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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样年华

2026年5月6日至7日,一连两天的“华文老师的文学课堂”于霹雳太平华联中学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210位华文老师齐聚这座美丽的雨城。那两天,太平的雨水如时而至,绵密而潮湿。 这项活动不仅为华文老师搭建了一个课文演绎与教学实践的平台,更尝试让文学回到它所发生与生长的土地。通过深入地方、走进现场,重新梳理太平的历史脉络与文化记忆,使与会者如临其境,重返当年的文学场域,在真实的空间与氛围中再次理解作品背后的时代处境与地方经验。 年逾八旬的王润华与淡莹亲临现场,分享分别收录于华文课本中的作品,以自身的创作经验与生命记忆解读课文。新纪元大学学院东南亚学系主任白伟权则以“拉律战争”为题,带领老师们回望太平的大时代历史。至于我,则分享“她们的霹雳岁月——重探翠园和谢冰莹的文学场域”,企图探索马华作家和旅马作家相遇时所带来的时代回响。 1950年代的霹雳岁月离我们并不遥远。1951年1月正式受聘霹雳女子中学后,翠园便将自身投入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建设之中。出任校长后,她与董事部携手筹建新校舍,在华校普遍依赖筹款与募捐的年代,亲自参与策划并推动各项筹募工作。 与此同时,学校受教育部委托开设四届华文高级师范班(高师班),翠园亦亲自担任华文导师,在校政与教学之间兼负重任。她同时积极向教育部争取复办高中,希望为霹雳华文教育开拓更完整的升学体系。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霹雳女中还延揽多位毕业自南洋大学的师资,包括由她恩师佘雪漫介绍来担任华文主任的祁怀美、数学老师杨善秋、数理老师欧阳维一,以及多位同样毕业于南洋大学的霹雳女中校友。至此,翠园在校政管理、师资引进与硬体发展的多重推动下,为当年霹雳华文教育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翠园《晚晴幽草》) 在“太平华文老师的文学课堂”会上,我放了一张由AI生成的照片——翠园与民国时期女兵作家谢冰莹相遇于太平湖畔,让这一代的我们想像重返昔日的文学现场。1958年初,年约52岁的谢冰莹来到太平华联中学任教。时任校长姚文训特意邀请与谢冰莹同为湖南人、同样热爱写作的翠园前来为她洗尘。异乡遇故知,两位热爱文学的女作家很快便一见如故。 谢冰莹的丈夫贾伊箴比她更早一年到华联中学任教,并担任教务主任,他们唯一的小女儿也一同带在身边,丈夫每逢周末还会驱车送她到槟城跟随名师学琴。 谢冰莹虽然人在太平三年有余,但那几年间,她却勤于走出校园四处讲学。1958年8月11至20日,她前往吉隆坡尊孔中学,为雪州华文高师同学会主讲“阅读与写作”,由当时高师同学会领袖陆庭瑜老师主持;1959年4月19日,她又随太平华联中学学生旅行团前往马六甲作专题演讲,题为“怎样读小说”,出席者多达千人,场面异常热闹。这场讲座则由当时马华公会义务秘书兼青年团署理团长沈慕羽主持。 翠园多次前往太平探访谢冰莹,二人也因此建立了深厚而真挚的友情。后来谢冰莹返台,之后又随女儿移居美国,两人渐渐失去联系。直到翠园退休后赴美旅行,从当地报章得知谢冰莹因在船上跌断右腿而退休,彼时已入住高级老人寓所,只是旅途中始终未能联系上对方。未料旅行归来的第二年,翠园竟收到谢冰莹自美国捎来的消息,提及自己当年在马来亚短居三年零一个月,其间走过无数地方,如今想起,始终念念不忘。 太平湖畔,想来曾留下翠园与谢冰莹并肩散步的身影。那一天,两百多位华文老师齐聚太平,重新探索这座城市的文学轨迹,两位写作人原来都曾在这座雨城相识相知。我其实还想说,太平华联中学是热心华文教育的南洋大学校友林顺忠的母校,而马华小说家黎紫书则来自霹雳女子中学。 他们,都在此地孕育成才。 相关文章: 【花样年华】伍燕翎/翠园“云雁南飞”的自传体杂文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霹雳女中掌校的马华作家翠园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李天葆驶向吉隆坡的慢船
3星期前
人过中年,阅读口味已有转变,更重文章是否言之有物,那些伤春悲秋的抒情,也已远去。因而翻读翠园小开本印行的杂文,连读数夜,兴致盎然。若论马华文坛杂文造诣,敢言翠园居次,恐无人敢认第一。 杂文短小而锋利,重在表达思想,是最贴近社会现实的一种文类。马华文学史家方修的杂文,素为人所称誉;但若论文体之成熟,或可说至20世纪90年代,方在翠园笔下臻于圆熟。 翠园自霹雳女中卸下校长重担后,怡然栖居“掬翠园”,专注写作。晚年的她,历经少年战乱、异国婚恋、辗转迁徙与更易国籍,又投身杏坛,浸润于琴棋书画与作家协会事务;一生丰盈的阅历,淬炼为下笔的巨大能量——篇篇杂文,字字珠玑,凝练有力。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她对世事的观照、对人情关系的体认,以及对马华文坛几番人事的书写。 1950年6月,翠园随持马来亚籍的丈夫自香港乘意大利邮船南下新加坡,再转机抵达怡保,自此落脚这座有“世界锡都”之称的山城,展开她的在地岁月。时年将近而立的她,早已历经日军侵华、国共分裂与颠沛流离的逃难生涯,少年记忆尽是兵荒马乱。她生于长沙,父亲却在国难之际,仍坚持这女儿的求学之路——7岁起设家塾启蒙,11岁入长沙孔庙的城南小学;卢沟桥事变后,再送往南岳衡山方广寺续读,辗转流离中从未废书,直到1946年考入广州文法学院,完成大学教育。 读自传体散文《晚晴幽草》,翠园忆及少时离家,自湘潭乘小蓬船溯流而上,赴蓝田求学。船夫双桨往复,起居饮食乃至排泄皆在舟中,苦中作乐,抗日歌声时起,三日三夜,方抵蓝田镇明宪女子中学报到。虽在颠沛中辗转求学,她却从容铺写湘江之美:峭壁倒影入水,游鱼浮沉其间;奇峰峻岭相接,绝壁飞瀑直下,白鹭与烟霭,同样动人。读至此,不觉想起沈从文笔下的边城美景,翠翠与傩送对唱山歌,苗族的民俗与风情,恍然走入她的书页。她写到,月明之夜,宿舍对面高岗传来男声清唱,隔溪有女生相和;四野浸在月光里,美得叫人痴醉。 那些十五六岁的年岁,在她的书里,即便晚年回望,仍然清明。1949年,国共正式分裂,中共军队逼近广州,局势动荡,大学停课。恩师遂为翠园安排赴港,元朗可找熟人接应,不料在关卡受阻,为她解围者,正是后来与她结为连理的梁森元——马来西亚知名锡矿家。 他俩在香港完成了婚礼,遂乘坐邮轮南渡。翠园记述四日航程中的餐饮、娱乐与甲板观景之乐,近似今日的豪华邮轮之旅。然而,她却自喻为“云雁南飞”,从此展开离乡背井的人生旅程。“在我这个初踏上南洋岛国的远客来看,当年的新加坡和与香港没有两样,港口也挂着英国国旗,街上行人却没有香港人讲究衣着,男人多半着夏威夷衫和长裤或短裤,脚下不是着一对凉鞋即拖鞋。女性除了学生及政府人员以及教师着衣裙外,其他家庭主妇多着唐装,宽大的裤脚配上一件短而窄的上衣,脚下也是一对拖鞋或木屐。”这是翠园首次踏足新邦,他乡渐成家乡,南洋亦由此成为其久居之地。 翌日,翠园随夫婿乘坐私人飞机,抵达怡保一户知名锡矿世家,拜见公婆。梁森元之父梁典,为上世纪怡保广为人知的锡矿业大亨。梁典——广东梅县人,跟太太说的是客家话,初到为新客的翠园一时难以听懂。公婆住在燊南街33号的大楼房,翠园婚后亦暂居大街上嘉盛栈锡米店楼上。梁典经过半世打拼,当时在怡保已是富甲一方,此时的锡矿生意已交由两个儿子经营。森元自此早出晚归,留下翠园独自面对怡保的烈日炎炎。 梁典是霹雳嘉应会馆会长(1946-1949),会馆属下有一所已开办40年的明德小学。不到两个月,翠园已在楼上闲不住,要求到校执教,成为该校有史以来第一位女教师。 相关文章: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霹雳女中掌校的马华作家翠园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李天葆驶向吉隆坡的慢船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都门梦忆李天葆
