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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书

《给阿嬷的情书》印证了我那不轻弹的男儿泪,可以在特定的情形下不由自主地夺眶而出,甚至崩堤似地沿脸颊流向嘴角。谢南枝给坐牢的郑木生读家书,得知家乡的孩子在爱人叶淑柔的照料下长大,木生潸然泪下,我也跟着眼角溢出两颗晶莹的泪珠。 后来叶淑柔飞到泰国会谢南枝,两个老人见面,得了失智症的南枝一时认不出淑柔,过了良久,才恢复记忆问:你就是淑柔?我就是;我寄给你的猪肉,有收到?有;好吃吗?很好吃;我再寄给你……那一段,我的眼泪更是夺眶而出,窸窸窣窣的抽搐声清晰可闻。 两人的对话令我忆起小时候,看妈妈买肥猪肉来提炼猪油,一个大火水桶装得满满的,猪油凝结之前塞几块瘦肉进去 ,然后连同一封信和一些钱托侨批员(俗称水客)带去给两个留在乡下的女儿。 那是个风起云涌的时代。毛泽东于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宣布新中国成立还没几年,还在摸索未来的发展道路,我恰逢其时,于1947年诞生在广东省大埔县辖下,西河乡下黄砂村一个客家人的家庭。因拥有祖先留下的几亩地和一间祖屋,我家被归纳为地主,无可避免地受到土地改革运动波及。 来清算我家的贫雇农要祖父母交出所有的金银珠宝,两老交不出,因为他们只不过储蓄了些海外子女寄回来的钱财,哪有什么金银珠宝呢?结果两老双手拇指被绑着高吊,挨打逼供。当始终逼不出什么头绪来时,贫雇农竟然使出阴招,逼我妈这个唯一留在身边的媳妇鞭打家婆,要她讲出珠宝的匿藏地来。 当这阴招也没产生预期效果,贫雇农开始打小孩子的主意,把我和两个姐姐关在一间房子里,要我们讲出大人匿藏珠宝的地方才放我们出来。妹妹太小而逃过一劫。我们当然一无所知。姐姐替我求情,说我年纪小不该受这样的折磨,也不受理。后来我为了逃离那个牢房,不管三七二十一,信口雌黄讲了个“藏宝地方”,骗了出去。那班求财若渴的家伙当然白忙一顿而一无所获,幸亏他们没把我揍扁。 经过这番折腾,原本身体健朗的祖父一病不起,百药无效,不久便在1953年9月与世长辞,享年积闰六十有九。祖母是活了下来,却也从此恨死了我妈,逢人便投诉我妈是个最不孝的媳妇,竟然鞭打她。 大姐二姐恨了妈妈好多年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妈妈带了我和小我3岁的妹妹美勉过番,从中国远渡重洋到南洋的马来亚,和常年在海外经商的爸爸团聚。我们母子3人在1955年4月4日(农历三月十二日)那天告别故乡前往茶阳,从那儿坐小轮船沿韩江到潮州,改乘公共汽车到汕头,过了一夜后再登上“海皇号”大火船离开中国。 在海上航行了8、9天后,我们抵达新加坡岸外小岛沙拉山,在那儿接受7天的隔离观察后,才在新加坡本岛码头登陆。当时的英殖民地政府肯定担心贫穷的中国人把疾病带来新加坡这海峡殖民地。还记得在火船上发生的一件趣事:生活在乡下的我头一次看人搓麻将,站在旁边看呀看的竟然入了神,浑然忘记时间的流逝,害妈妈走遍整艘船找我,遍寻不着,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还以为我掉进大海里去了呢! 来接应我们母子3人的,是移居新加坡的外祖父和他的一个朋友。朋友驾了汽车带我们去金马仑高原玩,才把我们送去霹雳州安顺给爸爸。下山时妹妹因发烧,占了那个我坐惯了的位子,我不依而一路哭到山脚;大人们都说,从没见过那么耐哭的孩子!我为当年那个8岁的孩子居然那么不懂事而汗颜。更加不懂事的表征是,我竟然未对两个姐姐没跟随妈妈一起南来产生任何疑问或感到悲伤。大姐美娟大我4岁,二姐美杏大我2岁,都还在小学念书。