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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语能力／01】语言学不好原来有两魔咒……

宗教典故里，巴别塔因人们之间的语言不再相通，无法沟通和互相理解而荒废。现实中，语言是文化延伸的一部分，使用不同语言的人们之间似乎也存在隔阂，难以共鸣。语言可以成为武器，却也是唯一理解彼此、文明消除纷争的手段。活在多语言国家的我们比起其他国家获得更好的天然条件，例如：成长经历中不知不觉我们学会母语，还能使用简单的第二、第三甚至第四语言…… 难道语言学习就这么简单？对多语言使用者而言，怎么才算“学会”？有什么可复制的学习方式吗？语言对掌握多语的人而言，又意味着什么？报道：本刊辜嘉荣摄影：本报林泓川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感想，语言就是把感想传递出去的沟通工具。这个工具也可能因社会和文化对个人的影响而有所不同。例如10年前和今天听到“油价上涨”会联想到不同原因；中国人和大马人听到“开斋、封斋”脑海中也会有不同画面。那么学会语言为何重要？工商管理系教授袁少康博士本身就掌握多种语言，他认为，语言就是链接人与人之间的桥梁。“如果你用错词语，对方不明白那也就无法沟通了。”他以中国规范“普通话”的进程为例，“你知道‘耗子’吗？耗子是北京话、北方用的词，而南方包括香港是叫‘老鼠’。” 他笑说，“当时北方人可能不理解为何小老鼠也叫‘老’呢？可是中国就在全国范围整理每个词汇，选出最多人使用的来成为‘规范’用词。以至于现在，你从东北到新疆，最通用的就是普通话了。” 这里提到的普通话，不仅是用词，连发音也与我国本土汉语，甚至与北京话不同。袁少康说，“已故中国现代语言学家袁家骅研究过当时候的北京话，发现北京话的‘儿化音’特别重，觉得不适合当作‘普通话’规范使用。 “随后到处寻找，其中一站到了承德滦平。滦平当时没有学过北京话，而他们的发音很准确、很清，就选定其作为普通话的发音标准。” 袁少康的发音亦是如此，没有大马汉语在句尾助词如“啦、咯、叻”、或特别着重发第四声。这也并非故意为之，而是纯粹无法使用，就如同我们，如果没有特意学习，无法完全正确地使用普通话发音一样。 “我小时候在英校上学，先入为主，第一个接触的音调就是普通话，所以就没有大马口音。”袁少康分享，若想要在中国成为政府员工，普通话必须及格。他曾在开封文化技术职业学院担任客座教授，面试考验之一就是确保发音标准。 “因此我建议，外国人如果要学习华语，或想要学习其他语言，选择标准的发音学习，因为日后想要改造会比较难。” 一种接一种，学习语言不能贪多？袁少康目前共掌握4种语言、1种方言以及正在学习泰语。英语作为他自小学习的第一语言，“基本达到了可以‘华山论剑’的程度。”他笑说。 “马来语我学过也研究过，但是我认为比较简单。学到了一定程度，听、说、读、写我认为都能明白和使用，就觉得到尽头了。”有趣的是，袁少康虽然就读英校，但家中的启蒙语言其实是粤语，因此他虽然小学前没学过汉语，但已经看得懂汉字了。 “我父亲从小就跟我用粤语沟通，小学前我就可以说可以读，甚至四书五经都看得完，虽然看不懂。”一直到了六年级，校方安排学生学习自己的“母语”，但袁少康看到华语时就呆了。书中的字都看得懂，可是不懂汉语句子的意思。老师提供的教材例如《三国演义》，也因为早已透过粤语理解了故事，便再难以透过故事来学习汉语，最后就离开母语班，选择自己学习普通话了。第三种语言是日语。袁少康大学时期曾在日本东京产能短期大学就读工厂管理，毕业后也呆在日本短暂工作。但碍于当时的社会氛围，身边总有不解为何要学习日语的声音，久而久之就不再使用了。第四种语言则是正在学习的泰语。目前他对泰语的掌握程度与之前曾学过但已经放弃的俄语和阿拉伯语类似，都处于初级水平。