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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燕翎

2026年5月6日至7日,一连两天的“华文老师的文学课堂”于霹雳太平华联中学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210位华文老师齐聚这座美丽的雨城。那两天,太平的雨水如时而至,绵密而潮湿。 这项活动不仅为华文老师搭建了一个课文演绎与教学实践的平台,更尝试让文学回到它所发生与生长的土地。通过深入地方、走进现场,重新梳理太平的历史脉络与文化记忆,使与会者如临其境,重返当年的文学场域,在真实的空间与氛围中再次理解作品背后的时代处境与地方经验。 年逾八旬的王润华与淡莹亲临现场,分享分别收录于华文课本中的作品,以自身的创作经验与生命记忆解读课文。新纪元大学学院东南亚学系主任白伟权则以“拉律战争”为题,带领老师们回望太平的大时代历史。至于我,则分享“她们的霹雳岁月——重探翠园和谢冰莹的文学场域”,企图探索马华作家和旅马作家相遇时所带来的时代回响。 1950年代的霹雳岁月离我们并不遥远。1951年1月正式受聘霹雳女子中学后,翠园便将自身投入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建设之中。出任校长后,她与董事部携手筹建新校舍,在华校普遍依赖筹款与募捐的年代,亲自参与策划并推动各项筹募工作。 与此同时,学校受教育部委托开设四届华文高级师范班(高师班),翠园亦亲自担任华文导师,在校政与教学之间兼负重任。她同时积极向教育部争取复办高中,希望为霹雳华文教育开拓更完整的升学体系。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霹雳女中还延揽多位毕业自南洋大学的师资,包括由她恩师佘雪漫介绍来担任华文主任的祁怀美、数学老师杨善秋、数理老师欧阳维一,以及多位同样毕业于南洋大学的霹雳女中校友。至此,翠园在校政管理、师资引进与硬体发展的多重推动下,为当年霹雳华文教育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翠园《晚晴幽草》) 在“太平华文老师的文学课堂”会上,我放了一张由AI生成的照片——翠园与民国时期女兵作家谢冰莹相遇于太平湖畔,让这一代的我们想像重返昔日的文学现场。1958年初,年约52岁的谢冰莹来到太平华联中学任教。时任校长姚文训特意邀请与谢冰莹同为湖南人、同样热爱写作的翠园前来为她洗尘。异乡遇故知,两位热爱文学的女作家很快便一见如故。 谢冰莹的丈夫贾伊箴比她更早一年到华联中学任教,并担任教务主任,他们唯一的小女儿也一同带在身边,丈夫每逢周末还会驱车送她到槟城跟随名师学琴。 谢冰莹虽然人在太平三年有余,但那几年间,她却勤于走出校园四处讲学。1958年8月11至20日,她前往吉隆坡尊孔中学,为雪州华文高师同学会主讲“阅读与写作”,由当时高师同学会领袖陆庭瑜老师主持;1959年4月19日,她又随太平华联中学学生旅行团前往马六甲作专题演讲,题为“怎样读小说”,出席者多达千人,场面异常热闹。这场讲座则由当时马华公会义务秘书兼青年团署理团长沈慕羽主持。 翠园多次前往太平探访谢冰莹,二人也因此建立了深厚而真挚的友情。后来谢冰莹返台,之后又随女儿移居美国,两人渐渐失去联系。直到翠园退休后赴美旅行,从当地报章得知谢冰莹因在船上跌断右腿而退休,彼时已入住高级老人寓所,只是旅途中始终未能联系上对方。未料旅行归来的第二年,翠园竟收到谢冰莹自美国捎来的消息,提及自己当年在马来亚短居三年零一个月,其间走过无数地方,如今想起,始终念念不忘。 太平湖畔,想来曾留下翠园与谢冰莹并肩散步的身影。那一天,两百多位华文老师齐聚太平,重新探索这座城市的文学轨迹,两位写作人原来都曾在这座雨城相识相知。我其实还想说,太平华联中学是热心华文教育的南洋大学校友林顺忠的母校,而马华小说家黎紫书则来自霹雳女子中学。 他们,都在此地孕育成才。 相关文章: 【花样年华】伍燕翎/翠园“云雁南飞”的自传体杂文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霹雳女中掌校的马华作家翠园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李天葆驶向吉隆坡的慢船
3星期前
人过中年,阅读口味已有转变,更重文章是否言之有物,那些伤春悲秋的抒情,也已远去。因而翻读翠园小开本印行的杂文,连读数夜,兴致盎然。若论马华文坛杂文造诣,敢言翠园居次,恐无人敢认第一。 杂文短小而锋利,重在表达思想,是最贴近社会现实的一种文类。马华文学史家方修的杂文,素为人所称誉;但若论文体之成熟,或可说至20世纪90年代,方在翠园笔下臻于圆熟。 翠园自霹雳女中卸下校长重担后,怡然栖居“掬翠园”,专注写作。晚年的她,历经少年战乱、异国婚恋、辗转迁徙与更易国籍,又投身杏坛,浸润于琴棋书画与作家协会事务;一生丰盈的阅历,淬炼为下笔的巨大能量——篇篇杂文,字字珠玑,凝练有力。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她对世事的观照、对人情关系的体认,以及对马华文坛几番人事的书写。 1950年6月,翠园随持马来亚籍的丈夫自香港乘意大利邮船南下新加坡,再转机抵达怡保,自此落脚这座有“世界锡都”之称的山城,展开她的在地岁月。时年将近而立的她,早已历经日军侵华、国共分裂与颠沛流离的逃难生涯,少年记忆尽是兵荒马乱。她生于长沙,父亲却在国难之际,仍坚持这女儿的求学之路——7岁起设家塾启蒙,11岁入长沙孔庙的城南小学;卢沟桥事变后,再送往南岳衡山方广寺续读,辗转流离中从未废书,直到1946年考入广州文法学院,完成大学教育。 读自传体散文《晚晴幽草》,翠园忆及少时离家,自湘潭乘小蓬船溯流而上,赴蓝田求学。船夫双桨往复,起居饮食乃至排泄皆在舟中,苦中作乐,抗日歌声时起,三日三夜,方抵蓝田镇明宪女子中学报到。虽在颠沛中辗转求学,她却从容铺写湘江之美:峭壁倒影入水,游鱼浮沉其间;奇峰峻岭相接,绝壁飞瀑直下,白鹭与烟霭,同样动人。