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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国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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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艺术书展(KL Art Book Fair)已经落幕,台上一场座谈会聚集音乐人、教育工作者、社运分子,以及草根组织成员。是什么把他们牵在一起?两个关键词:艺术表达与社会实践;主题围绕“发声的形式——音乐、印刷与社会实践”,探讨我们可以如何让社会听不见的故事有了声响。 社会听不见的故事,有时也是社会不愿听见的故事,当今世代该用什么姿态面对审查机制?没人摸到答案的轮廓,但他们都有明确的方向。 报道:本刊 李淑仪 摄影:本报 黄冰冰 用小志和影像,呈现无国籍困境 沙巴巴瑶族多属无国籍人士,同是生在这片国土,却不享有免费教育、医疗等基本人权。8年前,非政府组织婆罗洲之友(Borneo Komrad)走进村落,筑起另类学校为当地小孩提供免费教育。学校一直欢迎志愿者给学生带来各种体验,像是社运分子Sofea Edward和影像创作者Putri Purnama长期举办工作坊,教导学生用小志和影像说自己的故事。 初到仙本那,Sofea原先以为寻找素材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文具啊,剪贴本啊,后来发现其实不太需要这些素材,素材来自学生本身,他们有太多故事想说,也有自己的才能。”小志没有规则,格式自由,“我们让学生自行发挥,他们必须知道如何不把自己当成一个题材,所以我们鼓励学生表达自己的感受,”过程中有意识拿掉师生的阶级关系。 2024年6月,学校师生展开巡回活动,宣传无国籍大学正式成立,却在亚庇市区遇到警方拦截,即使已经出示相关文件,警方仍将8名学生扣押一周。“学生把这件经历做成小志,包括记录他们在扣留所跟警方的对话。”这是他们的日常困境,无国籍身分不允许他们离开村庄。“他们用马来文书写,我们再翻译成英文。” 通过小志,他们的故事可以漂到更远的地方。 “还有一名内向女生,她表达自己生活在阴影里的心情,写得很好,其他同学看了也得到启发,后来我们把几个学生的故事结合成一本小志。”Sofea相信持续的行动会见效,“以前很少人知道无国籍意味着什么,现在越来越多人了解他们的处境。” 亲身诉说自己的处境,比第三方的表达更有力量,来自沙巴的导演Putri是这么认为的。 “我从2021年起跟婆罗洲之友合作,教学生制作影像的技巧,”如今也是无国籍大学讲师,“在其他地方教学,常常看到很多人会受好莱坞、宝莱坞影响,在乎风格和设备,但无国籍学生拥有我们缺少的东西,他们扎根在叙事本身,说的是当地社群发生的事。” 学生短片在吉隆坡艺术书展播映,有的呈现当地神话传说,有的拍出考试成绩也无法帮助他们挣脱的枷锁,也有学生以爱情故事带出当地垃圾污染的课题。 “起初,他们只想诉说关于无国籍身分这件事,但我尝试引导他们看到更多面向,与其专注在‘噢我很倒霉’,我想让他们看见自己拥有而别人没有的东西。”困囿是创意萌生的地方。“比如有学生想拍山洞的场景,但村里没有山洞,而他们不能离开村子,后来发现学校后方有个斜坡状的岩石,他们成功在短片里把它呈现成一个山洞。” 这些短片曾在自由电影节与印尼日惹亚洲电影节放映,“艺术作品代替他们走向世界,而我想大家把他们看作——不是一个无国籍的人,而先是一个人。” 