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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嘉荣

宗教典故里,巴别塔因人们之间的语言不再相通,无法沟通和互相理解而荒废。现实中,语言是文化延伸的一部分,使用不同语言的人们之间似乎也存在隔阂,难以共鸣。 语言可以成为武器,却也是唯一理解彼此、文明消除纷争的手段。活在多语言国家的我们比起其他国家获得更好的天然条件,例如:成长经历中不知不觉我们学会母语,还能使用简单的第二、第三甚至第四语言…… 难道语言学习就这么简单?对多语言使用者而言,怎么才算“学会”?有什么可复制的学习方式吗?语言对掌握多语的人而言,又意味着什么? 报道:本刊 辜嘉荣 摄影:本报 林泓川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感想,语言就是把感想传递出去的沟通工具。这个工具也可能因社会和文化对个人的影响而有所不同。例如10年前和今天听到“油价上涨”会联想到不同原因;中国人和大马人听到“开斋、封斋”脑海中也会有不同画面。 那么学会语言为何重要?工商管理系教授袁少康博士本身就掌握多种语言,他认为,语言就是链接人与人之间的桥梁。“如果你用错词语,对方不明白那也就无法沟通了。”他以中国规范“普通话”的进程为例,“你知道‘耗子’吗?耗子是北京话、北方用的词,而南方包括香港是叫‘老鼠’。” 他笑说,“当时北方人可能不理解为何小老鼠也叫‘老’呢?可是中国就在全国范围整理每个词汇,选出最多人使用的来成为‘规范’用词。以至于现在,你从东北到新疆,最通用的就是普通话了。” 这里提到的普通话,不仅是用词,连发音也与我国本土汉语,甚至与北京话不同。袁少康说,“已故中国现代语言学家袁家骅研究过当时候的北京话,发现北京话的‘儿化音’特别重,觉得不适合当作‘普通话’规范使用。 “随后到处寻找,其中一站到了承德滦平。滦平当时没有学过北京话,而他们的发音很准确、很清,就选定其作为普通话的发音标准。” 袁少康的发音亦是如此,没有大马汉语在句尾助词如“啦、咯、叻”、或特别着重发第四声。这也并非故意为之,而是纯粹无法使用,就如同我们,如果没有特意学习,无法完全正确地使用普通话发音一样。 “我小时候在英校上学,先入为主,第一个接触的音调就是普通话,所以就没有大马口音。”袁少康分享,若想要在中国成为政府员工,普通话必须及格。他曾在开封文化技术职业学院担任客座教授,面试考验之一就是确保发音标准。 “因此我建议,外国人如果要学习华语,或想要学习其他语言,选择标准的发音学习,因为日后想要改造会比较难。” 一种接一种,学习语言不能贪多? 袁少康目前共掌握4种语言、1种方言以及正在学习泰语。英语作为他自小学习的第一语言,“基本达到了可以‘华山论剑’的程度。”他笑说。 “马来语我学过也研究过,但是我认为比较简单。学到了一定程度,听、说、读、写我认为都能明白和使用,就觉得到尽头了。”有趣的是,袁少康虽然就读英校,但家中的启蒙语言其实是粤语,因此他虽然小学前没学过汉语,但已经看得懂汉字了。 “我父亲从小就跟我用粤语沟通,小学前我就可以说可以读,甚至四书五经都看得完,虽然看不懂。”一直到了六年级,校方安排学生学习自己的“母语”,但袁少康看到华语时就呆了。书中的字都看得懂,可是不懂汉语句子的意思。老师提供的教材例如《三国演义》,也因为早已透过粤语理解了故事,便再难以透过故事来学习汉语,最后就离开母语班,选择自己学习普通话了。 第三种语言是日语。袁少康大学时期曾在日本东京产能短期大学就读工厂管理,毕业后也呆在日本短暂工作。但碍于当时的社会氛围,身边总有不解为何要学习日语的声音,久而久之就不再使用了。 第四种语言则是正在学习的泰语。目前他对泰语的掌握程度与之前曾学过但已经放弃的俄语和阿拉伯语类似,都处于初级水平。“1979年时,我曾拿到苏联文化中心的奖学金,能免费学习。但如今我的俄文很差,因为无法沉浸在此环境生活。 “当时有很严格的规定,老师只能在课堂上交流,下课后要请他吃ice kacang都不能,我哪有场合能使用俄语呢?既然放弃了,我也就不打算重新学习了。” 至于阿拉伯文,袁少康表示若以后还有机会,也会重新学习,他不想要与正在学习的泰语起冲突。“就好像太极和咏春,你不能同时学习,会让两种语言结构互相改变。 “每一种语言都需要有自己的学习计划。最好就在沉浸式学习阶段后,才开始第二种语言。判断方式很简单,就好像你去国外一两年,但你回来后还是会用粤语,对吧!” 语言学习分四阶段 另一种判断是否流利的方式则是,能否不思考就直接说出你想表达的感受。 沉浸式学习是什么呢?袁少康将语言学习的方法分成4个阶段。 第一阶段,大概用一年时间,学会外语的句法、词汇、发音。理想情况是学习到用该语言沟通时,母语者能听得懂你说什么。例如:你心中想着要买一双红色鞋子,能说出red shoes,发音准确、词汇正确,即便后续你不明白这双鞋多少钱也没关系。“你先不用着急听懂对方说什么,他能听懂你表达你心中的意见那就好。” 第二阶段就是沟通的开始。母语者放慢语速告诉你,而你也能听得懂,就慢慢进入了深入学习的阶段了。“很多人停留在第一阶段就放弃了,你都说不出来,怎么可能听得懂对方说什么呢?” 第三阶段就到了沉浸式学习,是语言学很重要的阶段。“语言学习就要在该语言的环境生活,如果那个环境不允许你学习,你永远都学不会。” 袁少康提问,我们在马来西亚每天都会遇到印度人,可是我们为什么学不会淡米尔文或其他印度语呢?甚至,我们吃饭、逛街也都会遇到外籍劳工,但身处这个多元环境的我们为何无法学习他们的语言? 他认为这是因为我们没有使用这些语言的环境。这里指的不是物理环境,而是沟通上我们会透过国语或英语,甚至汉语来沟通,可是鲜少使用淡米尔语或缅甸语。 “泰国人就不同,我感觉他们很喜欢跟你交谈,那就更容易让我达到沉浸式学习的环境。至少需要两年都处在沉浸式学习的环境,才能让你掌握一个语言。” 最后的阶段则是要深入研究专业化词汇的使用方式,时长从3年至30年不等,依据你对该语言有多大兴趣。如袁少康能透过普通话沟通后,并不止于此,还继续在河南大学成为汉语研究生,研究文字学相关领域。 “如果你是要跟中国的医科专业人士来往,当然需要学习相关的专业知识。我对商科有兴趣,所以同样是汉语,但我不会研究医科的领域。这是一个漫长的学习道路。” 学习语言的推动力:兴趣 兴趣,是袁少康认为学习语言最重要、也是唯一有效的推动力。“这个兴趣不是对利益的兴趣,而是你真的喜欢这种语言。可能身边的人会问你学来干嘛,你能否回答得出你的理由呢? “如果将学习语言后获得的利益摆在眼前,盯着它的ROI(Return On Investment,投资回报率),那反而学不来。” 袁少康因对汉语兴趣浓厚,所以专研甲骨文和文字、语言的演变。他认为,另一种判断你是否理解特定语言的方式,在于你能否如字典般,使用同一种语言解释一个词。 正因为汉语从甲骨文演变至今,字句都有其来源和文化故事,才让袁少康对此感兴趣。“比如‘法’字,甲骨文里由‘水’、‘人’、‘口’、和‘廌’组成。廌是一种独角神兽,能如同水平线般公正,判断不平之事。一旦遇到不正直的人,能让他离开。” 除了汉语,英文也有类似的情景。“‘model’可以是‘模特儿’职业、可以是飞机‘模型’、可以是商业‘模式’、也可以是‘模范生’。你能不能用英文解释不通情景的区别呢?” 袁少康认为语言掺杂来使用,并不是不好,只是担心这样的融合难以确保我们真的学会了这些语言,更像是只学会了融合后的版本。 既然我们都活在多语言的环境,这能否成为我们进入沉浸式学习的优势呢?   相关稿件: 【多语能力/02】大马人别太骄傲!多语能力非我们独有 【时间计算法/01】马来西亚标准时间由时间守门人说了算? 【华教故事/01】将口述化作纪录片 让故事种子撒向更远方
3月前
想流利使用语言并非易事,终究需要主动、有意识地将自己沉浸在该语言中才得以学习。那么我国经常引以为傲的多语言环境,是否让我们“自动”处在能学习或习得多语言的条件呢?这样的条件是否独特?我国人民又是否好好把握了这个条件呢? 报道:本刊 辜嘉荣 摄影:本报 黄安健 我们常说马来西亚是多语言、多文化的国家,那你知道我国,包括少数民族,共有多少种语言吗?“我们有大约130种语言,包括不同方言和变体。当然,以数量而言我们并不是最多的,邻国印尼、菲律宾的语言也不少。”马来亚大学语言暨语言学学院英语学系教授史蒂芬妮博士(Prof. Dr. Stefanie Shamila Pillai)说。 不过现实是,我们大多数都只是双语使用者。一个是理论上在国立学校上过课,所以需要学会的国文(马来文),以及因家庭背景不同而懂得使用的母语或第二种语言。 当然,我国的多元环境使得一个人或许因家庭和社会因素,在一定程度上能使用多种语言,如除了“标准”国语,吉兰丹居民还会吉兰丹国语的变体、部分华裔或许能使用华语以外的方言,史蒂芬妮认为大部分人民能在日常使用多种语言,是一件很美妙的事情。 “而且,即便不是所有人都能使用‘标准’国语,但口语马来语(Colloquial Malay)或城市间的英文,是我们的通用语(Lingua Franca),也是我们沟通的桥梁。” 但这并不是特殊现象,毕竟在网络世界,国家边界已不是分割语言掌握的阻碍。不管因文化多样,还是因英语的通用性高,许多国家的人民也都能使用两种或多种语言。“除了一些严格执行‘一个国家一种语言’政策的国家,如泰国华人或泰国南部的穆斯林,可能就不会使用客家话、或者马来话,通常只会泰语,或透过泰文来书写马来语,而非以拉丁或罗马字母书写。 “马来西亚的魅力就在我们的宪法没有禁止不同语言在日常生活中使用,且能透过不同语言作为教育媒介,这在许多国家并没有。虽然各有利弊,但这就是我国多语言环境的特色。” 我国多语环境的独特:有明确的主导语言 马来西亚苏丹依德利斯师范大学(UPSI)中文教育系高级讲师陈添来博士也有相同看法。“印度的宪法甚至承认22种官方语言,而美国部分拉美裔家庭也有英语和西班牙语结合的‘Spanglish’。”从这些例子能发现,在不同场合使用不同语言的“语码转换”,以及一句话里掺杂不同语言的“语码混合”,是许多国家都存在的现象。 那我国与他们的不同之处在哪呢?陈添来认为,“新加坡早前的‘讲华语运动’削弱华人群体的方言和马来语使用,以及印度多语多文的格局致使没有单一覆盖全国的语言。对比起来,我国不仅有三语言的完整教育体系,国语地位突出、英语也广泛使用,具有明确主导的语言。” 此外,我国的语码混合日常化程度显得更高。我们在一句话里,可以同时掺杂华语、英语、马来语或方言,在社会语言学里称为“深度接触型多语言社会”。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为止提及普遍上的“多语言能力”,其实仅停留在日常沟通,并不意味着掌握程度高。语言学里,掌握语言的媒介分为“自然习得”(Language Acquisition)以及有意识学习。我国的环境提供丰富的语言输入,让人们从小透过社交互动接触不同语言,掌握基本的交际能力,这属于自然习得范畴。 单一语言会压缩学习其他语言的能力? 而要达到认知学术语言水平(Cognitive Academic Language Proficiency),则必须透过如前文的多语言掌握者袁少康博士般,具有系统的课堂学习和读写训练。换言之,国家教育系统里使用的语言多半会成为该学生达致认知学术语言水平的语言。因此可发现,强调单一语言或特定强势语言,会压缩了掌握其他语言的能力。 史蒂芬妮举例,“在印尼亚齐,许多家庭也正艰难地维系着使用亚齐语的传统,毕竟在面对印尼语这个强势语言,若连在家里也不使用母语,那这个语言就会慢慢消失。 “回看马来西亚,虽然保留着多语源流的学习,可是少数语言如一些原住民语也正在消失。年轻人不再学习,老人离世后,就无法传承。”即便我国华裔也不例外。单论华裔对方言的掌握,近年来也因学习了华语,足以沟通,就失去了学习方言的动机。 语言消逝非常可惜,但我们至少能掌握多种强势语言,难道不够好吗? 史蒂芬妮却苦笑,“在我国伤心的事实是,或许学习只为了考试,或没意识到多语言的特色,我们并不能真正流利地使用国语。我们的生活圈子因族群不同而过得太分隔了。方言可以、也应该维持,但你也应该花更多心思来学习国语。 “多数人想着‘要么语言A,要么语言B。’