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住进郁达夫书房的李晓音


来自澳洲堪培拉大学的李晓音之女Felicia Zhang与McMahon共同署名发表了〈李晓音:郁达夫的情人或缪斯?〉(Li Xiaoyin: Yu Dafu’s Lover or Muse?)一文。文中,已年逾九旬的李晓音语气坚定,强调自己与郁达夫之间并无进一步的私密关系——“I didn’t have any relations with him. He might have been a little in love with me… But we never had sex, absolutely not.”女儿Felicia显然以母亲自身的叙述为依据,并多次强调郁达夫当年不过是欣赏她所具备的“新女性”气质,借此澄清外界对两人关系的诸多揣测与误读。
李晓音确实出身于一个具有一定文化与军政背景的家庭。她于1918年12月1日出生于福建福州。父亲李勉堂虽来自农村,但年轻时曾在朱绍良(1891–1963)身边担任“伴读”。随着朱绍良后来成为国民党军队的将领,李勉堂也因此进入保定军校求学;当时的校长正是蒋百里(1882–1938)。蒋百里在任内力图整顿军校,但处处受掣肘,多次申请经费未果,甚至一度愤而举枪自尽,所幸获救。然而,这段动荡的经历对李勉堂影响甚深,亦间接形塑了李晓音早年的家庭氛围与成长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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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李晓音的回忆,她的父亲思想开明,坚信子女必须接受良好教育,尤其应当掌握英文,因此特地为孩子们聘请了英文家庭教师。祖母育有八名子女,前四个皆为女儿;尽管家族在当时仍深受传统“重男轻女”的观念影响,但家中没有一位女儿裹小脚。李晓音成长与受教育的时期正值中国迈向五四现代化的年代,她自幼在传教学校接受中西并重的教育。1936年高中毕业后,即考入上海暨南大学商科班。
大学时期的李晓音已展现出非凡的活跃与才华,她加入剧团,并与著名中国京剧女演员言慧珠(1919–1966)合作演出抗日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该剧后来以多种方言在马来亚各地巡回演出,1938年在吉隆坡中华总商会上演,反响热烈,一度轰动当地文化界。
1937年卢沟桥事变暴发后,中国局势迅速陷入混乱。大约在此时期,李晓音应上海暨南大学同窗黄增安之邀,前往砂拉越诗巫担任英文教师。黄增安同为福州人,可谓同乡,当时已在当地一所中学出任校长。据资料显示,他与其兄黄增霆皆为婆罗洲共产党成员。已于今年辞世的砂拉越资深报人天英成,亦在其文章〈婆共三人行──记三黄与婆共〉中提及,李晓音与黄增安之间确曾有过一段最终走向破裂的婚姻。
离婚后,李晓音独自前往新加坡,试图开拓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凭借出色的外语能力,她很快进入英属殖民政府体系,受聘于英国新闻部(Ministry of Information),负责对内对外的新闻与宣传事务。她在新闻部任职仅数月之际,恰逢该机构筹划出版《华侨周刊》以动员华侨社会投入抗日工作;李晓音遂积极推荐当时才结识不久的郁达夫,于1941年4月出任该刊编辑一职。
若从李晓音对“现代性”的追求及其生活处境加以理解,便不难明白她何以会在时局动荡之际住进了郁达夫的书房。正是在这一时期,郁达夫得知她正寻觅住处,遂建议她搬入自己的书房暂住。根据Felicia Zhang对母亲的访谈记录,郁达夫的书房内书籍自地面堆叠至近天花板,几无可供起居的空间,最终由其子郁飞让出房间,供李晓音居住。
这位很可能拥有“天籁之音”的李晓音(1949年出任“丽的呼声”有线电台第一任中文部主任),或可被理解为郁达夫在其后流亡岁月中的一份寄托。1942年2月4日,郁达夫随胡愈之等友人乘船逃往印尼避难,《乱离杂诗》正是在这一逃亡过程中完成。诗中第六首“却喜长空播玉音,灵犀一点此传心”一语,指的正是他滞留印尼期间,屡次前往耶加达镇上收听英政府广播时,空中不时传来的李晓音之声(胡愈之,1946:《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在颠沛流离的处境中,她的声音或成为诗人难得的精神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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