音乐是社会实践,没人唱所以我去唱 自90年代活跃于地下音乐场域,Azmyl Yunor是大马独立唱作人,也是双威大学资深讲师。至今发行9张专辑3张EP,用音乐回应政治局势与社会议题,“抗议歌手”的标签一直紧随。2020年发行专辑《John Bangi Blues》,歌曲如〈Penghasut Blues〉〈Penipu〉紧扣2018年政治乱象,〈I Don’t Wanna Buy Anything〉戳刺消费至上。 “不要忘记,音乐是一种社会实践。”Azmyl疑惑的是,“马来西亚音乐史上,从未出现一个标志性的民谣歌手,美国有Bob Dylan,印尼有Iwan Fals,而我们对音乐人的概念更多是在娱乐层面。当然,如果把视野扩大,我们X世代的成长背景是马哈迪统治时代,”《内安法令》的鬼魅如影随形,“每个人都很害怕。” 与其害怕或自我审查,Azmyl说,“我们应当用‘这很有意思’的态度来面对,”刺探边界究竟有多远,关键在于拿捏分寸,“这是身为唱作人我享受的事。”年轻时玩实验音乐已在突破界限,后来渐渐以个人姿态发声,背后有务实考量——若惹麻烦全由自己承担,不必牵连乐团成员。“因为那是我的意见,创作者的身分也意味着责任。” 人已48岁,他认为是时候改变面对审查制度的思维模式。“我们依然受困,”走入社交媒体和数码世界,“我发现我们不过是活在反乌托邦里。”以往纸媒是演出活动的宣传伙伴,如今人人不全依赖一个管道接收资讯,X世代如他也开始经营社媒账号,“现在一切都太分散,人人都在发出噪音。” 噪音是资讯传播的阻力,可怕的是,它也会是审查机制的助力。 “可能现在审查的概念更像是监督,比如有人录下你的表演片段,也许没有意图,当它散播开来,然后有人重新解读它,”恐会激起舆论火花。而对抗之路关乎持续的积累,灰心时Azmyl提醒,“看看我们走了多远,我认为我们确实在前进,但我这样说好像这条路真有一个明确的终点,我想事实并非如此。” 专注过好生活,是Azmyl采取的心态。 夜晚他做音乐演出,白天也不荒废,“这是我走进学术的其中一个理由。”担任表演艺术学院讲师,有稳定收入,“我也意识到我的经验并非徒劳。”不少音乐人执著于全职玩音乐,“但那会牺牲很多事,其中一个我不想放弃的是自己的原则。”玩音乐不只把乐器玩好,“重要的是我可以掌握自己的创作,”稳定收入也确保音乐路可以走得长久。 在大学教书,他不买单排名积分那一套,自嘲是个局外人。“回归到音乐是社会实践,你影响了什么,比达到什么成就更重要。”他研究本地音乐次文化中的文化政治,也研究当代抗争歌曲,“我感兴趣的是找到创作歌手圈和民谣圈的关联,当时民谣圈多是街头艺人。当然整件事也关系到审查机制。” 论文呈现他记得是在纳吉连任首相时期,“当时网上出现不少匿名抗争歌曲,包括那首kangkung歌,这很让人激动,也许民谣式的抗争歌曲已经过时,电子媒体传播更快,你可以用软件制作歌曲,所以我们听到越来越多更真实的声音,当你不知道是谁在发声。”于是当他看回粘在自己身上的“抗议歌手”标签,“不是说我不喜欢它,但我们还要遵循旧模式吗?为何只标签一个人,当每个人都能发声。” 自由与混沌往往一体两面。人人都能发声,如何让自己的声音穿透喧闹,留下影响? “我写的歌都不会太直接,不要指名道姓特定政治人物,因为政客都一样,这首歌永远都有时效性。”对Azmyl而言,传播度不是优先考量的事,“我写很多歌,常常是因为:怎么这件事没人写,那我来写吧。” 新媒体有新的审查机制,什么才是正确方向? 街头书坊(Buku Jalanan)是源自马来西亚的阅读活动,后来发酵到海外多个国家;联合创办人Zikri Rahman是一名独立研究员,关注抗争历史与审查制度。 “我有参与记录过去15年发生在马来西亚的艺术与文化侵害事件。”他说起不久前大马女团Dolla因服装暴露导致MV下架,“就成了警方针对的对象。”