读至此,不觉想起沈从文笔下的边城美景,翠翠与傩送对唱山歌,苗族的民俗与风情,恍然走入她的书页。她写到,月明之夜,宿舍对面高岗传来男声清唱,隔溪有女生相和;四野浸在月光里,美得叫人痴醉。 那些十五六岁的年岁,在她的书里,即便晚年回望,仍然清明。1949年,国共正式分裂,中共军队逼近广州,局势动荡,大学停课。恩师遂为翠园安排赴港,元朗可找熟人接应,不料在关卡受阻,为她解围者,正是后来与她结为连理的梁森元——马来西亚知名锡矿家。 他俩在香港完成了婚礼,遂乘坐邮轮南渡。翠园记述四日航程中的餐饮、娱乐与甲板观景之乐,近似今日的豪华邮轮之旅。然而,她却自喻为“云雁南飞”,从此展开离乡背井的人生旅程。“在我这个初踏上南洋岛国的远客来看,当年的新加坡和与香港没有两样,港口也挂着英国国旗,街上行人却没有香港人讲究衣着,男人多半着夏威夷衫和长裤或短裤,脚下不是着一对凉鞋即拖鞋。女性除了学生及政府人员以及教师着衣裙外,其他家庭主妇多着唐装,宽大的裤脚配上一件短而窄的上衣,脚下也是一对拖鞋或木屐。”这是翠园首次踏足新邦,他乡渐成家乡,南洋亦由此成为其久居之地。 翌日,翠园随夫婿乘坐私人飞机,抵达怡保一户知名锡矿世家,拜见公婆。梁森元之父梁典,为上世纪怡保广为人知的锡矿业大亨。梁典——广东梅县人,跟太太说的是客家话,初到为新客的翠园一时难以听懂。公婆住在燊南街33号的大楼房,翠园婚后亦暂居大街上嘉盛栈锡米店楼上。梁典经过半世打拼,当时在怡保已是富甲一方,此时的锡矿生意已交由两个儿子经营。森元自此早出晚归,留下翠园独自面对怡保的烈日炎炎。 梁典是霹雳嘉应会馆会长(1946-1949),会馆属下有一所已开办40年的明德小学。不到两个月,翠园已在楼上闲不住,要求到校执教,成为该校有史以来第一位女教师。 相关文章: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霹雳女中掌校的马华作家翠园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李天葆驶向吉隆坡的慢船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都门梦忆李天葆
2月前
若说谢冰莹之于太平华联中学,那么霹雳女子中学,则应当属于翠园。 翠园,原名彭士驎,1922年生于湖南长沙——那片人文荟萃之地,岳麓书院亦在此间。1946年,她考入广州文法学院新闻系,后转入中文系深造。当时文学院院长为顾颉刚,师资尚有潘重规、佘雪曼等名家,都是她的老师。这段求学经历奠下扎实文学基础,也影响了她日后对诗词书画与中华文化的热爱与投入。 翠园于1950年代初南来,定居怡保。初抵当地,她亟欲寻得一份教职,便直接走进学校求职。据她回忆,当时怡保育才中学与霹雳女子中学同属一个董事会,她于是先到育才拜见校长蔡任平。蔡校长是广东梅县人,日本明治大学医学系肄业,战前已南来育才任教,其后执掌校务34年,是育才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校长。蔡校长见过翠园后,指示她再去拜访霹雳女校的林玮校长。 当时林玮兼管霹雳女子中学与女子小学两校。翠园后来回忆:“女小的校舍是借用大伯公庙旁的空屋,办公室设在庙前的戏台上,简陋非常。”(《校里乾坤》)战后各地华校正处复建,办学条件艰苦可想而知。翠园抵埗不久,即投入华校建设。1951年1月,她正式收到聘书,聘期至同年12月。不久林玮辞职回中国,教务主任姚奋南暂代校务。1954年,教育部督学团到校视察,锺敏璋督学建议女中应由女性出任校长,翠园即彭士驎校长,正式接任霹雳女子中学,直至1978年退休,掌校前后28年。 我对彭士驎校长的认识,源于她以笔名“翠园”写下的一本本散文随笔。早在退休前,她已规划写作方向。此后二十余年,她持续在报章开设专栏,笔耕不辍。那些不过千言的短章,看似清淡从容,却沉淀着岁月累积的人生经验与思想灵光。 翠园共出版了8本散文集,包括《夜窗闲话》(1975)、《书灯絮语》(1987)、《缘在山中》(1991)、《校里乾坤》(1993)、《珍藏偶记》(1995)、《徘徊画廊》(1997)、《翠园小品文》(1997)以及《晚晴幽草》(2005)。后期几本由她儿子梁欐祥协助编辑出版,采用小开本,篇幅简短,翻阅轻便。书中多为千字随笔,却层层展开她一生行旅与心境:从湖南童年记忆,抗战岁月,到广州、香港,再至马来亚定居,以及她半生的教学生涯。 此外,她执掌霹雳女子中学28年,对华文教育的观察与思考,亦时时见诸笔端。翠园亦与友人创立“扶风诗社”(注册未获批准,后易名“山城”),并参与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霹雳联委会、马来西亚书艺协会、霹雳文艺研究会、怡保山城诗社、嘉应会馆妇女组等多个文艺团体。教育、写作、绘画、园艺、诗词、书法,无一不倾注心力,悉心经营。或许正因如此,她的散文小品总流露出一位女性知识分子的识见与修养,尤其是她对日常事物的真实感受与独到主张,弥足珍贵。放眼今日马华文坛,已很少再见这种知性与感性兼具的文字。翠园的散文随笔,读来历久弥新。 一个随夫南迁的女性,能够在异乡站稳岗位,自需过人的坚韧与耐力。谈及当年南渡,翠园曾回忆,她乘意大利邮轮先抵新加坡,再辗转来到怡保。1954年,她接任校长时,年仅31岁,几乎没有任何校务管理经验。初到之时,她既不谙马来语,也不熟悉英语,却必须周旋教育局与董事会,处理校务往来,逐渐应对自如。霹雳女子中学在她任内经历改制、迁校、新校舍兴建,教学设备逐步完善,学校规模日渐扩大。 翠园一生与文坛友人往来密切,情谊深厚。从多部散文集可见,为她作序者包括香港作家东瑞、黄润岳、永乐多斯,以及继程法师、陈郁菲校长等人。晚年的自传性散文《晚晴幽草》尤为动人,书中收入两位儿子、媳妇与孙子的纪念文字,情真意切。孙子自幼向她请益书法,深受熏陶,也写得一手好字。 后来在怡保培南独立中学掌校35年的陈郁菲校长,1952年仍是霹雳女子中学15岁学生。她忆及翠园初入课堂:微烫短发,黑丝眼镜,一袭旗袍,带着湖南口音,举止极端雅。学生们当面称她“彭先生”,私下则唤作“南岛李丽华”。 永乐多斯亦提到,其家族三代人与翠园情谊深厚。她生产时,翠园特地从怡保赶往医院探访,并称她“宽容谦和,不断进取,勇敢温柔兼备,做一个自己快乐,也为他人带来快乐的女性”。 相关文章: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李天葆驶向吉隆坡的慢船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都门梦忆李天葆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住进郁达夫书房的李晓音
