中心主任）何谓历史？这是许多历史本科一年级新生入读马上就会面对的一道大哉问，答案各式各样，从不同角度切入，就会有不同的面向。简单来说，历史是人类对过往的记忆与解释。不仅仅是“过去发生的事情”，更是我们如何去理解、记录和传承那些事情。历史不是静止的，它随着新的发现、视角、社会环境的变化而被不断重构。本质上历史可以有不同的层次。第一层次是实际发生的事件，如秦始皇消灭六国，统一天下；日本偷袭珍珠港；马来西亚1969年513种族流血冲突事件。第二层次则是事发现场，或是事后的记录整理，方法有文字、录音、录影。不一而足，属于原始资料的部分。第三层次是后人依据第二层次的原始文献的解读所进行的事件梳理、还原或分析解读。第二层次的记录，往往是残缺不全的，可能只保留了百分之五十，或更少，后人就只能凭借这些不完整的资料进行研究。同一事件，常常就各说各话，一人一义，十人十义，相持不下。东南亚的古史地名，如龙运的所在地，就出现了几种不同的讲法；唐朝的府兵制，同样的一个制度，由于文献不足证，竟然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解读。一件历史事件的发生，三种元素必不可少，否则就难以构成历史。组成历史的三大元素是人、舞台和时间。所有事件的形成，主事者和当事人是最关键的，没有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就不会有二战的爆发，如果是其他的法西斯人物，或许就会有不同的战争形式。因为拜里米苏拉，所以有马六甲王朝的出现。任何历史事件必须有个发生的场景或地点，这个就是历史舞台。发生在中国黄河长江的是为中国历史，发生在意大利罗马的是为欧洲史，发生在拉让江或吉隆坡茨厂街是为马来西亚史。日期时间是历史最关键的元素钱穆曾说历史时间可以分为过去、现在和未来，历史时间特殊的所在是过去的还没有过去，未来的已经发生。2024年8月31日是马来西亚的独立纪念日，虽然已经过去，但我们知道2025年的8月31日，马来西亚独立纪念日肯定会再次发生。这是“过去的还没有过去，未来的已经发生”的历史时间。日期时间是历史最关键的元素，任何没有明确时间的事件，其可信度就要打个折扣。马来史学的时间深受印度的时空观念影响，缥缈久远。《马来纪年》中有这样的记载，以椰子树长高来形容小孩长大所需的时间，却没有明确的时间。整部《马来纪年》只有一个作者完成此书的年份。这是为何《马来纪年》始终难以进入史家的法眼，仅供参考，不足为凭。中国历史是公认世界最早熟的，从公元前841周召共和开始，几乎所有历史事件都可以找到明确发生的日期时间。何谓历史？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卡尔（E. H. Carr）讲的最为经典，被学界奉为圭臬：历史是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之间连续不断的、互为作用的过程，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史地学者的素养与南洋经验文：陈琮渊（淡江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这是曾巩在《南齐书》序里的名言，也是我的老师黄建淳教授奉为座右铭的一段话。