我们离开的时候,她们哭得死去活来,哭诉妈妈不要抛弃她们!多年后重逢,她们吐露心声:当年确是认为妈妈不爱她们,居然把她们遗弃在家乡,并因此怀恨了好一段日子呢! 这样的局面到底是如何造成的呢?我曾经追问爸爸。他当时给我的解释并不很完整,如今也无从追究了。笼统而言,或是与爸爸处事不够严谨有关吧!他向当局申请在中国乡下的妻子和孩子来马团聚的时候,没预先做好充分的准备,仓促间把自己来马经商的年份搞错了,以致按照逻辑,他在中国只有我和妹妹这两个孩子。后来爸爸尝试亡羊补牢,请他大哥出面,想把我两个姐姐当作大伯自己的孩子,申请她们南来,可惜大伯毕竟是个老实人,不会编造故事,在移民局的面试过程露出马脚,功败垂成,两个姐姐注定留守乡下。 家乡还有祖母、大伯父的长子美海夫妇,及三伯父的长子美健,我两个姐姐便由美海夫妇照顾。因“地主”后裔身分,大姐美娟读到高中毕业,而二姐美杏只读到初中,不准上高中。 我在1961年升上中学时,二姐读初中三,大姐则读高中二,不久两人都得面对就业问题。1958年,中国政府开始推行“人民公社”制度,从免费吃大锅饭过渡到按工分来分配粮食,两人甫就业便频频向父母投诉吃不饱及缺乏油气,因此才有整火水桶猪油送去乡下的一幕。 接着又遇到1967年至1977年、红卫兵当道的“文化大革命”。娟姐早在1966年10月15日和刘集善结婚,两人却因户籍问题而长期分居两地,一个在广东乡下,另一个则在大都会上海,一直到1985年娟姐才获准搬去上海,阖家团圆。 二姐美杏则在1970年5月,和广东省大麻中学的英文老师田诒适结婚。 土改及人民公社是中国共产党把“共产”理念形象化、具体化的巨大枷锁,紧紧套在所有中国人的颈项上逾四分之一个世纪,使这世界人口第一大国的人民在贫困泥沼中打滚,无以自拔。间中还得承受从1967年到1977年的10年文化大革命浩劫,直到1978年邓小平登上权力巅峰,提出“无论黑猫白猫,会捉老鼠的就是好猫”的改革开放经济政策,全力建设中国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为接下来四十余年中国的爆发式腾飞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托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经济政策,住在上海的娟姐阖家以及大埔乡下的杏姐阖家生活越过越好,海外的我们,也从爸爸生意失败的阴霾走了出来。 马来西亚虽然早在1974年5月31日已和中国建立邦交,政府却一直不允许中国人民入境作社交访问,新加坡却接受中国人民到访。于是我们托新加坡的姑姑代为申请姐姐来新加坡,一来她们得以借机出国观光,二来可以和她们素未谋面的弟妹们相见。 1987年12月13日至次年1月3日的3个星期,是我们陈家大团聚的日子。那是我和勉妹离乡32年后第一次和两个姐姐重逢,真是千言万语,一时不知从何说起。然而,因工作关系,我们只能在新加坡逗留一个星期。短暂的相处,留下一段美好的回忆。
1星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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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中国上映后深获好评,是一部讲述把阿公下南洋、阿嬷守老家的半生,把南洋番客及番客婶动容乡音、人生起落装进120分钟里。看完你会懂,为什么上一代人说“家书抵万金”,为什么90后看不懂。 那个年代,船票一买,几乎就是生离死别。南洋赚钱,寄钱回去养家,是唯一的念头。而阿嬷守着家,每天盼着海上那条船什么时候能靠岸,船上有没有阿公的信。