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语能力／02】大马人别太骄傲！多语能力非我们独有

但这并不是特殊现象，毕竟在网络世界，国家边界已不是分割语言掌握的阻碍。不管因文化多样，还是因英语的通用性高，许多国家的人民也都能使用两种或多种语言。“除了一些严格执行‘一个国家一种语言’政策的国家，如泰国华人或泰国南部的穆斯林，可能就不会使用客家话、或者马来话，通常只会泰语，或透过泰文来书写马来语，而非以拉丁或罗马字母书写。

“马来西亚的魅力就在我们的宪法没有禁止不同语言在日常生活中使用，且能透过不同语言作为教育媒介，这在许多国家并没有。虽然各有利弊，但这就是我国多语言环境的特色。”

我国多语环境的独特：有明确的主导语言

马来西亚苏丹依德利斯师范大学（UPSI）中文教育系高级讲师陈添来博士也有相同看法。“印度的宪法甚至承认22种官方语言，而美国部分拉美裔家庭也有英语和西班牙语结合的‘Spanglish’。”从这些例子能发现，在不同场合使用不同语言的“语码转换”，以及一句话里掺杂不同语言的“语码混合”，是许多国家都存在的现象。

那我国与他们的不同之处在哪呢？陈添来认为，“新加坡早前的‘讲华语运动’削弱华人群体的方言和马来语使用，以及印度多语多文的格局致使没有单一覆盖全国的语言。对比起来，我国不仅有三语言的完整教育体系，国语地位突出、英语也广泛使用，具有明确主导的语言。”

此外，我国的语码混合日常化程度显得更高。我们在一句话里，可以同时掺杂华语、英语、马来语或方言，在社会语言学里称为“深度接触型多语言社会”。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为止提及普遍上的“多语言能力”，其实仅停留在日常沟通，并不意味着掌握程度高。语言学里，掌握语言的媒介分为“自然习得”（Language Acquisition）以及有意识学习。我国的环境提供丰富的语言输入，让人们从小透过社交互动接触不同语言，掌握基本的交际能力，这属于自然习得范畴。

单一语言会压缩学习其他语言的能力？

而要达到认知学术语言水平（Cognitive Academic Language Proficiency），则必须透过如前文的多语言掌握者袁少康博士般，具有系统的课堂学习和读写训练。换言之，国家教育系统里使用的语言多半会成为该学生达致认知学术语言水平的语言。因此可发现，强调单一语言或特定强势语言，会压缩了掌握其他语言的能力。

史蒂芬妮举例，“在印尼亚齐，许多家庭也正艰难地维系着使用亚齐语的传统，毕竟在面对印尼语这个强势语言，若连在家里也不使用母语，那这个语言就会慢慢消失。

“回看马来西亚，虽然保留着多语源流的学习，可是少数语言如一些原住民语也正在消失。年轻人不再学习，老人离世后，就无法传承。”即便我国华裔也不例外。单论华裔对方言的掌握，近年来也因学习了华语，足以沟通，就失去了学习方言的动机。

语言消逝非常可惜，但我们至少能掌握多种强势语言，难道不够好吗？

史蒂芬妮却苦笑，“在我国伤心的事实是，或许学习只为了考试，或没意识到多语言的特色，我们并不能真正流利地使用国语。我们的生活圈子因族群不同而过得太分隔了。方言可以、也应该维持，但你也应该花更多心思来学习国语。

“多数人想着‘要么语言A，要么语言B。’，但应该转换成‘要两个语言，还是更多语言。’”史蒂芬妮认为，我们根本无需担心强势语言之间会互相挤压，反而正处在多语环境的我们，有更健全的环境优势来学习和掌握标准国语。

以中国为例，即便认知英语是对外沟通的重要语言，但中国国内的环境并不如我国日常生活能经常接触英语。“就连大学内或许也难以有使用英语的情景。他们来到大马后遇到中国人，也多半使用华语沟通，但大马人可以在国外使用不同语言沟通也没问题呀！

“学习华语很好，甚至非华裔也开始学习华语，但不妨尝试学习更标准的国语、英语，这才是我们的特色不是吗？”学习了更多语言，与不同文化的交流、沟通，才能让我们有更宏观的眼界。