2月前
若说谢冰莹之于太平华联中学,那么霹雳女子中学,则应当属于翠园。 翠园,原名彭士驎,1922年生于湖南长沙——那片人文荟萃之地,岳麓书院亦在此间。1946年,她考入广州文法学院新闻系,后转入中文系深造。当时文学院院长为顾颉刚,师资尚有潘重规、佘雪曼等名家,都是她的老师。这段求学经历奠下扎实文学基础,也影响了她日后对诗词书画与中华文化的热爱与投入。 翠园于1950年代初南来,定居怡保。初抵当地,她亟欲寻得一份教职,便直接走进学校求职。据她回忆,当时怡保育才中学与霹雳女子中学同属一个董事会,她于是先到育才拜见校长蔡任平。蔡校长是广东梅县人,日本明治大学医学系肄业,战前已南来育才任教,其后执掌校务34年,是育才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校长。蔡校长见过翠园后,指示她再去拜访霹雳女校的林玮校长。 当时林玮兼管霹雳女子中学与女子小学两校。翠园后来回忆:“女小的校舍是借用大伯公庙旁的空屋,办公室设在庙前的戏台上,简陋非常。”(《校里乾坤》)战后各地华校正处复建,办学条件艰苦可想而知。翠园抵埗不久,即投入华校建设。1951年1月,她正式收到聘书,聘期至同年12月。不久林玮辞职回中国,教务主任姚奋南暂代校务。1954年,教育部督学团到校视察,锺敏璋督学建议女中应由女性出任校长,翠园即彭士驎校长,正式接任霹雳女子中学,直至1978年退休,掌校前后28年。 我对彭士驎校长的认识,源于她以笔名“翠园”写下的一本本散文随笔。早在退休前,她已规划写作方向。此后二十余年,她持续在报章开设专栏,笔耕不辍。那些不过千言的短章,看似清淡从容,却沉淀着岁月累积的人生经验与思想灵光。 翠园共出版了8本散文集,包括《夜窗闲话》(1975)、《书灯絮语》(1987)、《缘在山中》(1991)、《校里乾坤》(1993)、《珍藏偶记》(1995)、《徘徊画廊》(1997)、《翠园小品文》(1997)以及《晚晴幽草》(2005)。后期几本由她儿子梁欐祥协助编辑出版,采用小开本,篇幅简短,翻阅轻便。书中多为千字随笔,却层层展开她一生行旅与心境:从湖南童年记忆,抗战岁月,到广州、香港,再至马来亚定居,以及她半生的教学生涯。 此外,她执掌霹雳女子中学28年,对华文教育的观察与思考,亦时时见诸笔端。翠园亦与友人创立“扶风诗社”(注册未获批准,后易名“山城”),并参与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霹雳联委会、马来西亚书艺协会、霹雳文艺研究会、怡保山城诗社、嘉应会馆妇女组等多个文艺团体。教育、写作、绘画、园艺、诗词、书法,无一不倾注心力,悉心经营。或许正因如此,她的散文小品总流露出一位女性知识分子的识见与修养,尤其是她对日常事物的真实感受与独到主张,弥足珍贵。放眼今日马华文坛,已很少再见这种知性与感性兼具的文字。翠园的散文随笔,读来历久弥新。 一个随夫南迁的女性,能够在异乡站稳岗位,自需过人的坚韧与耐力。谈及当年南渡,翠园曾回忆,她乘意大利邮轮先抵新加坡,再辗转来到怡保。1954年,她接任校长时,年仅31岁,几乎没有任何校务管理经验。初到之时,她既不谙马来语,也不熟悉英语,却必须周旋教育局与董事会,处理校务往来,逐渐应对自如。霹雳女子中学在她任内经历改制、迁校、新校舍兴建,教学设备逐步完善,学校规模日渐扩大。 翠园一生与文坛友人往来密切,情谊深厚。从多部散文集可见,为她作序者包括香港作家东瑞、黄润岳、永乐多斯,以及继程法师、陈郁菲校长等人。晚年的自传性散文《晚晴幽草》尤为动人,书中收入两位儿子、媳妇与孙子的纪念文字,情真意切。孙子自幼向她请益书法,深受熏陶,也写得一手好字。 后来在怡保培南独立中学掌校35年的陈郁菲校长,1952年仍是霹雳女子中学15岁学生。她忆及翠园初入课堂:微烫短发,黑丝眼镜,一袭旗袍,带着湖南口音,举止极端雅。学生们当面称她“彭先生”,私下则唤作“南岛李丽华”。 永乐多斯亦提到,其家族三代人与翠园情谊深厚。她生产时,翠园特地从怡保赶往医院探访,并称她“宽容谦和,不断进取,勇敢温柔兼备,做一个自己快乐,也为他人带来快乐的女性”。 相关文章: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李天葆驶向吉隆坡的慢船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都门梦忆李天葆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住进郁达夫书房的李晓音
3月前
我原以为都门的格调理应仓促而冷漠,未料在李天葆的笔下,吉隆坡这座大都会的节奏竟可以如此慢条斯理,丝毫不张扬它的灯红酒绿。 想着李天葆说话时的直率,我便翻开他的散文集《雨花云蕊旧月落》,也许通过这些真实而不事修饰的文字,得以一窥他在我所居住的这座城里,曾走过的地方、做过的事。 诚如李天葆所言,吉隆坡在我们这一代人口中,多称作“坡底”或“落坡”。我家唯有遇上久烧不退,需要求医;或隔大半年一次,母亲才会带我们到茨厂街玉壶轩吃点心作为奖励,方能落坡一趟。也因此,对李天葆好生羡慕——他可以一直住在坡底,对我而言,那里别有洞天。 吉隆坡是广府人的美食天堂。无论街头还是陋巷,炉灶上星火迸跃,“炒滑蛋河、菜头粿、白果莲子汤、鱼生粥、炸咸鱼饼”,样样俱全。李天葆常跟随父亲李嘉麟落坡,到商会俱乐部去。父亲本为生意人,只为看布料货版,谁料一坐下便打起麻将。李天葆嘴馋,只等父亲收局,带他去吃夜宵;小食下肚,不久又央求父亲向街边的印度人买棉花糖。若父亲独自出门,回来时总会打包老字号生记的广府炒。茨厂街叶亚来巷的生记生虾面,至今仍为人称道。 茨厂街之外,还有老区巴刹律,如今多称电子街,街道两旁林立各式电子商店,价格颇为公道。李天葆的散文屡屡着墨于此。在我看来,这一带比茨厂街更显拥挤、杂乱,却也因此更能显露出地道的民间气息,或许正因华人最传统、最古老的露天巴刹长期聚集于此。李天葆写道,自己童年时便住在这里的老式店屋,那是会馆早期的产业之一,如今旧楼已然拆除。多年后,他拄着拐杖再度来到此地邮局,“职员无意外地缓慢成性”,令他实难忍受。 都说了,吉隆坡确实可以慢得有理,尤其是在那些恍若旧上海的老时光里。“半圆柱型凿成浮雕式,把店名如广福昌、仁春堂刻在上头”,当年殖民时期洋货店的遗风依然可见。吉隆坡老火车头对面,昔日影星南来下榻的大华酒店,再来是各式会馆——里头传来的多半是麻将碰撞的声音,“几个老先生悠闲地抽烟,牌桌上趁机将最近的新闻拿来交流”。 李天葆后来曾在小社团会馆任助理(实际上是秘书),理事顾问个个似乎都是老板,随时使唤他。墙上挂着“吾乡之光”,退休老人登门造访,闲话家常。这是无数寂静华人小镇上似曾相识的画面,映现英殖民时期留下的遗风,“是老明星片里的风景”,一种缓慢而日常的生活景象。 李天葆的吉隆坡版图还延伸到秋吉律(Chow Kit)。