,但应该转换成‘要两个语言,还是更多语言。’”史蒂芬妮认为,我们根本无需担心强势语言之间会互相挤压,反而正处在多语环境的我们,有更健全的环境优势来学习和掌握标准国语。 以中国为例,即便认知英语是对外沟通的重要语言,但中国国内的环境并不如我国日常生活能经常接触英语。“就连大学内或许也难以有使用英语的情景。他们来到大马后遇到中国人,也多半使用华语沟通,但大马人可以在国外使用不同语言沟通也没问题呀! “学习华语很好,甚至非华裔也开始学习华语,但不妨尝试学习更标准的国语、英语,这才是我们的特色不是吗?”学习了更多语言,与不同文化的交流、沟通,才能让我们有更宏观的眼界。 语言有高低之分? 然而,有人能使用英語作日常交谈,不代表他能全程使用英語来呈现,是否代表人的学习能力有极限呢? 陈添来认为,“在多语言的社会里,我们对语言一般上有两种态度,即‘高变体’和‘低变体’。例如在正式场合如课堂上课、会议、发表新闻,我们就会选择高变体语言;生活中聊天、家庭内或菜市场的对话,就是低变体。”这里的高低之分并不意味着学习难度或地位的高低,而是语言在分工使用上的不同。 史蒂芬妮说,“你会觉得无法使用英语或国语呈现,不是你不会,只是你还没学过‘呈现时使用的英语’变体而已。” 一种语言并非只有单一元素,我们会依据不同情况来决定使用哪一种语言变体。就如在报章使用的中文、日常交谈或辩论赛使用的华语,是同一种语言,但都需要学会掌握。 她举例,“想像你有个篮子,里面有许多球,有人有5种颜色的球,有人只有2种颜色。假设红色球代表‘口语马来语’、蓝色球代表‘标准马来语’、绿色球代表‘呈现时使用的马来语’。如果工作上使用英语或华语,只有在买菜时使用马来语,自然就会加强红色球,淡忘了蓝色和绿色球。” 因此语言并非二分的“会”与“不会”,而是我们是否掌握了该语言的变体使用能力。“即便是‘口语英语’,也有其‘规则’需要学,所以外国人想要强硬地在每个句子后面加上‘啦’,听起来就会很奇怪。” 因为语言变体有规律,《牛津英语词典》近年来才会纳入大马或新马版的英文词汇变体,如“jialat”、“keypoh”、“agak-agak”。史蒂芬妮正是为该词典内新增的马式英语提供咨询建议的学者之一。 “元语言控制”让多语言者不会“忘记”母语? 语言变体也源于多种语言之间的融合,“小时候家里可能说‘come makan’,在小孩认知里这是一种‘语言’,可是长大后他知道‘come’和‘makan’是两种不同的语言,那他是不是就同时能使用3种颜色的球呢?” 史蒂芬妮认为,语言变体没有“好”或“不好”,不过是因应不同需求而发展出不同的形式。“语言不是一个静止的事物,它是会成长,会改变的。如果一种语言只有一种形式,那我们也不会那么独特了,不是吗?” 诚然,我们不会只有一种使用语言的方式,但不代表顺其自然就能全都掌握。陈添来解释,“有一种叫‘语言相对论’的理论,说明语言不只是沟通工具,还会影响思考方式。”例如句子里的反讽、双关,或成语“对牛弹琴”,都无法只从字面理解确切含义。 若是生活在多语言环境的我们,长期使用口语化语言这颗球,还可能削弱对其他变体的掌握。例如,你是否能立刻用华语说出“double check”? “这种现象在语言学里是因‘词汇借用’(lexical borrowing)导致的‘词汇侵蚀’(lexical attrition)。当外来词用得太频繁,母语原本的词汇就会越来越难想起来,久而久之就会彻底忘记。” 陈添来认为,语言是抱着经济原则在运作,哪一个词更简单、更常用,大脑自然就会优先使用。可是若这种替代现象不只出现在科技新词、品牌名,连基础词汇如时间、方向、动作词汇都想不起来,那母语可能就出现了结构性缺陷。 语言的演化是一个漫长且持续发展的过程,陈添来认为只要语言变体符合交际原则(沟通是否顺畅)、系统原则(结构和声调是否正确)、社群认同原则(是否多人使用),以及语境适配原则(使用场合是否恰当),就不必矫枉过正。 若我们只掌握了口语华语或方言,终究还是会削弱对汉语的理解。可是错并不在方言使用,要保留标准华语,不需要消除多语言环境,不仅不现实也没必要。“主动接触高质量的母语输入,如多读华文书报、看华语节目、在正式场合有意识地使用华语对应词,亦可改善纯正程度。 “好消息是,大多数双语人都有‘元语言控制’(metalinguistic control)能力,只要那些母语词没有被长期‘休眠’,需要时还是能回想起来的。”   相关稿件: 【多语能力/01】语言学不好原来有两魔咒…… 【拯救熊只/01】恶向熊胆生 解放熊拯救熊途末路 【大马booktok全貌/02】年轻人新lifestyle:用阅读拯救脑腐
3月前
3月前
你可曾经历过,在漫长的交通阻塞后,竟发现“罪魁祸首”是本应确保交通顺畅的交通灯? 交通灯的设计可以精确到以秒为单位,计算一个红绿灯循环要怎么分配、怎么调整,还得“适时”让路给行人。 然而,当一条道路的车流量越来越多,交通灯却似乎成为堵车的元凶,明明近在咫尺却要等好几个循环才能通行,让人不禁想狂吼:交通灯能更人性一点吗? 除了车主,行人其实更需要“有人性”的交通灯。 报道:本刊 辜嘉荣 摄影:本报 蔡伟传 “滴嘟……滴嘟……滴嘟……滴嘟滴嘟滴嘟”这个行人交通灯的指示音你有多久没听见了?如今常透过私人交通或电召车抵达目的地的我们,行人交通灯几乎变成“历史遗物”淡出我们的生活。 我们或因它失灵、或因靠双眼观察来往车辆更方便,对它的使用率降低,以至于产生“行人交通灯还有存在必要”的疑问。可是,行人交通灯对极度依赖它的使用者而言,例如:行动不便者或视线受阻者,是不可或缺的,可谓是他们能安全过马路的最后一把救命伞。那么,他们又有什么改善建议呢? 盲人不可或缺的行人交通灯 来到马来西亚盲人公会(Society of the Blind in Malaysia,SBM)二楼会议室,邓家航和朱玉花早已抵达,准备分享自己在十五碑社区摸索出各个道路的经验。 邓家航和朱玉花并非先天性失明,为此,他们必须重新学习不透过视觉感受世界的方式。综合近20年来的经验,邓家航解释,“必须承认,这几年下来交通灯设计其实已经越来越好了。遇到损坏时公会会直接联系吉隆坡市政局维修,也会在WhatsApp群组通知我们。” 