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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

2星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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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星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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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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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月尾中东美伊战争始料不及开始那一天,油价就以直线冲天之势飙升。这有如城门失火般殃及池鱼地影响了很多人的生活。这让本就赤贫的小市民更是百上加斤,苦不堪言。在这物价飞涨的年代里,生活的重担越来越难以负荷。有些中小微企业难以为继,简直就是民不聊生,非一个“苦”字难以形容。 所以大家都在想破脑袋,绞尽脑汁去寻开源的各种可能性,但是开源能力因人而异,不是每个人都能轻松增加收入。无论如何,我们还是得努力开发第二技能去开拓其他收入来源或找兼职,例如当电召车司机、收银员、店员等等。 坦白说,我自己也经历过一段快要撑不住的时期。看着账单上的数字和“鸡水”般微薄工资,夜晚总是难眠,老是翻来覆去,觉得自己怎么努力都跑不赢通胀。后来我慢慢地想通了:大环境我改变不了,但至少可以调整自己的心态,把注意力从“为什么这么难”转移到“今天我还能省下什么”。心态变了,日子反而没那么窒息了。我不再把省钱看成被逼无奈的苦差事,而是当成对自己负责的一种主动选择。这种转念心态去转变自己,是我坚持下去的最大力量来源。 在开源不足的情况下,节流就成了当务之急的另外一条路。在以“省钱”为核心的黄金法则下,随手关灯、重复用水、取消不再需要的自动续费,都是实实在在的节流动作。别小看这些细节——小数怕长计,魔鬼都藏在细节里。那些每天累积下来的微小节省,假以时日也会变成可观的数目。 这时候,清楚地叩问自己:这是“需要”的,还是“想要”的?这也就显得非常重要。我们都知道“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克制自己欲望的无限膨胀,才是守住钱袋子的关键,顺便修心修己,也可以好好实践 “断舍离”的精神 。 具体来说,我采取了一些“避雷”的方式,断开一些高消费的习惯。比如不再执著于名牌产品或购买进口食品。不妨多购买支持本地水果和国货,毕竟性价比也高——价格亲民,品质也不差,省下来的钱更能在需要的地方派上更大的用场。舍弃一些不必要的开销,例如高价的饮料,减少外食。离开那些容易让人陷入高消费的场所等等。 尤其针对眼下快撑不住经济通胀和高压问题的阶层,我给自己定了一定要遵守的一条铁律:“24小时冷静期”。任何非必需的东西——哪怕被促销噱头撩得心痒痒的——我都会先放进购物车或记下来,强迫自己等上整整24小时。第二天再回头看,过后发现,十有八九会发现其实并不需要,那时候也并没有之前那么想要或拥有得到的念头了。 这一条规则与习惯,确实帮我挡下了无数次冲动消费。 谨慎理性地消费,再三考虑才付款埋单。毕竟,钱真的不好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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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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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咪,我想要吃班兰椰丝糯米球,可以买吗?”在人声鼎沸的茶餐室里,长女低声向我央求着。 那句“可以”,始终卡在喉咙中,迟迟吐不出来。 “6个要RM3,太贵了。