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家浩／王者名堂

若进一步依照年份分类，上述中文匾额与楹联主要呈现于四大年份，分别为1866年（柔佛大王宫落成）、1875年（华族礼堂落成）、1923年（柔佛苏丹依布拉欣50岁华诞）及1935年（苏丹依布拉欣登基40周年纪念）。其中1866年及1875年的匾额楹联最多，且下款处出现不少港脚（Kangkar）的名称，是探究柔佛港主制度、港脚分布及关系的重要史料，该书也确实针对相关港脚名称的溯源和地理位置考证有所着墨，颇有参考价值，自不必言。惟我在来回翻阅过程中，渐渐也对上款颇感兴趣起来。在1866年及1875年的匾联当中，几乎全都将当时的柔佛统治者称作“国王”。此处的国王，自是被誉为柔佛现代化之父的苏丹阿布峇卡（Sultan Abu Bakar），只不过在1866年时，其头衔仍是柔佛天猛公（Temenggong Johor），1875年时则是玛哈拉惹（Maharaja Johor）。至于第一件出现“柔佛苏丹”的匾联，是1923年由拿督卓亚文贺赠苏丹依布拉欣50岁华诞的楹联，同期其他匾联则仍旧使用“柔佛大王”或“柔佛国王”字眼。

相较于宫廷御藏，落成于1908年前后的新山广肇会馆，其门联即便没有志年和题名，仍很有可能许是目前新山市区现存最古老的中文楹联。其上下联曰“广我王风光上国、肇兹华宇镇南荒”，上国一词源自《左传》，原指中原大国或宗主国，后来泛指中国；而王风一词，本是对应王道教化之风，但正如下联里的“华宇”极可能一语双关（华丽的大楼/华人的天地），此处的“王”风，是否也可能如大王宫里的中文匾联般，代指柔佛苏丹呢？

到了1935年，又是另一幅景象。那一年的匾联，全都开始使用“柔佛苏丹”，但落款人的前缀又与此前有明显不同：那些19世纪的匾联，落款如果是港脚，大都自称“柔佛”在前；如果是人名或商号，则也有冠以籍贯（如“广肇府”、“客社”）、官衔，又或者直称“柔佛”或“华商”。但在1935年时，这些上款使用“柔佛苏丹”的匾联，下款大都自称“中国侨商”。这大概与1930年代中国的国语规范化运动和国家民族主义意识高涨有关。这些时代特征，都让这本《王者之堂》宛如阿公们写给国王的情书，充满着情理之内的惊喜，在炽热的州选当下，值得偷闲细细拜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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