这条都门盛名的烟花巷,聚集着风霜满面的尘世妇女、摆地摊兜售神油的马来汉子、喧闹不已的马来菜市、往来且干案累累的印尼外劳,以及在不远处夜总会上班的烟花女子,日日流连。李天葆任职的会馆亦坐落于此,后来索性搬到天桥大圆圈旁的老楼舍。普天戏院就在附近,他说自己在那里看过许多电影——“香港凤凰银都左派和中国大陆电影就在那儿上映”。那时的他已拄着拐杖,却仍以晶莹透亮的心眼观事,大太阳底下的都门光影,在他笔下显得婆娑而缓缓流过。 李天葆以从容且慢行的姿态走过吉隆坡。他曾坐在莪麦河对岸清真寺门前的石级上,“眯住眼,看那灿烂的阳光在广告牌上寸寸移动,看点点青苔攀附在年久失修的殖民地时代楼房”。他走过古宁街五脚基,看鸽子成群,流连艺术坊的露天茶座,吃“颂记”老字号牛肉丸面,凝视战前英国殖民时期留下的雕花楼阁——那些已被拆除又重建,或许将再度拆除的旧址新楼。他记忆中富都车站附近的莲藕塘、监牢对面张郁才的大洋房,早已踪迹不留。 可惜无法再向李天葆多问一点他所知道的吉隆坡,不过也没关系——细读他的文字,便知他早已将这座城市的前世与今生悉数记下。“生活在吉隆坡的情调步伐,绝对可以是慢悠悠的——不需要驶向中国的慢船,如果不坚持选择最好的,徐缓迂回的节奏俯拾即是,不假外求。” 我们就别轻易再说吉隆坡(人)仓促而冷漠了。 相关文章: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都门梦忆李天葆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住进郁达夫书房的李晓音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郁达夫红颜李晓音助力翻译《瞬息京华》
4月前
近几年来,南洋书写席卷学界与文化界。围绕南洋的文学想像与研究,在不少作家笔下不断扩展,几近推至极致,当下更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透过文学的视角,这片南洋之境时而显得神秘而幻丽,时而又贴近现实。然而,在这一风潮尚未形成之前,李天葆早已走在前头,将南洋从想像之域落实为现实存在。 2025年12月12日一早,手机留言传来李天葆离世的噩耗,不免心痛,一时哑然。数周前,舛谷锐曾协助安排他到新纪元会面,恰逢这学期讲授“马华文学导读”,原拟邀请他到校与学生交流。为此,课前已选读〈州府人物连环志〉,让学生先对作家有所了解。不料临近活动之际,他因脚疾住院,遂托舛谷老师转告未能成行。 〈州府人物连环志〉的最早版本,见于吉隆坡中华独中于1999年出版的“隆中丛书十二”——《南洋遗事》。这是李天葆继24岁出版小说集《桃红秋千记》(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1993)后的第二本小说。陈六使图书馆所藏此书,牛皮纸封面已微微卷曲,纸色泛黄。 李天葆笔下那些回不去唐山、辗转流落州府的人物,早已渗透出时代留下的风霜与韧性;仇凤堂、霓虹、灯花嫂、玉霓虹等“群像书写”,可以说由他开其先河。同册收入的〈旧乐园巷〉,以吉隆坡半山芭一带的老街区为背景,旅馆、银灯舞厅、书报摊、金瑄行、大街巴刹、茶室等场景交错其间,勾勒出五六十年代吉隆坡华人社区的日常风貌。 这段历史对于我这一代人并不算遥远,懂的人自然都懂;只是对今日的学生而言,别说那些斑驳的州府天光,即便是吉隆坡都门的沧桑,一切已显得格外陌生。 与李天葆接触过的友人,多半说他健谈。一开口,谈说间自带表演感,偶尔如伶人说故事,极具感染力。他其后出版的几部小说——《民间传奇》(2001)、《盛世天光》(2006)、《绮罗香》(2010)、《浮艳志》(2014),以及更为深入自剖老城市与老灵魂的《雨花云蕊旧月落》(2019)——几乎每一部都附有作者代序或后记,成为他创作历程中一种近乎自觉的书写姿态。 “那时候,把上市区唤作‘落坡’——记得是七八岁光景,一听见父亲要带我落坡,总是很喜欢。其实也不过是在茨厂街、五支灯、哥洛士街、谐街、指天街这一带,来回逛荡……”(《南洋遗事》代序)。若说李天葆书写南洋,更确切地说,他反复回望的,始终是出生与成长的吉隆坡。约27年前,他年仅30,正值青年,却已流露出对旧时吉隆坡的眷念与珍视。他从不缅怀唐山——“唐山算什么?穷山恶水的”——反而将笔触投向市井小民与俗世女子,愈描愈深,难以自拔。 除李天葆外,几乎无人能将旧吉隆坡写得如此通透真实。我想,这一断言,在吉隆坡成长的一代人中不无认同。他对都门的情感近乎执念——“如果我离开吉隆坡……世上没有不可能的事,有时为了生活;而且这确实是部分事实……即使是大都会,也会没有容身之所的时候……”(《盛世天光》代序)。今日高塔林立、轻快铁与高架公路纵横,与他笔下的旧日景光相比,早已判若两城。 2023年6月4日,曾翎龙安排黎紫书与李天葆在诚品书店对谈,由我主持,讲题为“此时此地眼前人——纯属我们这一代时空”。当日都门堵车严重,我与黎紫书、梁靖芬一同迟到,仅仅晚了数分钟,却已见狼狈。李天葆亦拄着拐杖到场,事后才从他的脸书上得知,他同样晚到。原来,我们都在伪装从容。 他在脸书上如此记述那一天—— 任何单位很喜欢要作者护照全相 人长得怎么样还不知道吗 天公给了你造句写字 就不会给你容貌颜值 其实那日主题之一 是和宝玲女士茶聚 那次,终究成了最后一面。除了讲座对谈,我们未及深聊。谈与不谈,似乎也已不那么重要。趁着吉隆坡尚未面目全非,也许仍来得及回望——那些栖身于他文字之间的吉隆坡此时此地。 相关文章: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住进郁达夫书房的李晓音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郁达夫红颜李晓音助力翻译《瞬息京华》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郁达夫译林语堂《瞬息京华》梦碎Newswire
5月前
来自澳洲堪培拉大学的李晓音之女Felicia Zhang与McMahon共同署名发表了〈李晓音:郁达夫的情人或缪斯?〉(Li Xiaoyin:  Yu Dafu’s Lover or Muse?)一文。文中,已年逾九旬的李晓音语气坚定,强调自己与郁达夫之间并无进一步的私密关系——“I didn’t have any relations with him. He might have been a little in love with me… But we never had sex, absolutely not.”女儿Felicia显然以母亲自身的叙述为依据,并多次强调郁达夫当年不过是欣赏她所具备的“新女性”气质,借此澄清外界对两人关系的诸多揣测与误读。 李晓音确实出身于一个具有一定文化与军政背景的家庭。她于1918年12月1日出生于福建福州。父亲李勉堂虽来自农村,但年轻时曾在朱绍良(1891–1963)身边担任“伴读”。随着朱绍良后来成为国民党军队的将领,李勉堂也因此进入保定军校求学;当时的校长正是蒋百里(1882–1938)。蒋百里在任内力图整顿军校,但处处受掣肘,多次申请经费未果,甚至一度愤而举枪自尽,所幸获救。然而,这段动荡的经历对李勉堂影响甚深,亦间接形塑了李晓音早年的家庭氛围与成长背景。 据李晓音的回忆,她的父亲思想开明,坚信子女必须接受良好教育,尤其应当掌握英文,因此特地为孩子们聘请了英文家庭教师。祖母育有八名子女,前四个皆为女儿;尽管家族在当时仍深受传统“重男轻女”的观念影响,但家中没有一位女儿裹小脚。李晓音成长与受教育的时期正值中国迈向五四现代化的年代,她自幼在传教学校接受中西并重的教育。1936年高中毕业后,即考入上海暨南大学商科班。 