我们现在要先选吃饱的主食,这些额外的甜品和糕点能免则免。”历经新冠疫情末期的通货膨胀后,这句成了我们家的日常对白。 “妈咪,汤里的鱼丸我们一人可以吃几个?”两个女儿总习惯这样问。她们吃得克制,眼前乍然浮现童年的自己,亦是如此这般小心翼翼。时光流转,宛若一切回到原点。 可是,当那些涨幅,从新冠疫情前的10、20仙循序前进;疫情后,速转成50仙起跳;过几个月则以1令吉的涨势飙高时,理智压下所有的冲动。特别是看到购物篮的大小没变,空间却变大了。那些空间,装满的,尽是我们的窘迫和孩子的懂事。 自己动手的满足感 外食的自由,从选喜欢的食物变为看价钱点餐。有些不标价的食物干脆别过,免得问了没买多尴尬。在家时,不想面对的难堪亦无所遁形。尤其瞥见枕边人日渐单薄宽大的衣物,大大小小不工整的缝补痕迹,像是一条条刻在心上的蜈蚣在骚动着,极其难受。 我把这些牢骚转向枕边人诉苦时,他却说:为什么你总是看到事情坏的那一面?你不觉得之前想买就买的奢侈,实际上是在浪费资源吗?懂得掂量过日子,也能让你去学习不同的生活技能,从中获得满足感。这种满足感,才是钱买不到的价值。 我想起素日撑满各式各样食材的冰箱,总算有了呼吸的空间。如今,我们只买够吃的分量,意外改掉了囤积的陋习。过年要穿新衣的传统,在我家撕得粉碎。转身步入二手日本店淘宝,反而能找到心头好。 尘封已久的缝纫机,将堆积如山的旧衣服改造成我们的日常衣物、枕头、杯垫。枕边人则俨然化身为全能技工。举凡家具电器坏了,他都能耐心上网去搜寻解决方案,逐一修好。 外头吃到的美味奶油鸡,我们买材料回家自己煮。慢慢烹饪时,我豁然明白当年母亲的碎碎念:出去外面吃多贵,还不如在家吃。 果真没几天,她不只捣鼓出同款菜色,而且料多味足,再搭配那一脸的洋洋得意,宣示她挑战成功!母亲向我演绎勤俭持家,韧性去面对生活困境的真实戏码。 缩衣节食的日子,掐指一算,四年多了。最初,确实举步维艰。可,再难,不也走过来了么?只要坦然面对,反倒能好好静下心来,去慢慢打磨身上的隐形才能和兴趣。而且,通过记录消费,每笔开销也花得明明白白,真正做到了人间清醒。
2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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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贴改革若配套精准的现金转移机制,GDP或许不会萎缩,反而有机会实现大约80亿令吉的净增长。 来吧,我们就来算一笔账吧! 最近若要算一笔闹得沸沸扬扬的糊涂账,莫过于政府打算取消T20群体享有的RON95汽油补贴。截稿时,政府就已经有不同版本的说辞了。而这些反复横跳、不断“测试民意”的动作背后,藏着一些逻辑。摆在台面上理由虽然是 “富人收入较高,所以能够承受较高的汽油开销” ,但你我都知道,政府区分富人的方式不仅粗暴,且争议性极高。 统计局的T20、M40,以及B40区分方式,存在几个问题。最主要的问题,就是统计局以家庭为计算单位,而非个人。换言之,一个家庭里,父母俩人加上已经工作的孩子,每人月入5,000令吉,那么这个家庭就是T20群体了;换做是月入15,000令吉的独居者,也是T20。然而,这两种群体在衣食住行上的开销根本无法一概而论,前者的衣食、出行、以及医疗开销,按理说会比后者高出许多。 另一个问题,就是只看 “月收入” ,而不看 “可支配收入” 。根据统计局在2024年的数据,只看月收入的话,将近206万户(我们用18岁或以上的人口来粗略计算,因为正是这个群体能够获得汽油补贴)身处T20的群体。但,在同一份调查报告里,若把可支配收入纳入考虑,T20群体人口就会下降至120万户,少了将近40%(大约86万人)。 也就是说,这86万户只是账面上的高收入群体,收入大部分可能花在在房租、房贷、车贷、抚养孩子等等,这些都是重要的开销项目,也是决定性因素。 如果大家还没有忘记PADU这玩意,当初政府准备推行针对性汽油补贴时,拉菲兹曾信誓旦旦地表示,PADU能够结合人民的居住地点与其他资料,更精准辨别民众的收入阶层,从而让针对性汽油补贴得以更公平地落实。 结果呢? “富人承受能力较高论”,并非道理说不通,而是政府的数据库分而治之,缺乏有效管理,使得这条路怎么走也走不通。题外话,政府的数据库是不怎么样,但花钱搞出各种功能单一的APP倒是挺厉害的。 更重要的是,政府到底要用什么理由,来说服这些所谓收入较高的群体?先前在各种场合搞形象工程,把“不能背叛人民”挂在嘴边,最后钱不够了,就要这些 “富人” 们共体时艰? 