“1979年时，我曾拿到苏联文化中心的奖学金，能免费学习。但如今我的俄文很差，因为无法沉浸在此环境生活。 “当时有很严格的规定，老师只能在课堂上交流，下课后要请他吃ice kacang都不能，我哪有场合能使用俄语呢？既然放弃了，我也就不打算重新学习了。” 至于阿拉伯文，袁少康表示若以后还有机会，也会重新学习，他不想要与正在学习的泰语起冲突。“就好像太极和咏春，你不能同时学习，会让两种语言结构互相改变。 “每一种语言都需要有自己的学习计划。最好就在沉浸式学习阶段后，才开始第二种语言。判断方式很简单，就好像你去国外一两年，但你回来后还是会用粤语，对吧！” 语言学习分四阶段另一种判断是否流利的方式则是，能否不思考就直接说出你想表达的感受。沉浸式学习是什么呢？袁少康将语言学习的方法分成4个阶段。第一阶段，大概用一年时间，学会外语的句法、词汇、发音。理想情况是学习到用该语言沟通时，母语者能听得懂你说什么。例如：你心中想着要买一双红色鞋子，能说出red shoes，发音准确、词汇正确，即便后续你不明白这双鞋多少钱也没关系。“你先不用着急听懂对方说什么，他能听懂你表达你心中的意见那就好。” 第二阶段就是沟通的开始。母语者放慢语速告诉你，而你也能听得懂，就慢慢进入了深入学习的阶段了。“很多人停留在第一阶段就放弃了，你都说不出来，怎么可能听得懂对方说什么呢？” 第三阶段就到了沉浸式学习，是语言学很重要的阶段。“语言学习就要在该语言的环境生活，如果那个环境不允许你学习，你永远都学不会。” 袁少康提问，我们在马来西亚每天都会遇到印度人，可是我们为什么学不会淡米尔文或其他印度语呢？甚至，我们吃饭、逛街也都会遇到外籍劳工，但身处这个多元环境的我们为何无法学习他们的语言？他认为这是因为我们没有使用这些语言的环境。这里指的不是物理环境，而是沟通上我们会透过国语或英语，甚至汉语来沟通，可是鲜少使用淡米尔语或缅甸语。 “泰国人就不同，我感觉他们很喜欢跟你交谈，那就更容易让我达到沉浸式学习的环境。至少需要两年都处在沉浸式学习的环境，才能让你掌握一个语言。” 最后的阶段则是要深入研究专业化词汇的使用方式，时长从3年至30年不等，依据你对该语言有多大兴趣。如袁少康能透过普通话沟通后，并不止于此，还继续在河南大学成为汉语研究生，研究文字学相关领域。 “如果你是要跟中国的医科专业人士来往，当然需要学习相关的专业知识。我对商科有兴趣，所以同样是汉语，但我不会研究医科的领域。这是一个漫长的学习道路。” 学习语言的推动力：兴趣兴趣，是袁少康认为学习语言最重要、也是唯一有效的推动力。“这个兴趣不是对利益的兴趣，而是你真的喜欢这种语言。可能身边的人会问你学来干嘛，你能否回答得出你的理由呢？ “如果将学习语言后获得的利益摆在眼前，盯着它的ROI（Return On Investment，投资回报率），那反而学不来。” 袁少康因对汉语兴趣浓厚，所以专研甲骨文和文字、语言的演变。他认为，另一种判断你是否理解特定语言的方式，在于你能否如字典般，使用同一种语言解释一个词。正因为汉语从甲骨文演变至今，字句都有其来源和文化故事，才让袁少康对此感兴趣。“比如‘法’字，甲骨文里由‘水’、‘人’、‘口’、和‘廌’组成。廌是一种独角神兽，能如同水平线般公正，判断不平之事。一旦遇到不正直的人，能让他离开。” 除了汉语，英文也有类似的情景。“‘model’可以是‘模特儿’职业、可以是飞机‘模型’、可以是商业‘模式’、也可以是‘模范生’。你能不能用英文解释不通情景的区别呢？” 袁少康认为语言掺杂来使用，并不是不好，只是担心这样的融合难以确保我们真的学会了这些语言，更像是只学会了融合后的版本。既然我们都活在多语言的环境，这能否成为我们进入沉浸式学习的优势呢？相关稿件：【多语能力／02】大马人别太骄傲！多语能力非我们独有【时间计算法／01】马来西亚标准时间由时间守门人说了算？【华教故事／01】将口述化作纪录片让故事种子撒向更远方

