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家庭的铁人三项/学能（槟城）

我们恍然领悟——陪伴，不是带她去看我们的世界，而是回到她的世界，重新成为她晨光里的孩子。

妈妈老了，她对食物的喜好也因年龄而不同了。比如，她已经不能吃咖哩，她觉得咖哩很辣，但我试吃时，觉得辣度还行。在约克镇时，我们为她点了一盘“印度香饭”，因为那是她唯一能接受的食物，其他意大意粉、鸡扒、牛扒，妈妈均无法接受。由于印度香饭是用黄姜粉煮的，她误以为我们是给她吃黄姜糯米饭。吃了印度香饭后隔天，她告诉我她的风湿变严重了，本来只是脖子痛，现在连臀部也痛了，可能是前天吃到“糯米饭”的缘故。

“妈，那不是糯米饭！那是印度香饭，是白饭和黄姜粉煮成的。我们知道你有风湿，又怎么会给你吃糯米饭呢？”我向她解释。但看她一脸质疑，于是又得用书写进行寂静对话了。

每为她披一次围巾，都得向她解释当天天气的寒冷程度；每点一道菜，都得向她说明这道菜由什么材料煮成；每去一个地方，都得告诉她需开多久的车，让她可以做好准备，就比如先上厕所等等。此外，还要不断地提醒她多喝水、眼睛若干涩记得滴眼药水、累不累……

旅程的每一帧，都写满了矛盾的美。母亲时而像需要呵护的孩子，时而又像一张跳针的老唱片，在往事的某个沟回里循环往复。她的唠叨，是她与这个世界最后的紧密连线。她通过反复确认我们的行程、温饱与安全，来确认自己仍被需要，证明自己仍是那个能为儿女遮风挡雨的巨人。事实上，我们已不需要她操心，而是我们都在操心她。

在珀斯逗留了一个星期，在回程前一天，发现妈妈的状态好像不行了。她看到有椅子的地方，就说要坐下来休息，让我们自己去逛，之后才来找她。次日在机场，我牵着她去洗手间，掌心传来一阵不寻常的滚烫。“妈，你在发烧？人不舒服吗？”

母亲依旧倔强，说她好得很。我发现母亲的话不靠谱。于是让她吞下一颗退烧药，以舒缓她的不适。有些关怀，无需争辩，它发生在言语失效的地方，我们只是以行动完成一切对话。

本想向机场要求轮椅，但机场人员称他们联系我们乘坐的航班，航班称已没有多余的轮椅。依照程序来说，轮椅是必须提前向航班要求的。于是没辄，只好让她慢慢走着登机。

倔强妈妈坐在酒店大厅地上

这仿佛是我们关系的缩影：她试图用语言证明自己仍能飞翔，而我则默默准备着着陆的软垫。机场里缺失的轮椅，让我更紧地挽住了她的手臂——原来，最可靠的支撑，并非冰冷的器械，而是彼此依靠的体温。

空姐派飞机餐时只有两样选择，一是咖哩饭，一是通心粉。母亲吃不了咖哩饭，剩下的通心粉她也接受不了，没得另选下，只好吃通心粉了。此时，她坚持只吃一半的通心粉，另一半要给我姐。我姐担心在狭小的桌板上传递会打翻食物，无奈地替她分好，而后全程沉默地望向舷窗。那紧绷的侧脸，是担忧与疲惫交织成的、另一种形式的爱。

我们对母亲的爱是真的，但是我们之间真的很难找到共通的语言。当选择的余地被现实收窄为一条窄缝，我们只能在这有限的通道里，学着用无限的耐心去安放她的固执。

从珀斯飞回吉隆坡，当晚我们下榻在机场附近一间五星级酒店。酒店的大厅流光溢彩，宛如一个精致的水晶盒子。隔天早上。我牵着母亲的手，像引领一叶易碎的扁舟，小心翼翼地将母亲安顿在我姐房门外等我姐。我们要一起去吃酒店提供的自助早餐。我才将目光投向远处，再转回头时，发现母亲已坐在地上。

“你为什么坐在地上？这是酒店，不是你的家。”我说，声音里交织着惊吓、不解与一丝未能看护好的自责。

她抬起头，眼神里没有半分觉得不妥，反而用一种天真而认真的神气，指向走廊中央一张装饰着巨大陶瓷花瓶的玄关桌。“不然我可以坐在那张桌子吗？”

“当然不可以，你很累吗？不然我开房门，你回房间坐。”我说，当时几乎是气结，又感到一种深沉的无力。

“不要，”她立刻拒绝，语气倔强得像一个被剥夺了心爱玩具的孩子，甚至用手拍了拍地面，“我不要回房间，给我坐在地上一下嘛！”

在那一刻，所有关于体面与规则的道理都消散了。我看着她，看着这个曾经是我全部世界的女人，如今像个孩童般任性又脆弱。身为孩子的，我们只能一再地包容和成全。这趟西澳之旅，我紧紧牵着母亲的手，如同当年她牵着我认识世界。

后来，与远在墨尔本的妹夫谈起这份身心疲惫，他称自己刚带了三位“加起来两百多岁”的长辈（他父母和阿姨）游历曼谷两周。回到墨尔本后，必须休整两周才能恢复元气。他将此比喻为参加了一场“家庭铁人三项”：项目包括“行李搬运”、“行程解释”与“反复寻找洗手间”，赛后必须进入“墨尔本修复中心”进行为期两周的机能恢复。

听他一番调侃，我不禁莞尔。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比起他的“铁人三项”，我想，我和姐姐的这点委屈，或许真的不算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