根深蒂固的概念是原因之一,“人们不断尝试去协商这些界限;但另一方面,社媒环境也滋生新问题:你要如何打破演算法的束缚,演算法本身也是一种审查。” 比如当我们谈论某些分歧议题,“你的声音可能会被抽走。”比如无国籍学生或Azmyl的作品也许很难走入主流视野,“这牵涉到我们如何争夺公共场域的问题。”审查是一种不断进化的权力形式,“所以艺术与文化也必须进化,才能与这些边界协商。” 审查不只由上往下,也由下而上,“人们会被冒犯,那要如何玩转这些界限?” 还是回到社会实践。 比如记录小孩的童年经验,让它跟复杂的社会现实对话。秋杰路街头书坊曾有一项摄影计划,收集孩子的童年记忆。Zikri印象深刻的是,有个女孩告诉他,每次经过特定地区,都会被他人赤裸裸地盯望,她觉得很危险,也感到很生气;“通过这样的发表,我们可以尝试捕捉生活在城市里艰难的经验。” 面对审查机制像在追逐影子,“但朝着正确方向前进,才是最重要的事。” 什么是正确方向?在东南亚推广民主意识的社群组织New Naratif代表Cameron Tjoe说,艺术创作者的致命缺陷在于,他们过于重视自己做的事,而过于轻视他们服务的对象。“我希望那些真正关心自身实践的艺术创作者,能够将艺术视为一种工具,在社会中凝聚人心。” 更多【新教育】: 牧羊人急中生智 拯救村庄免遭洪水之灾 【统考50周年/01】独中教育转型路上,统考的内在修炼 【统考50周年/02】课程领导教学 考纲逐步废除,统考改革稳步推进
6月前
7月前
从前一个家庭因为生了几个孩子养不起,就把他送给别人;一对夫妻无法生育,托人收养了一个,给了钱拿了一张“报生纸”即可。一些夫妻收养孩子后有了亲生孩子,有的还一样视如己出,有的把所有爱都给了亲生的,忽略了他。 有的人觉得这些或许是电视剧里才有的情节,其实现实生活中多的是,只是没接触到。在马来西亚竟有数以万计这样的孩子。 “我,从哪里来?我为什么被带到这里?我不是他们亲生的,又是谁生的?” 这是一个被领养孩子的心声。 近两年,因为马华这平台,接触到了几个因为没有进行正规领养手续而带来更大问题的个案,借此与大家分享处理时的心得。 接触到的个案中,就有一位孩子被养父母收养了,在申请身份证时,被发现肤色与养父母及妹妹不一样,当场就被没收了“报生纸”。 事后或许其养父母有想帮她申请公民,但申请手续繁杂,一直到她长大,到了适婚年龄,都没有帮她拿到公民。她是一个无国籍人士,现在有了小孩,她的孩子同样是无国籍。目前她的丈夫在想尽办法帮她申请中。 另一个个案比较幸运,一对夫妻收养了一位孩子,同样在申请身份证时因为肤色差异,被没收了“报生纸”。但其养父母非常积极帮他申请公民权。10年后的今天,他终于拿到了公民权,目前正在申请身份证。 有些夫妻因为种种原因想要一个孩子,想领养,却不愿、不能或不会走正规领养手续。他们通过私下渠道收养,以为只要能给孩子一个家,就已经足够。可是,他们没想到,孩子的“身份”不仅是一张纸,而是一生的根。 没有合法身份的孩子,上学成问题,不能工作,不能结婚。当他们长大成人,连最基本的社会权利都被剥夺。有的孩子甚至生下下一代,也延续了“无国籍”的悲剧。这一切原本可以避免。 一个合法的身份对成年人来说,或许只是一个手续,但对孩子而言,却是一道通往世界的门。他们不是物品,当你需要时就想尽办法得到他,当你得到了,却又不珍惜,保护和给他应有的身份,他不是可以随意传递的“人球”,他们是有血有肉,有情有梦的生命。 据了解,想要领养一个孩子,第一步骤是向高等法院申请,申请人必须符合国家领养规则,提呈孩童亲生父母的同意宣誓书及所需文件。如领养手续办好了,拿到了报生纸,接着就要向国民登记局登记申请公民。拿到公民权才算是真正给孩子一个合法的身份。说得容易,真正执行是非常费时费力的。而且,申请公民权最好在孩子19岁前拿到。 如果没有正规收养孩子,当孩子申请身份证时被发现不是亲生孩子,接下来的手续就更麻烦了。 孩子是国家未来的主人翁,是国家的栋樑,是为我们族群传宗接代的接班人。有些夫妻想要孩子却得不到,有些夫妻没有能力却生了有几个。 有缘自来,无缘莫求;得之惜之,不得安之。 与大家共勉之。
