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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奶

奶奶弥留前夕,我远从新山驱车到了吉隆坡中央医院。一路上,丈夫和孩子大多数保持沉默,担心说错话会被我吼回去。 踏入病房后,巡视了好一会儿都看不到熟悉的身影。“梅仔”,熟悉的唤声传来,我愕然发现就在自己跟前那干瘪瘦小的老人家,和我记忆中丰腴、充满富态的人影截然不同的,竟然是心心念念的奶奶。眼前的奶奶正中气十足地对医生说:“开刀了就能回家!”医生也被奶奶的乐观逗乐了,伸手拍了拍奶奶的肩膀,边安慰她说,先乖乖吃药。 奶奶见我呆呆地站在一旁,马上拍拍床褥,叫我坐在她旁边,边叨叨絮絮地怪我久没返家,或是要我帮她搔搔头皮。我赶紧躲在奶奶的身后,伸手在她稀疏的头皮上搔痒,泪珠终究没能忍住掉到了我的手背上。 到了傍晚,我忙着弯腰为奶奶调整病床高度时,远嫁至槟城的堂妹到了;接下来,在新加坡工作的表弟妹们也陆陆续续到了。小小的病房,一下子被填满了。原本还为久未相见的孙子、孙女们的出现而惊喜的奶奶,渐渐变得沉默。睁着清澈的眼眸,她缓慢的环视着我们每一个,脸色从狐疑,变成了了然,最后是释怀。 我静静地看着安静下来的奶奶,不敢和她对上眼,胃部却莫名地翻腾起来。这眼神,对我来说,实在是太熟悉了。许多年前,姨妈紧急入院后,我带着年幼儿子,挺着大肚子,和一众表姐妹挤在窄小的病房内时,她同样沉默地环视着我们。和奶奶的豁达不一样的是,姨妈的目光里透露着一丝丝的盼望,但更多的是失望。 姨妈和我一样,出生于森州小镇。后来,在新加坡工作的她,邂逅了在码头当水手的姨丈,从此后半辈子都在新加坡度过。 我们一家和姨妈渊源极深。 当年,我妈一连生了3个赔钱货,偏偏我爸又在这关头患上了重病。亥时出生的三妹,成了奶奶口中的害人精,把她送走是唯一的选择。我妈无法可施,只好找上了婚后多年膝下犹虚的姨妈。就这样,降临人世不足一个星期的三妹,被姨妈抱到了新加坡。 稍长后的三妹倒是年年都会在新年期间随着姨妈回来探亲,身上总是穿着让我和二妹艳羡不已的漂亮洋装,头上戴着花俏的花帽,肩膀上还斜斜披着一个小巧的皮包。 姨妈从不让三妹到我家过夜,然而有一个游戏却年年在我家上演:姨妈躲在厨房门后,让三妹玩“找妈妈”的游戏,当三妹成功找到姨妈后,姨妈总是见牙不见眼地呵呵笑着。而我妈,手足无措站在姨妈身边,搓弄着双手。 姨妈最后的遗憾 “梅仔,再帮我搔搔头皮,很痒啊!”奶奶撒娇似的唤我继续为她搔头皮,中断了我的思绪。由于妈妈对于奶奶把三妹和我们一家拆散,加上我们一家半夜被奶奶赶出家门,即使我情知奶奶对我非常疼爱,但两人之间始终隔着一道透明的墙。 长大后的三妹异常叛逆,纵使当理发师的姨妈对她的物质要求从未拒绝过。一次,我忍不住以姐姐的身分对她加以训斥,她大怒反驳我:“你试试只有6岁,你的妈妈却一再威胁你收拾所有行装滚回亲生父母身边去!”听罢,我久久无法说话。 姨妈弥留前夕,是由我在慈济当义工的表姐把她远从新加坡,以孤独老人的名义申请到马六甲的中央医院去接受治疗。是的,即使姨妈远嫁新加坡几十年,姨丈并没有为她申请到公民身分。那长年不见人影的三妹,在当了PR之后,也没为姨妈的身分正名,任由年纪老迈、浑身病痛的姨妈每隔几个月,就到领事馆去盖印、签名。 三妹在姨妈病逝两天后,终于在灵堂现身。跪在棺木前哀哀痛哭的她,耸动着肩膀,任由二姨、表姐们怒斥:“人已经不在了,还哭什么。”而我妈,什么也没说,只是不停地叹气。 褐色的棺木前,姨妈清澈的眼神沉默地注视着吵吵嚷嚷的众人,似乎洞悉了些什么。 当年初到新学校报到的我,不敢违抗校方安排我们在学校假期间回校教补习。所以,即使万般不舍,我还是匆匆离开了医院。踏出病房之际,我频频回顾,奶奶却再三在我回头时对我轻轻挥动着手,叫我:“快走、快走,天色晚了就危险了。” 奶奶在我离开医院的第三天,同意了医生不开刀,回家静养的提议。据我小叔说,从吉隆坡回到马口的路上,奶奶都在强撑着一口气。当车子抵达家门那一刻,她原本紧握的双手,突然张开,再缓缓呼出了一口气,就这样含笑而逝。