拜托啦,我们这些打工族,上班就已经吃了不少大饼,现在还要吃你政府的大饼?更何况,公司画的大饼,好歹会说一句 “未来不会亏待你” ,而且说多了还会脸红。政府又真正承诺过人民什么? 回到正题。政府的动作还藏着哪些逻辑呢? 另一项隐藏逻辑,无疑就是减少汽油补贴后,这些钱能够拿去做更有 “意义” 的事情,可能是减少财政赤字、可能是投资在教育部或者卫生部、可能是用来补贴低收入群体,度过这个艰难时局。 说实话,若政府真的已经捉襟见肘,所以要将更多补贴用在低收入群体之上,是能够谅解的。说到底,社会稳定性依然相当重要。 让我们进入一些比较生涩的话题,怎么判断这些补贴金额是否应该省下来?简而言之,取消高收入群体补贴剩下来的钱,若放在不同用途,会对国家GDP(国内生产总值)造成哪些影响、有何差异? [vip_content_start] GDP分别由消费、投资、政府开销、以及净出口影响。2024年数据显示,马来西亚的GDP总金额为1.9兆令吉,其中“消费”贡献了1.2兆令吉,相当于整体GDP的60%。 与此同时,统计局数据显示,高收入群体虽然只占人口中的一小一部分,但掌握了相当高比例的社会收入。这意味着,他们在整体消费市场中,也具备相当大的影响力。 按照政府目前说辞,政府开销中有60亿至70亿令吉用于汽油补贴上。若所有符合补贴资格的人口,每个月都用满300公升,理论上补贴金额将高达162亿令吉。因此,我们可以推测,国人们的汽油使用量仅占补贴的四成左右。 假设高收入和低收入群体的汽油使用量一致,那么政府给予T20群体的汽油补贴,大约是每月10亿令吉。因此,一旦政府取消T20群体的汽油补贴,一年可节省的财政开销,保守估计为120亿令吉左右。 我们可以大胆地进一步假设,高收入群体无论是生活或工作上,他们开车的频率和里数都会比低收入群体来得更高,因此实际补贴在该群体的数额,可能是更多的。若将这项因素纳入计算,政府一年可以省下的补贴金额,可进一步上调至约150亿令吉。 若用简单的方式理解,取消高收入群体的汽油补贴,国家的GDP就会跟着平白无故少掉150亿。然而现实中并不会这样,因为高收入群体会自己掏钱继续消费,而政府省下来的钱,也能拿去帮更多需要的人,让钱在市场上滚动得更健康。 高收入和低收入群体的津贴到手后,他们的观念会有所不同。 因此,我需要引入另一个概念,那就是MPC(边际消费倾向),也就是“花钱的大方程度”。MPC越高,代表越倾向把钱花出去。 根据国家银行的研究,高收入群体的MPC介于0.3至0.4之间(我们取中间值0.35作为后续计算标准),而低收入群体则介于0.75至0.80之间。 如果政府不给富人这150亿令吉,会发生什么事呢? 首先,富人虽然有钱,但多多少少也会少花一点。按照他们的习惯,每拿少10块钱,通常只会减少花3块半(这就是所谓的0.35 MPC)。所以,市场上大概会少掉52.5亿令吉(150亿 × 0.35的MPC)的消费。 其次,根据国行的经济报告研究,富人花出去的钱,其中大约只有 68%是真正留在马来西亚本土的,其余都流向了国外,例如喜欢买外国货,或者去国外看演唱会,这些钱都流到国外去了,对马来西亚没有帮助。 最后,我们还要算上本地商家的“连带损失”(经济学叫有效消费乘数1.31)。 富人少买一架本地组装的冷气,不仅冷气店少赚钱,负责送货的罗里司机、装冷气的工人收入跟着减少。把这种“大家一起少赚钱”的连带效应算进去后,这群富人少拿了150亿之后,实际上只会让马来西亚本地经济受到大约69亿(52.5亿 × 1.31)令吉的影响。 这可比150亿少得多了! 然而,如果政府把同样的财政资源,转移给MPC更高的B40群体,情况就有所不同。 因为低收入群体几乎把每一分钱都花出去的特性(MPC高达0.75-0.80),他们在拿到额外现金后,往往会更快地把钱重新投入市场,这些消费大多也更容易留在本地经济体系中,进一步带动零售、服务业与中小企业活动,能带来的GDP效应也将会高达150亿令吉以上——是留在高收入群体手中的两倍有余。 故此,补贴改革若配套精准的现金转移机制,GDP或许不会萎缩,反而有机会实现大约80亿令吉的净增长。但是,真正的风险,是省下来的钱在政府采购过程中被侵蚀、挪用或出现贪腐漏损,反而可能抵消改革成效,成为让整体改革功亏一篑的关键变量。 你我都知道,有些风险在管治较好的国家里,也只是风险。但是,在一些管治较差的国家里,这不是风险,而是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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