7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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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晋8日讯)49岁的陈丹龙终在今年7月9日获得梦寐以求的马来西亚公民权及砂拉越专属“K”身份证,结束长达25年等待。 陈丹龙今日在朋岭区议员杨薇讳陪同下召开新闻发布会时,分享历经多次申请与等待的心路历程。 父古晋人 母印尼人 陈丹龙说,父亲是古晋人,母亲是印尼人,他与两名姐姐及一名哥哥在印尼出生,在他3岁时举家搬迁回古晋定居。不过,由于缺乏完整出生及国籍证件,兄弟姐妹四人一直处于“无国籍”状态。 4人在1999年成功获得居留准证(permit),2000年申请获得“红登记”(PR),开始在马来西亚合法工作与生活,他也在本地结婚育有两名子女。 2000年起,兄弟姐妹4人继续申请马来西亚公民权,大姐成功在2010年、二姐在2011年、大哥在2013年陆续申请成功,唯独他的申请被拒绝,且官方从未提供明确拒绝理由。 这期间陈丹龙共申请3次,数十次出入国民登记局等地奔波,一直没有好消息。 向行动党求助 陈丹龙2019年向行动党求助,在砂行动党主席兼实旦宾区国会议员张健仁、古晋市国会议员俞利文及朋岭区议员杨薇讳协助并积极向内政部跟进下,终在今年1月迎来好消息。 他1月接获内政部通知申请结果信函时,还一度担心希望再次落空,在询问杨薇讳并得知一般获得相关信函是“好消息”后,才稍微松一口气。 陈丹龙今年3月从国民登记局获得信函证明申请已获批准,才真正感受到多年奔波终画上美满句点。 “刚开始我相当惊讶,甚至不敢相信终于成功,毕竟之前多次被拒绝。我也曾因为被拒而感到绝望,但我从没想过放弃。” 陈丹龙成功拿到砂专属“K”身份证 陈丹龙今年7月9日获得国民登记局颁发马来西亚公民权,更令他兴奋的是,也成功拿到象征砂专属的“K”身份证。 尽管之前他持有红登记,他能正常工作、成家与出行,但无法享有投票权、外交保护,甚至在出国时也面临重重困难。 “我是无国籍人士,没有印尼国籍,也不是马来西亚公民。出国时只能使用特别发出的无国籍护照,到很多国家都会被盘问。最麻烦的是印尼也不接受这种护照,即使我出生在那里也无法入境。” 陈丹龙感谢多位行动党人民代议士多年来协助,并感谢大马政府、内政部及国民登记局等相关单位。 他强调,马来西亚已是他唯一的家,他早已在这里生活、工作、成家,拿到公民权对他来说是一种认同与安定。 杨薇讳:成人要入籍更困难 杨薇讳也为陈丹龙感到高兴,特别是了解他这些年来坚持。 她说,成年人申请马来西亚公民权需依据联邦宪法第19(1)条文进行,相较于21岁以下青年或儿童,程序更复杂,审核更严格,许多申请人往往面临冗长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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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前
12月前
1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