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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住进郁达夫书房的李晓音

来自澳洲堪培拉大学的李晓音之女Felicia Zhang与McMahon共同署名发表了〈李晓音：郁达夫的情人或缪斯？〉（Li Xiaoyin: Yu Dafu’s Lover or Muse?）一文。文中，已年逾九旬的李晓音语气坚定，强调自己与郁达夫之间并无进一步的私密关系——“I didn’t have any relations with him. He might have been a little in love with me… But we never had sex, absolutely not.”女儿Felicia显然以母亲自身的叙述为依据，并多次强调郁达夫当年不过是欣赏她所具备的“新女性”气质，借此澄清外界对两人关系的诸多揣测与误读。李晓音确实出身于一个具有一定文化与军政背景的家庭。她于1918年12月1日出生于福建福州。父亲李勉堂虽来自农村，但年轻时曾在朱绍良（1891–1963）身边担任“伴读”。随着朱绍良后来成为国民党军队的将领，李勉堂也因此进入保定军校求学；当时的校长正是蒋百里（1882–1938）。蒋百里在任内力图整顿军校，但处处受掣肘，多次申请经费未果，甚至一度愤而举枪自尽，所幸获救。然而，这段动荡的经历对李勉堂影响甚深，亦间接形塑了李晓音早年的家庭氛围与成长背景。据李晓音的回忆，她的父亲思想开明，坚信子女必须接受良好教育，尤其应当掌握英文，因此特地为孩子们聘请了英文家庭教师。祖母育有八名子女，前四个皆为女儿；尽管家族在当时仍深受传统“重男轻女”的观念影响，但家中没有一位女儿裹小脚。李晓音成长与受教育的时期正值中国迈向五四现代化的年代，她自幼在传教学校接受中西并重的教育。1936年高中毕业后，即考入上海暨南大学商科班。大学时期的李晓音已展现出非凡的活跃与才华，她加入剧团，并与著名中国京剧女演员言慧珠（1919–1966）合作演出抗日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该剧后来以多种方言在马来亚各地巡回演出，1938年在吉隆坡中华总商会上演，反响热烈，一度轰动当地文化界。 1937年卢沟桥事变暴发后，中国局势迅速陷入混乱。大约在此时期，李晓音应上海暨南大学同窗黄增安之邀，前往砂拉越诗巫担任英文教师。黄增安同为福州人，可谓同乡，当时已在当地一所中学出任校长。据资料显示，他与其兄黄增霆皆为婆罗洲共产党成员。已于今年辞世的砂拉越资深报人天英成，亦在其文章〈婆共三人行──记三黄与婆共〉中提及，李晓音与黄增安之间确曾有过一段最终走向破裂的婚姻。离婚后，李晓音独自前往新加坡，试图开拓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凭借出色的外语能力，她很快进入英属殖民政府体系，受聘于英国新闻部（Ministry of Information），负责对内对外的新闻与宣传事务。她在新闻部任职仅数月之际，恰逢该机构筹划出版《华侨周刊》以动员华侨社会投入抗日工作；李晓音遂积极推荐当时才结识不久的郁达夫，于1941年4月出任该刊编辑一职。若从李晓音对“现代性”的追求及其生活处境加以理解，便不难明白她何以会在时局动荡之际住进了郁达夫的书房。正是在这一时期，郁达夫得知她正寻觅住处，遂建议她搬入自己的书房暂住。根据Felicia Zhang对母亲的访谈记录，郁达夫的书房内书籍自地面堆叠至近天花板，几无可供起居的空间，最终由其子郁飞让出房间，供李晓音居住。这位很可能拥有“天籁之音”的李晓音（1949年出任“丽的呼声”有线电台第一任中文部主任），或可被理解为郁达夫在其后流亡岁月中的一份寄托。1942年2月4日，郁达夫随胡愈之等友人乘船逃往印尼避难，《乱离杂诗》正是在这一逃亡过程中完成。诗中第六首“却喜长空播玉音，灵犀一点此传心”一语，指的正是他滞留印尼期间，屡次前往耶加达镇上收听英政府广播时，空中不时传来的李晓音之声（胡愈之，1946：《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在颠沛流离的处境中，她的声音或成为诗人难得的精神慰藉。相关文章：【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郁达夫红颜李晓音助力翻译《瞬息京华》【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郁达夫译林语堂《瞬息京华》梦碎Newswire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 杜南发也就是这个时候心情如水