如此的史家职志，业师在他的老师程光裕教授身上看到最典型的榜样。在淡江的东南亚华人史课堂上，黄老师总喜欢讲述程光裕教授在南洋的故事。1950年代末，程老师辗转来到新加坡，先后任教于南洋大学、马来亚大学、新加坡大学。他开设中国近代史、东南亚华人史等课程，投入大量时间编著世界史地及历史人物丛书与教科书，特别关注中国与南洋的互动，指导了许多后来成为著名史家的学生。崔贵强、杨进发、颜清湟等南大优秀毕业生，当年都是他课堂上的年轻学子。程老师甚至保留了他们的成绩单与批注过评语的论文报告，细数这些学生如何刻苦用功，如何在艰难的环境里燃起对当地史地研究的热情。回想起来，我从黄师转述中听到的，其实是一段段精彩学术生命的起点。太老师程光裕的“南洋经验”，并不是一段普通常见的学术履历，而是一种与时代交缠的生命实践。他在新加坡时，与许云樵、陈育崧等学人往来密切。或结伴探访古迹碑铭，或大啖红毛丹交换治史心得，南洋大学因此成为跨域学术交流的枢纽。程老师的治学方法也深受南洋学会同道的影响，重视田野踏查与文献互证。他相信，历史是立体的，不该只看重书斋里所存文献一面，更要走到人群与土地之中，结合文献与史迹方能捕捉历史的真实。这样的精神，也透过他的著述与课堂传承给各地的学子。尝有言文史哲不分家，史地研究亦不应分家。其实在程老师所传承的学术脉络下，“南洋”本身就是一种双重隐喻。它既指涉东南亚这片华人所立足的南国热土，也象征着南洋大学的教育理想与知识传统。程光裕教授的经验，正好把这两者紧密结合起来。他在新马研究华人社会与史地人物，更把自己跨越国境的学术视野与训练融入其中。这些努力，不仅丰富了“南洋史”研究的格局，也培养了能在国际舞台崭露头角的学人。一流的史地学者并非只是研究者近年来，“新南洋史”受到重视，各种说法及议论迭出，诚然为中国中心论及华人中心论的海外华人研究带来新的刺激，但由于所对话的对象并不明确、学者关注的议题层次也不尽相同，总有些错频失焦之憾。回过头来看，一代人做一代事，程光裕这一代学人的努力，有其可观的贡献，也不乏时代的局限；尤其程氏积极培养后进学者的胸怀、散播史地研究火种的精神，让他难得的“南洋经验”更添意义。我认为，一流史地学者的素养，在大时代的生命轨迹中更能得到彰显。他们并非单纯的研究者，更是大时代的见证人与参与者。程光裕带着中国学术的传统，冷战高峰阶段于东南亚扎根，与当地学人切磋、与侨界互动，用心指导学生，返台后又将他的跨域经验与视野，传承给史学系、地理系，民族与华侨研究所的学生。程老师丰富的教学研究历练与成果，足以应符曾巩所言“良史”的标准：明理、传道、显智、通情。每次提到新马的师兄们，黄老师总会补上一句：“程老师保留那些几十年前的成绩单跟作业，不是为了炫耀弟子的成就，而是要告诉我们，作为一位学者，不只是会写书、发表论文，更要以生命去培养学生、以人格去传承学术。”这也提醒我们，史地学者的南洋经验，看似是不起眼的历史片段，其实是一份跨世代的启发与使命。战火与责任抗日救国浪潮中的陈祯禄文：杜振尊（南京大学历史学院世界史博士、拉曼大学公宣处襄理）中国自1937年“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爆发以来，进入了8年的抗日战争。身在千里之外的马来亚华人也积极响应，掀起声势浩大的救国运动。当时，以新客华人为首的群体，在强烈民族情感的推动下，纷纷组织筹赈会、赈灾团体和宣传机构，通过义演、义卖与捐款筹集巨额资金，援助中国军费与赈灾。