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吉隆坡茨厂街百年邮政总局一有邮轮靠岸,就升起红色旗帜通知侨民,邮件送到后,旗就会降下。听老一辈的人说,一看到红旗降下,阿公们就会丢下手里的锄头、麻包袋,跑到邮局门口排队,队伍从门口排到马路边,只为等一句:“有你的信!”吉隆坡茨厂街百年邮局的旗语,是那一代人的心跳。 信封上的邮戳是家乡的味道,信纸上的墨字是阿嬷的手温,虽然多为代书代笔,信里常常只有几行字,“家里都好,不用挂念”,可这几个字能让阿公在南洋熬过一整个雨季。 今天的90后,甚至00后,很难懂这种等。他们从小拿着手机,想家人了就拨视频通话。对他们来说,距离被压扁了,世界变得无远弗届,思念变得廉价。但廉价的东西,往往不被珍惜。因为随时能联系,所以很少主动联系。因为知道家人在家里,所以很少问今天开心吗…… 《给阿嬷的情书》里,阿公已经去世多年,阿嬷收到的一直是别人代寄的家书,信寄到的时候,包括那封因为天灾造成误会的最后一封家书。得知真相时,阿嬷的那种痛,即便是70后的我,也很难共情,何况是他们。因为我们从没经历过“一封信决定你和至亲是否能再见”的时代。 阿公阿嬷的时代,思念是挂在旗杆上的旗,是漂在海上的船,是数个月的等待。世界无远弗届了,可亲情却越来越薄。因为我们把“容易”当成了“不着急”。 我们不是在否定科技的进步,而是要守着那份关怀。科技发展的意义在于提升人类福祉,而“关怀”则是我们在技术狂飙中守住人性的锚点。工具与算法应该服务于人,而非异化人;在追求效率的同时,保留不可替代的温度、同理心与社会连接,才是技术进步最圆满的归宿。 下次打电话回家,别再只问“吃饭了没”。
1月前
近日娱乐界最热门的话题,莫过于中国5月开映的一部电影——以海外侨批为主题、全片采用潮汕语对白的《给阿嬷的情书》了。本地虽然尚未正式上映,但各类媒体早已议论纷纷、沸沸扬扬、口碑相传。在大肆报道中,本身也先后看了一些有关的评论文章和视频,特别是日前看到电视台主持人吴小莉、鲁豫以及时事评论员雷倩在谈论影片介绍时的感受,毫不掩饰内心的触动,那是一种心灵深处的痛与爱——镜头前的她们,说着说着,眼眶泛红、声音哽咽,足见剧情非同一般地感人。 为了进一步了解这部电影拍摄的初衷与过程,吴小莉和鲁豫俩特地邀请了曾是凤凰卫视同事的本片导演——蓝鸿春,以及戏中素人演员现身说法。看着电视屏幕,一时间让我的思绪跳回遥远的20世纪50年代。关于侨批,我不仅熟悉,更是那个时代的亲历者与见证者。 在我的童年记忆里,最深刻的画面,是难以计数地,一次次陪着母亲,从小镇搭车前往二十多公里外的麻坡市区的一家名为长生兴的汇兑信局,给远在万里之外的奶奶和外婆等亲人寄信、汇款。在我们福建话里,“批”就是信的意思。那一方薄薄的侨批,承载的是沉甸甸血脉相连的亲情。 古人说:“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诗圣杜甫的千古名句,至今读来仍让人感同身受。不仅战火纷飞的年代如此,即便身处和平岁月,只要有漂泊在外的亲人,一段时间没有音讯,便会牵肠挂肚、坐立不安、胡思乱想。如今通讯何其发达,一通电话、一个视频便能跨越山海重洋,看到对方的容颜、听到对方的声音。但在几十年前,这是无法想像的奢望。因为通讯不便,侨批便成了维系亲情的纽带,承载着海外游子对故土的无尽牵挂。于是,大大小小的信局与替人代书的写信人,便应运而生了。 ● 远方的牵挂 我的父母亲都来自中国福建泉州。13岁那年,父亲随着爷爷下南洋,20岁那年,父亲奉母之命,媒妁之言,回到家乡与当时只有16岁的母亲结婚。婚后不久,父亲再次离乡背井,前来马来亚继续打拼,母亲则留在泉州侍奉奶奶和操持家务。多年以后,父亲特地回乡将母亲和6岁的大哥接来相聚,自此之后,父母亲再也不曾踏上故土,远离亲人。