诚然,十五碑、孟沙一带因设有盲人公会、盲人协会以及许多盲人按摩店等而聚集较多盲友居住,交通灯设计相较其他地区更健全,但不意味着已经完善。朱玉花就认为维修速度虽然快,可是行人交通灯还是时常故障,“如果能安装闭路电视监控路口情况,对我们而言会更有保障。” 寻求证据保障权益的心态,来自于他们日常面对的各种违规事故。举例,在红绿灯路口附近,在设计上理应禁止停车,避免车辆阻挡行人道通行。然而当车主抱着“停一下下没关系”的心态就成为突如其来的障碍物,让盲友容易磕碰,朱玉花无奈地说,“你知道咯,发生意外的时候每个人都说不是他们的错。” 磕碰事小,车辆行驶中意外碰撞更是危险。“虽然我们会等行人交通灯提示音响了才走,但车主在车内听不到,红灯了车还继续往前走。所以我时常跟其他盲友分享我的经验,声音响了先不要过马路,在心里默念5秒后才开始走。” 朱玉花的烦恼是拥有健全视力的我们不曾想过的细节,有时我们甚至不理会行人交通灯,只要路上没车就直接跨过马路,而依赖交通灯的他们却需要多一层自保叮嘱。“有时候不是车来不及停,而是就算红灯了他们也还继续走。”她表示,盲友要听的,不仅是行人交通灯的提示音,还要判断车辆是否真正停下。 不仅交通灯,就连指引道路的导盲砖设计也让盲友困扰。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犯规,一点点累积起行人对马路的不信任。 忽视行人交通灯的司机很要命 邓家航说自己的习惯与朱玉花类似,会在听到提示音后先等一等才开始过马路,但很快就发现了问题。邓家航说,“公共工程局(JKR)会按照人数和距离来判断行人交通灯需要多长时间的绿灯,一律使用每秒1.22公尺的行走速度标准。只是这个标准是否合理还不清楚,我们等车停了后才走,很常会在路中间时就绿灯转红了。不过,我们宁可走到一半时变红灯,至少那些司机看得到我,(行人交通灯)一转绿灯就走反而更危险。” 举例,马来西亚盲人协会与敦辛班丹单轨火车站之间有新建立的红绿灯,虽然长期亮出黄灯提醒司机放慢车速,但摸清底细的司机通常不会减速,形同虚设。更甚的是,这个路口给行人绿灯的时间只有大约7至10秒,扣除朱玉花那般暂缓5秒的习惯,只剩2至5秒供他们跨过马路,以致转红灯时还站在路口中央,成为了他们无奈的日常。 那么,假设进入完全没有违规者的世界,通行是否会简单许多呢? 以交通灯设计角度而言,其实仍有不足。朱玉花举例,“像苏丹阿都沙末路和敦辛班丹4路交界处的行人交通灯提示声很响亮,盲友都觉得很不错。但淡比必拉路和敦辛班丹4路交界处的行人交通灯提示声则让人听不出是手机声还是车辆声,有车经过其实完全听不到。如果能统一成明显的提示声会比较好。” 但邓家航却提醒,“可是邻近的两个路口,不能设计成一样的提示声。”既然有易分辨的提示声,为何不是越多越好呢?他解释,视力正常者就算听到声音,还能透过观察标识做二次确认。但盲友只有“声音”一个判断方式,无从得知是身前的路口绿灯了还是下一个路口绿灯,这样反而会让他们深陷危险。 以视力正常者需求的设计理念确实会忽略了盲友的需求,有时甚至会加上了一些容易造成他们困扰的设计。“有些行人交通灯会先(缓慢)滴滴滴,然后加快,滴滴、滴滴、滴滴,提醒行人加快脚步。会有人因为听到声音想要快点越过马路,其实更危险。可是这个要怎么改我也还不知道。”邓家航补充,盲友因马路上没有导盲砖,致使他们无法快速判断剩余距离,若听到催促的提示声,反而让他们更紧张。 在马路短暂失去导盲砖对盲友而言等于失去了判断垂直直线的方向,若斑马线稍长还可能让盲友的方向偏移。走偏后,他们便不再顺着连接马路和人行道的斜坡上去,意外踩空人行道旁的排水沟、因人行道台阶绊倒都是日常。最糟糕的状况是,无法跨上台阶。“之前政府为了防止摩托抢匪,也可能为了安全或不让人乱过马路,在行人道外围加装围栏。虽然是安全许多,可是我们走偏了就上不去了,被困在马路中央。”邓家航语气平淡地说道。 时下交通灯设计虽好,但仍需改善友善盲友 或许你已发现,他们所提及的好几个交通灯,都围绕十五碑社区范围。他们能够在会议室里仅靠回忆就能口头叙述这些地点,但也仅限于这些熟悉的社区。朱玉花说,“如果到了新地方,就会找双‘眼睛’来帮我们,或者找熟悉那一区的朋友带我们去认识那边的路。之前在马来西亚盲人协会(Malaysian Association for the Blind,MAB)上课,开学时校方都会带我们走、教我们走,告诉我们哪个行人交通灯只有7秒等等。” 此后,他们就需要在黑暗中摸索,在脑海中绘制出属于自己的地图。如此,交通灯需要怎样的设计或改善,才更能照顾行人呢? 曾在英国修读法律系的邓家航分享他认为能参考和改进的设计,“英国的无障碍行人交通灯按钮下方有一个圆锥体,供盲友触摸。如果行人灯转绿,圆锥体会转动或震动,让盲友透过触觉感知,就不会被环境声音干扰。” 话锋一转,邓家航有些自嘲地说,“想要要求政府和社会只为了盲友这一小群人改变设计很难啦,所以得想一些大家都受益的理由才更有可能落实。”例如,提出将设计改变成使用圆锥体的好处是什么呢?可以假设你是在交通灯附近工作的摊贩或店家,滴嘟滴嘟声不停萦绕,任谁都会觉得烦躁,或许降低音量、加装震动圆锥体的设计是一种改进方向。 “另外,我觉得也能添加‘已经按下按钮,请稍等’的提示音,让我们知道这个行人灯按钮是不是正常运行。”需要先知道是否正常运作,才能确认要通报维修还是等待绿灯,邓家航提出的案例的确鲜见。 他中学时在文良港特殊教育中学(SMK Pendidikan Khas Setapak)上课,虽然大部分时间在宿舍度过,但校外的行人交通灯,近期在尝试使用时已失效。红色小人就跟行人一样,除非犯法横跨马路,否则只能站在原地。如今,在校园门口也加装了少许新型设计的交通灯,这样的改变固然很好,可要如何大范围落实或许才是真正的考验。 若你想测试邻近的交通灯是否对盲友友善,不妨在有人陪伴时尝试闭眼体验一下使用感受,也许就能提供更多的改善建议。   相关稿件: 【跨越红绿灯/02】爱恨交通灯 有效“对话” 需军队视角设计疏堵 【跨越红绿灯/03】交通灯升级困局,经费与管理层是阻碍 【空间与关系/01】员工新自由工作式:在公司里游牧 【资料收集/01】大选越近民调越夯 默迪卡民调中心凭什么精准预测民意?  