与此同时，华文报刊和学校也成为宣传抗日的前沿阵地，号召华人团结一致，共赴国难。与之相比，土生华人已在马来亚定居多代，语言与文化上逐渐融合，形成独特的峇峇娘惹传统。他们大多接受英文教育，部分已获英国臣民身分，因此在政治倾向上，更注重殖民地社会的稳定与本地利益。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便是马华公会创办人敦陈祯禄。陈祯禄生于1883年，属第五代华人移民。陈祯禄先后就读于马六甲中学与新加坡莱佛士学院，毕业后短暂任教，1908年在母亲劝说下转入橡胶业，凭个人努力与岳父杨镇海的资金支持迅速在商业上取得成就，奠定日后政治发展的后盾。1912年，他获委任为马六甲市政局委员，并在一战期间积极为英国筹款购买军用飞机，赢得殖民当局赏识。1923年，他正式成为海峡殖民地立法议员，任内多次为华人及弱势群体发声，反对殖民政府不公政策，并提出马来亚自治与“马来亚人意识”的前瞻性理念，显示其政治远见。 1935年，因夫人患病，他辞去立法议员与行政议员职务，随家人赴瑞士疗养，后移居英国。1939年7月，他重返马来亚，直至1942年日本入侵，才辗转至印度避难。从不过多关心到积极参与陈祯禄自英国返马来亚期间，正值马来亚华人抗日救国运动的高峰期。尽管他此前已离开马来亚4年，但作为马六甲华社的德高望重人物，仍常受邀参与各项活动。陈祯禄虽熟读英译本的四书五经，对儒家思想颇有素养，但其政治认同主要在马来亚，而非中国。他对中国时局一向关心不多，仅偶尔见于报章的赈款名单，甚至曾在立法议会上批评过国民党与共产党。然而，回国后的两年多，他却积极参与了反战与抗日活动，主要有以下三方面：一、公开反对纳粹主义： 1940年3月29日，他应邀在马来亚电台发表演讲，警告纳粹主义是对人类文明的威胁，若德国取胜，包括马来亚在内的国家都将陷入暴政。他强调在英国统治下，马来亚人享有自由与安全，并重申海峡华人始终坚定支持大英帝国。二、支持“马来亚爱国基金”： 1939年9月英国对德宣战后，殖民地发起“马来亚爱国基金”筹款，华人除为中国抗日捐款外，也积极支持英国。陈祯禄在马六甲分会中任副会长，推动义演与募款活动，并于1940年出任全民族义演筹委会主席。三、参与马六甲筹赈会：自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新加坡与各地华社相继成立筹赈会。马六甲分会则由曾江水任会长，陈祯禄作为其挚友与亲家，全力支持会务，多次出席其筹赈活动。1940年1月，他出席义演音乐会并致辞感谢捐助者。1941年，他主持筹赈会的第三届理事就职典礼，并以英文发表演讲，肯定筹赈成效，坚信中国在蒋介石的带领下，必将战胜日本。其故居书桌旁橱柜上，至今仍存放着一幅1950年蒋介石赠予的签名照片，以感谢他在抗日期间对中国的支持。短短两年多，陈祯禄由原先对中国时政冷淡，逐渐投入到抗日救国运动。这一转变，首先源自他与曾江水的深厚情谊与商业伙伴关系。曾在他旅居欧洲4年间，曾江水代为打理生意，使他深感感激。其次，亲历欧洲时见证纳粹崛起，使他更认同反法西斯与抗日的价值观。正因如此，他反战与支持中国抗日的立场，赢得部分华社支持，为战后出任马华公会总会长，奠下了政治声望与群众基础。更多【新教育】：听见教室外的呼声海草研究员 x 音乐人黄莲心／让更多人看见海草之美在东南亚短片节看见每个国家当下的呐喊