(我的少年小说《爷爷的故乡》,就是以父亲为原型人物而创作的,此书曾在中国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多年前也被我国语文出版局翻译成马来文) 童年时候,经常随着母亲到二三十公里外市区的汇兑信局,给中国的婆家和娘家亲人写信、汇钱(寄的是港币)。对母亲而言,那是一场情感交织的摆渡,每一次写信,都伴随着复杂的心理起伏。我清楚地记得,母亲每年都要到信局去两次,套用她生前常挂在嘴边的话说:“只是向亲人报个平安,尽点心意而已。” 纸短情长泣不成声 一到信局,相熟的执笔先生早已知道母亲来意。长大后获悉那位写信者姓王,与母亲同姓,是一位古文、古体诗根底深厚、态度和蔼可亲的中壮年。但见他默默地摊开信纸,毛笔蘸饱了浓黑的墨汁,一副准备就绪,就等客户的叙述。只见母亲一句接一句地,将长时间压抑在心底的思念与牵挂,倾泻而出。王先生听后,略一思索整理,旋即运笔如飞,将母亲交代的话,简化为文字。 “告诉××,我的身体很好,××(爸爸名字)也一样,请你们不用挂念。知道家乡今年收成不好,想来日子过得清苦,我身在外面(即海外之意)能力有限,只能寄上一点微薄小意思,报个平安……” 妈妈念着念着,声音开始哽咽。那些克制在心底的思亲之痛,就在这一刻排山倒海般袭来。报喜不报忧,却压抑不住对故土亲人的锥心思念,百感交集,最终泣不成声。 这种生离死别的言语,对执笔的王先生来说,也许早已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他十分体谅地暂时停下笔,任由母亲的泪水肆意地宣泄。耐心等候母亲情绪平复后,他才再度轻声问:“××嫂,你还有什么话要交代吗?” ● 压抑的锥心思念 千言万语,纸短情长。看着那张写满的信纸,妈妈只能黯然地摇摇头,表示不欲多言。每写一封信,就像是在心口剜开一次伤疤;几封信写了下来,她几乎肝肠寸断。年少的我,静静地坐在一旁,看着母亲脸上未干的泪痕,心里难以理解地想:大人们要操心的事怎么会那么多啊,既要烦眼前的柴米油盐,又要关心遥远亲人的生老病死。一个人到底能经得起多少次这样的伤痛折磨? 信寄出去之后,便轮到了妈妈这边“万里盼乡音”的焦灼等待。等呀等,每天都在心里默默推算着回讯。一旦接到信局的通知,母亲就忙不迭地动身前往取信,不识字的她,脸上表情随着王先生念着的回信内容起伏不定,时而微笑,时而蹙起眉头。依照惯例,每封信对方都要重复念两次,其实在我听来,每封回信内容大同小异,奇怪的是母亲却像是百听不厌似的。 ● 潮州电影的拥趸 回说这部潮州方言的《给阿嬷的情书》。虽然我祖籍福建,对潮州电影却情有独钟。早在中学时代,就看了不少潮语电影,例如《火烧临江楼》、《告亲夫》、《苏六娘》、《陈三五娘》等,当时同学们都感到费解,我自己也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其实,我更早看过一部剧情有些类似《给阿嬷的情书》的电影——《海外寻夫》。电影讲述一个潮汕男子远赴暹罗(即今泰国)谋生,妻子(由中国著名演员王丹凤饰演)独闯南洋(暹罗),寻找丈夫的悲欢离合故事。详细剧情早已随着久远岁月变得模糊,但那种漂泊海外、含泪守望的氛围,却与我童年陪伴母亲寄侨批的记忆,完美地重叠在了一起。 银幕上的故事在变,但那份跨越山海的牵挂,和属于我们那一代人的家族记忆,却永存于脑海里,不会磨灭。
