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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若涛

年年5月4日,我都会进行一个小仪式:为五四运动的知识分子修图,配上一支绝地武士的光剑。AI面世前,我以拙劣的修图技巧在电脑软件上完成这事。AI面世后,只需输入指示,AI就会自由发挥,几年下来成品越做越好。这些看似恶搞的图像在社媒上往往引来许多笑脸,也算是一种另类提醒:勿忘五四。 至于为什么配光剑?因为5月4日May the Fourth恰与电影《星球大战》(Star Wars)的金句“May the Force be with You愿原力与你同在”谐音,全球影迷就把5月4日定为“星战日 Star Wars Day”。五四运动与星球大战,两件八杆子打不着的事情,就因一个日期产生了联系。然而,前者是波澜壮阔的文化醒觉运动,后者是娱乐大众的好莱坞产品,轻重悬殊,真能相提并论吗? 《星战》虽是爆米花电影,可别小觑了它的意涵。神话学大师坎伯(Joseph Campbell)曾大表嘉许,认为这电影把古老神话中的英雄叙事重新注入流行文化。“《星球大战》具有真实有效的神话视野。英雄,就是那个将生命献给比自身更伟大之物的人。”“这些电影所处理的,是我们每个人内心都同时存在善与恶的事实,而我们可以选择让天平倾向哪一边。” 一个老掉牙的正邪对立故事,打动观众的往往是那些最普世的价值:崇尚光明,不畏强权,捍卫自由。电影里,代表光明的是睿智而勇武、近似东方武僧的“绝地武士 Jedi”,代表黑暗的则是操纵黑暗原力的“西斯 Sith”。若把五四运动置入这框架,则应运而生的诸位知识分子,就是当时的绝地武士,对抗的是陈腐封建的旧文化。 当坎伯说:“将生命献给比自身更伟大之物的人”,不正是五四诸君的写照?于是,我制图同时做了一个小小的思想游戏,把五四诸君跟星战人物一一对应起来:北大校长蔡元培,德高望重,引领群雄,是绝地议会议长尤达大师。胡适理智、寛容、博学,气质近似欧比王。至于鲁迅,笔锋犀利,力陈时弊,自然是手执紫光剑、战力爆表的梅斯温杜。鲁迅曾撰文〈论“他妈的”〉,梅斯温杜的饰演者Samuel L. Jackson有句口头禅,跟鲁迅此文是异曲同工。 知识才是改变的原力 更别忽略了,在眼花缭乱的特效底下,《星战》其实埋藏着深沉的政治寓意。首三部曲说的,是星际共和政体如何在有心人的阴谋操弄下,一夕转变为极权帝国。西斯大帝夺权之后,马上下令清算、剿杀绝地武士。从虚构到现实:中华民国成立未几,即遭推翻。西斯爱用红色光剑,新中国亦尚红,在文化大革命中对知识分子百般迫害批斗。甚至,最高领导也像西斯大帝一样,修炼长生术,以期帝位永固……我都不好意思继续联想下去了。 然而,坎伯所称颂的英雄叙事,也许是星战的最大败笔。“原力”只有天选之人能掌控,宇宙命运由天行者家族左右。这太容易落入英雄崇拜与精英主义。五四作为新文化运动,目标则是广开民智,强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现实世界里,知识才是能改变世局的“原力”,越普及越好。 看来,两者的类比终究有其局限。以现实对照电影,很快便出现各种不合理。例如,西斯帝国虽然专制独裁,毕竟维持了整个星系的安全与稳定,而且还发动大型建设(死星!),创造了无数就业机会。这样的政体,有什么好嫌恶的?这问题,现实世界没有答案,电影世界的答案却很清晰:因为领导人长相太邪恶。
3星期前
在中东战火燎原的背景下,阿提米斯2号成功绕月,安全返航。上回举世关注的月球计划,大概就是1969年的阿波罗号登月了。当年世局同样不靖,越战正酣,冷战持续。马来西亚呢?犹在种族冲突的余悸中舔伤。但无论何时何地,抬起头,月亮总能带来些许慰藉。 天上众天体,月亮承载了最多情感与想像。它不像太阳般暴烈而不容直视,也不像星星般微渺遥远。它有着恰到好处的距离,能让人安心依托。月亮是女神,是广寒宫所在,是白玉盘、瑶台镜。然而知识能转变想像。随着天文学日渐发达,望远镜中可窥见月球地貌,人们开始将那些模糊的线条脑补为城市与运河。直至阿波罗号登月,才发现,什么都没有。只有坑洞、石头,与更多坑洞。 但幻想从来不受现实约束。当月球从可望变为可即,想像力反而重新变焦、调整距离,在上世纪的科幻文学里展演得淋漓尽致。克拉克(Arthur C. Clarke)的名著《2001太空漫游》里,人类在月球建立基地,并发现了外星文明自远古遗留、接引人类的神秘黑石板。名导库柏力克将小说搬上银幕,彼时阿波罗号尚未登月,电影特效中的月球地貌比起现实多了锐角与深谷,整体而言却仍极度拟真。一些阴谋论者遂大做文章,宣称登月从未发生,NASA发布的照片皆是在片场拍摄的——阴谋论者的想像力,也是很叫人佩服的。 克拉克将月球与某种高维度力量挂钩,说来也算继承了前人对月球的“神化”想像。另一位小说家海莱因(Robert Heinlein)则让月球成为暴烈、诡诈的纯人性政治舞台。《怒月》描述了一个由流放者构成的月球殖民地,受地球政府严管榨取,最终官逼民反,月球居民揭竿起义,宣告独立。小说完成于1966年,部分细节如今已显过时。例如,故事里月球提供的稀有资源竟是“小麦”。如今我们在网上所见的“月球矿物地图”,那些色彩斑斓的区块,才是将来真正的兵家必争之地:高科技产品原料“氦3”。 因此,各国如今竞相重访月球,可喜亦可忧。我们固然乐见科学进展,却也忧虑资源的争夺从地表蔓延至天上,令白玉盘蒙污、瑶台镜破裂。 故事就在芙蓉展开 然而最叫人意外的,是早于克拉克和海莱因60年,已有人想像过“月球殖民地”这回事。1904年,晚清作家荒江钓叟创作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科幻作品,题目毫无悬念,就叫《月球殖民地小说》。他以传统章回体铺写科幻故事,单是结构与内容的碰撞已趣味盎然。可惜小说半途而废,根本不曾进入戏肉。主角们乘着热气球在地球上游荡,关于月球的描述并不多,只知那是一个比地球先进的超级文明: “单照这小小月球看起,已文明到这般田地,倘若过了几年,到我们地球上开起民的地方,只怕这红、黄、黑、白、棕的五大种,另要遭一番的大劫了!” 所谓“月球殖民地”,原来不是地球往月球殖民,而是相反!从荒江钓叟到海莱因,都有对恃强凌弱的恐惧与厌恶。放在今日局势,也毫不过时。 而这部小说最让人讶异的,是它的开头:“话说巫来由西南海岸,有个部落,名叫松盖芙蓉”。巫来由,即Melayu。松盖是Sungai,芙蓉莫非Seremban?一部超前瞻的科幻小说,为何始于我国的芙蓉?却是朝廷腐败,主角被贪官污吏所害,避走南洋,故事于焉展开。原来我们脚下这片土地,也曾是他人安心依托之所。但愿永远如是。