语言有高低之分？

然而，有人能使用英語作日常交谈，不代表他能全程使用英語来呈现，是否代表人的学习能力有极限呢？

陈添来认为，“在多语言的社会里，我们对语言一般上有两种态度，即‘高变体’和‘低变体’。例如在正式场合如课堂上课、会议、发表新闻，我们就会选择高变体语言；生活中聊天、家庭内或菜市场的对话，就是低变体。”这里的高低之分并不意味着学习难度或地位的高低，而是语言在分工使用上的不同。

史蒂芬妮说，“你会觉得无法使用英语或国语呈现，不是你不会，只是你还没学过‘呈现时使用的英语’变体而已。”

一种语言并非只有单一元素，我们会依据不同情况来决定使用哪一种语言变体。就如在报章使用的中文、日常交谈或辩论赛使用的华语，是同一种语言，但都需要学会掌握。

她举例，“想像你有个篮子，里面有许多球，有人有5种颜色的球，有人只有2种颜色。假设红色球代表‘口语马来语’、蓝色球代表‘标准马来语’、绿色球代表‘呈现时使用的马来语’。如果工作上使用英语或华语，只有在买菜时使用马来语，自然就会加强红色球，淡忘了蓝色和绿色球。”

因此语言并非二分的“会”与“不会”，而是我们是否掌握了该语言的变体使用能力。“即便是‘口语英语’，也有其‘规则’需要学，所以外国人想要强硬地在每个句子后面加上‘啦’，听起来就会很奇怪。”

因为语言变体有规律，《牛津英语词典》近年来才会纳入大马或新马版的英文词汇变体，如“jialat”、“keypoh”、“agak-agak”。史蒂芬妮正是为该词典内新增的马式英语提供咨询建议的学者之一。

“元语言控制”让多语言者不会“忘记”母语？

语言变体也源于多种语言之间的融合，“小时候家里可能说‘come makan’，在小孩认知里这是一种‘语言’，可是长大后他知道‘come’和‘makan’是两种不同的语言，那他是不是就同时能使用3种颜色的球呢？”

史蒂芬妮认为，语言变体没有“好”或“不好”，不过是因应不同需求而发展出不同的形式。“语言不是一个静止的事物，它是会成长，会改变的。如果一种语言只有一种形式，那我们也不会那么独特了，不是吗？”

诚然，我们不会只有一种使用语言的方式，但不代表顺其自然就能全都掌握。陈添来解释，“有一种叫‘语言相对论’的理论，说明语言不只是沟通工具，还会影响思考方式。”例如句子里的反讽、双关，或成语“对牛弹琴”，都无法只从字面理解确切含义。

若是生活在多语言环境的我们，长期使用口语化语言这颗球，还可能削弱对其他变体的掌握。例如，你是否能立刻用华语说出“double check”？

“这种现象在语言学里是因‘词汇借用’（lexical borrowing）导致的‘词汇侵蚀’（lexical attrition）。当外来词用得太频繁，母语原本的词汇就会越来越难想起来，久而久之就会彻底忘记。”

陈添来认为，语言是抱着经济原则在运作，哪一个词更简单、更常用，大脑自然就会优先使用。可是若这种替代现象不只出现在科技新词、品牌名，连基础词汇如时间、方向、动作词汇都想不起来，那母语可能就出现了结构性缺陷。

语言的演化是一个漫长且持续发展的过程，陈添来认为只要语言变体符合交际原则（沟通是否顺畅）、系统原则（结构和声调是否正确）、社群认同原则（是否多人使用），以及语境适配原则（使用场合是否恰当），就不必矫枉过正。

若我们只掌握了口语华语或方言，终究还是会削弱对汉语的理解。可是错并不在方言使用，要保留标准华语，不需要消除多语言环境，不仅不现实也没必要。“主动接触高质量的母语输入，如多读华文书报、看华语节目、在正式场合有意识地使用华语对应词，亦可改善纯正程度。

“好消息是，大多数双语人都有‘元语言控制’（metalinguistic control）能力，只要那些母语词没有被长期‘休眠’，需要时还是能回想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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