1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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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要你做大使,也不要你负什么使命。例如争取美援,不要你去做。我只要你出去看看。”1949年1月8日共进晚餐时蒋介石对胡适说。“出去看看”是不说破的沟通技巧,蒋介石后来还是忍不住在私函说:“应特别注意于其不承认中共政权为第一要务。”蒋介石希望他协助驻美大使顾维钧。局势难挽,留下无用,他答应了。 1948年12月22日,傅斯年被委台湾大学校长,1949年1月13日,他托傅斯年,将其父遗稿、自己日记,以及重要私藏信件寄至台湾。1月19日,傅斯年乘军机飞台北。两天以后,傅斯年妻子去台湾,他安排妻子江冬秀同行,寄住台大校长官邸。 2月20日他写家书。三分一写牙痛,三分一说从南京到上海,弄丢行李,12天后找到,又提他将在3月9日乘船赴美。3月4日又写家书,说不热心赴美,改在4月初动身。 始终放心不下,3月22日他去台湾,住7天。小儿子思杜对共产党信心满满,不愿离开北京。大儿子祖望即将去曼谷工作。4月6日他由上海启程到美国,在船上给妻子写信,说“从来不会积钱财。现在一家四口,分散四方,都是我的罪过。害你老年逃难,我心里真难受。”船到檀香山时他加一段文字,说过去18天,即使“吃安眠药也没睡好”。 4月27日抵达纽约住从前所租寓所。他拒绝官职,没有外交护照,美国领事馆原批签证12个月,在旧金山登陆时,被缩短成6个月。美国实行护照紧缩政策,妻子连续写三封信诉苦,她想和他一起,却办不成签证。他寻思妻子若来,英文不通,如何分身照顾?另外,花费也负荷不了。1949年5月22日给赵元任信说:“我如何能叫冬秀明白此点?心境之恶劣,此亦是一个原因。” 遇事就发愁发急 5月29日写家书,说不想到大学工作。“若在从前,国家还有点面子,我们学者在外国教书并不丢人。这一年以来,就不同了。”6月12日,新任行政院长阎锡山未征得同意下,委他为外交部长,他不接受。6月24日家书说他收到电报时,也收到另一朋友电报,劝他不要即日坚辞,以免新阁下不了台。当天心脏病发,看了医生,睡半天后没事。他说遇事就发愁发急,1947年12月19、20两日“连发老病两次,也是因为政府在12月16夜提议要我改行,要我再去做大使”。这封信再提不想久居美国:“有五六个大学请我教书,我都没有接受。我的护照是10月20的期限,我也没有去办展限事。” 祖望和女友曾淑昭10月在曼谷结婚,妻子决定投靠儿子,只住2个星期,婆媳不和。1950年2月11日,祖望发电报,说“妈妈事事干预,实难相处。很想送到你处,或送到香港,或送到台湾。急待回电。” 他又气又急。同日给妻子信说已告诉祖望:“从我的三千元支票里,拨乙千元给妈妈,使她可以离开你家,暂时分住,等我接她来。”妻子说每月开支要四五百美金,他劝妻子不要租太贵房子。他带来存款总数1万8千元,自己花费不计,“留给淑昭三千元,寄台湾给你两千元,还了祖望七百五十元。这就近六千元了。我在这九个月里,没有教书,没有外出讲演,只收了几百元的讲演费。所以我此时存钱不多,只能先寄五百元给你。” 1950年1月14日,美国宣布撤退中共区域内的一切领馆人员以后,他“才敢悬断,美国在最近一年或一年半以内,大概不会承认中共政权。”1950年4月3日写信给沈君怡,说之前排斥久留念想,是“虑美政府也许承认中共的政权,那时我如何能住下去?” 1950年4月20日给妻子写信,说她赴美签证问题解决。此时普林斯顿大学请他当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两年聘约,1950年5月上任。一切安排妥当,妻子5月10日飞香港,5月30日飞旧金山,6月9日抵达纽约。 1950年10月2日,他致信赵元任说不必寄原版《四部丛刊》,寓所空间有限,也无整理人手。妻子对书架不感兴趣,不会帮忙。没有多余钱,家务事要亲力亲为。赵元任知他家庭状况,他倾诉苦楚:“小小apartment若要弄干净,必须我自己动手扫地,抹桌子,重洗玻璃杯,化冰箱的冰,洗客人留下烟头烟灰堆满的ashtray”。 “纫秋兰以为佩,仰浮云而永叹”。他集楚辞句遣怀。前一句来自〈离骚〉,后一句出自〈九辩〉。秋兰比喻美好品德,意思易解:不曾忘记把秋兰结成索佩挂身旁,却只能仰望浮云在天长声叹气。1951年3月29日,他给杨步伟信说过去两年,“一切都如噩梦”。