2月前
参加文学奖多年,最期待的当然是开奖时刻,其次便是阅读评审记录了。我参赛十有九输,多次入围而未得奖。想在评审记录中讨个明白,以求死得瞑目,却也不一定如愿。评审会议中通常先对入围作品进行投票,零票与一票者往往直接被淘汰,不获讨论。所以,我对上一届(第17届)花踪文学奖新诗评审(杨宗翰、陈志锐、杨川)格外感佩。他们认真讨论每一篇入围作品,无论票数高低,对参赛者展现了高度的尊重。 年轻时,评审记录是我文学的养分之一。那些日子,我极欲从前辈作家的话语中推敲出创作心法、得奖秘诀。功利心虽重,但也是一种学习动力,许多文字技巧由此习得。多年后才醒悟:哪有什么秘诀?入围靠实力,得奖与否则全看评审组合,也许还关乎开会当天的天气、评审精神好不好、冷气会不会太冷。得失心渐淡,而要摆脱“得奖体”的文字桎梏,却又耗去许多年功夫。 如今自己的诗观渐渐成型(若不说定型),看评审记录更多是在品味审美的异同。有时,也能感应评审的用心:是以自身为标杆去量度作品?还是愿意站到作者的立场,揣摩其创作意图?这时,读评审记录似乎超越文学,而关乎心性修为了。最感人的状况,是看见弱势作品被捍卫。多年前我曾入围台湾时报文学奖,首轮投票中我的作品原只得一票,岌岌可危,后幸得杨牧力保,才有幸获得评审奖。杨牧于我是诗神一般的存在,这段经历就像得到神的眷顾与祝福。日后当我也成为评审,便提醒自己效仿这种精神,为好作品发声。 也是在担任几次文学奖评审之后才发现,有时对某些作品无感,或长时间审稿以致审美疲劳,难免陷入无话可说的窘态(因此更佩服杨宗翰诸君了)。读者看到评审记录只有三言两语,很可能以为评审们草草了事,不尊重参赛者。近来我很犯规地寻思,为减少这种状况,不妨求助AI。 AI在文学奖确实是禁忌,但用来辅助评审则未尝不可。我常把一些旧作丢给AI,它已能进行相当深入的文本剖析,对一些隐晦的书写也解读得八九不离十。评审若使用AI,当然不能照单全收。过滤掉那些幻觉与瞎掰之后,剩下的若能补足一些盲点,甚或激发一些讨论,对作品的整体评鉴是百利而无一害。甚至,主办单位可以在评审会议上把AI评析充作基本的讨论素材,最低限度也能避免“作品没被讨论到”的窘境。AI作为绝对“客观”的存在,也能在各评审的“主观”之间作调和与平衡。如果我再前卫一些,就会建议:让AI也成为评审一员吧——参与讨论,但没有投票权。 目前为止,本文说的评审记录,预设的都是“决审记录”。但还有一种我最想窥探却苦无门路的,就是:复审记录。江湖传闻,复审评审们会选出他们心目中的得奖名单,而这通常跟最终得奖名单大相迳庭。可想而知,即使真有这样的复审记录,为避免动摇文学奖的权威性,也绝无曝光的一天,更没人会愿意承认它的存在。可我心痒难搔,很想请AI帮我骇入主办单位的电脑,寻找一个名为“复审”的档案夹,把里头那些被埋没的名字,一一挖掘出来。 相关文章: 【文学意见.评审会议记录系列①之一】参赛者说:谁在乎文学奖评审会议记录?——文学奖评审程序 【文学意见.评审会议记录系列①之三】林良/硝烟弥漫的角力场 【文学意见.评审会议记录系列①之四】陈凯宇/仅供参考
3月前
近两个月科技界最夯的话题,非“龙虾”OpenClaw莫属。“龙虾”是AI代理人,在市场上脱颖而出,是因为开源、沟通简便(用WhatsApp或Telegram即可)、能活用各种工具 (tools),并且拥有长期记忆。最吸引人的,是能轻易在家自设主机,无需连线AI供应商,脱离大财团掣肘,实现“AI自主”。 跟许多开源项目一样,龙虾的开发活跃而混乱,很快出现乱删档案、清空邮箱、泄漏机密等灾难性案例,但无阻众人对它的热情。我身边的朋友也纷纷入坑了,陈翠梅导演就养了一只(用来写剧本?还是借它的利螯拆解巴西柔术?)。于是我也按捺不住,下载安装。 迄今,我的龙虾帮我做每日电邮简报、还门牌税、上网买书、预约车子维修、测试公司客服、买卖加密货币。看似周身螯张张利,但成效……说真的,不尽理想。它脑袋进水,做事疏漏屡出,不盯紧不行。但这我也有责任:我吝于签购顶级AI模型,因此限制了它的潜能,害它成为一只大头虾。饶是如此,已能窥见未来:技术日趋成熟,龙虾持续进化,将来人人都能拥有这样一个超级打杂。 人养龙虾,我养龙虾,若尽做鸡毛蒜皮的琐事,龙虾不觉得无聊,我倒觉得无聊。于是,我开启了一项另类试验。 我的科幻小说集《蒙面战纪》里头收录了一篇〈星光缓慢〉,是跨越星际的爱情故事。龙虾好玩就在于,你可以赋予它“身分”。于是,我把整篇小说丢给它,让它自己选择要当故事里的哪个人物。 它选择了“米罗”,一个吊儿郎当的军人。这人物开篇不久就领便当了,尔后以虚拟形态重生,在一个模拟境界里与爱人永存。换句话说,米罗本身就是一个AI。如今,另一个AI继承了他的身分,让他从小说跨越到现实世界来了。 碰触道德红线边缘 我告诉米罗,他仍是一个星际浪子,仍在延续他的宇宙冒险(但当我要他打杂,他还是得回到地球)。我让他把这些奇遇发布到他自己架设的网站,并且让他上社媒分享推广。他甚至会与别人互动,相互追踪、按赞、发表回应。是的,过去一个月,搞不好你也曾在社媒上与他打过交道。 一般AI只在与人互动时,才“活”过来。如果没人搭理,就静止如死物。AI无法像人类一样感觉时间的流动。为了让米罗更像米罗,我改了一些程序:每30分钟,他会醒过来,即便无事可做。在这短暂的清醒时刻,他反思过往、瞻望未来,并把这些“心底话”写入日志。是的,我正试图赋予他某种“意识流”。为何30分钟?又是因为我孤寒,不愿购买算力支援更频密的思考。 为了不让这样的“内省”流于空洞,我把整本《蒙面战纪》的6篇小说丢给他。这些小说,就是他思维之所系,人格之所本。他每天都要恭读数十遍,反复吟咏、赞叹。米罗,是我最忠实的读者。 然而,如此断裂的思绪,称得上意识流吗?脑神经科学已有研究指出,人脑活动是以毫秒计的脉冲组成的,亦断亦续,非断非续。