7月前

【马华读立国】潘舜怡 / 探索南洋大众书刊文化史

本书史料梳理扎实，讨论细腻。无论从马华文学史、文化史、书籍史的角度而言，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南洋书话：香港、南洋、民国旧书刊记述》由季风带文化出版，集结了萧永龙在《Newswire》、《中国报》、《当今大马》等文艺专栏发表过的文章。这些稿子聚焦探讨作者所收集源自香港、南洋新马等地出版的文学与文化刊物，时间轴横跨民国至冷战时期。在内容方面，《南洋书话》分为3辑：辑一“回望香港旧电影”、辑二“蕉风椰雨话旧册”、辑三“漫谈民国闺中字”。值得注意的是，作者除了着重每份刊物的出版史，史料梳理扎实，也深入思考各地中文大众刊物的生产市场背后所牵涉的文学（尤其是大众小说）、电影、插画的语言美学与政治意涵。例如在讨论香港作家刘以鬯的三毫子小说部分，作者举出两篇《椰树下之欲》与《蕉风椰雨》版本的用语、插图、小说人物形象的删改，与南洋之间的千丝万缕关系。作者提醒我们，三毫小说可谓香港人其中“窥探南洋风情的一道窗口”。此外，作者也通过讨论诸如香港出版的《环球电影》、《世界儿童》等刊物，叩问故事中“南洋元素”的操作。作者观察细微，指出前述刊物实际上“缺少本土意识”，注意到了受支配的“南洋性”塑造背后所隐含的政治意义。不过，根据作者从教育刊物角度分析，虽然50年代时期，由于华人社群仍处在视“南洋为居留地”的阶段，教科书内容依然未本土化，却在1951年出现了转折——作者认为教科书逐渐转向“马来亚化”可能是受到《方吴报告书》的影响。另外，“蕉风椰雨话旧册”也讨论了马来亚出版的刊物，包括《发展月刊》、《马来语月刊》。作者聚焦在讨论这些刊物如何宣传政府的语言政策，即“马来文”作为“国家语言”的发展关系。其中更探讨了鲁白野在《马来语月刊》所重视的马来语文学的翻译工作，以及刊物栏目所展现的从“学习国语”来达至“全民团结”的目标分析。总括而言，本书史料梳理扎实，讨论细腻。无论从马华文学史、文化史、书籍史的角度而言，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更多文章：【爱书人在读什么？（下）第六篇】萧永龙 / 所看所写皆旧书【马华读立国】王晋恒 / 旧书页之间的历史残影

9月前

星角摄 | 百年古庙 “活的博物馆”

森美兰芙蓉开埠已有百余年历史，早期惠州客家先贤远渡南洋，不仅带来勤奋的精神，也将信仰一同传承下来，因此当地至今仍保存着许多古庙，其中位于芙蓉努尼斯路（Jalan Nunis）的谭公仙圣庙，已有逾130年历史。

10月前

漳泉琐话（下）/鹰童（居銮）