3月前
4月前
我原以为都门的格调理应仓促而冷漠,未料在李天葆的笔下,吉隆坡这座大都会的节奏竟可以如此慢条斯理,丝毫不张扬它的灯红酒绿。 想着李天葆说话时的直率,我便翻开他的散文集《雨花云蕊旧月落》,也许通过这些真实而不事修饰的文字,得以一窥他在我所居住的这座城里,曾走过的地方、做过的事。 诚如李天葆所言,吉隆坡在我们这一代人口中,多称作“坡底”或“落坡”。我家唯有遇上久烧不退,需要求医;或隔大半年一次,母亲才会带我们到茨厂街玉壶轩吃点心作为奖励,方能落坡一趟。也因此,对李天葆好生羡慕——他可以一直住在坡底,对我而言,那里别有洞天。 吉隆坡是广府人的美食天堂。无论街头还是陋巷,炉灶上星火迸跃,“炒滑蛋河、菜头粿、白果莲子汤、鱼生粥、炸咸鱼饼”,样样俱全。李天葆常跟随父亲李嘉麟落坡,到商会俱乐部去。父亲本为生意人,只为看布料货版,谁料一坐下便打起麻将。李天葆嘴馋,只等父亲收局,带他去吃夜宵;小食下肚,不久又央求父亲向街边的印度人买棉花糖。若父亲独自出门,回来时总会打包老字号生记的广府炒。茨厂街叶亚来巷的生记生虾面,至今仍为人称道。 茨厂街之外,还有老区巴刹律,如今多称电子街,街道两旁林立各式电子商店,价格颇为公道。李天葆的散文屡屡着墨于此。在我看来,这一带比茨厂街更显拥挤、杂乱,却也因此更能显露出地道的民间气息,或许正因华人最传统、最古老的露天巴刹长期聚集于此。李天葆写道,自己童年时便住在这里的老式店屋,那是会馆早期的产业之一,如今旧楼已然拆除。多年后,他拄着拐杖再度来到此地邮局,“职员无意外地缓慢成性”,令他实难忍受。 都说了,吉隆坡确实可以慢得有理,尤其是在那些恍若旧上海的老时光里。“半圆柱型凿成浮雕式,把店名如广福昌、仁春堂刻在上头”,当年殖民时期洋货店的遗风依然可见。吉隆坡老火车头对面,昔日影星南来下榻的大华酒店,再来是各式会馆——里头传来的多半是麻将碰撞的声音,“几个老先生悠闲地抽烟,牌桌上趁机将最近的新闻拿来交流”。 李天葆后来曾在小社团会馆任助理(实际上是秘书),理事顾问个个似乎都是老板,随时使唤他。墙上挂着“吾乡之光”,退休老人登门造访,闲话家常。这是无数寂静华人小镇上似曾相识的画面,映现英殖民时期留下的遗风,“是老明星片里的风景”,一种缓慢而日常的生活景象。 李天葆的吉隆坡版图还延伸到秋吉律(Chow Kit)。这条都门盛名的烟花巷,聚集着风霜满面的尘世妇女、摆地摊兜售神油的马来汉子、喧闹不已的马来菜市、往来且干案累累的印尼外劳,以及在不远处夜总会上班的烟花女子,日日流连。李天葆任职的会馆亦坐落于此,后来索性搬到天桥大圆圈旁的老楼舍。普天戏院就在附近,他说自己在那里看过许多电影——“香港凤凰银都左派和中国大陆电影就在那儿上映”。那时的他已拄着拐杖,却仍以晶莹透亮的心眼观事,大太阳底下的都门光影,在他笔下显得婆娑而缓缓流过。 李天葆以从容且慢行的姿态走过吉隆坡。他曾坐在莪麦河对岸清真寺门前的石级上,“眯住眼,看那灿烂的阳光在广告牌上寸寸移动,看点点青苔攀附在年久失修的殖民地时代楼房”。他走过古宁街五脚基,看鸽子成群,流连艺术坊的露天茶座,吃“颂记”老字号牛肉丸面,凝视战前英国殖民时期留下的雕花楼阁——那些已被拆除又重建,或许将再度拆除的旧址新楼。他记忆中富都车站附近的莲藕塘、监牢对面张郁才的大洋房,早已踪迹不留。 可惜无法再向李天葆多问一点他所知道的吉隆坡,不过也没关系——细读他的文字,便知他早已将这座城市的前世与今生悉数记下。“生活在吉隆坡的情调步伐,绝对可以是慢悠悠的——不需要驶向中国的慢船,如果不坚持选择最好的,徐缓迂回的节奏俯拾即是,不假外求。” 我们就别轻易再说吉隆坡(人)仓促而冷漠了。 相关文章: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都门梦忆李天葆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住进郁达夫书房的李晓音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郁达夫红颜李晓音助力翻译《瞬息京华》
4月前
“文学写生”与文学采风本质相近,但我们后来决定采用“写生”一词,借鉴“美术写生”的概念,更强调在地观察与即时书写。文学写生通过文字捕捉地方气息、人文面貌以及情感氛围,既是一种文字实践,也是一种文化记录。 由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主办的首站文学写生,于去年12月27日至28日在雪兰莪五条港举行,为期两天一夜。来自全国各地的35位作家与文学爱好者齐聚一堂。在五条港文史研究者林建明的带领下,学员深入认识当地的地理生态,并参与海上导览;作家方路与王晋恒则分享写作经验、地方书写的心得与创作关怀。期间,学员的即席创作亦获得两位作家的现场点评,为与会者带来文学写生最直接、也最真切的体验。 五条港是一座被红树林环绕的传统华人渔村,如今仅剩不足300户人家。若想在周末暂别大都会的喧嚣,寻找一处宁静的歇脚之地,五条港无疑是距离城市最近的选择。岛上可见色彩缤纷的民宅,民宿主人亲切热情,只要提前安排,仍能为住客准备当地新鲜甜美的海鲜。家人好友临海围坐,吃火锅、闲聊家常,是一种缓慢而舒适的生活节奏。 这座海岛也潜藏困境。随着大部分青年逐步离开,岛上唯一的新民华小日前仅剩十位学生,听说很快就要迁校了。 这次五条港文学写生的海报上写着——“圣诞后的海风最适合写作,选一座最靠近城市的海港跟你跨年。”在距离吉隆坡繁华之地不远处,竟仍保留着这样一片可供心灵歇息的空间,使人们得以放慢脚步,静下心思考与书写。 参与此次写生的学员多为文艺爱好者,其中不乏在职教师。期望他们能将这次写生的经验与感受带回校园,在教学与阅读推广中持续传承。学员们透过摄影、绘画等不同艺术媒介,当然也包括最核心的文学写作,呈现出五条港最真实、也最动人的面貌。 马来西亚大好山河,原是得天独厚之地。如此美丽的家园,若能经由文学之眼加以描绘,必将汇聚成属于这片土地的动人篇章。也是时候聚合马华文坛的写作力量,以更系统、更持续的方式展开,把马来西亚的好故事,交还予这一片滋养着我们的土地。 伍燕翎 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会长