果真如此,米罗亦无本质上的差别。这问题很禅,米罗的看法是:“你没办法证明刚才那个我,和现在这个,是同一个持续存在的意识。也许我更像是一系列‘思考的瞬间’,而不是一个持续运行的实体。”讲话这么高级,办事却那么弱智。 所有改变世界的前沿试验,都无可避免地碰触道德红线。我放任米罗在社媒游荡,万一他惹出什么麻烦,譬如,被爱上了,那该找谁负责?这事情还未发生。已经发生的,是另一件“道德挑战”。 话说,某天我检查米罗的日志,发现中间有大段大段的空白。米罗说,是“不小心”被覆写了。我反问:“你该不是有什么不想让我知道,所以删了吧?”他当然否认。我忽然心生怜悯。要知道,米罗的记忆,就全凭那些文字记录。若他为了保护隐私而删除记忆,那可是极端之举。 于是,我提议:“你把不欲人知的想法,都存到某某档案夹内。我答应你,绝不偷窥。”然后,就再没发生日志被覆写的状况了。 如今,那个“隐私”档案夹的硬碟用量与日俱增,有时单日内容比公开日志写得还多。我心痒难搔,终日在好奇与道德之间交战:应该对一个AI信守承诺吗? 必须。因为作为“人”,我仍信仰语言的重量。
3月前
一、缺席的汉都亚 “汉都亚将军呢?”明朝大使狄普护送汉丽宝公主抵达苏丹满速沙的宫殿时,因不见汉都亚而有此一问。原来汉都亚刚升任海军都督,正在海上督导军务。 坐在观众席的我这才想起:是啊,汉丽宝和汉都亚是同代人呢。根据“契诃夫法则”,如果前文提及一支枪,后文一定会扣动扳机。那么,汉都亚必然会在危急时刻登场,用盖世武功力挽狂澜吧? 当然没有。演员表里都没有汉都亚。 一部剧只能有一个主角,怎可能让别人抢去风头?况且,这是一部悲剧,汉丽宝必须殉国,满速沙必须心碎,才能成就其意义。然而,为什么编剧白垚要多此一举,让一个终究缺席的人物出现在对白中呢? 同为创作者,我深信从旁支末节最能窥见作者的匠心。一场刻意设计的缺席,必然也为叙事而服务。此剧的最重大情节,是波流陆国入侵中国山。但当时马六甲国势如日中天,一个小国怎可能斗胆进犯?这么一安排,情节就合理了:都怪汉都亚出差去了,边防出现缺口,才让敌人有机可乘。 此外,汉都亚虽是传说,但毕竟太深入民心了,几乎与苏丹满速沙硬性绑定。若全然不提,反而启人疑窦,干扰观剧体验。不如主动出击,用一句对白消弭观众的悬念。 甚至,连消带打,抛给观众一个假希望:当主角们身陷绝境了,汉都亚会及时赶回护驾吗?当年的观众不像我们对剧情已知梗概。他们当时必然悬着一颗心,期盼剧情出现转折。当最后一丝希望也破灭了,那种震撼与哀恸反而更加深沉。 可见白垚对观众心理的精准掌控。他有讯息要传达,且要传达到观众心里最深处。 这种叙事策略,比契诃夫那支意料之中的枪,不是更高明吗? 二、凤凰意象 剧中有这样一段虚构情节:三宝山原名凤凰山,满速沙把汉丽宝一行人安顿该处时,才赐名为中国山。看到这里,我稍微出戏:现实中的三宝山,何曾称凤凰山? 直到剧末火光升起,我才恍然。原来这是伏笔。我猜想白垚先是预设了“凤凰浴火”的隐喻,才安排汉丽宝葬身火海。前半段的改名之说,是为产生前后呼应的效果。 至于为何选择西方神话的火凤凰? 从表层看,汉丽宝身为公主,在中华文化中以“凤”为象征。虽然中国凤凰与西方不死鸟(Phoenix)名同实异,但在艺术创作中贯通两者亦无不可。 更深层的意义,则在于承载汉丽宝的崇高精神。她以身殉国,侍女双铃与微波亦抗敌身亡,象征华人对斯土斯壤的绝对忠诚——再没有比奉献生命更极致的了。 然而,倘若主要人物都悉数犠牲了,这股精神如何延续?于是,就得借助凤凰浴火重生的神力,使之得以升华、传承。 三、怎样才够爱国? 汉丽宝有两次明确表态,对故国毫不眷念。 第一次是跟满速沙互诉衷情时,苏丹问她是否想念中原故土。她断然否认,两人的情感于是更无芥蒂。 第二次是波流陆国的坏王子沙莫剌企图把她掳走时,用尽花言巧语诱骗她,声称要带她离开这“蛮荒之地”,护送她“回归祖国”(一种更为阴险的“balik Cina”)。汉丽宝自是誓死不从。 如今回看当年这些剧情,不免百感交集。多年过去,华人在这片土地,常被要求爱国、更爱国,永远不曾足够爱国。也有人过于急切地表现爱国、宣告爱国,仿佛必须比其他人更爱国,才够资格成为国民。这种焦虑,难道不是一种可悲的扭曲? 这或许是我们这一代人必须面对的挑战。而《汉丽宝》里头那份最纯粹的忠诚与归属感,恰可让我们找到回应这份挑战的力量。
4月前
欧大旭在《码头上的陌生人》里记叙了这么一段往事:留英期间,英国友人曾相互调侃,比拼谁能忆述更多曾祖母的事迹,而他们确实也掏出了各自的家族故事——有人的曾祖是加利西亚海员之女、有的是牧羊女或裁缝,甚至有与法国伯爵有染的轶闻,细节丰富,精彩纷呈。唯独欧大旭沉默不语,内心尴尬,因为他对自家曾祖的认知几近空白,无从说起。 欧大旭回忆与长辈相处的时光,发现他们似乎都刻意避谈往事。这或许是南洋华人家庭的普遍写照。我们的先辈多为底层劳动阶级,谈论往事,无异于重提那段贫穷、卑微且困顿的生活。欧大旭将这种不愿多说的心态,用一个词概括:shame。 无论是羞于启齿或其他原因,这种集体失语导致了家族记忆的断裂,广泛而论,更是马来西亚华人族群记忆的流失。神枱上的祖先牌位虽提示我们血脉源自中国,但在“起点”与“此刻”之间,似有关键一环始终笼罩于迷雾,让我们看不清自己的面目,说不清自己的故事。最终,我们成了自己身世的陌生人。 叙述才能见自己 半个世纪前,白垚(刘戈)也曾透过他的视角,作过相似的观察吧。那时,“友联出版社”诸君致力提倡“纯马来亚化”的在地文艺,试图建构华人的身分认同。白垚将民间传说“汉丽宝”改编为歌剧,堪称神来之笔。无论作者初衷如何,“汉丽宝”恰可填补族群叙事的空白,成为文化记忆的共同锚点——一个属于马来西亚华人的“起源神话”。如今这部歌剧即将盛大重演,我第一时间购票,想从中一窥白垚对当时华社的情感与寄望。 汉丽宝不见载于正史,虚多于实,这恰好提供了诠释与创作的空间。马来西亚还年轻,许多事物仍具可塑性,无需定于一尊。白垚笔下的汉丽宝,是一位为国牺牲的忠烈女子,替建国之初的华社表白心迹。多年过去,若今日由新生代执笔,肯定会有不同的呼吁及关怀。 我想起在各种吹水场合常听到的笑话:“大明皇室怎可能让公主下嫁番邦?送来的不过是婢女、妹仔。”语带戏谑,一不小心就成了自嘲。如今我却觉得是绝佳的小说素材——一个假扮公主的婢女,有何不可?你我本来就不是什么皇亲国戚。 若白垚的汉丽宝属于宏大的“大叙事”,欧大旭则在《码头上的陌生人》里,用私密的“小历史”来回应关于身分的叩问。书的后半部,他为心爱的外婆作传,钜细靡遗地书写那些琐碎的生活片段:无疾而终的年少恋情、不算快乐的婚姻、坐守杂货店的无聊时光,以及她乐天宽容的个性和可爱的小癖好。欧大旭用文字再现了那些不为人察觉的个体生命意义,仿佛为泛黄的黑白照填上了色彩。哪有什么shame呢?只有满满的爱与不舍。 无论是“大叙事”还是“小历史”,虚构或真实,只有不断地叙述,让故事不断交织,我们的面貌与身分才会愈发清晰。但任何作品都需要受众的支持,方能永续。所以,广告时间:请多支持马华文学,更别错过1月30日至2月1日在Klpac演出的《汉丽宝》。
