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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处/覃勓温（乔治市）

漫步在乔治市老城区，抬头总会见到旧楼门楣上的一块块匾额。“颍川”、“江夏”、“敦煌”，字迹或新或旧，都还写得端正。大多说是祖先的来处，像一条细线，从远方牵来，也就牵在这里。至于是否确切，其实不必太认真。隔了两三代，许多事情原本就会散掉的，像风吹过灰尘，落在哪里都不再有人细看。后来的子孙，偶尔仰头望见，大概也只会嘟囔一句，这写的是什么。也不能怪他们。他们从未去过那些地方。没有脚印，没有气味，没有一条街是自己走过的。既然如此，要他们记得些什么，似乎也说不过去。只是人从哪里来，这件事，难道也会慢慢变得不重要吗？我想了想，大概是会的。我从新山北上槟岛，将近两年。起初还会说起那里的街道，说起熟悉的路口，说起哪一家店开得早，哪一家关得晚。说得多了，连自己也以为记得清楚。后来渐渐不说了，偶尔有人问起，我一时竟要停一停，才想得出该从哪里说起。那些原本具体的东西，在心里慢慢褪色，像一张旧照片，边角先发白，然后整张都淡下来。故乡这件事，原来是要练习的。要反复提醒自己，我是从哪里来的。不念就会生疏。于是我也做了一些看似认真的事。车牌登记的时候，我偏偏用了代表柔佛的那个字母；嘴上也常说，我们新山人如何如何，仿佛这样就能留住一点什么，其实也说不清在证明什么；甚至有时看见路上的J车牌，还会多看一眼，好像那字母能替我记住什么。既然连车牌也要用一个字母来标明来处，那么门楣上，是不是也可以用两个字来记一记？后来连新山也淡了有一次我甚至和妻子说，我们的屋子门口，是不是也该挂一块匾额，写上“天南”两个字。那是我给新山起的一个名字，南得再南一点的地方，别人未必这样叫。既然别人可以写“颍川”，我写个“天南”，也算交代一个来处。说的时候，我自己也觉得好笑，像是在补上一笔不存在的历史。真要做，大概也得选个看起来旧一点的字体，字要略瘦些，边角再做得钝一点，好像挂了许多年似的。至于挂在门楣哪一边，我一时也说不上来，左也可以，右也可以，仿佛只要挂上去，就算有了来处。她听了，只是看我一眼，没有答应，也没有反对。她来自吉礁，不在我那一边。这块匾额若真挂上去，也不过写着“我从哪里来”，不是“我们从哪里来”。两个人站在同一扇门里，却各自带着不同的方向，这样的标记，写了也未必有用。若真要较真，各自挂一块，门楣也未必放得下；不挂，门前也不过空着，空得像一张没写名字的纸。她后来提起时，只笑说，那就谁也不写，倒也省事。至于往后的子子孙孙会怎样，更不好说。他们或许会在北方长大，自然也不会知道什么“天南”；就算有一天抬头看见，也许只会像我今日看“颍川”、“江夏”那样，念一念，便过去了，至于它指向哪里，大概也不会有人细想。也许他们还会问一句，这两个字是谁写的。就如我一般，何曾知道曾祖父口中的那一串广西地名是什么地方？念得出来，也不过是一行字罢了。想到这里，那点认真的心思也就淡了。匾额当然没有做，车牌的颜色也渐渐黯了下去。偶尔在街上再看见“颍川”什么的，也不再多想，只觉得它们安安静静挂在那里，像是给人看的，又像是给人忘的。再过几年，我再说起新山，大概也只是几句而已。原来人是一边记着，一边失去的。嘴上还说得出，心里却已经慢慢空了。至于补不补救，也没有什么办法。既然如此，也就只好这样。偶尔想起，就笑一笑。至于那块从未挂上的“天南”，也不必再提。写与不写，终究也留不住什么。我这样想完，也就走过去了。

2星期前

【新旧对照】在人间近乎消失54年的一幅匾额

最足以反映54年前牵动千万人为他们操心、呐喊、呼唤、请愿，最后又让他们从鬼门关回来这幅《扶危济困》匾额，在被冷藏半个世纪后，如今得以在新山华族历史文物馆主办的《百年传承，新山中华公会史料展》中亮相，可说是此特展中一大佳话。这一匾幅，上款：“新山中华公会妇女组惠存”，下款：“十一名因马印对抗事件被判死刑，幸获宽赦青年暨家属敬赠，公元一九六八年八月廿四日立”，体现了这一段历史之特殊性及与众之不同。事件的主人翁，11名是柔佛州华人，2名是霹雳州马来人。他们之中的一些人现仍健在。在问吊最后一刻，他们都不约而同的从鬼门关边缘走了一回。事件的发生，起于1963年9月16马来西亚成立后，时任印尼总统苏加诺，展开了”粉粹马来西亚”的运动。在这期间，印尼对马来西亚施加种种对抗手段，其中之一就是利用国内一些不满政府的青年人，带他们到印尼进行军事训练，然后通过海路或空路入侵大马，可是一踏上国士，不是被打死，就被逮捕。这些被拘捕者，于1965年一一被控上法庭,，罪名是与敌人为伍，结果大部分被判死刑，随后他们上诉到高庭、联邦法庭至英国枢密院，但都被驳回。一场波澜壮阔，波及全国的救援运动，随即开始展开，而在这些死囚将于1968年8月13日走上刑台时，达致最高潮。当时运动的诉求是要求赦免他们的死刑，改判为终身监禁。火苗就由黄迓茱在新山先点燃。当时她是新山中华公会妇女组副主任。她以她的名义发表了一篇文告指出说，她之所以发出此呼吁，纯粹是出于人道精神，并不涉及其他问题。在文告中，她说对于政治缺乏注意及了解，也没有兴趣，这仅是人人皆有的恻隐之心。因此，第一次新闻发布会，她拒绝在新山劳工党党所召开，同时，也不知何故，她不被允在新山中华公会会所内举行，她被迫只好选择在会所外的五脚基进行. 这一场运动在获得各政党、民间团体及国内知人士的支援下，随后响遍全国各地，声势浩大。声音被听到了，首相署终于发表一篇暂缓刑期的通告，内容指出柔佛苏丹在接获通过司法部长递交的一封首相东姑的恳求书后，已要求柔佛宽赦局召开会议，结果宽赦局决定展延这11位死囚的刑期。 1968年8月24日，更大的喜讯传来，柔佛苏丹俯顺民意，终于决定宽赦他们，改判为终身监禁。事件之所以能急转下，是各方努力的结果。这之中有几位知名人士一定要提及，他们是有“反对党先生”之称的陈志勤、著名人权律师林碧颜及沈兆颚律师，另一位就是现今已高龄93岁的黄迓茱。柔佛苏丹的宽赦行动，不但得到教皇的赞许，国内的反对党，如劳工党全国副主席苏祥及时任行动党组织秘书的林吉祥，也发表文告誉为英明的决定。为表示对黄迓茱的致谢，死囚家属致送了这个写上”扶危济困“的匾额。可是，令人万般不解的是，这个当年由黄迓茱亲自接领的匾额，在新山中华公会两个新旧会所从未被公开张挂，从第一次见报后，即在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为什么呢?

4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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