4月前
近几年来,南洋书写席卷学界与文化界。围绕南洋的文学想像与研究,在不少作家笔下不断扩展,几近推至极致,当下更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透过文学的视角,这片南洋之境时而显得神秘而幻丽,时而又贴近现实。然而,在这一风潮尚未形成之前,李天葆早已走在前头,将南洋从想像之域落实为现实存在。 2025年12月12日一早,手机留言传来李天葆离世的噩耗,不免心痛,一时哑然。数周前,舛谷锐曾协助安排他到新纪元会面,恰逢这学期讲授“马华文学导读”,原拟邀请他到校与学生交流。为此,课前已选读〈州府人物连环志〉,让学生先对作家有所了解。不料临近活动之际,他因脚疾住院,遂托舛谷老师转告未能成行。 〈州府人物连环志〉的最早版本,见于吉隆坡中华独中于1999年出版的“隆中丛书十二”——《南洋遗事》。这是李天葆继24岁出版小说集《桃红秋千记》(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1993)后的第二本小说。陈六使图书馆所藏此书,牛皮纸封面已微微卷曲,纸色泛黄。 李天葆笔下那些回不去唐山、辗转流落州府的人物,早已渗透出时代留下的风霜与韧性;仇凤堂、霓虹、灯花嫂、玉霓虹等“群像书写”,可以说由他开其先河。同册收入的〈旧乐园巷〉,以吉隆坡半山芭一带的老街区为背景,旅馆、银灯舞厅、书报摊、金瑄行、大街巴刹、茶室等场景交错其间,勾勒出五六十年代吉隆坡华人社区的日常风貌。 这段历史对于我这一代人并不算遥远,懂的人自然都懂;只是对今日的学生而言,别说那些斑驳的州府天光,即便是吉隆坡都门的沧桑,一切已显得格外陌生。 与李天葆接触过的友人,多半说他健谈。一开口,谈说间自带表演感,偶尔如伶人说故事,极具感染力。他其后出版的几部小说——《民间传奇》(2001)、《盛世天光》(2006)、《绮罗香》(2010)、《浮艳志》(2014),以及更为深入自剖老城市与老灵魂的《雨花云蕊旧月落》(2019)——几乎每一部都附有作者代序或后记,成为他创作历程中一种近乎自觉的书写姿态。 “那时候,把上市区唤作‘落坡’——记得是七八岁光景,一听见父亲要带我落坡,总是很喜欢。其实也不过是在茨厂街、五支灯、哥洛士街、谐街、指天街这一带,来回逛荡……”(《南洋遗事》代序)。若说李天葆书写南洋,更确切地说,他反复回望的,始终是出生与成长的吉隆坡。约27年前,他年仅30,正值青年,却已流露出对旧时吉隆坡的眷念与珍视。他从不缅怀唐山——“唐山算什么?穷山恶水的”——反而将笔触投向市井小民与俗世女子,愈描愈深,难以自拔。 除李天葆外,几乎无人能将旧吉隆坡写得如此通透真实。我想,这一断言,在吉隆坡成长的一代人中不无认同。他对都门的情感近乎执念——“如果我离开吉隆坡……世上没有不可能的事,有时为了生活;而且这确实是部分事实……即使是大都会,也会没有容身之所的时候……”(《盛世天光》代序)。今日高塔林立、轻快铁与高架公路纵横,与他笔下的旧日景光相比,早已判若两城。 2023年6月4日,曾翎龙安排黎紫书与李天葆在诚品书店对谈,由我主持,讲题为“此时此地眼前人——纯属我们这一代时空”。当日都门堵车严重,我与黎紫书、梁靖芬一同迟到,仅仅晚了数分钟,却已见狼狈。李天葆亦拄着拐杖到场,事后才从他的脸书上得知,他同样晚到。原来,我们都在伪装从容。 他在脸书上如此记述那一天—— 任何单位很喜欢要作者护照全相 人长得怎么样还不知道吗 天公给了你造句写字 就不会给你容貌颜值 其实那日主题之一 是和宝玲女士茶聚 那次,终究成了最后一面。除了讲座对谈,我们未及深聊。谈与不谈,似乎也已不那么重要。趁着吉隆坡尚未面目全非,也许仍来得及回望——那些栖身于他文字之间的吉隆坡此时此地。 相关文章: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住进郁达夫书房的李晓音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郁达夫红颜李晓音助力翻译《瞬息京华》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郁达夫译林语堂《瞬息京华》梦碎Newswire
5月前
5月前
来自澳洲堪培拉大学的李晓音之女Felicia Zhang与McMahon共同署名发表了〈李晓音:郁达夫的情人或缪斯?〉(Li Xiaoyin:  Yu Dafu’s Lover or Muse?)一文。文中,已年逾九旬的李晓音语气坚定,强调自己与郁达夫之间并无进一步的私密关系——“I didn’t have any relations with him. He might have been a little in love with me… But we never had sex, absolutely not.”女儿Felicia显然以母亲自身的叙述为依据,并多次强调郁达夫当年不过是欣赏她所具备的“新女性”气质,借此澄清外界对两人关系的诸多揣测与误读。 李晓音确实出身于一个具有一定文化与军政背景的家庭。她于1918年12月1日出生于福建福州。父亲李勉堂虽来自农村,但年轻时曾在朱绍良(1891–1963)身边担任“伴读”。随着朱绍良后来成为国民党军队的将领,李勉堂也因此进入保定军校求学;当时的校长正是蒋百里(1882–1938)。