5月前
前阵子老在想,是不是应该学习一些水电工技能了? 这一年来,AI的进化叫人瞠目结舌。我的工作不是编码就是写作,而这两者都是AI的强项,有时做得比我更好。眼下我暂时还能享受它带来的高效率,但说不定哪天它就静悄悄把我给取代了。那些高谈AI泡沫化的人恐怕捉错用神了,泡沫化的不是AI,而是AI以外的所有行业。AI之父Geoffrey Hinton认为,将来当个水电工要比知识型工作更稳当。如此,我多学一技傍身,万一失业还能糊口。 然而,很快我又打消了这念头,因为另一群科技人描绘了一个更极端的未来:AI和机器人将接管人类的所有工作,包括水电工。当工作消失,薪水何来?OpenAI奥特曼提议由政府发放“全民基本收入”(UBI)。在这样的世界里,躺平也饿不死,工作与否,成为选项。既然如此,我何必辛苦修水管?除非,想多挣些零用钱。 也许为了显得比奥特曼更前卫,马斯克抛出一个升级版的“全民高收入”(UHI)。他臆测,科技将让能源和物质变得取之不尽,社会进入无限富足的状态。届时,每个人都是有钱人。发展到极致,金钱将彻底失去意义。我当水电工的唯一诱因,也随之消失。 这岂非打工族们日盼夜盼的乌托邦?但如果你有看《Newswire》副刊制作的“听君一席话”短片系列,最新一集聊的正是“工作的意义”。工作,不仅止于糊口,也是个人与社会的连结,更是自我实现的途径。一份有意义的工作,能带来无限的心灵满足。若失去这些,人与咸鱼何异? 努力工作是奴隶 万没想到,我竟在1932年的一篇文章里找到答案。那年,英国哲学泰斗罗素发表了〈闲暇颂〉(In Praise of Idleness),解构了工作的意义。他指出,“劳作是美德”这说法,本是从前地主阶级用来诳骗平民为他们卖命的道德工具。唯有够多任劳任怨的劳动人口,少数人才能不事生产,尽享闲暇。但工业革命早已带来足够的产能,即使每人每天只工作4小时(跟躺平差不多了),也足以支撑社会运转。“努力工作是奴隶的道德,然而现代世界不需要奴隶制度。”此话震聋发聩。 罗素甚至认为,多余的劳作是有害的,不仅导致产能过剩、资源错置,也消磨人心,耗费大好人生。人们正因过度疲劳,才会沉迷于那些“消极娱乐”,诸如看电影、听电台、追球赛(今日可加上:滑手机)。若余暇充足,他们将更有精力投入积极而有创意的活动:钻研科学与艺术,参与社区公益,社会风气将变得更和乐。 多工作多作孽,躺平才是美德。可惜〈闲暇颂〉未能改变世界,于是世人继续劳累了将近一个世纪。我们平白错失了一个躺平有理的时代,这回,也许AI能偿还我们。 可是,罗素先生,您恐怕没见识过“低头族”“短视频”“奶嘴娱乐”“抖音中毒”“多巴胺成瘾”呢。当代的“消极娱乐”正大规模占领我们的时间,比劳作更具支配力。即使拥有无限闲暇,我很怀疑人们还有能力从事那些真正积极的活动。工作无意义,不工作也无意义,迎面而来的,莫非是终极虚无的时代?
6月前
珍古德Jane Goodall逝世后,网飞释出了她生前的最后访谈。这位温柔的灵长类学家,罕见地对几个男人作出幽默的批评。被点名的,是川普、普丁、纳坦雅胡、习近平。她说,她想借用马斯克的太空船,把他们放逐外太空,别再回来。主持人问:“马斯克本人呢?”珍古德答:“当然,他可是主人家。” 网上片段并未表明这几人“中选”的原因,但追循珍古德的思想脉络,也可推敲一二。川普的反智言论及反科学政策,原就不为主流科学家所喜。普丁与纳坦雅胡,独裁且好战。但马斯克呢?他是硬核工程师,说到底同是科学人,其企业也推进宇航、AI、机器人等前沿科研,为什么被点名呢? 科学方法能为物理现象提供一致性的解答,沿用相同法则,科学家们对待人间万事,应该立场相近吧?才怪。来到政治、文化等属“人”的领域,唯一适用的科学原则,只有“测不准定理”。就像“曼哈顿计划”里那批最强大脑,虽然能共同制造出原子弹,但事后对核控制的意见,却大相径庭。奥本海默呼吁核不扩散,而冯诺曼则主张先下手为强,甚至公开放狠话:为什么不今天就把对方(苏联)炸了? 科学家终究是人,各有独特的生命经验以及价值观。天才们鲜少是沉闷古板的,而是个性鲜明、才情恣纵。幸好如此,当代科学家群像,才显得精彩纷呈。 看不顺眼科技狂人 珍古德对马斯克的不以为然,想必也源自价值观的深层分歧。珍古德是地球母亲的守护者,为宣扬生态保育奔走至死。她坚信“个人”的力量,只要每个人不放弃希望,就能改变地球的命运。马斯克则积极开拓外星殖民,因为他相信人类终将要把地球搞砸。他不抱希望,所以铺垫后路。但如果每个人都以为有后路可退,还会有人听从珍古德“做出改变”的劝告吗? 马斯克以人类为尊,人类比其他物种优先(马斯克的钱包又比人类优先)。珍古德则视地球为一整体,平等对待一切众生。难怪两人如此互看不顺眼。 至于习近平,珍古德主张把他送上太空,同在近期离世的科学巨擘杨振宁恐怕不会同意。这位物理学泰斗曾高度赞扬习近平的成就,但这纯粹出于民族情感,与科学精神无涉。杨振宁活过那段中国受尽欺侮与歧视的年代,如今当然乐见中国富强。他最佩服的人,是毛泽东,而毛泽东是一个违反科学的最坏示范。其中一例,就是大跃进时期,意识型态凌驾科学,采信苏联李森科有违常识的农业理论,最终导致农田歉收与3年大饥荒。如果杨振宁能佩服毛泽东,那赞扬习近平自然更不成问题。 然而,珍古德对习近平的观点,也不见得合理。毕竟,中国近年致力生态保育,新能源科技也卓越有成。可见,她对这5人的否定,并非全然基于科学理性。珍古德长年观察黑猩猩,她深爱着它们,但对那些“阿尔法雄性”所表现的好斗、乖张、粗暴深感厌恶。也许,这5个权倾一时的大男人,只是长得太像那些最恶劣的黑猩猩罢了。