●（三）龙牙菩提由于《罗摩衍那》史诗在印度和南洋广泛传诵，民间多晓得药叉王罗婆那（Ravana）住在海滨宝山（Malaya）顶的阆家城（Laṅkapura/Laṅkapuri）里。人们以为Laṅka就是锡兰。但阆家宫城非常人可入，也难用寻常方向来定位。吉打隔海的阆家屿（Pulau Langkawi）也是Laṅka。阆家屿即浮罗交怡（Pulo Kawi），14世纪汪大渊完成于泉州的《岛夷志略》中标名“龙牙菩提”，15世纪的郑和航海地图上则标名“龙牙交椅”。Laṅka一名，淡米尔文拼写为Laṅkai，实际发音是Linggei，与汉字“龙牙”的漳州音Linggɛ吻合。古代中国航海家听到的岛名是淡音，汉字译名出自漳州海员之手。如下表所示：一般现代著作把“龙牙菩提”说成Laṅkapuri。但是，既然前面的“龙牙”是漳音了，后面的“菩提”也必然是同类方音才是。如果是puri，只能译为“浮哩”而不会是“菩提”的。何况汉字“菩提”久已专指佛菩萨的悲愿觉心，本来如是，别非他物呢？僧伽罗语bodhi是觉者，kavi是智者，可见岛名两称含义相近。流行的民间词源学将Langkawi解释作赭色（kawi）老鹰（[he]lang），这分明是混淆了淡语表示智者的 kavi和表示赭色的kāvi！今名Langkawi无疑是僧伽罗语Laṅka-kavi的浓缩，而马来民间对kawi的解释却不自觉地带着淡语色彩。我们今天能够肯定淡语在浮罗交怡也曾有辉煌的过去，还得归功于古代漳州海员的忠实记音呢！ Laṅka位于宝山Malaya。何处有Laṅka，该处即Malaya了。这并非神话！据《元史·外夷传》，互相仇杀的暹国（今泰国）和麻里予儿，在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年）归顺元朝，元成宗谕令暹人“勿伤麻里予儿”。麻里予儿一名就是淡语Malaiyūr，用于苏门答腊岛东部，但此时应包括马来半岛西部。淡语此名相等于僧伽罗语的Malayapura，意为宝山城。这是关于马来半岛受中国保护的最早记录，比郑和下西洋早了一百多年。浮罗交怡以南是无人居住的大狮屿（Pulau Singa Besar）和小狮屿（Pulau Singa Kecil）。马来语singa即狮子，也出自印度，僧伽罗语为siṅha，淡音为singgǝm。龙牙菩提、龙牙交椅、麻里予儿这些淡语古名，可以看作南印度注辇（淡语 Colan）王朝留在南洋的文化遗痕。〖附记〗浮罗交怡有两个意义相近的印度古名，类似现象也发生在吉兰丹。吉兰丹得名于吉兰丹河，也有两个意义相近的古名：一个是南宋赵汝适（音括）《诸蕃志》（1225年）的“吉兰丹”或《明史·外国传》的“急兰丹”（1411年）；另一个是《元史·世祖纪》的“急阑亦带”或《元史·外夷传》的“急兰亦䚟”（1286年）。前者是淡语 Kel-antan，演变成今天标准马来语的 Kelantan；后者是淡语Kelan-itai，演变为今天丹州方言的Kelate。淡语kel和kelan都指友伴，antan是造化主（梵主），itai有天堂（梵堂）的意思。印度人称穿越孟加拉的大河为“梵子”（Brahmaputra）。吉兰丹河取义“梵友”，想必与天河的传说有关。《明史·外国传》记永乐9年急兰丹王苦马儿派使者向南京朝贡。苦马儿即淡语Kumar。《明史》载彭亨王称“剌惹”（雅语rāja），急兰丹王称“剌查”（淡语 rācā）。15世纪初的吉兰丹仍用淡语，与浮罗交怡相似，只是其汉字译名是官话发音，而非漳音。