2年前
卢沟桥事变第二天,北大中文系主任罗常培到米粮库4号找文学院长胡适,发现心乱如麻的人不只他一位。校长蒋梦麟在南方,多位朋友想听胡适意见,胡适认为应是局部事件,不至于扩大。他原定当日下午6时赴南京开会,正等消息。不久收到旅行社来电,说津浦通车照常,他依预定时间离开北平。 1937年7月29日北平沦陷。8月8日日军入城,分驻天坛、旃坛寺和铁狮子胡同等处。8月11日清晨,“公超,树人,实秋和姚从吾就陪同胡适之太太离平赴津。在张皇失措中从吾还给胡太太丢了一只箱子”。罗常培在〈七七事变后北大的残局〉回忆慌乱处境。 胡颂平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将8月11日错置为7月11日。胡适在日记中说7月28日他在南京“发一电回家,尚能通”,29日提“早起始知北京事骤变,宋哲元全部退出,北平事交给张自忠维持,昨日南北西苑俱惨败!”8月12日他发电要妻子江冬秀“留津待电”,又说在苏州沪江中学的大儿子祖望已安全抵达南京。14日发电说她可尝试南行,他说朋友会提供资讯。8月26日胡适有完整家书,他要她安心暂住天津友人家,他会“设法随时寄钱”。 1937年9月8日胡适离开南京赴美,启程前两天写信给江冬秀说已经安排祖望到武汉大学读书,要她照顾好小儿子思杜。他寄600元,并说临走前会另寄一笔。他写道:“一切事,请你自己作主,我完全放心。我知道你是最能决断的。最要紧的是保重身体”。 胡适在1938年2月12日家书谈起归期:“我自己也不知道,恐怕我要多住几个月,也许要住一年。”1938年12月4日心脏病发,12月14日家书提入院事,只说操劳过度,医生要他休息。他说“再静养十几天,就可以全好了”。他住院77天,1939年3月14日信中才说详情。江冬秀着急,托张慰慈发电,要胡适辞职。4月11日胡适在信中说知道此病不可儿戏,他会当心:“我此时的情形,当然不能辞职”。5月8日再提此事:“我此时没有法子可以听你的话”,不过要她放心:“睡觉我现在改早多了。医生说我心脉很好”。 家书少提工作细节,但是经常报告身体状况,偶尔叙述熟悉朋友在美情形,财务困境也多次触及。1938年11月21日说他当大使50日,“没有领到一个钱的薪俸。全馆十余人,还须我借钱应用。”他说不怕吃苦。1939年9月21日他提住院77天费用,虽有折扣,但是住院费和医疗费总共付四千多元。他每月只有540元美金,一场病去了8个月俸金。行政院长孔祥熙汇3000美金辅助,国难时刻,他分文未取。陈光甫、李国钦两位朋友帮他最多:“我借了他们的钱,慢慢的还他们,不要紧。你也不必替我着急。” 不建议妻子来美 1939年9月胡祖望到美国读书,经济压力更大。1940年3月21日家书中说他没有能力送两个儿子在美国留学,同一天他写信给思杜,希望他明白父亲心情:“我此时不能叫你来美国,因为一来我没有钱,二来我要减轻身上的累赘,使我随时可以辞职。”不过1941年9月他还是硬着头皮将思杜接来美国读书。一家人只剩江冬秀在中国。 战时外交绝非寻常。1939年11月14日家书说,江冬秀不懂英语,华盛顿少中国人,无人聊天,她肯定不习惯。作为大使夫人,不能谢绝应酬,他在1941年4月10日家书再提不建议妻子来美原因。他说天天穿大礼服,吃规矩菜,说应酬话,非常难受:“你若在这里,还是跟着我受罪呢?还是关在房里不出来应酬?”他希望她谅解:“你我的生活只可做一个大学教授的家庭生活,不能做一个外交官的家庭生活。” “明星惨澹月参差,万窍含风各自悲。人散庙门灯火尽,却寻残梦独多时。”明亮星星黯淡无光,月亮若隐若现,万空中凄风来袭,诉说悲情。