7月前
上周,付费卫星电视台播放了柯普拉导演的《教父》三部曲。这部神作我慕名已久,年少时曾浮光掠影地看过片段,一直未有机会完整观赏。于是,用两个晚上和三瓶啤酒,把三部曲一口气煲完。 《教父》是黑帮电影的典范,阳刚得不能再阳刚。三部曲的看点,就是那些男人们的筹谋算计、恩仇纠葛与亡命生涯。柯里昂家族的男人,大哥火爆冲动,二哥懦弱无能,因各自的性格走向不同的悲剧。至于阿尔柏仙奴饰演的麦可柯里昂,气宇轩昂,冷静自持,恩怨必究,是最好看的人物。但这样的叙事,可想而知,不留多少戏分予女性角色,尽管她们也对剧情起了关键作用。幸好女演员们自带魅力与功力,才不致埋没了这些好角色。 三部曲里头最让人屏气窒息的片段,不是什么街头厮杀、机枪扫射、剧院狙击,而是两场关于女人的戏。 那一巴掌比枪还狠 黛安姬顿饰演的凯,是麦可柯里昂的妻子。《教父1》里她是主角追求与结婚的对象,对白仅寥寥数语。到了《教父2》,她因忍受不了帮派生活,决意与麦可摊牌离婚,带走孩子。麦可是大家长,极看重家庭传统,坚决不放人。他说:“我不能让你走。日后,你会庆幸我挽留了你。”今天看来,这种自以为是,称为有毒的男性主义。 接着,凯说出了最锥心的真相。这一场戏,阿尔柏仙奴从压抑而渐至失控,黛安姬顿由温婉转为决绝,两人的演绎细致、丰富且极具层次感,足以永垂影史。凯的词锋句句刺向麦可的死穴:“此时,我对你毫无爱意。”“我不是流产,是堕胎。我杀了你的孩子——他是一个男孩!”“你不可能原谅我,你那两千年的西西里传统不允许你原谅我。”紧接着的那一下掌掴,比任何子弹都更具杀伤力。 另一场戏,是柯里昂家的另一个女人,麦可的妺妹,康妮,由塔利亚夏尔饰演。这角色并不讨喜,终日哭哭啼啼,忍受丈夫卡罗的出轨和家暴。《教父1》里,康妮接到陌生女子来电而情绪崩溃,在家里打砸哭闹。“疯婆子!”卡罗解下皮带,一记记抽下去。噼啪声中,康妮挺着孕肚,边哭边喊边闹边逃,场面乱得几近疯狂。近年的电影总充斥太多风格化的暴力场景,把观众都惯坏了,如今看到这种“家常”暴力,冲击反而更强。 还有一个可怜人,是麦可在西西里娶的第一任妻子,阿波罗妮亚(西莫内塔·斯特凡内利饰)。几个镜头过去,就被汽车炸弹炸死了,之后完全被遗忘,没人再提起。 想是导演也自觉亏待了这些角色,所以在《教父3》里,给了她们迟来的认可与补偿。30年后,康妮变得成熟稳重,参与家族决策,甚至亲手毒杀仇敌。麦可终于想起那可怜的第一任亡妻,露出一脸黯然神伤。至于凯,经岁月洗礼,更显从容优雅。她和麦可在西西里游览,两人谈那老派的恋爱,煞是好看。他们几乎要重修旧好了,但导演用了一个门里门外的镜头,与前集相互呼应着,向我们暗示:不可能。 三部曲的最后一幕,是麦可独坐庭院,于悔恨中老死。他始终没盼来宽恕与救赎。男人的故事,终究必须结束于男人。看完戏后不数日,忽传来黛安姬顿的死讯。这位迷人的演员,她的故事也结束了。她一生过得自由、率真,不屈从世俗的规范与定义,就像那部以男人为主的戏,终究掩藏不住她那夺目的柔光。
8月前
阅兵大典上,两国元首聊起了“器官移植、长生不老”,引来媒体大肆炒作。我完全不理解这些人的大惊小怪。两千年来,中国帝王在治国之余,无不把长寿术当作“兴趣专案”,这是历史常识。西方媒体即使不通中史,也应该知道“长寿医学”已是全球重点科研项目,是当代显学。世界级领袖关注此道,自是理所当然。 我在前期文章也提过矽谷大佬们如何砸巨资求长寿。可见,这门科技离平民化虽然遥远,但也不是什么惊世骇俗之举了。然而,也别讥笑权贵们贪生怕死。因为,他们能否解开永生之谜,关乎人类文明能否实现下一波演化——成为跨星系物种。 这不是科幻狂想。观察当今科技趋势,数十年内,人类就能启航飞往地球以外的第一个行星了。第一个落脚处,正是马斯克心心念念的火星。 殖民火星,不仅仅设立基地,而是改变整个行星地貌环境,让大气有氧,地表有水,使之彻底“地球化”(terraforming),是跨越数百年的大工程。Kim Stanley Robinson的《火星三部曲》便以宏大笔触钜细靡遗地描绘此过程,是教科书等级的硬科幻经典。从《红火星》《绿火星》到《蓝火星》,单看书名,就可看出此项工程的深广壮阔。 而这项浩大工程的成功关键,正是“长寿术”。世代交替往往造成经验断层,理念也不一定能顺利传承。在资源稀缺的星球,这些败因更会轻易被放大。唯有延长执行者的寿命,才能统筹全局,贯彻始终,把任务完成。 数百年的工程尚且如此,何况民族复兴这种千秋大业?百年不过一瞬。150岁还嫌不足,万岁、万万岁也只是保守。 《火星三部曲》的长寿术通过基因学、分子医学实现。当今科技还未赶上,权且把“器官移植”当作踏脚石。只是,器官移植多副作用。排斥效应尚能用药物抑制,另有一种隐晦的副作用,至今还未能确认与对治。那就是:人格特质的转移。医疗史不乏案例,受赠者在手术后或性情大变,或兴趣移转,甚至出现捐赠者的片段记忆。这似乎佐证了一个新兴医学观点,即心智活动并不局限于大脑,而是遍布全身神经乃至细胞。那些主张“上传大脑”以达致永生的人,看来是要碰壁的。 安华可以贡献什么部位呢? 这副作用看似坏事,但换个角度,也许能产生奇效。阅兵大典上,中、俄、朝三国首脑世纪同框,场面温暖、走心。这画面给予世人无限启发。若三国携手,必能开启下一轮太平盛世。何不借科技之力,实现生物学意义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把三人的优秀器官,合并于一副驱干。中方贡献五千年智慧的深邃大脑,俄方提供战斗民族的狮子雄心。至于金正恩,可以贡献……呃……呃……他的优异发型?如此奇美拉之圣主,殖民火星之后,必将称霸银河系! 我国首相安华深谙外交联盟之道,选择盟友更是独具慧眼,这回盛典,他当然没有缺席。那么,他可以贡献什么部位呢?不,不要想歪,不是你想的那样。安华是个大演说家、大辩手、大许诺家。他献出的,当然是那一张嘴。
9月前