1月前

【多语能力／02】大马人别太骄傲！多语能力非我们独有

想流利使用语言并非易事，终究需要主动、有意识地将自己沉浸在该语言中才得以学习。那么我国经常引以为傲的多语言环境，是否让我们“自动”处在能学习或习得多语言的条件呢？这样的条件是否独特？我国人民又是否好好把握了这个条件呢？报道：本刊辜嘉荣摄影：本报黄安健我们常说马来西亚是多语言、多文化的国家，那你知道我国，包括少数民族，共有多少种语言吗？“我们有大约130种语言，包括不同方言和变体。当然，以数量而言我们并不是最多的，邻国印尼、菲律宾的语言也不少。”马来亚大学语言暨语言学学院英语学系教授史蒂芬妮博士（Prof. Dr. Stefanie Shamila Pillai）说。不过现实是，我们大多数都只是双语使用者。一个是理论上在国立学校上过课，所以需要学会的国文（马来文），以及因家庭背景不同而懂得使用的母语或第二种语言。当然，我国的多元环境使得一个人或许因家庭和社会因素，在一定程度上能使用多种语言，如除了“标准”国语，吉兰丹居民还会吉兰丹国语的变体、部分华裔或许能使用华语以外的方言，史蒂芬妮认为大部分人民能在日常使用多种语言，是一件很美妙的事情。 “而且，即便不是所有人都能使用‘标准’国语，但口语马来语（Colloquial Malay）或城市间的英文，是我们的通用语（Lingua Franca），也是我们沟通的桥梁。” 但这并不是特殊现象，毕竟在网络世界，国家边界已不是分割语言掌握的阻碍。不管因文化多样，还是因英语的通用性高，许多国家的人民也都能使用两种或多种语言。“除了一些严格执行‘一个国家一种语言’政策的国家，如泰国华人或泰国南部的穆斯林，可能就不会使用客家话、或者马来话，通常只会泰语，或透过泰文来书写马来语，而非以拉丁或罗马字母书写。 “马来西亚的魅力就在我们的宪法没有禁止不同语言在日常生活中使用，且能透过不同语言作为教育媒介，这在许多国家并没有。虽然各有利弊，但这就是我国多语言环境的特色。” 我国多语环境的独特：有明确的主导语言马来西亚苏丹依德利斯师范大学（UPSI）中文教育系高级讲师陈添来博士也有相同看法。“印度的宪法甚至承认22种官方语言，而美国部分拉美裔家庭也有英语和西班牙语结合的‘Spanglish’。”从这些例子能发现，在不同场合使用不同语言的“语码转换”，以及一句话里掺杂不同语言的“语码混合”，是许多国家都存在的现象。那我国与他们的不同之处在哪呢？陈添来认为，“新加坡早前的‘讲华语运动’削弱华人群体的方言和马来语使用，以及印度多语多文的格局致使没有单一覆盖全国的语言。对比起来，我国不仅有三语言的完整教育体系，国语地位突出、英语也广泛使用，具有明确主导的语言。” 此外，我国的语码混合日常化程度显得更高。我们在一句话里，可以同时掺杂华语、英语、马来语或方言，在社会语言学里称为“深度接触型多语言社会”。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为止提及普遍上的“多语言能力”，其实仅停留在日常沟通，并不意味着掌握程度高。语言学里，掌握语言的媒介分为“自然习得”（Language Acquisition）以及有意识学习。我国的环境提供丰富的语言输入，让人们从小透过社交互动接触不同语言，掌握基本的交际能力，这属于自然习得范畴。单一语言会压缩学习其他语言的能力？而要达到认知学术语言水平（Cognitive Academic Language Proficiency），则必须透过如前文的多语言掌握者袁少康博士般，具有系统的课堂学习和读写训练。换言之，国家教育系统里使用的语言多半会成为该学生达致认知学术语言水平的语言。因此可发现，强调单一语言或特定强势语言，会压缩了掌握其他语言的能力。史蒂芬妮举例，“在印尼亚齐，许多家庭也正艰难地维系着使用亚齐语的传统，毕竟在面对印尼语这个强势语言，若连在家里也不使用母语，那这个语言就会慢慢消失。 “回看马来西亚，虽然保留着多语源流的学习，可是少数语言如一些原住民语也正在消失。年轻人不再学习，老人离世后，就无法传承。”即便我国华裔也不例外。单论华裔对方言的掌握，近年来也因学习了华语，足以沟通，就失去了学习方言的动机。语言消逝非常可惜，但我们至少能掌握多种强势语言，难道不够好吗？史蒂芬妮却苦笑，“在我国伤心的事实是，或许学习只为了考试，或没意识到多语言的特色，我们并不能真正流利地使用国语。我们的生活圈子因族群不同而过得太分隔了。方言可以、也应该维持，但你也应该花更多心思来学习国语。 “多数人想着‘要么语言A，要么语言B。’