大学时期的李晓音已展现出非凡的活跃与才华,她加入剧团,并与著名中国京剧女演员言慧珠(1919–1966)合作演出抗日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该剧后来以多种方言在马来亚各地巡回演出,1938年在吉隆坡中华总商会上演,反响热烈,一度轰动当地文化界。 1937年卢沟桥事变暴发后,中国局势迅速陷入混乱。大约在此时期,李晓音应上海暨南大学同窗黄增安之邀,前往砂拉越诗巫担任英文教师。黄增安同为福州人,可谓同乡,当时已在当地一所中学出任校长。据资料显示,他与其兄黄增霆皆为婆罗洲共产党成员。已于今年辞世的砂拉越资深报人天英成,亦在其文章〈婆共三人行──记三黄与婆共〉中提及,李晓音与黄增安之间确曾有过一段最终走向破裂的婚姻。 离婚后,李晓音独自前往新加坡,试图开拓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凭借出色的外语能力,她很快进入英属殖民政府体系,受聘于英国新闻部(Ministry of Information),负责对内对外的新闻与宣传事务。她在新闻部任职仅数月之际,恰逢该机构筹划出版《华侨周刊》以动员华侨社会投入抗日工作;李晓音遂积极推荐当时才结识不久的郁达夫,于1941年4月出任该刊编辑一职。 若从李晓音对“现代性”的追求及其生活处境加以理解,便不难明白她何以会在时局动荡之际住进了郁达夫的书房。正是在这一时期,郁达夫得知她正寻觅住处,遂建议她搬入自己的书房暂住。根据Felicia Zhang对母亲的访谈记录,郁达夫的书房内书籍自地面堆叠至近天花板,几无可供起居的空间,最终由其子郁飞让出房间,供李晓音居住。 这位很可能拥有“天籁之音”的李晓音(1949年出任“丽的呼声”有线电台第一任中文部主任),或可被理解为郁达夫在其后流亡岁月中的一份寄托。1942年2月4日,郁达夫随胡愈之等友人乘船逃往印尼避难,《乱离杂诗》正是在这一逃亡过程中完成。诗中第六首“却喜长空播玉音,灵犀一点此传心”一语,指的正是他滞留印尼期间,屡次前往耶加达镇上收听英政府广播时,空中不时传来的李晓音之声(胡愈之,1946:《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在颠沛流离的处境中,她的声音或成为诗人难得的精神慰藉。  相关文章: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郁达夫红颜李晓音助力翻译《瞬息京华》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郁达夫译林语堂《瞬息京华》梦碎Newswire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 杜南发 也就是这个时候心情如水
6月前
新纪元陈六使图书馆内,藏有一册郁飞签赠方修的《瞬息京华》。1992年,新译初成,花甲之年的郁飞携带新著,亲赴Newswire。此行是为了赓续一段父辈的未竟之愿——代父亲郁达夫,完成那部在南洋起了头,却终未完成的林语堂译作。夙愿已偿,欣慰难免。 1940年,郁达夫与王映霞的婚姻终告破裂。母亲决定离开新加坡。临行前日,她特地来到郁飞就读的美国教会学校,与儿子作别。那年郁飞不过十一二岁,大人的感情纠葛,孩子终究是看不清的。那天下午,他懵懵懂懂地随母亲去看了一场电影,像是履行了一场静默的送别仪式。此后,他与父亲相依为命,客居Newswire。直至太平洋烽烟来袭,父亲才匆忙将他送回中国。 郁飞在〈郁达夫的Newswire三年〉中,细述了他与父亲在南洋共度的短暂时光,也为今人重现了旧时Newswire的街景与人文光影。早年读至文中提及父亲的红颜知己李小瑛,并未十分在意,只当是才子郁达夫生命中又一段萍水相逢的南洋轶事。后来方知,这位女子实则来历不凡——林语堂《瞬息京华》的译事得以在Newswire开启,背后亦有她倾力相助的身影。 李晓音之名,在郁飞的笔下留下倩影。然而,文献所载,她亦曾以李小瑛、李筱英等名行世。其名之流传,与上世纪中叶风靡新马华人家庭的“丽的呼声”方言广播电台紧密相连。这家源自英国的 Rediffusion Limited(最初名为 Broadcast Relay Services),于1949年8月1日在新加坡启播。据新加坡历史学家柯木林考证,“Rediffusion”译作“丽的呼声”四字,正是出自李小瑛与其同事张轼(战后初期南洋华侨中学的教师)之手。 日军撤退后,李晓音自印尼重返新加坡。1949年7月31日,《南洋商报》推出“丽的呼声开幕纪念特辑”。时任该电台首任中文部主任的她,于特辑中发表〈这是丽的呼声!〉一文,详述电台的渊源与发展,成为这段广播史开端的重要见证。 这位才华出众的女性,其实更早之前就已走入郁达夫的生活。她曾一度住进他的书房,成为他生命中一位颇为特殊的红颜。郁飞在〈郁达夫的Newswire三年〉中对她着墨颇多:李晓音毕业于上海暨南大学,容貌秀丽,中英文俱佳,原任职于新加坡英国情报部,后转入电台担任播音员。约30年后,郁飞娓娓道来少时在异乡的岁月,我们仍能从中感受到少年对这位闯入父亲生活的女性,那份难以全然接纳的复杂心情。文中写道:“随身有条年岁远比我大因而已经发脆的俄罗斯毛毯,是三十七年前星岛临行时这位李小姐送我的”。烽火连天,人情幽微,往事如烟,实不足为外人道。 李晓音随后举荐郁达夫出任《华侨周报》主编。该报由本地名流林文庆题写刊名,于1941年4月3日正式创刊(《南洋商报》1941年4月6日载)。据郁飞回忆,其父郁达夫于同年年中接任主编。彼时,林语堂早已将注释本Moment in Peking及500美元翻译费寄至Newswire,力邀他执笔翻译,并坚称此书非郁达夫不可译。他在《谈郑译〈瞬息京华〉》中申明四点理由:自身忙于英文创作且不擅京话;郁达夫中英文精湛、译笔老练;其文风纯正,无生硬欧化之弊;并已附上三千余处详注以供参考。此时郁飞已然懂事,甚至鼓励父亲:既已收下翻译费,且《华侨周报》甫经发刊,若能连载父亲译注的《瞬息京华》,必能提升报刊身价。 郁达夫后来果真动了笔,李晓音则从旁协助,为他斟酌文字,处理编务。未几时局骤变,战火蔓延南洋,翻译工作被迫搁置。身在新加坡的郁达夫与远在美国的林语堂也自此断了音讯,林语堂终未能等到那个他所期许的完善译本。约在1941年底Newswire沦陷前夕,李晓音搬离郁达夫住所,随英军远赴印度。 1942年2月,郁达夫仓皇避难苏门答腊,于流离间作成《乱离杂诗》12首。其中前7首,常被后世视作对李晓音的深切寄意。诗中“茫茫大难愁来日,剩把微情付苦吟”一句,尤似道尽乱世情谊之,欲说还休。然此中情愫,终难定论——2014年,其女Felicia Zhang据母亲口述,以英文发表〈李晓音:郁达夫的情人或缪斯女神?〉(Li Xiaoyin: Yu Dafu’s Lover or Muse?)一文,明确否认二人曾有恋人关系。 相关文章: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郁达夫译林语堂《瞬息京华》梦碎Newswire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 杜南发 也就是这个时候心情如水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天微明时我是诗人潘正镭
7月前
7月前