4月前
道路使用者对交通灯的“爱恨情仇”,相信长期受困于车龙的车主深有体会。为了降低意外风险,交通灯必不可少,那是否代表堵塞是必须承受的代价呢?我国交通灯设计究竟有什么缺陷? 报道:本刊 辜嘉荣 摄影:本报 蔡伟传、陈敬晖 交通灯的设计是依据车流量,分辨出不同路口所需的绿灯秒数,以避免因无法消化而阻塞。博特拉大学道路安全研究中心(Road Safety Research Center)主任刘德华博士解释,“路口绿灯的顺序是以最少信号相位(Signal Phasing,即红绿灯循环秒数)为标准,越多信号相位就代表一个完整的循环会耗时更久。” 有些路口不允许左转右转,所以可以设计成对面来往车辆一起绿灯、再到左右来往车辆同时绿灯,即完成一个循环。若加上“右转”信号相位,其他方向的车辆就需要增加等待时间。既然每个路口都客制设计,为何交通灯还是会造成交通阻塞呢? 想解决问题,就需要先知道该找谁负责。刘博士说,“我国政府的管理有点混乱,可以说是各自为政,就像以前在某个地方发生车祸也不知道要去哪一个警局报案一样。另一个例子是,联邦公路是由公共工程局(JKR)来管理,但其他路就可能是由州政府管或地方政府管。 交通灯设计五花八门,是供应商的问题?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会经常发生道路情况不一致的(问题),交通灯(的管理权)也一样。”因此,不难发现有些地区的行人交通灯比较先进,有些地区的交通灯有重量感应,甚至同一个路口的行人交通灯按钮或许也不一致。“我们没有一个很好的标准让大家依照,是由各自的供应商决定,也取决于投入的预算。” 他认为,塞车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在于,交通灯和车流量协调不良。“我们的交通灯都还停留在像‘傻瓜相机’的‘傻瓜交通灯’,一旦决定了信号相位就不会更改。”情况稍好的交通灯还会依据居民反馈,调整信号相位,透过试错法来找到最适合的设定。 但这无法解决第二种情况,即不同时段有不同的车流量,因此信号相位需要因应调整。这并不是单纯早、晚的车流量互换,“有时候甚至早上9点、9点15分、9点半,车流量的规律都不一样。大部分的交通灯都不是‘聪明的交通灯’。” 因交通灯堵在车龙,闯红灯有理? 当然,勤能补拙,交通灯损坏或绿灯时长无法消化车流量,就需要透过巡逻队发现,或随时致电管理者投诉。可是巡逻队能应付庞大的交通灯数量监督吗? 刘博士还问说,“投诉电话你自己有打过去吗?可能你每次经过都很生气,但不太会真的打过去投诉。”无论是因为开车赶时间不可能停下来打电话投诉,还是驾驶中难以观察交通灯代号,都让这份怨气默默埋藏。 然而,这份怨气会不断累积。当你面对动辄上百秒的红灯和不见缩短的车龙,即便司机知道犯法也可能会因不耐烦而闯红灯。另外,无论危险驾驶导致的车祸,还是因车坏了塞在路口中央恶化阻塞,都源自于交通灯无法满足需求,演变成更大面积的阻塞。 “白沙罗-蒲种大道五六个月内塞车程度增加了近30%,甚至现在也没有所谓高峰时期,每个时段都很塞车。这是温水煮青蛙,人民只会慢慢累积不满,到最后一发不可收拾。 “我不是要帮犯法的司机辩解,闯红灯错就是错,但我们需要知道如何改善。” 精明交通灯怎么才算精明? 信号相位的问题并不会自动更新。他曾询问吉隆坡综合交通资讯系统部门(Integrated Transport Information System,ITIS)的相关人士,如何发现吉隆坡市区哪一个交通灯损坏呢?答案是,只要没人通知,相关部门其实无从得知。他提出,唯在武吉免登大约5至10支交通灯属“精明交通灯”。 这些交通灯是如何精明的呢? 原来,该区域的交通灯配有闭路电视,能将画面即时传送到ITIS监控中心。但这个精明交通灯有个致命伤,那就是价格。“早些年我曾与韩国公司尝试在槟城乔治市安装精明交通灯,但一个简单的十字路口,在那时候要价30至50万令吉,这还不包括后续的维修费用。” 更甚的是,这个精明交通灯还无法做到全程远程操控。“这个‘精明’只有一半,画面传送到监控中心后,中心内的警察就要决定如何调整。这是很笼统、没有经过精密计算的决定。” 这并不是说警察的计算有问题,根据经验得知不同方向需要多少时长,是合理的安排。交通警察到了现场可以根据经验作调整,把路口的情况调整到最理想,如同交通灯的设计初衷,是随着同个路口不同方向的车流量增长,为了让次要路口的来车能顺利通行而设立。但是,直接在路口加设交通灯,问题就能迎刃而解吗? 红绿灯越多,产生越多“损失的时间” 看到当前的路口出现状况,就着手改善眼前的问题,是很直观的想像。但这种“孤军作战式”的策略,其实并不适用于大城市。 参考国外案例,根据日本交通管理技术学会(Japan Traffic Management Technology Association),交通灯系统可分为定点控制(Point Traffic Control)、直线控制(Line Traffic Control)和区域控制(Area Traffic Control)。越庞大、复杂的城市路线,需要减少堵车的直接方法,就是尽可能减少交通灯前的等待次数。 举例来说,若设计交通灯信号相位时只考虑该路口的车流量,反而会导致上一个或下一个路口堵塞,慢慢蔓延到原先的路口。就算绿灯时间长,但因下个路口正在红灯,也无济于事。这种单个定点的安排,无法与“交通灯邻居”做好配合,就会让司机走走停停。 现实生活中,红灯转绿时车辆并不会瞬间启动。而是司机看到绿灯后才开始反应,让车子从静止状态慢慢加速,因此会有几秒钟“损失的时间”。越多红绿灯,意味着越多被耗费的“损失的时间”。 交通灯设计越人性,使用者配合度越高 交通阻塞不仅影响心情和浪费时间,城市整体的规划也会受到波及。刘博士认为交通阻塞的严重程度不亚于交通安全问题。“若交通情况持续混乱,投资者又哪敢来这里经营生意呢?” 交通灯与道路设计息息相关,若因交通灯配合不当,导致原本缓解车流量的设计连带受影响。而巴士优先或专属路线,若频繁遇上红灯,也无法改善巴士因交通阻塞而迟到的现象。 反观,“日本的公共交通优先系统”在巴士上安装一个发送巴士资讯的装置。该资讯被交通灯前的红外线接收器感应后,会即刻延迟来临路口的绿灯,让巴士能顺利通过。系统落实后降低公交运营时长达13%,减少走走停停带来的损耗。 此外,特定路口右转车流量多,会外流至原本直行的车流。若持续增加右转的绿灯时长,会导致路口的其他车流阻塞,这时反而需要透过至前方回转,将车流量分散到更远。而这样的安排,就需要不同交通灯的配合,无法独自处理。 “因此,考虑设计交通灯应该以‘军队视角’。资讯互通、询问隔壁路口车流量是否还应付得来,互相照应。这样的设计才能让该区域能容纳更多车辆、流动量也更大,那交通就不会轻易阻塞。” 刘博士认为,“使用交通灯时,我们是跟交通灯对话,要有更人性的设计才能让使用者满意,配合它的指示。可是现在,如果一个路口需要交通灯,政府决定采购后就只是套用供应商提供的模板,再做微调,因此,同一个花园的各个交通灯有可能会有不同的设计,无法互相配合。” 身为交通和道路设计的专业人士,刘博士认为如何协调交通灯的知识,内容就复杂到足以开一门课程来学习。无奈目前并没有足够的资源,只能融入在其他课程内。 交通设计并没有万能答案,交通灯也并非唯一解答。社区里的每一个路口都有各自需要应对的问题,“说到底,我们仍需专业的交通道路规划学者来避免情况继续恶化。”   相关稿件: 【跨越红绿灯/01】盲人的交通灯世界,你懂吗? 【跨越红绿灯/03】交通灯升级困局,经费与管理层是阻碍 【零工法案/02】落实易,执行、监督难 零工法案有大缺陷? 【科普广播站/01】炎热天气下,女性为何感受不同?