，但应该转换成‘要两个语言，还是更多语言。’”史蒂芬妮认为，我们根本无需担心强势语言之间会互相挤压，反而正处在多语环境的我们，有更健全的环境优势来学习和掌握标准国语。以中国为例，即便认知英语是对外沟通的重要语言，但中国国内的环境并不如我国日常生活能经常接触英语。“就连大学内或许也难以有使用英语的情景。他们来到大马后遇到中国人，也多半使用华语沟通，但大马人可以在国外使用不同语言沟通也没问题呀！ “学习华语很好，甚至非华裔也开始学习华语，但不妨尝试学习更标准的国语、英语，这才是我们的特色不是吗？”学习了更多语言，与不同文化的交流、沟通，才能让我们有更宏观的眼界。语言有高低之分？然而，有人能使用英語作日常交谈，不代表他能全程使用英語来呈现，是否代表人的学习能力有极限呢？陈添来认为，“在多语言的社会里，我们对语言一般上有两种态度，即‘高变体’和‘低变体’。例如在正式场合如课堂上课、会议、发表新闻，我们就会选择高变体语言；生活中聊天、家庭内或菜市场的对话，就是低变体。”这里的高低之分并不意味着学习难度或地位的高低，而是语言在分工使用上的不同。史蒂芬妮说，“你会觉得无法使用英语或国语呈现，不是你不会，只是你还没学过‘呈现时使用的英语’变体而已。” 一种语言并非只有单一元素，我们会依据不同情况来决定使用哪一种语言变体。就如在报章使用的中文、日常交谈或辩论赛使用的华语，是同一种语言，但都需要学会掌握。她举例，“想像你有个篮子，里面有许多球，有人有5种颜色的球，有人只有2种颜色。假设红色球代表‘口语马来语’、蓝色球代表‘标准马来语’、绿色球代表‘呈现时使用的马来语’。如果工作上使用英语或华语，只有在买菜时使用马来语，自然就会加强红色球，淡忘了蓝色和绿色球。” 因此语言并非二分的“会”与“不会”，而是我们是否掌握了该语言的变体使用能力。“即便是‘口语英语’，也有其‘规则’需要学，所以外国人想要强硬地在每个句子后面加上‘啦’，听起来就会很奇怪。” 因为语言变体有规律，《牛津英语词典》近年来才会纳入大马或新马版的英文词汇变体，如“jialat”、“keypoh”、“agak-agak”。史蒂芬妮正是为该词典内新增的马式英语提供咨询建议的学者之一。 “元语言控制”让多语言者不会“忘记”母语？语言变体也源于多种语言之间的融合，“小时候家里可能说‘come makan’，在小孩认知里这是一种‘语言’，可是长大后他知道‘come’和‘makan’是两种不同的语言，那他是不是就同时能使用3种颜色的球呢？” 史蒂芬妮认为，语言变体没有“好”或“不好”，不过是因应不同需求而发展出不同的形式。“语言不是一个静止的事物，它是会成长，会改变的。如果一种语言只有一种形式，那我们也不会那么独特了，不是吗？” 诚然，我们不会只有一种使用语言的方式，但不代表顺其自然就能全都掌握。陈添来解释，“有一种叫‘语言相对论’的理论，说明语言不只是沟通工具，还会影响思考方式。”例如句子里的反讽、双关，或成语“对牛弹琴”，都无法只从字面理解确切含义。若是生活在多语言环境的我们，长期使用口语化语言这颗球，还可能削弱对其他变体的掌握。例如，你是否能立刻用华语说出“double check”？ “这种现象在语言学里是因‘词汇借用’（lexical borrowing）导致的‘词汇侵蚀’（lexical attrition）。当外来词用得太频繁，母语原本的词汇就会越来越难想起来，久而久之就会彻底忘记。” 陈添来认为，语言是抱着经济原则在运作，哪一个词更简单、更常用，大脑自然就会优先使用。可是若这种替代现象不只出现在科技新词、品牌名，连基础词汇如时间、方向、动作词汇都想不起来，那母语可能就出现了结构性缺陷。语言的演化是一个漫长且持续发展的过程，陈添来认为只要语言变体符合交际原则（沟通是否顺畅）、系统原则（结构和声调是否正确）、社群认同原则（是否多人使用），以及语境适配原则（使用场合是否恰当），就不必矫枉过正。若我们只掌握了口语华语或方言，终究还是会削弱对汉语的理解。可是错并不在方言使用，要保留标准华语，不需要消除多语言环境，不仅不现实也没必要。“主动接触高质量的母语输入，如多读华文书报、看华语节目、在正式场合有意识地使用华语对应词，亦可改善纯正程度。 “好消息是，大多数双语人都有‘元语言控制’（metalinguistic control）能力，只要那些母语词没有被长期‘休眠’，需要时还是能回想起来的。” 相关稿件：【多语能力／01】语言学不好原来有两魔咒…… 【拯救熊只／01】恶向熊胆生解放熊拯救熊途末路【大马booktok全貌／02】年轻人新lifestyle：用阅读拯救脑腐