1955年,中国现代作家林语堂应陈六使之邀,远赴新加坡,出任南洋大学首任校长。可惜,他的办学理念与董事会格格不入,分歧日深。就在南洋大学即将开课前数周,林语堂毅然辞去校长职务,离开新岛。这位自1930年代起旅居美国、以英文写作享誉国际的中国作家,对新马社会的现实与人情并不熟悉,更难体察一所由华人集资创办、寄托民族文化理想的中文大学,其内部复杂的人际与政治结构。 林语堂与南洋的情缘,始终缘悭一面。早在二战之前,即1939年前后,他便将自己在美国写就的英文小说Moment in Peking寄于当时旅居新加坡的郁达夫,请他译为中文。这部小说原是林语堂在筹划翻译《红楼梦》时的创作转折——他原来想以英文介绍中国古典文学,后感《红楼梦》所映照的社会距现代中国已有时空隔阂,遂决意参照其结构与笔法,另写一部描绘近代中国社会图景的长篇小说。 为专注写作,林语堂于1938年春举家迁居法国巴黎。他的长女林如斯回忆:“自八月到巴黎时动笔,到一九三九年八月搁笔。其中搬迁不算,每晨总在案上著作,有时八页,有时两页,有时十五页,而最后一天共写了十九页,是空前之记录。”这部历时一年完成、长达70万字的《瞬息京华》(Moment in Peking),出版后畅销5万册,被《时代》周刊誉为“极有可能成为关于现代中国社会现实的经典作品”。 这是林语堂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当时他年逾40,作品甫一完成,便急于将其译为中文。彼时虽不乏通晓中英文的译者,但能令林语堂信任并托付此任的,唯独挚友郁达夫。那时郁达夫旅居新加坡,任职于《Newswire》和《华侨周报》。林语堂特地致信相邀,并在信中明言,希望借由小说的译介,弘扬中国抗战勇士的可贵精神。他在信中写道:“弟客居海外,岂真有闲情谈话才子佳人故事,以消磨岁月耶?”显然,从《吾国吾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 1935)到《生活的艺术》(The Importance of Living, 1937),再到《瞬息京华》,林语堂逐渐意识到,唯有小说最能引发读者的情感共鸣——“如历其境,如见其人,超事理,发情感,非借道小说不可。” 1940年,林语堂得悉郁达夫允诺翻译后,随即寄去5000美元酬金,并附上原著中引用的古典典籍、人名地名及成语的详尽注解,同时交代小说的中文书名——《瞬息京华》。然而,此时郁达夫与妻子王映霞的婚姻关系已濒临崩解,他已几无心力投入翻译。当年5月26日,《Newswire》星期刊文艺版刊载郁达夫的〈谈翻译及其他〉,文中提及此事,并说明他曾将译稿呈交作者审定后方刊登。事实上,《瞬息京华》的译稿最终仅在他主编的《华侨日报》上刊出开篇,便告中止。1942年,战火蔓延,《华侨日报》停刊,郁达夫离开新加坡,不久殉难,《瞬息京华》的译梦至此中断。 郁达夫与林语堂私交甚笃。尽管酬金早已支付,林语堂却未能如愿得到完整译稿,但两位文人之间的深情厚谊,却由此传为文坛佳话。 1975年,林语堂凭《瞬息京华》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此作也被普遍视为他文学创作的巅峰。 早在40年代初,郑陀与应元杰合译的首个中文译本已问世,诗人卞之琳评其书名“仄仄平平,声调奇妙”。其弟子赵毅衡后来在〈林语堂与诺贝尔奖〉一文中亦指出,该译本“并未差到太离谱的地步”。然而,当时的林语堂对此并不满意,特地在国内报纸刊登广告声明,劝告国内作家“勿轻易翻译”,态度颇为坚决。或许,自始至终,他心中理想的译者,始终只有知己郁达夫。 半个世纪后,1991年,郁达夫之子郁飞以“子偿父债”的心意,历经10年完成《瞬息京华》全译本,被普遍认为最忠于原著,也最能传达林语堂作品的神韵。翌年,郁飞在新加坡《联合早报》撰文,追忆父亲当年从林语堂手中接过书稿的情景——那一年,他也在新加坡,时年12岁,记忆犹新。 从郁达夫到郁飞,父子两代跨越时空,在南洋接续了《瞬息京华》的译梦。这段文学因缘一直受到研究者关注,尤其是郁达夫研究专家陈子善教授与南洋大学校友薛依云。薛依云指出,直到今年,在“抗战文学暨郁达夫殉难八十周年纪念”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有学者透露,美国国会图书馆或仍藏有至今无人见过的《华侨周报》海外译稿孤本。 相关文章: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 杜南发 也就是这个时候心情如水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天微明时我是诗人潘正镭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走入诗中的歌者张泛
8月前
20世纪80年代,〈传灯〉唱响马来西亚文艺舞台时,鲜有人留意到,这首歌的作词人正是南洋大学出身的诗人杜南发。1952年生于新加坡的他,1973年考入南洋大学,原想报读经济系,却因分数未达标而转入中文系。未料这一转折,让他在文学院接受熏陶,从此踏入文学创作之路。毕业服完兵役后,他于1977年加入南洋商报,主编文艺副刊《浮雕》与《文林》。其后,在新加坡报业合并的浪潮中,他又先后出任《联合晚报》《联合早报》《新明日报》的编辑要职,纵横新闻与文艺界四十余年。 当年,张泛与潘正镭还在南洋大学筹办诗乐演唱会之际,学长杜南发已走出校园,进入报馆接手文艺副刊的编辑工作。彼时《南洋商报》销量下滑,初出茅庐的他大胆向主编建议改革,以吸引年轻读者。他说:“武术界有武林,文艺界也要有文林;武术界有高手,文艺界也有高手。”新副刊遂以“文林”为名。凭借在版位设计与内容上的创意革新,《南洋商报》销量渐见回升。杜南发亦积极向台湾文艺副刊取经,走访多位台湾现代作家,使《文林》逐渐发展为新加坡最具现代意识的文艺平台。 南洋大学时期的杜南发已显露诗情。1975年,南大诗社成立,他亦是其中的核心成员。1978年,诗社首次公开举办诗乐演唱会,便演绎了他的作品〈生命〉。次年演唱会则以南洋大学或云南园风景为主题,杜南发亦有〈湖畔〉、〈长河〉、〈小画〉与〈那坐在石阶上的女孩〉四首诗发表。其时,南洋大学校园已历经变故,他的诗作流露出浓烈的深沉与孤独感: 望断天涯/不见风月/我的生命/流过一片悲辛的旷野/涌向无人的东方 朝向北斗/动人的迷信/我是龙灯/舞者一路繁花的希望/去向大地的尽头……(〈长河〉) 七月是一串年轻风铃/撒落湖中/便是许多曲折的故事/如多皱的百合 我曾在湖畔期待春季的传说/直到星落/一湖雾水,依然沉默/静静的不安……(〈湖畔〉) 这两首诗后来收录在杜南发1979年出版的第一本诗集《酒窝神话》。他进入现代诗的门槛,受益于当时在中文系授课的王润华老师。“这也是大二的事……对于一首模仿性相当强烈的习作〈云南之旅〉,王润华老师还颇有好感,这对一个诗国门外汉来说,是一种很大的刺激。在这科结束时,他还特别在另一篇习作上鼓励我应该继续多写下去。”〈云南之旅〉写于1974年,是他在南洋大学的第二年,可以说是他的第一首诗,也收入在这本诗集中。杜南发的诗多带古典式抒情,他坦言这是南洋大学给予的养分:“南大给我的感受,就是那股古朴幽远的韵味……”那里的山峦、湖畔、青草、凉亭与丰碑,无论晨曦向晚,时刻滋养着他。 1980年代,南洋大学虽已不复存在,但南大诗社的精神仍在延续。1978年成立的“五月诗社”(顾问为杨松年、王润华、黄孟文)于1984年创办《五月诗刊》;1980年成立的“阿裕尼文艺创作与翻译学会”(顾问为杨松年)则推出文学期刊《同温层》,并积极举办诗乐民谣演唱会、展览、讨论会等活动,蔚然成风,几近喧哗。尤为可贵的是,这并非昙花一现:《五月诗刊》二十余年从未间断出版,《同温层文丛》亦先后出版了12本选集,诗乐创作与演唱持之以恒,跨越长堤,推动了新马两地的文学交流。