4月前
马儿与人类相伴历史久远,从担任交通工具、成为家畜,到近代转变为运动伙伴和心灵陪伴,马都扮演重要角色,即使它在人类生活中的比重逐渐减少,但人们仍需要它的辅助,也因此马儿只能继续在人类环境里成长。 然而,马被驯化后的演化速度跟不上人类改造大自然的速度,以至需要面对原先不必烦恼的健康状况,马蹄师与马兽医等专职因此而生。 拥有健康的马蹄对马儿非常重要,相应的,马蹄师对马而言更是重之又重的救命稻草,马蹄师究竟又如何保养和修复马蹄呢? 报道:本刊 辜嘉荣 摄影:本报 陈启基 影片:本刊 林佳莹 如果垫起脚尖站立,我们能坚持多久呢?奇蹄目(Perissodactyla)意指拥有奇数脚趾头的动物,目前仅存的只有犀科、貘科和马科。马属(Equus)则是马科(Equidae)底下唯一尚存的物种,也是唯一使用单一脚趾站立的动物,其中包括马、驴和斑马。 马的一生,几乎都靠着这四根脚趾,即马蹄支撑。单个马蹄的面积仅稍比成人手掌大一些,身体重量却是人类5倍以上,需要承担的重量和时长远超我们想像。 更甚,马蹄的组成绝大部分是由质地硬的角蛋白组成,如同人类指甲。在大自然中行走没有大碍,但在人造的柏油路巡逻、沙地上进行马术障碍赛、沙地或草地赛马等活动,无法有效分散受力导致磨损程度不一,对马蹄造成影响。 马蹄师不喜修马蹄的工作? 为了减少马蹄损耗,人类也为马儿穿“铁鞋”,即马蹄铁。马蹄铁呈U型,紧贴马蹄最外层的蹄壁,向下延伸作为马蹄的“鞋垫”。马蹄铁是金属制,与鞋子软垫带来缓冲的效果不同,不过能增加地面接触面积,间接减少马蹄的压力。而且,走在柏油路上也能避免马蹄被磨损得凹凸不平。 [vip_content_start] 来自“柔佛马蹄师”(Farrier Johor)的阿德里安(Adrian Alaxandar)年仅24岁,接触马蹄修复行业却已有9年经验。他介绍自己的经历,“我父亲是马蹄师,我从15岁起就经常被他带到马场看他工作。” 话锋一转,他表示自己其实并不喜欢这一行。“我小时候很讨厌这份工作。我是很爱到处玩的人,每次假期回来同学之间都会分享去哪里旅游,但我没有这些故事,只有去马场度过假期。所以我听到同学说跟家人去玩都很羡慕,直到现在也很羡慕。” 中学时,阿德里安告诉家人想要往商业管理科系深造,不想呆在马场过日子,因此跟父亲大吵一顿。后来,随着他参与越来越多工作,才渐渐接受马蹄师的身分。 “我父亲当初入行是从零开始学习,一点一点累积现在的经验。他告诉我,成为马蹄师,管理马儿不也是一门生意吗?”阿德里安中学毕业便在马来西亚马业理事会(Malaysian Equine Council)就读为期3年的马蹄师课程,正式成为马蹄师的一员。 万事起头难,阿德里安初期跟随父亲,只能在旁观摩,慢慢地,他才被允许去拆钉子、拆旧马蹄铁和最后的收尾工作。“我还记得20岁左右,有一天父亲就说‘哦,今天的工作你自己去吧。’就那么突然让我独自去完成。” 虽然心里还是害怕,担心自己犯错,但阿德里安觉得这是难得的机会,总要勇敢面对。自此,他便带着从父亲那里继承的修马蹄工具穿梭各处马场,甚至有出国工作的机会,某种程度上完成了他想到处旅游的愿望。 前蹄后蹄修复诀窍大不同 打开阿德里安随身携带的背包,叮叮当当出现许多的工具。阿德里安介绍道,“在开始介绍工具前,最重要的是记得穿上皮革制围裙和安全鞋,才可以开始一切修马蹄的工作。” 工具类别分为针对马蹄铁形塑以及修剪马蹄的。“马蹄铁样式基本固定,但每一个马蹄都有些许不同,需要针对每一只马修改、定型。因此,会需要铁砧和锤子,有时还需要加热马蹄铁的熔炉。” 阿德里安突然停下,思考后说,“我还是一边示范一边介绍吧。” 来到马儿面前,阿德里安叮嘱,“马儿的视线范围与人类不同,双眼在两侧,几乎没有中间视线,所以不要站在正前方或直接摸它的眼睛。”他先从头部侧边走近,拍拍马背,让它知道有人在触碰它后才往马蹄靠近。 阿德里安在蹄背按压屈肌腱,就可以轻松地把马蹄抬起,不必与马强硬对抗。“若是处理前蹄,就半蹲用大腿夾着,固定前蹄。若是后蹄,则用腰部托着。” 马蹄师修剪马蹄时全程需半蹲,承受马儿部分的体重,是个不简单的体力活。处理后蹄时更是危险。“有一次我已经站在相对安全的位置,但一只刚赛马结束的马儿一直乱踢,我被踢到上半身,现在天气冷时还会感到隐隐作痛。 “这也是为什么修后蹄时会用腰托着而不会用大腿夹着,每当感受到马儿想要挣脱后蹄时,我们就能立即从侧边离开,避免受伤。”修复完毕或中途休息时也可快速远离。 架好姿势,首先阿德里安把内扣在蹄壁表面的钉子撬起,成直线后再用起钉钳把钉子拔出来。“这里需要注意,准备丢弃的铁钉一定要放在安全的地方,远离你自己和马。如果马儿突然紧张乱移动,可能会误踩,也要避免自己受伤。” 接着,他使用起蹄铁钳把马蹄铁夹下来。马蹄铁依据磨损程度和马主意愿,决定是否需要继续使用或更换。前置工作准备好后,可以开始修马蹄了! 在马蹄钉马蹄铁,马不会感到痛? 短视频时代,我们常会看到修马蹄的疗愈影片,马蹄真的能如奶油般轻易剔除吗?“修马蹄不是随意削,主要修剪的是蹄壁(Wall of foot)、蹄底(Sole)和蹄叉(Frog)。”马蹄的骨头形似矛头,外层的蹄壁会向外生长,而蹄底蹄叉则会向下生长。马蹄铁的位置固定在蹄壁,无法因应马蹄生长而改变形状,会导致蹄壁无法完全向外延伸,导致些微内弯,这就是需要定时修马蹄的原因。 阿德里安一边使用蹄刀削薄这些部位一边解释,“每只马蹄情况不同,但大约4至6周就需要修剪一次。” 起初还以为阿德里安是因为要分心讲解所以修剪速度不如常见的影片般快,实际上,“马蹄连接外层蹄壁和内层血管部分,如蹄叶(Laminae),与蹄壁的分界线是一个叫蹄白线(White Line)的构造,要特别注意。”蹄白线是蹄叶的延伸,可以理解为无痛感的指甲和敏感区域的分水岭,因此需要格外小心。 修剪蹄底和蹄叉时要注意蹄白线的深浅程度,不能修剪得太薄导致蹄叶容易感到压迫和疼痛。同时,需要确保蹄底是内陷的,避免成为承重的角色,增加蹄底压力(Sole Pressure)。承重理应是更坚硬的蹄壁负责,蹄底和蹄叉则只是负责缓冲。 大致修剪后,阿德里安开始修剪外层蹄壁。“除了使用蹄刀,我们会用蹄剪,类似剪指甲般剪掉外层的蹄壁。要记得预留给下钉的位子,不能剪得太靠近蹄白线。” 懂马蹄也要懂马的整体,马蹄师也是“医生” 修马蹄无法一步到位,阿德里安修修停停,走近走远,观察马蹄是否左右平衡。感觉满意后,他拿出全新马蹄铁比划,脑海中规划要调整的角度。 “前蹄后蹄的蹄铁也有区别。由于马儿行走和转弯时后蹄会有内旋或外旋的力,所以会在马蹄前段左右两侧有一个能内扣的蹄夹,确保蹄铁能贴紧马蹄不松脱。 “有些比较喜欢蹬脚的马儿前蹄也会使用双夹马蹄,这就取决于马主的选择,但目的都是为了能做好马蹄保养。”说罢,阿德里安就在铁砧敲打马蹄铁塑性、拿去马蹄比划形状、再去塑形、再去比划,待形状符合,就准备钉钉子了,这也是最有可能误伤马儿的环节。“我们要确保钉子不会往蹄内延伸,而是要钉出蹄壁外,再让钉子往内扣。若真的不小心钉到蹄叶,它就会挣扎拉扯,或者我们也能透过钉钉子的声音判断。” 最后,再用开槽刀(Groover)将外侧蹄壁开出凹槽,让钉子内扣服贴。“还记得我刚开始工作时,自以为是,不听父亲叮嘱穿上围裙就去安装马蹄。结果钉子还没内扣,马儿突然挣扎,钉子沿着我的大腿拉扯出一条伤口,还得去缝针治疗。”阿德里安再次用自己的受伤经验提醒工作安全的重要。 完成最后的打磨就能让马儿尝试走动慢跑来观察行动是否顺畅了。“帮一只马修马蹄耗时不算太长,一整套流程大概一小时,若比较‘顽皮’的就要3小时。可是我认为这份工作是会深远影响马儿健康的。 “马蹄受伤会引起一系列后续影响。你左脚受伤是不是会一拐一拐,用右脚支撑?马也一样,这让另外三只马蹄承受额外重量,久而久之也造成问题。”常见的马蹄疾病有因为营养过剩导致的蹄叶炎、石头插入导致瘀血或者马蹄出现裂缝,这都会让马儿无法正常行走。 “马蹄师不但得了解马蹄,还需要学习马的营养学、生物学,来了解它们为什么会有这些状况。我觉得马蹄师也是医生,负责诊断和避免马儿受伤。”         相关稿件: 【骏马专医/02】危险?难伺候?不简单的病患 马医大挑战 风水达人何宜娟/2026赤马红羊,是劫数还是被放大的焦虑? 【五福临门】自煮OR预制都OK 一家团圆齐动筷才是幸福年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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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业有专攻,兽医专业也不例外。在我国,兽医专业大约耗时4至5年,其中需要学习照顾各类动物的技巧,在第四年后会选择特定分类专研,包括小型动物如猫狗、家禽、反刍动物等。马,则是少数被单独归类的物种。马儿的照护面临哪些难题?作为马兽医,对马儿和马业是有怎样的观察呢? 报道:本刊 辜嘉荣 摄影:本报 蔡伟传 “我喜欢和动物共处时的挑战。动物时时刻刻都很可爱,看起来天真无邪,但我们经常忘了它们无法像人类一样,用语言表达自身的不适与疼痛,因此我们需要尝试理解它们。” 这是阿南德医生(Dr. Shanthiravathanan Anand)选择当兽医的原因,纯粹觉得动物很可爱,所以想要更了解它们。在大马高等教育文凭(STPM)考获5科A的成绩后,阿南德成功加入博特拉大学(UPM)就读为期5年的兽医学士课程。 “大学一二年级时,其实对未来在哪里工作没有什么计划。第三年开始学生都需要参与实践课程,例如到动物园、研究室、农场等场所的日常工作中接触动物。我在第三年在马农场实习,自此就爱上与马相处的环境,决定以后选择当专研马的兽医。” 阿南德介绍,每位兽医的最后一年课程,需要选择分支,其中包括小型动物如猫狗、家禽、反刍动物、野生动物如爬虫类、鱼类。若不想直接面对动物,也有制药业、营养学、屠宰业以及在政府部门从事行政工作。 学生会在学习过程中慢慢发掘自己的偏好,并熟悉该领域的环境。“比如说,有些同学会到动物园实习,除了能与工作人员互相熟悉,也是为了让动物认识自己。” 就算是选择特定分支,毕业后工作会更专精。家禽虽然有鸡、鸭、鹅、鸟类,但可能只会专注在鸡养殖,甚至会细分至只照顾肉鸡、蛋鸡或繁殖鸡种。“各个领域的专业知识不同,让兽医更多元。” 流动性低,马兽医一职难求? 谈回阿南德踏入马兽医的经历,他认为自己非常幸运,才能碰巧遇到职缺。“由于我国马场较少,流动性低,通常有人离开才会有新人加入。正好我毕业后幸运获得工作邀约,就决定踏入这个领域。” [vip_content_start] 那是否代表我国马兽医暂时不缺人才呢?阿南德认为正好相反,“兽医,尤其是照顾马儿这种大型动物,是具有一定危险的。另外,需要投入大量时间,也不会有固定的工作时长或工作生活平衡,经常需要凌晨外出急诊。” 阿南德举例,马儿其中一种严重疾病便是肠绞痛。马不是反刍动物,食物不会回流,消化食物时产生的气体也不会通过打嗝排出。“肚子痛是很严重的,马儿无法打嗝、呕吐,肠胃问题就一直卡在那里。遇到这种紧急状况我们就要立刻赶到现场。” 治疗方法林林总总,例如吊点滴恢复电解质、利用肛塞剂排便,状况严重会开刀清理肠道阻塞。听起来与人的治疗无异,但面对一匹既高体型又庞大的马,耗费的时间与精力显然更多。 “我曾在一个马场工作,一只为马赛事练习的马儿突然撞向栏杆,导致脸部有很大的撕裂伤,连血管都看得到。”通常面对严重伤痛,会选择让马儿安乐死。“后来,我们决定放手一搏,经历了4小时的手术以及后续接近两周的休养观察,成功让它重返赛场。” 这是阿南德给马做的第一个大手术,他对此非常满意。除了给马儿带来新希望,更让阿南德坚信自己这条路选得没错。 “马儿能否重返赛场竞争是一回事,但健康才是我们最关注的面向。” 或许我们曾听闻若马腿骨折、受了严重的伤或有重疾,就会选择被安乐死。阿南德解释,如今对马儿的治疗手段和方式更完善了,依据受伤程度有不同的治疗方式,这种情况不再发生。 马赛事场上,马兽医不可缺 聊起赛事,阿南德分享参与赛事时马兽医的角色定位。不过,每项赛事因应出战马匹数量、赛事规模和赛事强度不同,配备的兽医团队人数亦有区别。 “举例马术障碍赛,一个人负责20匹马都没问题;若赛事强度较高,比如赛马,可能就需要两位兽医。赛前需要测试好马匹的体格、做血液、关节健康检查等。赛后也可能需要提供维他命和例行检查。” 赛事期间兽医可谓全天候戒备,赛前要检查、赛后也要从傍晚检查到凌晨,隔天又要早起。兽医需要随时待命,工时长是劝退的原因之一。如今我国仅有两所公立大学,即博特拉大学以及吉兰丹大学,以及少数私立大专提供兽医学士课程,供不应求。 由于缺乏兽医和场地,马主通常会把自家马儿寄放在马场,交由马夫协助日常照料。马夫也会是第一个知道马儿有没有吃好喝好,情绪、排便、行动正不正常的人。若发现异样,就会咨询马兽医。 “若马儿的生活环境有剧变,它们会容易感到不适。可能是更换了粮食,可能是喝不够水,可能肠胃溃疡,有太多会影响它们健康的因素。” 不同品种因为敏感程度不同,反映出的表现也不一样。