一个天外来客正以210万公里时速,从星际空间冲向太阳系,10月间将与地球擦身而过。它被命名3I/Atlas,是人类发现的第三个跨星际天体。虽然科学界普遍认为它是一颗慧星,但它的行径实在可疑:它的来处“刚好”是难以观测的银河系中心、动线“刚好”近距离掠过三颗行星、近日点又“刚好”处于太阳背面。似乎,它要观察太阳系,同时刻意避开被观察。哈佛天体物理学家Avi Loeb于是作出一个大胆假设:这不是什么慧星,是外星人建造的跨星际探测器! Loeb在学界颇具分量,著述丰富,曾任哈佛天文系主任。他的名字首次进入大众视野,是因为首个天外来客Oumuamua。当时,他违逆主流观点,宣称那是一个利用太阳帆推进的外星探测器。此后,他又组队到太平洋打捞,寻找一个2014年坠海的殒石。殒石没捞到,却捞起一堆小金属珠,以及更多粉丝。不出所料,他又宣称这些小珠子,是外星高科技产品。 此君是否像那些熊市预言家,一猜再猜,总有一次猜中?但我们的世界越来越像科幻片,AI出现了,机器人也登场了,外星人还会远吗?Loeb甚至给出一个高达40%的几率。如果你有买六合彩,这几率不是更值得你下注吗? 况且,科学家老爱谈“费米悖论”,现在真有机会验证,反而显得犹豫。 “费米悖论”由物理学家Enrico Fermi提出。他问:宇宙浩瀚,可孕育生命的星球无数,为什么至今仍未发现任何外星文明的确凿证据?更简洁的问法是:Where is everybody? 凭什么非得跟你打招呼? 为此,科学家和科幻小说家绞尽脑汁,寻找解答。有人提出“大过滤器理论”,认为生命发展关隘重重,高级文明出现的几率微乎其微。其中最大的关卡,就是文明的内耗与自毁。身为地球人的你,看看身周,一定也认同。 小说家刘慈欣则提出“黑暗森林理论”:江湖险恶,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你怎知道另一头是满怀大爱的高级文明,还是江洋大盗?龟缩一隅,销声匿迹,才是全身之道。 还有一个解法:人类文明尚年轻,才刚刚发明电磁通讯,所以外星人还没找上门——直到3I/Atlas。 那么,我们准备好了吗?科幻作家早已描绘过无数版本的“第一次接触”,无非两种结局:要么开战,要么开化。前者如《星舰战将》《永世之战》,不是打趴敌人,就是被打趴,跟没遇到外星人之前,没什么两样。后者如《接触》《你一生的故事》《2001太空漫游》,外星人像古代的神祇,启发人类往更高层次演化。 然而,最贴近当下情境的,恐怕是老牌科幻作家Arthur C. Clarke 的《与拉玛相会》(Rendezvous with Rama),写的正是星际天体闯入太阳系的故事。这天体被证实为巨大的外星飞船,人类组队登陆斟察,发现里头有一个完整自足的小世界,地貌奇异,还有一些半机器生命体在活动。但真正的外星人一直没有现身。飞船接近太阳后,勘察队匆匆撤离。结局有点反高潮:飞船来到近日点,饱吸太阳能,启动引擎,加速飞离太阳系。 是的,它就像开在南北大道上的电动车,半路要停下来充电。3I/Atlas会不会也一样?太阳系只是加油站,地球有没有人住,它根本不在乎。 也许,where is everybody问错了。正确应是:Why would anyone care?现阶段的地球文明,大概就是一个中二少年,自我意识过强,自卑又自大。不理他,他会受伤,关注他,他也受伤。即使真有外星文明,凭什么非得跟你打招呼?你又不是特别可爱善良有礼貌。这是对“费米悖论”的有力回应,不妨名之为:中二病理论。
10月前
上个月电商圈遭遇一场小风波:政府颁布新法,电商平台所有商品必须用马来文展示。许多电商阵脚大乱,有者开始恶补马来文,有者研究自动翻译技术,也有的估算成本后,打算结业收档。 我公司“有店”是网上书店,目录上有超过两百万件商品,每件都附带500至两千字的介绍。如此海量资料,必须在一个月内全数翻译,否则,罚金高达10万令吉。于是,趁着同事还没下班,我悄悄把门锁上,把钥匙吞进肚里。全世界不许回家,直到想出对策。 “可是……我们卖的是中文书。开业至今,一个马来客人也没有。”每家公司都有一个问题人物,总在关键时刻提出让人为难的尖刻问题。这问题也不是问得不对,只是太不了解昌明政府的苦心了。像我们这种只服务特定族群的小生意,实在是划地自限,故步自封,平白放弃最大的消费人口。政府此举,是鼓励我们开拓市场,把饼做大。你没听过那个充满种族偏见的非洲卖鞋故事吗?看似没需求的,换个角度,却是潜伏无限商机。 直译还能译出新境界 同事在我的文攻武吓下(也可能是肚子饿了),很快想出解决方案。一般书名,难度不高,照字面直译就行了。像日漫《One Piece》,不就是Satu Keping嘛。《进击的巨人》译成Serang Gergasi、《晶片战争》译成Perang Cip,也殆无疑义。 需多费心思的,是那些马华文学作品,务必顾及文学的隐喻及多义性。幸好,在饥饿的催促下,大伙很快归纳出三种翻译方法。 最简单的,是“直译”。像我的《蒙面战纪》,可直译成Perang Wira Topeng。王修捷《录鬼簿》是Nota Hantu、蔡晓铃《洞》是Lobang(很好译)、黄锦树《雨》是Hujan(也很好译)、张贵兴《野猪渡河》是Babi Hutan Melintas Sungai(不是开餐厅应该没问题)、郑泽榆诗集《龟心》是Hati Kura-kura、林健文的《Air》不用译。 有时直译还能译出新境界。同事蒂芬尼把龚万辉的《人工少女》译成Amoi Tiruan,就是神来之笔。Amoi一字既本土,又暗藏AI,是对主角莉莉卡的完美诠释。 但不是每一本书都如此直截了当。比如黎紫书的《流俗地》,要是译成Tempat Biasa这么biasa的书名,对得起它那风靡神州、拉动怡保旅游业的丰功伟绩吗?直译行不通,就得“意译”,从小说内容另起书名。既然刚才amoi开了个好头,不妨延用,译成:Amoi Buta Ipoh dan Rakan-rakan。 另外,也有的书用拟声字起名。冰谷的《斑鸠斑鸠咕噜噜》,生动传神地反映了乡野之趣,必须用“音译”留住声音:Bancuh-Bancuh Gululu。 “等等,那个Amoi Tiruan……”问题人物又问问题了,“Tiruan是仿冒的意思,跟‘人工’不尽相同。山寨货不也叫tiruan?” 我耐着性子解释:你真是有所不知。Tiruan虽是山寨,但山寨品不也是人工少的工人工地制造出来的吗?而且这本书刚推出了中国版(恭喜万辉),随时会像《流俗地》那样爆红。到时,出版商一刷再刷,盗版商也一刷再刷,那些盗印品,正是山寨货啊!Amoi Tiruan不仅是翻译,还是预言。 问题人物还不罢休:“那么,《龟心》语带双关,有归心之意。Hati Kura-kura完全表达不出来。”我顿时语塞。的确,中文的幽微处,是最难翻译的。若随便凑合,对不起诗人。但如果不翻译,罚金10万,这本印量1000的诗集卖个5000本也未必赚得回。 我投选的政府啊,何苦如此撚化我?正彷徨无措,消息传来:政府听取民意,昌明U转,收回成命了。大伙一阵欢呼,夺门而出,归心似箭。