此时,杜南发主编的《浮雕》和《文林》两份文艺副刊,亦成为另一股重要推力,不仅广泛刊载作品,也报道文学活动,为新加坡的文学生态注入新的活力。 20世纪80年代无疑是新加坡现代文学的高峰。走过了这些岁月,杜南发或渴求“心情如水”,但盼涟漪不再。我此时才翻读他于1991年出版的第二本诗集《心情如水》,试图揣摩诗人的生命经历,以及那份清明不变的诗心。南大事件,报业风云,怎可能是一潭吹不皱的清水?我自然想去追索80年代初南大关闭后诗人的心境——〈迁徙的鸟族〉〈禁果仪式〉〈无花果树〉与〈野鸽纪事〉,皆为“南大成了历史之后”的印记。当年的启蒙老师王润华在序言中写道,这是一本他所钟爱的诗集,而南大正是其活水源头。诗集的设计独具匠心,每一辑附录诗人手札,读来虽感戚然,却也能理解—— 池塘生春草,仿佛也是一夜之间的事,说不说都没有什么关系,云是云,水是水,都是不同滋味,好在有过一响醉后清欢,知道人世还是多情,也就够了。 相关文章: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天微明时我是诗人潘正镭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走入诗中的歌者张泛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这年代我们还需要鲁迅吗?——南洋大学与鲁迅传人
9月前
1978年,南大诗社首次举行公开的诗乐演出,45分钟内共演绎9首诗乐作品,其中开篇之作〈故事〉,便出自潘正镭之手: 你是一颗叩落的星/解缆自天际/我是一艘船摆渡/载美丽的故事/破封的港/细碎的浪/宣示着轻轻雷鸣/我们诉说/小小故事/忘了已及岸与陆 翌年,《蕉风》月刊314期(1979年4月号)刊载了潘正镭的文章〈一个意念的浮现:南大诗社诗乐演唱会前后〉。文中追述,这首作品的缘起颇为偶然:课堂上,张泛递来字条,说自己“灵感大发,想以歌入诗”。潘正镭遂将高中时期所作的这首诗交予他。课后,张泛便即兴哼唱,引得同学们纷纷赞赏,并鼓励两人合作。 潘正镭与张泛同为南洋大学第20届文学士。1977年,他出任南洋诗社第三任会长,同时继续参与诗刊《红树林》的编辑工作。其时,他们已常与一群青年诗人相聚,纵论诗艺,亦不断酝酿着“诗与乐结合”的意念。 1978年的诗乐演出中,除了潘正镭的作品,也有淡莹的〈声声慢〉与王润华的〈屋外〉。后者一诗写道:“我是山茶/含苞三年/春天开后/竟不是花/我是明月/普照冬夜/黎明才发现/被冻成,一片白雪。”据王润华自述,此诗作于他赴美深造、旅居爱荷华之时。诗中引述司空图笔下山茶花的意象——山茶花含苞三年,虽姿容美丽,却未能列入花谱为名花,心生惋惜之情。诗意亦借此暗喻南洋大学文凭不获政府承认的现实处境。同学们传诵之间,深有共鸣,张泛遂为之谱曲,自此流传不绝。 《蕉风》亦刊载了杜南发的〈河畔〉。此诗同样由张泛谱曲,并于南大文学院讲堂举行的第二次诗乐发表会上演唱: 七月是一串年轻风铃/撒落湖中/便是许多曲折的故事/如多皱的百合 我曾在湖畔期待春季的传说/直到星落/一湖雾水/依然沉默/静静的不安。 那时已是南洋大学办校的晚期,历史际遇迂回多舛,莘莘学子终将四散天涯。云南园的湖水依旧静默不语,成就与功过,终将交付时间去见证。南大情怀遂化为诗乐的主调,这些诗句当年几乎传遍云南园。诚如刘双慧〈挥手〉中的吟咏——“风雨来了又去/三年时光化一声鸟啼/我要从画中下来了/把树树山山留在云里”——正是当时千百南大人的共同心绪。直至今日,南大人在年度全球校友联欢晚会上,仍不时诵唱这些篇章,一声鸟啼,余音不散。 早在1975年,潘正镭便与林也、丘静溪、郑英豪、望无际、陈来水、黄继豪、陈牧元8位青年诗人共同出版《8人诗集》。今日重温,其浅蓝色的封面设计与背面的镜像文字,皆出自学长陈瑞献(牧羚奴)之手;再加上他亲撰的序文,已为当时的新加坡现代主义诗派立下鲜明的标杆。1980年毕业后,潘正镭先后投身新闻界,历任多家报馆要职,曾任《新明日报》总编辑与《联合早报》高级执行编辑兼副刊主任。2017年退休后,仍不时读到他笔下的专栏与诗作。 诗乐的创作当是潘正镭与同代诗人共同努力的结晶,可以说代表了新加坡现代诗发展的一个高峰。潘正镭本人著有多部诗集,包括《告诉阳光》《赤道走索》《再生树》《天微明时我是诗人》与《天毯》。其封面皆采用学长陈瑞献的现代风格画作,而陈瑞献亦为之撰写序言,不仅精准点评了潘正镭诗歌的精华,更借此传达他对现代诗的观照与思考,意味深长—— 世人但知李白浪漫,杜甫悲伤,而不知王伟的真空妙有。〈睡与醒〉固世间现实,正镭用两句极简的短句,带出至深的出世间现实:“不睡/不要醒来”。你睡了你醒来了,都是真有的事。但你是否知道,意识一转入另一层天,不睡才是睡不要醒来才是醒的真事吗?空花无蒂,玄珠有光,〈天毯〉是一部让你趣向这一真谛的诗集。 1980年,随着南洋大学走入历史,南大诗社亦随之解散。这个汇聚诗人与音乐人的校园诗社,就此划下句点。潘正镭毕业后踏出校门,投身社会,肩负生计,却始终笔耕不辍。新纪元陈六使图书馆所藏的几本潘正镭诗集,皆题赠于马华诗人林幸谦,不免让人遐想这一段跨越新马的诗缘。林幸谦诗中多有漂泊之感,才华横溢;两位诗人相知相惜,其际遇与文字都映照出一个时代的缩影——“天微明时我是诗人/一如日光灯下我是主编/一册诗集/为你裁剪一方思维的图考”。 相关文章: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走入诗中的歌者张泛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这年代我们还需要鲁迅吗?——南洋大学与鲁迅传人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南洋大学校友吴天才——中马互译之桥
10月前
刚过去的5月中旬,文学院迎来新学期的开课礼。在南洋大学校友林顺忠先生的牵线下,新加坡“新谣之父”张泛博士亲临讲座,与师生分享他的创作心路。讲题《传灯人与追光者——在世界版图刻下你们的坐标》,乃张博士亲自拟定的。 讲座中,张泛回顾了当年为诗人杜南发所作〈传灯〉的创作过程。那是1982年8月25日,《南洋商报》主办“金狮奖创作比赛”。当天,时任编辑的杜南发突发奇想,欲为颁奖礼写一首主题曲,遂邀张泛作曲。灵感乍现,仅花不上20分钟,成事。当晚,〈传灯〉即由张泛亲自演唱。谁料,这首出于新加坡,由张泛与杜南发携手创作的歌曲,后来竟唱遍马来西亚大小文化活动,广为流传。张泛回忆,〈传灯〉的推广离不开新山陈徽崇与陈再藩两位学长的推动与奔走。“希望延续一点陈徽崇老师的遗愿,为马来西亚音乐文化尽棉力。”张泛如是说道。 “每一条河是一则神话 每一盏灯是一脉香火 每一条河都要流下去 每一盏灯都要燃烧自己。” 我当年入学马来亚大学中文系,学长姐也领着所有初来报到的新生齐唱〈传灯〉。那时的我并不知道,这首撼动人心的歌曲,竟出自彼岸——南洋大学中文系校友之手。张泛是南洋大学第20届文学士,恰为南洋大学分院不分系时期的末代学生;杜南发则是他的学长,南洋大学中文系第18届学生;至于二十四节令鼓创始人陈再藩(小曼),则是第17届工商管理系毕业生。张泛年纪最小,然他与杜南发在作诗谱曲上的默契,早已在南洋大学的校园中悄然酝酿。〈传灯〉面世时,南洋大学已遭关闭将近两年,然昔日的同窗情谊,很大程度是因母校的命运,更显笃定牢固。 以诗入乐,或将现代诗铺成歌乐,可说源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南洋大学校园。彼时,不少日后为人熟知的新加坡华文文学诗人——贺兰宁、流川、黄继豪、郑英豪、潘正镭、沈璧浩、薛依云、陈来水、杜南发、周维介等,以及后期的陈再藩、王润华等,皆为“南洋大学诗社”(南大诗社)的中坚成员。