1月前

法丽娜：提升阅读素养孩童应具备多语能力

教育部长法丽娜指出，我国孩子不仅应扎实掌握国语，也应具备多语能力，包括华语与淡米尔语，同时全面提升阅读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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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心视线 | 张慧莹：多元滋养下的多语能力

“无情人做对孤雏，暂时度过坎坷，苦海中不至独处，至少互相依赖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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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心视线

贺婉蜜.大马华人多语能力在消退中吗？

如果我们不给孩子创造或制造多语文的生活环境，大马华人自诩的多语能力，很可能就此弱化。一旦弱化，就很难再扳回了。

8月前

【校园报道】丹中华华中办语文节比赛学生展现语言才华

（哥打峇鲁讯）为培养学生多语能力与沟通技巧，吉兰丹中华国民型华文中学举办了一年一度的语文节比赛，展现学生们在多元文化背景下的语言才华。活动在学校体育馆举行，涉及预备班至中五的学生。比赛项目包括英语合诵（Choral Speaking）、华语讲故事比赛、马来文诗歌朗诵、跨语言的文化歌曲演唱与说唱比赛等。最受欢迎的是“华文创意说唱”比赛，参赛者发挥自己的才能，自创属于自己的风格，既锻炼口语表达，也展现了表演天赋。赛场上，学生们使出浑身解数，以争取评审的青睐，以及观众的欢呼声和掌声。活动结束前，全体参赛者与幕后工作人员上台拍了张大合照。较早时，来自一樟班的丁雪茹同学上台演唱《Number One Girl》，获得了全场欢呼。

1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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