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家浩／甘蜜海峡

话说在1860年代以前，柔佛政府一方面积极容许新加坡甘蜜种植者跨海来到柔佛开辟甘蜜种植园，并授予港契等权证，但对于柔佛政府要如何征收这些种植园的税金以作为政府收入，因缺乏明确史料记录，显得相当笼统模糊。廖氏在书中引用了早期港契协议，如1849年发给地不佬河陈开顺、士姑来河刘立庆的文件，均强调开发首3年免税的优惠，期满后税率则仅是笼统地一句“比照新加坡‘公司’惯例缴纳”而已。这种不甚明细且具高度依附性的安排，除了可能是史料匮乏的原因，也反映了当时的天猛公依布拉欣政权将政治重心留在新加坡，视柔佛领土为财政补充的特许经营地，行政体系尚未成形，而行政权力的薄弱以及其对新加坡经济体系的全然依赖，使柔佛在经济地图上实质上仅是新加坡贸易版图的延伸。

进入1860年代，随着天猛公阿布峇卡继位，柔佛政权展现出强烈的国家化企图，税收政策也似乎随之转趋严密。1864年，阿布峇卡谕令，所有在柔佛和新加坡之间流通的商品，必须在丹绒普特利——即日后首府新山——上岸登记、称重并缴税。此举立即激起新加坡椒蜜商群体抗议，当地百余间商行不仅联合抵制该措施，甚至将柔佛政府强化征税的垄断举措，上升至国际法层面，上书英属海峡殖民地政府，将课题与水道航行自由及侵害人身自由等争议牵扯在一起，当时新加坡殖民政府总督卡文纳，甚至威胁动用武力以维护商人的利益。

面对英殖民势力的反弹，阿布峇卡展现了务实的外交手腕。最终折衷为柔佛政府在马六甲海峡右岸的峇株巴辖、以及柔佛海峡西北侧的本达士（Pendas）和龟咯（Kukup）、东北侧丹绒苏叻（Tanjung Surat）和边佳兰（Pengerang）设立5个商品进出口登记站，今后商品与船只不再强制只能前往新山登记称重；与此同时，“椒蜜公局”于1865年成立，进一步成为柔佛政府与新加坡椒蜜商人间的桥梁，协助解决纠纷。1865至1867年间，柔佛颁布四道新法令，确保了新加坡商人的贷款能以地契作为抵押，多项税收标准被明文规定，让驻扎在种植区的警察兼具土地管理的功能，且土地使用权与开垦进度紧密挂钩。如此过程中，种植者其实最吃亏。如廖氏在书中引用了1870年代的新闻，显示当时柔佛甘蜜种植者需先自筹资金开垦18个月，待收成后方能寻求贷款，且贷款合约中充斥着低价回购与高价供应日用品的债务陷阱；同时，新加坡头家被允许以市价高的价格贩售白米给种植人，并在长达7年的契约期内，强制以低价回购椒蜜产品。

在我看来，丹绒普特利争议的核心导火索就是商品走私活动，或者准确地说，在法规不明确的时候，到底属不属于“走私”也难说。但“走私”毕竟会让商品去到更有利可图的地方，同时也会让既得利益者获益减少，而随着争议调和，法规看似进一步保障了既得利益者，让“走私”坐实犯罪，却未必能禁绝。1869年，有位新山华人声称自己驶船载货前往新加坡，当船停泊于德光岛岸外过夜，所有人都没有下船，船上的30袋甘蜜和胡椒却在一夜间消失无踪，这种一看就想笑的烂戏，可能才是反映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真实写照；而1866年订立的那五处商品登记站所在地，那些悠久绵长的“走私”故事，就更罄竹难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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