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隆坡艺术书展座谈会】社会听不见的故事，艺术来传达

“还有一名内向女生，她表达自己生活在阴影里的心情，写得很好，其他同学看了也得到启发，后来我们把几个学生的故事结合成一本小志。”Sofea相信持续的行动会见效，“以前很少人知道无国籍意味着什么，现在越来越多人了解他们的处境。”

亲身诉说自己的处境，比第三方的表达更有力量，来自沙巴的导演Putri是这么认为的。

“我从2021年起跟婆罗洲之友合作，教学生制作影像的技巧，”如今也是无国籍大学讲师，“在其他地方教学，常常看到很多人会受好莱坞、宝莱坞影响，在乎风格和设备，但无国籍学生拥有我们缺少的东西，他们扎根在叙事本身，说的是当地社群发生的事。”

学生短片在吉隆坡艺术书展播映，有的呈现当地神话传说，有的拍出考试成绩也无法帮助他们挣脱的枷锁，也有学生以爱情故事带出当地垃圾污染的课题。

“起初，他们只想诉说关于无国籍身分这件事，但我尝试引导他们看到更多面向，与其专注在‘噢我很倒霉’，我想让他们看见自己拥有而别人没有的东西。”困囿是创意萌生的地方。“比如有学生想拍山洞的场景，但村里没有山洞，而他们不能离开村子，后来发现学校后方有个斜坡状的岩石，他们成功在短片里把它呈现成一个山洞。”

这些短片曾在自由电影节与印尼日惹亚洲电影节放映，“艺术作品代替他们走向世界，而我想大家把他们看作——不是一个无国籍的人，而先是一个人。”

音乐是社会实践，没人唱所以我去唱

自90年代活跃于地下音乐场域，Azmyl Yunor是大马独立唱作人，也是双威大学资深讲师。至今发行9张专辑3张EP，用音乐回应政治局势与社会议题，“抗议歌手”的标签一直紧随。2020年发行专辑《John Bangi Blues》，歌曲如〈Penghasut Blues〉〈Penipu〉紧扣2018年政治乱象，〈I Don’t Wanna Buy Anything〉戳刺消费至上。

“不要忘记，音乐是一种社会实践。”Azmyl疑惑的是，“马来西亚音乐史上，从未出现一个标志性的民谣歌手，美国有Bob Dylan，印尼有Iwan Fals，而我们对音乐人的概念更多是在娱乐层面。当然，如果把视野扩大，我们X世代的成长背景是马哈迪统治时代，”《内安法令》的鬼魅如影随形，“每个人都很害怕。”

与其害怕或自我审查，Azmyl说，“我们应当用‘这很有意思’的态度来面对，”刺探边界究竟有多远，关键在于拿捏分寸，“这是身为唱作人我享受的事。”年轻时玩实验音乐已在突破界限，后来渐渐以个人姿态发声，背后有务实考量——若惹麻烦全由自己承担，不必牵连乐团成员。“因为那是我的意见，创作者的身分也意味着责任。”

人已48岁，他认为是时候改变面对审查制度的思维模式。“我们依然受困，”走入社交媒体和数码世界，“我发现我们不过是活在反乌托邦里。”以往纸媒是演出活动的宣传伙伴，如今人人不全依赖一个管道接收资讯，X世代如他也开始经营社媒账号，“现在一切都太分散，人人都在发出噪音。”

噪音是资讯传播的阻力，可怕的是，它也会是审查机制的助力。

“可能现在审查的概念更像是监督，比如有人录下你的表演片段，也许没有意图，当它散播开来，然后有人重新解读它，”恐会激起舆论火花。而对抗之路关乎持续的积累，灰心时Azmyl提醒，“看看我们走了多远，我认为我们确实在前进，但我这样说好像这条路真有一个明确的终点，我想事实并非如此。”

专注过好生活，是Azmyl采取的心态。

夜晚他做音乐演出，白天也不荒废，“这是我走进学术的其中一个理由。”担任表演艺术学院讲师，有稳定收入，“我也意识到我的经验并非徒劳。”不少音乐人执著于全职玩音乐，“但那会牺牲很多事，其中一个我不想放弃的是自己的原则。”玩音乐不只把乐器玩好，“重要的是我可以掌握自己的创作，”稳定收入也确保音乐路可以走得长久。

在大学教书，他不买单排名积分那一套，自嘲是个局外人。“回归到音乐是社会实践，你影响了什么，比达到什么成就更重要。”他研究本地音乐次文化中的文化政治，也研究当代抗争歌曲，“我感兴趣的是找到创作歌手圈和民谣圈的关联，当时民谣圈多是街头艺人。当然整件事也关系到审查机制。”

论文呈现他记得是在纳吉连任首相时期，“当时网上出现不少匿名抗争歌曲，包括那首kangkung歌，这很让人激动，也许民谣式的抗争歌曲已经过时，电子媒体传播更快，你可以用软件制作歌曲，所以我们听到越来越多更真实的声音，当你不知道是谁在发声。”于是当他看回粘在自己身上的“抗议歌手”标签，“不是说我不喜欢它，但我们还要遵循旧模式吗？为何只标签一个人，当每个人都能发声。”

自由与混沌往往一体两面。人人都能发声，如何让自己的声音穿透喧闹，留下影响？

“我写的歌都不会太直接，不要指名道姓特定政治人物，因为政客都一样，这首歌永远都有时效性。”对Azmyl而言，传播度不是优先考量的事，“我写很多歌，常常是因为：怎么这件事没人写，那我来写吧。”

新媒体有新的审查机制，什么才是正确方向？

街头书坊（Buku Jalanan）是源自马来西亚的阅读活动，后来发酵到海外多个国家；联合创办人Zikri Rahman是一名独立研究员，关注抗争历史与审查制度。

“我有参与记录过去15年发生在马来西亚的艺术与文化侵害事件。”他说起不久前大马女团Dolla因服装暴露导致MV下架，“就成了警方针对的对象。”根深蒂固的概念是原因之一，“人们不断尝试去协商这些界限；但另一方面，社媒环境也滋生新问题：你要如何打破演算法的束缚，演算法本身也是一种审查。”

比如当我们谈论某些分歧议题，“你的声音可能会被抽走。”比如无国籍学生或Azmyl的作品也许很难走入主流视野，“这牵涉到我们如何争夺公共场域的问题。”审查是一种不断进化的权力形式，“所以艺术与文化也必须进化，才能与这些边界协商。”

审查不只由上往下，也由下而上，“人们会被冒犯，那要如何玩转这些界限？”

还是回到社会实践。

比如记录小孩的童年经验，让它跟复杂的社会现实对话。秋杰路街头书坊曾有一项摄影计划，收集孩子的童年记忆。Zikri印象深刻的是，有个女孩告诉他，每次经过特定地区，都会被他人赤裸裸地盯望，她觉得很危险，也感到很生气；“通过这样的发表，我们可以尝试捕捉生活在城市里艰难的经验。”

面对审查机制像在追逐影子，“但朝着正确方向前进，才是最重要的事。”

什么是正确方向？在东南亚推广民主意识的社群组织New Naratif代表Cameron Tjoe说，艺术创作者的致命缺陷在于，他们过于重视自己做的事，而过于轻视他们服务的对象。“我希望那些真正关心自身实践的艺术创作者，能够将艺术视为一种工具，在社会中凝聚人心。”

更多【新教育】：
牧羊人急中生智 拯救村庄免遭洪水之灾
【统考50周年／01】独中教育转型路上，统考的内在修炼
【统考50周年／02】课程领导教学 考纲逐步废除，统考改革稳步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