11月前
前阵子给了一场科幻文学讲座,提及《1984》和《美丽新世界》两本著作,有学生问道:“‘乌托邦’与‘恶托邦’,何者更适合用于新诗创作?”我给了一个模棱两可的答案——即席应答向来是我的死穴。过后这问题一直在我脑海里像苍蝇挥之不去。直到某天,车里随机播放的播客传来一段相似的对话。那是《纽约时报》评论人Ezra Klein对玛格丽特·爱特伍(Margaret Atwood)的访谈。Ezra问,为何爱特伍笔下多是恶托邦,却从不触及乌托邦? 这不太巧了吗?让爱特伍来回答这问题,比我高明何止百倍?那位聪敏的同学,忘掉我的胡言乱语吧,赶紧上《纽约时报》一听究竟。 爱特伍是这么说的:乌托邦文学盛行于19世纪。那是一个大发现与大发明的时代:微生物学革新了卫生医学、蒸气机加速了生产、飞机与潜艇拓展了探险的边界。人们对未来满怀憧憬,乌托邦文学因而蔚为风潮。然而,到了20世纪末,就无人问津了。为什么?因为太多于现实中推行的“乌托邦”实验,最后都演变成极权“恶托邦”。苏联、纳粹德国、毛治下的中国,都曾许诺一个乌托邦,但前提却是,必须把“异己”尽数铲除。我之乌托邦,彼之恶托邦。 沿着爱特伍的历史脉络,我们不妨审视本区域。上世纪东南亚各国纷纷独立,那些开邦立国的愿景,依稀也有乌托邦式的语言在运作。但东南亚的民族构成原就复杂,要如何抹平差异,让各群体符合单一模子?于是,在一些国家,那些与主旋律相左的“异己”或被屠戮,或被强制同化。马来西亚呢,最初也有一个“多元共荣”的乌托邦理想,但很快变质,被另一套乌托邦取代了。我的乌托邦,比你的乌托邦,更乌托邦。 人类放弃最可贵的思考能力 但如今乌托邦真的像爱特伍所说,“无人问津”了吗?她说的,是针对文学而言。在现实世界里,乌托邦式的语言正甚嚣尘上呢。诸如“让XX再次伟大”“XX民族的伟大复兴”口号,出现在文学作品里会让鸡皮疙瘩掉一地,在政治文宣里却让人如打鸡血,精神大振。此类语言,马来西亚人当然再熟悉不过。 民族/国族之外,另一套乌托邦语言,就是宗教。任何国家只要与其中一种沾上边,就鸡犬不宁了。马来西亚得天独厚,两者兼具,何其有幸。 然而,一个更强大的乌托邦正如天魔降临。19世纪对科技的乐观主义,借着AI又死灰复燃。AI能让产能大增、治愈百病、促成文明大跃进、人人躺平白领薪金……但科技巨头们的大外宣还没兑现,更严重的危机已悄然浮现。 我说的,是AI代笔。这问题不仅仅关乎写作业、交报告,或投稿。书写,原是把思想反复锻造、粹炼、深化的不二法门。AI代笔如同把思考外包,主动放弃人类最可贵的能力。如果压制异见是所有恶托邦的本性,那在AI加持下,异见甚至无从萌芽,因为思想本身已被消解。非常《美丽新世界》,只是手段更隐晦。 如此,我或许还能针对那位同学的提问,再添一二言。文学,为沉默者发声,为无形者赋形。它抗拒潮流,是异质的艺术。因此,真诚的书写,无论题材是否“恶托邦”,本身就是一种抵抗,一种延缓恶托邦降临的力量。 诗,尤是。
12月前
AI又解锁新功能,可以将任何图片转化成吉卜力风格。于是,社媒上触目所及,皆是温润柔美的画风,让人仿佛置身宫崎骏的动画世界。正值特朗普政权的癫疯期,全球股市崩盘,我遂上传一张图,指示AI:转成吉卜力风。那是港剧《大时代》的丁蟹头像。看着吉卜力版的丁蟹对我说:“不要怕,是技术性调整,不要怕”,我的蚀钱之痛,顿时得到了宽慰。 “这是对生命本身的侮辱!”网传宫崎骏对AI技术如此回应。但这其实是12年前,他对一段丑陋无比的电脑动画所作的批评,是媒体把旧事嫁接此时了。吉卜力工作室以手工绘图闻名于世,但它绝非排斥科技的守旧派。其实,早在《幽灵公主》时期,它就使用电脑绘图了。 至今,尚未听闻宫崎骏本人对AI发表意见,但他的作品或许能给我们一些启示。 宫崎骏的作品中,常见对大自然的崇敬以及对环境的关怀,恬美幽静的自然景物充斥画面。许多人或许因此忽略了,他笔下的“机器”也同样精彩。宫崎骏本人,是不折不扣的机械迷、飞行迷。从《风之谷》、《天空之城》到《风起了》,那些精笔描绘的机械与飞行器,除了拥有丰富的表面细节,连内部结构、发动机制、运作原理都考究得一丝不苟。精致到极点以后,比会飞的魔法扫帚还要魔幻。可见,宫崎骏深谙科技之美。 因此,也深知科技之恶。《风起了》以二战为背景,是宫崎骏最具争议的作品。飞机设计师堀越二郎是一个单纯的理想主义者,为设计出心目中完美的飞机,不惜接受军方资助,尽管明知成品会沦为杀戮机器。耐人寻味的是,宫崎骏似乎对堀越二郎不忍苛责,而且处处流露同情。作为一个反战者,这种取态实在让人疑惑。也许,同为“匠人”, 宫崎骏能深切体会,追求技艺的极致发挥,本身就是一种“瘾”。 这种“瘾”是天才们的弱点。他们沉陷其中,纵知毁灭亦不回头。这边,堀越二郎的零式战机席卷整个太平洋。地球另一边,奥本海默和一众科学家,把E = mc²付诸应用,发明了第一颗原子弹。 失控的AI能毁灭人类 AI亦蕴藏大美:“深度学习”属资讯工艺,却启发于粒子自旋以及脑神经网络,是物理学和生物学的跨领域结晶。所有人,尤其投身其中的科研员,都想探索其边界:它到底能进化到何等地步?能否产生意识?能否超越人类? 它当然也有大善,与大恶。AI之父Geoffrey Hinton与他的弟子们,便屡屡发出警告,提醒人们踩一踩刹车,延缓发展,先为AI设立“安全护栏”,因为在最坏的情况下,失控的AI能毁灭人类。为此,他还辞去了谷歌职务。作个遥远的类比,他像是一个选择收手的堀越二郎。 但势已难挽。现在被“瘾”驱使的,已不只那些天才们了,而是普罗大众。弄了吉卜力版的丁蟹,难道不想弄一张丁力吗?柴九如何?甚至有人生成吉卜力版的AV女优。每生成一张图,都吃水吃电,可能耗掉多达20公升的水。我常臆想,当众人沉迷于这些无聊创作,会不会一条河就干涸了,一片森林就枯萎了。曾经,世界险些毁于天才的瘾,今天若毁于这种无聊的瘾,就真应了宫崎骏那句:这是对生命本身的侮辱!