蒋百里在任内力图整顿军校,但处处受掣肘,多次申请经费未果,甚至一度愤而举枪自尽,所幸获救。然而,这段动荡的经历对李勉堂影响甚深,亦间接形塑了李晓音早年的家庭氛围与成长背景。 据李晓音的回忆,她的父亲思想开明,坚信子女必须接受良好教育,尤其应当掌握英文,因此特地为孩子们聘请了英文家庭教师。祖母育有八名子女,前四个皆为女儿;尽管家族在当时仍深受传统“重男轻女”的观念影响,但家中没有一位女儿裹小脚。李晓音成长与受教育的时期正值中国迈向五四现代化的年代,她自幼在传教学校接受中西并重的教育。1936年高中毕业后,即考入上海暨南大学商科班。 大学时期的李晓音已展现出非凡的活跃与才华,她加入剧团,并与著名中国京剧女演员言慧珠(1919–1966)合作演出抗日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该剧后来以多种方言在马来亚各地巡回演出,1938年在吉隆坡中华总商会上演,反响热烈,一度轰动当地文化界。 1937年卢沟桥事变暴发后,中国局势迅速陷入混乱。大约在此时期,李晓音应上海暨南大学同窗黄增安之邀,前往砂拉越诗巫担任英文教师。黄增安同为福州人,可谓同乡,当时已在当地一所中学出任校长。据资料显示,他与其兄黄增霆皆为婆罗洲共产党成员。已于今年辞世的砂拉越资深报人天英成,亦在其文章〈婆共三人行──记三黄与婆共〉中提及,李晓音与黄增安之间确曾有过一段最终走向破裂的婚姻。 离婚后,李晓音独自前往新加坡,试图开拓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凭借出色的外语能力,她很快进入英属殖民政府体系,受聘于英国新闻部(Ministry of Information),负责对内对外的新闻与宣传事务。她在新闻部任职仅数月之际,恰逢该机构筹划出版《华侨周刊》以动员华侨社会投入抗日工作;李晓音遂积极推荐当时才结识不久的郁达夫,于1941年4月出任该刊编辑一职。 若从李晓音对“现代性”的追求及其生活处境加以理解,便不难明白她何以会在时局动荡之际住进了郁达夫的书房。正是在这一时期,郁达夫得知她正寻觅住处,遂建议她搬入自己的书房暂住。根据Felicia Zhang对母亲的访谈记录,郁达夫的书房内书籍自地面堆叠至近天花板,几无可供起居的空间,最终由其子郁飞让出房间,供李晓音居住。 这位很可能拥有“天籁之音”的李晓音(1949年出任“丽的呼声”有线电台第一任中文部主任),或可被理解为郁达夫在其后流亡岁月中的一份寄托。1942年2月4日,郁达夫随胡愈之等友人乘船逃往印尼避难,《乱离杂诗》正是在这一逃亡过程中完成。诗中第六首“却喜长空播玉音,灵犀一点此传心”一语,指的正是他滞留印尼期间,屡次前往耶加达镇上收听英政府广播时,空中不时传来的李晓音之声(胡愈之,1946:《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在颠沛流离的处境中,她的声音或成为诗人难得的精神慰藉。  相关文章: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郁达夫红颜李晓音助力翻译《瞬息京华》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郁达夫译林语堂《瞬息京华》梦碎Newswire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 杜南发 也就是这个时候心情如水
6月前
新纪元陈六使图书馆内,藏有一册郁飞签赠方修的《瞬息京华》。1992年,新译初成,花甲之年的郁飞携带新著,亲赴Newswire。此行是为了赓续一段父辈的未竟之愿——代父亲郁达夫,完成那部在南洋起了头,却终未完成的林语堂译作。夙愿已偿,欣慰难免。 1940年,郁达夫与王映霞的婚姻终告破裂。母亲决定离开新加坡。临行前日,她特地来到郁飞就读的美国教会学校,与儿子作别。那年郁飞不过十一二岁,大人的感情纠葛,孩子终究是看不清的。那天下午,他懵懵懂懂地随母亲去看了一场电影,像是履行了一场静默的送别仪式。此后,他与父亲相依为命,客居Newswire。直至太平洋烽烟来袭,父亲才匆忙将他送回中国。 郁飞在〈郁达夫的Newswire三年〉中,细述了他与父亲在南洋共度的短暂时光,也为今人重现了旧时Newswire的街景与人文光影。早年读至文中提及父亲的红颜知己李小瑛,并未十分在意,只当是才子郁达夫生命中又一段萍水相逢的南洋轶事。后来方知,这位女子实则来历不凡——林语堂《瞬息京华》的译事得以在Newswire开启,背后亦有她倾力相助的身影。 李晓音之名,在郁飞的笔下留下倩影。然而,文献所载,她亦曾以李小瑛、李筱英等名行世。其名之流传,与上世纪中叶风靡新马华人家庭的“丽的呼声”方言广播电台紧密相连。这家源自英国的 Rediffusion Limited(最初名为 Broadcast Relay Services),于1949年8月1日在新加坡启播。据新加坡历史学家柯木林考证,“Rediffusion”译作“丽的呼声”四字,正是出自李小瑛与其同事张轼(战后初期南洋华侨中学的教师)之手。 日军撤退后,李晓音自印尼重返新加坡。1949年7月31日,《南洋商报》推出“丽的呼声开幕纪念特辑”。时任该电台首任中文部主任的她,于特辑中发表〈这是丽的呼声!〉一文,详述电台的渊源与发展,成为这段广播史开端的重要见证。 这位才华出众的女性,其实更早之前就已走入郁达夫的生活。她曾一度住进他的书房,成为他生命中一位颇为特殊的红颜。郁飞在〈郁达夫的Newswire三年〉中对她着墨颇多:李晓音毕业于上海暨南大学,容貌秀丽,中英文俱佳,原任职于新加坡英国情报部,后转入电台担任播音员。约30年后,郁飞娓娓道来少时在异乡的岁月,我们仍能从中感受到少年对这位闯入父亲生活的女性,那份难以全然接纳的复杂心情。文中写道:“随身有条年岁远比我大因而已经发脆的俄罗斯毛毯,是三十七年前星岛临行时这位李小姐送我的”。烽火连天,人情幽微,往事如烟,实不足为外人道。 李晓音随后举荐郁达夫出任《华侨周报》主编。该报由本地名流林文庆题写刊名,于1941年4月3日正式创刊(《南洋商报》1941年4月6日载)。