2星期前
今年年头,我第一次踏入马来西亚华人博物馆。 走进第一个展区时,映入眼帘的是“侨批”两个字。初见这个词,我感到十分陌生。单从字面理解,还以为是什么发给华侨的官方批文。 站在展板前细细阅读后,我才发现自己完全误解了它的意思。原来,侨批并不是什么公文,而是一封封漂洋过海的家书。信里写着思念,也夹带着辛苦积攒的血汗钱,从南洋寄回故乡,维系着亲人与亲人之间的联系。 那一刻,我第一次真正理解,侨批不仅仅是信件,更是一代华侨奋斗、思乡与责任的见证。 直到最近看完电影《给阿嬤的情书》,那些尘封已久的记忆,又慢慢浮现出来。 我的奶奶也是随着夫家下南洋的一代人。小时候,我最喜欢坐在奶奶的大腿上,听她讲过去的故事。她总说,当年生活虽然艰苦,但人情味很浓。那些因为各种原因暂时失去家人照顾的孩子,都会被接到家里一起吃饭、一起生活。奶奶常说,大家都是苦过来的,能帮就帮。 在我的童年记忆里,每逢佳节,总会有一些来自远方的“伯伯”、“叔叔”、“姑姑”回来探望奶奶。他们带着礼物和红包,一群人围坐聊天,从早说到晚,总有说不完的话。而每次分别的时候,大家总会红着眼眶,依依不舍。 那时候年纪小,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们之间会有这么深的感情。奶奶也常向我们提起故乡。她说,当年大家辛苦工作,就是为了把钱寄回家乡;她也总惦记着远在唐山的亲人。她曾郑重地交代我一件事。“如果有一天奶奶走了,记得帮我打一通电话回唐山,告诉我弟弟一声。” 跨越山海的情义 后来,奶奶真的离开了。凭着记忆,我翻找奶奶当年带着下南洋的旧箱子。箱子里,静静躺着一封保存多年的信件。信上写着地址和电话号码。我鼓起勇气拨通了那通电话。电话接通后,我找到了舅公,也把奶奶离世的消息告诉了他。 电话那头沉默了许久。随后,我听见舅公哽咽着,用客家话轻轻说了一句:“阿姊,一路好走。”接着,便传来了压抑不住的哭声。 如今,奶奶已经离开20年了。但我依然记得电话那头的声音。那时候的我,并不明白那份悲伤从何而来。直到今天,看完《给阿嬤的情书》,也重新认识了侨批的历史,我才终于明白。原来,那是一份跨越山海、跨越岁月的情义。 侨批维系的,从来不只是亲人的联系,更是一代人对另一代人的牵挂;那些漂洋过海的思念与守候,也不只是历史课本里的故事,而是真真实实存在于我们的家庭之中。 这部电影让我想起,我的家人从哪里来;也让我重新想起那些属于上一代人的故事。原来,人与人之间最珍贵的,并不是距离有多近,而是经过许多年以后,依然记得彼此,依然惦念彼此。 电影值得推荐给年轻一代,博物馆也值得走一趟。因为在那里,我们看见的不只是历史,也是自己的来处。
4星期前
2月前
  (金宝28日讯)克兰芝州议员古海燕表示,照顾社区弱势群体尤其是独居长者,不只是政府或服务中心的责任,更需要整个社会共同发挥守望相助的精神,让社区充满温暖与希望。   她今日发文分享一起服务案例时指出,5月23日下午金宝一场暴风雨,导致一名91岁独居老奶奶的住家遭树枝砸中屋顶,屋顶破洞严重漏水。   “金宝国州议员服务团队在接获消息后,第一时间赶往老人家住处了解情况。由于老奶奶唯一的儿子长期在外地工作,加上家境不宽裕,我立即安排承包商协助维修屋顶,希望尽快解决漏水问题,让老人家能够安心居住。”   古海燕指出,老奶奶在星期六晚上处理漏水问题时不慎滑倒,导致手臂擦伤。随后,金宝火箭县议员黎秀玉载送老人家前往政府医院诊所接受治疗及清洗伤口。   她表示,在完成治疗后,黎秀玉也继续陪同老奶奶前往土地局处理相关文件,并载送她到金宝福利局申请福利援助。   “接下来,我们也会协助老奶奶申请‘霹雳和谐卡’,希望能为她提供更多日常生活援助,减轻生活负担。”       古海燕透露,在处理好相关事务后,服务团队也第一时间联络远在外地工作的儿子,向他汇报母亲的情况,让他能够安心工作。   她强调,这只是金宝国州议员服务团队长期服务社区的其中一个案例。   “一直以来,我们的助理与服务团队都持续关心社区里的年长者,尤其是独居老人。很多时候,不仅协助处理突发问题,也会主动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与需求。”   她特别感谢社区内许多热心人士长期默默照顾左邻右舍的独居长者,包括帮忙购买食物及给予日常关怀。   古海燕呼吁更多年轻人及热心人士加入服务团队,一起关心和照顾社会上的弱势群体。      
2月前
想起奶奶给我的任务,清理家里那个成为鸟巢的灯笼。鸟巢空了很久,干草缠在铁丝上,因为有鸟巢,就算开了电,灯笼也不会亮起。 我记不清灯笼是什么时候挂上去的,一年又一年,被风吹旧,又被灰尘一点点盖住。有想过买个新的给挂上,那样一来,事情就变得太简单了。新的灯笼红得统一,布料干净,拆开包装就能挂上去。但是,奶奶不一定这么想。她会觉得,东西只要还能用就不急着换。我也明白,每天在清晨开门时,那个灯笼曾无数次替还没亮透的天成为她的微光。 灯笼的红布料上或许残留着鸟粪和羽毛,也正是这种脏乱,让它比新买的灯笼更有温度,像一个被时间触碰过的物件。 在灯笼中安了家 灯笼挂得不算高,我搬来一张旧椅子爬了上去。椅脚在地面摩擦,发出轻微的声响。站上去之前,我抬头看了一眼那个灯笼。白天看,它只是旧。可在我准备动它的时候,忽然多了一些分量。铁钩生了锈,手指一碰,锈屑便沾在皮肤上。我用力往上托了一下,灯笼轻轻晃动,发出几乎听不见的声响,让我想起风大的夜晚,灯笼在门口轻轻撞墙的声音。 灯笼取下来,放在地上。红布料早已不再紧绷,边缘有些地方塌了下来。鸟巢就在里面,几乎占满了整个空间。干草、细枝、羽毛交错着,被鸟喙一根根叼进来。干草比我想像的要脆,轻轻一拉就断了。羽毛却出奇地轻,落在掌心时,几乎没有重量。我忽然意识到,这些东西曾经被认真对待过。被选中,搬运,排列成一个家的形状。只是那个家,已经不需要了。 有些东西并不是因为完好才被留下来,而是因为一直被用着,才没有被丢掉。就像这盏灯笼,不必很新,也不必很亮,只要还愿意亮着,就够了。 我把灯笼重新挂好,接上电线,站在椅子上停了一会儿。灯笼蓄着光,照亮院子,像从前一样。
3月前
4月前
5月前
儿时的除夕夜,家里总是挤满了人。 铁门开开关关,鞋子一双叠着一双,客厅里坐着许久未见的表堂兄弟姐妹,空气里混合着饭菜的香气与糖果的甜味。只要奶奶在,家就像被一股无形的力量凝聚起来,大家自然地围坐在同一张桌子旁,说笑声此起彼落。 大人们聊的话题总是相似——股票涨跌、工作的得失、谁家孩子又考得不错。那些话语在我耳边流过,却很少留下痕迹。我更在意的是红包被塞进手心时的触感,纸张微微摩擦的声音,以及数也数不清的祝福。 饭后,我总会和堂表姐妹躲进房间,玩芭比娃娃、打电脑游戏。姐姐们的手很灵巧,三两下就能把娃娃的头发绑得整整齐齐,辫子细致又牢靠。我在一旁笨拙地模仿,总是怎么绑都不对,却仍然被笑着说“这样也很好看”。那时候的快乐很简单,只要有人陪伴,时间就会自动放慢脚步。 小时候的过年,总是起得特别早。天还没亮,就被大人们走动的声音叫醒。刷牙、洗脸、洗澡,一连串动作在催促中完成,穿上新衣服后,便匆匆出门,前往外婆家拜年。 外婆是家族中辈分最高的长辈,每到过年,亲戚总会不约而同地聚集到她那间不大的老房子。屋子虽小,却总是挤得满满当当。客厅里坐着许多我怎么也记不清的长辈,他们一个个看着我,轮流问起相同的问题。 “还记得我是谁吗?” “你小时候,我还抱过你呢。” 我努力在记忆中搜寻答案,却只找到模糊的片段。