1975年12月12日,诗社正式注册。成员来自南洋大学各个科系,大多倾心现代主义写作。当时的新马华文文坛,创作风气普遍受到台湾现代诗派的深远影响。诗社顾问为杨松年与王润华老师,皆为推动马华文学发展的重要推手。诗社又创办《红树林》诗刊,由南大校友陈瑞献长期供稿,并负责封面设计与内页插画,为诗刊的现代主义风格树立了鲜明的标杆。 尽管南大诗社随着南洋大学的落幕而解散,那一首首曾在校园中传唱的诗乐,却如神话般流传至今。南大诗社成员的现代诗创作,经音乐鬼才张泛谱曲演唱,抒发云南园学子的深切感悟——“啊,告诉阳光啊/我只想唱一唱/我们这一代的声音”(潘正镭〈告诉阳光〉)。 首场诗乐演出于1978年8月5日举行,所选九首诗作出自潘正镭、林山楼、董农政、张泛、西河州、杜南发、淡莹与王润华等诗人,获得极大回响。旋即于同年12月1日,在南洋大学文学院讲堂举办第二场演出,此番共演绎了十九首诗乐,规模更胜以往。 诗人潘正镭曾记述:“到场约三百名年青的观众中,端坐着全场唯一的文坛前辈——周颖南先生,他凝神聆听,并当场赋诗以抒感受。作为年轻的一群,我们珍惜这份力量。”周颖南不仅是新加坡儒商,更是著作等身的作家,被誉为“南洋一支笔”。演出之后,他将《红树林》诗刊及有关诗乐演出的报道推荐至中国文学大家叶圣陶与林荫前辈,足见其对南大诗社文学精神的推崇与珍重。 1979年4月号的《蕉风月刊》314期策划了“张泛‘诗乐’专题”,其中杜南发的〈走入诗中的歌者——张泛夜谈〉一文,记述了他于同年1月27日凌晨对张泛的访问,忆及当年在南洋大学学生楼宿舍的灯光下,静谧的山头,风过相思树——张泛与周望华、杜南发和潘正镭围坐一隅,一把吉他,一壶清茶,在诗与歌的交汇中,畅谈他为现代诗谱曲的点点滴滴。 张泛也是当年南洋大学末代学生会会长。今年5月,我在马来亚南洋大学校友会会所主持他另一场讲座。会上他说,那时候,有人质疑我的学校,我心里只想着:我可以为我的学校做什么?我应该怎样带着我的学校走出去。南大诗社的一首首诗乐,如今仍在各地传唱不朽。 相关文章: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这年代我们还需要鲁迅吗?——南洋大学与鲁迅传人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南洋大学校友吴天才——中马互译之桥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南洋大学李校友李云溪校长的老师——张荃
11月前
我读大学时,鲁迅仍是中国现代文学课堂的必修篇章。然而时至今日,鲁迅研究于国内中文系中已显式微,渐入沉寂。反观马华文学传统,鲁迅影响却深刻而广泛。文学史家方修秉持现实主义精神与左翼思想主轴,其理念与创作无不显露鲁迅的深刻印记。他的杂文《避席记》即为鲁迅研究成果之一。早在1950年代,鲁迅已毫无保留地影响一代学人与文艺青年。南洋大学历史系肄业的谢诗坚曾直言,方修堪称马华文坛鲁迅精神的“代言人”。 在那个时代,人人寄望鲁迅之笔能拯救社稷、抗衡权势。尤其50年代初期,殖民余绪未散,社会秩序初定,鲁迅几乎成为那一代人心中的精神导师,时时引领和召唤他们为马华文学和教育事业而奋斗。马华作家云里风即不讳言这一影响。彼时他罹患肺病,久治无效,写作方起步。若不是因为一套《鲁迅全集》读了又读,他后来不可能走上写作之路(〈鲁迅对新马华人社会文化的影响〉)。他的小说《冲出云围的月亮》,正记述了这段生命转折。 吴天才亦是于此时期深受鲁迅精神感召的一人。南洋大学首届中文系毕业之际,校内风波未歇,高层领导悬缺,学术与行政一度陷入动荡。在这般紧张不安的时代氛围中,鲁迅几乎化为莘莘学子心中的精神坐标,借用谢诗坚的话,“鲁迅俨然已成为南洋大学的精神校长”,于无声处提供指引与支撑。至1960年代初,由南洋大学中国语文学会主编的《大学青年》与学生会出版的《大学论坛》先后推出鲁迅逝世纪念特辑,其影响之深可见一斑。当时校园风气,以“学习鲁迅”为志业,几近成为一种文化自觉的标杆与象征。 吴天才生于1936年,恰值鲁迅辞世,命运仿佛冥冥之中自有呼应。他以笔名“江天”出版诗集《鲁迅赞》,以诗抒怀鲁迅之精神风骨。此书成于90年代,付梓于退休之后,然他对鲁迅之情感崇拜,实非一时之作。早在18岁风华正茂之时,吴天才便写下纪念鲁迅的诗作〈有一个人〉,此见,鲁迅精神早已在这位马华青年心中深深扎根。 年过五十,这份对鲁迅的情感始终未退。吴天才亲赴上海,拜谒鲁迅故居与墓地,归来后写下——“鲁迅安静地/坐在石椅上/眺望莽莽神州大地沉思/而今已变成/开朗的笑颜。”这一刻,无疑是诗人对自己半生信仰的一次低语回应。 这份执念之于他们那一代文艺人,得以延续数十载,并非没有原由。自1973年起执教于南洋大学中文系的王润华,便以学术之眼,长期致力于鲁迅精神在东南亚的传承研究。2012年,他特邀鲁迅之孙周令飞访马。面对新马诸多深受鲁迅影响的文化传人,周令飞深为动容,坦言如此广泛而深远的精神影响,令人匪夷所思。 然而,鲁迅的思想足迹远不止于新马。王润华其后主编《鲁迅在东南亚》,为我们勾绘出鲁迅思想在本区域传播的文化地图,更印证其影响早已超越文学,深入“社会、政治、文化的复杂结构层面”,化为一种深沉的文化软实力,成为华人社会精神建构的重要支柱。 今日之于年轻一代,“鲁迅神话”或已不复存在,然其精神遗产,依旧在时代深处隐隐发酵。也因此,那些与鲁迅精神深度契合的文坛前辈,尤值得我们回望与凝视。吴天才与王润华,皆是南洋大学语脉中的鲁迅传人;他们以自身的写作、研究与文化实践,延续着那股曾震撼一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力量。 相关文章: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南洋大学校友吴天才——中马互译之桥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南洋大学李校友李云溪校长的老师——张荃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多谢海风吹雨过—— 潘受重过南园
12月前
在华校的发展历程中,曾有一段堪称可歌可泣的佳话,那便是邢广生、谢冰莹与张荃三人之间的美好情谊。或许对今人而言,张荃这个名字略显陌生,然其在华文教育与马华文学史上的贡献,实不可小觑。张荃不仅是尊孔时期著名历史学者李业霖的启蒙恩师,更是麻坡中化中学第九任校长李云溪的授业老师。而李云溪校长,正是南洋大学中文系首届毕业生,可谓承先启后、意义非凡。 早在谢冰莹之前7年,张荃便已抵达马来亚。1951年,她与丈夫陈恺教授自台湾南来,落脚柔佛麻坡,于中化中学任教。陈恺主授地理,张荃则担任华文科教师。也正是在那一年,李云溪升上中三。新学年伊始,学校一度因师资短缺而华文课悬而未开,数周无人授课。时任校长陈人浩不断宽慰学生,嘱大家再耐心等待数日,便有一位来自台湾的副教授抵达。果不其然,张荃老师如期而至,自此,她在马来亚华文教育的旅程悄然展开。 李云溪始终铭记张荃老师在教学上的不拘一格,深受其感召。他曾回忆起一次缺考华文课的经历,张老师并未严辞斥责,只是淡淡地说道:“要补考。”随即,便“二话不说拿了一大叠报纸给我,并出了一个题目,叫做《马化政策下的马华教育》,要我从报纸里找资料,按题目写一篇文章,限一星期交卷。”(引自《中国女文学家的故事》) 1953年,李云溪原计划自高师班毕业后前往台湾师范大学深造,张荃老师却慧眼独具,鼓励他改而投考即将创办的南洋大学。他遵从师意,遂依言报考,顺利考入中文系。入学之后,张老师念及其家境清寒,又特地为他安排兼职工作,以助学业之需。 