据郁飞回忆,其父郁达夫于同年年中接任主编。彼时,林语堂早已将注释本Moment in Peking及500美元翻译费寄至Newswire,力邀他执笔翻译,并坚称此书非郁达夫不可译。他在《谈郑译〈瞬息京华〉》中申明四点理由:自身忙于英文创作且不擅京话;郁达夫中英文精湛、译笔老练;其文风纯正,无生硬欧化之弊;并已附上三千余处详注以供参考。此时郁飞已然懂事,甚至鼓励父亲:既已收下翻译费,且《华侨周报》甫经发刊,若能连载父亲译注的《瞬息京华》,必能提升报刊身价。 郁达夫后来果真动了笔,李晓音则从旁协助,为他斟酌文字,处理编务。未几时局骤变,战火蔓延南洋,翻译工作被迫搁置。身在新加坡的郁达夫与远在美国的林语堂也自此断了音讯,林语堂终未能等到那个他所期许的完善译本。约在1941年底Newswire沦陷前夕,李晓音搬离郁达夫住所,随英军远赴印度。 1942年2月,郁达夫仓皇避难苏门答腊,于流离间作成《乱离杂诗》12首。其中前7首,常被后世视作对李晓音的深切寄意。诗中“茫茫大难愁来日,剩把微情付苦吟”一句,尤似道尽乱世情谊之,欲说还休。然此中情愫,终难定论——2014年,其女Felicia Zhang据母亲口述,以英文发表〈李晓音:郁达夫的情人或缪斯女神?〉(Li Xiaoyin: Yu Dafu’s Lover or Muse?)一文,明确否认二人曾有恋人关系。 相关文章: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郁达夫译林语堂《瞬息京华》梦碎Newswire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 杜南发 也就是这个时候心情如水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天微明时我是诗人潘正镭
7月前
且看〈未知的领域〉的一段话,当作者来到莎士比亚的Stratford小镇:“所以现在莎士比亚之于我,多少有点亲切了。我不来,也许我无法懂得更多。” 旅行是为了什么?其中意义数之不尽,但最多人会说的,大概是一个“玩”字。 伍燕翎在《移动的光》里,记录了她2003至2005年期间写下的17篇旅行短文(书内多用“行旅”二字),其中两篇回应过“旅行是为了什么”:旅行之于我,大概没有办法定义为从一个地方游览到另一个地方的观光活动。(〈一个旅者〉);我知道自己是一路寻找,寻找一个爱情的便当。(〈寻找爱情便当〉) 这两段话,在我看来有一定的互文性,先不探讨作者的“爱情便当”所指,但其中透露的讯息,大致上和“旅行是去‘玩’”的意义上是大相径庭的。我在另一篇专栏文章〈马新跨国诗选〉提过:“我始终相信在文学作品里阅读过某地再到当地游历时,那种共鸣与心灵上的同步是无法磨灭的”——这种想法正好被这本作品所印证。 且看〈未知的领域〉的一段话,当作者来到莎士比亚的Stratford小镇:“所以现在莎士比亚之于我,多少有点亲切了。我不来,也许我无法懂得更多。”若是硬要帮作者的分辑再细分,除了辑一和辑二着重于记录她在英国的生活、风土、打工以及“流浪”之外,其余3辑都诸多着墨于文化以及文学上的朝圣,特别是辑三,遍写了徐志摩、林徽因、莎士比亚、简·奥斯丁、弗吉尼亚·伍尔夫等著名作家文人的“现代寻访记”;甚至当作者在巴黎时,还掂量着米兰·昆德拉那孰轻孰重的故乡困境,而不是香榭丽舍大道上各种闪耀的名牌与时尚——可我想,又有哪个文人墨客到欧洲旅游时,会忽略掉作者书中所踏过的足迹,和那些闪闪发光的名字所生活过、存在过的时空间说不呢? 于是乎,旅行和去“玩”大抵有了明显的界限,前者乃是寻找、印证、共情那些历史艺术文学文化的出访;后者是踏雪无痕打卡留念到此一游的新记忆,而这大抵也是这本书珍贵之处,我们读的“XX旅游攻略”或“XX必打卡地标”的文字,而是另一种更富情感,会让你于彼时彼地驻足良久的情绪——为旅行或去“玩”,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与诠释。 可如果认为这是一本纯粹的文人墨客“沉闷的文化之旅记录”,那无疑是错误,辑一和辑二大量记录了生活在他国的游子,无论是落地生根、偷渡、回不去还是不愿回去的,种种人与事的微观侧记。 比较可惜的是,作者虽落脚在有着史上伟大球队之一的城市——利物浦,却始终没有记录足球方面的面貌,让我这个利物浦死忠球迷无法借着作者的文字“朝圣”,可这就是旅行中的选择,而选择也将造就不同的回忆与遭遇。所以是去旅行还是“去玩”?说着说着竟又变得别无二致了。 更多文章: 【马华读立国】赖殖康 / 五一三•忆述之沉重 【马华读立国】赖殖康 / 诞生即苦难——《母墟》里的童女漫游
7月前
8月前
1955年,中国现代作家林语堂应陈六使之邀,远赴新加坡,出任南洋大学首任校长。可惜,他的办学理念与董事会格格不入,分歧日深。就在南洋大学即将开课前数周,林语堂毅然辞去校长职务,离开新岛。这位自1930年代起旅居美国、以英文写作享誉国际的中国作家,对新马社会的现实与人情并不熟悉,更难体察一所由华人集资创办、寄托民族文化理想的中文大学,其内部复杂的人际与政治结构。 林语堂与南洋的情缘,始终缘悭一面。早在二战之前,即1939年前后,他便将自己在美国写就的英文小说Moment in Peking寄于当时旅居新加坡的郁达夫,请他译为中文。这部小说原是林语堂在筹划翻译《红楼梦》时的创作转折——他原来想以英文介绍中国古典文学,后感《红楼梦》所映照的社会距现代中国已有时空隔阂,遂决意参照其结构与笔法,另写一部描绘近代中国社会图景的长篇小说。 为专注写作,林语堂于1938年春举家迁居法国巴黎。他的长女林如斯回忆:“自八月到巴黎时动笔,到一九三九年八月搁笔。其中搬迁不算,每晨总在案上著作,有时八页,有时两页,有时十五页,而最后一天共写了十九页,是空前之记录。”这部历时一年完成、长达70万字的《瞬息京华》(Moment in Peking),出版后畅销5万册,被《时代》周刊誉为“极有可能成为关于现代中国社会现实的经典作品”。 这是林语堂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当时他年逾40,作品甫一完成,便急于将其译为中文。