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奶弥留前夕，我远从新山驱车到了吉隆坡中央医院。一路上，丈夫和孩子大多数保持沉默，担心说错话会被我吼回去。
踏入病房后，巡视了好一会儿都看不到熟悉的身影。“梅仔”，熟悉的唤声传来，我愕然发现就在自己跟前那干瘪瘦小的老人家，和我记忆中丰腴、充满富态的人影截然不同的，竟然是心心念念的奶奶。眼前的奶奶正中气十足地对医生说：“开刀了就能回家！”医生也被奶奶的乐观逗乐了，伸手拍了拍奶奶的肩膀，边安慰她说，先乖乖吃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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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奶见我呆呆地站在一旁，马上拍拍床褥，叫我坐在她旁边，边叨叨絮絮地怪我久没返家，或是要我帮她搔搔头皮。我赶紧躲在奶奶的身后，伸手在她稀疏的头皮上搔痒，泪珠终究没能忍住掉到了我的手背上。
到了傍晚，我忙着弯腰为奶奶调整病床高度时，远嫁至槟城的堂妹到了；接下来，在新加坡工作的表弟妹们也陆陆续续到了。小小的病房，一下子被填满了。原本还为久未相见的孙子、孙女们的出现而惊喜的奶奶，渐渐变得沉默。睁着清澈的眼眸，她缓慢的环视着我们每一个，脸色从狐疑，变成了了然，最后是释怀。
我静静地看着安静下来的奶奶，不敢和她对上眼，胃部却莫名地翻腾起来。这眼神，对我来说，实在是太熟悉了。许多年前，姨妈紧急入院后，我带着年幼儿子，挺着大肚子，和一众表姐妹挤在窄小的病房内时，她同样沉默地环视着我们。和奶奶的豁达不一样的是，姨妈的目光里透露着一丝丝的盼望，但更多的是失望。
姨妈和我一样，出生于森州小镇。后来，在新加坡工作的她，邂逅了在码头当水手的姨丈，从此后半辈子都在新加坡度过。
我们一家和姨妈渊源极深。
当年，我妈一连生了3个赔钱货，偏偏我爸又在这关头患上了重病。亥时出生的三妹，成了奶奶口中的害人精，把她送走是唯一的选择。我妈无法可施，只好找上了婚后多年膝下犹虚的姨妈。就这样，降临人世不足一个星期的三妹，被姨妈抱到了新加坡。
稍长后的三妹倒是年年都会在新年期间随着姨妈回来探亲，身上总是穿着让我和二妹艳羡不已的漂亮洋装，头上戴着花俏的花帽，肩膀上还斜斜披着一个小巧的皮包。
姨妈从不让三妹到我家过夜，然而有一个游戏却年年在我家上演：姨妈躲在厨房门后，让三妹玩“找妈妈”的游戏，当三妹成功找到姨妈后，姨妈总是见牙不见眼地呵呵笑着。而我妈，手足无措站在姨妈身边，搓弄着双手。
姨妈最后的遗憾
“梅仔，再帮我搔搔头皮，很痒啊！”奶奶撒娇似的唤我继续为她搔头皮，中断了我的思绪。由于妈妈对于奶奶把三妹和我们一家拆散，加上我们一家半夜被奶奶赶出家门，即使我情知奶奶对我非常疼爱，但两人之间始终隔着一道透明的墙。
长大后的三妹异常叛逆，纵使当理发师的姨妈对她的物质要求从未拒绝过。一次，我忍不住以姐姐的身分对她加以训斥，她大怒反驳我：“你试试只有6岁，你的妈妈却一再威胁你收拾所有行装滚回亲生父母身边去！”听罢，我久久无法说话。
姨妈弥留前夕，是由我在慈济当义工的表姐把她远从新加坡，以孤独老人的名义申请到马六甲的中央医院去接受治疗。是的，即使姨妈远嫁新加坡几十年，姨丈并没有为她申请到公民身分。那长年不见人影的三妹，在当了PR之后，也没为姨妈的身分正名，任由年纪老迈、浑身病痛的姨妈每隔几个月，就到领事馆去盖印、签名。
三妹在姨妈病逝两天后，终于在灵堂现身。跪在棺木前哀哀痛哭的她，耸动着肩膀，任由二姨、表姐们怒斥：“人已经不在了，还哭什么。”而我妈，什么也没说，只是不停地叹气。
褐色的棺木前，姨妈清澈的眼神沉默地注视着吵吵嚷嚷的众人，似乎洞悉了些什么。
当年初到新学校报到的我，不敢违抗校方安排我们在学校假期间回校教补习。所以，即使万般不舍，我还是匆匆离开了医院。踏出病房之际，我频频回顾，奶奶却再三在我回头时对我轻轻挥动着手，叫我：“快走、快走，天色晚了就危险了。”
奶奶在我离开医院的第三天，同意了医生不开刀，回家静养的提议。据我小叔说，从吉隆坡回到马口的路上，奶奶都在强撑着一口气。当车子抵达家门那一刻，她原本紧握的双手，突然张开，再缓缓呼出了一口气，就这样含笑而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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