1955年,南洋大学正式开课。李云溪每日放学后,便需辗转搭乘三趟巴士,前往一所小学兼课,风雨无阻,直至1957年6月底。其间,张荃老师再度倾力相助,亲自出面协助他申请马来亚民众图书馆协会的贷学金,使他得以安心求学、无后顾之忧,最终顺利完成本科学业。 推测当时的张荃,已与在民众图书馆义务协助管理事务的邢广生相识甚深。至1955年,张荃已调任吉隆坡尊孔中学任教,两人同在吉隆坡,往来亦愈加频繁。邢广生常为身在异乡的张荃料理生活琐事,也常聆听她倾诉婚姻中的诸般不如意,渐渐成为她当时唯一能够倾心托付的挚友。 《张荃诗文集》为张荃之遗作,历经三十载辗转,方由其弟子李焕明于1990年在台湾付梓印行。书首篇〈彭亨山中杂写四篇〉,记述她在马来亚的亲历与所感。此书由中国现代派作家施蛰存先生作序。施蛰存与张荃早年同为国立厦门大学教席,彼此赏识,情同兄妹。因昔时音讯隔绝,直至张荃辞世于马来亚,施蛰存始知噩耗,感慨万千,叹曰:“始知其已逝于马来亚,为之掩卷叹悼。” 书中亦辑录了张荃两位至交——邢广生与谢冰莹所撰写的追思文章,深情回忆她于1959年为华文教育鞠躬尽瘁,终客死异乡。文中详述二人为其操办后事的点点滴滴,自选购衣物、遗容化妆、入殓安葬,皆亲力亲为,哀情可感。 其时,谢冰莹已在太平任教,接讯后即乘火车南下吉隆坡,前往积善堂,与邢广生及尊孔同仁陈淑贞一同操办丧事。虽张荃之夫陈恺亦在场,然两位挚友对其早年婚姻多所不平,情感之复杂,尤见于谢冰莹所撰〈哭张荃〉一文。文中追忆二人于台北初识,目送张荃婚后远赴马来亚,婚后境况屡屡不顺,字里行间,“至为感人,读后令人泪下”(李焕明语)。至于邢广生,则显得宽容:“缅怀往事,唏嘘感叹之余,也就不忍再如过去那么非议他了。” 斯人已逝,风范犹存。自张荃辞世30至50年间,仍有众多友人与门生追思其人其文。曾就读麻坡中化中学的李云溪,正是在张荃担任班主任期间受其引导,顺利考入南洋大学中文系,日后更回到母校执掌校政达11年之久。2008年,时年约78岁的李云溪,为纪念恩师张荃逝世50周年,特将其生前托他誊录的文稿《中国女文学家的故事》整理出版,以传其风范,昭其精神。此书由张荃在台湾师范大学昔日同事、潘重规教授题字。 如今,张荃长眠于吉隆坡蕉赖路基督教墓园。她在马来西亚所留下的印记,不应湮没。 相关文章: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多谢海风吹雨过—— 潘受重过南园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逃难诗人潘受 船票送郁达夫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潘受诗人的卖花词
1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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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潘受将船票让予郁达夫,辗转逃离新加坡,抵达重庆。他是少数战乱中仍持续创作的诗人。细读其逃难诗作,几乎可勾勒出一条逃亡路线。其时,他携妻小乘渡轮离新,“为避敌追袭,船迂回于印度洋中者十余日,然后渐脱危险地区。”(〈避寇印度洋舟中五首〉)。船上颠沛流离,风声鹤唳,一对子女仍为他举杯庆生,全家守岁,不知浩劫将至。 〈八月十日日本天皇乞和,十四日正式投降〉一诗中,潘受难掩内心的激荡与雀跃:“日本投降了,家家喜可知。满城鸣爆竹,拆屐赋围棋。消息还如梦,疮痍待洗悲。满装双足是,破涕抚妻儿。”此诗不同于他一贯的典雅古风,兴奋至极,情感奔腾直泻,流露自然。 1947年,潘受决定离开重庆,再返新加坡。劫后余生,家园待重建。新马社会命运相依,华人唯有自求多福,更加积极在动荡中谋求立足之地。他回到新加坡怡和轩,追忆故友郁达夫横遭不幸,感慨悲痛。郁达夫自1938年受聘于《Newswire》,主编纯文艺副刊《晨星》和《文艺周刊》,新马文艺事业本已步入正轨,然战火摧残之后,重振之路更显艰难。 英殖民地政府对华文教育诸多限制,华校发展空间受阻。中小学华校得以迅速复兴已属不易,若再创办一所华文大学,更是难上加难。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潘受辅佐陈六使筹建南洋大学,成就新马华文教育史上的一桩美谈。1953年,他受邀加入南洋大学执行委员会,积极投身筹备工作,为华文高等教育奠定基石。《南洋大学创校史》中的陈六使序文,或出自笔力深厚的潘受之手,文辞庄重典雅,精准传达创校初衷,足见他对陈六使办学理念的深刻体察。 “余之胆所以如此其大者,盖借我三百余万华人之胆以为胆耳。余之志所以如此其坚者,盖恃我三百余万华人之志以为志耳。”正是怀揣这样的信念,潘受毅然投身其间。1953年2月,278个社团齐聚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众口一词:“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他肩负重任,亲自洽聘首批教授,协助文、理、商三院主持校政。然而,开课在即却突发“林语堂事件”,校长临阵辞职,南大陷入危机。此时,潘受再应陈六使之邀,出任南洋大学秘书长,全力稳住校务,带领南大挺过建校初期最艰难的4年。 如今,潘受的事迹屡被提及,甚至有人认为,若非他当年力挽狂澜,南洋大学“怕已开不了门”(〈海外庐诗〉原跋)。1955年,南洋大学正式开课,开学典礼上,校旗迎风升起。这面“三色光环”校旗,正是潘受亲自设计并撰文释义。其子潘思颖于1997年在〈从牌坊大门说到相思树〉中回忆:“我的妹妹(当时南大第一届学生)潘小芬,按照拟定的尺寸,画了准确的图样交由工匠制定。这迎风飘扬的校旗把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告诉千千万万东南亚关心南大的人民:‘今天是我们海外华人教育史上最光荣的日子!’”(《联合早报》,1997年8月3日)自此,新马华文教育史翻开崭新篇章。 然而,1958年,英殖民地政府褫夺了潘受的公民权。1959年底最后一天,他正式向陈六使呈辞,并获准于次年2月15日新学年开课前离任。辞职函中写道:“兹谨趁首届毕业生步入社会之日,退避贤路,修函恳辞。”果然,他洒脱离去,不再回首。 1960年4月2日,南洋大学于云南园隆重举行首届毕业典礼。是夜,中国文学研究会在云南园举办诗人雅集,由中文系老师刘太希、佘雪漫主持,汇聚新马诗坛名流。然而,素爱诗词的潘受却未曾现身。他仅留下一首诗,并附注述及自己原拟出席雅集,惜因雨未果,后收入该会编纂的《云南园吟唱集》。 多年以后,潘受再提笔写南园: “年来世事不堪论,话到喉头咽复吞。多谢海风吹雨过,暗将吾泪洗无痕。” 此作是《丙寅冬至后二日重过南园七绝》之一,写于南洋大学关闭后的第六年。1986年冬至,潘受旧地重游,举目惆怅,不复言语,然历史自会铭记一切。 相关文章: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逃难诗人潘受 船票送郁达夫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潘受诗人的卖花词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琼瑶南大探父陈致平
1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