彼时虽不乏通晓中英文的译者,但能令林语堂信任并托付此任的,唯独挚友郁达夫。那时郁达夫旅居新加坡,任职于《Newswire》和《华侨周报》。林语堂特地致信相邀,并在信中明言,希望借由小说的译介,弘扬中国抗战勇士的可贵精神。他在信中写道:“弟客居海外,岂真有闲情谈话才子佳人故事,以消磨岁月耶?”显然,从《吾国吾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 1935)到《生活的艺术》(The Importance of Living, 1937),再到《瞬息京华》,林语堂逐渐意识到,唯有小说最能引发读者的情感共鸣——“如历其境,如见其人,超事理,发情感,非借道小说不可。” 1940年,林语堂得悉郁达夫允诺翻译后,随即寄去5000美元酬金,并附上原著中引用的古典典籍、人名地名及成语的详尽注解,同时交代小说的中文书名——《瞬息京华》。然而,此时郁达夫与妻子王映霞的婚姻关系已濒临崩解,他已几无心力投入翻译。当年5月26日,《Newswire》星期刊文艺版刊载郁达夫的〈谈翻译及其他〉,文中提及此事,并说明他曾将译稿呈交作者审定后方刊登。事实上,《瞬息京华》的译稿最终仅在他主编的《华侨日报》上刊出开篇,便告中止。1942年,战火蔓延,《华侨日报》停刊,郁达夫离开新加坡,不久殉难,《瞬息京华》的译梦至此中断。 郁达夫与林语堂私交甚笃。尽管酬金早已支付,林语堂却未能如愿得到完整译稿,但两位文人之间的深情厚谊,却由此传为文坛佳话。 1975年,林语堂凭《瞬息京华》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此作也被普遍视为他文学创作的巅峰。 早在40年代初,郑陀与应元杰合译的首个中文译本已问世,诗人卞之琳评其书名“仄仄平平,声调奇妙”。其弟子赵毅衡后来在〈林语堂与诺贝尔奖〉一文中亦指出,该译本“并未差到太离谱的地步”。然而,当时的林语堂对此并不满意,特地在国内报纸刊登广告声明,劝告国内作家“勿轻易翻译”,态度颇为坚决。或许,自始至终,他心中理想的译者,始终只有知己郁达夫。 半个世纪后,1991年,郁达夫之子郁飞以“子偿父债”的心意,历经10年完成《瞬息京华》全译本,被普遍认为最忠于原著,也最能传达林语堂作品的神韵。翌年,郁飞在新加坡《联合早报》撰文,追忆父亲当年从林语堂手中接过书稿的情景——那一年,他也在新加坡,时年12岁,记忆犹新。 从郁达夫到郁飞,父子两代跨越时空,在南洋接续了《瞬息京华》的译梦。这段文学因缘一直受到研究者关注,尤其是郁达夫研究专家陈子善教授与南洋大学校友薛依云。薛依云指出,直到今年,在“抗战文学暨郁达夫殉难八十周年纪念”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有学者透露,美国国会图书馆或仍藏有至今无人见过的《华侨周报》海外译稿孤本。 相关文章: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 杜南发 也就是这个时候心情如水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天微明时我是诗人潘正镭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走入诗中的歌者张泛
8月前
8月前
20世纪80年代,〈传灯〉唱响马来西亚文艺舞台时,鲜有人留意到,这首歌的作词人正是南洋大学出身的诗人杜南发。1952年生于新加坡的他,1973年考入南洋大学,原想报读经济系,却因分数未达标而转入中文系。未料这一转折,让他在文学院接受熏陶,从此踏入文学创作之路。毕业服完兵役后,他于1977年加入南洋商报,主编文艺副刊《浮雕》与《文林》。其后,在新加坡报业合并的浪潮中,他又先后出任《联合晚报》《联合早报》《新明日报》的编辑要职,纵横新闻与文艺界四十余年。 当年,张泛与潘正镭还在南洋大学筹办诗乐演唱会之际,学长杜南发已走出校园,进入报馆接手文艺副刊的编辑工作。彼时《南洋商报》销量下滑,初出茅庐的他大胆向主编建议改革,以吸引年轻读者。他说:“武术界有武林,文艺界也要有文林;武术界有高手,文艺界也有高手。”新副刊遂以“文林”为名。凭借在版位设计与内容上的创意革新,《南洋商报》销量渐见回升。杜南发亦积极向台湾文艺副刊取经,走访多位台湾现代作家,使《文林》逐渐发展为新加坡最具现代意识的文艺平台。 南洋大学时期的杜南发已显露诗情。1975年,南大诗社成立,他亦是其中的核心成员。1978年,诗社首次公开举办诗乐演唱会,便演绎了他的作品〈生命〉。次年演唱会则以南洋大学或云南园风景为主题,杜南发亦有〈湖畔〉、〈长河〉、〈小画〉与〈那坐在石阶上的女孩〉四首诗发表。其时,南洋大学校园已历经变故,他的诗作流露出浓烈的深沉与孤独感: 望断天涯/不见风月/我的生命/流过一片悲辛的旷野/涌向无人的东方 朝向北斗/动人的迷信/我是龙灯/舞者一路繁花的希望/去向大地的尽头……(〈长河〉) 七月是一串年轻风铃/撒落湖中/便是许多曲折的故事/如多皱的百合 我曾在湖畔期待春季的传说/直到星落/一湖雾水,依然沉默/静静的不安……(〈湖畔〉) 这两首诗后来收录在杜南发1979年出版的第一本诗集《酒窝神话》。他进入现代诗的门槛,受益于当时在中文系授课的王润华老师。“这也是大二的事……对于一首模仿性相当强烈的习作〈云南之旅〉,王润华老师还颇有好感,这对一个诗国门外汉来说,是一种很大的刺激。在这科结束时,他还特别在另一篇习作上鼓励我应该继续多写下去。”〈云南之旅〉写于1974年,是他在南洋大学的第二年,可以说是他的第一首诗,也收入在这本诗集中。杜南发的诗多带古典式抒情,他坦言这是南洋大学给予的养分:“南大给我的感受,就是那股古朴幽远的韵味……”那里的山峦、湖畔、青草、凉亭与丰碑,无论晨曦向晚,时刻滋养着他。 1980年代,南洋大学虽已不复存在,但南大诗社的精神仍在延续。1978年成立的“五月诗社”(顾问为杨松年、王润华、黄孟文)于1984年创办《五月诗刊》;1980年成立的“阿裕尼文艺创作与翻译学会”(顾问为杨松年)则推出文学期刊《同温层》,并积极举办诗乐民谣演唱会、展览、讨论会等活动,蔚然成风,几近喧哗。