例如矮种马的耐痛能力强,不容易从外观发现它们不适。马夫会透过进食速度和行动顺畅与否来判断马儿是否有异样。 马与人类亲密无间,相互疗愈 “马对我而言是人类最好的陪伴者。我觉得经常与马儿工作的人能够从互动中学习和精进知识。它让我们培养自己的纪律、让我们对工作和生活更专注更认真。” 任何不恰当的举动可能会危害到马儿和自己的安全,所以每一次骑马,都需要感受与马的配合。阿南德认为,随着与马的默契渐渐增加,我们仿佛也更能掌握自己的生活,对自己更有信心。 另外,马儿还成为了心理治疗的其中之一的重要角色。马术治疗是透过骑马时感受的律动来改善患者对身心、认知和社会功能的方式。我国亦有如“马来西亚特殊人士马术治疗协会”(Riding for Disable Association Malaysia,RDA)提供马术治疗。详细报道可参考本刊于2024年10月12日刊登《马术治疗 开启特殊儿童心门》一文。 马术治疗不仅透过让孩子感受马儿来学习对环境的掌控,更是建立起孩子与动物的情感连结。“不是只有孩子能感受,马儿同样也能感受孩子的情绪。我接触过一匹马,任何人靠近时都显得躁动,头抬高、耳朵往后,是警惕的表现。除了马主的女儿。你能发现当她靠近时,它的眼神变得温柔,头也放低让孩子跟它玩。它能感受人的情绪。” 野生环境已无纯野马,而人类生活也无法离开马儿。在马来西亚,除了马术治疗,赛马、马球、马术障碍、盛装舞步、耐力赛、马背箭术等赛事发展以来,难免让人好奇这些人类活动对马儿是否合理。 “经过那么多年来针对马术相关运动的发展,医疗领域上也有许多突破。以前我们可能没有诊断或治疗器材,如今的技术实际上提供了更完善的医疗保健系统。” 在众多与马相关的运动里,只有赛马有些许的博彩成分,且受法规严格监管。赛场有定期管理、兽医团队全程跟随、赛前赛后也会有血液检查确保马匹的健康安全。“更何况,在人们更关注动物权益的年代,若是有什么不恰当的行为也会立刻通过媒体公开。 “与马有关的运动并不纯粹为了炫耀,而是让更多人能认识马儿。如今人与动物的联系正慢慢被电子科技产品取代,让孩子亲身体验照顾马儿、与马儿共处,才会对动物和大自然抱有感激的心态。”   相关稿件: 【骏马专医/01】要让马儿跑 马蹄要保养好 就算不骑马,也可来认识马具 风水达人何宜娟/丙午年开局:先安气场,再谈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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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用户体验和生态打造是我们的目标。你今年可能发现某款游戏尚未与NPU相容,但或许下半年就可以了。”乔治·查科说道。 进入生成式AI时代,市面上越来越多生成式AI工具。可是,这些AI工具需要连线才能使用,一旦遇到宕机事故,就只能耐心等待。对此,英特尔(Intel)决定将AI模型和传统笔电结合,打造AI PC,让电脑具备生成式AI的运算能力。 英特尔的AI PC搭载了CPU、GPU和NPU,而NPU是专为AI应用而设。东南亚、澳洲和纽西兰地区(SEANZ)的销售、市场与传播集团总经理乔治·查科(George Chacko)说,有别于CPU和GPU,NPU在处理AI运算时,可以降低功耗,还提供两大好处:离线使用AI功能和提高电脑续航力。 日前,英特尔在AI PC体验活动上,向媒体展示了多架搭载Intel Core Ultra 200V系列处理器的笔电,并示范如何使用各种离线AI功能。 离线使用AI功能 一般上,AI运算是采取“提供指令-上传云端服务器-数据处理-获得回馈”的运作模式,但这个模式会非常依赖伺服器的承受能力。 倘若使用AI PC,NPU可以分担和优化CPU的运算工作,让用户能在离线状态下,使用各种软件的AI插件,例如Adobe Photoshop的移除背景功能、Audacity的音乐生成功能、Adobe Premiere Pro的自动调色和自动裁剪(Auto Reframe)功能等等。不过,一旦涉及到生成功能,就需要连线,比方说Adobe Photoshop的“Generative AI”功能。 因此,AI PC能让用户的使用体验不受网络影响,也避免因服务器高负荷而回复效率不稳定的问题,让使用过程更加顺畅。 保障数据安全 “在座的各位和内容创作者,你们把资料上传到云端处理时,最担心什么?”乔治·查科问道。显然答案是资料安全。AI PC是依靠电脑内置的算法和模型去执行AI任务,无需将档案上传至云端,也避免档案外传或成为AI的训练素材。 此外,NPU也会比较省电。它是模拟人脑学习,注重处理简短和重复性的任务。比起严格执行指令的CPU,以及高效但高耗能的GPU,NPU可以降低笔电的耗电量。 英特尔称,在日常使用下,AI PC的续航力能支撑约一整天。 打造AI生态 除了演示各种AI功能,乔治·查科也向媒体介绍英特尔去年推出的“AI游乐园”(AI Playground)。 当询问为何会推出AI游乐园时,他说,“我们被问得最多的问题是,‘你们一直在讲AI PC,但我们到底该如何亲身体验?’所以我们决定亲自把一些工具带给用户和客户,让他们能实际操作,并整合到自己的(日常)使用情境里面。” AI游乐园是一款离线的AI应用,里面包含“Create”(文生图)、“Enhance”(修图)和“Answer”(对话模型)三种功能,让用户仅靠一个平台就满足多种需求。 考虑到不同用户有不同AI模型需求和使用习惯,AI游乐园也能允许用户选择和下载各自熟悉的模型,像是Dreamshaper-8、Phi-3-mini-4k-Instruct、DeepSeek-R1、Mistral-7B等等。 与上百家独立软件供应商合作 官网显示,英特尔已和上百家独立软件供应商合作,包括生产性领域、创意领域、安保领域以及游戏领域,确保软件内的AI功能得以与处理器相契合。 “改善用户体验和生态打造是我们的目标。你今年可能发现某款游戏尚未与NPU相容,但或许下半年就可以了。”乔治·查科说道。 更多文章: 【科技简讯】GPT-4o“翻车”太会拍马屁惹事 【科技简讯】未来的剪片救星?YouTube正测试AI生成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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