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赴九州参加早稻田大学高等研究所主举办的跨地研讨会暨田野工作坊，实地周游博多、长崎、平户等与早期东亚海洋贸易息息相关的港口城市，顶着一月的寒流冷风，游历佛寺、教堂、唐人街和墓地，在熟悉且陌生的文化场域中，寻找历史纽带的共鸣。始料未及的是，对我而言，能够最直观产生上述共敏感的，并非博多的宋人禅宗寺院，抑或长崎唐人屋敷里的土地公和天后娘娘、反倒是一个在长崎和平户反复出现的传教士名字，让我顿有说不出的异乡亲切感。
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 Xavier）——马来西亚华语语境里习惯通称的“圣方济”，也就是在马六甲圣保罗山上那尊断手的白色大理石像。时间回到1547年的葡属马六甲，身为天主教耶稣会创始人之一的方济各·沙勿略从摩鹿加群岛传教归来，在古城结识了池端弥次郎——这位在日本因故杀人而登上葡人船只逃亡海外的日本浪人，在马六甲受洗，用其在船上所学尚不熟练的葡语，向沙勿略描述其故乡，促使沙勿略1549年出发前往日本，并在弥次郎的故乡、九州南部的鹿儿岛上岸，成为第一位踏足日本传教的天主教传教士。1550年，与当时萨摩大名岛津贵久关系恶化的沙勿略离开鹿儿岛，抵达平户。获当地大名松浦隆信的欢迎。松浦隆信的热情背后，自然有很现实的商业利益：沙勿略目的虽为传教，但其背后也代表着葡萄牙商船的往来，商船运来的丝绸、火器等商品、将为平户带来巨大的贸易收益。1551年，沙勿略离开平户，寻找能突破明朝海禁进入中国传教的渠道却不得，1552年在广东岸外的上川岛抱憾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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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浦隆信毕生对基督教宽容，然而在16世纪末掌握日本实权的丰臣秀吉敌视天主教，进而推行禁教令，长崎和平户也未能幸免，甚至成为丰臣政权公开处决基督徒以杀一儆百的地点。天主教被打击，连带导致葡萄牙和西班牙人被驱逐，而相比之下毫无传教热情的荷兰人成功取代前者的贸易合作地位。1609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平户设立商馆，以中国的生丝、丝织品换取日本的白银，获利甚丰，1639年扩建新仓库落成，却被日本德川幕府以“仓库上刻有与基督诞生相关的公历年份，触犯禁教令”为由勒令完全拆除商馆，并在1641年全面迁入长崎的出岛，严格限制荷兰人的可活动范围，阻止对方与本地人私下来往，成为日本锁国政策的象征。
话说回头，除了欢迎洋人，松浦隆信也与当时的中国明朝海商武装集团合作愉快，例如自号五峰船主的王直（汪直），和后来成为长崎“中国人甲必丹”的李旦，都是当时控制了东亚海上贸易、兼具货运、走私、海盗性质于一身的海上霸者。李旦的部下郑芝龙，在平户与日本女子田川氏通婚，后者为其产下一子，乳名“福松”，后取名郑森。1644年崇祯自缢，明朝灭亡，人在南京国子监深造的郑森主张抗清，获南明隆武帝赐国姓“朱”、名“成功”，世人称“国姓爷”，即郑成功。如今的平户千里滨海边，不但有相传当年田川氏产下郑成功处的儿诞石，还有一间郑成功庙，可烧香祭拜。而在1644年，李为经也离开故乡泉州来到马六甲，作为大明遗民和海商集团一分子，与郑成功反清势力自然也有干系。
1641年平户荷兰商馆拆迁，同年荷兰从葡萄牙人手中夺下马六甲，1660年，荷兰红屋（Stadthuys），至今仍标志着荷属马六甲的时代烙印。1661年，郑成功进攻荷兰人在台南的据点，1662年热兰遮城投降，荷兰人自此对“大明遗民”十分感冒，此后20年间，直到明郑覆灭为止，李为经等人在荷属马六甲的处境，想必也要经历一番煎熬。但无论是葡萄牙、荷兰还是明朝人，作为流动的他者，能否与如何适应与共处，或许也是读史与游历中所需思考的问题。毕竟五峰久沉东西洋，平户又见马六甲，历史的网络将彼此联系在一起，总有其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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