那些对他们而言再自然不过的往事,对我来说却像隔了一层雾。最后,我总会找个借口离开客厅,放弃最爱的电视,一个人到外头走走。 外头的空气微凉,反而让人感到自在。偶尔在巷口遇到邻居,他们会笑着递来一个红包,轻声说一句“新年快乐”。那样短暂的相遇,却让我觉得过年并不只是屋内的热闹,也藏在不经意的善意之中。 后来,我慢慢长大了。 再后来,长辈一个个离开。先是奶奶,接着是外婆,还有那些曾经坐满客厅、问我是否记得他们的人。家里的除夕夜逐渐安静下来,饭桌旁多出了几个空位,却再也没有人坐回去。 过年,似乎只剩下一个被标记在行事历上的日期。 热闹的人先走了 红包变少了,堂表兄弟姐妹也各自忙于生活。电视依旧开着,却只是作为背景声存在。大人们的交谈不再热络,笑声也显得克制,仿佛一不小心,就会碰触到那些缺席的人。 直到这时,我才慢慢明白,所谓的年味,从来不只是年菜、鞭炮或节庆仪式,而是那些曾经围坐在一起的人。当他们陆续离开,年也悄悄变了模样。 有时在除夕夜,我会突然想起童年的画面:奶奶在饭桌旁招呼大家多吃一点,外婆家拥挤却温暖的客厅,姐姐们灵巧地替娃娃整理头发,还有那个不懂事、只想逃离拷问的自己。 那些热闹的场景早已回不去了,但它们并没有消失。它们静静地留在记忆里,在每一个年节将至的时刻,提醒我——曾经,我也在那样的团圆与喧闹中,而这份记忆,或许就是我如今能留住的,最真实的年味。
6月前
6月前
7月前
7月前
9月前
9月前
10月前
10月前
搬出来住之后,我才发现生活原来真的不便宜。每个月的房租、水电费一交完,剩下的钱就要精打细算。日子不至于过不下去,但能省一点是一点。 我习惯一天吃两顿饭。早餐是面包配温开水,午饭煮个泡面就算解决。晚餐常常跳过,就当是减肥。衣服在屋里晾着,靠风扇慢慢吹干。厨房太小,炒个蛋整个屋子都油烟弥漫。 这些事我都没告诉家里,尤其是奶奶。 她总会在电话那头问我最近过得好不好,问我有没有吃饱、有没有睡好。我每次都笑着说:“很好啊,最近还拿到了点稿费。” 那当然是假的。我不想她担心。 骗着骗着 心里有点酸 我从小就是报喜不报忧的人。不是不亲,而是我太清楚她的性子——一听我吃不好、过得苦,就会担心得睡不着。所以我宁愿说个谎,也不愿让她操心。 但骗着骗着,有时候心里也会有点酸。 有一天傍晚,我坐在桌前啃着前几天买的吐司,听见隔壁小孩在楼下喊着“婆婆,吃饭啦!” 那一刻我忽然很想她煮的菜——冬菇鸡、炸鸡、咖哩鸡,每样都是我爱吃的。想回家,又不敢说饿。于是,我找了个借口。 那天我打电话回家,故意装作兴奋地说:“奶奶,我这次投稿中了,给了我一点稿费哦。” 电话那头安静了一下,她笑得很开心:“真的吗?那太好了!回来我煮你的最爱——咖哩鸡,吃饱一点。” 我什么都没说,只是点头,说好。 我是真的饿了。但更想的,其实是那张热气腾腾的饭桌。想她边转头看锅边跟我讲话的样子,想厨房的风扇转得吱呀响,想她总是多煮一点,说怕我饿。 我回家的那天,她已经煮好三菜一汤,还多夹了一只鸡腿在我碗里。 “你在外头饿坏了吧?”她一边说,一边把我喜欢的咖哩鸡推到我面前。我低着头吃饭,不敢看她的眼睛,只能一口一口把饭吃光。 她说:“我就知道你可以的,一定会越来越好。” 我心里一阵酸,却没有说话。 我知道总有一天,我真的会靠写字养活自己。稿费会变多,日子会宽松起来。那个谎言,也终有一天会变成真的。但现在还没有。现在的我,还在撑着过日子,还在靠善意的谎言,给自己一个可以回家的理由。 也许我们这一代人,总是这样。嘴上说着“没事”,心里却偷偷祈祷,有人能看穿一句“我很好”背后的辛苦。而我们说“我过得不错”,其实是怕身边的人,不再安心。 我骗了奶奶,说我赚到钱了。她信了,还煮了一桌饭等我。 那一桌菜的味道,我记得很久。也记得她说:“你慢慢来,不用急,先吃饱再说。”
11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