尤为可贵的是,这并非昙花一现:《五月诗刊》二十余年从未间断出版,《同温层文丛》亦先后出版了12本选集,诗乐创作与演唱持之以恒,跨越长堤,推动了新马两地的文学交流。此时,杜南发主编的《浮雕》和《文林》两份文艺副刊,亦成为另一股重要推力,不仅广泛刊载作品,也报道文学活动,为新加坡的文学生态注入新的活力。 20世纪80年代无疑是新加坡现代文学的高峰。走过了这些岁月,杜南发或渴求“心情如水”,但盼涟漪不再。我此时才翻读他于1991年出版的第二本诗集《心情如水》,试图揣摩诗人的生命经历,以及那份清明不变的诗心。南大事件,报业风云,怎可能是一潭吹不皱的清水?我自然想去追索80年代初南大关闭后诗人的心境——〈迁徙的鸟族〉〈禁果仪式〉〈无花果树〉与〈野鸽纪事〉,皆为“南大成了历史之后”的印记。当年的启蒙老师王润华在序言中写道,这是一本他所钟爱的诗集,而南大正是其活水源头。诗集的设计独具匠心,每一辑附录诗人手札,读来虽感戚然,却也能理解—— 池塘生春草,仿佛也是一夜之间的事,说不说都没有什么关系,云是云,水是水,都是不同滋味,好在有过一响醉后清欢,知道人世还是多情,也就够了。 相关文章: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天微明时我是诗人潘正镭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走入诗中的歌者张泛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这年代我们还需要鲁迅吗?——南洋大学与鲁迅传人
9月前
1978年,南大诗社首次举行公开的诗乐演出,45分钟内共演绎9首诗乐作品,其中开篇之作〈故事〉,便出自潘正镭之手: 你是一颗叩落的星/解缆自天际/我是一艘船摆渡/载美丽的故事/破封的港/细碎的浪/宣示着轻轻雷鸣/我们诉说/小小故事/忘了已及岸与陆 翌年,《蕉风》月刊314期(1979年4月号)刊载了潘正镭的文章〈一个意念的浮现:南大诗社诗乐演唱会前后〉。文中追述,这首作品的缘起颇为偶然:课堂上,张泛递来字条,说自己“灵感大发,想以歌入诗”。潘正镭遂将高中时期所作的这首诗交予他。课后,张泛便即兴哼唱,引得同学们纷纷赞赏,并鼓励两人合作。 潘正镭与张泛同为南洋大学第20届文学士。1977年,他出任南洋诗社第三任会长,同时继续参与诗刊《红树林》的编辑工作。其时,他们已常与一群青年诗人相聚,纵论诗艺,亦不断酝酿着“诗与乐结合”的意念。 1978年的诗乐演出中,除了潘正镭的作品,也有淡莹的〈声声慢〉与王润华的〈屋外〉。后者一诗写道:“我是山茶/含苞三年/春天开后/竟不是花/我是明月/普照冬夜/黎明才发现/被冻成,一片白雪。”据王润华自述,此诗作于他赴美深造、旅居爱荷华之时。诗中引述司空图笔下山茶花的意象——山茶花含苞三年,虽姿容美丽,却未能列入花谱为名花,心生惋惜之情。诗意亦借此暗喻南洋大学文凭不获政府承认的现实处境。同学们传诵之间,深有共鸣,张泛遂为之谱曲,自此流传不绝。 《蕉风》亦刊载了杜南发的〈河畔〉。此诗同样由张泛谱曲,并于南大文学院讲堂举行的第二次诗乐发表会上演唱: 七月是一串年轻风铃/撒落湖中/便是许多曲折的故事/如多皱的百合 我曾在湖畔期待春季的传说/直到星落/一湖雾水/依然沉默/静静的不安。 那时已是南洋大学办校的晚期,历史际遇迂回多舛,莘莘学子终将四散天涯。云南园的湖水依旧静默不语,成就与功过,终将交付时间去见证。南大情怀遂化为诗乐的主调,这些诗句当年几乎传遍云南园。诚如刘双慧〈挥手〉中的吟咏——“风雨来了又去/三年时光化一声鸟啼/我要从画中下来了/把树树山山留在云里”——正是当时千百南大人的共同心绪。直至今日,南大人在年度全球校友联欢晚会上,仍不时诵唱这些篇章,一声鸟啼,余音不散。 早在1975年,潘正镭便与林也、丘静溪、郑英豪、望无际、陈来水、黄继豪、陈牧元8位青年诗人共同出版《8人诗集》。今日重温,其浅蓝色的封面设计与背面的镜像文字,皆出自学长陈瑞献(牧羚奴)之手;再加上他亲撰的序文,已为当时的新加坡现代主义诗派立下鲜明的标杆。1980年毕业后,潘正镭先后投身新闻界,历任多家报馆要职,曾任《新明日报》总编辑与《联合早报》高级执行编辑兼副刊主任。2017年退休后,仍不时读到他笔下的专栏与诗作。 诗乐的创作当是潘正镭与同代诗人共同努力的结晶,可以说代表了新加坡现代诗发展的一个高峰。潘正镭本人著有多部诗集,包括《告诉阳光》《赤道走索》《再生树》《天微明时我是诗人》与《天毯》。其封面皆采用学长陈瑞献的现代风格画作,而陈瑞献亦为之撰写序言,不仅精准点评了潘正镭诗歌的精华,更借此传达他对现代诗的观照与思考,意味深长—— 世人但知李白浪漫,杜甫悲伤,而不知王伟的真空妙有。〈睡与醒〉固世间现实,正镭用两句极简的短句,带出至深的出世间现实:“不睡/不要醒来”。你睡了你醒来了,都是真有的事。但你是否知道,意识一转入另一层天,不睡才是睡不要醒来才是醒的真事吗?空花无蒂,玄珠有光,〈天毯〉是一部让你趣向这一真谛的诗集。 1980年,随着南洋大学走入历史,南大诗社亦随之解散。这个汇聚诗人与音乐人的校园诗社,就此划下句点。潘正镭毕业后踏出校门,投身社会,肩负生计,却始终笔耕不辍。新纪元陈六使图书馆所藏的几本潘正镭诗集,皆题赠于马华诗人林幸谦,不免让人遐想这一段跨越新马的诗缘。林幸谦诗中多有漂泊之感,才华横溢;两位诗人相知相惜,其际遇与文字都映照出一个时代的缩影——“天微明时我是诗人/一如日光灯下我是主编/一册诗集/为你裁剪一方思维的图考”。 相关文章: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走入诗中的歌者张泛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这年代我们还需要鲁迅吗?——南洋大学与鲁迅传人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南洋大学校友吴天才——中马互译之桥
10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