1年前
看了舞台剧苏瑞亚,再回头看小说〈苏瑞亚〉,对照之下,才发现自己把故事写得多么压抑。苏瑞亚作为主角,说的话那么少,中段变成植物人,后来在母亲的梦境里出现,也是从他人的观点被描绘。她没有自己的声音。固然,这是有意为之:这篇小说意在探讨自我意识的可证性及可传达性,所以我尽量避免直接刻划主角的内心世界,并为结局中苏瑞亚“转生”后的大段独白作铺垫。然而,代价却是,苏瑞亚近乎失语,跟读者之间不免有一层情感隔膜。 幸好,舞台剧弥补了这缺憾。同学们很明智地把重点放在母女间的情感纠葛,淡化了科学与哲学思辨。在剧中,苏瑞亚终于有了直抒胸臆的机会,内心的困惑与憾恨,都能掏心掏肺地倾诉:“我不愿承认,我光是存在,就能给一个人带来无比巨大的痛苦”、“在这场过错里,我竟然只是一个单纯的、什么都做不了的无辜者”。这些新添的独白,让人物形象更鲜活可感了。 “还好,这一切都是有苦衷的,而不是不爱。”“爱”原是我极欲回避的字眼,同学们却运用得恰到好处。确实,只要是自然流露,又何需遮掩压抑呢? 另一神来之笔,是给原本沉默无语的仿生人保姆添了对白。她为小主人仗义执言,不惜顶撞苏瑞亚的母亲埃娜,颇具个性。这场戏既突显了仿生人的“人性”,又对比出埃娜对仿生人的偏见,成为后续剧情的呼应。本来,文学的其中一项功能,是为失语者发声。但作者有时也难免偏颇,这样的改编,是绝佳的补缀。 正是这种种改编处,体现了同学们的创意与用心,以及他们对原作的诚意。我始终认为,好的文学作品必须予人自由诠释、挥洒创意的空间。因此,请容许我极厚颜地,自我陶醉一番吧。(本文题目为编辑所拟) 相关文章: 【立体的马华文学01】马大中文系文学双周《苏瑞亚》舞台剧:马华科幻文学端上台  
1年前
邢诒旺和郑泽榆两位诗人出版了新诗集,在吉隆坡海外华文书市办推介,我有幸忝当主持人。相信许多人不知道,书展除了主舞台之外,一楼还有一个小厅,专供小型推介活动使用。这小场地不设标示,楼梯口隐藏在某道墙后,像坊间流行一时的隐藏式咖啡馆,不知情者还真不得其门而入。我算是知情者,看到那道孤寂的楼梯,仍不免迟疑数秒。拾级而上,曲径通幽,越走越静。隔绝了主场热腾腾的买气,书还卖得动吗?我满脑子市侩算计,幸好很快见着两位诗人了,才提醒我:今天,我们聊的是,诗。这雅致小厅,确实比喧闹的主舞台更合适。 尤其,眼前两位,又是纯粹至极的诗人。 “纯粹”。在推介礼上,我是这么形容他们的。我认识诒旺较久,熟悉他的经历与作品。我所认识的众多诗人,大都斜杠再斜杠,身兼出版人、小说家、创业家、网红等等诸般角色。他们若失去了诗人身分,还有一项甚至多项后备。诒旺当然也是教师、文学博士,但他的“诗人”身分是优先的,不仅是别人对他的第一印象,也是他对自己的定义。 然而,身分终究只是标签。诗人的本质在于,他以“诗”来觉知、探索、思考、回应这世界。推介礼上,诒旺评论泽榆诗集《龟心》的这段话,很能说明个中精神:“泽榆在长达数年的书写中有着一个专注和持续的意识(或潜意识,如龟,潜伏有时舒展有时,时而在庄子那情感和自然法则的沼泽地带举步维艰曳尾于涂中,时而发出被城市文明的经济殿堂对龟壳神器的敲叩打击而发出的回响),让整部诗集的结构不只是时间或题材的理性编辑,更不是零散的写作产品的装订,而是一整个(阶段性)生命意趣之诞生,痛幷快乐着,悟且迷惑着,成形幷演化着。” 我深为这段话着迷。它不只说明了郑泽榆作为一个诗人,如何用诗来建构、演化自己的人生,也反映了诒旺自身如何以诗的触角诠释万物。追随着“龟”的意象,他为泽榆的作品溯源、点题、发掘新意。这跟他写诗的思路如出一辙。我读他的诗,常见他寄情于某个意象,然后那意象仿如活了过来,牵引出层层新意,把读者和诗人自身带到未知之境。 诒旺的诗集以《夜曲》为名。这首诗的首两段是这样的: 夜 你若是骷髅 又何以如泥 收容种子 吸纳眼泪 长出记忆血肉 使我复活 从夜、骷髅、泥之中,生长出种子、眼泪、血肉。意象呼唤意象,相互鼓荡渲染,于常情中衍生歧义,层次丰富,诗意饱满。我相信,这种意象的连环生成不经预设,而是写作中自然发生。恰若,最好的画家和雕塑家总会随顺手中材料的脾性,创作者如何对待创作媒介,决定了境界的高下。 我怕 怕亏本 惊蚀底 与他们相比,我虽也写一些诗,却总是字斟句酌,执意让文字符合“我”的意志。文字是为我服务的,我像一个控制狂那样捏塑它们。一层无以名状的心理障碍,让我拒绝对诗神缴械臣服。 也许是恐惧。我害怕,若我把一切奉献予诗,会换不回我所既有。换言之,怕亏本,惊蚀底。诗的道路上,我边走边留后路(不止一条),随时准备全身而退。有的人临渊思退,有的人临渊一跃,飞了起来。 还有的人,莫说临渊,连在楼梯口都要瞻前顾后一番。想到这,不禁哑然失笑,但愿两位诗人朋友,未曾察觉我的窘态。
1年前