曲终人散,庙门深锁,灯火熄灭,留人孤独追寻破碎梦境,度过漫漫长夜。这是王安石的〈腊享〉。1943年1月3日日记中胡适抄下最后两句。他说过去20天,先是他生日,接着是圣诞节和新年,许多朋友拜访他,两个儿子也来了。然后大家离开。想起荆公诗,倍觉孤单。 江冬秀在1937年11月搬到上海,胡适按时寄钱,又嘱朋友照顾。1939年11月16日家书说知道她收两个干女儿,替她高兴。1946年6月5日胡适乘船离开美国,7月5日上午9时抵达上海海关码头,9点半到百老汇大厦,受市政府招待。他在日记中写道:“11点,始见冬秀,9年不见她了。”
2年前
我的爷爷年轻时从中国漂洋过海,落户在大城市里的小乡村。爷爷是博学多才的书生,家里3个孙子的名字都是他取的。他离世之前,一直在茨厂街替别人写家书。犹记得爷爷的档口极简陋,当年是用货运木箱改造为桌椅,他就在五脚基开档做生意。尽管爷爷要在艳阳天下干活,但他从不抱怨,甘之如饴。仿佛文字是他热爱的工作,一生挚爱。 爷爷是个乐观的老人家,他说顺应着所发生的事情来处理当下是最好的。通常刮风下雨,他就趁机提早收档。然后呼朋唤友到茶楼“叹茶”,偶尔还会买些玩具带回家给哥与我。潜移默化之下,我也学到爷爷随遇而安的生活态度。 上个世纪家族先辈过番下南洋,有些去了关丹,一些去了马六甲,少数选择在首都谋生。爷爷与兄弟们都不负众望,在各自落户的地方安家立业,也经常寄钱回乡,经济上多少给予些帮助。长辈们说,爷爷当年是一位睿智又慈祥的长者,谈吐直率,为人憨厚,只喜欢与文字打交道。叔公们则是经商的人才,三叔公开杂货店,四叔公经营金钻行。爷爷营营一生,仿佛就如他的名字一样,永熙。“熙”字包含着振兴、幸福、和乐的意思。我相信上一代的过番客,都有各自精彩的人生。 爷爷温文尔雅,文质彬彬,很有书卷气质。在家时,他时常念《三字经》给我听。在他的熏陶之下,我渐渐地喜欢上方块字了。爷爷是哥与我的中文启蒙老师。我很钦佩这位不谙马来话的老者,居然敢单人匹马闯荡江湖,祖辈们真的是勇气可嘉。 把思乡情化作一字一语 在我模糊的记忆里,爷爷每天早上都是乘坐三轮车上下班的。他没有驾驶执照,也不敢乘坐老爸的摩托车。他每天都步行到村子的路口,等待约好的三轮车车夫。车夫负责把爷爷送到茨厂街的档口,傍晚依约到点就把爷爷载回家。他办公的小桌上放着钢笔与信纸等书写工具,他腰杆笔挺,端端正正地坐在木凳上,耐心等候着顾客的光临。爷爷的顾客群以“妈姐”居多。爷爷下笔干脆,是文字工整的职业先生。那就犹如他的穿着打扮,爷爷每天都涂上发膏,好让头发都整整齐齐,不会散乱。穿的则是白色唐山背心,外加一件短衬衫再配上黑色长裤,拎上一个黑色公文包才出门。 爷爷的工作就是依照顾客的口述,按顾客的意思写成书信。不过,大部分妇女都不能准确叙事,她们只会唠叨出想要传达的意思,组织文字全凭爷爷“琢磨”及加以润色。写完后,爷爷还会照信念一遍给顾客听,看看哪里需要修改,或是客人听出遗漏的内容,可以要求逐一添上,有求必应。事毕,顾客就会掏钱给爷爷。在曾经的书信时代,家书是多么令人翘首以盼的物件。爷爷把客户的满腔思乡情化作一字一语,双方虽遥不相见,却能透过信纸互诉真情。物轻情意重,就是这意思吧! 虽然,爷爷的收益不过蝇头小利,他却有满满的成就感。他说:“家书留下的是永恒的温情。”时光如流水,光阴一去不复返。爷爷离世后,他的档口也遭偷窃了。此时此刻,旧时的通讯工具——书信也渐渐走进了历史。 【星云】长期稿约/我们这一行 电邮:[email protected] 来稿请注明:我们这一行 •文长勿超过1000字,可附上相关照片。 •请于稿末注明中英文姓名、身分证号、联络地址、银行户头、电邮等作者资料,否则恕不录用。 •文章经录用,除了在平面媒体刊载,本报也拥有作品上网、录影、录音、改编等其他使用权。
4年前
5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