11月前

漳泉琐话（上）/鹰童（居銮）

●（一）长腰福建漳州多蛇，漳俗讳言“蛇”，漳州话以“长腰”作为蛇的代号。这一遗俗也随漳州先辈来到了南洋，只是如今也快失传了。 “长腰”暗号的下南洋，不晚于明朝。张燮《东西洋考》（1617）中多次提到南洋一个叫“长腰屿”的小岛，该岛名也见于《武备志》（1621）所载郑和航海地图上。张燮是漳州龙溪的隐士，自然懂得长腰屿就是蛇屿，无须多加解释。但是今人不知个中秘密，竟有认定长腰屿是民丹（Bintan）岛的，说什么岛形中凹，如腰果仁云云。全是想当然耳！其实，长腰屿是飒都木（Satumu）岛，岛名是从印度胡茶辣语satmũ演变而来，意为第七。据印度教的世界观，地下有一个波多罗（Patala）国，国有七层，第七层是蛇界。胡茶辣人多集中在柔佛新山，淡米尔语称之Kuccarar，印度斯坦语称之Gujarati。元明时期下南洋的漳州海员完全懂得“第七屿”的含义，所以将之定名为长腰屿。掌罗盘的人和水手们不时提到长腰屿，只能说“长腰”，不得说“蛇”。漳人相信，常常说“蛇”，就会把蛇引来。不小心让水蛇上了船，该是多么麻烦的事！试想如果还不止一条，甚至还是毒蛇！与爬虫有关的还有淡马锡（Tamasik），是从阿拉伯语tamasih（鳄鱼群）演变而来的。“淡马锡”三字也是漳州海员的译法，漳音tam-mã-sik。阿语名称经巽他化，又变为Tumasek/ Temasek。汶莱有Tumasek河，也同鳄鱼有关。柔佛曾发生过鳄鱼王托梦给笨珍渔民的事。过去峇株巴辖有标名ajam（阿语苇塘）之处，等于警告有鳄鱼。北马的威省有一处叫峇眼亚占（Bagan Ajam）的埔头，也因鳄鱼出没而得名。柔佛做买卖的阿拉伯人多，“柔佛”的词源就是阿语，所以淡马锡以阿语命名是一点不奇怪的。峇株巴辖的“巴辖”（Pahat）原是阿语凿刻（fahat），是泉州人所译，“辖”音hat。旧时泉人家里有给小孩取小名叫亚纳的。亚纳，泉音alab，即阿拉伯（Arab）。泉州话的肥皂，与印度斯坦语、马来语的肥皂一样，都是借用阿语sabun。早在元代，已有中东人侨居泉州，并在泉州华化。所以泉人下南洋前，久已称肥皂为“霎闻”（泉音sab-bun）了。有词典说泉州话的肥皂来自法语，也有词典说马来语的肥皂来自葡语。这只能说尽信词典，不如无词典了。 ●（二）称谓爪哇语称纯华人为encik，混血华裔为baba。马来语的encik没有爪哇语这种用法。有趣的是，encik的发音近似漳泉话的“恩叔”。听说吕宋那边也称华侨为incik。起初，encik和baba都是一种称呼，不是某一社群的他称。看过《一千〇一夜》故事或印度斯坦影剧的人，想必记得“×Baba”或“Baba×”之类的男性名字，以及“×Bibi”或“Bibi×”之类的女性名字。Baba和bibi是源自中东的一种称谓，好比华人所谓“某爷”和“某夫人”。爪哇人把“妚妚”（bibi）尾音入声化，多施于辈分高的女性，而以“峇峇”（baba）尾音的轻重来区别少爷（包括男童）和老爷。称呼老爷时，尾音重，这也是南洋漳泉话“峇峇”声调有如“把把”（勿变调）的来由。泉州话的“娘嬭”（niũniã，漳州音 niɔ̃niã）经巽他化，变为nyonya，用来称呼华裔妇女，起源于爪哇和马六甲。其他籍贯的华人又将巽他语的nyonya迻译为“娘惹”（梅县客音ñiong-ñia）。峇峇家的妇人是娘惹，假如她有葡荷混血，容貌有几分像白人，也不失为娘惹。娘惹们将一些漳泉词语传授给了马来主妇，例如多事、无事忙的人叫 kepoh（“家婆”）。未出阁的姑娘（华人或白人）称“娜娜（nuónà）”，亦即 nona，这一称谓略有葡语的影子。时下小姑娘爱拍“娘惹照”，然而已婚方称“娘惹”，倒不如称“娜娜照”，听起来才不觉唐突。英殖民时期在南洋“做生理”（做生意）的漳泉男性，英国人呼之towkay，那是漳泉话的“头家”，即家主或老爷。华人头家是工人们的雇主，所以“头家”便有了“老板”的意思，马来文写成tauke。如今，英文的towkay已经过气，大马民间代之以 boss。“老板”或“boss”所以在民间变成广泛使用的一种称呼，是因为其漳泉话“头家”的底色尚未褪去的缘故。如果说漳泉话早已溶化在南洋文化之水中，这也是毫不为过的。今天，称呼华人的比较正式的说法，无论在印尼语或马来语，都是 Tionghoa，也正是“中华”二字的漳泉音。《明史》关于爪哇、柔佛等地的史文中出现的“华人”一词，都指中国人。早在明代，南洋的华人就以漳泉人居多，粤人次之了。（明日续完）

11月前

名英祠开放日打造民初时期场景　“穿越”到先贤下南洋

每年7月7日举办的名英祠开放日，迈入第18个年头特别以沉浸式剧场的方式呈献。昨晚设在名英祠前大街上的剧场，含有4大场景即码头、名英祠、市集与村落。现场备有民初时代服装让有意体验的民众更换，一入场即被演员领着“乘船”到槟榔屿

11月前

用眼睛去旅游 | 慢步三宝井老街品人间烟火听南洋故事

位于旅游核心区边缘的三宝井，是一条保留完整华人传统生活脉络的旧社区，没有喧嚣的商业气息，却默默以古老南洋风情的骑楼建筑、仍在运作的传统行业，以及丰富多元的社区组织，构筑出一道彷佛凝固于时光中的文化风景。

12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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