6月前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郁达夫译林语堂《瞬息京华》梦碎Newswire

1955年，中国现代作家林语堂应陈六使之邀，远赴新加坡，出任南洋大学首任校长。可惜，他的办学理念与董事会格格不入，分歧日深。就在南洋大学即将开课前数周，林语堂毅然辞去校长职务，离开新岛。这位自1930年代起旅居美国、以英文写作享誉国际的中国作家，对新马社会的现实与人情并不熟悉，更难体察一所由华人集资创办、寄托民族文化理想的中文大学，其内部复杂的人际与政治结构。林语堂与南洋的情缘，始终缘悭一面。早在二战之前，即1939年前后，他便将自己在美国写就的英文小说Moment in Peking寄于当时旅居新加坡的郁达夫，请他译为中文。这部小说原是林语堂在筹划翻译《红楼梦》时的创作转折——他原来想以英文介绍中国古典文学，后感《红楼梦》所映照的社会距现代中国已有时空隔阂，遂决意参照其结构与笔法，另写一部描绘近代中国社会图景的长篇小说。为专注写作，林语堂于1938年春举家迁居法国巴黎。他的长女林如斯回忆：“自八月到巴黎时动笔，到一九三九年八月搁笔。其中搬迁不算，每晨总在案上著作，有时八页，有时两页，有时十五页，而最后一天共写了十九页，是空前之记录。”这部历时一年完成、长达70万字的《瞬息京华》（Moment in Peking），出版后畅销5万册，被《时代》周刊誉为“极有可能成为关于现代中国社会现实的经典作品”。这是林语堂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当时他年逾40，作品甫一完成，便急于将其译为中文。彼时虽不乏通晓中英文的译者，但能令林语堂信任并托付此任的，唯独挚友郁达夫。那时郁达夫旅居新加坡，任职于《Newswire》和《华侨周报》。林语堂特地致信相邀，并在信中明言，希望借由小说的译介，弘扬中国抗战勇士的可贵精神。他在信中写道：“弟客居海外，岂真有闲情谈话才子佳人故事，以消磨岁月耶？”显然，从《吾国吾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 1935）到《生活的艺术》（The Importance of Living, 1937），再到《瞬息京华》，林语堂逐渐意识到，唯有小说最能引发读者的情感共鸣——“如历其境，如见其人，超事理，发情感，非借道小说不可。” 1940年，林语堂得悉郁达夫允诺翻译后，随即寄去5000美元酬金，并附上原著中引用的古典典籍、人名地名及成语的详尽注解，同时交代小说的中文书名——《瞬息京华》。然而，此时郁达夫与妻子王映霞的婚姻关系已濒临崩解，他已几无心力投入翻译。当年5月26日，《Newswire》星期刊文艺版刊载郁达夫的〈谈翻译及其他〉，文中提及此事，并说明他曾将译稿呈交作者审定后方刊登。事实上，《瞬息京华》的译稿最终仅在他主编的《华侨日报》上刊出开篇，便告中止。1942年，战火蔓延，《华侨日报》停刊，郁达夫离开新加坡，不久殉难，《瞬息京华》的译梦至此中断。郁达夫与林语堂私交甚笃。尽管酬金早已支付，林语堂却未能如愿得到完整译稿，但两位文人之间的深情厚谊，却由此传为文坛佳话。 1975年，林语堂凭《瞬息京华》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此作也被普遍视为他文学创作的巅峰。早在40年代初，郑陀与应元杰合译的首个中文译本已问世，诗人卞之琳评其书名“仄仄平平，声调奇妙”。其弟子赵毅衡后来在〈林语堂与诺贝尔奖〉一文中亦指出，该译本“并未差到太离谱的地步”。然而，当时的林语堂对此并不满意，特地在国内报纸刊登广告声明，劝告国内作家“勿轻易翻译”，态度颇为坚决。或许，自始至终，他心中理想的译者，始终只有知己郁达夫。半个世纪后，1991年，郁达夫之子郁飞以“子偿父债”的心意，历经10年完成《瞬息京华》全译本，被普遍认为最忠于原著，也最能传达林语堂作品的神韵。翌年，郁飞在新加坡《联合早报》撰文，追忆父亲当年从林语堂手中接过书稿的情景——那一年，他也在新加坡，时年12岁，记忆犹新。从郁达夫到郁飞，父子两代跨越时空，在南洋接续了《瞬息京华》的译梦。这段文学因缘一直受到研究者关注，尤其是郁达夫研究专家陈子善教授与南洋大学校友薛依云。薛依云指出，直到今年，在“抗战文学暨郁达夫殉难八十周年纪念”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有学者透露，美国国会图书馆或仍藏有至今无人见过的《华侨周报》海外译稿孤本。相关文章：【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 杜南发也就是这个时候心情如水【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天微明时我是诗人潘正镭【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走入诗中的歌者张泛

8月前

中国著名翻译家傅雷次子傅敏上海逝世终年86岁

中媒周六报道，中国已故著名翻译家傅雷之子、已故著名华裔钢琴家傅聪之弟傅敏，于周五（19日）晚上7时在上海浦东离世，终年86岁。

3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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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家杨苡逝世　享年103岁

据澎湃新闻，从译林出版社获悉，著名翻译家杨苡先生于1月27日晚去世，享年103岁。据悉，杨苡近几个月来身体一直不好，“已经在南京鼓楼医院住了几个月的院”。 1919年，杨苡在天津一个大家族出生，父亲杨毓璋是民国时期天津中国银行首任行长。她毕业于西南联大外文系，翻译的首部作品是《呼啸山庄》（《Wuthering Heights》）。早先，梁实秋把它翻译成《咆哮山庄》，但杨苡总觉得这个译名不够贴切。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杨苡坐在窗前，正读着这本书，豆大的雨点打在玻璃上，冷风呼啸而过，她脑海中忽然有了灵感，兴奋地在纸上写下“呼啸山庄”四个大字。这一字的改动，兼顾了信达雅，又与原著的发音遥相呼应，从此，这名字成了中国出版界各种译本的通用译名，被业界人士推崇了近一个世纪，成为翻译界的经典之作。她的先生赵瑞蕻也是中国翻译《红与黑》的第一人。（互联网照片）

3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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